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从“全球南方”视角出发，系统分析文莱海洋生态治理的思维演进及其对外合作逻辑。作为东盟海洋国家，文莱的海洋生态治理取得显著进展，从早期经验型管理的传统治理观向制度化、科学化管理的现代治理观深刻转型。21世纪以来，文莱逐步构建起以法律规范、组织管理、国际合作、科研激励与公众教育等五大路径为支柱的海洋生态治理体系：1）围绕海洋污染防治、海洋环境保护与渔业资源管理完善相关立法，形成覆盖海洋生态保护关键环节的制度框架；2）依托跨部门协同与全政府治理模式，推进海洋生态事务的统筹管理；3）通过积极参与双多边合作机制，拓展海洋生态治理的区域与国际合作网络；4）以科技创新与产学研融合为抓手，强化海洋生态治理的技术支撑能力；5）通过公众教育与多主体参与机制，提升社会层面对海洋生态保护的认知与行动能力。基于此，文莱主动参与全球生态治理议程，推动海洋环境修复，带动相关社会经济效益提升。然而，当前文莱海洋生态改善还面临资源有限性、治理复杂性等挑战掣肘。因此，准确把握文莱海洋生态治理的观念演变与路径挑战，有利于推动构建“中国—东盟海洋命运共同体”，打造“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提升南方国家参与全球海洋生态治理的话语权。
虽然海平面上升所引起的领海基线基点自然地理状况变化已发展出固定基线与变动基线2种应对方案，但学界对海底火山喷发会对领海基线基点自然地理状况产生显露与灭失2种后果的问题却缺乏关注。文章探讨了固定基线与变动基线的适用范围，并指出二者在海底火山喷发显露与灭失海洋地物中存在的适用性问题；考察了各国在海底火山喷发影响下领海基线划设实践，以及中国周边海底火山对中国领海基线的潜在影响，并通过梳理海平面上升、火山喷发对领海基线影响等方面的文献发现：1）固定基线的适用范围仅限于气候变化与海平面上升的情形，无法在火山喷发灭失领海基线时适用，这产生了沿海国领土主权丧失的问题；2）日本、冰岛均在火山喷发的过程中，借助喷发产生的自然添附与变动基线理论外扩或创设领海基线，实现了国家领土主权的扩张，但由于火山喷发兼具渐进添附与突变添附，二者难以区分，使国家在进行变动基线时面临“法律上边界不可改变原则”与“地球物理变化客观改变边界”之间的矛盾；3）中国周边存在的海底火山对中国台湾地区领海基线、中国南海海域领海基线的划定产生潜在影响。综合固定基线理论与变动基线理论在火山喷发影响领海基线的情形适用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各国在火山喷发影响领海基线时的国家实践，以及中国周边海底火山对中国领海基线的潜在影响，提出3种应对策略与建议：1）通过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火山喷发改变基线引发的领土主权争端；2）明确火山喷发外扩或创设领海基线时实施变动基线的具体路径；3）火山喷发灭失领海基线时实施固定基线的具体路径。
船舶轨迹数据已被广泛应用于非法捕捞监控、中心渔场预报、捕捞努力量测算及海洋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现有关于船舶轨迹数据的分析主要关注船舶的运动模式和时空活动强度，但通常没有将船舶分类和活动分析与航次相关联。着眼于航次在船舶行为分析中的重要意义，文章提出了一种融合轨迹形状、运动特征与地理背景信息的船舶航次分类方法，并在识别渔船航次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广东省海陵岛渔船航次数量变化、离港与返港时间及作业区域分布等时空特征。结果发现：1）基于航次的模型对于渔船/其他船分类的准确率达到0.930，其中船舶尺寸、航速、轨迹形状、水深、离岸距离和时间偏好在模型中具有较高的重要性。2）渔船数量和航次数量呈明显的月际变化，低谷期与南海休渔期一致。3）渔船存在凌晨出海、当日下午返港，以及傍晚出海、次日清晨返港2种短时长作业模式。4）以近海捕捞为主，总时长6~12 h的航次数及航程长度100 km以内的航次数分别占46.82%和72.20%。渔船作业空间集中于海陵岛南侧的近岸海域。5）海陵岛渔船往返于阳江市本地的航次占75%以上，少量辐射邻近城市，表明渔业网络高度集中于本地。
