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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1: 1 - 12

DOI: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temp.003791

观点&争鸣：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如何走向融合

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关系：以史为鉴 *

  • 克里斯蒂安·凯斯特洛特 , 1 ,
  • 洛伦佐·巴尼奥利 , 2 ,
  • 丁雁南 ,
  • 安宁
展开
  • 1. 比利时鲁汶大学 地球与环境科学系，海弗莱 3001
  • 2. 意大利米兰比可卡大学 社会学与社会研究系，米兰 20126
  • 3.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 4. 华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

克里斯蒂安·凯斯特洛特，比利时鲁汶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地理学荣休教授，（E-mail）

洛伦佐·巴尼奥利，意大利米兰比可卡大学社会学与社会研究系地理学副教授，（E-mail）。

丁雁南，（1982—），男，安徽合肥人，副教授，博士，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研究方向为地图学史、城市历史地理学、地理学思想史，（E-mail） 。

收稿日期: 2023-10-01

  修回日期: 2023-12-14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1-20

收起

Human and Physical Geography: Can We Learn Something from the History of Their Relations?

  • Christian Kesteloot , 1 ,
  • Lorenzo Bagnoli , 2 ,
  • Yannan Ding ,
  • Ning An
Expand
  • 1. Department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KU Leuven, Heverlee 3001, Belgium
  • 2.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Milan-Bicocca, Milan 20126, Italy
  • 3. Centre for Historical Geography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 4.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10-01

  Revised date: 2023-12-14

  Online published: 2024-01-20

Fold

摘要

简要回顾19世纪以来地理学术史可见，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在过去从未曾统一过，至少在如今论证地理学在应对人类所面临的各类问题的过程中有其用武之地时所追求的那种形式上是如此。不过，自然地理学已开始认识到实证主义的局限，这为解决眼下正在影响我们星球的一些紧迫问题开启了一条合作路径。文章在结尾部分以实例展示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合作的可能状态，倡导学界多关注政治-地志学取径，将地区在权力结构内部和外部的关系纳入考量，从而集中探讨世界范围内区域的多样性。

关键词： 人文地理学; 自然地理学; 地志学; 后实证主义

本文引用格式

克里斯蒂安·凯斯特洛特 , 洛伦佐·巴尼奥利 , 丁雁南 , 安宁 . 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关系：以史为鉴 *[J]. 热带地理, 2024 , 44(1) : 1 -12 . DOI: 10.13284/j.cnki.rddl.temp.003791

Abstract

A short overview of the history of academic geography since the 19th century shows that there has never been a unity of physical and human geography in the past, at least in the form that is strived for today to justify the relevance of geography in coping with the present problems faced by humanity. But the fact that the limits of positivism start to be recognized in physical geography opens a way to collaboration for addressing the pressing problems affecting our planet today. The paper ends with some examples of how such a collaboration might look like and advocates greater attention to a political chorological approach, concentrating on the diversity of regions in the world, by taking both their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hips in terms of power structures into account.

Key words： human geography; physical geography; chorology; postpositivism

令人有些意外的是，一些颇有影响力的人文地理学或自然地理学手册毫不讳言所属学科里另一半的重要性。施特拉勒（Arthur Newell Strahler）是杰出的自然地理学家，也是向地理学引入定量方法的关键人物，他在定义自然地理学的研究目标时指出，“为了理解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自然地理学研究环境的运作，它不仅滋养和刺激了生命过程，而且对这些过程也施加了约束和限制……人确实会应环境之力而变，但反过来人又会作用于并影响环境的过程和形式……人类造成了多种形式的环境退化和污染”（Strahler, 1975）11。他的这番简介是这样结束的，“人类采掘、利用和排放水以及矿物资源，对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我们对评估这些影响的程度抱有兴趣，更理想的则是弄清楚为了减小环境退化必须采取哪些措施”（Strahler, 1975）2。
人文地理学里一本常用手册的语气则完全不同：“人文地理学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对世界的阐释会因所处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各异。谁的人文地理学，在何时，于何地？”（Daniels et al., 2008）2。对于这些作者来说，“人文地理学……是为了解释空间是如何配置和形塑经济、社会以及社会进程的”（Daniels et al., 2008）6。但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他们也指出，“地理学在其更广泛的定义中提供了一个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之间的接口。地理学是21世纪的一个关键学科，部分原因在于人类所面临的许多挑战正处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界面上”（Daniels et al., 2008）6。
显然，即便这两本手册之间相隔30多年，自然地理学家和人文地理学家却都一致地关心社会正怎样地威胁着支撑人类生存的环境承载力，并感觉有必要分别从人和环境的视角切入问题。他们表述时所使用的概念是环境而非自然，这强调了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及其与自然的互动，而不是视自然为在概念上与人类分离的处女地。不过，自然地理学家和人文地理学家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上有显著的不同。斯特拉勒考虑的是“人”，而不是社会。这表明人类与自然互动的方式具有历史和空间的连续性。不仅如此，这种互动似乎独立于处在不同社会背景中的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之外 2。另一方面，丹尼尔斯（Peter W. Daniels）和他的合作者们坚持用不同的方式来考察这些相互联系，直至认为任何与此相关的分析都是一种社会建构，因此其可以被解构和以其他方式重新建构。这与斯特拉勒旨在了解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以期减小（而不是消除……）环境退化，以及确立关于这一问题的客观、普世知识的计划旨趣迥异。
尽管如此，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构成分裂的——就算不是对立的——两个世界的观点，受到了对环境问题的共同关切，以及认知到地理学科的任一分支都不能单独提供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知识的挑战。但问题也许是，即便人文地理学家和自然地理学家都希望共同来解决这些问题，他们的行事方式没准也会天差地别，以至于可能无法相互理解 3。
在下文中，我们将对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之间的关系作一个简要的历史回顾，试图理解这种分歧的起源和本质。然后，我们将审视近期尤其是与当前环境危机有关的一些趋势，并探讨它们如何有助于弥合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鸿沟——这正是“广义地理学”走向分化的深层原因。

