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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Vol. 39 >Issue 6: 855 - 868

DOI: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201

论文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及其影响因素

  • 许阳贵 1 ,
  • 刘云刚 , 2
展开
  • 1. 中山大学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275
  • 2. 华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
刘云刚（1973—）,男,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等,（E-mail） 。

许阳贵（1993—）,男,福建泉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地缘政治、社会地图与社会分区,（E-mail）houdalijia@163.com;

收稿日期: 2019-09-23

  要求修回日期: 2019-11-21

  网络出版日期: 2019-12-26

基金资助

珠江三角洲的日资集聚与日本人移民社会的空间形成(41571130)

面向社会管理的政治地理学理论与实证研究(41271165)

版权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本刊文章，不得使用本刊的版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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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Trade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Route

  • Yanggui Xu 1 ,
  • Yungang Liu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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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 2.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Received date: 2019-09-23

  Request revised date: 2019-11-21

  Online published: 2019-12-26

Copyright

Copyright reserved © 2019
Fold

摘要

利用拓展贸易引力模型,借助Eviews等工具分析了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因素,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滞后性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政治制度、贸易畅通性、便利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民间文化交流紧密度的影响;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规模具有正向作用,但其效应具有一定滞后性;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引力大小不同,可分为投资带动力巨大型、投资带动型、投资一般型、投资带动力不足型4种类型,中国与东南亚、西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贸易规模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作用较强。

关键词： “一带一路”; 贸易; 对外直接投资; 贸易引力模型; 中国;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本文引用格式

许阳贵 , 刘云刚 .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及其影响因素[J]. 热带地理, 2019 , 39(6) : 855 -868 . DOI: 10.13284/j.cnki.rddl.003201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trade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 the Belt and Road” route using the gravity model of trade.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growing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route gradually became the principal measured standard of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an essential sign of implementing the concep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ased on the five types of connectivit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cluding connectivity of policy, infrastructure, trade, finance, and people, we unravel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route and conduct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total trade volume in the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route is influenced by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ize of each country’s market, the political system, accessibility and convenience of trade, and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non-government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Among these,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hows hysteresis in promoting trade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route. Because of each country’s different economic policies, trade polici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delay period between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de development could differ.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route, however, has the most positive effect two years after the investment flowing into the host country. This study also found that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various effects on the total trade volume in the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route.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strong driving, driving, general, and insufficient driving. The countries in the strong driving type and driving type are in Southeast Asia, western Asia, and sub-Saharan Africa.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domestic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oreign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route, help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hinese enterprises’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contributes to promoting the communication on economics and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route. This study also puts forward the view that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hows hysteresis in promoting trade development. Future research could focus on the differences of the delay period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between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economic and trade development in the host country, exploring ways to shorten the delay period from the policy perspective and better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trad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 gravity model of trade; China; countries along “ the Belt and Road”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参与全球合作,改善区域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区域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自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和投资低迷,发展不平衡加剧,只有加强区域合作才能促进区域的和平发展和经济复苏。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积极融入世界发展体系,开展双边多边经贸合作,积极发挥作为区域经济大国带动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通过技术对话、自贸协定等举措,促进了区域繁荣发展。当前,中国也面临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工业产能过剩和能源安全形势严峻等问题。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景,构建了包容性的区域合作发展平台,不仅有助于促进国内经济增长,更有助于改善和构建区域经济合作新框架,促进区域和平合作、互利共赢。
在2015年中国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列为“一带一路”合作的主要内容。其中,贸易畅通即要通过加强国际经贸协作,实现投资和贸易的便利化,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贸易。根据国际贸易中心数据库（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数据统计,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达15 264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的37%,“一带一路”国家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贸合作对象和出口市场之一。加强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交往和协作,改善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与繁荣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经济、贸易领域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2种不同视角：1）地缘关系视角。通过事件数据分析方法,梳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地缘数据,运用区位势模型,构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风险等评价指数,推导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地缘关系评价指标体系,讨论和预测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国家安全格局、国家权力,并判断双边合作地缘风险等（梁茂林 等,2017;胡志丁 等,2019;渠立权 等,2019;熊琛然 等,2019）。2）投资和国际贸易视角。侧重于运用统计分析和实证分析方法,基于拓展引力模型,定量分析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流量的因素。如孙朋军等（2016）利用拓展引力模型,发现文化距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负调节作用;陈伟光等（2016）通过比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拓展引力模型下的预测值和实际值的差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按照投资潜力进行分类;梁育填等（2018）利用混合逻辑回归模型回归分析,发现东南亚华人华侨数量规模和华人社会网络关系强度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关系;杨文龙等（2018a）运用ERGM模型,揭示“一带一路”投资网络存在自组织性、空间邻近性和语言邻近性;王丰龙等（2019）运用双重差分的面板模型,论证了地缘战略对中国海外投资具有重要影响;公丕萍等（2015）利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K中心值聚类,提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地位不断提升,且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商品结构与各国出口优势行业基本吻合;Bhaumik等（2011）通过分析中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和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发现中国对外投资流量与东道国制度质量呈正相关,与东道国政治自由程度呈负相关;Head等（2001）通过对日本制造业企业的分析,指出制造业企业对外投资会促进同行业企业对该国家的出口;Lipsey（2004）指出对外投资会通过品牌提升、消费者忠诚度提升和需求提升带动出口增加;Goh等（2013）以马来西亚为例分析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贸易与对内、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联系不显著;Bojnee等（2014）通过引力模型对2004—2008年期间欧洲经合组织国家间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家出口贸易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商品的出口。
总体来看,现有国内外关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研究虽然取得了较多成果,但仍有可完善之处：1）以投资和国际贸易视角开展的研究中,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文化交流关系的研究比较鲜见,缺乏对移民、民间交流等因素对经贸关系的影响分析;2）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家间贸易关系的研究中,更多关注和论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中国出口的作用,缺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贸易影响时效性的讨论;3）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参与的国家数量不断增加,国家间地域特征、政治、经济体制多元化,现有研究多仅关注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65个国家,“一带一路”的研究范围需要与时俱进。
基于此,本研究将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角度,利用拓展贸易引力模型,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现状和贸易结构,梳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提升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效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方法与数据

