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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 Vol. 40 >Issue 6: 1039 - 1050

DOI: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269

论文

社区营造进程中的乡村地方性建构特征与机制 ——以台湾中和社区为例

  • 解芳芳 , 1 ,
  • 孙洁 , 2 ,
  • 刘风豹 2
展开
  •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广东 深圳 518000
  • 2. 南京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南京 210009
孙洁（1989—），女，安徽合肥，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城市规划与设计、城市社会空间，（E-mail）。

解芳芳（1992—），女，陕西泾阳，助理规划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城市规划与设计、城市社会空间，（E-mail）；

收稿日期: 2020-03-30

  修回日期: 2020-07-16

  网络出版日期: 2020-12-10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SH058)

国家社会科学重点基金项目(17ASH003)

2015/2016年度中英联合研究创新基金博士生交流项目(留金欧[2016]6045号)

收起

Characteristics and Mechanism of Rural Placeness Constr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Zhonghe Rural Community, Taizhong City

  • Fangfang Xie , 1 ,
  • Jie Sun , 2 ,
  • Fengbao Liu 2
Expand
  • 1. Shenzhen Branch of 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Shenzhen 518000, China
  • 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0-03-30

  Revised date: 2020-07-16

  Online published: 2020-12-10

Fold

本文亮点

以台湾中和社区为案例，采用访谈法与介入式观察法，通过社会建构与人文主义两种视角，关注宏观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者两种力量对地方性形成的影响，探讨了社区营造的地方性特征及其建构机制。研究表明：中和社区营造的地方性表现在都市近郊的区位、社区营造实践地点及活动、参与者与观光者的地方感3个方面；中和地方性建构过程则经历3个阶段：首先，弱地方性引起了社区营造参与者与广大社会的反身性；其次，在社区营造政策的推动下，社区营造参与者在日常生活中推动社区营造，促进地方性的生产与再生产；最后，地方性的营造结果吸引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再投入，强化了地方性的持续生产，并创造了进步的地方性，也间接强化了乡村自治能力。

本文引用格式

解芳芳 , 孙洁 , 刘风豹 . 社区营造进程中的乡村地方性建构特征与机制 ——以台湾中和社区为例[J]. 热带地理, 2020 , 40(6) : 1039 -1050 . DOI: 10.13284/j.cnki.rddl.003269

Highlights

With the shift to the "post-rural" study of rural geography, the mixture of urban, rural, and hybrid environment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rural geography. Rural community empowerment, the active intervention of urban and rural elements, promotes the establishment of sustainable rural autonomy. Taking the Zhonghe rural community in Taizhong as its cas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tructures and individual actors on the formation of placeness through the two perspectives of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humanism, and it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placeness of Zhonghe community empowerment is reflected in the location of rural suburbs, the practice site and activities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and the sense of place of participants and tourists. 2) The process of placeness construction is forme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objects and behavioral subjects in three stages. 3) Weak placeness causes reflexivity in the behavior body and the social object, which constitutes the basis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4) The government has established a mature operation mechanism to promote community empowerment, which participants also promote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daily life. This, in turn, promotes placeness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forming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community building. 5) The results of placeness construction attract the reinvestment of human and economic capital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ommunity, which ensures the sustainable power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6) Through community empowerment, a sustainable, pluralistic, and global place is created in the rural environment, which cultivates a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community cohesion, indirectly strengthening the capabilities of rural autonomy.

