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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 Vol. 42 >Issue 7: 1050 - 1060

DOI: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513

南海岛礁与地缘政治经济

南海诸岛海域地名国别地缘环境解析

  • 王涛 , 1, 5, 6 ,
  • 武友德 , 1, 5, 6 ,
  • 李君 2 ,
  • 叶帅 3 ,
  • 崔红茶 1, 4
展开
  • 1. 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部，昆明 650500
  • 2. 云南师范大学，孟加拉湾地区研究中心/缅甸研究中心，昆明 650500
  • 3. 云南师范大学，中国西南地缘环境与边疆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昆明 650500
  • 4. 云南师范大学，经济与 管理学院，昆明 650500
  • 5. 青海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西宁 810008
  • 6.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 经济学教研部，昆明 650111
武友德（1964―），男，云南禄劝人，二级教授，博导，博士，研究方向为边疆经济社会发展与跨境合作治理，（E-mail）。

王涛（1992―），男，云南玉溪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边疆经济社会发展与跨境合作治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2-01-07

  修回日期: 2022-04-06

  网络出版日期: 2022-07-23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缅泰老‘黄金四角’跨 流 域 合 作 与 共 生 治 理 体 系 研 究”(16ZDA041)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项 目(41761031)

收起

Analysis of the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Geographical Names and Countries in the Sea Areas of the Nanhai Zhudao

  • Tao Wang , 1, 5, 6 ,
  • Youde Wu , 1, 5, 6 ,
  • Jun Li 2 ,
  • Shuai Ye 3 ,
  • Hongcha Cui 1, 4
Expand
  • 1. School of Tourism and Geographical Science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 2. Center for Bay of Bengal Area Studies/Center for Myanmar Studie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 3.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Geopolitical Setting of Southwest China and Borderland Development,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 4.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 5.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Qin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810008, China
  • 6.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Party School of the Yunnan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Kunming 65011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1-07

  Revised date: 2022-04-06

  Online published: 2022-07-23

Fold

本文亮点

“人类世”以来，南海海域因周边或域外大国等地缘行为体的介入，使地缘环境变得错综复杂，中国海洋权益不断遭受限制、挤压和挑战。文章从自然和社会基因子系统的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出发，以地名为逻辑起点划分古代-遗传形地名DNA、近代-变异形地名DNA和现代-复合形地名DNA三种类型，构建南海诸岛海域地名国别地缘环境分析框架。结果表明：1）南海诸岛海域地名是在自然基因子系统和社会基因子系统交互耦合作用下形成的。2）因果关联作用下，南海诸岛海域地名遵从“主人―他人―主人”的历史演变规律，导致地名基因在转录和表达上呈现遗传、变异和复合的过程；建构作用下，周边或域外大国以非法手段构建多边争夺南海海洋资源和海洋权益的新型地缘关系。3）南海诸岛海域地名基因在转录与表达上是空间与物质显性基因和理念与历史演变隐性基因的交互耦合过程。

本文引用格式

王涛 , 武友德 , 李君 , 叶帅 , 崔红茶 . 南海诸岛海域地名国别地缘环境解析[J]. 热带地理, 2022 , 42(7) : 1050 -1060 . DOI: 10.13284/j.cnki.rddl.003513

Highlights

Since the Anthropocene epoch, the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s become complex due to the involvement of neighboring and extraterritorial powers, and China's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are constantly being restricted, squeezed and challenged. Starting from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geographical relationship and geographical structure of the natural and social gene subsystems, this paper divides three types of ancient-hereditary toponymic DNA, modern-variant toponymy DNA and modern-complex toponymy DNA from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placenames. A country-specific geo-environmental analysis framework for geographical names in the Nanhai Zhudao.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names of the Nanhai Zhudao (South China Sea islands) were determin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of natural genetic and social genetic subsystems. 2) Considering cause-effect correlation, the source flow of the names of the Nanhai Zhudao from "owner-other-owner" led to the changes in genetics, mutation, and compounding in the transcription and expression of toponymic genes. For construction, the neighboring or extraterritorial powers used illegal means to build new geopolitical relationships for multilateral competition for maritime resources and maritime righ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3) The origin of the names of the Nanhai Zhudao was determined to be an interactive coupling process of spatial and material dominant genes and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ary recessive genes in terms of gene transcription and expression..