1 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关系简史 4

1.1　背景

回顾学术型地理学历史上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变化的，或许有助于理解二者当今的分歧问题。在此需强调的是，我们的目的不是从知名地理学家的原著里提炼他们对社会-环境关系的看法，而是尝试捕捉地理学两个分支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这是一项棘手的任务，因为关于一门学科的历史可以有不同层面的解读，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观点 5。在解读科学文献并分析其对进一步工作的影响时更是如此。因此，有必要考虑我们自身的立场（positionality）。作为分别来自比利时和意大利的地理学家，我们将这些关系的研究集中在欧洲地理学上，以德国和法国地理学为重点，它们都对比利时影响很深，而对意大利来说法国地理学影响力更甚。这里不讨论像戴维斯（William Morris Davis）、赫伯森（Andrew John Herbertson）或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等学术型地理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因为在我们看来，不管他们对地理学的贡献多么具有原创性，都没有引发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结合方式上的显著变化。反之，当我们认为盎格鲁-撒克逊地理学给这些关系带来了变化时，我们就会考虑它。也就是说，我们只考虑在地理学史上改变了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之间关系的学者及其取径，以便在当今面临着各种星球尺度的问题时，为两个学科分支的未来合作从历史中寻求镜鉴和教益。这也意味着我们无意对这段历史进行一番规范性的解读来凝练地理学应该是什么，或是应该如何重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之间的关系。我们只想明确一下是否存在有效的合作方式。

1.2　二者关系何以变化？

在展开回顾之前，我们还需了解为什么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之间的关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事实上，自从学术型地理学于19世纪的后四分之一滥觞以来，它不仅在持续地进步，也在不断地多样化。这些变化有几个原因。如同在所有的科学门类中一样，人们期望通过对科学性姿态的应用而带来进步。大多数地理学家都接受经验验证的概念，如果事实与理论相冲突，他/她们就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解释。即便未必熟悉科学哲学，地理学家们也在根据波普尔复杂的证伪原则这么做（Harvey, 1969） 6。因此，变革可能是因为科学内部的进步，既包括用更强的理论取代薄弱的理论，也包括扩展理论及其应用。变革的另一个明显动因是技术进步和可用的新数据。科学对于数据的依赖性已经强到足以用来定义一套科学范式的历史序列：从基于视觉数据的经验描述，到建模（在归纳的意义上），再到计算机模拟，最终到运用大数据并由统计和数据挖掘支撑的探索性科学，使得抽象的理论思考几乎变得无关紧要（Kitchin, 2014）。此外，正如在下文学科简史中清楚看到的那样，地理学与其他学科关于学术认可的竞争，以及后来地理学内部对研究经费、学生、学科组织机构的争夺，也构成了变革的一个强大引擎。然而，这些科学上变革的动因仍然无法解释社会变化同科学变革之间的紧密联系。
有3个因素将地理学史同其社会背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首先，地理学研究的是社会和人类引起的环境变化，因此社会变化在地理学研究对象上也会有所反映。地理学近期的研究主题包括全球化和气候变化，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典型主题则是文明研究。第二，地理在社会中的功能作用随着广泛的社会变动而变化（Harvey, 1984），尽管在各个国家的变化速度和强度不尽相同。人们会发现殖民主义、福利国家、新自由主义同地理学科的某些发展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第三，跟人类的其他活动一样，地理学受到所谓的“时代精神”（Zeitgeist）——即有关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和表述它的语言的影响。显然，时代精神与夹在社会快速变革期之间的相对稳定的时段有关。民族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冷战”、气候变化，或对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抵制，塑造着下文所述各时期的时代精神。即使这种时代精神会因空间和社会阶层的区别而有所不同，或是当新的时代精神已经蓬勃而出，旧的却依然在某地、某些群体中余韵未消，它强化了学术型地理学同社会之间的联系，使其看起来是自然的或至少是不言而喻的。