1.1 研究区域

目前,国内学者多采用传统概念的“一带一路”65个国家作为研究“一带一路”的空间范围,但上述研究范围不能很好地衡量目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际情况。首先,上述65个国家的提出背景是,中国在2015年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确定了大致的地理轮廓,但没有限定具体的空间范围和参与国家。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借助“丝绸之路”的文化内涵,打造开放性、包容性的国际合作平台,始终开放接纳所有国家积极参与建设,中国政府也从未限定“一带一路”的国家范围。其次,根据中国“一带一路”网,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或备忘录的国家可视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而在上述定义的65个国家中,包含了印度、不丹、土库曼斯坦等并未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的国家,且由于印度国家体量规模较大,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密切,将这些国家纳入研究范围将对分析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再次,上述定义没有包含已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的韩国、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而这些国家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正逐渐成为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者和重要经贸合作伙伴。
截止至2019-04-30,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有132个国家,其中,南苏丹、黑山等国家建国较晚,存在较多年份数据缺失;同时,中国对马尔代夫、佛得角、汤加等49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存在不同年份缺失,予以剔除。最终选定其中81个国家作为“一带一路”研究对象（表1）,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研究区域总人口达31.85亿人,总面积6 812.28 km2,GDP总量超过18.10万亿美元,人口、总面积和GDP总量占所有签署合作文件的132个国家比例分别为93.9%、94.7%和89.9%,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的基本情况。根据其地域属性将81个研究区域国家划分为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北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欧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10个区域。
表1 研究区域的国家和空间范围

Tab.1 Courtries and spatial scope of the study region

区域 国家
东北亚 韩国、蒙古
东南亚 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老挝、文莱、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
南亚 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尼泊尔、阿富汗
中亚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西亚 阿联酋、科威特、土耳其、卡塔尔、阿曼、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也门
北非 苏丹、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利比亚、埃及
撒哈拉以南
的非洲		 南非、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喀麦隆、塞舌尔、几内亚、加纳、赞比亚、莫桑比克、加蓬、纳米比亚、毛里塔尼亚、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尼日利亚、乍得、刚果布、津巴布韦、坦桑尼亚、乌干达、多哥、卢旺达、马达加斯加、赤道几内亚、马里
欧洲 俄罗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乌克兰、意大利、卢森堡
大洋洲 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
拉丁美洲 智利、玻利维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秘鲁、巴拿马、古巴

