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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9 >Issue 5: 749 - 758

DOI: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162

论文

遗产化进程中遗产认同的内涵及形成路径——以世界遗产永顺老司城为例

  • 何银春 ,
  • 梁越 ,
  • 曾斌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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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长沙 410081
梁越（1994—）,女,山西晋中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E-mail） 。

何银春（1984—）,女,湖南株洲人,讲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及遗产旅游,（E-mail）heyinchun2015@126.com;

收稿日期: 2019-03-02

  要求修回日期: 2019-07-09

  网络出版日期: 2019-11-08

基金资助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YBA258)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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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notation and Formation Path of Heritage Identity in the Process of Heritag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Laosicheng World Heritage, Yongshun

  • Yinchun He ,
  • Yue Liang ,
  • Bindan Z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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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ourism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Received date: 2019-03-02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9-07-09

  Online published: 2019-11-08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19
Fold

摘要

为了解析群体间认同差异以及掌握群体认同的转变特性,首先从遗产认同的概念出发,从主客体的视角提出其操作化的定义,并构建了遗产认同的形成路径。随后在此理论框架下,以世界文化遗产永顺老司城为案例地进行理论演绎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半结构访谈法收集资料,运用话语分析法清洗资料。研究发现：1）老司城遗产认同的客体是遗产化进程中遗产本身被生产、被界定、被再利用以及被破坏等的产物。即中央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场所,是被认定的各级遗产,是解决居民生计和提高生活幸福感的工具,亦是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2）老司城遗产认同的主体是遗产化进程中遗产附着群体对遗产的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等方面。即政府和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眼中具有独特价值的文化遗产,是带动当地发展的旅游资源;专家学者用以研究土司文化的重要考古点;居民眼中增强族群凝聚力且带来生活改善的历史遗留;游客用以收获新知和感受民族情怀的民族文化遗产。不同群体的遗产认同表现出了非均质性。3）老司城遗产认同客体和主体都具有转变性,这是由在遗产化过程中遗产本身的功能以及遗产附着群体对遗产的不同利用所决定的。因此,根据遗产化进程制定相应的遗产发展战略,引导不同群体形成积极认同,正确展示遗产价值,对遗产保护利用、遗产地治理工作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遗产认同; 遗产化; 认同转变; 老司城

本文引用格式

何银春 , 梁越 , 曾斌丹 . 遗产化进程中遗产认同的内涵及形成路径——以世界遗产永顺老司城为例[J]. 热带地理, 2019 , 39(5) : 749 -758 . DOI: 10.13284/j.cnki.rddl.003162

Abstract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and grasp the trans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group identity, 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heritage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an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formation path of heritage identity is constructed in this study. Thereafter taking Laoshicheng, Yongshun, a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as a case study, the paper conducts theoretical deduction research under this framework. Data are collected by literature review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cleans data by using discourse analysis.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are as follows: 1) The objective heritage identity of Laosicheng is the production of a heritage that has been produced, defined, reused, and destroyed during process of inheritance. In other words, Laosicheng represent a political place wher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governed minority areas. It is a heritage site which is recognized at all levels (local, provincial, national and worldwide) and important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 and a tool for residents’ livehood and well-being. 2) The subjective heritage identity of Laosicheng invloves the recognition, emotion, evaluation and behavior of attachment groups in the process of inheritance. The heritage identity of different groups shows heterogeneity: staff of government and management agency regard Laosicheng as a cultural heritage with unique value and tourism resource that can drive local development; experts and scholars view Laosicheng as an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site to study the Tusi culture; in the eyes of residents Laosicheng is the historical legacy for enhancing ethnic cohesion and improving life; and tourists seek new knowledge and feelings of nationalist sentiment through visiting this heritage site. 3) The o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ty of Laosicheng’s heritage identity are transformative, which are determined by the function of the heritage itself and the different utilization of attached groups in the process of heritagization.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heritage protection, utilization and management to formulate appropriate heritag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guide different groups to form positive identity and exhibit the value of heritage correctly.

