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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8: 1347 - 1359

DOI: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900

观点&争鸣：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如何走向融合

朝向综合地理学的知识生产及未来本土实践——基于地理哲学视角的阐释

  • 郭文
展开
  •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南京 210095

郭文（1978—），男，山西临汾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地理学哲学与地理学思想史、社会文化地理学理论、空间生产与地方治理，（E-mail）。

收稿日期: 2024-07-05

  修回日期: 2024-07-12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8-09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86)

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科研基金项目

收起

Knowledge Production Towards Integrated Geography and Future Local Practice: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ical Philosophy

  • Wen Guo
Expand
  •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Received date: 2024-07-05

  Revised date: 2024-07-12

  Online published: 2024-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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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据地理哲学分析框架，对不同阶段地理学知识生产过程、整体规律、思想启发以及未来中国地理学知识生产与实践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发现如下：1）哲学是支撑地理学知识生产的重要底色，地理学的知识生产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内容分合续替，在融贯中逐步积累新知且朝向整体性的显现过程。2）在地理学知识生产过程中，地理学以显现的特征体现知识的实有，以未显现的特征体现知识的实在；地理学的知识生产总是在实践中动态存在，探索实践中的动力和过程，更能理解地理学的存在和本质。通过对地理学阶段性差异的协调达到普遍性意识，才能体现地理哲学的有效功用和终极诉求。3）未来中国必将进入复杂发展和实践阶段，“叠写的中国”必然更需要“叠写的地理学知识”。地理学的知识生产与实践，需要具有融合不同时空维度智慧的综合性眼光，并根据时代变化与诉求，建立明确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积极推动地理哲学体系建设的本土化，以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自然地理学; 人文地理学; 发展历史; 地理哲学; 综合地理学

本文引用格式

郭文 . 朝向综合地理学的知识生产及未来本土实践——基于地理哲学视角的阐释[J]. 热带地理, 2024 , 44(8) : 1347 -1359 . DOI: 10.13284/j.cnki.rddl.0039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geographical philosophy,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t different stages, overall laws, ideological inspiration, and future issue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practice in China.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philosophy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supporting the production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The production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should be seen as a process of content division and succession, in which new knowledge is gradually accumulated and there is movements towards wholeness. Second, in geographical knowledge production, geography reflects the actuality of knowledge through manifested features and reflects the reality of knowledge through unexpressed features. Geographical knowledge production exists dynamically in practice. Exploring the driving forces and processes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practice can facilitate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existence and essence of geography. Only by coordinating stage differences in geography to achieve universal awareness can the effective function and ultimate pursuit of geographical philosophy be reflected. Third, in the future, China will inevitably enter a complex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and "overlapping China" will require even more "overlapping geographical knowledge".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practice of geography require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that integrates wisdom from different tempor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establishment of clear philosophical ontology,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based on the changes and demands of the times, actively promoting the localization of geographical philosophy system construction to serve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and high-quality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more effectively.

Key words： physical geography; human geography; development history; geographical philosophy; integrated geography

地理学不同阶段的知识生产常常充满艰辛，且时而伴有争执。一些疑虑性话题总会成为人们正式场合或茶余饭后或明或暗讨论的焦点。譬如，从早期经验科学到后期多样化发展的各个阶段，地理学的知识是如何生产的？如何理解地理学知识在不同阶段的“本质”与“存在”？随着地理学分支学科层出不穷和差异化实践，如何理解地理学知识生产的广泛性和内容的多元性？未来中国地理学理论发展和实践以何种姿态“显现”更为合适？这些问题反映了人们在焦虑中期待对地理学知识生产形态和未来发展指引能有比较明确的答案。回答上述问题，自然需要从哲学的视角进行诠释。
地理哲学是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学高度，探讨地理学研究过程中所涉及的观察过程、认知预设、理论模式、表述方法等，进而从形式逻辑、实际方法论和形而上学观点，估计其有效性基础的学科（翁齐浩，1992；刘凯 等，2021）。地理哲学产生的原因主要有2个：一是主动吸收、归纳地理学知识，使地理学迈向更高阶段的思维活动；二是基于地理学知识生产和实践中遇到的困惑或危机而产生的直接后果。在国外，地理哲学研究成果较多，涉及地理学思想述评（理查德·哈向特，1996）、地理学理论问题（阿努钦，1994）、地理学性质透视（理查德·哈向特，2021）、哲学与人文地理学（约翰斯顿，2010）、人类与地球（Deleuze, 1995; Magrane, 2021）等。在中国，对地理哲学的最早研究可追溯至民国时期（白眉初，1923）。20世纪90年代后，地理学者重燃地理哲学研究热情。地理哲学的重要性（蔡运龙，1992）、兴起原因（翁齐浩，1992）、地理学科学发展（白光润，1995）、人地关系哲学思辨（蔡运龙，1996）等议题开始出现。2000年之后，地理哲学研究的必要性（郑冬子 等，2000）、简单概念与对话（郑冬子，2001）、框架分析（郑冬子，2002）、地理哲学与数学方法论（潘玉君 等，2004）、国外地理哲学思潮介绍（王立 等，2011）以及地理学方法论（蔡运龙 等，2011）等成为关注的话题。随着地理学分支学科在中国的不断发展和细化，地理学危机出现，一些研究开始呼吁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融合（韩永学，2003；保继刚 等，2024），并对二者关系及理论进行梳理（李孝坤，1991；克里斯蒂安·凯斯特洛特 等，2024）；融合的基础（周尚意，2024）、发展之道（汤茂林 等，2010；汤茂林，2024；蔡运龙；2024；梁进社，2024）、挑战和前景（叶超，2024）、可持续发展（高红山，2024）等成为了集中讨论的话题。回顾既往研究，主要表现如下特点：其一，传统地理哲学成果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思维，增强了人们对地理学深层次的理解，但大多数研究偏于认识论和方法论，少数聚焦本体论层面的研究又倾向于理论分析。其二，中国地理学界虽然对不同阶段地理学知识生产的内容已有介绍，但还有待丰富、整合和提升。其三，传统对地理哲学的整体性分析和思维认知比较缺乏，大大降低了地理哲学应有的功效性。这些为本文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空间。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全套概念、理论、方法是学自西方，尽管中国古代已有地理学知识生产事实，但基本属于发达的社会人文地理学，零星片段的经验记载不成体系，古今地理学重心也不相对应（唐晓峰，2009）。因此，本文对地理学知识生产分阶段框架主要依据西方地理学成熟的划分体系，在此基础上对接未来中国地理学知识生产与实践，并作出哲学诠释。哲学作为科学之母，通过对科学的认识论研究，能对科学的存在与实践、研究范式与方法等议题进行深刻反思，进而看清问题本质。以哲学的视角对地理学知识生产及未来本土诉求进行诠释，有利于把握地理学知识生产形态、演变特征与发展趋势，并能为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启发与借鉴。