1.2 变量选择和研究假设

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作为衡量中国与“一带一路”经济联系密切程度的直接指标,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提升也是体现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一带一路”合作平台下,实现互利共赢的重要标志。已有研究表明,贸易双边国家的经济距离、政治体制和文化距离对两国贸易流量规模产生影响（邹嘉龄 等,2016）。同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内容,也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的合作成果,对贸易流量规模产生影响。因此,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收入水平、政治制度、贸易畅通性和便利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民间文化交流紧密度等方面确定变量。
1.2.1 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规模 采用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GDP乘积、人均GDP乘积和收入水平表示两国的市场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两国的GDP乘积直接反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规模容量,值越大,表明两国市场规模越大,货物进出口的需求越大,反之亦然。同时,开展贸易对双方国家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作用,能够带动国家GDP增长,形成双边贸易正反馈。两国的人均GDP乘积和收入水平反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其产业结构和产业链的完整度更高,可以开展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多元化程度更高;相比之下,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国家往往只有固定的支柱产业,产业结构不完整,商品竞争力不强。另外,与中国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在教育水平、技术资源条件和商品质量上接近,更有利于开展产业协作和国际贸易,而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的国家,由于技术和生产力条件的差距,导致两国在高端装备制造业等行业存在明显的发展差距,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落后国家的商品出口造成打压。据此提出假设,假设1：市场规模大小与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额正相关;假设2：“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相近度和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额正相关。
1.2.2 政治制度 政策沟通是“一带一路”“五通”合作的首要内容,由于“一带一路”参与国家数量众多,地缘环境、历史和国情的差异显著,由此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制度。采用法国CFII数据库2012年发布的全球政治制度研究报告衡量国家间政治制度相似性,该研究涵盖了影响国家间贸易的公共管理、市场自由化、交易和合同保障、市场调节等因素,且由于国家政治制度的稳定性较强,故采用其作为变量数据。对于政治制度相近的国家,更容易促成政府间的沟通和对话,在行政审批和对外经贸管理体制上相似性较高,能对双方开展进出口贸易起积极影响。据此提出假设,假设3：与中国政治制度的相近度与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额正相关。
1.2.3 贸易畅通性和便利性 提高双方贸易畅通性和便利性,降低贸易壁垒和阻碍是“一带一路”合作的关键。采用国家间距离作为贸易畅通性和便利性的阻碍因素;选择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和上海合作组织这2个有中国参与并在其中发挥较大影响的区域一体化共同组织作为贸易畅通性和便利性的指标。由于这2个经贸组织没有包含大部分欧洲、非洲和拉美国家,故又采用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作为衡量贸易便利性的指标,该指数综合测度影响贸易规模和流量的国家产权制度、税收制度、国家财政和债务状况、市场开放性、关税壁垒和投资限制情况,能较为有效地反映国家对经贸和投资市场的管制度和开放性。孔庆峰等（2015）认为,口岸与物流效率、海关与边境管理的便利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贸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对区域内经济贸易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国家距离越远,两国开展贸易的成本越高,限制了贸易的增长。而APEC和上海合作组织等的机制理念和目标是促进成员间多边贸易体制的形成,减少成员间贸易和投资壁垒,通过协定关税等优惠政策,降低成员国间贸易成本,从而促进国际贸易。据此提出假设,假设4：国家间距离与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额负相关;假设5：共同的经贸组织与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额正相关;假设6：经济自由度与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额正相关。
1.2.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关于国际直接投资（FDI）与贸易的关系长期存在2种争议性观点,已有研究认为FDI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既可能是促进（项本武,2009;陈立敏 等,2010;张纪凤 等,2013;Chen et al.,2014;顾雪松 等,2016）也可能是抑制（Buckley et al., 1981; Belderbos et al., 1998; Carr et al., 2003; Oberhofer et al., 2012; 张春萍,2012）。同时FDI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已被论证具有滞后性（陈信伟 等,2011;潘海峰 等,2018）。
FDI作为二战后逐渐兴起和发展的经济行为,初期的对外投资必然存在东道国选择和投资领域选择的盲目性。同时,中国在本世纪初遭受的来自全球各大经济体的反倾销调查和关税限制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FDI对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作用。而在中国所提出的“一带一路”“五通”中的资金融通,正是鼓励国家间开展多边金融合作、开拓新的合作机制。中国在支持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同时也出台了更多境外投资的建议和引导,在此背景下,FDI在增进国家间的经贸合作,促进国际贸易上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对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进出口贸易而言,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是通过借助自身的资本和技术优势,结合东道国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固定投资成本,在东道国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或建立生产基地。对于前者而言,FDI对国际贸易的正向作用是隐性的,通过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能够促进更多国内产业进军海外,同时有助于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开拓更多的海外市场;对于后者而言,FDI对国际贸易的扩大也不是一挥而就,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的生产经营活动到生产商品进行对外贸易中间所需时间即FDI对国家进出口贸易影响的滞后性。据此提出假设,假设7：FDI与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额正相关,且FDI对贸易额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性。
1.2.5 民间文化交流紧密度 杨文龙等（2018b）通过使用共同的官方语言和宗教文化圈作为语言邻近性和文化邻近性指标定量分析文化对国家贸易的影响,认为处于文化圈层邻近的国家对彼此间的贸易规模具有正向作用。选择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移民人数、海外华人华侨数量和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派遣人数作为衡量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官方和民间交流的指标。还采用梁育填等（2018）的方法,用华人华侨关系紧密度衡量华人华侨与中国之间的网络关系密切程度。其中,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派遣人数反映中国在海外投资项目和开发工程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东道国对中国海外投资和建设的接纳和认可,反映两国国家间交流紧密程度。移民和华人华侨同时拥有了中国和海外2个交际圈,其拥有独特的人脉资源和在出生地和生活地建立的关系网络和信息渠道,更有利于从事贸易等工作。移民和华人华侨数量越多,中国在当地的影响力通常也越大,也更有利于让更多国家和民众了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丝路精神。据此提出假设,假设8：移民与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额正相关;假设9：中国对外劳工派遣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额正相关;假设10：华人华侨数量与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额正相关;假设11：华人华侨和中国关系紧密度与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额正相关。

