虚拟城市空间作为电子游戏的核心组成，探索其与现实城市场景的互动路径，思考面向该互动情况的规划启示，对数字时代城乡发展、数字孪生技术应用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分析《黑神话：悟空》《原神》《模拟城市》等典型游戏案例，发现虚拟城市与现实空间的交互呈环状路径，现实→虚拟→现实过程历经感知、再组织、再认识、反馈4个阶段，其中感知、再组织阶段对应城市意象理论；再认识、反馈阶段在规划教学实践中被广泛讨论；从规划视角出发，建议构筑人居环境学者与游戏设计师的交流桥梁，探索在游戏世界中传播建成环境内涵的新路径，同时结合游戏强互动性、高参与性特点，提升市民对城市动态系统的再认识，打造基于游戏平台的参与式规划路径，实现规划多主体参与的目标。
融合场景理论与空间生产理论，以广州车陂村为典型案例，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与多源文本分析等方法，剖析城市孤岛空间生产的文化逻辑与转型路径。研究发现：1）基于构建的“文化要素-文化场景-文化空间”三重对应的分析框架，揭示城市孤岛在文化真实性、戏剧性与合法性的场景化驱动下，分别形塑出文化身份空间、文化展示空间与文化韧性空间。2）三类空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与“表征的空间”之间的动态耦合与相互强化，共同推动空间从“文化滞存”向“韧性再生”转型。3）车陂村存在“物质存真―制度展演―精神韧性”的渐进式转型路径，在坚守物质载体原真性的基础上，借助制度赋权与节庆展演实现文化符号的价值转化，并通过社群创新、情感认同与“精神入籍”等机制提升文化系统的适应性与可持续性。
更路簿是海南渔民世代传承的航海手册，其中有大量南海诸岛琼人俗名。文章采用田野调查、文献梳理以及地名学考据等方法，以更路簿中南海诸岛琼人俗名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其从民间记忆到国家符号的认同建构轨迹。研究发现，南海诸岛琼人俗名以功能性、口述传承与文化隐喻为命名原则，承载着海洋生存智慧与海洋家园认同，是海南渔民集体记忆的活态载体。随着国家边疆治理的不断深化，南海诸岛琼人俗名逐步从民间经验转变为疆域治理的符号工具，其承载的历史性权利通过司法转化与国际传播，成为我国维护南海主权的关键证据。从民间记忆载体到国家主权符号，南海诸岛琼人俗名的演变，既展现了地方性知识的生命力，也为当代海洋治理提供了“记忆―认同―主权”的实践范式。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的今天，南海诸岛琼人俗名在南海主权维护、海洋强国建设、边疆治理与文化自信等多个领域的重要价值日益凸显。
后疫情时期，原本具备“反日常”性质的露营渗入城市生活空间，成为流行的休闲方式，并形塑了区别于传统露营的城市休闲景观。文章以广州市为例，通过实地观察与访谈法调查露营的日常化现象，基于时间景观的概念框架，分析露营日常化的特征与主要影响因素，并探讨其与居民日常休闲时间和空间的联系。研究发现：1）露营的日常化受到社交媒体与城市公园绿地管理的共同引导与定义，被塑造为以特定时空（非工作日、近距离城市公园绿地为主）与社交模式（以家庭、朋友社交为主）主导的休闲实践。2）城市露营塑造的时间景观由短时间、快节奏与模式化的露营准备、慢速露营体验的时间框架以及露营与过去、未来的联系3个相互关联的时间维度构成。其中，短-快-模式化的露营准备为慢速露营体验创造了时间条件，而休闲者过去经历与未来的预期影响其当下休闲模式的选择。
基于女性主义地理学视角，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友谊镇中21户跨国婚姻家庭为对象，运用深度访谈方法，探讨了跨境婚姻中越南新娘的日常生活实践及其对自我身份建构的理解。研究发现：1）通过具身化实践，越南新娘逐步嵌入边境村庄的社会交往空间，获得象征性的地方认同与社会归属，打破了对“外来女性”边缘化的刻板印象。2）越南新娘在家庭空间中展现出对物质环境的主动改造，通过重构家居布置与文化象征，实现了对家庭权力结构的协商与文化身份的表达。3）在国家制度性治理框架下，越南新娘面临身份合法化的现实困境，其空间流动与社会可见性受到多重约束，但也在地方层级的制度调适中展现出一定的协商与重构可能。
文章以南京市中学生为例，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和逐步回归分析法，分析日常生活的空间环境与时间利用对青少年放松与思考、场地活动和观察自然3种自然接触模式的影响，并引入时空交互项探究其复合效应。研究发现，青少年与自然接触的频率和时长总体不足；不同模式自然接触受到差异化因素的影响，放松与思考型自然接触受学校环境、感知环境和时间利用的影响较大；场地活动型自然接触受客观环境、时间利用和个体属性的综合影响；以观察自然为代表的有意接触比偶然接触更依赖个体差异，受空间限制较小；时空交互表明日常生活的绿色空间与弹性时间协同影响青少年自然接触。
当前大国博弈和地区冲突的持续蔓延使得军事因素日益成为影响地缘关系和国际博弈的重要变量，深入探析地缘军事影响力的空间态势和形成路径对军事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指标体系构建、标准差椭圆和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地缘军事影响力进行定量测度，结果表明：1）基于军事实力、军事合作和军事威慑这3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将其作为世界各国地缘军事影响力的分析框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2）全球地缘军事影响力呈现以“一超多强”的稳定格局，美国始终是最具地缘军事影响力的国家，中国和印度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俄罗斯和英国呈现下降态势。各国地缘军事影响力的动态消长促使其重心呈现向东南方向移动的态势，中国成为地缘军事影响力重心移动最主要的动力。3）地缘军事影响力的形成路径可划分为军事实力与军事合作协同型路径、军事合作引领型路径和综合型路径，多条件综合组态效应构成强大的地缘军事影响力，在核心条件缺失和仅辅助条件存在的状态下均难以产生地缘军事影响力。