Key words： heritage identity; heritagization; transformative; Laosicheng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遗产是人类社会依据一定时代的价值标准,并结合人类社会发展需求对历史时期的遗存进行高度选择的行为结果（刘丽华,2015）,其所具有的历史文化意义和身份传递功能,有助于唤醒民众的民族记忆、弘扬民族文化,强化其民族自豪感,增强对遗产保护的自觉性。遗产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对过去历史文化的保留与展示,更重要的是存续其中不同群体的记忆及其对遗产的认同。认同是将一种情感和知识纳入“自我”的过程,并使自身成为与其他群体为相异群体的一员（王媛 等,2014）,群体间认同差异的产生和群体认同的转变,将引致不同群体遗产行为实践冲突,不利于遗产保护和治理。学界对遗产认同开展了相关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多元化遗产话语对遗产认同的阐释（屈册 等,2016a）,身份认同（屈册 等,2016b;林信炜,2017）、文化认同（Duncan, 2007; Hunter, 2010;王媛 等,2014;邱硕,2015）、地方认同（孙九霞 等,2015;Wang et al., 2015）、民族与国家认同（Bhandari, 2015;李瑞 等,2017）等对遗产的影响,如何利用遗产认同对遗产进行保护（何思源 等,2019）与开发（张译丹 等,2017）等方面,但对遗产认同理论研究较少,仅有较少篇幅涉及内涵（Hall, 2013）和形成路径（李春霞 等,2009）。从研究对象来看,主要集中在原住居民（孙九霞 等,2015;屈册 等,2016a）、社区中本地和外地旅游经营者（屈册 等,2016b）和游客（沈亚婷,2018）上,以某一具体群体的遗产认同为主,虽也有研究关注不同群体遗产认同的特征（雷汝霞 等,2019）,但对不同群体遗产认同的转变认识不足。遗产认同具有转变性,遗产生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就是认同生成、发展的历史过程（邱硕,2015）。不同群体遗产认同的转变不仅包括群体因遗产本身身份意义认同而产生的诸如地方认同、国家认同的转变,还包括在此基础上群体对遗产的文化、价值理解而产生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等方面的转变。鉴于此,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半结构访谈法和话语分析法,拟对遗产认同的概念内涵进行发展性探索,对其形成路径进行系统构建,并以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为具体案例佐证,进而解析形成路径中遗产认同的内涵以及转变,以期通过概念辨析和个案研究相结合,对遗产认同在学术研究及现实发展中的重要意义进行检验。

1 相关理论研究

1.1 遗产认同的内涵

Identity,译为名词“身份”和动词“认同”（张淑华 等,2012）。起源于拉丁文idem,16世纪出现在英语中,最初用于代数和逻辑学,后被运用于哲学,20世纪50年代进入社会科学中,20世纪90年代进入旅游学,目前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的热门研究课题。“遗产认同”源于“heritage identity”,是多元认同中的一个维度。Graham等（2000）在探讨“谁的遗产”时,把其演化为遗产与身份认同、遗产与尺度的关系。国内早期关于遗产认同的理论研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开始,与身份认同（李首明,2007）和文化认同（高丙中,2008）紧密联系在一起,后拓展到物质遗产领域。魏爱棠等（2011）在探讨“遗产政治”时首次对其概念进行确定阐释,认为遗产认同是当地人如何表述（遗产）象征符号的价值、功能与意义,以及他们如何理解这些象征符号与其他地方性象征符号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此时提出的遗产认同是当地人的遗产认同。邱硕（2015）认为遗产与认同是相伴相生的逻辑,文化遗产是可视可听可闻可触的实体,文化认同是实体上附着的人群的趋同感知。此时认识到遗产与认同是“一体两维”的逻辑关系,但还是侧重于遗产认同的主体,即不同群体的感知上。屈册等（2016a）从遗产和身份认同的关系以及行动主体对遗产的认同2个方面界定了遗产认同的内涵,认为前者包括遗产与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关系,后者包括行动主体对遗产的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等方面。随后,张朝枝等（2018）把“遗产身份”引入到遗产认同的内涵,认为遗产身份是遗产赋予的客观身份特征。这个观点既强调了遗产的客观身份,也突出“人”在遗产中的作用。由此可见,国内关于遗产认同内涵的界定,经历了前期关注遗产认同主体到后期把遗产认同客体即遗产身份囊括进来的过程,遗产认同的内涵得到宽泛的发展。但遗产认同主客体概念如何在实践中得到演绎?遗产认同的客观身份到底包含什么内容?组成遗产认同的主体如何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等问题并未给出进一步回答。因此,本文在上述学者的理论基础上,尝试对遗产认同作出操作化定义：遗产认同包括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遗产认同的客体是遗产被赋予的客观身份特征,是遗产化进程中遗产本身被生产、被界定、被再利用以及被破坏等的产物;遗产认同的主体是遗产化进程中遗产附着的不同群体对遗产的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等方面。