1.3 方法与数据

1.3.1 模型构建 引力模型源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Tinbergen（1962）受模型启发提出了贸易引力模型,并逐渐成为地理学定量分析投资流量和贸易流量的重要工具。其基本表达公式为：
${{F}_{ij}}=k{{({{Y}_{i}}{{Y}_{j}})}^{\alpha }}/\text{Dist}_{ij}^{\beta }$
式中：Fij表示i国和j国之间的贸易引力;Yi和Yj分别表示i国和j国的GDP;Distij表示两国的距离;k为系数;α、β为常数。由于数据为面板数据,对模型两边同取对数形式得出公式：
lnFij=β0+β1ln（YiYj）+β2lnDistij+μij
式中：lnFij、ln（YiYj）、β2lnDistij分别表示Fij、YiYj、Distij的自然对数形式;β0为常数;β1、β2为系数;μij为标准随机误差。
根据1.2中的假设和公式（1、2）,以2007—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额为因变量,在上述模型中引入以下变量：反映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流量的FDIt、FDIt-1、FDIt-2、FDIt-3分别表示当年、前1年、前2年、前3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流量;反映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规模的GDP乘积和人均GDP乘积PGDP、收入水平INCOME;反映贸易畅通性和便利性的经济自由度ECOFREE和共同经贸组织GROUP变量;反映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政治体制邻近性的国家制度SYSTEM;以及反映民间文化交流紧密度IMMIGRATE、对外劳工派遣EXPATRIATE、华人华侨数量OVERSEAS和华人华侨紧密度TIGHT作为解释变量。其中,收入水平INCOME、共同经贸组织GROUP、国家制度SYSTEM为虚拟变量,构成模型公式：
ln（TRADE）=β0+β1ln（GDP）+β2ln（PGDP）+β3ln（FDIt）+β4ln（FDIt-1）+β5ln（FDIt-2）+β6ln（FDIt-3）+β7ln（ECOFREE）+β8ln（IMMIGRATE）+β9ln（EXPATRIATE）+β10ln（OVERSEAS）+β11ln（TIGHT）+β12ln（DIST）+β13SYSTEM+β14INCOME+β15GROUP+μ
1.3.2 数据来源 变量的取值说明以及数据来源见表2所示。
表2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说明

Tab.2 Variables selection and data source description

变量名称 变量选取 数据来源 预期系数符号
进出口贸易额
（TRADE）		 2007—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贸易总量		 国际贸易中心数据库（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单位：美元		 /
GDP乘积（GDP） 2007—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GDP
乘积		 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cn /indicator）
单位：美元		 +
人均GDP乘积
（PGDP）		 2007—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人均GDP乘积 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单位：美元		 +
FDIt、FDIt-1、
FDIt-2、FDIt-3		 2007—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 2006—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单位：美元		 +
经济自由度（ECOFREE） 2017年“一带一路”国家经济自由度指标 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统计世界
各国经济自由度数据		 +
移民数量（IMMIGRATE） 2005—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移民
人口之和		 世界移民组织世界移民组织（https://migrationdata portal.org/data?i=stock_abs_&t=2017）;单位：人 +
对外劳工派遣（EXPATRIATE） 2007—2017年中国承包“一带一路”国家工程
项目派出人数		 国家统计局（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 htm?cn=C01） 单位：人 +
华人华侨数量（OVERSEAS） 2015年“一带一路”国家华人华侨数量 2015年世界华人华侨人口分布统计表
单位：人		 +
华人华侨关系紧密度（TIGHT） 2015年居住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华人华侨占
对应国家人口比例与当年中国海外华人华侨人
口占中国总人口比例乘积		 2015年世界华人华侨人口分布统计表;
及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
国家距离（DIST）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首都间的距离 法国CEPII数据库（http://www.cepii.fr/）单位：km –
政治制度（SYSTEM） CEPII数据库对全球国家制度功能结构的研究文件,与中国制度功能同一类别取1,否则取0 法国CEPII数据库（http://www.cepii.fr/） +
收入水平（INCOME） “一带一路”国家中与中国收入水平同组取1,否则取0 世界银行（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 +
共同经贸组织（GROUP） “一带一路”国家中加入APEC和上海合作组织取1,否则取0 APEC和上海合作组织官网 +