跨境经济合作区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厘清其空间管治机制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推进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新区域主义理论，以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为例，通过半结构访谈等方法，解构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空间管治机制，结果表明：1）空间尺度维度上，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实现了从“边缘口岸”向“国际节点”的跃迁，其空间结构呈现由邻近化向网络化和加速化发展的趋势；2）治理演化维度上，合作区经历了从“地方主导试验”到“国家战略统筹”再到“跨国嵌套协同”的递进式转型。通过政策试错、制度调适与规则固化，逐步形成了时序嵌套的治理机制，推动跨境治理实现由行政分割向制度整合的根本性转变；3）多元主体维度上，合作区的治理模式由单一政府主导转向多元主体互动，跨境治理体系日益多样化，组织间的合作与互动变得更加复杂且具有动态性；4）发展效应维度上，合作区通过推动产业链协同升级和资源的高效配置，进一步强化其在国家与国际网络中的枢纽地位，逐步发展成为连接区域发展与制度创新的重要平台。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动与建设，近些年中国对非洲投资持续增多，贸易规模不断提升。然而，非洲武装冲突事件频发，其已成为威胁中国在非海外利益安全的主要风险，因而亟待加以防范与应对。文章基于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ACLED），采用核密度分析、热点分析法和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等方法，探究了1997—2024年间非洲武装冲突事件的时空演变趋势及其对中国海外利益的影响。研究发现：1）现阶段，非洲武装冲突主要集中于苏丹、肯尼亚、索马里、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以及刚果（金）东部、摩洛哥、突尼斯等地区，构成多点并发的格局。2）1997—2024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的空间布局呈现从“多点分散”向“相对集聚”转变趋势。3）非洲地区涉中国武装冲突事件在非洲武装冲突形势严峻的地区之上进一步集聚，且波及范围有所扩大。在刚果（金）、肯尼亚、布隆迪、索马里和乌干达等热点投资国，频发的武装冲突已对中国海外利益构成严重威胁。尽管中国在尼日利亚、苏丹、中非共和国和埃塞俄比亚等冲突活跃国家的投资规模有限，但由于当地冲突形势严峻，相关投资项目面临突出的安全风险。长期来看，若非洲地区武装冲突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将动摇中国投资信心，导致海外布局收缩、投资项目延缓等，进而阻碍“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与建设。
绿色技术创新是中国实现经济绿色转型和“双碳”目标的原动力，研究其地理集聚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2—2021年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据，文章刻画了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及细分领域的地理集聚格局演变特征，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其主要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探究。结果发现：1）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呈现阶段性发展特征，东部地区绿色专利的数量与增速远高于其他地区，其中节能减排技术增速最快，主导绿色技术创新发展。2）绿色技术主要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在“东南-西北”方向上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绿色技术整体及细分领域均呈现高度集聚特征，其中高值区向长三角地区集中，低值区扩散至西部且连片分布。3）绿色技术创新受资源投入、市场需求、政策支持、对外开放等4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创新支持力度和创新人力投入是关键影响因素。不同领域绿色技术的驱动因素各异，对其作用差异的识别有助于找到区域绿色技术差异化发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