1.2 遗产化进程中遗产认同的形成路径

遗产是从普通事物向认知遗产不断转换的（张朝枝 等,2018）,无论遗产自身客观特征还是人对遗产的主观认知等,均处于不断演化发展的历时性过程,即遗产化进程中。遗产化（heritagization）是遗产学的重要概念,是指遗产被赋予价值并进行识别选择,通过制度确认到最终形成的一系列过程,是官方部门通过评定将值得珍视的“过去”认定为“遗产”的方式,是从本质遗产成为认知遗产的过程（燕海鸣,2011）。在遗产化进程中,不仅强调实体性物质遗产的完整保存,更注重反映人类特殊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而得以将二者有效连接以保证遗产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中介体,就是贯穿遗产化进程的遗产认同。遗产和认同相伴而生,即遗产中一定凝聚着某个群体的认同,而认同一定建立在某些遗产的基础上（邱硕,2015）。研究遗产化进程中遗产认同形成路径,有利于将静态的遗产认同从动态化过程进行理解,及时纠正遗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协调因素,为遗产化进程中不同群体因认同差异而引致的遗产解读与遗产实践行为的冲突和矛盾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撑。为研究遗产化进程中的遗产认同问题,Ashworth等（1994）首先提出了遗产产品生产模型,并将消费者的认同视为关键。但已有研究实践表明,在遗产的选择、认定、阐释及开发的过程中,消费者只作为遗产消费的一部分而存在,对遗产的保护与发展起关键作用的仍是遗产地政府、专家学者及社区居民等群体（张国超 等,2017）。因此,Howard（2003）在Ashworth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遗产化进程模型,认为遗产化进程是：有独特价值的遗产由过去延续保存到现在,经由命名、保护、修复及再现等过程展现于世人,经阐释、商品化等继续发展,后受多重因素影响而不可避免遭到破坏、消亡的整个过程。Howard认为,遗产形成阶段是事物因自身价值、稀有性与事件刺激等或天生（如本身就是艺术品）形成并成为遗产存货的时期;遗产认定阶段始于相关组织机构（专家学者、地方政府及遗产所有者）官方形式的认定,终于其非特意性的保护行为;遗产再利用阶段包括遗产的修复、再现、阐释及商品化等,均体现政府及相关部门关于遗产保护与利用方面的特意而为之的行为,尤其在商品化过程中采取相对明显的形式（如古董、艺术市场等）进行交易,且较为关注来访公众的数量及消费能力;遗产破坏、消亡阶段的最明显形式之一即为遗产面向公众的关闭,另还包括遗产被窃取、遭受政治变革等所受的不可逆破坏,在整个遗产化进程中有关遗产管理的实践包含有多层次的地理性认同。综上所述,在遗产实体上附着的群体在遗产化各个阶段有所不同：其中,形成阶段的群体主要表现为遗产的生产者或所有者;在遗产认定阶段附着群体为遗产的认（界）定者和非认（界）定者,一般表现为专家学者、地方政府及社区居民等;在遗产再利用阶段附着群体为遗产的利用者,即在遗产认定阶段基础上增加了来访公众;在遗产破坏、消亡阶段,上述附着群体均作用于遗产。基于此,结合遗产化的进程以及在此进程中遗产认同主客体的变化,尝试构建遗产化进程下的遗产认同形成路径（图1）。
图1 遗产化进程中遗产认同形成路径