2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格局分析

2.1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进出口贸易总体特征

从2002年以来,中国积极融入世界经贸合作中,中国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002年的6 207.66亿美元增长到了2017年的41 071.3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约为14.54%。其中,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002年的1 685.57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15 264.04亿美元,年均增长率约为17.30%。除了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以及2015—2016年受国际外部需求低迷,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导致的全球性贸易严峻形势外,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进口贸易增长率基本上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表3）
表3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和增长率

Tab.3 Total trade volume and growth rate in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between China with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年份 进出口贸易总额/亿美元 进出口贸易增长率/%
2002 1 685.57 —
2003 2 407.87 42.85
2004 3 354.72 39.32
2005 4 300.77 28.20
2006 5 482.81 27.48
2007 7 078.56 29.10
2008 8 887.62 25.56
2009 7 479.39 -15.84
2010 10 276.03 37.39
2011 13 094.37 27.43
2012 14 208.68 8.51
2013 15 221.89 7.13
2014 16 234.41 6.65
2015 14 441.77 -11.04
2016 13 364.50 -7.46
2017 15 264.04 14.21
伴随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快速增长,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经贸联系紧密度不断增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中国对外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也从2002年的27%扩大到2017年的37%。“一带一路”国家正逐渐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图1）。
图1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其他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年变化

Fig.1 Annual changes in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volume between China with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Route and other countries

从不同地理区位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经贸联系最密切的是东南亚地区,2017年中国与东南亚10国经贸进出口贸易总额达5 154.53亿美元,占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经贸总额的比例约33.8%,超过了位居第二的东北亚地区（占比例约18.8%）近15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地理空间上距离较近,政治经济体制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东南亚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包括“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区域经贸政策支持和促进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经贸活动。此外,2017年,中国与东南亚（占比33.8%）、东北亚（18.8%）、西亚（13.9%）、欧洲（11.9%）、撒哈拉以南的非洲（8.9%）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经贸总额比例为87.3%,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规模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与东南亚、东北亚、西亚、欧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等国家的贸易额远多于其他区域（图2）。
图2 中国与不同地理区域的“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情况

Fig.2 The total volume of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Route

从时间维度上看,自2009年以来,南亚地区和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最快,得益于中国对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2个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快速增加。巴基斯坦一直是中国重要的军事和外交伙伴,巴基斯坦积极响应和支持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自2010年以来,中国一直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货物进口国,2015年,巴基斯坦被接纳为上合组织成员国,更进一步增进了两国之间的经贸联系。而孟加拉国对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样充满热情,积极推动中孟两国在能源发电、海洋经济、农产品、制造业等产业的合作,中国对孟加拉国的FDI保持平稳增长,两国在公路、铁路、燃煤电厂和水处理等基础设施领域上积极开展合作,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的设施互通和经贸联系。同时,中国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之间的进出口额占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总额比例不断增长,表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中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积极投资援建和共建基础设施,包括铁路、水坝、体育馆、高速公路、医院等,改善了当地生活环境;同时,中国积极探索创新中非金融合作模式,包括“安哥拉模式”等,深化中国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在设施互通和资金融通,促进了中国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之间的友好合作和经贸发展。

2.2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贸易商品结构

随着全球劳动分工的深化,全球生产网络专业化程度不断加深,在全球经济下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重要性更加凸显。采用联合国发布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Rev 4）的分类标准,将国际贸易商品结构分为10个门类（图3）,采用联合国贸易数据库不同商品门类的国际贸易总额数据（https://comtrade.un.org/data）,从贸易商品结构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格局。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进口商品结构中占比前三分别是“机械及运输设备”（31.1%）、“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25.9%）和“非食用原料”（11.7%）。从不同地理区位来看,中国从东北亚和东南亚进口商品中机械和运输设备的比例最高;而西亚、北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欧洲是中国重要的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的进口地区;中国对南亚和中亚进口商品中轻纺、橡胶产品及制品比例最高;而与大洋洲和拉丁美洲的进口贸易中,非食用原料以及食品、活畜比例较高（见图3）。
图3 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的贸易商品结构

Fig.3 The national trade commodity structure in import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Route in 2017