2 古典地理学：自然地理学服务于人文地理学

有鉴于此，学术型地理学于19世纪的后四分之一在欧洲发展起来就不足为奇了。当时，西欧的几个核心国家已经完成了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探索，并忙于寻找新殖民地。第一批学术型地理学家们思索着主要由气候和地质条件的差异导致的地球环境多样性，及环境同当时被认为是文明水平差别之间的关系，将地理学的核心领域定义为社会-环境关系，并发展出作为地理学理论框架的环境决定论（也被称作自然或地理决定论）。引领者是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这个新兴国家需要建立殖民地以维持其经济发展。拉采尔对社会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思考，包含了对殖民主义的辩护——可概括如下：人口压力迫使人们增加从环境中开采的资源量，为此需要扩张领土和/或提高环境利用效率。后者使人口密度更高，反过来有利于进一步开发，或者说有利于文明。密度是建立联系的必要条件，这种联系既有助于通过差异的碰撞产生新思想，也有助于文化的转移和传播。在温带气候区以外，高寒和荒漠地区缺乏资源，而热带地区则缺乏动机，很难达到这种临界密度。这种推理透露出一种目的论视角：环境预设了人们之所必为。既然有些地区的人可以达到文明而另一些则不能，那么达到现代国家阶段的文明人就必须把文明带给其他人，而后者应该接受这一安排。
这些观点被人们所遵循并强化，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埃伦·丘吉尔·森普尔（Ellen Churchill Semple）以及稍后的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那个时代的美国同德国一样渴求新的殖民地。亨廷顿严谨地分析了人类健康与体能的世界分布，将其同气候变量和人体生理学（例如，人类的体能是如何随温度而变化的？）联系起来，并试图说明这一点同世界各地区文明水平之间的关系（文明被以一种非常欧洲中心主义的方式解读）。
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其他观点，而且因时而变。法国地理学家保罗•维达尔-白兰士（Paul Vidal de la Blache）常被认为用“可能论”来对抗环境决定论。可能论所表达的观点是：自然并不预设社会，而是提供了人们从中选择的多种可能性。维达尔-白兰士专注于地区而非全球尺度的农村地区，他认为这些选择使地区性社区同其环境之间达到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是通过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取得的，维系它的一方面是习惯和风俗，另一方面是对人与环境之间和谐关系的尊重。他也认为乡土社区改造了环境，直至环境与人类的需求达到平衡。有意思的是，维达尔-白兰士从未反对过拉采尔的环境决定论。事实上，可能论可以被看作是环境决定论的一种更具体的、更开放和差异化的版本。不过，同拉采尔相反，维达尔-白兰士是在捍卫一种保守主义的立场。他对地区尺度及其细节的关注，反映了他保护法国各地区丰富的多样性，使其免受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标准化力量冲击之目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很少关注城市和工业，认为它们是环境和人类活动之间失去和谐平衡的景观。
上世纪70年代，法国地理学家埃利泽·雷克吕（Elisée Reclus）的著述被重新发现。他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无政府主义者，对社会-环境关系提出了一个更加辩证的构想。雷克吕游历甚广，他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一所昙花一现的乌托邦大学里创办了首个地理研究所。他指出，自然因素能够对人类社会产生决定性影响，但其方式是相对的。社会组织越发达，这种影响就越微弱。克里斯蒂安·范德莫腾将其称为辩证历史决定论（Vandermotten, 1986）。对雷克吕来说，对自然世界的了解并不被视为对社会差异的终极解释，而是使人们通过共同掌控一个和谐的环境来发展自由和博爱的必要基础。
从环境决定论到可能论，再到辩证历史决定论，在社会同环境之关系中，人类这一面有越来越重要的趋势。其口径不在于解释环境的多样性，而是解释地球上人类的多样性，而后者基本上被理解为掌握或平衡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7，这两种情况都激发了早期生态意识的觉醒。这些先驱地理学家们因而被认为是人文地理学家。不过，他们都声称，离开对自然界的理解，就无法解释地球上社会关系的多样性。因此，自然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得以建立的基础。但目标还是人文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和人文地理学的关键辅助科学，自然地理学研究环境的4个圈层（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和生物圈）。气候学和水文学是自然地理学的组成部分，而自然地理学需要地质学和生物学的知识。反过来，它们也像气候学和水文学一样建基于物理学和化学之上。地理学研究中很少用到复杂的数学，但因为它是制图学中投影方法所需的，所以被认为是在地理学课程中有用的 8。