1 地理学知识生产的哲学分析框架

1.1　地理学知识生产与构想过程中的哲学体系

在地理实践和知识认知中，人们以具身方式对地理事实进行抽象思维和具体表达，形成了对地理学存在的构想过程。地理学构想体系包括地理对象物、对地理对象物的感知、对地理对象物感知的知觉和对地理对象物知觉的知识表达等环节。每一次构想闭环的完成，都是地理学知识生产和存储的过程，也是地理学知识存在形式的表征。
在哲学史上，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第一个提出朴素的存在意识，认为人们感觉到的东西不一定真实，而理解的东西才实在（罗素，2023）。从此角度讲，“只有存在可知”是科学的基础，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成了哲学存在论的前提。亚里士多德研究万物普遍的终极原因的形而上学，强调了以实体（本体）为中心范畴的存在（Aristotle, 1924）。到近代哲学时期，笛卡尔（1998）开始重视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并将世界分为广延的身体和具有思维的心灵。这一分类方式使人们对“存在”的内涵有了新的解读。古典哲学时期，黑格尔（1979）不仅把真实的东西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表述为主体。该观点从本体论层面对现实概念进行验证，突出了现实的总体性内涵（陈良斌 等，2024）。这一时期哲学探索的最大成就，就是从世界观的高度用辩证法代替了形而上学，把世界理解为矛盾的、发展的和不断变化的过程。
20世纪上半叶，逻辑实证主义兴起和发展，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对知识进行逻辑分析，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思想走向沉寂。分析哲学和现象学运动兴起后，哲学思维由近代向现代整体性转向，传统本体论思想更加式微。德国哲学家胡塞尔（2004）撇开主客、心物二元对立论，创立了由意识的意向性直抵事物本身的方法。到马丁·海德格尔，“存在”本身并不是事物的属性，而是属于事物的前提。“存在”被认为是一个动态过程，是“在―世界―之中―存在”，这种超越性的本体论更加关注事物如何出现以及以何种方式出现（马丁·海德格尔，2014），深化了人们对对象物如何“在世存在”的理解。20世纪50年代，美国哲学家蒯因（1987）重提本体论，认为本体论命题是作出理论陈述和知识建构系统不可缺少的，科学家在建构或讨论问题时存在本体论的承诺。
由上可知，哲学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其发展过程虽然历经曲折，但在“认知什么”“如何认知”的“积淀”中，呈现出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相融合的整体解释体系。同理可知，地理哲学应该关注地理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地理学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地理学家关于地理世界“何物存在”的基本观念就是对地理外部世界的本体论预设（刘凯 等，2021）。在此基础上，地理学家对地理存在之物“以何存在”或“存在以何”的追问，则属于地理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范畴。