注：笔者在Howard“遗产化过程模型”（《Heritage: Management, Interpretation, Identity》）基础上构建而成。

Fig.1 The path of heritage identity in the process of heritagization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灵溪镇,是永顺彭氏政权统治古溪州地区近600 a的治所。遗址布局完整,规模宏大,遗迹丰富,价值代表性强,是全国最典型的西南古堡式民族文化遗存。2015年,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和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贵州播州海龙屯土司遗址联合申报,以“土司遗址”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相比另外两处土司遗址,永顺老司城因废弃过程的特殊性——和平的“改土归流”形式,各功能分区及相关遗址构件得以完整保存,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成功申遗后便迅速获得社会各界关注,仅在开园后的1年中,带动当地旅游收入1 250余万元（肖婷 等,2017）。与故宫、长城等具有高知名度的遗产不同,老司城遗址经历了在短时间内从“鲜为人知”到“世界闻名”的身份激变,其蕴涵的文化和展示的价值也被遗产附着的不同群体进行多样解读。故选取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作为案例地。

2.2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采用文献资料法、半结构访谈法和话语分析法探讨老司城遗产认同的内涵和形成路径。文献资料法包括收集、整理以及研究老司城遗址相关的期刊文献、地方志、申遗文本和发展规划等,了解和掌握老司城遗产认同的客观身份和相关学者对老司城的遗产认同。
半结构访谈于2018-07-03—07进行,主要通过访谈了解老司城遗产附着的不同群体在遗产化过程中的遗产认同。访谈对象包括：老司城村委成员3人、村民22人、管理处人员5人①(① 在调研中得知：老司城管理处是在老司城遗址申遗时由政府部门成立,永顺老司城开发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是由永顺县财政局出资成立（属国有独资企业）,故将其人员归于政府人员中,其遗产认同统一于当地政府遗产认同中阐释。因此,在实证研究中重点探讨当地政府、专家学者、居民及游客的遗产认同。)、县城班车司机3人及游客18人。访谈内容主要包括“您了解老司城吗”“您对老司城申遗持什么态度”“老司城土司文化是否得到正确呈现”“老司城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给您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您的行为因这些影响发生了哪些改变”“您愿意通过哪些方式保护老司城”并讲述个人生活经历等,访谈时间为15~60 min,在征得访谈者同意的情况下,在访谈过程中进行了录音。
访谈结束后,将访谈录音、现场笔记等及时转换为文本形式,并进行“话语分析”。话语分析法认为话语就是行动,它表征或重构行动者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身份认同（詹姆斯,2011）,在操作层面,话语分析并无固定的步骤设计（侯松 等,2013）,重点在于观察和理解受访者对其行为的评价,并结合相关背景对其话语进一步解释说明。本研究是在确定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的基础上,观察交际者的话语行为,筛选访谈和文献资料中与遗产认知等相关的话语,结合不同时期相关文件指导思想、遗产地现实发展等对受访的不同群体的遗产话语进行再次理解,从而形成关于不同群体对遗产的主观认知、情感、评价及行为实践的把握。

3 老司城遗产化进程中遗产认同的内涵及形成路径

3.1 永顺老司城遗产认同的内涵

从遗产认同的客体来看,老司城遗址是全国土司衙署中保存最为完好、维护最为精良、相关资料记载最为详实的土司遗址,是展现土司文化、再现土司生活及突显国家和西南少数民族历史发展进程的典例,是独特的治理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历史遗存,是湖南省和国家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世界文化遗产、湘西地区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
从遗产认同的主体来看,老司城遗址是政府眼中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唤醒国家及民族情怀、需立法保护的重要旅游资源;是专家学者眼中蕴含多重价值、体现民族历史、需重点保护的全球独有的土司考古点;是居民眼中体现本民族的集体记忆、增强内部凝聚力的历史遗留,同时,也成为解决其生计问题、提高生活幸福感的工具;亦成为游客眼中得以收获新知、理解生活、升华民族情怀的民族文化遗产。不同群体因其生活及文化背景不同,将老司城遗址看作考古、旅游资源及生活环境的一部分。不同性质、不同特征的认同影响不同群体的理解与评价,在此基础上作用于群体的遗产行为实践,主要表现为：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的遗产认同促使其主动采取措施保护老司城遗址,包括制定法律法规、召开学术研讨会等法律及非法律保护措施;居民更注重通过开展相关经营活动来改善生计,部分游客或因其对老司城土司文化理解不全面而无法真正感受到遗产价值,两者的遗产保护更多体现为被动执行政府制定的保护政策。不同群体对老司城遗产认同的不一致性影响了老司城价值的传播效果,也为老司城遗址的旅游发展工作带来挑战。