地缘政治学脱胎于政治地理学，这种亲缘关系决定了地理学在中国地缘政治研究和国家地缘战略构建中的基础性地位，从诞生之日起其命运总是与大国兴衰紧密关联（杜德斌 等，2015）。21世纪的今天，随着全球财富和战略资源分配格局的转变，以中国为首的亚洲正开始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心（杜德斌，2012）。因大国间相互竞争展开的“庙算”所牵引的世界权力中心转移和国际关系的变动，使得各国相继制定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其核心是在资源稀缺条件下展开生存空间竞争的地缘战略（杜德斌 等，2015），由此导致不同国家的权势在一些特殊区域形成空间上的交汇与重叠，构成特殊的地理单元——地缘战略交汇区（叶帅，2021a）。地缘战略交汇区因其复杂多变的地缘环境使得该区成为大国权力游戏集中的地缘战略博弈点，导致国内问题国际化、简单问题复杂化（宋涛 等，2016），而充满变数的地缘环境又再次诱发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动，全球政治经济空间格局重构已成为一种必然。
地缘环境分析长期在地缘政治现实问题研究中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的优势，已然开启了跨学科、多领域融合路径的地缘环境综合研究思维范式（胡志丁 等，2013，2021）。“人类世”以来，进军海洋成为各国争相开展的战略部署（彭飞 等，2021），海域地名的命名则是宣示主权和标注方位的重要标志。海域地名是人类赋予海洋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和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何沛东，2022），其演变不仅揭示了中国文字“缘”的意味，还精准地规范好了地缘环境的界限（宋长青 等，2018）。国外关于海域地名的研究始于1975年在加拿大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海底地名分委会（SCUFN），由此开启了对海域地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底探索与海底命名等方面（白燕 等，2012）。近年来，国内掀起了有关海域地名研究的热潮。20世纪30年代，胡焕庸先生撰文《法日觊觎南海诸岛》，系统论证了南海诸岛属于中国的事实，开启首次命名南沙群岛的序幕，全面分析当时南海地缘安全形势（杜德斌，2022）。刘南威等从南海地名演化的视角，揭示出中国认知海洋、利用海洋和失去与寻回海洋的过程，但只对海洋地名进行了总结（刘南威 等，2015；张争胜 等，2017；赵焕庭 等，2017a，2017b，2017c）；何沛东（2020）从历史学的视角出发，透过历史文献分析传统的“海”“洋”等海域地名，但未能对地名学进行探讨。纵观海域地名研究，主要集中在渤海（内海）和黄海、东海、南海三大边缘海方面，缺乏对海域地名国别地缘环境的解析。
南海属中国三大边缘海之一，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同时兼顾了海上通道枢纽和破碎地带的双重地缘环境，是传统地缘政治学理论中“边缘地带”与“心脏地带”的集合，导致南海成为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斗争的地缘战略交汇区，中国和南海周边国家或域外大国存在着显著的因果作用关系。南海诸岛海域地名的产生、发展和更替过程反映了南海地缘环境的演变，当地缘环境中的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不断交织、重叠到一定程度时则会形成地缘战略交汇区。因此，地名是刻画地缘环境的重要因子，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进入21世纪10年代，人类面临资源短缺、人口膨胀等重大世界性难题，沿海各国地缘行为体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海洋，制定海洋地缘战略，以迎接未来重大挑战，世界海洋斗争已由传统的以争夺制海权为中心逐渐向以争夺海洋资源和海洋权益为中心转变（黄碧蓉，2011）；域外大国美日等地缘行为体的相继介入，使南海地缘环境更加复杂多变，中国海洋权益不断遭受来自周边海洋国家或域外大国的限制、挤压和挑战。鉴于此，本文以南海诸岛海域地名为例，尝试借助胡志丁等（2020）提出的国别地缘环境分析框架，从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三方面来研究南海诸岛海域地名国别地缘环境特征，以期为类似区域的国别地缘环境解析提供参考。