1.2　地理学知识生产的动态性与实践性

哲学体系认知论的转向是进步的体现，但进步中蕴含着独断论和怀疑论的困境。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在任何时候只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而“存在”应该扎根于或者说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实观问题因此被认为是哲学理论的基础问题（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95）。实践哲学的兴起，促进了哲学从近代向现当代转向。实践哲学对客体如何赋予主体规定性，以及如何获得普遍性知识进行了剖析，指出社会性认知是作为普遍知识存在的基础，哲学分析由此进一步转向实际的社会实践和生活当中。这一思维模式给人们带来启发，当人们进行社会实践时，作为主体的人的实践，不再单纯具有与外部物关联的内涵，而更加呈现出主客体实践的关系内涵（马光耀，2017）。
20世纪60年代后，怀特海（2003）对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作了一个思辨性重构，主张以关系-过程观点看世界，认为任何现实存在从本体论上说都不能脱离具体的生成过程和内在关联，并指出实际存在物在本质上是如何生成的构成了实际存在物是什么，事物的“存在”由其“生成”所构成。该理念更强化了“存在”的动力学过程，是一种以动态“实体存在物”取代“实体”的认知观念。
从整体上来看，实践哲学贯通了主体与客体等层面的分类，沟通了自然、社会、历史、人类之间的联系，辩证地解决了哲学史上如何更好地诠释“存在”和“本质”的思维路径。过程哲学与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具有相通性，揭示了事物的存在是不断生成的过程。地理学的知识生产是动态中的实践过程，上述哲学思想为地理学知识生产及“存在”分析，提供了深刻洞见，拓宽了理论资源。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进一步对地理学知识生产中的“存在”“本质”及“实践”关系进行系统性总结。地理学的知识生产，在地理哲学层面就是经过锁定地理对象物、具身感知、知觉提升、思想表达的地理知识构想过程，研究不同时期地理世界“何物存在”“以何存在”“存在以何”，可对地理世界进行认知、阐释和表征，并揭示地理学的存在和本质。如果将“存在域”（与本体论关联）假定为地理认知对象的全部“实在”，“实践轴”（动态与过程）看作地理认知对象之“载体或场域”，那么“本质域”（与认识论、方法论及显现知识关联）就是一个在实践轴中逐渐向“存在域”接近的“认知与呈现的实有”对象，该对象的充分显现（即达到满足）是一个动态靠近地理学整体知识的实践过程（图1）。
图1 地理学知识生产的存在、本质与实践关系

Fig.1 The existence, essence and practical relationship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 production

2 不同阶段地理学知识生产的哲学意蕴及其规律认知

2.1　古典时期的地理学及其哲学品质

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发轫于古希腊学者。从人们对边远地区的地理记述、地球表面测量和定位、推理，从特殊到一般创立的地理学理论到对地理学的命名等，表明早期地理学的知识生产活动建立在朴素的感知和想象层面，描述和说明等是当时使用的方法，内容侧重于在地球整体环境和人类关系之间进行观察，哲学意蕴表现为先验与经验并存，想象与感知同在。地理大发现早期，世界第一个地理研究院的创办（普雷斯顿·詹姆斯 等，1989），在航海知识的传播中间接印证了人们朴素自然观和世界观的哲学认识论。受古希腊哲学倾向探索宇宙奥秘和朴素思想的影响，西班牙人哥伦布用一种想象的方式断言“地球是圆的”。之后，葡萄牙探险家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航行。在哲学方法论层面上，人们对遇到的新知识是以一种描述或类比的方式完成的。与此同时，地理学家们有了“该观察什么”“如何观察”以及“如何将观察与知觉结合”的新理念，说明虽然早期的地理认知和知识生产处于摸索时期，但先验与经验积累是重要的认知途径。人们对地理空间秩序、地球形象演变、自然物体运行假说、海陆起源、环境对社会文化影响等知识的讨论，说明人们学会了逻辑推理，地理学知识生产的科学化和专门化有了加强。这些活动的哲学意蕴表现出，人们开始从“感觉”层面上升到了“理性”层面。值得注意的是，古典时期的地理学家大都也是哲学家，他们在方法上总体以经验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至洪堡和李特尔时，开始关注地球作为人类家园的整体探索，凸显了除与之前关联的“一惯性”和“统一性”特征之外，又增加了很多认知理性。古典时期地理学知识生产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地理科学分类，而是体现出了认知的朴素性和直观性，因此也具有基础性。上述实践活动说明，只有人类思想，才能将看似“冰冷之地”的地球活跃起来。