3 作为地志性科学的地理学：为区域地理服务的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

当多种形式的区域地理学或地志性取径在20世纪初出现，2个分支学科之间的这种关系随即发生变化。那是一个科学迅猛发展，定义科学本身及其方法的努力取得进展的时期。地理学的这些新取径都想要将地理学定义为一门特定的科学，因为其他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怀疑地理学不过是将他们自己的科学应用于特定的地区或地方而已。德国人阿尔夫雷德·赫特纳（Alfred Hettner）将地理学定义为“地学”（Länderkunde），并着力于方法论。他奠定了经典的世界区域分析的基础：从地质和气候起始，考察动植物、人口分布、经济活动、政治组织，最后综合考虑这些要素在一个区域内的互动性和一致性。不过，对这些要素的个别分析依据的是赫特纳所称的“普通地理学”（general geography），其中每个要素都被研究并在世界尺度上展示其空间分异。尽管如此，（不带形容词的）地理学的目标依然在于描述和解释不同尺度下的区域。因此，地理学被认为是分异与整合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首先，每个要素都在世界层面上被分析，并被划分为典型类别（如气候类型）。这使得我们能够搜寻不同类型要素在其中表现出互动性和一致性的大空间。所有的要素就这样被整合到世界区域的层级。继而，这些大的空间又可以被再次细分，以便构建可以研究各元素整合的次级空间（Harvey and Wardenga, 1998）134-135。为了证明他的“地学”的科学性质，赫特纳使用了将科学归入主题性、时序性和地志性的分类法。这一分类法曾被错误地归结于康德。历史学和部分地质学是研究事件在时间上更替的时序性科学。地理学是研究空间及其多元分异的地志性科学。赫特纳的学说由《地理学的性质》（The Nature of Geography, 1939）的作者哈特向（Richard Hartshorne）在美国传播 9。这本书是关于地志性地理学最为精深的论述，强调区域的独特性，因此“合乎法则的解释是不可能的，描述和阐释则是必要的”。地理学的求异（idiographic）性质同系统性科学（可能包括赫特纳所理解的普通地理学）的通则（nomothetic）性质恰成对照。
将地理学定义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尽管这个方式非常接近于赫特纳的方法论取径。这个路径是由比利时地理学家保罗·米乔特（Paul Michotte）等开辟的，他在将地理学确立为比利时各大学的一门学科方面曾发挥了关键作用，也曾担任国际地理学联合会（IGU）的秘书长。地理学与其他科学的区别在于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即对景观的研究。更确切地说，是对景观中的物质的、可观察的，因此可客体化的各个元素的研究（Michotte, 1921）。米乔特坚持认为研究植物在地球表面的分布不是地理学，而是地理植物学（geographical botany）。植物地理学（phytogeography）应该聚焦于空间是如何因物种而分异，而不是物种自身的分布。这样植物学就成了地理学的辅助科学。类似地，地貌学、动物学、气候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都是地理学的辅助科学，尤其是当它们考虑其研究对象的空间分布时。一旦这些研究对象被用来区分地球表面，研究性质就变成了地理学：如果考虑的是单组研究对象，就产生了专门地理学；如果考虑的是景观中所表现出的多重对象组合，那就产生了区域地理学。卡尔·索尔（Carl Sauer）的文化地理学就是一个近似这种取径的变体。和其他区域地理学家一样，索尔通过研究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以一种更明确的方式，颠覆了早期环境决定论者所确立的环境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索尔看来，地理学家应该研究的是自然景观已被转化为文化景观的文化区。这一文化景观将承载着该地区历史上前后相继的（或统治了其他）群体的人类印迹。因此，索尔将历史的和生态的视角重新引入区域地理学，但地理学毕竟依旧是一门地志性科学。
尽管这些取径之间互有不同，它们一个共同的特点是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紧密交织，地理学家的具身性形象是一个对该领域自然和社会2个维度都有所掌握的研究者。区域地理学家是一个杂家。他汇集所有的相关信息，将其整合到一个生动的描述之中，刻画和阐释一种景观或一个地区的独特性。这里阐释的意思不是通过将对象同理论、其他事物或抽象概念联系起来从而揭示其意义，而是重建某种特定情况的成因。为了做到这一点，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都算是为地理学服务的分支学科。因此，区域地理学家为了显示他们在这两个领域都有所造诣，往往均就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著书立说。
但是，所有这些勾画地理学研究方法和对象的努力，无论是视地理学为对社会-环境关系的研究，还是对区域和景观的研究，都强化了地理学的特有风格。地理学变成了对地方和地区独特性质的理解。这种运作方式让地理学同关于共性和规律性的研究渐行渐远，而共性和规律性研究是寻找可以用于解释、预测现实之法则的路径之一。换句话说，所有将地理学本身定义为一门科学而不是在区域中对其他科学的应用，无疑在地理学内部达成了某种统一性（unity），但同时也使地理学脱离了各门科学的共同计划，因为地理学关注的是独特性而非规律性，而且没有产生理论。

4 理论地理学和计量地理学以及日渐扩大的割裂

对于这种割裂，“二战”期间盟军中同其他科学家一同协作支撑战争行动的地理学家感触最深。巴恩斯（Trevor J. Barnes）和法里什（Matthew Farish）（Barnes and Farish, 2008）生动地说明了地理学家身处开发出原子弹的物理学家、发明了成本-效益分析和运筹学以决定最佳军事战略的经济学家、以及能够预测天气状况的气象学家之间，自身是怎样依然停留在描述敌国的地形和民众习性的阶段，既没有任何支撑这种描述的理论，也常在响应战时所需的高效工作方面力有不逮。巴恩斯和法里什（Barnes and Farish, 2008）816-817将地理学的缺陷总结如下：“……他们此前被引向一种区域概念，重地域差异、轻系统方法，重描述、轻解释，重类型学、轻理论，重文字、轻数字，重狭隘性、轻开放性，重广泛的折衷主义、轻狭义的工具主义”。其他各门科学成功的关键在于建模，也即量化现实。这种靠科学来解决技术和社会问题的需求，不仅在“冷战”期间存续，也在战后的积累体制下成为维持经济增长的关键。旧式的区域地理学似乎越来越没有用武之地了。
“二战”后，先是在美国，稍后在英国，年轻的地理学家们热切地接纳了理论地理学和计量地理学，寻求理论而不是为区域的独特性弹冠相庆。这场革命逐渐扩展到其他国家的研究和教学中，对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都产生了冲击。初见之下，共同的认识论立场可以加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之间的联系。英国地理学的那一对“糟糕的双胞胎”——乔利（Richard John Chorley）和哈格特（Peter Haggett）——的合作就是例证。《地理学进展》（Progress in Geography）曾作为一片共同的园地而出版，直到1977年才因篇幅和两个分支学科之间的平衡问题而被拆分。此外，理论地理学和计量地理学的旗舰期刊《地理分析》（Geographical Analysis）仍然在持续地——尽管是零星地——发表自然地理学家所撰写的论文 10。
然而，共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有分化的效果。毫无疑问，分析经验取径系统地提升了专业性，每一个分支都在努力证明自身的合法性 11。在经验领域里寻找规律性来作为理论构建的源泉是不可能的，除非将现实不断地分割成许多细部，直至从其中能够发现单一性的联系。理论革命和计量革命就是这样慢慢地打破了地理学的统一性。探索规律性的理想状态是通过实验进行的，通过保持外部影响的恒定，实验尽可能完美地排除外部对于现实中两个要素之间关系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在“真实”世界中无法做到这一点，而是需要在一个可以被定义为屏蔽了外部影响的地点——实验室里来完成（研究人员的白大褂正是这种纯净的象征）。实验室里摆满了各类专门仪器。它们的目的不仅为了测量，也是用于创造和控制一种全部其他可能的影响均为恒定的情境。这在地理学里的实验地貌学中得到了近乎完美的应用。
依照同一逻辑，这种分析经验取径也带来了将现实划分为相关细部，从而使得不同细部之间关系单一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理论，或者至少是假设。这引入了一些抽象概念，而现实的细部应该与抽象概念相关联。这在自然地理学中比较明显，因为它的细部所指向的抽象概念已由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从质量和能量到原子、物种和基因）做过定义。但在人文地理学中，这一做法可能会问题百出。像社会、城市、流动性，甚至是更特定的休耕地或种族飞地等概念，都不过是概括而非抽象，因为它们并不涉及理论实体。现实细部的状况和动态对许多不同的因素都有所反应，使得发现它们同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它们的解释几乎是做不到的。换句话说，它们在理论上是混沌的 12。
对于采用理论和定量取径的人文地理学家来说，简化往往是摆脱泛化所造成的混沌的不二法门。均质平原、绝对空间和相对空间（与关系空间相对），非历史时间以及完全剥离其历史背景的经济人，是为模拟一个极度复杂的现实而被引入的几个关键简化。
尽管理论和定量取径有着令人憧憬的科学严谨性和学术声望，并且在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中也得到了普遍应用，但他们却剔除了对社会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考量。它将区域地理学降格为一门过时的艺术，并将人文地理学同自然地理学划清了界限。
理论和定量取径目前仍在被采用，有时甚至与运筹学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其具有一种聚焦于决策的应用性质，并因此偏离了本来寄望于将地理作为科学的解释和理论构建的方向。难怪人文地理学的后续发展同这种新实证主义取径渐行渐远。通过发展出一种后实证主义的立场，人文主义地理学、激进地理学、政治和文化地理学的复兴、文化转向、新区域地理学等，使人文地理学进一步远离了自然地理学。