总体来看,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商品结构区域差异显著,主要受不同地区自然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影响,由此形成的商品结构有利于中国更便利和大规模地进口工业生产所需的能源资源;同时,获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工业制品。相对分散和多样化的进口贸易格局也有利于中国应对国际局部资源危机或地区冲突导致的某种商品的产量下降,有利于迅速寻找替代商品出口国,提高中国抗经济风险和能源危机的能力。
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出口商品结构中占比前三分别是“机械及运输设备”（40.6%）、“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23.6%）和“杂项制品”（21.0%）。从不同地理区位来看,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商品结构比较相似,表明中国的工业制成品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较强的产品竞争力,工业制成品出口是拉动中国出口创汇的重要产业（图4）。
图4 2017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贸易商品结构

Fig.4 The national trade commodity structure in export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Route in 2017

从时间维度上看,2007—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基本稳定,商品贸易额不断增长（图5）。其中,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贸易额从2007年的1 371.7亿美元增长到了2017年的3 170.3亿美元,“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出口贸易额从2007年的883.1亿美元增长到了2017年的1 842.2亿美元,“杂项制品”出口贸易额从2007年的774.6亿美元增长到了2017年的1 634.3亿美元。这也体现了中国工业制成品行业的不断扩张。
图5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商品结构年变化

Fig.5 Annual changes in the national trade commodity structure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Route

总体而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有序推进,包括瓜达尔港、俄罗斯天然气管道在内的基础设施合作项目和中印尼产业园、中马产业园等国际产能合作项目逐渐展开,“一带一路”逐渐成为中国对外开展经贸协作的名片。但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在行政管理、投资环境、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宗教文化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对外资的管控和限制以及对内的贸易保护政策程度也不尽相同,需要更进一步分析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双边贸易的主要影响因素。

3 基于拓展引力模型的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3.1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实证检验

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常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方法包括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和混合效应,首先对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确定面板数据回归的模型选择,结果P值拒绝原假设,故应选用固定效应模型;其次,对各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VIF值均<5（表4）,模型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问题;采用对数回归模型可以有效降低异方差的影响。经检验后,运用最小二乘法对2007—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面板数据进行定量分析,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通过逐步排除与预期系数符号不相符合,使得P统计值不显著且最大的变量,直到所有的解释变量都达到显著（表5）。
表4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回归方程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Tab.4 Multiple collinearity test results of regression equation of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volume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变量 R2 VIF
ln（GDP） 0.533 781 2.144 915
ln（PGDP） 0.767 813 4.306 873
ln（FDIt） 0.670 349 3.033 511
ln（FDIt-1） 0.658 99 2.932 465
ln（FDIt-2） 0.675 108 3.077 946
ln（FDIt-3） 0.677 621 3.101 939
ln（ECOFREE） 0.618 392 2.620 490
ln（IMMIGRATE） 0.596 116 2.475 958
ln（EXPATRIATE） 0.524 506 2.103 076
ln（OVERSEAS） 0.787 678 4.709 828
ln（TIGHT） 0.761 03 4.184 626
ln（DIST） 0.626 129 2.674 719
SYSTEM 0.755 152 4.084 167
INCOME 0.226 448 1.292 738
GROUP 0.491 158 1.965 247
表5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回归分析结果

Tab.5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otal import and export volume between China and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解释变量 ln（TRADE）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β0 20.442（0.000 0） -1.395（0.216 7） 0.964（0.000 8） 0.968（0.000 8） 1.186（0.000 0）
ln（GDP） 0.743***（0.000 0） 0.638***（0.000 0） 0.642***（0.000 0） 0.645***（0.000 0） 0.642***（0.000 0）
ln（PGDP） -0.282***（0.000 0） — — — —
ln（FDIt） -0.019（0.576 9） -0.030（0.464 5） — — —
ln（FDIt-1） 0.018（0.583 9） 0.023（0.557 2） 0.035（0.399 9） 0.043（0.265 3） —
ln（FDIt-2） 0.034（0.292 5） 0.050（0.206 5） 0.037（0.349 2） 0.047（0.196 5） 0.082***（0.004 2）
ln（FDIt-3） -0.003（0.9209） 0.032（0.3847） 0.022（0.5625） — —
ln（ECOFREE） -2.236***（0.0000） — — —
ln（IMMIGRATE） 0.054***（0.0000） 0.047***（0.0000） 0.033***（0.0009） 0.033***（0.0009） 0.029***（0.0014）
ln（EXPATRIATE） -0.052*（0.005 0） 0.022（0.252 5） 0.017（0.378 2） 0.019（0.343 0） —
ln（OVERSEAS） -0.387***（0.000 0） — — — —
ln（TIGHT） 0.515***（0.000 0） — — — —
ln（DIST） 0.441***（0.000 0） 0.284**（0.013 8） — — —
SYSTEM 0.091（0.6221） 0.492***（0.0011） 0.325**（0.0227） 0.331**（0.0196） 0.398***（0.0034）
INCOME -0.103（0.320 7） -0.574***（0.000 0） — — —
GROUP 1.334***（0.000 0） 0.894***（0.000 0） 0.793***（0.000 0） 0.796***（0.000 0） 0.847***（0.000 0）
R2 0.896 7 0.845 7 0.825 0 0.824 8 0.822 9
Adjusted R2 0.890 1 0.838 5 0.819 2 0.819 7 0.819 3