2.2　“科学的”地理学及其哲学内涵

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地理学进入近代时期。这一时期，欧洲哲学倡导的理性思维对地理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874年前后的德国，大学促进地理学发展体现出了基础性作用。一些以往作为讲授教义而被国家或教会认可的大学，开始设置地理讲座或地理机构。国家的地理工作开始有了专门负责人，地理职业化出现。在此背景下，一些专门学科从关注宏大宇宙中独立出来，自然、生物、社会等科学受逻辑系统思想影响，以限制性条件为前提进行研究观察，企图在各自领域探寻人类经验的秩序。受这些学科方法论的影响，地理学家按照地球特定区域，深入探索事物变化过程，且开始形成理论模型。此外，由于地理学者的数量空前增多，地理学科分工也越来越细，人们对地理学的改造进入了精细化阶段（Marsh, 1864）。这一时期，地理学哲学本体论具有形而上学特征，认识论上强调客观理性，方法论以控制性方法进行验证，开始用理论对地理学进行解释，且形成了人地关系学派。人地关系论在地理学中富有重要哲学意义，是地理学家共同遵守的第一个范式或纲领，体现了人们对地理学人与自然关系哲学本质的诠释。但这一时期也体现出了地理认知的局限性，典型如环境决定论，在哲学上凸显了机械自然观形而上学特征。随着地理学分支的蔓延，人们开始关注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时空互动，地理学进一步形成了区域学派和景观学派。德国地理学家阿尔夫雷德·赫特纳（2018）认为，区域是自然和人文现象的结合，在认识论上提出区域地理学的统一价值，其哲学基础是康德主义本体论，把“范畴”“直观形式”融入到可感知的经验内。区域学派范式在成为地理学史上第二个纲领之时，其发展使地理学分化为区域地理学和系统地理学，导致了地理学发展的危机。这一时期，除了对区域采用描述性方法之外，地理规律性及相关假说开始受到重视，地理研究的基本模式倾向在挖掘人类和物质的地球以及与自然有联系的生物现象之间的关系。这又为地理学的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典型如拉采尔在世界多地旅行和观察后，开始探索自然特征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同时，德国的一些地理学者把注意力放在人类社会文化方面。有了前期铺垫，地理学家们开始探讨景观分析，并在内涵和技术上作了进一步讨论。譬如，在景观学派讨论中，一种观点认为景观是由实体组成的对象物，另一种则倾向为包括物质和非物质在内的总体对象物（普雷斯顿·詹姆斯 等，1989）。地理学家在方法论层面的探索表明，人们试图探寻人与地以及事物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的方式，这在哲学内涵上体现了将地理作为“整体性本质”的探知精神，表征了人们对地理学本质认知的延展。上述变化从德国开始，逐步进入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并传到美国等世界其他地区。大体上，早期方法上都比较重视先观察后归纳，强调实地调研而淡化学究式见解。但20世纪中叶，地理学开始摆脱单纯地球科学属性，继而逐步转向社会科学，其哲学意蕴表现出从纯学术研究转向实际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如何利用地理学概念或方法上，这也是对狭义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反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地理学开始进入现代发展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诉求和特征，促使地理学特别是人文地理学迅速发展。20世纪中叶，美国地理学倡导数理统计方法，兴起了计量革命，其过程伴随激烈的方法论争执，社会研究的科学主义原则和统计分析范式占据了主流，其哲学问题是地理学的经验科学需要以更加科学和更有逻辑的方法替代，逻辑实证主义正好满足了此要求。这在哲学思维上表明，人们对地理学的存在与本质探索更为精细化和科学化。地理哲学理念的革新和方法改进，导致了学术思潮的传播并扩展至欧洲，之后又向全球扩展（郭文，2020a）。很多地理学人将此作为时髦，新的风潮改变了地理学“特殊性不适应于控制性的试验，人文因素永远也不能用数学语言来描述”的传统观念，从哲学、逻辑学和方法论的角度上阐述理论、假说及定理的作用和意义，然后转入地理学中的应用（大卫·哈维，2012），哲学意蕴凸显出了地理学不再从单纯的描述进行探索，进入了以精确化为导向对地理学普遍规律探寻阶段，并以辩证性诠释着地理学存在与本质之间的互动关系和结构关系。但基于普遍方法论原则的地理学研究，对现代地理学知识生产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张祖林，1991）。其中之一，就是人文地理学者对此展开的反思，认为计量学派过分强调客观性，缺乏“人”的要素。新的探索试图提供地理学在人类这一侧面存在的本质，并对其复杂行为进行诠释。很明显这是人们对地理学存在与本质研究向更高思维的拓展。这一时期，彼得·伯格等（2019）、赖特·米尔斯（2017）对传统范式提出了批评和哲学反思。计量革命后，地理学研究受逻辑实证主义启发，又开始倡导理论运动，并把理论作为研究的手段和目的（Haggett, 1965；威廉·邦奇，1991；阿努钦，1994）。值得关注的是，Harvey（1973）没有单纯把理论地理学局限在具体理论层面，而是从方法论角度去开拓地理学理论，开创了理论地理学研究的新局面，体现了对地理学理论哲学层面的探索。这些著作从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立场总结计量革命的方法论，意在指出地理学是研究空间联系和空间相互作用的科学性和规律性。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地理学的知识生产体现了“精密的科学性”。