随着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网络社会”的快速推进，乡村的社会经济与自然环境等经历了显著的重构（龙花楼 等，2017）。乡村逐渐在“杂交”网络下演化成多样化且日益复杂的乡村（Cloke et al., 2006）。一部分乡村融入城乡经济网络从而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而另一部分乡村则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逐渐被动走向衰败，出现了人际疏离、乡村文化丧失等问题。
社区营造最早起源于日本的“造町运动”，是通过活化地域资源、重塑生活环境、培育社区共同体，以促进社区持续发展的运动（于海漪，2011）。20世纪末西方的“社区复兴”、韩国的“新村运动”，均是通过塑造地方认同凝聚社区共同体，引领地区复兴（林文一 等，2014）。台湾省就曾通过推动社区营造，来缓解全球化与城市化造成的城乡失衡（陈其南，1998；陈锦煌 等，2003；李永展，2009）。迄今为止，台湾省积累了长达30多年的营造经验，促进乡村建立起紧密的人-地关系，培养了乡村持续自治的能力，因此社区营造被台湾省当作重塑地方实现乡村治理的重要手段（王文诚，2011；曾旭正，2013）。
国内外针对社区营造展开了丰富的研究与实践，主要从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Nakamura, 2002；萧扬基，2015；陈定铭 等，2016）、公民社会与培力赋权（陈其南，1998；Sorensen et al., 2007）、社区空间动员（曾旭正，2014）、参与式规划（李郇 等，2018）等角度展开研究。面对全球化的冲击与城乡失衡，学者们展开了对乡村社区营造的地方研究。Friedmann（2010）指出，社区营造就是在营造地方（place）。萧百兴（2010）发现地域性（locality）的日常生活空间生产有助于促进乡村社会的改造；向家弘（2007）则实证社区营造是以日常生活的实践实现乡村集体行动。近年大陆学者展开了对台湾社区营造的实践与研究，主要围绕乡村社区营造的宏观政策（扬芙蓉 等，2013；张婷婷 等，2015；莫筱筱 等，2016）、营造模式（陈可石 等，2016）、营造类型（魏成，2010；赵民，2013；梁艳 等，2015）等，为大陆展开社区营造研究及规划实践奠定了基础，但已有的研究侧重于介绍历史经验及启示，较少探究乡村社区营造背后的机制。当前大陆乡村在一系列乡村政策的驱动下，兴起了多元的乡村建设热潮。乡村越来越倾向于借鉴社区营造的理念进行规划建设，但目前仍存在侧重物质空间建设，而忽视村民主体性的现象，更缺少对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培育。因此，亟需研究社区营造背后的运作机制，为大陆乡村振兴提供实践的路径。地方性是社区营造重塑乡村的重要内涵，折射出人-地密切联结程度与杂合的城乡关系，从地方性视角研究更容易把握乡村社区营造过程的内在机制。据此，本文以台湾省中和社区为例，分析其社区营造过程中的乡村地方性建构特征与机制，以期进一步丰富既有社区营造研究成果，同时为乡村振兴实践提供经验。

1 理论基础

1.1 地方与地方性

地方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是人文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由Tuan为代表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将“地方”引入（盛婷婷 等，2015），发展至今主要形成两大理论背景，即基于人文主义的现象学与基于结构主义的社会建构取向。人文主义对地方的定义是有意义的区位，它是人类创造的有意义的空间；而结构主义认为地方是在层层叠叠的社会关系中不断被建构的（Cresswell, 2016）。Agnew（1987）整合了人文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理论，认为地方是由区位（location）、场所（locale）、地方感（sense of place）所构成的。区位指基本的地理位置，场所指社会关系及所依托的物理空间，地方感指个人的感觉。
地方性是指地方内在的文化内涵，同样也有人文主义与社会建构两种定义倾向。人文主义认为地方性是个体将空间转换为地方的意义本质，是由个体的经验所构成。而社会建构认为地方性是区域间社会关系互动的结果表现，是区域间功能需要而不断产生的特殊性。目前西方学术界对地方性还未有明确的定义，我国学者整合西方各理论学者对地方性的定义，认为地方性是使地方区别于其他区域，且内生与外部联结的特殊性品质（周尚意 等，2011）。本文借鉴Agnew对地方的3个维度的解释，认为地方性既然作为地方特殊性本质，其特殊性也是在区位、场所、地方感3个方面所表现出的特征。