3.2 永顺老司城遗产认同的形成路径

老司城遗产认同的形成与转变体现在其遗产化进程中。遗产化进程包括遗产形成、遗产认定、遗产再利用及遗产的破坏和消亡。遗址因在彭氏土司统治时期之于多民族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而不断形成、发展与完善;遗址价值经由居民回忆阐释、相关部门及专家学者考察、确定以进一步保护;为展现、传播遗址独特价值,对其修复、再现、阐释并逐步走向商品化;破坏和消亡往往伴随遗址的利用发生,遗址挖掘清理、规划开发及旅游发展等工作不可避免地对老司城遗址造成破坏,但从目前老司城遗址发展及实地调研情况来看,老司城遗址仍处于再利用阶段,未达到遗产破坏、消亡阶段,但现阶段所存在的某些遗址破坏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将会影响群体遗产认同,最终影响遗址的可持续发展。
3.2.1 遗产形成阶段（1983年之前） 老司城遗址形成于1135年,废弃于1724年,后作为土司文化重要展示地得到存续。在此阶段,土司相关建筑兴建、土司文化形成并完善,是遗产形成阶段。作为遗产认同客体——老司城,是具有独特政治意义的场所,是为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治,促进民族地区持续发展,保持民族文化多样性传承,被中央政府授权地方土司自治的政治中心。作为遗产认同主体,即附着在遗产上的群体主要为土司的后人。在实地调研中,土司后人这样介绍：“老司城其实是当时‘土皇帝’的城所,我们祖祖辈辈流传下来都说当时土司治理得很好。有‘城内三千户,城外八百家’的景象,尤其是在这里（指着老司城城楼位置）,这就相当于现在的门卫处,每次来人都会在这里登记,人是相当多,有时会排到街道上。而且听祖辈介绍,每天街道上的小商小贩及行人也非常多,这街道中间的实线就是用来分流人群的,也便于管理。”（FT01-XR-C②(② 访谈内容编号说明：FT-访谈,ZS-自述;01-被访谈者序号;A/B/C-访谈次数,二者间大写字母（依学术惯例对论文中涉及的人名做技术性处理）表示被访者代号。),2018-07-03）老司城遗址因其形成、治理时的成功及规模之大,相关代表性事件及城址发展之情景经由后人不断流传。
3.2.2 遗产认定阶段（1983—2015年） 1983年,老司城祖师殿、土司古墓群被列为湖南省第五批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正式认定为“地方遗产”;1995年,开始对老司城遗址进行挖掘、清理;2001年,老司城遗址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国家遗产”;2015年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遗产”,完成从地方到世界遗产的认定。此阶段遗产认同的客体是老司城的客观身份完成了从地方遗产到世界遗产的转变。遗产认同的主体主要为政府、专家学者及居民。
老司城遗址是湘西旅游资源的有效补充。正如老司城遗产管理处一位工作人员所说：“老司城遗址的价值在全球来说是绝无仅有的,尤其是遗址所拥有的土司文化,所以才会得到这么好的发展。老司城成为世界遗产,不仅有助于其价值延续与遗址实体的保护,另一方面,它作为湘西地区重要的文化旅游资源也将推动湘西地区发展。”（FT09-XP-A,2018-07-04）可见,在此阶段地方政府将老司城看作本民族、本地区独有的蕴含丰富土司文化的物质实体,依据老司城所拥有的文化意义而自主进行遗址价值传播,并将老司城作为当地重要的旅游吸引物,体现了浓厚的民族自豪感。
永顺老司城遗址作为全国最典型的西南古堡式民族文化遗存,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在此阶段,专家学者将老司城看作展现统一的中央民族国家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经验的例证,深入研究其所具有的历史、美学及文化传承价值,为老司城申遗工作提供理论支持（李凌霞,2015）。在此时期,田长青等（2004）提到：“老司城的总体布局、建筑方式等显示了当时较高的技术、艺术水平;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也根据自身地域环境和民族文化特征,发展出了适合本民族发展的建筑形式,并强烈保留着原有的传统。”可以发现,文化及价值认同是此阶段专家学者认同的主要表现。