2.3　“人本（文）的”地理学及其哲学指向

地理学对人的主体意识研究的丧失，为人们探索地理学“如何存在”及“本质是什么”等问题提供了进一步可能。20世纪60年代，地理学掀起“行为革命”，将人的价值观、喜好、情感、文化等融入地理学解释系统，改变了地理学中对人的决策及其行为环境的分析。从哲学层面讲，行为主义地理学认识到计量方法不能很好地解决地理学的根本问题，从而延展了人类对空间环境适配的行为理解，这场转变将人放置于地理环境或空间中考察，尊重了人的空间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是反对和批判“无人的”地理学的产物。行为主义地理学突出强调个人对空间的感知和理解不同，在此假设下人在空间中的行为模式就会出现差异，其哲学观念是以人为本，这也是对以往泛化空间分析及分析中非人化范式的纠正。
20世纪70年代，地理学实证主义受到人文主义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挑战。人文主义地理学强调人类的经验与意义在理解人与地理环境之关系时所起的核心作用（段义孚，2006），其哲学认识论的重要特征是意向性，哲学基础来自于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因此多采用现象学和诠释主义定性研究方法去描述和诠释人的行为，目标是树立人文主义意识的重新觉醒。但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有人指责人文主义地理学突出了主观主义和情感主义，但人文主义地理学中与人有关的知识与自然、空间等是相互辩证的，当人的行为和观念作用于地理空间、地方、区域、景观以及自然环境时，也受后者的反作用（大卫·莱，2023）。这些表明，地理哲学是一个关于“地方”的哲学，人们对地理学知识生产的存在和本质挖掘也在此理念中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地理学指出，任何时候均不存在超越利益影响的研究范式，地理学就是要透过事实去挖掘背后的本质。列斐伏尔、哈维以及其他一些新城市社会学和地理学家，结合时代最新变化特征，提出将传统“空间”推向社会文化分析的前台，补充了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对空间解释不足的缺憾，目的在于揭示多元人群背后的空间结构，以确保社会空间再生产或机制的变革（Harvey, 1982; Lefebvre, 1991）。地理学研究的“空间转向”范式，体现出了明显的结构主义和社会实践主义倾向，在全球―地方背景下持久的社会空间讨论也确实影响了地理学理论和范式的气质，这是一种渴望摆脱旧理论、旧范式和有效改变世界为特征的地理学哲学，在哲学内涵上使人们对地理学存在与本质的探索延伸到了社会组织层面。正如Harvey（1973）指陈的那样：“起初我也认为，（地理学）理论建构需要丰富恰当的、有确切定义和涵义的语言表达，从而可以用逻辑一致的方式‘谈论’现象。但我意识到，定义可能会主导结论，建立在固定的定义和既定范畴及关系上的思想体系，很可能会抑制而不是提升我们理解世界的能力。”因此，“我觉得探究社会和道德哲学中的观念如何与地理研究相关，如何与规划、区域科学等与地理学有很多共性的知识领域相关，是特别重要和恰当的。”这些论述延展了地理学在社会维度的哲学思想，意义深邃，启发深远。“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与空间的社会生产的中心观点将地理学的两个传统学派融合成一个可统一理解的不同方面……地理学者走进了地理学的中心舞台，即解释环境的变动以及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Peet, 1998）。总体来看，人文主义地理学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在分析中聚焦人类的情感和社会公正，二者都关注社会中的人，饱含了深厚的伦理情怀，而空间哲学的本质在于人的实践，这使地理学的知识结构具有了“人本（文）的”气质。

2.4　“多样化”的地理学及其哲学新意

随着人们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反思，地理学开始强调后现代主义观点，这标志着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由于后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它自身充满吸纳、矛盾和对抗，因此更加注重人类与地方的复杂互动、地理知识生产的条件、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地理学发展与人的身份认同以及与地域之间的关系等。
20世纪70年代，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更加关注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多元性和差异性，为人们传递了新的认知，其哲学思想认为，地理空间是社会运行的物质混合载体，是社会生产与互动的杂合平台。例如，爱德华·苏贾（2004）针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中社会文化的地理新景观和对“第三空间”社会文化的突破性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地理学原有的第一空间（感知的经验空间）、第二空间（精神的想象空间）的二元划分方式，为深度思考地理空间演变及其存在与本质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此外，后结构主义思潮聚焦在文化层面，比较重视文化的空间影响因素、空间生产的文化过程以及对文本的社会文化说明。在新研究范式中，地理学从文化政治切入，社会文化被赋予地理学新的意义和哲学内涵，有别于之前的经验主义和量化科学主义范式。尤其是在后现代因素介入下，全球空间生产加剧，“人类世”改变着地理形态，固态现代性转为流动现代性，地理时空关系更具有流动性，各类超文化或超文化化现象异军突起，非稳定常态成为新常态，“流量”正用一种隐蔽性力量促使空间转型，数字经济及技术封建主义重新定义着社会地理，这些巨变必然带来生活世界和人类经验的变化，也重塑着社会空间和地理新秩序。从地理学发展的认知及规律看，无不是人们对空间、地方、社会和文化的地理学透视更为周全和深化的结果。后现代文化表现出了短暂、分裂、偶然，同时还有继承、反叛与认同的特征，社会文化的关系重构又体现着自身与阶层、国家和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Jackson, 1989）。认同建构作为一种满足个人归属感的心理机制，成为个体潜意识地对某一对象的认可过程，是对主体自身和社会、地方的一种认知和描述，也是人地关系变化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郭文，2020b）。这些变化体现了地理学发展的演变态势，也体现了人们对地理学知识存在方式和本质内涵的归纳与提炼。
地理学研究的多样性，还表现为人们对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关联性的新看法，值得关注的有非表征和新唯物主义范式。传统认知将物质视为静态的或有惰性的实体，其哲学基础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笛卡尔主客、心物二元对立观点。然而，这并非人们与世界相处的唯一关系模式，以往那种物质客体和人类主体对立的思维模式切割了整个世界，丧失了人们对世界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理解，必然带来地理实践的矛盾和哲学认知的困惑。20世纪60―80年代及之后，学术界发生了表征“认知革命”，人们对于“身心分离论”“身心二元论”等提出质疑，“非表征”概念因此面世（Thrift, 1996），且引发了人们对“再物质化”的讨论。非表征认为跨地理空间和尺度的关联性是理解地理时空万事万物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郭文 等，2020c）。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客体导向哲学”和“物质转向”学术思潮和研究的兴起，新唯物主义逐步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郭文，2023）。该思潮倡导人们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作为客体的物和人类一样，在空间秩序的建构中也是重要的“行动元”，目的是实现对“后人类中心主义”的探索（Greenhough, 2014）。这一理念排斥了以往那种界线分明和预先确定的本体论如自然与文化、人类与机器、主体与客体、身体与心灵等分类模式，主张将二元对立的要素纳入一个异质的动态网络中，试图提供一种克服人类自身有限性的新研究范式，并经过科技主导、物质能动性重构等，强调人类生活的一种异质性网络混杂体，为弥合地理学自然与人文的分歧提供了全新视角（郭文，2024）。地理学新唯物主义倡导弥合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非人之间的范式研究，重新思考和建立了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在哲学层面，新唯物主义地理学的出现是对地理学（后）结构主义强调权力、话语、文本和价值的反拨，标志着地理学中“生命自身政治学”的出现，本质上是用“本体生成”替代传统“本体存在”的哲学思想，体现了贯通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哲学范式探索的新高境界（郭文，2020a）。这些成就，均在哲学层面表征了人们对地理学知识生产和探索的进步。