1.2 地方性建构

在地方性建构研究方面，人文主义学者认为地方性来源于人类个体的情感需要（Tuan,1974; Relph,1979）。Relph认为寓居于某地就伴随地方性的产生，并由地方物质环境、活动、人地情感构成。Seamon（1979）提出地方性产生于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持续展开的身体移动，从而产生强烈的地方感及地方性。结构主义学者认为地方性是由反复的社会实践及外部社会结构所建构（Massey, 1991, 1994; Pred, 1984; Cresswell, 2016）。Pred（1984）提出地方是以创造和利用物理环境的方式，对特殊脉络中的历史进行层层积累的过程。Massey等（1999）认为地方是在广大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建立的动态过程，地方性是复杂的社会关系互动的产物。Friedman（2010）认为地方是在日常生活的场所中，集聚并联结人群中建构。
当前国内学者在地方性建构两种视角下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在人文主义方面，黄文炜等（2015）发现城中村的地方性在景观、符号、文本、感知4个维度持续的建构；李一溪等（2017）以Relph的理论为基础，发现菜市场的地方性形成于物质环境、活动者、历史文化和现代性相互作用的过程；陈霄等（2018）发现中国城市购物中心地方性形成于物理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及地方历史。在社会建构方面，戴俊骋等（2015）发现资本在历史层累中对村镇地方性产生关键的影响。姜辽等（2016）注意到资本权利、文化知识、民俗生活等对村庄地方性形成的影响。当前人文主义和社会建构这两种研究视角往往共同作用互为补充，学界已趋向将二者相结合展开研究。周尚意等（2011）发现艺术区的地方性在社会关系与个体认同中共同建构；郎朗等（2017）借助结构化理论探究了北京三里屯的地方性如何在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者中建构；刘宏芳等（2018）发现民族村寨地方性形成于国家政策、制度、现代化等与个体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本文延续两种视角相结合的思路，解释乡村地方性建构过程及机制。在社会建构方面关注宏观政策制度、社会结构作为社会客体的调节，在人文主义方面关注社区营造参与者作为行为主体的体验。

1 研究区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选取台湾省台中市中和社区牛铺庄为研究案例。该社区位于台中市南屯区中和里 1，距离城市中心6 km左右，是典型城市近郊的乡村社区（图1）。中和社区总面积为68.54 hm2，共5 315人 2。随着20世纪90年代台中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外地务工人员涌入，南屯区新建住宅林立并逐渐形成了现代居住社区。中和社区最初居民点为牛铺庄区域，在市地重划 3下形成了较为规整的中和新社区，以容纳新中和居民。原本的牛铺庄则呈现空心化、老龄化的趋势。2013年中和社区在牛铺庄进行社区营造以重塑乡村。中和社区营造分为2个阶段：1982—2013年为社区营造的筹备期，主要成立了以社区居民为主体的社区发展协会，虽未展开具体的社区营造工作，但为后续社区营造奠定了群众基础。2013年至今为社区营造发展阶段，主要由社区规划师与社会发展协会发起号召，带动社区内外群体开始自下而上的社区营造。每年选择社区荒废的空间进行改善提升，陆续对“柑仔店”“茶仔店”2个荒废的建筑进行了营造，对“下牛埔”“米店”“故事座椅”等构筑物进行了彩绘；同时在社区营造改善的空间中，举办日常活动与对外的参观活动。通过社区营造的空间实践与活动策划，有效地提高了社区的凝聚力。台湾乡村社区营造研究，多选取拥有多种资源禀赋且营造多年的明星案例为研究对象，中和社区则代表台湾广大营造初期的普通乡村。因此，以中和社区的旧聚落作为研究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图1 中和社区所在台中市地理位置（a）、案例周边区位（b）

资料来源：据Google地图改绘。

Fig.1 Location of the Zhonghe community in Taichung City（a） and the location around the case（b）

1.2 研究方法

采用访谈法与介入式观察法，2017年2—6月笔者以研究者的身份介入到中和社区，记录其空间状况与社区营造的进展，并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到社区营造相关的活动计划中，深入体验社区营造计划提案、项目实施过程，同时跟踪记录社区营造典型人物的相关行动轨迹，并观察社区的日常生活状态。重点对中和社区的33位相关人员进行多次深度访谈，包括长期参与中和社区营造的志愿者（志工）、未参与过社区营造的居民、相关协助人员及未参与社区营造的参访人员（表1）。每次访谈时间约30~60 min，了解访谈对象在社区营造中承担的角色与任务分工，从而探究中和社区营造的过程与机制。
表1 访谈对象统计

Tab.1 List of interviewers

编号 人数 对象名称 时间 地点
A 5 中和社区发展协会志工（居民） 2017年3—6月 中和社区
1 中和里里长 2017年6月 中和里长办公室
B 1 中和社区规划师 2017年3—6月 中和社区
C 1 台湾社区营造中心 2017年4月 台北台湾社区营造中心
2 南屯区社区营造中心 2017年4月 台中南屯区
3 议员代表 2017年3—5月 中和社区
1 社区营造辅导规划师 2017年5月 逢甲大学
D 1 信义房屋 2017年3月 中和社区
3 逢甲大学国际志工队 2017年6月 逢甲大学
2 镇平小学老师 2017年5月 镇平小学
4 其他个人参访者 2017年3月 中和社区
1 圆梦计划志工 2017年5月 中和社区
E 3 周边社区居民 2017年5月 中和社区沿街商铺、枫树社区
4 社区居民(非社区发展协会成员) 2017年5月 中和社区
F 1 涂鸦艺术家 2017年5月 中和社区

