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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 Vol. 41 >Issue 6: 1132 - 1141

DOI: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412

地缘环境解析的理论与方法

浅析话语分析方法在地缘环境解析中的应用

  • 袁广盛 , a ,
  • 安宁 , a, b
展开
  • a.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
  • b. 华南师范大学，亚洲地理研究中心，广州 510631
安宁（1987—），男，陕西汉中人，博士，副教授，硕导，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地理与社会文化地理，（E-mail）。

袁广盛（1998—），男，广东河源人，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文化地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1-08-28

  修回日期: 2021-10-07

  网络出版日期: 2021-11-16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122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跨境流动背景下族裔社区的多元文化与地方协商研究：以粤港澳地区为例”(41871127)

收起

Debate on the Application of Discourse Analysis in Geo-Environment Studies

  • Guangsheng Yuan , a ,
  • Ning An , a, b
Expand
  • a.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 b. Center for Asian Geography Studie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1-08-28

  Revised date: 2021-10-07

  Online published: 2021-11-16

Fold

本文亮点

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是一种在社会科学中广泛应用的研究方法。文章主要探讨了话语分析在地缘环境解析中的应用现状和前景。首先，对话语分析涉及的概念、理论和路径进行了辨析，展示了话语分析在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案例，重点关注了话语分析在地缘环境解析中的应用。其次，对比了地缘环境解析中的其他常用方法，加深对话语分析方法特点的了解，同时讨论了话语分析在未来地缘环境解析中运用的其他可能。最后，结合当下地理学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的大背景，讨论了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相对比较传统的研究方法在地缘政治学，或广泛一点，人文地理学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

本文引用格式

袁广盛 , 安宁 . 浅析话语分析方法在地缘环境解析中的应用[J]. 热带地理, 2021 , 41(6) : 1132 -1141 . DOI: 10.13284/j.cnki.rddl.003412

Highlights

Although political geography has been gaining popularity in China as a sub-discipline of human geography, its methodological development has been limited to the quantitative paradigm. As a widely used research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s, discourse analysis remains under-used in Chinese geo-environment analyses.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status and prospects of discourse analysis methods in geo-environment analysis within the Chinese scholarship. First, this study discriminates the concepts, theories, and analysis paths involved in discourse analysis methodology. Specifically, it discusses how discourse is conceptualized compared to text, language, discourse formation, discourse structure, textual analysis, and content analysis. Subsequently, the study discusses various case studies of discourse analysis in human geography, which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discourse analysis method in geo-environment analyses. Additionally, the study introduces other commonly used research methods in geo-environment analyses, to deepen readers' awarenes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scourse analysis. Further, it discusses other possibilities of discourse analysis in future geo-environment analyses. By doing so, this study highlights the status and importance of discourse analysis within Chinese political geography. On this basis, this study uses an empirical case study from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to discuss global perceptions of China's rise, thus providing an accurate practical guide to explain how discourse analysis should be expanded in empirical case studies. Then,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challenges and potential of discourse analysis in the background of an emerging Big Data era. Finally, the study combines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continuous innovation in geographical research methods with discourse analysis. Accordingly, it discusses the possible future role of discourse analysis as a relatively traditional research method in geopolitics, or more generally, within human geography.