2.5　地理学知识生产的哲学规律及思想启发

基于对地理哲学的阶段性分析，如何上升为对“地理哲学阶段性分析的哲学分析”？这是地理哲学研究需要回答的另一个问题。通过前述内容可知，从地理学发端伊始，地理学家便依据一定规则对周围世界进行观察和认知。人们在先验中幻想外界，在经验中认知事物，在环境中积累知识，在实践中塑造地理，在地理哲学中诠释世界。无论学术界如何定义地理学是什么以及如何评说地理学有什么，地理学知识生产始终存在一个三维信息结构：一是自然的、物质的“外部维度”，二是认知的、心理的“内部维度”，三是分享的、传播的“社会维度”。这3个维度，是对地理学知识生产之存在和本质的基础认知框架。
地理学发展从奠基到进阶、从单一到多样、从简单到繁杂，恰似地理学生长的时空蒙太奇。总结从古典地理学到多样化地理学发展过程，人们对地理学早期知识的生产侧重感知与经验，近现代以来更侧重理性、实践与存在，整体在“存在域”与“本质域”之间的切换中进行探索，这一过程构成了地理学知识生产的基本模式。在此过程中，地理哲学范式的探索虽然有摇摆或往复，但每一次提升都是值得欢呼的成就，因为都代表了对地理学作为一门综合学科的一个“侧面”的探索，也代表了人们对地理学知识生产“存在”与“本质”认知的一次“前进”。如果把地理学知识终极目标假设为“有一个成熟的端点”，那么地理学的知识生产就是一个“内容分合续替”“朝向综合地理学”不断展现与累积新知的发展过程。尽管不同阶段人们对地理学知识生产的探索存有局限，地理学中类似描述与解释、自然与人文、主体与客体、归纳与演绎、定性与定量、唯物与唯心、传统与创新等诸多关系的分类，也始终使地理学知识生产处于看似差异实质相互依赖的变量组成的复杂系统中，但正是通过这些要素的实践促进了地理学的发展，到达成熟端点之前的所有探索都是朝向目标的。
从辩证法角度讲，地理学知识生产的专业化有利于科学化，科学化有利于更好地综合化；循环往复，则有利于生成综合的地理学知识结构。地理学家把自己的兴趣局限于地理学科中的某一领域，或者在地理学不同领域间适度切换，是必要且无可厚非的。但要谨记，当人们对一个观念（主义）接着一个观念（主义）尝试过，又一个接一个地被限定在阶段性范畴，地理哲学的内核就会被抽离出来，地理学的知识生产也将会失去魅力。从此角度讲，地理哲学的终极诉求不是停留在对阶段性实有的解释和说明，而是通过对发展阶段差异性的协调达到普遍性意识。人们只有将地理学不同维度知识的每个“侧面”结合在一起，才能理解地理学的知识生产、发展和演化的时空动态过程；只有理解地理学知识生产的实践内涵与规律变化，才能更好地认知地理学知识生产真正的存在与本质。
地理学知识生产的哲学规律给我们带来一些思想和启发。从哲学角度诠释，人们对世界基本和普遍之问题的研究具有3个权利。其一，是人们有理解的权利。哲学倡导人们敢于去认知，在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基础上对世界作出改变。其二，是自由探索的权利。哲学倡导不加限制且自由的科学知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下一步的知识生产和再造。其三，是追求真理的权利。哲学倡导超经验的科学，并能在命题、范式、原理等层面追求理解的自由和自由的理解（叶秀山，2015）。根据哲学倡导的3个权利，地理哲学也应该具有3个权利。一是以探索精神指引地理学知识生产，以哲学和科学方式指引地理学知识求真，二者结合综合呈现地理知识世界的全部面貌；二是基于现实并深入地理学知识结构深处，做不受知识意识形态或知识边界限制的地理学思想表达；三是超越个体或学科阶段性探索，以追求普遍性理念为终极诉求，创造综合且优雅的地理学知识体系。