2 社区营造地方性特征

2.1 区位：地方性的基础

中和社区所在的南屯区原属于农业区，而中和社区原本只是其中的普通乡村。南屯区在20世纪90年代的市地重划影响下，建设了大量的城市公共设施与开放空间，形成了较为整齐的街廓，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移入，逐渐形成城市住宅区和商业区。伴随南屯区快速的城市化，中和社区逐渐成为南屯区中保留乡村风貌的乡村社区，从而也更加突显了中和特殊区位下的地方性价值。参观的游客（D7）认为：“在台中市边上已经很少见这种有乡村味道的地方了”。正是这样的区位特质，构成了中和乡村空间地方性的内涵，也成为人们形成特殊印象的基础。中和乡村风貌勾起了社区居民及参观群体对中和老聚落的记忆：“中和过去有大面积的田地，在重划之前，这一片都是农村。”（D1镇平小学老师）

2.2 场所：地方性的展示与体验

中和社区的物质空间展现了乡村地方性的外在特征，大面积的农田、弯曲的小路、聚落的布局都构成了乡村生活的景观。社区营造则通过将社区中闲置或废弃的小空间以艺术彩绘美化形式重塑了空间，这些空间再现了传统乡村文化 4，成为展示中和地方性的平台。“柑仔店”再现了中和社区旧时小卖铺口邻里交往的热闹场景，“米店”再现了乡村的大米从田间生产到商店售卖的过程，“茶仔店”展现了旧商店与旧民屋的样貌，“故事座椅”描绘了水灾时村民爬到大榕树上因而得救的故事。这些重塑的空间节点散落在社区，嵌入在乡村的整体环境之中，构成了乡村的地方性（图2）。“中和就像回到过去的乡村，柑仔店很感动造型也很特别，能够勾起回忆。故事馆感觉很有特点，里面有以前的锅灶，座椅也很特别……有一些很特色的东西，让人想起以前的回忆。”（C1议员代表）
图2 中和社区营造的项目空间分布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台中城市计划图及实地踏勘绘制。

Fig.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projects in Zhonghe

社区营造也通过策展文化活动方式再现地方性。通过成立社区剧场，以“柑仔店”的故事为原型，再现热闹邻里的地方性；通过成立故事班，搜集保存社区的历史文化、事件或社区营造的点滴，整理成社区报、故事绘本及纪录片，从而再现了经筛选过的独特历史文化。通过社区营造的空间改造与文化活动策展，创造社会关系互动的平台，吸引社区外精英、学者、学生的帮助与参观，从而促进了社区内外的关系交往。社区内外的人际互动过程加深了人对乡村生活空间地方性的建构。营造后的地方性，通过他者的观看视角或互动体验，强化了乡村的地方性。“只要是在开展社区营造活动的社区都会知道中和社区，社区营造改变了社区外市民对中和的认知，总之中和社区的改变因为社区营造举办的各类活动……中和只要一办活动，大家都会关注过来”（E1周边社区居民）。“刚开始想把社区的故事保留下来，所以做了柑仔店、米店、茶仔店，结果现在每年有很多学生团队参访，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感觉使命变大了。”（B1社区规划师）。