自Harris（1951）于1950年代首次明确提出话语分析方法以来，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已得到广泛应用，包括语言学、国际关系学和社会学等。例如，在语言学，相关学者就语料学与话语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语料库的研究发展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朱启慧，2021）；在国际关系领域，利用新闻报刊对国际贸易等话题进行话语分析的案例迅速增加（金恬恬 等，2020）；在社会学，利用话语分析方法去探讨社会变革的研究议程也极为常见（Bonnin, 2021）。从这个角度来讲，话语分析方法从来都不是属于某个特定学科的研究方法，其一开始就是一种具有显著跨学科特征的研究方法。
在话语分析方法日臻完善的同时，许多人文地理学家也受到福柯的影响，开始反思地理知识的来源及其传播，并开始关注话语。福柯（Foucault, 2013）认为只有语言才能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换言之，除了描述世界秩序的语言（Linguistic Description）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地理知识（Waitt, 2005）。当然，福柯并未否认客观世界的物质性，只是强调了人的主观性影响了其对外部环境的认知。这在地理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地理学家认为地理不止是一个名词，而且还是一个动词，是人类对其生存和生活环境的主观刻画过程（Geo-graphing）（Ó Tuathail, 1996）。此后，话语分析方法开始逐渐应用于人文地理学领域。例如，在城市地理领域，Lees（2004）利用话语分析对城市研究的话语转向的根源和方法论进行了讨论；在社会文化地理领域，Mattissek等（2016）探讨了英语和德语地理学中话语理论产生和发展的不同方式及其可能原因；在环境地理学领域，Leipold等（2019）讨论了话语分析如何组成环境政策分析的基本框架等。
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话语分析方法为人文地理学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为质疑“知识的定位、话语的语境以及空间意向在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提供了有效且实用的分析工具（Cap, 2008）。与之矛盾的是，在新兴的政治地理学研究中，话语分析方法并没有受到重视，确切来说，是在中国的政治地理学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安宁 等， 2018）。这一方面与国内人文地理学处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摇摆和模糊的学科定位有关（Qian et al., 2021），另一方面与研究话题的偏好有密切关系。受落后于西方政治地理学和国内其他人文地理学科分支的影响，中国政治地理学在研究尺度上主要以传统政治地理更为关注的国家作为核心的研究单元，这也导致其在研究方法偏好上更加注重定量分析和区域分析，而忽视了话语分析作为定性分析手段的重要性。但是，在国际政治地理研究中，话语分析方法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以批判地缘政治学（Critical Geopolitics）为代表的政治地理流派普遍意识到地缘政治权力所嵌入的特定政治和社会背景的重要性，因此福柯关于话语与权力（Power/Knowledge）的辩论使得他们将话语分析作为一种重要的批判工具，来处理诸如外交政策的产生等各种问题，通过地缘政治话语实现对构成真理制度和约束力量的抵抗（Ó Tuathail, 1996）。由此，话语和话语分析成为西方研究地缘政治最流行的概念之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将主要讨论话语分析在地缘环境解析中的应用及其潜在的应用价值，以强调话语分析在国内政治地理研究领域的重要性，并推动其在该领域的应用。本文首先对话语分析相关概念、理论和路径进行辨析；然后讨论其在地缘环境解析中的应用，进而探讨其在该领域作为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的潜力；最后，将结合当下地理学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的大背景，讨论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相对比较传统的研究方法在地缘政治学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本文可被视为关于话语分析这一研究方法的方法论综述，可以为地缘环境分析这一研究领域或者更加广泛的研究领域中话语分析的规范运用提供科学指导。