3 未来中国地理学知识生产和实践的哲学导引

地理哲学无法与“地方”分离，也无法与“空间”脱钩（Nail, 2021），这不仅暗示着一种与具体地点相协调或相一致的思想形象，而且预示着一种与广泛空间相联系或相互动的发展理念。未来中国地理学的知识生产和实践，需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外部与内部、融合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地理哲学的阶段性遗产中综合汲取智慧，并以综合地理学的姿态，建构基于世情国情演变的本土地理哲学话语体系，以便为国家战略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养分。

3.1　中国发展的现代性语境及现代化建设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规定，是人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不可避免的变革。作为历史展开的实践模式，现代性从哲学层面上解析是主张建构一个具有当代意识的社会，在地理哲学上则意味着一个非传统主义地方的复兴和空间的延展。从中国自身角度分析，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表征不同，更多是外部现代性的内部扩展和观念输入的结果。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承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经历了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阶段。40多年的发展，已使“中国的现代化”议题上升为“中国式现代化”蓝图。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地方的深刻互动，中国不同尺度的地理空间需要接驳来自全球化外部力量，并在与之互动和协商中进行适应与调适，这预示着中国进入了复杂空间崛起的新时代。
新发展阶段，塑造了新的地理哲学议题，至少包含如下内容。其一，路径选择与模式赋能发展。在人类历史上，现代化按类型有资本主义现代化、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混合式现代化模式，按路径有原发内生型发展和后发外生型发展模式。重构中国现代性话语和现代化建设，不是其他国家转型实践的单纯变式或简单重演。为此，需要一种哲学辩证的理论姿态，在继承现代性一般规定性的同时，基于本土独特性寻求智慧支撑和学理诠释。其二，空间承接与社会转向问题。中国在高速推进现代化建设征程中，复杂地理空间体系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一方面需要迎接全球产业地理布局及劳动分工变化带来的新趋势，妥善处理国家与区域内的空间生产关系；另一方面需要朝向国内重塑国土空间结构、城乡发展与人口流动形态、空间关系变迁与社会空间转向等新问题。在复杂背景下，凸显了一个能桥接内外部的地理哲学理念并进行创新发展的重要性和急迫性。其三，社会建设与个体存在问题。就哲学视角审视，近代的主题是在探索中寻求理性，现代的主题在实践中寻求存在。基于中国地理空间特征、历史过程及社会文化发展阶段判断，中国与西方现代化发展面临的境遇不同，目前正处在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驾齐驱的发展阶段，混合地理时空特征比任何时候更为显著。同时，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律告诉我们，在政治独立和经济富强后，就需要更加突出个体的存在问题。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互嵌交织的今天，中国社会建设是历史与现实、全球与本土、多元与独特多维一体的发展问题，朝向个体存在的社会建设是一种文化观念和社会实践，对中国国家建设中的民生保障与总体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3.2　中国地理学知识生产与实践的哲学审视