2.3 地方感：地方性的感觉

由于地方感更多地是个人体验，因而总体会形成内部居民与外地人的不同地方感差异。对居民而言中和社区的乡村地方性主要体现在像“家”一样的所在。“中和就是家啊……也没什么特殊的，外面人喜欢来参观”（A3中和社区发展协会志工）。居民对社区的地方认知体现在描述日常交往与社区生活的细节中。长期居住在中和社区的居民产生了“家”的归属感，而产生强烈的情感依恋。“我在中和住了很多年，这里生活感觉很热闹，活动也很多，大家感情都很好。”（A2中和社区发展协会志工）。另外居民能够感受到中和社区营造带给社区凝聚力的增强。“有看到社区的进步与凝聚力，社区本来不熟，但是现在好像一家人。”（A1中和社区发展协会志工）
对外地参观者而言，中和是具有乡村特色的社区，体现在其独特的乡村文化地景、淳朴热情的交往方式及充满人情味的氛围。因参观的目的与行为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地方感，但总体而言参观的缘由是对特色的地方性追求。“中和保留的这种洗衣坑、合院式的聚落布局、蜿蜒的小路，现在都很难看到了……在我小时候很远的我老家有这种”（D8参访游客）。或因对城市生活方式厌倦与人际交往的疏离，从而产生了对乡村淳朴自在的生活方式与热情单纯人际交往的美好向往。“中和是很有意思的社区，每次去的时候他们真的都很热情，让我感觉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人都很淳朴”（D5信义房屋员工）。社区营造的凝聚力与人情味是外来参观者最大的感受。“中和社区算是在都市区，可它还有乡下的那种人情味，凝聚力真的蛮好的。但有些社区虽然完全没有，因为凝聚力很难带动”（D1镇平小学老师）。
总之，社区营造通过营造重构了乡村并强化了乡村空间的地方性。中和社区在都市近郊下维持的乡村风貌成为中和特色基础，也成为社区营造的前提。而社区营造通过物质空间地景的塑造与文化活动的策展，为乡村创造了地方性得以展演与体验的场所。通过乡村文化的符号化与空间再现重塑乡村文化、生活及社群交往。通过人群对场所的参与或体验产生情感依附，往往表现在强烈的家的归属感与特色的体验感（图3）。
图3 社区营造的乡村空间地方性表现特征

Fig.3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placeness in community empowerment

3 地方性机制

3.1 地方性的建构基础

3.1.1 社会客体的政策架构

在政治架构方面，台中市逐步落实台湾社区营造孵化期、动员期、机制形成期、整合深化期的各项政策并建立台中市社区营造平台。中和社区则在宏观政策架构中不断响应，并开始进行社区营造的运作。中和社区于1982年响应社区营造孵化期《社区发展工作纲要（1968）》政策的需要，成立中和社区发展协会地方组织。由于政策自上而下的指令性，此时中和社区并未展开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营造。直到2013年，苏明松被任命为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才开始了解社区营造，并通过参与各部门的社区营造计划着手中和社区的社区营造，如文建会《新故乡社区营造二期计划2008—2015》《社区营造三期及村落文化发展计划（2016—2021）》，及城市发展局的《台中市社区规划师驻地辅导计划》等（图4）。“理事长收到政府的一些社区营造会议与课程邀请，发现社区发展其实可以做很多元的方向，2013年决定参与社区营造”（B1社区规划师）。在政府出台社区总体营造的政策浪潮下，非盈利组织与民间企业也大量涌现推动社区营造。“信义房屋”是民间企业的代表，自2004年开始推动“全民社造行动计划”。截至2018年，信义房屋共收到8 051份提案，具体嘉奖1 739个社区。总之，社区营造的政策在推动具体营建中发挥了保障资金与技术支持的作用。“中和社区营造所需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当地政府，社区通过参加政府举办的社区营造竞赛筹取营造的资金”（B1社区规划师）。
图4 中和社区营造的政策架构

Fig.4 The policy framework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in Zhonghe

3.1.2 行动主体的意识唤醒

Relph（1979）认为地方的本质是对长期生活的地点所产生的认识。中和社区理事长长期居住于中和社区，2013年被任命为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后，开始自省社区发展问题。“2013年以前，中和没有什么活动，社区发展协会就是吃吃饭，也不知道社区营造，我当时去其他社区参访，看别人社区都有在做社造，中和却还没有动，就想试试看”（A1社区理事长）。理事长通过唤醒地方意识，希望号召到行动者参与社区营造。他首先邀请富有经验的社区规划师陈慧珍协助社区营造：“当时是理事长想找我看能不能做……我觉得社区发展协会要促进社区发展才叫社区发展协会，所以我想是不是要改变一下……所以在2013年我就开始试试看”（B1社区规划师）。同时，通过唤起社区居民反省意识，进而动员社区发展协会成员参与政府举办的社区营造课程，以了解社区营造的意义及操作方式。“2013年是理事长想做，‘你们也有老年人的关怀据点，但是你们这里没有人情味，是不是可以把她变成一个很美丽的地方？’，然后我们去上课开始学去做，就这么开始了”（A5社区发展协会志工）。