1 概念辨析和理论基础

1.1　话语分析及相关概念辨析

为了明晰话语分析的定义和应用范围，需要先了解一些与之相关的概念，包括话语（Discourse）、话语结构/成分（Discursive Structure/Formations）、文本分析（Text Analysis）和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等。
首先是话语。话语是话语分析方法的核心，人文地理学中广泛流传的话语概念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福柯的影响（Lees, 2004）。在福柯与德勒兹关于“知识与权力”的会话上，他们描述了话语是总结不同文本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概念（Foucault et al., 1979），但福柯并未使用“话语”一词的语言学意义，相反，他在一个更广泛的理论框架中将话语概念化：1）所有对世界有意义的陈述（Statement）或者文本（Text）；2）一组有着共同主题起着统一作用的陈述和文本；3）用于加强陈述和文本统一性、逻辑性和强制性的一系列规则和结构。从这个意义来讲，话语并非用来指特定的文本，它可以被定义为“构建知识和社会实践领域的不同方式”，用来解释社会如何通过沟通表达某些思想和价值观（Waitt, 2005）。
其次是话语的结构/成分。福柯（Foucault, 2013）在对性史的讨论中考察了话语是如何被构造、以什么方式在言说的，形成了一套限制话语的结构和规则，福柯称之为“考古学”（Archeology）。根据对福柯思想的考究，我们发现话语结构指的是一组相对固定的陈述，这些具体的陈述则是指话语成分，其中结构限制了我们如何构建自己的思想。具体来说，话语结构告诉我们如何理解事物，而话语成分则限制了我们的想象。例如，物体和事物，包括动植物、生产活动和政治活动等，他们的意义是通过一系列话语结构形成的，这些话语结构分布在多种素材中，如在照片、书籍和文本中反复出现，包括一套思想、规则、实践、主题、态度、陈述等。在组成话语的内容中，意义从来不仅限于一个单词、一个句子或是一篇特定文章，而是取决于这些文本之间的关系，即称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单独的文本是无意义的，文本只有通过组织不同的话语、消费、生产之间和之内的成分才构成其意义。
三是文本分析、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话语分析方法打破了以往以定性数据（包括电影、照片、小说、新闻报刊、演说词等）解释人文地理现象的范式。与严格意义上的话语分析方法相比，以解释语言、文本和视觉表征意义的方法工具被地理学家广泛用来解释世界交流的表征形式和地理想象，被统称为解释学（Hermeneutics）（Brunsdon, 2016）。在解释学工具包中，地理学家广为应用的主要包括文本分析和内容分析，这些方法与符号学（Semiology）和图像学（Iconography）关系紧密，都将文本视作一种交流机制，主要从话语成分层面上去关注、解构话语素材所表征的内涵；而话语分析方法不仅关注话语成分，更加关注话语结构，认为话语不仅仅是在单一框架和规则下运行的意义系统，而是建立在特定的参与者和特定背景下的意义系统，从而强调通过对其产生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分析，探究参与者的想法以及做法的一种研究手段。话语分析方法的优越性在于其能够超越文本、潜台词和表征，揭示权力的关系，从而为人们的想法和行为提供依据。如同Jay（2002）所说，在分析视觉图像时，如果研究的内容是人们如何赋予图像意义，那么仅仅研究图像本身就是一种错误，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超越图像本身从其更广泛的社会语境中寻求解释。
整体来说，将话语分析视为对以往定性研究方法的突破，需要理解其重点，即关注、识别和理解特定的知识如何被理解为“真理”。根据福柯（Foucault et al., 1972）的观点，需要对话语进行详细的考证，不论是物理环境、经济过程，还是社会差异，话语之所以能被提出，是因为它界定了人们思考和行为的边界。在我们熟悉了话语及相关概念之后，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如何在理论层面理解话语。

1.2　话语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础

任何研究方法都有其理论依据，因为方法只是去发现和揭示自然规律的一种手段，是不同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直接体现，而理论则是思想的根本和重要派生，话语分析方法也不例外。具体来说，话语分析方法可以追溯到两个理论依据：

1）表征理论（Representational Theory）

表征（Representation）探讨的是人类知识、语言、艺术能否或以何种方式“准确呈现”世界的真实面貌（真理、本质）的问题。长久以来，西方大多数传统哲学家都认为人类语言和知识的任务在于模仿、再现和反映“外在于”他们的事物的真实面貌，并以此作为语言完美性和知识可靠性的标尺，即认为世界是（可以）通过不同类型符号系统再现（Re-present）。
表征理论的核心在于强调意义（如何）通过符号系统再现和表达，因此成为话语分析的理论依据。例如，在《意义的图景》（Maps of Meaning）一书中，Jackson（1994）从文化政治的角度讨论了各类社会群体和权力关系如何通过符号与话语生产的方式争夺文化意义，以及文化意义如何被呈现和传达，这作为社会群体“重新呈现世界”方式的“表征”开始成为文化地理学的重要概念。此外，Hall（1997）也将文化实践看作是社会表征系统运作的结果，其中充满着不平等的生产、交换和协商的过程，表征即创造意义，通过语言和各种符号的形象表述事物，使事物的意义逐渐复杂化。