根据居民对老司城的认知程度,大致可分为：对土司文化有深厚了解的热爱老司城的老年知识分子;知晓老司城文化且受过一定教育的外出务工人员;以及“漠视”遗址文化,将老司城看作带动其经济发展“驱动器”的经营人员。当地原住民将老司城遗址看作祖先留下的重要遗存,认为遗址属于全人类所有但更是本民族的重要遗存,表现出强烈的遗产“所有”情绪。同时,居民为遗址的保护做了实际行动,正如访谈过程中有村民回忆到：“我们愿意把田地交给政府让他们挖掘田地之下的遗产。但是,挖出来的文物去了哪里,那个时候（遗址挖掘进行时）并没有具体告诉我们,只是说收走,那是我们的文物,我们要政府准确告诉我们这些东西都去了哪里,我们的心就安了。”（FT07-ZL-A,ZS05-XSQ-C,2018-07-05）虽然居民有强烈的遗产保护意识,但经调查发现,在老司城村并未建立相应的民间保护组织,村民仅作为老司城文化传承者,略显被动地对遗址历史进行阐释,按政府要求为申遗工作提供支持。而后迁入的经营者,则更多地将老司城遗址看作发展经济的“可利用物质实体”,关心发展旅游可为其带来收入的多少,对遗址的保护略显漠视,且对遗址价值认识不足。
3.2.3 遗产再利用阶段（2010年至今） 2010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制了《湖南省永顺县老司城遗址文物抢救性保护工程（第一期）》并施工,标志着政府等对遗址开展特意的保护措施,开始进入遗产的再利用阶段。之后政府进行各项保护性政策措施的颁布实施、居民迁出遗址区、申报遗产及各项旅游活动的开展,并在2015-09-29,实现了世界文化遗产老司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顺利开园。在此阶段,遗产认同的客体,即老司城的客观身份是遗产旅游资源;作为遗产认同主体,即附着在遗产上的群体不仅包含政府、专家学者及居民等,还囊括了来访的游客。
遗产旅游开发的相对低成本、高效性、环保性及世界遗产的品牌效益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徐顽强 等,2015）。老司城申遗成功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强化了政府官员的遗产认同,湘西州政府及遗址所在村落在将其作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的基础上,为更好地保存其物质实体与非物质文化,制定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老司城遗址保护条例》《灵溪镇司城村村规民约》等专项规章制度,老司城管理处工作人员提到：“在老司城遗址申遗前后就不断制定相关政策来推动遗址保护工作的进行,除制定相关政策外,还给村民开遗产讲座、传授遗产知识来增加其对遗址的理解,并开展了居民迁址、排污系统的改进等工作,以达到规范其日常行为、保护遗址的效果。”（FT15-YJ-B,2018-07-05）而专家学者仍将老司城看作研究土司文化的良好考古地,继续探讨老司城的特殊价值,寻找老司城进入后申遗时代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途径（马斌斌 等,2016）。正如夏保国（2016）提出的：“完整全面地对土司文化遗产资源进行开掘和保护重在基础性和民族性,贵在科学性。土司文化遗产的利用要在积极有为地加以保护的前提下,结合当地已有历史和文化资源进行具有创意产业内涵和模式驱动的适当规模的旅游开发利用。”
