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利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2000—2024年相关领域有关人才流动的中英文文献进行回顾，归纳国内外人才流动的研究热点，比较相关研究进展。结果表明：1）研究热点方面，国内侧重于不同类型人才的空间分布、城市因素对人才流动的影响及人才与城市创新的互动，而国外更聚焦于全球化背景下高技能移民的流动决策及其在流入国的社会适应；2）理论上，国内外均围绕劳动力迁移理论，从宏观区域与微观个人视角探讨人才迁移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拓展了舒适物、创意阶层等理论框架；3）研究进展上，国外逐渐凸显迁移者生命历程及社会文化微观机制对人才流动的影响，方法上趋向定量与质性相结合，而国内主要聚焦于人才流动空间格局及宏观城市因素的影响，以定量分析为主。未来中国人才流动研究应加强微观机制探讨，构建本土理论框架，推动质性与定量研究结合，并利用大数据和新技术突破数据获取的限制。
异质性视角下，基于各省2010、2020年人口普查与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基尼系数与可视化的方法，刻画了中国地级行政区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学历人才分布的时空格局，使用Beta回归模型，从空间类分、空间选择、空间集聚与舒适度偏好4个维度，揭示了不同学历层次人才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2010—2020年，不同学历人才占比的地区差距呈研究生＞本科＞专科；研究时段内专科、本科、研究生学历人才的地区差距呈缩小态势。2）专科、本科、研究生学历人才比重均呈现行政等级分异特征，即从首都―省会（副省级）城市―地级城市―地区，高学历人才比重逐级递减，其中研究生学历人才等级分异特征最为典型，专科学历人才最为弱化。3）胡焕庸线是高学历人才比重空间结构模式差异的分界线。胡焕庸线东南侧，高学历人才比重呈现中心（省会城市）―外围（一般地级行政区）的空间结构，其中，研究生学历人才空间结构最为典型。胡焕庸线西北侧形成东起大兴安岭林区西至哈密的专科学历、本科学历人才高值分布区。4）空间类分方面，不同学历人才均偏好收入更高、行政级别更高、城镇人口规模更大的地级行政区，且偏好程度总体呈研究生＞本科＞专科。空间选择方面，地级行政区住房成本越高，就业市场竞争越激烈，对人才的学历层次要求越高，总体呈现研究生＞本科＞专科。空间集聚方面，地级行政区城镇化水平会促进不同学历层次人才集聚，作用强度表现为专科＞本科≈研究生。舒适度方面，地级行政区社会环境舒适度越高，越吸引高学历人才集聚。
文章从移民网络的视角，使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其中高学历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落户意愿及其社会影响因素，同时探讨省际与省内迁移模式对落户意愿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高学历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大体呈“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高学历流动人口的友缘、亲缘网络呈现“北高南低”格局，业缘网络呈现“西高东低”格局，乡缘网络则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2）移民网络对高学历流动人口的迁移形成物质情感的社会支持，对落户意愿存在显著影响，亲缘、友缘和业缘影响较大，乡缘影响较小；3）省内高学历流动人口由于迁移距离较近、迁移成本低等原因，其落户意愿受到亲缘的影响更大，而省际高学历流动人口则因在流入地缺少亲缘等原因，落户意愿较弱，且受友缘和乡缘影响更大。未来的人才迁移研究和政策应更多考虑社会因素，这有利于推动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
基于2022年8个城市78所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流动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嵌套Logit模型分析家庭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高校毕业生城市间就业流动的影响以及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家庭资本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家庭资本水平越高，毕业生越倾向于流向高等级城市；2）不同家庭资本水平的毕业生在就业流动过程中关注的因素不同：家庭资本水平较高的毕业生更关注城市经济因素和城市舒适度因素；3）在家庭资本影响毕业生就业流动的过程中，毕业生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的人力资本（学历、学校类型、学生干部身份、学习成绩、证书、实习经历）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中介作用和一定的负向调节作用。