2）话语权（Discourse Power）

福柯（Foucault, 2005）在其著作《话语的秩序》（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中最早提出了“话语即权力”的观点，认为话语是构建事物和身份过程的一部分。用福柯的术语来说，话语不仅仅是对“现实”的反应，他们也创造了自己的“真理制度”——问题可接受的表述和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权力则是福柯关注的中心问题，因为给定对象的意义，包括其主体地位（例如：女性特质、性取向和种族）并不被认为是稳定的，而是通过话语来协商的。通过考察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福柯对包括人文地理学在内的人文学科中权力的传统概念化方式提出了挑战。权力，按照惯例，应该是属于特定的代理，如个人、国家或具有特定利益的团体，是群体或个人违背他人意愿实现自己目标的一种手段。通常，权力是被概念化为限制性的，以及核心和边缘的二元权力集团。在福柯之后，权力并没有被概念化为一种压制性的、等级分明的、自上而下的、特定来源的力量，或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假设权力关系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而是肯定了权力不再是一个人或某个群体可以拥有的客体。相反，权力无处不在，它通过协商社会实践在社会存在的各个层面上流通。福柯（Foucault, 1990）论证了权力与知识的关系，认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知识都是权力斗争的结果，没有权力就没有社会，因此没有人能生活在权力关系之外。这种建构主义的观点表明了语言、知识和权力都是通过话语相互联系的。可以说，这是话语分析方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利用文化研究等工作来探讨话语的构成性质（Gregory et al., 1994）。
概言之，福柯将权力概念化为通过话语来运作的非强制性的过程。在话语中，个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协商的。正是这些关于个人如何被定位于话语规范的谈判，才有可能通过顺从而被剥夺权力，或通过抵制而被赋予权力。地理学家转向话语分析，是为了研究个体如何衡量自己的定位与这些话语规范的关系，这些话语规范是通过他们的行为和态度或权力的可能性来表现的。

1.3　话语分析方法的几种路径

在人文地理学领域，明确表明其在进行话语分析、阐述其方法论假设、坦率说明方法论过程的研究仍然较少（Glasze, 2007）。这与该方法论不像文本分析、内容分析一样有可供借鉴的公认的方法论准则有关（Ó Tuathail, 2002）。福柯的话语分析方法为人文地理学家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研究话语结构是如何表达真理的，以一种特定的“看待方式”自然化社会差异（比如性别、种族和阶级等）。这里，一个有助于理解话语分析的隐喻是，从揭示个人是如何被权力关系编织在一起的社会结构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对于话语分析这种方法而言，本文认为其焦点应该在于揭示语言作为实践的效果，使具体的叙述显得真实，或通过不同的体系显得自然。因此，尽管很难概括话语分析方法的具体实施准则，本文还是尝试归纳话语分析的几种可能路径。
首先，系统地对话语分析可能涉及到的材料进行考察是必要的。话语通过各种各样的书面文本、视觉符号和言语行为来表达，任何涉及这些方面的材料均需被视作进行话语分析的材料，因为它们之间具有“互文性”，为了追求话语分析材料的全面性，人文地理学家甚至被要求具有与之匹配的时间和能力（Müller, 2011）。前期准备工作包括档案搜集和归类、访谈，或对参与者的观察等。例如，Dunn（2001）等使用多种书面文本和半结构化访谈，阐述了20世纪90年代初悉尼清真寺建设的反对者是如何利用“当地居民”的身份，组织“社区”的力量把穆斯林描绘成为“狂热、好战、厌恶女性和排他的极端分子”的话语结构。他用话语分析的方法系统地说明了西方国家的伊斯兰恐惧症是如何从其社会话语对伊斯兰空间和主体的东方主义式的话语结构及其不断的重现中产生的。在其结论中，他反思了“互文性”在地理写作中的重要性，并介绍说地方不是一个为表达意义而构建起来的一个仓库，相反，地方和国家的话语被一起编制到了一个符号网络中。Dunn（2001）的研究给予了这个领域研究人员很大的启示，即话语材料之间的互文性是如何支撑本地、本国和跨国的话语。
其次，尽管部分学者能很好地进行话语分析，但并非所有的地理学家都能清楚地阐明他们是如何进行话语分析的。为此，不同学者为不同案例提出了不同的分析流程。在这里，文章尝试提供一个非常简短却又被普遍采纳的程序来说明话语分析需要关注的事项。一般来说，在进行话语分析时，研究者会试图强调两件事：第一，解释性语境，即确定话语所处的社会环境；第二，语篇的修辞组织，即组织话语并确立其权威的过程。Fairclough（1993）提供了一个三维分析框架——文本分析、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这一分析框架是话语分析众多流派中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具有规范的分析步骤。首先，是微观层面对文本的分析，考察词汇、语法和语篇结构，包括对语体结构、话语角度和话语风格的审视；其次，是对话语实践进行分析。在话语实践方面，阐述政策发生的背景，以及他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联系，这一层次的分析建立在文本分析的结果之上，通过考察语体结构的行动能力、话语角度的表征功能和话语风格的认同功能，进一步解释话语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这一步骤是连接微观的文本分析与宏观社会分析的中介部分；最后，是得出话语的社会实践过程。就社会实践而言，话语发生的更普遍的意识形态背景是概念化的，将这部分话语放置于意识形态中，以分析霸权和偏见等社会现象及这些现象如何产生作用。这些分析步骤看似有章可循，但由于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分析要根据具体研究问题及具体情境，选择不同的理论支撑，所以话语分析的最终呈现也不尽相同（Dunn, 2001）。
最后，从批判的角度进行话语分析也是实施该研究方法一种较为常见的路径。通常来说，“批判”一词是指根据规则、原则和价值体系来评估一个物体或现象的习惯（Locke, 2004）。从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批判”不能用该词汇的一般语言意义来理解，即批评或否定，而是开放复杂性，挑战还原论、教条主义和二分法等，在研究中自我反省，并通过这些过程，使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不透明结构显现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讲，“批判”并不意味着“消极”的常识意义，而是“怀疑”。在“批判”的框架内，分析者的意图是揭示权力关系，展示社会中的不平等，而非一棍子打死。这一特点带来了话语分析新的方向，即批判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由Van Leeuwen（2009）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由于已经有大量描述CDA方法的文章，本文将不再致力于揭示其背后的原则及具体操作方法和步骤等，而主要强调一下CDA方法的本质，即“怀疑”精神，为读者提供理解话语分析方法的特殊性。相比于话语分析，CDA进一步更加“关注社会问题，特别是话语在权力滥用或支配的产生和再生产中的作用”（Locke, 2004）。从这个意义来讲，Wodak（1989）认为CDA从根本上关注于分析歧视、权力和管控的透明和不透明的结构关系；而Rogers等（2005）认为CDA不同于其他话语分析方法的原因是，它不仅包括了在语境中对话语的描述和解释，而且还解释了话语为什么和如何运作等。