1 研究思路与解析框架

1.1　类型划分与属性特征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地缘环境是影响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地理位置及其所属的地理要素的时空结构和地缘关系（葛岳静 等，2021），分地理环境、地缘体、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四部分（胡志丁 等，2019a），兼具脆弱性、依赖性和主体间性（叶帅 等，2021b）。因此，根据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等理论，构建南海诸岛海域地名基因信息链DNA双螺旋结构，细化地缘环境各组成部分，透过国内和国际两个视角对南海诸岛海域地名国别地缘环境进行分析（图1）。将南海诸岛海域地名视为一个复杂的源流系统，一方面自然基因子系统和社会基因子系统互为基础与动力，两个子系统相互缠绕、协同上升，共同促进南海诸岛海域地名的发展；另一方面，两个子系统对于南海诸岛海域地名发展的驱动作用表现为遗传、变异和复合，三者相互影响和作用，其自身结构环节相互传导，形成紧密的双螺旋循环链。
图1 南海诸岛海域地名基因信息链DNA双螺旋结构

Fig.1 The DNA double helix structure of toponymic gene information chain in the waters of the Nanhai Zhudao and seas

南海诸岛海域地名DNA双螺旋交互耦合关系构建了自然和社会基因子系统之间的交互耦合关系，但其相互间的关系理论“黑箱”还需进一步打开（马海涛 等，2020）。以坐标系为切入点，横轴表示时间，选取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使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2个时间节点，划分古代地名（1840年以前）、近代地名（1840―1949年）、现代地名（1949年至今）3个时段；纵轴表示地名类属，以时间对应划分类型，一类是古代地名-遗传形，二类是近代地名-变异形，三类是现代地名-复合形（见图1）。自然基因子系统单链DNA和社会基因子系统单链DNA都是由DNA碱基序列“A+T+C+G”构成（杨晓俊 等，2019），前者碱基序列“A+T+C+G”表示南海海域的地形地貌、气候、水文、生物及位置等自然地理环境基因，后者碱基序列“A+T+C+G”表示南海海域经济、政治、文化、宗教及外来因素等社会环境基因。古代-遗传形地名以中国本土自然基因和社会基因遗传为主，显示海域地名“名从主人”和“琼人俗名”的原则；但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风云变幻，近代中国逐渐衰落，西方列强转变地缘战略瞄准中国，南海成为地缘战略交汇区，使得南海地缘环境复杂多变，海域地名呈现“名从他人”的特点，因地缘环境的改变失去遗传功能，呈现近代-变异形地名；随着新中国成立，部分失去遗传功能的地名重获新生，以“名从主人”的海域地名为主，表现为现代-复合形地名。因此，随着内外部基因环境的变迁，地缘战略交汇区的国别地缘环境也可能会发生类属转变，该类南海诸岛海域地名表现出稳定性遗传形DNA、暂时性变异形DNA、韧性复合形DNA。

1.2　解析思路与框架构建

南海作为地缘战略交汇区兼具的国别地缘环境极其特殊，加之难以平静的南海权益争端波涛汹涌，使得南海地缘政治压力从未如此之大，中国南海地缘环境似乎也从未如此波云诡谲（熊琛然等，2019）。因此，以南海诸岛海域地名演变更替为逻辑起点，构建南海诸岛海域地名国别地缘环境分析框架（图2）。首先通过大量查阅南海环境变迁史、南海渔民《更路薄》、南海地方志、南海全球史等资料，充分挖掘其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探寻地缘行为体对其争夺的原始动力，为南海诸岛地名人文环境的现状追根溯源。其次，综合考虑南海地区多尺度、多要素和多主体的前提下，厘清地缘行为体利用战略交汇区地缘环境的裂隙而建构起来的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的作用机制和因果关联。最后，依据自然和社会基因子系统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国别地缘环境划分古代地名、近代地名和现代地名3个阶段，再根据地名子代DNA所表现出来的现状识别出稳定性-遗传形、暂时性-变异形和韧性-复合形的地名类属特征。
图2 南海诸岛海域地名国别地缘环境分析框架

Fig.2 Country-specific geo-environmental analysis framework for geographical names in the Nanhai Zhudao