注：括号中为P值;***表示P值<0.01,**表示P值<0.05,*表示P值<0.1,分别对应变量系数通过1%、5%和10%的显著性检验。

由表5可以看出,解释变量ln（GDP）、ln（IMMIGRATE）、ln（GROUP）在模型优化过程中保持高度显著,且与预期的系数符号相同。解释变量ln（PGDP）、ln（FDIt）、ln（ECOFREE）、ln（OVERSEAS）、ln（DIST）和ln（INCOME）与预期系数符号不同,予以删除;解释变量ln（FDIt-3）、ln（EXPATRATE）、ln（TIGHT）和ln（FDIt-1）与预期系数符号相同,表明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劳工外派、海外华人华侨系紧密度和1年前、3年前的FDI流量对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额有正向作用,但解释变量显著度不高,也予以删除。
最终得到的模型中,所有解释变量系数均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调整后R²指数达到0.82。最终形成关于对外投资的滞后性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回归方程为：
ln（TRADE）=1.186 664+0.642 600ln（GDP）+0.082 712ln（FDIt-2）+0.029 913ln（IMMIGRATE）+0.398 881SYSTEM+0.847 304GROUP
通过对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
1）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规模
回归结果证实了假设1,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乘积与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成正相关,且相关性非常显著（0.1%）,表明市场规模容量大小对国际贸易规模产生深刻影响,这也印证了杨文龙等（2018b）的实证分析结果。因“一带一路”存在的贸易大国效应,中国需要重点关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内的大国,积极开展双边经贸协作,提高双方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促进经济发展,形成示范效应,从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
2）对于政治制度
回归结果证实了假设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政治制度的相近度和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额正相关,且相关性非常显著（1%）,表明政治制度的相似性对于双方国家开展经贸往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于中国而言,“一带一路”涉及国家范围广大,政治体制差异性显著,在开展双边合作中,应采取先易后难的策略,通过与政治体制相近的国家举行政府间对话,协商国家间贸易管理模式、市场和交易平台建设、贸易保护等制度,促进两国政府形成共识,降低国际贸易的制度壁垒以及由于制度差异所导致的贸易隔阂。
3）对于贸易畅通性和便利性
回归结果证实了假设5,共同的经贸组织与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额正相关,且相关性非常显著（0.1%）,表明加入区域经贸组织对于区内双边国家开展经贸往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于中国而言,“一带一路”与传统的区域经贸合作组织不同,不能完全替代贸易协定组织的作用,中国需要积极融入和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并发挥自身的作用,充分利用区域贸易组织在降低成员国间贸易壁垒、协定关税、技术资源便捷获取和共享等方面的优势,积极开展与APEC国家、上合组织国家以及东盟国家间的经贸往来。
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回归结果证实了假设7,2年以前的FDI流量与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呈正相关,且相关性非常显著（1%）,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在2年后发挥的正向作用非常显著。FDI在流入东道国的当年和第2年发挥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的可能原因是：FDI进入东道国后,通过其所提供的供给带动了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促使东道国的进口需求在下一年出现上升,从而在第3年拉动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上升。而3年以后,FDI对于东道国所形成的影响逐渐减弱,因而3年前的FDI对中国与东道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产生的影响或许不明显。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和实施以来,中国对外投资对于国家间开展经贸往来具有积极的作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外部需求放缓,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制造业产能过剩,东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等问题,促使中国企业谋求转型升级,并在海外寻找生产成本更低的区位选址。根据商务部发布的《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地区分布中亚洲占据63%,与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间进出口贸易总额中,东南亚与东北亚居于前列相符。对于中国而言,由于FDI对贸易增长带动的滞后性,中国政府应积极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详尽的指南,鼓励中国企业通过股权投资等形式,更高效地获取东道国品牌和销售渠道等优势资源,缩短中国企业进入东道国的运营时间和成本,帮助中国资本更科学、更安全、更高效地走出去。
5）民间文化交流紧密度
回归结果证实了假设8,移民与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额呈正相关,且相关性非常显著（1%）,表明移民对国际贸易具有积极的作用。移民人口是联系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中国海外移民在帮助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增进技术交流,促进两国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重要。对于中国而言,要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促进国际交流,通过在海外兴办孔子学堂、吸引海外留学生、举办国际会议等方式,引导和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民间交流合作,应鼓励和支持友善的民间组织互访,增进国际交流,向更多国家传递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丝路精神内核,更有效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3.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家间贸易的促进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消化国内过剩产能,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和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既有助于促进“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发展,也有助于推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中国企业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为“一带一路”国家带来先进技术,促进“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的技术交流和技术革新。中国在继续推动企业走出去的同时,需要甄别东道国的投资潜力,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对于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作用潜力。
国内学者对贸易流量的潜力研究通常采用实际双边贸易值（T）与模型分析值（T′）的比值。类比该研究方法,通过将中国对外投资的滞后性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回归方程（公式4）代入“一带一路”各个国家中,计算2017年“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拟合值,并与实际贸易总额对比,可将FDI对“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影响分为4种类型：投资带动力巨大型（T/T′≥1.2）、投资带动型（1≤T/T′<1.2、投资一般型（0.8≤T/T′<1）和投资带动力不足型（T/T′<0.8）（表6）。
表6 中国投资对“一带一路”国家双边贸易带动影响力分类