2 地缘环境解析中的话语分析方法

2.1　地缘环境解析中话语分析的应用现状

地缘环境强调在地理条件的影响和制约下全球、区域政治的形成过程，这一概念是中国学界在1994年于北京召开的“21世纪中国环境与发展”研讨会上首次被提出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地缘环境是一种被放大的地理环境，包括了人类赖以生存的有形物理环境和无形的关系环境。地缘环境时常被置于国际政治形势的大背景下，诠释对其展开研究的重要性，如胡志丁等（2013）建立了地缘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对南亚各国的地缘环境作了评价，从而得到南亚各国地缘环境的差异，分析南亚地缘关系现状，对中国周边地缘环境的现状提供了反思。监测、分析和评估地缘环境要素的变化，预估地缘环境演变趋势并提出应对风险的措施，既是地缘环境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实施国家战略的重要科技保障。
然而，目前国内关于地缘环境分析的方法显然更加侧重于对有形的物理环境的分析。标准差法、熵值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法和系统分析等方法都得到较好的应用，这些方法在地缘环境单元划分、地缘环境空间分异、地缘关系网络等研究中了取得良好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地缘环境研究方法的定量化、模型化和可视化。比如，葛全胜等（2017）针对地缘环境系统的量化问题提出了地缘环境系统模拟研究，以解决诸如地缘环境要素变化的过程与阈值检测以及探讨地缘环境多要素相互作用的机制与效应等问题；胡志丁等（2019）从区域局部的地缘环境空间格局与分异规律出发，逐步深入探讨位置、边界和资源禀赋等地理因素对地缘体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机制；王铮等（2016）聚焦于地缘环境结构的解析，讨论了地缘政治格局和地缘经济格局的演变趋势、空间格局，并逐步拓展到地缘结构的因果机制和演变规律等。此后，随着地缘环境多学科交叉研究和定量可视化表达的进一步深入，一些学者对地缘环境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了积极的拓展，地缘环境分析模型图形化建模、地缘位势评价建模、地缘环境可视分析、地缘环境系统模拟等新的研究手段不断被应用到地缘环境研究中。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葛岳静团队关于地缘位势评价模型的提出及其针对该模型所开展的案例研究等（胡志丁 等，2014；曹原 等，2016；王铮 等，2016）。
相较于对有形物理环境的分析，国内主流的地缘环境分析方法论似乎缺乏针对无形的地缘环境进行分析的工具。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地缘环境解析涵盖了国际关系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因而在对地缘环境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国内外已经基本形成了需要强化对“情景”（Context）和“地理知识”（Geographical Knowledge）展开广泛研究的共识（马腾 等，2020）。尽管学者认识到基于不同案例地的研究可以克服不同流派研究人员各自偏爱方法的研究缺陷，但是很少有学者对“情景”和“地理知识”具体的概念进行详细地探讨，大部分学者往往在确定案例之后主动选择所需的情景和地理知识，将情景和地理知识简单理解为事件发生历史的阐述，由此产生了偏差甚至是错误的结论（王丰龙 等，2020）。这一观点在西方地缘政治研究中也逐渐被理论化。具体来说，这一趋势主要体现在批判地缘政治的兴起。批判地缘政治学者非常强调地缘政治话语的重要性。这里，地缘政治话语是指地缘环境（主要是指无形的地缘环境）被主观建构的过程、机制和效应，及其对国际/全球/区域外交和经济政策的影响等，核心是一种“社会建构主义”的认识论。
虽然批判地缘政治学派在安格鲁撒克逊学界已有超过30 a的历史，其研究话题也涉及冷战地缘政治、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女性主义地缘政治、后殖民主义地缘政治等话题，所采用的话语分析研究方法也逐渐成熟（Mcdonald, 2005; Bayley, 2007; Lazar, 2007; Lazar et al., 2008; Sarfo et al., 2012; Ziai, 2016）。但是这个学派，尤其是其所推崇的话语分析方法在国内地缘环境解析中的应用和影响是极其微弱的。诚然，国内也有部分学者采用了话语分析方法来解析地缘环境。比如，安宁等（2013）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讨论了美国《时代周刊》对中国地缘环境的想象和建构，并指出其地理想象的东方主义内在逻辑；通过社交媒体的话语分析，讨论了次国家区域被污名化的过程和机制（安宁 等，2015）；通过报纸话语的分析，解构了非裔群体及其生活空间的意义在不同尺度上被差异化建构的地缘政治原因（安宁 等，2019）等。周尚意等（2019）通过绘制跨界民族分布专题地图等方式，探讨了地缘文化的制图形式，描绘了跨界民族分布图及其所表达的地缘文化关系等。尽管话语分析方法在国内地缘环境解析中并非毫无应用，但也改变不了该方法在该领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特征。
总体来说，尽管话语分析方法与地缘环境解析有着天然的适应性，但是国内对于利用话语分析方法开展地缘环境解析的路径依然比较边缘化。相反，为了适应学科主流的方法论发展趋势，地缘环境解析研究往往更加偏重定量分析和区域分析的方法，借助GIS、地理模型和地理统计模型来开展地缘环境的“定性-定量-定位”评估（周尚意 等，2019），以话语分析为代表的定性方法目前来看还不是地缘环境解析的重要方法。当然，这种边缘化也给话语分析提供了一种历史机遇去开展地缘环境分析。