地理环境是地缘环境的本底要素，与地理位置相伴而生，被位置所赋予的地理条件和地理基础，包括自然、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环境，是形成国家权力的地理基础（葛岳静 等，2021）。南海作为典型的地缘战略交汇区，国家地理位置极其特殊，在大国博弈中充当地缘战略的支轴，其战略资源成为周边或域外地缘行为体争相抢夺的原始动力。在自然环境基因子系统中，南海分布着310座以上的岛屿、沙洲、暗礁、暗沙和暗滩，海域广阔且资源丰富，同时南海又是面向东南亚的门户和通往印度洋与大西洋的海上通道，便捷的海上交通加速了国际商品贸易的往来，然而却引起周围和域外等地缘行为体的觊觎并趁机“浑水摸鱼”。随着地缘行为体博弈的不断深化，社会基因子系统中的民族构成、宗教信仰及语言文化等因素逐渐受到来自周边或域外地缘行为体的影响，部分原生社会基因逐渐被异化，进而出现基因突变的危机。
地缘关系是通过多尺度的地理要素空间相互作用产生的，这些关联要素具有流性特征，逐渐形成一种兼具物质流、信息流、资本流和人口流的流空间（葛岳静 等，2021）。南海作为地缘战略交汇区涵盖了多元化的地缘关系，周边或域外等地缘行为体在流空间的规模、结构和类型各不相同。因此，不同地缘行为体在大国博弈中，基于自我利益利用交汇区的特殊地理环境主观建构起流空间，再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地缘关系一一对应到南海地理环境当中，透过南海诸岛海域地名产生因果作用。
地缘结构是国家之间或地区之间在所处地缘环境下，受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反映在地域上的空间结构、物质结构和理念结构（曹原 等，2016；葛岳静 等，2021）。在层次上，地缘结构分为宏观地缘结构、微观地缘结构；在过程上，地缘结构体现为各种关系及其相互依存状况；在机制上，地缘结构主要表现为因果机制和建构机制（宋长青 等，2018）。地缘结构是决定地缘关系强度、规模和深度的一种格局，兼具地理属性和时代特征，南海诸岛海域地名作为构成物的地缘结构往往具有预测功能，但地缘结构中地缘行为体具有能动性，因此需要通过地缘体在社会实践中构建地缘结构体系（胡志丁 等，2019b）。