Tab.6 The effect types of China's investment upon countries’ trade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Route

类型 国家
投资带动力巨大型（8个） 刚果布、阿曼、安哥拉、多哥、伊拉克、毛里塔尼亚、阿联酋、几内亚
投资带动型（30个） 沙特阿拉伯、伊朗、蒙古、科威特、南非、越南、吉尔吉斯斯坦、科特迪瓦、莫桑比克、韩国、加蓬、塞内加尔、赞比亚、赤道几内亚、利比亚、马来西亚、巴拿马、缅甸、乌克兰、柬埔寨、智利、加纳、匈牙利、孟加拉国、新加坡、波兰、肯尼亚、卡塔尔、尼日利亚、也门
投资一般型（32个） 泰国、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意大利、菲律宾、喀麦隆、秘鲁、摩洛哥、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埃及、斯里兰卡、马达加斯加、老挝、土耳其、津巴布韦、埃塞俄比亚、委内瑞拉、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厄瓜多尔、罗马尼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格鲁吉亚、苏丹、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古巴、斐济、尼泊尔
投资带动力不足型（11个） 玻利维亚、纳米比亚、阿富汗、文莱、乍得、乌干达、捷克、卢森堡、马里、卢旺达、塞舌尔
为增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中国尽量选择投资带动力巨大型和投资带动型国家,充分发挥FDI对两国进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尽量避开投资带动力不足型;对于投资一般型国家,需要更重视对东道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条件、投资政策梳理,甄别投资领域和行业,合理布局企业生产,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发挥FDI对于双边贸易的带动作用。

4 结论与讨论

采用模型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因素,并探讨FDI的滞后性对国家双边的贸易的影响。所得结论为：
1）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受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政治制度、贸易畅通性、便利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及民间文化交流紧密度的影响。进出口贸易总额与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乘积显著正相关;进出口贸易总额与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政治制度相近程度显著正相关,政治制度越相近越有利于加强政治互信,化解经贸合作政策障碍;加入共同的区域性经贸组织可以显著促进两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增长,经贸组织对于降低区域贸易壁垒,促进双边和多边贸易具有较大影响;FDI有助于提升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开放良好的民间交流有助于促进中国与国家间的经贸活动。
2）FDI对于拉动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正向作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FDI在进入东道国后在当地投资生产,带动当地的劳动就业和收入增长,而收入增长转换为当地贸易需求的增长进而增加两国的贸易额这个过程需要一定的周期,导致FDI对于拉动贸易额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滞后性。对于不同国家而言,由于经济政策、贸易政策、国家关系的差异,滞后周期可能存在差异。总体而言,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在2年后发挥的正向作用最为显著。
3）FDI对“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影响可分为4种类型：投资带动力巨大型、投资带动型、投资一般型、投资带动力不足型。绝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处于投资带动型和投资一般型,投资带动力巨大型、投资带动型国家以东南亚、西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居多,是未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热点地区。
本研究丰富了国内有关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特别是民间文化紧密度对国家贸易的影响。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为投资与贸易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东道国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FDI对国家间贸易的促进和带动作用具有滞后性的分析可以进一步深化,未来研究可针对不同投资领域（例如基础设施、装备制造、资源开采等）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关注FDI在不同行业对于投资国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和国家间贸易的促进带动作用的滞后性差异,并从政策等角度探究如何缩短滞后周期,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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