基于2009—2020年1 248名有过境外留学或工作经历且随后回国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的高水平科技人才履历信息，分别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嵌套Logit模型分析了中国境外高水平科技人才回流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境外人才流出城市网络以中国香港、美国剑桥为核心城市，流入城市网络以北京、上海为核心城市，且回流城市分布区域差异显著；2）剑桥（美）是北京、上海境外人才回流的主要来源地，回流至南京的境外人才的主要来源城市是新加坡，而中国香港是广州、武汉境外人才回流的主要来源地；3）个体微观因素上，学缘联系与人才引进计划等级均显著影响人才回流的城市选择。宏观因素上，中国城市的高薪资待遇、较高的科技投入强度和顶尖科研平台的高度集聚是吸引境外高水平科技人才回流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教育服务设施舒适性和气温舒适性因素也显著影响境外人才回流的城市选择；4）城市宏观因素对人才回流区位选择的影响存在个体异质性，男性、流动经验丰富、境外居留时间长、重视学缘社会联系、获得高等级人才引进计划支持以及于较晚回流的境外人才在回流选择时，更为重视城市较高的薪资水平和顶尖科研平台的建设水平。
基于2003—2021年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履历大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从城市尺度分析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人才不同就业阶段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并进一步分析不同学历和学校层级人才分布格局影响因素的异质性。结果发现：1）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人才主要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省会直辖市以及城市群形成集聚；相较于初次就业阶段，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在当前就业阶段的空间集聚度有所升高。2）不同就业阶段人才分布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初次就业阶段，经济因素对人才分布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在当前就业阶段，舒适性因素的作用更加突出，反映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在职业发展中后期物质基础得到满足后，对生活品质提升的关注日益增强。同时，人才政策在两个阶段均对人才分布起重要作用。3）不同学历与学校层级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分布的影响因素呈现异质性。高人力资本群体（研究生学历及毕业于“双一流”高校）对舒适性因素的关注度更高，尤其在当前就业阶段表现得尤为显著。
在中国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关键转型期，公务员队伍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历结构和空间分布的优化对于提升政府效能和推动社会进步具有深远影响。文章基于2023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的招录数据，使用空间统计方法与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公务员考试被录取应届生的梯次迁移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被录取应届生的迁移模式以逆向梯次迁移为主。非同级迁移的目的地以四线、三线、一线城市为主；同级迁移目的地以四线、三线、二线城市为主。2）个人属性（包括性别、毕业学校等级和来源城市等级）中，除四、五线城市高校应届生外，其他属性应届生均以逆向梯次迁移为主。3）岗位条件（即单位等级）和岗位要求（包括学历和基层工作经验等方面的要求）中，各组别被录取者均以逆向梯次迁移为主。4）个人属性、岗位条件和岗位要求共同影响被录取者迁移模式的选择，其中个人属性和岗位要求影响相对显著。5）公务员考试被录取应届生迁移模式选择机制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互动，有客观与主观的权衡。这一编制类就业模式相较于其他非编制类就业有更强的逆向梯次迁移可能性，其原因可能是岗位设置、竞争强度以及主观意愿存在较大差异。
文章以中国高水平网球运动员为研究对象，从人才地理学角度出发，对中国高水平网球运动员开展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结果表明：1）从时间演化特征看，2013—2022年中国高水平网球运动员数量分布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总体上占绝对优势，但呈小幅度下降趋势，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数量波动变化较为明显。2）从空间演化特征看，中国高水平网球运动员大多分布在胡焕庸线的东南侧，且两侧差异明显，但总体上呈现由东南向西北扩散的趋势。从空间格局特征看，中国高水平网球运动员空间分布的标准差椭圆呈东北―西南走向，且椭圆面积显著增长，空间重心自东北向西南迁移。3）从影响因素看，城镇化率（0.60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0.518）和区域网球场数量（0.493）是主导因子。城镇化率与区域网球场数量（0.793）、人均GDP与区域网球场数量（0.783）、人均GDP与城镇化率（0.758）3组的交互作用最强，影响程度远超单一因子。