2 实证研究——南海诸岛海域地名地缘环境

2.1　地理环境

南海位于亚欧大陆东南缘和太平洋西部海域，是一个东北―西南走向的半封闭海，与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唇齿相依。南海是世界上主要的沉积盆地之一，油气、可燃冰、渔业等资源丰富；又是面向东南亚的门户和通往印度洋与大西洋的海上通道，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各种文明与冲突交汇于此，使得周边国家或域外大国等地缘行为体对南海诸岛竞相争夺，而对南海诸岛的命名则成为宣示主权、标注方位和显示领海势力范围的必然选择。
古代地名时期，地理环境是海域地名命名的源头，其中主要以南海地形地貌、位置、气候等自然地理环境特征命名为主，民族、宗教、语言、文化等社会环境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二者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早在汉代，舟师远航至今斯里兰卡，在航海实践和耕海劳作中最早发现、命名和经营管理南海诸岛（刘南威，1994）。东汉杨孚《异物志》中“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杨孚，2009），三国万震《南州异物志》中记载了汉代从马来半岛至中国大陆航线“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水浅而多磁石”（万震，1987）。两书中“涨海”指潮水涨退，“崎头”指珊瑚礁体，“水浅”是浅水潟湖（礁湖），“磁石”是暗礁或暗沙，因而“涨海崎头”是南海珊瑚礁体，即南海诸岛，是最早出现以实物命名的古地名（刘南威，2017a）。唐宋以来，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宋代舟师利用指南针首创仪器导航法，为中国船舶往返于中国和东南亚之间提供了便利，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述“传闻东大海洋，有长沙、石塘数万里”，第一次把南海诸岛看成由沙岛为主的“长沙”和以环礁为主的“石塘”组成，出现反映南海诸岛地形特征的地名，其后各朝代广泛采用“长沙”“石塘”等古地名（周去非，2012）；元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载“石塘之骨，由潮洲而生，迤逦如长蛇，横旦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其中“万里石塘”即为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是最早明确指整个南海诸岛的古地名（汪大渊 等，1981）。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出现中国现存最早绘有南海诸岛的古地图《混-疆里万代国都之图》和《郑和航海图》，已对四大群岛依据自然地理环境初步划分。清代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中“四海总图”绘有“气”“沙头”“长沙”“七洋洲”和“石塘”，是以方位明确把南海诸岛划分为四大群岛的开始（陈伦炯，2013）。《更路薄》记载南海诸岛的地名起源很早，以“更”和“路”的形式出现，“更”是指渔船从一地航行到另外一地所需时间或距离，“路”是指航行时针路，即航向；里面记载的全是海南方言称谓，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是南海诸岛的“土”地名或“琼人俗名”（刘南威，2017a）。因此，该阶段南海诸岛海域地名命名以中国内部自然和社会基因子系统交互耦合协调发展为主，使得古代地名原始基因命名方式得以产生并延续，以实物、岛礁地貌形态、方位、方言、经济活动等中国内部基因命名为主，呈现中国内部稳定性-遗传形的子代地名DNA。
近代地名时期，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资源条件使得南海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坚船利炮下发财致富的理想场所，占领和掠夺岛上资源成为其首要目的，南海诸岛命名以他国社会基因命名为主，地名烙上了深厚的海洋殖民色彩，中国遗传的地名基因被迫变异，形成“名从他人”的暂时性-变异形子代地名DNA。早在鸦片战争前40年，英国率先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国门，乘Bombay号窜入西沙群岛海域，英、美、法、日等国相继派军舰或测量船到南海从事地理调查和测量制图，作为其政治、经济侵略的先行（孙冬虎，2000）。1800―1933年，外国在南海地理勘察、测绘等活动至少60次以上，并侵占部分岛屿，光绪三十三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次以武力抢占东沙群岛，抢掠毁屋，驱赶中国渔民，砍树造屋，建铁路及码头，掠夺鸟粪磷矿、药用水产原料海人草等资源，将其更名为“西泽岛”（赵焕庭 等，2017a）；1918年日商拉莎磷酸矿公司派人到南沙群岛勘查鸟粪，1920年11月再次进行第二次勘查，共登陆安波沙洲、南钥岛等11个岛屿，并用长4尺3寸的方形木桩标志占领，将南沙群岛更名“新南群岛”（刘南威 等，2017b）。1933年法国以同样的手段登陆南沙群岛，在香港《南华早报》发表“法国新岛（France's New Island）”一文。这一时期部分南海诸岛海域地名以英文的汉译名称为主（吴佳鑫 等，2021），失去中国原始的地名基因，以他国标志命名，呈现“名从他人”的暂时性地名特征。如方位地名（East Reef, Central Reef）、形状地名（Antelo pe Reef, Crescent Group）、植被地名（Palm Island, Tree Island）、国外船舰名（Discovery Reef, Rifleman Bank）、船舰长名（Pra tas Island, Ross Reef）、国外人名（Marie Louisa Bank）、国外地名（London Reefs）等作为南海诸岛的专名。
现代地名时期，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部分被占岛礁相继回归中国，南中国海的自然与人文地理界线进一步明确，中国原始地名基因逐渐苏醒，以中国内部环境基因特征命名为主，命名从“陆岛”逐渐过渡到“海底地理实体”，反映了中国内部基因在变异后遗传的韧性，形成中国内部韧性-复合形子代地名DNA。20世纪80年代，为实现全国地名标准化，中国地名委员会于1980年6月到1982年5月开展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正式审定南海诸岛地名，也是中国政府第四次对南海诸岛正式命名，遵循名从主人原则、保持地名稳定性原则、消除外来影响原则以及科学性原则，公布地名287个，根据稳定性原则作为标准地名保留的152个，保留名称暂不公布的2个，销名2个，更名16个。大量采用渔民习用地名，总数达129个，其中，有48个作为标准地名（含渔民习用地名的谐音），有81个作为“当地渔民习用名称”列出，与标准名称相对照。2020年4月19日，自然资源部和民政部通过民政部网站，公布《我国南海诸岛部分岛礁和海底地理实体名称》 1，新南海诸岛岛礁25座，使“南海袋形断续线”内岛礁数量从280座以上增至310座以上；首次公布南海诸岛海底地理实体22座，开创了对南海海底地理实体命名的先河；并宣布中国地名委员会1983年4月授权公布的《我国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继续有效。