5 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再次携手的机会？

地理学的下一轮显著影响了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之间关系的变化，来自对普遍的现代主义和科学实证主义哲学和文化的鞭挞。它们实质上带来了地理学的本体论转向 13。这些变动引入一种观点，即我们无法脱离人类世界而把握某种内在真实。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被构建出来的，而不是自然所赋予的。尽管我们的语言常在进化，它仍然局限了我们的所知。这一发现引发了语言权力的思考。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因语言使用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以及人类与非人类之间权力关系的解构 14。社会和自然的分离被认定为是这样一种权力，它隐藏在被广为使用和普遍接受的语言中，也是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分离存在的基础。对这种权力的反制是引入混杂性（Driessen, 2017）。作为现代性基础的自然/社会、人类/非人类、主体/客体等二元论被打破，而现实被视作一种混乱的纠缠，前述的那些类别在其中无法被工整地分开。
了解内在真实之不可能性的另一个重大后果是，研究者无法将自己置身于其所研究的现实之外。依照逻辑，研究现实这一事实本身也是现实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在不影响现实的情况下从事研究是不可能的。自然地理学中有一个经典的方法论案例，为了测量水流速度而在河道中放入一个装置，这一操作会影响到本欲测量的水流速度。在人文地理学中，采访者的特点和他/她提问的措辞会影响到被采访者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若客观性被理解为以一种独立于研究人员的方式反映着内在真实，因而可以被轻易地复制和验证，那么追求客观性无异于缘木求鱼。退而求其次，科学家们只能努力诚实地考虑所有同他们的研究发现和理论相左的事实和论点，他们还应明示他们考量现实的视角，以及这个视角可能会如何影响他们的工作。说明某人的位置性（positionality）也就是说明其身份可能会怎样影响他/她看待现实的方式，以及这一身份会如何影响现实本身。这需要反身性和政治自觉。通过改变世界被看见和被命名的方式，或是促成非人类世界的变化，科学家们通过理解和作用于现实，并且/或是通过推动技术进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其他人。因此，科学攸关公众利害，自带一个无从逃离的政治维度 15。
这一点在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以及社会地理学中的大量研究中也许是显而易见的，但在自然地理学中则不然 16。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在自然地理学中只产生了微弱的影响，个中原因既有自然地理学者对科学哲学兴趣杳然，也有科学实践对程式的强调（Rhoads and Thorn, 1996）。此外还有一种视客观性为产生科学知识之必要条件的顽固信念，甚至轻易地将客观性同中立性混为一谈，并排除了任何对位置性的考量，哪怕由此产生的知识将变成规范性的知识。回到斯特拉勒关于“人”影响环境的概念，我们必须认识到斯特拉勒所提及的“人”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它遮蔽了社会及其冲突。这是一个非常政治化的立场，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恰恰正是因为它否认政治。
不过，最近在自然地理学中对实证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质疑在缓慢增长。顶尖地貌学家奥拉夫·斯莱梅克（Olav Slaymaker）不久前指出：“自然地理学家们对实证主义哲学和冷静研究的投入，令我们对处处存在的明显不公正闭目塞听，例如在土地所有权以及滥用土地并从中获利的权力等方面”（Slaymaker, 2017）70。显然，这开启了一片让自然地理学家和人文地理学家可以协作的地理研究实践领域。
这可能会给地理学两个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确实，正如上述的简短回顾所揭示的，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统一实际上从未存在过，至少在如今论证地理学在应对人类各种当务之急的过程中有其用武之地时所追求的那种统一形式上是如此。古典地理学就是人文地理学，自然地理学从属于它。在区域地理学的地志性取径中，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都不过是分支学科，它们的“邂逅”不是通过人文地理学家和自然地理学家的协作，而是在区域地理学家自身的脑海中实现的。考虑到为此所需掌握的海量知识，这种“邂逅”如今无异于痴人说梦。尽管理论和计量取径的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拥有共同的认识论和计量方法论，但理论与计量地理学还是剔除了对社会和环境之间关系的考量。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昭示了在广泛使用地图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弥合当前的割裂实非易事 17。人文地理学里所有的后实证主义发展都拉大了这两个分支学科之间的鸿沟。但是，自然地理学开始认知到实证主义的局限，这一事实为着手解决当今影响我们星球的各种紧迫问题开辟了一条协作之路。