3.2 地方性的建构循环

3.2.1 社会客体的规划实践

持续生产的地方性是依赖于社会关系不断实践的结果。在社区营造计划的持续刺激下，中和社区逐渐形成了稳定的社区营造组织关系构架。台中市政府作为社区营造的官方主办方，主要通过文化局与都发局推出年度性社区营造计划，由中和社区营造发展协会组织进行提案，并作为每一项计划的主要执行方。社区发展协会引导社区成立相关技术社群，并引导这些技术社群及社区生活兴趣社群协助配合社区营造，使他们为社区营造提供技术与人力支持，同时也促进了社群间协同配合与发展。
在不同的社区营造阶段，社会关系呈现不同的联结状态。在社区营造的动员阶段，社区发展协会通过大会的形式组织全体成员讨论，决议社区营造的计划构想，同时在具体计划实施阶段号召感兴趣参与的技术社群，由社区规划师进行总结并细化计划内容。“我们每次开会员大会征集不同的社区达人，像木工、粉刷师傅等，看具体的计划需要什么样的人参加协助我们”（B1社区规划师）。在提案阶段，各个社区代表人员如社区规划师或发展协会成员会向政府部门进行汇报，由政府部门招募的社区营造实践专家、学者组成评委团进行遴选。
在此过程中，首先社区将自己的营造计划与想法向专家展示，学者专家提供建议并选择入围营造的社区进行后续相关培力课程学习，以保证能达到预期的营造效果。在计划实施阶段，中和社区主要由社区发展协会动员并进行计划实施，社区的技术社群与外地的议题社群进行协助，偶尔政府部门的议员代表与专家学者给予必要的物质与知识上的支持，中和社区发展协会以外的居民则会在实施的计划过程中驻足观看、与参与者进行语言交流以了解计划含义，或因感兴趣而加入到协助的组织中去。在核实阶段，由社区规划师驻守现场向政府议员代表或专家学者进行介绍、等待审核并派发资助经费。在社区营造的各个阶段，不同的社会关系以不同的实践行为进行联结，共同构成了中和社区营造背后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中和社区规划师成为各个环节的网络联结者的中心。“因为我和理事长的关系，我和团队肯付出，一些社区有一些派系，你想做其他人不想做，人可以的话事事都OK”（B1社区规划师）。社区规划师的社会关系也吸引了社区内外人群的参与。“参与社区营造都是古锥（社区规划师）害我的，我跑不掉，只要她在的地方我肯定都要帮忙”（E2周边社区居民）。社区营造具体计划由流动特性的社会关系网络所实践。针对不同的计划，除了社区规划师、社区理事长等几名固定的社区志工外，往往由不同参与者协助。社区发展协会主动征召志工参与，不同的志工也会主动地加入到计划中。为避免多元群体营造出不代表中和特色的空间，中和社区营造规定，须以中和的特色故事为主要内涵，并由社区规划师与居民引导外部群体参与。正是这样的社会关系构架与组织运作模式，中和社区通过流动的社会关系持续地生产中和的乡村地方性（表2）。“我们对外地的协助人员，要求根据我们社区的具体情况来进行绘制，这样才是中和的故事……故事馆这个墙很明显有一块像是涂了很多层，因为国际志工在画的时候我们路过的居民说他画错了，他们就一遍遍改掉重新画”（B1社区规划师）。
表2 中和社区营造项目和参与群体

Table 2 List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participation groups in Zhonghe

营造年份 营造项目 参与群体
2013 “柑仔店” 理事长、社规师、协会志工
2014 社区报 理事长、社规师、协会志工
2014 “米店” 理事长、社规师、协会志工、社区大学生
2015 “茶仔店”

理事长、社规师、社区居民、协会志工、

居民、国际志工

2015 记录片 理事长、社规师、社区特色店铺居民、学生
2016 记录片 理事长、社规师、信义房屋
2016 座椅改造 理事长、社规师、镇平小学
2016 入口