2.2　地缘关系

古代地名时期，中国在航海实践和耕海劳作中发现并开发了南海，是最早具有海权意识的国家，中国在南海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地名携带遗传形基因，以“名从主人”的地名命名方式为主。远在先秦时期，南海诸岛被列入南海、桂林和象郡管辖；汉时已建立水师巡视南海及各郡；唐时振州（今海南省三亚市）疆域“西南至大海千里”，由岭南节度使实施管辖；元时开始测量南海纬度（鞠继武，1987）；明时唐胄《正德琼台志》“疆域”条记：琼州府有“千里长沙、万里石塘”（唐胄，2006），南海诸岛由官方管辖和统领，增强了中国的海权意识，南海地缘政治关系逐渐从边缘地带向中央和地方政府靠拢，归属中央和地方军事协防管控，凸显中国古代地缘政治和地缘军事关系在南海中的主导地位。除官方组织的外交、宣示主权和海域管辖活动外，南海作为地缘关系中经济通道枢纽和文化交汇融合的阵地，通过海外贸易促进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强化了地缘经济关系、地缘政治关系和地缘文化关系。西汉武帝时，开辟从中国东南沿海到东南亚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东汉杨孚曾描述南海“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徼外人乘大舶，皆以铁叶固之”，以涨海崎头称南海诸岛，自此之后，南海一直充当中国海上贸易的地理媒介（鞠继武，1991）。唐代古籍《新唐书》中把海上丝绸之路称为“广州通夷海道”，标志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正式形成，华侨下南洋由此开始；唐宋以后，在航海实践中出现了专指南海诸岛的古地名，如石塘、万里石塘、万里长沙等（林金枝，1987）。宋时开始了经常性的海上贸易，中国的瓷器、茶叶等经海上丝绸之路运往印度和中亚，南洋华侨逐渐增加；元时丝绸之路有所发展，最远可达非洲北部和东南部（刘南威，2020）。明时郑和七次下西洋，途经37个国家517个地方，绘制“郑和航海图”，以“星”“塘”“沙”标注独立的礁、潟湖、暗沙或浅滩，将南海诸岛命名为“石塘”“万里石塘屿”“石星石塘”（陈史坚，1987）。此次航行带来大量的南海土产品，每次返回后大批外国贡使、国王跟随来访中国，加强了东南亚、阿拉伯、印度半岛和东非等国家之间的联系，促进各国经济文化及航海事业的发展。
近代地名时期，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封建国家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在南海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受到挤压，地名刻印着深厚的海洋殖民意识，南海诸岛地名命名被迫变异更替，暂时烙上了“名从他人”的印记。18世纪初，英国侵占中国西沙群岛，对部分岛礁进行命名并刊印于海军部编辑航海指南和海图中，以英国海洋调查船号、姓名、英国帝王将相称号、他国地名和英语等命名，如中沙群岛Maccles-field Bank、东沙岛Pratas Island、仙后滩Fairie Queen、宪法暗沙Tru-ro Shoaf、中业岛Thi-Tu等（李国强，2011）。该时期英国为了扭转其对华贸易的逆差状态，于1840年发动鸦片战争，并逼迫中国签订中英《南京条约》，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性，中国被迫开放五处通商口岸和协定关税，中国闭关锁国政策被打破，经济开始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在地缘政治关系和地缘经济关系中处于劣势。二战前后，南海诸岛先后被日本和法国非法窃取，1939年2月日本登陆海南岛后宣布占领南海诸岛，同年4月日本官报正式公布，将南海诸岛隶属于台湾省高雄市，以人名命名东沙群岛为“西泽岛”、西沙群岛为“平田群岛”、南沙群岛为“新南群岛”，隶属于总督治下；同时，法国政府对此向日本提出抗议，声明该群岛在1933年已被法国占领，并于8月28日在香港《南华早报》中刊登南海诸岛为“法国新岛（France's New Island）”，但此次抗议被日本拒绝（谭卫元，2016）。至此，南海地缘政治关系再次走向边缘地带和政治破碎带，本国军事协防管控失去实权并服从西方殖民帝国，此时地缘政治和地缘军事关系表现出被动的局面；而南海作为地缘关系中经济通道枢纽和文化交汇融合的阵地，成为西方国家逆转贸易逆差、资本输入、掠夺原料和输入殖民文化的海上通道，以达到弱化甚至消亡本土地缘关系的目的。
现代地名时期，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南海诸岛相继回归中国，中国原始性地名基因逐渐复苏，中国在南海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地缘关系虽再次处于主动方，但摩擦不断，反映了南海诸岛地名在多边博弈中“名从主人”的合法地位，地名子代DNA的韧性-复合形特征明显。1947年南海诸岛主权回归中国，广东省政府会同海军部乘“永兴”“太平”和“中业”军舰赴南海收回被日本侵占的南沙和西沙群岛，地名以军舰、历史事件、寓托祝愿等命名为“永兴、太平、中业、保卫、永乐”等岛屿名称，中国的地缘政治关系中领土主权关系进一步强化（张君然，1996）。进入21世纪10年代，南海局势愈加紧张，南海周边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意图派兵霸占中国南海诸岛部分岛礁，如菲律宾政府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进行的所谓“裁决”等，加之域外大国的不断“搅和”，使得南海地缘关系复杂多变，但这时中国南海海域地名的地缘关系仍以中国为主，中国政府对南海诸岛海域地名经历了五次正式命名，体现了“名从主人”和“琼人俗名”的原则。由此可知，南海地缘政治关系的政治边缘地带性和破碎性逐渐一体化，军事协防管控权回归中国，地缘政治和地缘军事关系表现为主动性；南海作为地缘经济通道枢纽和地缘文化交汇融合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推进，南海成为中国面向世界进行经济往来、文化交往的桥梁，但南海海域周边国家和域外大国等地缘行为体的介入，私自开发、掠夺、侵占和更名南海部分岛礁，使得当前南海地缘关系进一步紧张且呈现出新的特点。