2.2　地缘环境解析中话语分析方法的应用指导

虽然前文提到话语分析方法的几种路径及其在地缘环境解析中的重要性，但到目前为止，话语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地缘环境解析中的具体应用指导仍然缺位。尽管该方法在操作层面上有着极强的多样性，一百个学者可能有一百种话语分析的研究设计。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结合上述有关话语分析的概念和理论，从操作层面看，在案例分析中应用话语分析方法的核心要旨主要分为3个方面。这里借用《当代中国》近期一篇有关中国柔性的地缘环境解析的文章（Xie et al., 2021）作为例子，来介绍在具体的案例研究中如何应用话语分析方法，以便有一个直观地理解。
首先，明确话语分析的对象。根据研究问题，寻求合适的话语分析对象至关重要。在《当代中国》这个研究案例中，研究的核心话题为“21世纪以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影响世界格局的超级力量，那么世界其他国家和区域对中国的崛起有何反应？”在明确了这一研究问题之后，该文作者提出了“在信息化时代公众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日益增强”这一假设，将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1所做的一年一度的全球态度和趋势调查数据库作为研究世界对中国崛起态度的语料库。当然，作为解析地缘环境的话语对象，类似的数据库是远远不够的，其可以是调查数据库，也可以是一手调查数据、政府档案、公共媒体、期刊杂志和其它对地缘环境进行详尽描述的文本来源。
其次，选择话语分析的工具。在明确了研究问题和研究对象之后，选择合适的话语分析工具能够有效地解决所提出的问题。在上述案例中，其所研究的话语对象是相对比较简单的量化数据，即以百分比形式呈现的一个国家或区域对中国的好感度，最终以制图的形式表达出来。但是在话语分析中，研究的对象往往不是量化的数据，反而经常是语言，尤其是以自然语言的形式对地缘环境进行刻画。在这种情况下，开展话语分析需要以扎根理论作为理论工具对话语不断进行概括和抽象化处理，进而凝练出话语的基本结构和形态，且需要对数据的体量进行判断：如果体量较小，可以直接借助扎根理论进行编码处理；如果体量较大，则需要借助工具包进行分析，如ROST工具，可以对文本数据进行词频、语义和关联分析；又如Nvivo工具，可以对大体量文本进行多级编码处理，再如自然语言处理工具（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可以对自然语言进行归类和聚类分析等。当然，这些工具的最终目的是对话语呈现的结果进行分析，工具的使用主要是提高分析的效率。
最后，解构和解释话语机制。话语分析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回到解构话语和解释话语机制上来。从已有研究来看，这一分析过程主要通过两种路径来完成。对于量化数据，比较常用的是通过模型分析来实现，主要是通过建模的方式讨论诸多自变量影响因变量的机制。这在前文引介的案例中颇为明显，为了解释国际上其它国家和区域对中国崛起的态度差异，该文作者通过理论假设引入了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和教育等变量进行解释，探寻其中的规律。然而，对于不可量化的话语数据而言，比较常用的机制分析则主要通过情景分析来实现，这与前文提到的多方搜集话语材料进行互文分析相对应。这种情况下，搜集尽可能多的语境材料进行互文解译成为考证话语及其机制的核心要义。

2.3　地缘环境解析中话语分析方法的潜力

值得注意的是，已有研究中的话语分析大多数是针对特定数据库或文本来展开地缘环境分析的。但是，当下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大数据时代，除了我们熟知的智能手机的用户位置数据、街景照片等高度专业的地理数据外，一些组织和个人也收集了大量的时间序列的专题数据，这些数据库尽管主体并非服务于地理学，但仍旧记录了大量的地理知识。例如，GDELT、Lexis等新闻媒体数据库等，其中包含的数据为研究地缘环境话题提供了新的素材和研究路径。