理事长、社规师、社区老人、绘画老师、

木工达人

资料来源：根据访谈整理。

3.2.2 行为主体的日常实践

人文主义强调地方性是日常实践所产生的依恋与归属感。地方性是透过人群的日常生活日复一日实践出来的产物。日常的生活实践逐渐地超越了原本计划所承载的想象，具有实质使用功能的空间往往成为日常生活实践的场所。代表中和社区乡村文化的地方性在日常实践中不断被沉淀，产生了基于当地不断被生产出来的日常生活地方性。
社区营造塑造了场所，为日常生活提供了新的交往平台。社区营造的“柑仔店”，成为居民的活动中心。社区成立了福利关怀据点，每周三早上发展协会的志工，为社区65岁以上老人进行健康体检、健康送餐，并为其开展益智游戏和课程学习等活动。社区居民也会自发在“柑仔店”举办歌唱班与舞蹈班等丰富的日常活动。这些活动增加了居民对场所的依恋，再生产出社区日常生活含义的地方性。“没想到柑仔店这里这么有活力，居民喜欢在这里办活动，每天晚上都有活动，有时候我们需要在柑仔店讨论社区营造的相关活动还需要提前预约才能使用”“柑仔店现在是我们社区的活动中心，居民办活动都喜欢在这里，这里很漂亮又干净”，“我经常来中和的活动中心，这里经常很热闹，比我们社区有氛围”（B1社区规划师）。
“柑仔店”在居民日常的活动实践中，已经将纪念社区过去店口邻里情谊的集体记忆空间转化为当下社区日常生活中热闹的交往空间。“故事座椅”在营造后成为了座椅旁洗衣坑的置物台，也成为居民闲聊的休息空间。“茶仔店”延续“柑仔店”的怀旧风格成为社区博物馆，承担了社区对外展示的功能，而“茶仔店”营造过程与背后的故事成为了社区新的地方性——凝结社区内外感情的“故事馆”。“让我很感动的是故事馆，因为捐了自己房子的伯伯，还有那么多国际志工的帮忙，古锥还有居民也都很照顾他们”（D9圆梦计划志工）。

3.3 地方性的吸引与强化

社区营造通过社会客体与行为主体的力量生产乡村地方性空间，地方性的空间结果进而吸引了社区内外的参与，从而构成了地方性生产的循环与社群力量的强化。社区居民通过观看社区营造的空间地景，能被唤起对社区的归属感，通过观察社区居民彼此参与营造的行为，能够促发居民参与实践的心理。“柑仔店”社区活动中心在营造的过程中，所设计的剧场演出形式重现了小卖铺店口的热闹场景，引起了社区居民的关注，同时吸引了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营造活动中（图5）。
图5 柑仔店回忆剧场演出（a）、社区居民的吸引与参与（b）

资料来源：台湾台中市中和社区发展协会。

Fig.5 Attract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community residents

由于政府对社区政策的推广及社会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台湾的社会逐渐开始重视地方文化与生活（王文诚，2011）。由此，引发多元化的社会资本对社区提供帮助的趋势，如社会非盈利组织、社会精英、学者、学校（图6）。中和社区一开始并没有吸引太多社会资本的投入，在营造柑仔店牛铺庄的乡村地方性后，大众传媒的推广宣传逐渐吸引了多元群体的参访，成为再一次投入社区营造的社会资本。参访者在了解中和的社区营造情况后，会积极投入到协助营造地方性的具体事务中。“我们这个组织是帮助社区与国际志工进行联结的，当时我们在寻找台中附近的社区时，在找那些需要帮助的社区，看到网站中和的资料还比较多，打电话过去了解到他们正在做故事馆，需要人力，我们就联系了一批国际志工去帮忙”（D4逢甲国际志工队）。“我们有一个课程是让学生去认知自己的家乡，很多小孩子没有看到过乡村，中和做了很多东西很有乡村的味道，所以我们就跟理事长和古锥联系来参访社区”（D1镇平小学老师）。这些外部的参访者在了解到中和所营造的地方性后，以不同的参与方式协助社区营造，从而产生了社会互动下新的地方性。在每次的导览中，社区规划师除了讲述本身承载集体记忆的社区故事外，也会描绘外来的协助者如何参与到营造的队伍中，又与当地居民产生了怎样的互动过程。居民也会讲述这些有意义的内外互动经历。这种再生产的地方性经过传播也再次吸引并强化了社会资本的投入，产生源源不断进步开放的地方性。“这个故事座椅当时我们正在做，国小的老师就带着小朋友说要帮忙，大家看到的这个都是小朋友一点点粘上去的……国际志工当时就住在还是破房子的故事馆二楼，下面就是我们要营造的空间，当时居民都跑来给他们送日常用品……当时快过年了，我们就带他们去吃火锅，彩绘粉刷墙的时候，他们问我能不能画吃火锅的场景，因为觉得中和像家一样”（B1社区规划师）。
图6 由国际志工参与的故事馆的彩绘墙（a）、镇平小学参与故事座椅营造（b）