地理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科，应该积极回应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的现代化诉求。中国地理学的知识生产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命运紧密关联，是促成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知识资源。
第一，中国地理学在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需要从地理学视角诠释并提供支撑现代化发展的知识理据，这自然离不开从地理哲学层面进行剖析。回顾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阶段，地理学科建设主要聚焦在自然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方面发力，人文地理学则较为暗淡。之后，在“复兴人文地理学”的号召下，中国地理学知识生产进入学习各国先进理论和方法的新阶段。现代地理学发展的基本模式和经验是“任务带学科”。20世纪80年代后，虽然从事地理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就一直面临如何用西方的知识解释中国现实的问题，但地理哲学导引现代化建设并迈向更高层面智慧的推动力尚未完全释放出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是从社会形态历史更替高度把握中国自身发展的特征和目标，必将为地理学理论创造和地理哲学繁荣提供动力和机遇。从哲学层面审视，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很难再在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路径中走下去，地理时空的实践也难以摘取过去某一阶段单一发展经验（主义）作为理论指导。世情国情的变迁，召唤地理学需要面向新研究目标和范式，并能对中国式现代化蓝图作出新诠释。首先，应兼顾“任务带学科”与“学科引领任务”的平衡性，创新地理学的知识生产渠道，发挥地理学的知识引领作用。其次，应将过去“用西方地理学理论结合中国的逻辑”，转向为“用中国的逻辑结合西方地理学理论”，建立明确且适合本土的地理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再次，综合吸收地理学在不同发展阶段积累的思想和智慧，并朝向综合的本土地理学知识生产，以地理哲学新思想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第二，正视中国的全球化现实语境及其复杂空间转向现实问题，探索国内外空间变化带来的新研究方向。如果说中国过去长期处于“乡土中国”（费孝通，2006）和“城乡中国”（周其仁，2017）国情背景下，那么随着全球化的空间拓展与社会文化互动，目前中国社会俨然已变为一个叠加“乡土中国”和“城乡中国”在内的“全球―地方中国”，并互嵌交织在一个守旧与创新、国际与国内、自然与人本、科学与人文、分析与综合等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参照的复杂实践阶段。“叠写的中国”必然更加需要“叠写的地理学知识”，这暗示了我们需要对西方地理学理论和方法的实践应用进行哲学思考、反观与创新。一方面，随着国际空间发展体系和地缘政治的变化，地理学的国际化研究和空间研究应随之兴起，以体现地理哲学勇于探索的学科精神和权利。西方对全球化空间理念的解释与中国具有差异。例如，作为化解空间实践危机的潜在方案，西方认为新自由主义通过资本的全球空间生产具有绝对优势，但事实上也会带来新的不平衡地理（大卫•哈维，2010）。在地理学知识体系中，通常对此现象进行分析的结构主义地理学方法虽有其重要作用，但不如人意之处是忽略了全球―地方背景下，外来活动与地方情境之间的微妙互动、制约与协商关系。这说明，在地理学的知识生产层面，需要一种更新的“理性地理哲学”。中国在跨国或区域的空间生产和实践中，具有自身特色和价值导向，需要注重提炼中国在海外的地理实践与传统资本主义国家空间实践的本质区别，探索互联互通、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超越之道，以提升中国实践方案的地理哲学智慧。另一方面，在目前国内复杂空间实践阶段，中国地理学研究对象和知识生产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巨系统，这一系统不仅包含着自然与社会的分类体现，还蕴含着二者能动性生产的哲学理念。传统依赖牛顿-笛卡尔式的地理机械实践观，曾使地理学陷入二元论的框架并给地理学带来了弊端。新唯物主义地理学倡导将自然和人文视为不可分离的行动者网络结构，并用科学诠释人类现象，而非用人类现象诠释科学，在实践中能展示更新的哲学智慧（郭文，2023）。在中国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议题中，新唯物主义地理学就有利于弥合传统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分野，创新并高质量推动中国地理学的知识生产与实践应用。地理学是研究陆地表层自然、人文要素及区域系统的时空格局、变化过程和动力机制的学问（宋长青，2016），旨在“探索自然规律，昭示人文精华”（傅伯杰，2017），这本身就内涵着综合地理学发展的诉求与价值。深谙地理学核心内涵和要义，不仅是时代发展之需，而且也能较好呼应地理学知识生产及演变的哲学智慧，即地理学的综合性是演变趋势，在应对复杂空间转向时，非综合性发展则会减损这种力量的存在。
第三，在地理学的知识生产和社会经济实践中，重视人文主义在新时代的价值指引。人文主义强调人类的智慧及其审美体验，关注个体的社会存在，通过自我的发展与存在，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人文主义立场的地理学知识生产，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倡导人的存在、价值和尊严，强调地理实践和知识生产需要维护人的空间权利。中国式现代化理念肯定人的存在、满足人的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人文主义内涵具有一致性。从此角度讲，地理学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以哲学逻辑作为支撑。回顾过往，在地理学计量革命和实证主义阶段，地理学作为“精密科学性”的阶段性价值和意义虽然得到凸显，但由于对人自身问题的搁置，发挥着禁止性功能，使地理学知识生产无法进行认识论的自我反省，这应该成为警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地理学知识生产和实践的政治取向和哲学认识论，不仅应该关注学科的价值，还应该关注学科的价值观，也即“为了谁”的问题（约翰斯顿，2010）。此外，在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地理学者应该对地理空间生产的正义问题给予重视，强化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价值”，以平等的空间权益为哲学本位，积极化解地理空间生产中“占有”和“享有”之辩证关系，以体现地理学服务大众的普世性和人文性。发展人民的地理学，这本身就是一个地理哲学问题。

4 结论

地理哲学可以被视为一种元话语，它试图对人与空间、地点和景观关系等进行跨学科分析。地理学的知识生产是一个内容分合续替，在融贯中逐步积累新知且朝向整体性的显现过程。从哲学视角切入，通过观察地理学发生过程、理论范式、思想表达等问题并进行深入诠释，能促进人们对地理学知识生产形态、存在与本质的认知，强化人们对地理学作为一门综合学科的知识体系的理解。
地理哲学展示了人与地球之间的关系。地理学的知识生产，基于现实且建立在以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为基底的逻辑框架中，无论地理学不同分支学科聚焦哪个层面进行探索，其知识以显现的特征体现其实有，以未显现的特征体现其实在；地理学的存在是在实践中的存在，探索地理学发展的动力基础及内容表征，是理解地理哲学的关键。地理哲学的终极诉求不应该只停留在对阶段性实有的解释和说明，还要通过对发展阶段差异性的协调达到具有普遍性意识的阐释，在此背景下理解人地关系以及地理学的知识生产，会更接近于地理学知识的本真。
地理哲学的功效不仅在于诠释过去，而且在于指引未来。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大背景下，未来中国地理学的知识生产与实践，需要在综合借鉴过去地理学阶段性哲学智慧的基础上，根据世情国情变化建立明确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实践中界说内涵，在伦理中检验效能，以朝向人们实际生活诉求为根本，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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