其中GDELT尤为典型，它能实时监控全球电视、网页和广播等多种形式的媒体事件，并提取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类型等关键信息，具有15 min更新一次的时效性和从1979年始终保持更新的长时间跨度，是全球涵盖内容最广泛、规模最庞大、分类粒度最细致的社会事件新闻媒体数据库（秦昆 等，2019）。得益于其强大的数据服务平台和友好的数据申请策略，GDELT已经成为地缘政治领域常用的新闻媒体数据库。在这方面，沈石等（2020）利用GDELT将地缘关系分解为冲突与合作两方面，探讨了中国及东南亚国家地缘关系的演变特征、驱动因素和规模；池志培等（2019）利用GDELT测量了1993—2016年的中美关系，探讨了双边关系量化的计算方法及其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大数据在地理学领域，为地理学者增强对地理空间的理解提供了许多新的可能性和潜能。
已有研究表明国内外学者对于利用大数据探讨地缘环境领域话题都较为成熟。尽管如此，以GDELT为代表的数据库仍有很大潜力，GDELT按事件性质分类并赋予分值，使用Goldstein Scale字段数据代表综合的关系水平。类似的很多数据库都对原始文本进行了预处理，这些数据库通常是生成新的统计参数代表原始文本信息，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大幅降低了数据处理人员的压力，但也不可避免造成了信息的损失。随着人文地理学家对于地理知识低损失要求的提高，如何在简化处理流程的同时尽可能保留数据库文本的原始性则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一个好的解决方法则是寻求计算机领域的技术帮助。近年来，随着语言学在计算机领域的迅速发展，自然语言处理领域针对情感分类、情感分析和词性划分等一系列的工作为大规模处理文本数据提供了很多开箱即用的工具。自然语言处理是语言学与计算机科学交融的一个研究领域，其主要研究任务包括词性标注、情感分类、文本分类、文本摘要、关系抽取等（王乃钰 等，2021）。目前来看，自然语言处理在定量地理学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在利用这一方法开展话语分析上却没有得到有效的应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语言模型旨在对语言的内隐知识进行表示，这与话语分析的目标是一致的：将所有具有“互文性”的材料进行分析从而充分得出结论。在这一点上，语言模型对海量新闻文本高效精准的话语分析结果有望无限接近该目标。从这个角度来看，通过借用计算科学的工具包来实现大体量的话语分析在该方法的推广层面具有巨大的潜力。
整体来看，大数据已成为目前地理学的关键内容，为我们理解社会和空间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素材，但同时我们也需要谨慎看待这种方法层面的革新。作为地缘环境分析领域的研究者，理性的做法应该是采取谨慎的态度，对大数据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同时，择其可利用处为我所用。这种谨慎的态度主要源自大数据还存在技术不够成熟导致的局限性。第一，在数据需求方面，对大数据进行处理需要的参数繁多，需要大量的数据去拟合。对于数据量极其充分的任务，非监督学习（Unsupervised Learning）就能达到极佳的效果，但绝大多数自然语言任务没有足够数据，非监督方法能带来的提升相对有限，迫使研究者转向监督学习（Supervised Learning）方法，这一方法需要人工标记大量的地理文本，对于研究者的时间和财力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第二，在可解释性方面，以自然语言处理为代表的大数据处理方法一直表现得难以令人满意，更多的科研工作者将自然语言处理视为黑箱模型，当其中出现问题的时候，研究者很难看出问题的根源所在，此时需要研究者从样本数据到训练过程都加以改进，这样的问题显然不是简单的改进数字模型就能解决的。第三，纯数据驱动的缺陷。自然语言本身是人类社会推演的产物，本质上是高度符号化的离散规则、约定俗成与领域知识的集合。忽视先验和逻辑，纯粹地进行数据驱动，过程中一定会碰到瓶颈。毕竟能用的数据总是有限的，而自然语言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3 讨论和结论