2.3　地缘结构

古代地名时期，由于南海特殊的地理空间位置，中国人民在航海实践和耕海劳作中发现、命名、开发和利用南海，形成了以中国管控为主的“U”型袋断续线地理空间格局，以中国内部自然和社会基因子系统遗传DNA的交互耦合命名方式为主。先秦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统一和封建国家的建立，秦始皇四次海巡，拓展航线的同时开启了沿海地区的国家体行为，奠定了中国早期中央集权理念下的地缘理念结构雏形。在中央集权地缘理念的建构下，西汉武帝统一南越，设九郡直属中央管辖，为了与南海各国开展朝贡贸易，开辟了中国东南部沿海到东南亚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拉近了中国与南海周边各国的距离，巩固了中国世界中心的地位。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南海丰富的资源为中国和周边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物质资源，中国与周边国家不断进行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在中央集权影响下逐步形成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南海地区进行贸易互通共享的物质链国际地缘结构模式。宋以后，指南针的运用和航海事业的不断发展，巩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虽然以中国“唱主角”的国际格局仍未改变，但由于部分朝代实行“海禁”等相关政策，使得南海地区面向周边国家的多边地缘结构强度较低。
近代地名时期，以西方列强主导的世界格局一步步走向世界中心，中国南海成为列强的兵家之地，他们用先进的坚船利炮撬开中国国门，中国南海“U”型袋断续线的地理空间格局四分五裂，由中国儒家大一统思想转变为殖民奴役文化思想渗透，殖民奴役思想理念在南海人们心中被迫萌芽生根，社会基因子系统基因变异，南海诸岛海域地名暂时呈现变异形“名从他人”的特征。19世纪30年代末，英国完成了产业革命，人类开始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从手工生产进入到机器生产；1840年英国为扭转贸易逆差发动鸦片战争，将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使中国经济开始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此建构起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以掠夺资源和抢占销售市场为目的的物质链国际结构模式，物质链地缘结构主要以被动输入型为主。1900年西方列强联合发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于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赔款白银4.5亿两，以海关等税收作担保，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成为其政治和经济上的附庸，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之，由一战和二战导致的战胜国的国际地缘结构复杂多变，虽然中国南海地区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地缘结构构建上有了主动权，但仍面临来自周边和域外大国的挑战。
现代地名时期，人类面临资源短缺、人口膨胀等重大难题，沿海各国地缘行为体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海洋，制定海洋地缘战略，南海地缘结构波云诡谲；与此同时，中国南海“U”型袋断续线内的领海范围虽受到冲击，但地缘结构处于主动建构型，地名命名经过遗传和变异后，复合形成中国内部环境基因的“名从主人”地名。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南海周边国家蓄谋派兵霸占南海诸岛部分岛礁分割海疆，掠夺中国海洋资源，制造磨擦，甚至挑起局部战争。加之域外大国美日以冷战思维介入中国南海争端，美国鼓吹“中国威胁论”，自2009年以来高调“重返亚太”，实施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利用菲律宾、越南不断制造事端。2012年4月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炮艇非法驶入黄岩岛潟湖意欲抓扣中方渔船和渔民事件；2012年夏，越南国会通过的海洋法，竟将中国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列入其版图。2012年中国组建三沙市，从此对南海诸岛（除东沙群岛）实施更坚强有力的管治、建设和开发。加强外交活动，粉碎了菲律宾提出的由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炮制的荒谬“裁决”，净化南海国际环境，继续保持中国南海诸岛维权的优势。南海已由传统的以争夺制海权为中心逐渐向争夺海洋资源和海洋权益为中心的地缘结构转变，从而影响着南海地缘环境的周边地缘行为体、利益和现有地缘格局的不断互构，地缘秩序不断重组，使得中国南海所处的地缘结构将趋于多边网络状。