当地居民遗产认同在此阶段与“遗产认定阶段”没有太大差异,但其参与遗址管理的愿望被激发。例如,在实地调研过程中,有位受访者这样说：“当初把我们的田地征回去要挖遗址,我们都很支持的,现在却让我们做撑船、打扫这样的工作,管理层我们根本进不去。”（FT11-LJ-B,2018-07-05）部分居民认为老司城是“自己民族的”（FT12-XFX-A,ZS03-XD-A,2018-07-05）,更应在政府帮助下由“村民自己管理。”（FT09-MY-A,FT13-ZQY-A,2018-07-03）老司城遗产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利益,促使居民愿意主动向游客解说老司城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并以此为傲,居民遗产认同得到强化。而对遗址略显“漠视”的居民,将老司城遗址看作其生存的“依附物”,更关心老司城遗址所能带来的经济收入以及政府因申遗提出的补偿款项,对老司城的保护表现冷漠。
目前,遗产旅游已成为向公众展示遗产资源的重要手段。对于世界文化遗产,大部分游客存有求异求新心理,期望了解世界文化遗产所独有的价值。有受访游客说：“我们离这儿（老司城遗址）不远,前两年就听说有这个地方成了世界遗产,就想过来看看这个世界级的遗产到底是什么样。很震撼!”（FT21-CN-A,FT25-LM,2018-07-04）在此阶段,大部分游客将遗址看作少数民族发展历史的重要见证,认为老司城是西南土司文化的实体展现,因此怀有瞻仰心理,且情感上受到土司文化的强烈冲击,文化认同强化了游客的民族自豪感。但也有部分游客受自身文化背景与生活经历、遗产呈现与自身游览方式选择影响,导致其体验缺失,“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致使其无法真正理解遗址意义,“看不懂（遗址）,感觉很无聊。”（ZS04-LY-A,2018-07-04）这些消极认同的形成将影响遗址真实价值的传播。
3.2.4 遗产破坏、消亡阶段 老司城遗址为防御外敌而建于坡度较大的山上,受自然因素（尤其是山洪）影响较大,加之其他因素作用,使得遗址出现诸如“城墙部分坍塌”“遗址地面花纹风化剥落”等形式的破坏及损毁。但整体来看,目前老司城遗址发展状况完好,仍处于遗址再利用阶段,尚未进入遗产破坏、消亡阶段。为实现老司城遗产可持续发展,遗产附着群体（包括政府、专家学者、居民及游客等）仍需警惕现在所存在的细微破坏,甚至可从目前群体的遗产认同中做些预测,以在后期积极采取相应措施。
地方政府出于责任所在,需更加注重老司城遗址的可持续发展。遗产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事关物质实体的完整保存,更重要的是对其中的价值意义等的存留。因此,当地政府除去政绩考虑,将可能更愿意采取多种措施保护遗址,防止遗址受到自然及人为破坏。目前一位政府官员提到：“这是独一无二的遗产,一旦被破坏,不但实体建筑无法再现,也将对其蕴含的土司文化的展现造成影响,我们现在就必须采取行动来保护！”（FT01-XFJ-A,2018-07-03）专家学者由于其对土司价值的理解及重视,也更注重老司城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保护,价值认同不断得到强化且在此阶段更加突显。杨秀伦（2018）指出：“老司城主要遗存的城墙及堡坎墙体,主要的变形破坏现象为坍塌、裂缝、外闪（倾）、风化剥落、地基裸露淘空和植物破坏等”,为老司城的保护方案的选择提供了确切方向。
访谈中居民提出：“老司城收取门票后导致游客减少,影响我们的收入,另外,相关部门还要求我们让位于老司城的发展,对村民的生活水平等考虑得更少了。我们愿意保护,但是我们也得生活。”（ZS02-XXH-A,FT17-CS-A,2018-07-06）在遗产化进程后期,部分居民可能会因为无法获得其所期望的利益,导致居民由初期积极的遗产认同向消极的遗产认同转化。此外,部分年轻居民只知道老司城是本民族遗产,对老司城具体意义不了解,这在未来将影响老司城所蕴含的多样价值传承和展现的完整性,年轻居民遗产认同的浅薄性或将造成遗址价值延续的断裂。
在遗址破坏、消亡阶段,游客或因遗址破坏、关闭等造成其在此阶段体验缺失,遗产的真正价值难以体现,导致游客的实际遗产认同与期望遗产认同产生差异,致使其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认知产生歧义,最终可能使游客由积极认同向消极认同转变。