话语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概念，但长期缺乏应有的理论关注和明确的概念界定，甚至部分学者将其分析方法与内容分析、文本分析相混淆。不可否认，3种分析方法有相似之处，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相当数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还停留在“话语即文本”的简单认识上。本文对话语分析方法的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指出了话语分析与文本分析、内容分析的异同点；针对话语、话语结构/成分，对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总结：话语成分为地理想象提供了依据，而话语结构则限制我们如何构建自己的想象。认识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不完整甚至是错误结论的提出通常是由研究人员对话语分析内容界定的模糊以及分析结构/流程的不清晰造成的。紧接着，文章回顾了话语分析方法的两个重要理论基础——表征理论和话语权。在进行具体的案例地研究中，文章列举了话语分析方法的几种路径，介绍了政治地理中运用的批判话语分析方法；最后讨论了地缘环境解析中话语分析方法的应用现状、科学指导以及潜力。
话语分析方法是地缘环境解析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应用中仍有不少局限。目前来看，国内地缘环境解析主要集中在利用经济贸易数据建立地缘影响力模型和构成地缘关系网络等为代表的定量方法上，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对地理学的理科定位决定了其对定量方法的关注大于定性方法，另一方面是因为话语分析自身作为一种定性研究方法，其概念、理论和分析框架都未能取得有效的共识，对于想尝试这一方法的初学者也提出了很高的门槛，很多研究者甚至不知道自己在研究中使用了话语分析方法。这些现状都在表明，话语分析作为一种定性研究方法明显被边缘化，让位于目前人文地理学家热衷的访谈以及民族志方法。
随着大数据研究的兴起，话语分析方法令人堪忧的应用现状将得到改善，人文地理学家对于海量文本所蕴含的信息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好奇——崭新的方法（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辅助多模态话语分析）能够使研究者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回顾过去数百年来各式各样文本生产的地理内容，并且该方法对于研究者所掌握的语言并无很高的要求。新的研究方法大大增加了话语分析材料的深度以及广度，有望打破话语分析材料不足与正确结论之间的矛盾。届时，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文地理学家利用这一方法进入到包括历史地理、经济地理和政治地理的各种细分领域，毫无疑问会对这些领域的发展做出极大的贡献。

脚注

1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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