基于星载单光子ICESat-2（Ice, Cloud, and land Elevation Satellite-2）测深数据与多光谱影像融合的主被动遥感水深反演方法，因兼具高精度与广覆盖优势，已成为当前大范围水深探测的主流技术路径。然而，其反演精度显著依赖于海底单光子信号提取质量，传统聚类方法易造成水下点云不连续及厚度异常等问题，制约遥感水深反演的效果。为此，文章提出了一种基于地形剖面拟合的浅海水深无原位光学遥感探测方法，采用聚类算法获取海底单光子信号后，通过局部加权回归与样条插值，对水下光子点云数据进行重构与空缺补全，以生成连续的水下地形剖面点云。经过水深校正后，结合Sentinel-2多光谱影像，构建基于波段比值的水深反演模型，从而实现浅海水深反演。利用摩洛凯岛、克鲁克得岛和全富岛3个区域的Sentinel-2和ICESat-2实验数据验证文章方法的有效性，结果显示，文章所提算法具有较优的性能，与DBSCAN聚类算法进行对比可得，在摩洛凯岛，该方法反演水深与ICESat-2测深验证集之间的决定系数（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R2）与均方根误差（Root Mean Squared Error, RMSE）分别为0.98与0.70 m；在克鲁克得岛，模型验证精度R2从0.91提升至0.94，RMSE提升了21%、达0.22 m；全富岛的水深反演精度也得到一定提升。由此可见，通过提高海底光子点云地形剖面的连续性和边界清晰度，能增强水深反演模型的鲁棒性，为浅海水深的光学主被动反演提供一定技术支持。
文章聚焦于2006—2022年长江经济带的跨城风险投资流，构建出6个时间截面的有向加权网络，从微观节点层级、中观组团分类、宏观拓扑属性层面分析其网络结构特征；并运用指数随机图模型从内生结构效应、城市属性效应、外部情境效应探讨其运行机制。研究发现：1）上海始终是长江经济带的风险投资核心，杭州、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紧随其后；投资组团与省域或区域行政边界高度契合，形成了长三角强势组团、成渝双核组团、长江中游多中心组团与云贵新兴组团；2）长江经济带跨城风险投资网络的核心—边缘分异突出，呈现异配性，网络投资规模与城际投资强度整体提升，互惠性与小世界性不断强化，网络结构亦逐步优化；3）长江经济带跨城风险投资及演化的内生运行机制从早期以互惠机制和择优依附机制为主演化到后期传递闭合机制凸显的多方博弈；外生运行机制中，城市的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水平均促进跨城风险投资，但全球化和城市化的作用在下降而市场化的作用在加强；城市间地理和组织邻近对跨城风险投资的推动也在弱化。
文章以深圳家具制造S企业为案例，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调查的方法，探究区位转移下企业经济升级驱动社会升级的过程和机制。结果发现：1）过程、产品、功能、链条与规模升级产生了差异化的社会升级结果，在提高薪资、增加岗位、培训机会和增强话语权的同时，亦带来岗位缩减、劳动强度增加及收入不均等社会降级效应。2）区位转移后的社会升级受地方产业政策等公共治理与企业薪酬激励等私营治理的共同调节。其中，公共治理通过制度供给构成社会升级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企业治理更多体现为对制度环境的嵌入式适应，结果在不同劳动群体间形成差异化的社会升级效应。
基于“国土空间人地关系”的理论框架，构建“栅格−县域”双尺度评估链条，依托1 km栅格人口数据，并以地形、岩性与断层、水文、植被、交通等因子训练随机森林模型，进行地质灾害易发性评价，通过构建县域人口暴露指数（PEI）；系统揭示湖南省人口分布地质灾害暴露度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关键机制。结果显示，湖南省人口分布呈“东高西低、核心外递”格局，以长株潭城市群为核心的“高值热点”向外围扩散，同时在西部和南部的山区形成大范围的“低值冷点”，而地质灾害易发性呈“山地丘陵高、平原城镇低”特征；区县级PEI呈现“山地高、平原低”的总体格局，与人口密度存在显著空间错位，湘西、湘南山地区人居聚落与高灾害易发区高度叠加，暴露风险更高。不同主体功能区暴露结构差异显著，自然本底条件与国土空间开发管控共同主导区域暴露分异。文章揭示了湖南省人口分布与地质灾害风险的空间耦合关系及其区域分异特征，提炼出“指标阈值—空间单元—管控动作”实操体系，有助于促进灾害防治与国土空间管制的有机融合，为区域防灾减灾、人口布局优化、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提供理论依据与数据支撑。
人口空间分布数据对经济社会发展与公共决策具有重要支撑作用，但不同生产路径导致的数据特性差异亟待系统评估。以泉州市为例，通过构建相对偏差（RD）和对称平均相对偏差（sMAPD）指标，对比分析了3种典型数据源（静态WorldPop、逐小时动态的百度热力数据和手机位置数据）之间、及其与人口普查数据之间在时空维度上的差异。结果表明，和人口普查数据相比，3类数据在乡镇（街道）及以上尺度保持较高一致性，区（市）县级尺度下静态数据的一致性表现更优；3类数据的人口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时空差异，相较于静态数据，动态数据在中心城区高估20%~30%的人口数量，而在农村则对人口数量有所低估，其sMAPD日内波动幅度达15.22%；百度热力数据较手机位置数据时序波动更显著且空间分布的极化特征更突出；人口数据偏差程度与土地利用类型存在显著关联，居住用地偏差总体最小，商服和公服用地偏差较大。总体上，静态数据适用于宏观尺度的人口分布评估，而动态数据更适用于短周期、高精度的人口流动监测。对此，建议在实际应用中以普查数据为基准，结合静态与动态数据的优势，构建多源融合的人口时空监测体系。