6 当今关系

6.1　21世纪地理学的新主题与新对象

到21世纪初，像其他很多科学一样，地理学明显已经走上了高度专业化（hyper-specialisation）之路。尚存于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不同分支以及子分支之间的联系，有时不过是它们的名称中都含有“地理学”，再加上一个专门领域，仅此而已。甚至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视作地理学学科构成的核心理念——自然圈同人类圈之间的互动——有时也不再被纳入考量。地理学家似乎倾向于将地理学简单地定义为空间科学，或干脆根本不考虑学科基础这回事。一个颇有名气且流传甚广的定义是，地理学即“地理学家之所为”——此说学舌者众，有时追溯到彼得·哈格特——但它所有的局限性很快就显露无遗。例如，2014年意大利地理教师协会（www.aiig.it）也明确表述，“geografo è chi il geografo fa”（地理学家是像地理学家那样做的人）。显然，关于“地理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进入了一个难以逃脱的循环论证。
虽然如此，过去20年里的当下现实对地理学家们产生了巨大刺激，促使其重新发掘他们学科的独特性，并意识到致力于对地理学中自然和人文两方面互动的再发现是正确的。这些刺激可以笼统地概括为两组，一组来自学院内部，另一组来自于外部。
第一个刺激主要是在很多国家的大学里，地理学的重要性下降了，地理学家的地位也因而降低了。这种情况同“二战”前地理学寻求学术界接纳时的重重困难遥相呼应。尽管不同地方的情况各异，但地理教学的危机无疑是普遍的——而其他“姊妹”学科，诸如社会学、人类学、地质学，或地球科学，则常从中获利——至少在欧洲是如此。这导致了许多地理学系所的衰落，如在英国（Hall et al., 2015）；或学生的流失，如在比利时（Vandermotten and Kesteloot, 2012）；或课程的裁撤，如在意大利（De Vecchis, 2020）。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再度携手被认为是加强地理学科建设的良策。
关于外部刺激，被称为“人类世”（Anthropocene）的许多问题给科学界带来契机，使他们认识到不加修饰定语的地理学是一门能以新颖和有效的方法面对这些问题的科学。它能为其他任何科学之所不能为，恰恰是因为它介于人类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定位。地理学家正在大展身手，引领着关于极端事件、灾难治理、气候变化、环境难民、社会韧性、全球旅游、公园和地质公园、地貌学和遗产、自然历史地图学、水作为资源或危机、全球流行病等高度严肃的研究。一方面，地理学家的复归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他们终于意识到人为划定的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之界限已然太过薄弱，因此将人文和自然两个取径硬性割裂的做法是不可取的（Cornut and Swyngedouw, 2000; Whatmore, 2014; Taylor and O'Keefe, 2021）。另一方面，这对于自然地理学家和人文地理学家来说都会是富有成效的，因为通过寻找克服本体论和认识论差异的路径，他们可以彼此助益，并在为社会服务的科学家群体中占据一个有利位置（Harrison et al., 2006）。
这一重要的视角变化影响的不仅是应用地理学，也包括更多关于地理现实感知和表征的思辨研究。受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影响，自然事实上已不再像在现代马克思主义取径中那样被视作仅仅是预先存在、有待人类社会开发的一种资源（Smith, 1990），而且也是人类想象的一个类别，因而也是文化的一部分（Schmidt di Friedberg, 2004） 18。即便这种取径中仍有一种二元论存在于人类（或者更确切地说，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今被阐述为观景者和景象，而不是劳动者和资源（Farinelli, 2003; 2009）。
不过，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正在进一步扩大，并试图彻底克服上述二元论。其中，一些饶有趣味的工作体现了正在形塑地理学的一种全新风格，即“超越人类的地理学”（more-than-human geography）（Lorimer, 2007）。它不仅试图在地理学中为超越人类的生活世界（living world）新创一个位置，还考虑了生命的各种混合形式（Whatmore, 2002）。“新动物地理学”与后人文主义紧密相关，它事实上完全颠覆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二元论，并引发了对地理学取径的彻底反思。根据这种思路，人类和非人类的生命世界是交织和互补的，而在承认动物主体性的意义上，它们通常被当成像人类一样的具有人格（Emel et al., 2002）。
其他形式的生命也被赋予能动性，甚至扩展到包括无生命的物质和非物质的东西。非现代主义（non-modernist）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大大影响了这种取径（Latour, 1991）。拉图尔本人、社会学家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以及人类学家约翰·劳（John Law）共同提出了著名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该理论的基石是每一个社会事实都是一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的产物，这些同一层面上的“行动者”（actants）中有人类和非人类的。根据广义对称性原则，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对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甚至非物质对象都使用相同的词汇。这样，人类例外主义就被完全超越了，而每一种分离人类与自然的模式都被降格为一个伪智力建构。
并非所有的地理学家都欣然接受这一方法；相反，时有对它的批评。例如，依据天主教传统，现任巴黎地理学会主席让-罗伯特·皮特（Jean-Robert Pitte）始终以一种强烈的二元论来看待人类与自然环境（Bagnoli, 2020）。此外，他依然为那种自然必须“au service de l'homme”（“为人类所用”）的观念作辩护（Pitte, 2020）295，即便他断然拒绝任何专制的人类中心主义。
虽然如此，比起前一个时期，存在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这两个传统领域之间的二元论确实薄弱了很多。值是之故，人文地理学家和自然地理学家都尝试在各自的研究中寻找更温和的方案来克服这种二元论。自然地理学里出现了“文化转向”的呼声（Thornes and Mcgregor, 2003），人文地理学里则是“环境转向”（Demeritt, 2009）。通过这种方式，这两个分支学科无需放弃它们的特殊性，而是经常在半途相遇并重新发现它们的共同点，从而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7 思考的材料