利用全球专利数据库，从人才流动视角探讨人才来源国多样性对目的国实现空间维度创新突破的影响，并进一步分解地理、文化与制度距离，剖析在多样性外来群体中具有更强作用的部分。研究发现，高技能人才来源国多样性有利于目的国突破现有知识基础，形成关联程度较低的技术创新，从而拓展技术创新的空间维度。此外，“来源国-目的国”之间的多维邻近性会影响多样性群体积极作用的发挥。具体而言，地理距离较远而文化距离较近的国家之间，人才多样性对突破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制度距离的影响并不显著。
产业与职业密不可分。现有演化经济地理研究多关注产业关联或职业关联等单要素关联，没有对二者的交互影响及其异质性进行系统探索，多要素交互关联为理解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新视角。文章探讨中国城市劳动力技能结构对产业演化的内生影响，并系统分析其区域异质性与产业异质性。结果发现：1）中国城市产业与职业之间的关联性不断增加；平均产业关联密度与职业-产业交互关联密度的空间分布具有较高的一致性。2）产业-职业交互助推中国城市产业演化。中国城市产业演化均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效应；产业-职业交互可以扩大地区产业比较优势。3）不同区域、不同产业门类分样本结果呈现一定差异，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城市和大规模城市的产业与职业交互效应更突出，中东部地区和大规模城市更可能通过技能结构与潜在产业的相关性实现路径突破；分产业门类看，劳动力技能更有助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多样化。
文章从知识生产的嵌入性视角出发，通过融合“蜂鸣-管道”模型和强弱关系理论，分析国际学者在全球、国家和地方等多尺度下的合作网络嵌入性结构及其特征，并揭示不同类型的合作网络嵌入性对知识生产的具体影响。同时结合定性分析，通过与国际学者的深度访谈，探讨其合作网络嵌入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结果发现：1）在本土网络的嵌入性方面，国际学者呈现“弱关系（广泛）的国内管道 + 强关系（稳定）的地方蜂鸣”的主要特征，该模式对知识生产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2）在国际网络的嵌入性方面，国际学者倾向于建立强关系（稳定）的国际管道，主要原因是他们在文化与制度环境上难以深度嵌入地方，从而转向维持国际合作网络。
时代变迁引发青年求变，随着中国内外部环境的转变，一些高校毕业生出现空间上的反向流动趋势。文章以广州市高校毕业生为例，采用问卷调查、网络民族志与深度访谈等定量定性混合方法，基于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理论，从结构属性与能动意愿视角建立了新时期高校毕业生反向流动的解释框架，结果发现：1）地理空间资源的不均衡、现代社会的流动方式多样化和高校毕业生（“Z世代”）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共同推动青年反向流动的择地意愿；2）高校毕业生反向流动的影响因素包括其教育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的实现，以及对城市生活成本与综合环境的考虑等；3）高校毕业生空间上的反向流动，即向更低等级城市流动，并不一定代表其社会阶层的降低；一部分人适应反向流动后的生活，在经济和文化上渐渐融入当地，并建构新的社会网络，享受到在原大城市不同的生活品质。研究通过分析高校青年人才空间流动的新特点和现象，为优化城市引才体系提供实证依据，也为未来城市发展提供理论指引和人才政策建议。
残疾女性技能化是新时代助力残疾人就业增收的重要工作之一，基于赋权理论解析残疾女性技能化的路径与机制，对于残疾女性融入社会和提升残疾人就业创业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以女性主义地理学为视角，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质性方法，以江苏省宜兴市爱德培训学校为案例地，分析了赋权理论在提升残疾女性自我意识、增强能力以及实现技能化的重要作用及路径。研究发现：1）通过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资源，形成了“政策支持―市场拓展―社会助力”的协同赋能模式，为残疾女性提供了从培训到就业的全链条支持，显著提升了残疾女性在传统工艺领域的专业技能，为残疾女性提供了“地方身份资本”，增强了这一群体的市场竞争力和经济独立性。2）技能化成果改变了残疾女性的社会身份，使该群体从边缘化的无业或低收入群体转变为有技能、有稳定收入的职业人士。3）技能化过程使残疾女性有了更多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和能力，不仅扩展社会网络，增强其社会影响力，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也使其自身的赋权成果得到优化，并且提高了该群体的社会参与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