盗掘古墓葬犯罪严重威胁文化遗产安全，亟需精准有效的防控策略。为契合基层网格化治理需求，文章以B市“乡镇”为基本研究单元，融合多源数据，深入分析了该犯罪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揭示，盗掘古墓葬犯罪在空间上呈现“广域覆盖、局部集聚”的特征：虽有超过4成乡镇有过发案记录，但高发乡镇（占比不足20%）则集中于文物富集的中、东部地区。宏观层面的核密度分析显示犯罪热点邻近文保单位密集区，而基于可解释机器学习（SHAP）的微观分析进一步发现，盗掘古墓葬犯罪呈现避开防控较好的文保单位核心区域、转向选择周边田野中防护薄弱目标的倾向。具体而言，犯罪目标选择受到低人口密度、地理偏远及交通不便等环境因素的显著影响；水域分布对犯罪有显著抑制作用，农田与森林影响不明显，且公安机关与文物局的地理位置分布对犯罪目标选择的影响有限。文章进一步运用SHAP分析改进了脆弱性区域指数方法，据此绘制的乡镇级防控脆弱性地图可直接服务于网格化治理，为提升区域文化遗产保护效能提供科学支撑。
为揭示城中村居住隔离与入室盗窃犯罪的关系，文章以中国ZG市环城高速内123个城中村社区为研究对象，使用卫星影像提取城中村地块，利用高德地图建筑图层数据反演城中村人口，在传统隔离指数的基础上构建邻域和局域隔离指数加入模型分析，并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检验3种隔离指数对入室盗窃犯罪的影响。研究表明，3种隔离指数均未对入室盗窃产生显著的影响，城中村社区的居住隔离并非其入室盗窃高发的显著因素。究其原因可能是不同居住隔离的产生机制与影响所致，国内城中村的居住隔离更多是由土地管理制度驱动的一种过渡性、嵌入式的隔离，而西方社区则更多是因种族/历史驱动的持久且封闭的隔离。区别于西方居住隔离会严重阻碍居民的其他日常活动，城中村社区内的居住隔离却并未将影响延伸到居住以外的其他居民日常活动。城中村居民日常活动的高流动性可能削弱了居住隔离本身的效用。此外，在其他协变量方面，老年人口比例和高学历人口比例对城中村社区入室盗窃有显著负向影响，而餐饮−便利店数量、公交车站数量和城中村面积呈显著正向影响。
城乡融合进程的推进，使传统村落面临地方性消弭的现实困境，地方知识也陷入传承断层与价值消解的危机，传统村落地方知识如何活态传承是当前关注的重点问题。基于此，文章以空间生产理论为基底，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构建了知识空间“知识−地方−主体”三维理论研究框架，并以湖南省绥宁县大园村为研究对象，探究了知识空间演进背后的逻辑机理。结果显示：1）知识空间演进过程：大园村知识空间演进分为起步期、发展期与快速发展期3个阶段，演进过程呈现鲜明的阶段性特征；2）知识空间演进特征：空间实践：村企联合，实现地方空间的功能化与多元化；空间表征：地方资源赋能，实现地方知识系统化与课程化；表征空间：多元主体赋能，促进主体间社会关系的开放化与复杂化。3）知识空间演进机理：在政策、行政力量、市场、人才等外驱力与村民主体意识觉醒、村民地方认同等内源力的共同作用下，大园村知识空间完成动态演进。文章从微观视角探索了研学旅行背景下传统村落知识空间的演进机理，试图运用新的视角补充传统村落空间的研究内容，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为同类型传统村落的产业转型与经济发展提供新思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广东镇海湾红树林为研究对象，基于1993—2025年长时序Landsat遥感影像，结合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景观格局指数与质心迁移模型，系统解析30多年间红树林景观格局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辨识不同阶段的核心驱动因子。结果表明：镇海湾红树林经历了“锐减—恢复—扩张”3个显著阶段，其驱动机制随之发生阶段性转型。1993—1998年为锐减期，受养殖塘“直接侵占+潜在生境阻断”的双重挤压，红树林面积以年均9.6%的速度急剧萎缩，景观严重破碎化。1998—2014年为恢复期，在红树林保护政策干预下，红树林通过自然再生实现面积回升与景观格局修复。2014—2025年为扩张期，红树林面积增长162.6%，驱动机制由自然过程主导转向人工修复与自然扩张协同发力；人工营造红树林约235 hm2，占同期增量的53%，推动景观格局向高聚集度、高连通性方向发展。研究发现，镇海湾红树林恢复已从早期被动止损迈入高质量、制度化修复新阶段，但需关注外来先锋种大规模引种的潜在生态风险。