现在我们将考虑一些新近的、原创的并且值得一提的观点，它们可以作为延伸思考的材料：科学的表征性方面、政治生态学新近的成功、批判方法论取径、（学术性）教学的角色以及制图学提供的机会。
首先，我们可以考虑马克•塔达基（Marc Tadaki）等提到的好几位自然地理学家已经采取了“文化转向”，以便更全面地考察环境变化中的人类因素（对此我们可以补充，好几位人文地理学家也就社会变化的自然因素而采取了“环境转向”）（Tadaki et al., 2012）。不过他们表明还有另一种更重要的“转向”方式。自然地理学家应该考虑——就像人文地理学家似乎已经对自己的分支学科所做的那样——他们的学科从来都是文化性的这一事实，“因为自然地理学的从业者和机构提供了一个符号系统，通过这个系统秩序被交流、复制、体验和探索”（Tadaki et al., 2012）550。这种思考接近于社会建构主义的本体论，它有助于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都是对现实的描述、表现或叙事的这一事实。这发人深省，也开启了趣味盎然的未来研究之路。
在已采用过的各种证明连接地理学科2个主要分支是可能的尝试中，最成功的或许当属从事政治生态学的地理学家们近期开展的研究。粗看之下，只要意识到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一词的2个部分是从根本上联系在一起的：前半部分“政治”指的是人类行动者，而后半部分“生态”指的是非人类行动者（Sundberg, 2011），其成功就显而易见了。细究起来，从“所有的社会政治工程都被视作生态工程，反之亦然”这一观点出发（Harvey,1996）174，如今的政治生态学强调研究诸多有趣的问题，即对我们所处世界的权力和位置性，采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展开研究。为了强调这些问题在政治生态学里的核心重要性，罗宾斯（Paul Robbins）作了一个有趣的反向（a contrario）推理，指出所谓“非政治”的生态学所忽视的不只是权力关系，还有政策结构和市场经济（Robbins, 2004）。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政治生态学确实颇类于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
与此相关的是瑞贝卡•拉维（Rebecca Lave）的观点（Lave et al., 2014）。如同大多数与地理学有关的政治生态学家，拉维来自人文地理学而非自然地理学——就像大卫·德梅里特（David Demeritt）（不过他不太认可这两个分支学科之间的深度融合是可取的）一样 19。作为批判自然地理学的一个关键角色，拉维强调与其再次呼吁综合工作，倒不如让研究者们现在着手，“展现在实践中整合批判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科学和政治效用”（Lave, 2015）571。在拉维及其合作者看来，能够整合这两个分支的乃是二者都必须面向的批判取径。许多地理学家只要核查自己工作的准确性和一致性，就会自认为具有批判性。其他人则可能是在波普尔意义上对各类理论颇为挑剔。但在这里，批判性意味着考虑他们工作的政治维度，以及科学同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值得思考的点。
此外，最近在高等教育领域也涌现了一些关于我们学科的有趣想法。2020-09-04，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地理学家们在皇家地理学会（RGS）召开了一场题为“在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的纽结中讲授环境”的网络研讨会。这场活动的目的是讨论在大学地理科学的课程中创建跨学科——介于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之间——的环境地理学模块的机遇和挑战。活动中被讨论得最多的话题是：环境地理学是否必须成为人文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之外的“第三支柱”，还是可以存在于这两个分支之间，以及不只是对学生也是对教职员工（以及他们在当今讨论中不可忽视的职业前景）而言的机遇和风险。无论给出的答案是怎样的，学校和大学都确认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地理学的各个分支及地理学家们相会的绝佳论坛这一事实。
最后，《地图杂志》新近出版了一期关于“城市地区的地貌绘图”的专刊（Brandolini et al., 2021）。专刊中的论文通过精巧而细致地运用地图，突出展现了前期的地形学特征是如何推动了定居点的选择以及随后的城市发展，并评估了人类干预对地貌过程和地形的影响。这项研究显然是在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交叉点上开展的，显示了制图学作为自然地理学家和人文地理学家的一种特殊工具，也可以成为他们可能相会的一个原创主题，即便这一共同的方法论不能成为跨越鸿沟的关键。尽管如此，当今的地理学家有必要普遍提高他们相对低下的制图技能，对空间模式给予更深入的关注。同样重要的是地理信息系统（GIS）不再只被当作一种专业技术，它原本就是一个能够批判性地研究地理现实（例如，发展中国家的森林退化或城市化背景下的农田保护等）的通用工具。