4 结论和讨论

4.1 结论

老司城遗产认同包括遗产认同客体和遗产认同主体2个方面。老司城遗产认同客体由遗产形成阶段的政治场所向遗产认定阶段的地方、国家乃至世界遗产转变,进入遗产再利用阶段后,老司城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和地方经济新的增长引擎。
老司城遗产认同主体的特征有：1）当前处于老司城遗产再利用阶段,遗产认同并不均一：老司城遗址作为中央政府授权地方土司自治的代表性场所,其蕴含的土司文化意义为理解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范例,但遗址类遗产的特点或将为其遗产价值的呈现增加些许困难,又因不同群体的身份诉求、自身背景等差异,使老司城遗址被政府官员看作为带动当地发展的旅游资源,专家学者用以研究土司文化的重要考古点,居民眼中增强族群凝聚力且带来生活改善的历史遗留,游客用以收获新知和感受民族情怀的民族文化遗产。2）遗产化进程各阶段附着群体对老司城的遗产认同表现也不同,遗产认同具有转变性：①社区居民的遗产认同贯穿整个遗产化的过程。在遗产形成阶段,社区居民特别是土司后人认知到老司城是地方特有的遗产,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遗产,也热衷于传播遗产的价值,表现出积极的遗产认同;进入到遗产认定阶段,其认知到自己是遗产的所有者,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话语权的削弱甚至丧失,对“土司是谁的遗产?”“谁界定土司遗产?”表现出疑惑;在遗产再利用阶段其认知到可以通过遗产获得经济收益,积极主动解读遗产价值,并表达直接参与遗产的管理的诉求;而面对将来可能进入遗产破坏与消亡阶段,其对社区发展让位于遗产发展表现出不认可,产生消极认同;②地方政府在遗产认定阶段认知到老司城独特的遗产价值,对其所带来的经济联动效应充满期待;其在遗产再利用阶段比较关注遗产的保护,也采取相关措施积极应对;政府在应对将来可能出现遗产破坏与消亡阶段,表现出对遗产保护的责任与担当。③专家学者在遗产认定阶段认知到土司的政治价值和文化价值,并给出高度评价;其在遗产再利用阶段更加注重遗产的保护,并关注其旅游开发和文化创意。在应对将来遗址可能进入的遗产破坏与消亡阶段,表现出对遗址物理损耗和环境破坏的担忧。政府及专家学者的遗产认同转变基本一致,表现为遗产认定阶段对遗产价值的阐释,遗产再利用阶段对遗址的保护以及遗产“活化”和应对遗产破坏与消亡的责任承担;④游客的遗产认同主要体现于遗产再利用阶段,其对遗址意义深入解读带来了遗产认同的强化,但部分游客因自身背景及遗址的破坏、个体体验与收获的缺失而导致认同性质发生转变。总体来看,各群体遗产认同并不一致,并随遗产化进程的推进有不同程度的转变,这为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客观依据,以便相关部门根据遗产发展情况积极采取措施,正确呈现遗产价值,引导各附着群体形成积极的遗产认同,推动遗产意义传播,促进遗产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见,不管是老司城遗产认同客体还是主体的转变,都是由在遗产化过程中遗产本身的功能以及遗产的附着群体对遗产的不同利用所决定的。

4.2 讨论

中国拥有丰富的遗产,积极一致的认同有利于遗产的附着群体在感知和行为上获得一致,从而更好地实现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如何获得积极一致的认同?要从解析遗产认同主体与客体的内涵以及遗产认同主体之间的差异着手。
本研究从理论的辨析与发展出发,辅以具体的案例研究,为操作化地分析遗产化进程中遗产认同的内涵及形成路径提供了一个范式。但中国遗产类型多样,不同类型的遗产,如文化景观应与遗址类遗产认同或有区别。而在遗产认同主体中,随着遗产化进程的推进,同一群体内部之间应该进行细化区分,现有研究中,已有把社区中经营者划分为本地的和外来的（屈册 等,2016b）,原住民划分为经商的、当官的和普通的（屈册 等,2016a）来进行探讨,但对于初游和重游旅游者、不同层级政府的遗产认同差异尚未涉及。
对于老司城这类的遗址类遗产,即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具有突出价值的不完整残存物,如何在仅有的现存物质实体情况下展现其丰富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将有形的“空间”与群体的历史感、发展需求等结合,以促使群体形成积极的遗产认同需要重点关注。另外,探究作用于群体遗产认同背后的因素,并分析其在遗产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也将是今后的研究重点。此外,本研究发现,遗址地的附着群体,在遗址遗产化进程中或因忙于生计、或因话语权缺失而使得文化自觉性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其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及传承。究其本质原因在于遗产本身的失调性特征。因此,如何提高不同群体的文化自觉自信,增强遗产与附着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遗产价值、信息交换,并构建官方机构与非官方群体之间的交流通道,确保遗产旅游发展中遗产意义的完整展现,促使不同群体的遗产认同与遗产本身价值基本达成一致且积极发展,也是今后研究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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