3 结论

通过建构南海自然基因和社会基因2个子系统的交互耦合作用关系，以地名演变更替为逻辑起点划分古代-遗传形地名DNA、近代-变异形地名DNA和现代-复合形地名DNA，提炼出南海海域地名的稳定性、暂时性和韧性特征，最终构建南海海域地名国别地缘环境分析框架，再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古代地名时期，中国人民在航海实践和耕海劳作中最早发现、命名和经营管理南海诸岛，呈现“名从主人”和“琼人俗名”的稳定性遗传形地名DNA；近代地名时期，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打破“名从主人”的原则，形成“名从他人”暂时性变异形地名DNA；现代地名时期，中国原始性地名基因逐渐苏醒，原始基因重新占据优势地位，表现为“名从主人”的韧性复合型地名DNA。
2）南海诸岛海域地名是自然基因子系统和社会基因子系统交互耦合作用中形成的。古代地名和现代地名时期，自然基因地名主要以岛礁地貌形态、方位、气候等命名为主，社会基因以“更”和“路”的形式出现，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是南海诸岛“土”地名或琼人俗名。而近代地名时期，掠夺资源成为列强的首要目的，南海诸岛海域地名烙上了深厚的海洋殖民意识，部分南海诸岛海域地名以英文的汉译名称为主，呈现“名从他人”的暂时性地名。
3）因果关联作用下，南海诸岛海域地名呈现名从”主人―他人―主人“的变化特征，导致地名基因在转录和表达上呈现遗传、变异和复合的过程。建构作用下，西方列强为扩大市场和掠夺原料，积极构建在南海海域制海权的地缘关系；随着“人类世”的到来，面对资源短缺、人口膨胀等重大国际难题，周边或域外大国等地缘行为体以非法手段构建多边争夺南海海洋资源和海洋权益的新型地缘关系。
4）南海诸岛海域地名在基因转录与表达上是空间与物质显性基因和理念与历史演变隐性基因的交互耦合过程。空间结构上，南海诸岛海域地名呈现“中国―周边―域外”地缘体的双圈包围结构；物质结构上，南海海域充当海上丝绸之路上经济、文化等交流的地理媒介；理念结构上，中国南海的海洋资源与海洋权益正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过程结构上，中国南海所处的地缘关系呈现周边国家联合域外大国的多边网络结构。
通过对南海诸岛海域地名隐喻类比的基因划分方法，从3个时期解析南海诸岛海域地名国别地缘环境的演变及驱动因素，丰富了国别地缘环境研究的基因内容，为后续同类国别地缘环境研究提供参考。但在百年未有全球大变局下，新冠疫情的暴发使得全球化似乎被按下了“暂停键”，而国际博弈愈加波云诡谲，国内变化也更加纷繁复杂。在此背景下，应当协调好南海诸岛地名文化保护和南海区域开发建设的关系，防止具有中国文化底蕴和历史意义老地名的流失，延续地名文脉，充分体现南海诸岛蓝色地名文化的地域特色。

脚注

1 http://www.mnr.gov.cn/

王 涛：研究思路构建、论文撰写及修改完善；

武友德：论文脉络把控、技术指导；

李 君：论文撰写指导与修改；

叶 帅：论文修改与技术指导；

崔红茶：数据收集、稿件内容修改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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