跨境交通一体化是落实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促进区域功能融合的关键支撑。针对既有研究对跨境车流刻画不足及机制解析可解释性较弱的问题，文章基于港澳牌照车辆在粤高速公路流量数据，整合网络分析、XGBoost模型与SHAP解释分析方法，系统解析了港澳车辆在粤流动的空间格局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港澳车流空间分布呈现高度集聚特征与“核心—边缘”圈层结构，珠三角为高值集聚核心，粤东、粤西及粤北地区处于网络边缘。2）车流驱动机制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与非线性阈值效应。时空距离为全域共性抑制因子，且存在130 min和110 km的关键时空断裂点，超越该点后空间阻尼效应趋缓；五年前居住地为港澳台或国外人数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门槛效应，是全省车流的首要促进因子。车流区域分异上，珠三角主要受工业集群驱动，粤西侧重于景区资源吸引，粤北与粤东则受人均GDP影响更为显著。3）因子交互探测揭示了港澳车辆流动特征的差异化动力路径，珠三角表现为工业与经济的协同驱动，粤西以旅游资源禀赋与商业服务设施的空间耦合主导；粤北呈现第三产业服务水平与时间距离的核心协同；粤东以工业集聚与消费服务能力的功能互补型协同为主导。
以中老缅边境的西双版纳地区为例，文章构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体系和人类福祉评价体系，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2000—2023年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耦合协调关系；在此基础上，使用地理探测器揭示生态−福祉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23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呈现波动变化趋势，在空间分布上生态服务价值较低的区域通常位于人口密集、耕地和建设用地集中的地区；人类福祉在2000—2023年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尤其在2010—2015年增长迅速，前后增长幅度达66.67%。2）2000—2023年，西双版纳的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耦合协调度区域差异显著，整体趋于协调发展。3）生态−福祉耦合系统受到自然因素、生计因素和经济因素的多重因素影响。自然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较小，生计因素和经济因素是影响生态−福祉耦合协调度变化的主导因素，不同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对生态−福祉耦合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
缅甸地处大国博弈的“破碎地带”，厘清其与主要大国的地缘关系及地缘结构的演化，对认知缅甸局势和地区地缘格局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借助GDELT事件数据库，构建“事件—关系—结构—机制”多层互动框架，测算2013—2024年缅甸与世界大国的地缘关系指数，识别其阶段演变趋势；并从物质、理念、空间3个层面分析地缘结构演变，结合“支撑力−驱动力−摩擦力”框架揭示其内在机制。主要结论为：1）缅甸与世界大国地缘关系指数整体呈下降趋势，2013年达到高点后逐渐下降，2016年出现“V”型反弹，但随后在2021年骤降至低点。受当年军事政变影响，缅甸地缘关系呈现“西冷东热”的分化特征；2）缅甸地缘结构由“多边联结”逐步演变为“向东依附”；3）以外部力量为主的支撑力，由对外战略多元化、外交自主化需求及发展焦虑共同促成的驱动力，以及由国内政治不稳定与外部国际压力交织形成的摩擦力，三者共同对地缘关系与地缘结构变化产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