数字技术应用业是实现产业数字化的重要支撑，研究影响其产业网络演化的因素对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长三角地区为对象，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2013—2022年数字技术应用业的产业网络演化特征，并借助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对网络演化的内外影响因素进行全面分析。结果显示：网络整体结构方面，长三角数字技术应用业网络规模与密度逐年提升并且呈现典型“小世界”特征，网络结构由初期的单中心星型结构发展为多中心网状结构。影响因素方面，长三角数字技术应用业网络存在闭合性效应，且网络演化呈现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此外，人力资本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和组织邻近性3个要素对网络的形成产生显著正向效应。通过解析长三角数字技术应用业网络演化的整体特征和影响因素，本研究为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了解非正式住区的位置规模、分布规律和未来土地需求对于减少贫困、优化土地利用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城市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为例，基于Google Earth高分辨率影像、OpenStreetMap数据和建筑轮廓数据，利用机器学习分类等方法识别非正式住区，进而探究其空间分布规律和趋势。结果表明：1）在3种机器学习算法中，随机森林算法在非正式住区提取上的总体表现优于逻辑回归和支持向量机，Kappa系数达85%；建筑物特征对分类的总贡献度超过50%，起最关键作用。2）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的非正式住区占城市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3.64%和21.69%，2个城市各识别出7个明显的集聚区，人口规模分别为3.47万~31.35万人、2.93万~129.41万人。非正式住区主要分布在缓坡、主要道路和水系沿线地区，且多位于城市中心区5 km以外，但在工业指向性上内罗毕显著高于达累斯萨拉姆。3）内罗毕非正式住区人均建筑面积仅为达累斯萨拉姆的一半，其人口拥挤和房屋紧凑程度更为严重。预计至2050年，2座城市将面临日益严峻的土地资源紧张困境与住区正规化挑战。因此，非正式住区的改造与升级亟待立足长远，采取前瞻性策略加以推进。
在中国双创政策持续推进以及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的背景下，文章探讨了银企的地理空间布局对城市创新创业质量的影响效应，并使用2003—2020年中国2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对其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1）在全国层面上，银企距离缩短显著促进了城市创新创业质量的提升，但这种促进效应因地区分布和城市人口规模上的差异而呈现异质性。2）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银企邻近可通过扩大信贷供给，促进城市创新创业质量提升。3）从市场和政府两个角度，使用门槛回归模型对银企距离与城市创新创业质量间的非线性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发展削弱了银企距离近对创新创业的影响，而政府的高科研投入会增强这种影响。
耕地作为农业生产的核心要素，是粮食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探究耕地撂荒的影响机制，有效治理耕地撂荒问题，文章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测算农业资本对劳动力的边际替代率，通过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要素替代对耕地撂荒的作用效应及其区域约束性。结果发现：1）农业资本对劳动力的边际替代效应逐年增强，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劳动力投入减少对耕地撂荒的负面影响；2）在种植结构约束下，高经济作物区的要素替代调节效应显著强于低经济作物区；在地形约束下，平原地区的要素替代对耕地撂荒具有显著抑制作用，而丘陵地区效应不显著。3）资本对劳动力替代的调节作用存在双重门槛特征，在不同替代率区间呈非线性调节效应，说明要素替代对撂荒的影响具有阶段性和边界性。未来应通过政策引导加大农业资本投入，优化种植结构，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提升不同区域农业要素替代能力，从而有效遏制耕地撂荒现象。
文章以长株潭城市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地理探测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以2017、2020、2023年为时间节点分析了长株潭城市群新主体时空格局演变并解析其影响因素，最后探讨其空间优化对策。结果显示，1）长株潭城市群新主体总量呈上升趋势，增速先增后降，具有阶段性特征；类型结构由龙头企业为主转变为以家庭农场为主，产业类型结构由加工类为主转变为以种植类与加工类为主。2）长株潭城市群新主体呈显著集聚且时序上集聚度呈提升趋势，空间上城市群北部集聚度显著高于南部。集聚格局经历了由“两主多副”向“三主三副”再向“两主三副”的演变。主、副核心均分布于北部都市圈核心区及边缘区，集聚空间与城市群圈层结构存在一定的相关性。3）基于产业类型划分的5大类新主体空间格局各异，但均呈显著集聚且主核心相似。4）农业特色与创新、农业现代化水平是城市群新主体空间分布的核心影响因素，各因素的驱动作用存在显著的时空异质性。加工类新主体与其他类型新主体空间格局的主要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5）基于整体性思维与差异化施策，针对长株潭城市群整体以及城市群新主体核心区、新主体核心边缘区及南部远郊县区各圈层提出了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对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