8 新区域地理学？

回顾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的关系史，还有一种来自过去的元素可能会被复兴。地志学传统也许值得赋予新的生命，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使人们意识到全球问题在大陆、国家、区域和地方等不同尺度上所表达出的成因和效果。在那个意义上，区域地理学可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使人们认识到人类地方性活动对全球的各种不同影响，并为此承担责任。
尤其是地志学取径的倡导者们，比如哈特向，坚持认为“自然景观”这一术语没有任何意义，而“自然”和“人类”是不应被拿来对举的容器式（container）概念（Saey, 2016）。赫特纳、米乔特和哈特向还论证过：区域不是预先存在的且必须由地理学家来发现的自然实体，而是由研究者根据自己的兴趣而创造的（Harvey and Wardenga, 1998）。这呼应了反身性和位置性（positionality）的必要。事实上，不存在所谓的自然区域；区域仅仅是由研究人员所定义的不同特征并以特定方式组合在一起的地区。这些特征与许多维度都可能有关，如物理环境、人口特征、活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它们之间的各种组合。从早先的地志学取径倡导者维达尔-白兰士，到最近的那些新区域地理学捍卫者们，都声称区域受到内部和外部力量的影响（Holmén, 1995），然而外部力量被普遍认为是单向的和垂直的。前述的各个要点都是有力地跨越割裂的潜在途径，但它们似乎都在一定程度上欠缺这种地志学传统。现在也许是根据全球问题的地方效果以及解决它们的地方潜力来将世界区域化的时候了（另见Dietz et al., 2008; Taylor and O'Keefe, 2021）。而今的重点不再是基于内部联系来识别研究区域的独特性质，而是强调其外部联系，既包括横向的（同其他地区），也包括纵向的（同更大的地理和社会实体），以及辩证的（双向）。换句话说，它是把地志学政治化：将区域及其阶级和权力结构同世界其他地区相互联系起来，并强调谁、在哪种权力结构下，是何种全球问题的制造者或受害者，以及如何摆脱这些问题。

(1. Department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KU Leuven, Heverlee 3001, Belgium; 2.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University of Milan-Bicocca, Milan 20126, Italy; 3. Centre for Historical Geography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4.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脚注

1 距今更近出版的手册使用“人类”（humans）一词而不是“男人”（man）以示对性别中立的尊重。

2 每当使用复数形式的“人类”一词时（不幸的是在“人类-环境的相互作用”这个表述中却不是复数），人们可以不那么直白地传达这样一种信息：人类是生活在不同的社会中的，其中构建了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这些社会在空间和历史时间上是多样化的。

3 另见泰勒和奥基夫近期的一篇论文（Taylorand O'Keefe, 2021），其中简要描述了地理学从一个研究领域（连接各主题）转变为学科（专业化）的这段历史，并倡导回归到研究领域的状态以应对气候紧急情况。

4 本节主要基于萨耶（Saey, 1990）、德帕特和范德乌斯腾（De Pater and Van Der Wusten, 1996）以及卡斯特里（Castree, 2005）的论述。不过，这些作者都不是专门在考虑人文地理学同自然地理学之间的关系。卡斯特里就地理学中对自然的处理作了精深的分析，非常接近于讨论两个分支学科之间的关系。

5 在这方面，斯托吉亚诺斯近期的工作是一个强有力的例子（Stogiannos, 2019）。他拒斥拉采尔是环境决定论者的这个观点，因为拉采尔在解释地缘政治关系时，除了领土之外还考量了政治、经济和人种学等诸多现象。

6 这一原则是为了规避归纳问题：要确保一个理论的正确性，仅仅通过积累经验性的证据是不可能的。原因在于无法逐一验证某个普遍真理的所有实例。波普尔的解决方案是用证伪取代验证：努力的方向应该是证明哪些理论是错误的。如果是那样，它们应被更好的理论所取代。

7 然而，在这一构想中，在环境决定论和可能论同辩证历史决定论之间存在着关键性的差异：对于雷克吕来说，社会阶级（按马克思主义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即在生产资料所有权方面的差异）对于理解自然资源的获取和劳动产品的分配至关重要，而对于其他人来说社会阶级与此无关（Kesteloot and Saey, 1986 ）

8 以雷克吕为主题的一期《比利时地理学评论》（Revue Belge de Géographie）专刊曾刊发了他于1895年为地理研究所而准备的三年制地理学学位课程方案。课程方案清晰地确认了这一观点（Reclus, 1986）63-65。

9 不过，哈维和瓦尔德纳（Harvey and Wardenga, 2006）提供了阅读哈特向作品的其他层面的另一个例子。

10 另见当期杂志中埃米利阿亚诺•托卢索（Emiliano Tolusso）的论文（Tolusso, 2021）。

11 罗兹为自然地理学中的这种情况感到痛心（Rhoads, 2004）749，但他没有意识到在人文地理学中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这使得2个分支学科在智识上愈加疏离。

12 参见塞耶在城市经济学中对这个问题的讨论（Sayer, 1979）。这或许可以解释沃尔特·克里斯塔勒为何在他的理论中提出“中心地”概念而不是使用城市。在自然地理学中，像降水、山脉或森林等都是类似的混沌概念。

13 关于地理学中近期变化的概述，参见《比利时地理学杂志》（BELGEO）2003年第2期专刊“二十一世纪初的地理学标记”。

14 这方面最有影响力的进展来自女性主义地理学和后殖民地理学。

15 另见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提出的“落位知识”（situated knowledge）概念（Haraway, 1988）。

16 在自然地理学研究中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参见本期杂志中默腾斯（Mertens, 2021）给出的有力例证。

17 许多完全不同的学科也许享有共同的方法论，但没有谁据此声称这些学科是统一的。没有人会因为药学研究和计量社会学或经验心理学使用相似的抽样和测试方法就声称它们是统一的。

18 例如，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恰好在2000年开始施行的著名的《欧洲景观公约》（European Landscape Convention），在这一点上意义非凡。公约事实上在关于景观的传统定义，即景观是因自然和人类因素相互作用而造就个性的地区，同坚持景观乃是人对此之认知的新定义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Raffestin, 2005）。

19 这并不是说自然地理学家们不参与该运动，参见斯雷梅克（Slaymaker, 2017），以及《加拿大地理学家》杂志（The Canadian Geographer/Le Géographe Canadien）2017年第1期专刊的其他撰稿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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