资料来源：中和网站主页。

Fig.6 Foreign visitors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empowerment

总之，中和社区通过地方性的基础与地方性的建构循环两个路径实现地方性乡村的建构。在地方性建构基础方面，台中政府构建了乡村自力营建的平台动员社区发展协会，同时以信义房屋为代表的社会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也在搭建营造平台。村民、官员与专家在社区营造热潮的推动下与自身的反思中参与到营造实践中。这一阶段无论是行为主体或是社会客体都因其反身性的思维，从而构成了扭转乡村危机的行动意识基础。
在地方性建构循环方面，社会客体逐步完善社区营造政策，中和社区形成了稳定社区营造的运作框架与内外社群协作的组织基础，使得乡村社区营造拥有持续的动力。同时行为主体通过社区营造，促进多元个体的营造体验实践与村民的日常生活实践。通过社区营造针对社会福利、文化活动、地景3个面向的实践塑造乡村空间的地方性，而地方性的营造结果吸引了社会客体的再投入与行为主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再生产，从而将中和社区由一个缺乏特色的弱地方性社区，向具有地方性特色的社区进行循环转化（图7）。
图7 社区营造的乡村空间地方性机制

Fig.7 The rural placeness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in Zhonghe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通过社会建构与人文主义的两种视角，探究了乡村社区营造干预城乡要素建立自治能力的地方性机制。
第一，社区营造的地方性建构并非由单一要素推动，而是在社会客体与行为主体两种力量影响下形成。在社会客体方面，多元群体在政府推行的政策背景下，形成了场所持续营造的资金支持与运作机制。在行为主体方面，参与者的反身性思维与日常生活实践实现了地方性的建构。
第二，社区营造的地方性是持续性、开放性和多元性。中和社区的地方性是面向过去集体记忆进行筛选后的再现，也是面向当下日常生活创造，因此是动态持续的生产过程。地方性也具有开放性的特征，由广大外部的社会网络与居民共同塑造。因社区营造人群参与分工的差异，从而创造了个体多元化的主观感受，归属感和认同感等正面情感也不断加深。
第三，社区营造的地方性重塑了社区共同体。中和社区通过生产地方性培育了集体认同与社区凝聚力，而地方性的营造结果吸引了社区内外社群的参与，成为下一次地方性建构的人力和物力保障，间接促进了乡村的持续建设。

4.2 讨论

对台湾社区营造地方性的探究，有助于乡村内生动力机制的探讨，即社区营造是一种主动干预城乡要素的地方性建构活动，通过地方性建设可以培育乡村自治能力。当前国内的乡村规划可以通过引导社区内外共同建设具有集体认同的场所，为城乡要素流动搭建日常集聚与联系的平台，从而在重塑城乡关系中建立乡村的自主能力。陕西袁家村就是通过建立动态开放的乡村地方性，从而促进乡村嵌入到城市经济发展路径中，实现自身的振兴发展（黄清燕 等，2020）。
社区营造的开放与多元性的地方特征，是乡村持续发展的动力关键，但也可能因认同的分裂造成一定的行动危机并限制乡村的发展。如2017年4月在个别居民的抗议下，承载了镇平小学、社区居民、志工等多元想象与力量完成的故事座椅，被迫无奈拆毁。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社区营造只是促进了一部分群体的认同，带动了乡村特定群体的行动能力。社区营造如何避免多元群体的地方性分化，有待未来进一步研究。此外，社区营造是一项需要长期经营的实践，本文对中和社区展开4个月的实地调研，未能完全评估社区营造对乡村的后续影响，还需长期观察进行验证。

脚注

1 里是台湾的村级行政单位。

2 台中市南屯区公所，南屯区统计情况：http://www.nantun.taichung.gov.tw(访问时间：2017-04-01)。

3 市地重划是台湾省根据都市发展的需要，将都市计划范围内某些不符合经济使用的地块，依法予以重新整理。

4 传统乡村文化指乡村建筑风貌、乡村邻里生活、乡村生产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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