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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11: 1949 - 1961

DOI: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20230658

文化地理

地方文化资本视角下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 陈燚菲 , 1 ,
  • 何金廖 , 1, 2
展开
  • 1.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 200062
  • 2. 华东师范大学 城市发展研究院，上海 200062
何金廖（1983—），男，湖南邵阳人，教授，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创新发展，（E-mail）。

陈燚菲（1998—），女，湖北荆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产业与创意人才，（E-mail）；

收稿日期: 2023-08-26

  修回日期: 2023-11-28

  网络出版日期: 2024-10-28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1214)

收起

Does the Birthplace Matter for Chinese Pop Music Tal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l Cultural Capital

  • Yifei Chen , 1 ,
  • Jinliao He , 1, 2
Expand
  • 1.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 2. The Institute of Urban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8-26

  Revised date: 2023-11-28

  Online published: 2024-10-28

Fold

摘要

人才出生地具有地方集聚性是一个普遍的地理现象，却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现有研究主要考察人才（成长后）的空间流动及其影响因素，忽略了对人才成长环境的探讨。文章基于文化资本理论，以华语流行歌手为例，结合音乐创作的特点和音乐学相关理论构建了地方音乐文化资本指标体系，运用核密度分析方法对华语流行歌手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可视化分析，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探析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空间分布的影响因子。研究表明：1）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呈现多核心空间结构；2）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空间分布特征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具有差异，拥有多样化文化资本的地区（如四川、东北）对华语流行歌手的成长和培育有着重要贡献；3）地方文化资本存量的提高，有助于华语流行歌手的成长和培育，但不同维度的文化资本对华语流行歌手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教育文化资本（教育水平及教育资源）是促进华语流行歌手成长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固体文化资本（地理环境及历史传承）和能力文化资本（民族文化及音乐产业化）。

关键词： 文化资本; 华语流行歌手; 音乐生产; 文化生态; 人才地理

本文引用格式

陈燚菲 , 何金廖 . 地方文化资本视角下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分布及其影响因素[J]. 热带地理, 2024 , 44(11) : 1949 -1961 . DOI: 10.13284/j.cnki.rddl.20230658

Abstract

It is a common geographical phenomenon that the birthplaces of talented individuals tend to cluster; however, this has not been fully explored in human geography. Existing studies primarily focus on the spatial mobility of talents after their development, overlook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y grow up. Based on cultural capital theory, this paper examines Chinese pop singers by analyzing their birthplac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local cultural capital. Using GIS methods, such as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the study visualizes the spatial clustering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op singers and explor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ir birthplaces through a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1) The birthplaces of Chinese pop singers exhibit a multi-core spatial structure, with Taiwan, Beijing, and Sichuan as the epicenters. "Beijing-Hong Kong" serves as the main destination for established pop singers, followed by "Shanghai-Chengdu-Taipei". Notably, underdeveloped western regions, such as Xi'an, Urumqi, and Kunming, also show an advantage in nurturing Chinese-speaking pop singers. 2)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pop singers' birthplaces differs from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s. Regions rich in cultural capital, such as Sichuan and Northeast China, are relatively prolific in producing pop singers. The number of Chinese pop singers from new first- and second-tier cities like Chengdu, Chongqing, Shenyang, and Harbin exceed that of the first-tier city of Guangzhou. The study shows that cultural capital factor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pop singers. The rich cultural capital and favorable local music culture have fostered a long-standing music tradition, providing a supportive environment for pop singers. For example, Sichuan, with its rich folk music heritage, such as Sichuan Qingyin, Xiling Mountain Songs, and Dongjing Music, has also established China's first popular music college. 3) The increase in local cultural capital can benefit the growth and cultivation of Chinese pop singers, although the significance varies by type of cultural capit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capital, on the one hand, enhances singers' musical creativity by embodying cultural capital, shaping habits, cultivating music aesthetics, and acquiring skills; on the other hand, it inspires young students' interest in music. Geographic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serve as sources of artistic inspiration for cultural products and create a melting pot for diverse ethnic cultures. The factors of music industrialization reflect the specialization of local music industry networks, such as discovering and cultivating new musical talents and promoting music collaboration and produc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local cultural capital in cultivating creative talents and offers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for enhancing regional cultural industry strategies.

Key words： cultural capital; Chinese pop singers; music production; cultural ecology; geography of talent

人才的出生地或籍贯在空间上往往具有高度集聚的现象，如半数以上的清代状元和新中国两院院士出生于江苏、浙江地区（韩茂莉 等，1998；吴殿廷 等，2006），类似地，全球超过75%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来自于美国、英国和德国3个国家。国外学者分别从区域均衡理论、消费城市、舒适性理论等多个视角出发，对人才的分布和迁移现象展开讨论（Graves, 1976; Glaeser et al., 2001; Florida, 2002; Clark et al., 2002）。国内地理学者通过引入上述理论对科研人才（王若宇 等，2019；古恒宇 等，2021）、企业家（段德忠 等，2018）、女性人才（任泉香 等，2007）、奥运冠军（吴殿廷 等，2007）、设计师（何金廖 等，2021）等人才的流动进行分析，但这些研究较少涉及人才出生地分布及成长环境分析。事实上，人才的成长与地理环境（包括自然、社会、文化等地理因子）有着紧密联系。如吴殿廷等（2007）认为自然环境的物质特征对人才的性格与认知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韩茂莉等（1998）认为区域经济基础对人才出生地分布起关键作用，但地方传统文化的惯性作用同样不可忽略。鉴于此，本文首次尝试从地方文化资本视角出发考察华语音乐人才出生地的空间集聚性并对其影响因子进行探析。
文化资本的提出者Bourdieu（1997）认为文化资本是在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自主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表现出一定的非经济性。文化资本理论为解释人才成长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视角和分析框架。在社会学领域中，文化资本理论被用于解释资本的代际传递、社会公平和阶级再生产（郭丛斌 等，2006）。地理学者借助文化资本理论研究地方文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以及城市与乡村地区文化空间的生产与文化的再生产等议题（李倩 等，2006；吴启焰 等，2011；孟召宜 等，2012）。虽然上述研究在理论和实证方面都取得较大进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1）缺少定量方法的支撑；2）研究尺度过大（以省域为主），城市（地方）尺度的研究较为稀缺；3）缺少对人才成长等非经济话题的关注。
本文选择华语流行歌手作为案例分析，一方面在于华语流行音乐的大众文化特质使其成为时代精神和大众艺术的代表，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渗透力（金兆钧，2002），对提升地方文化软实力和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在于音乐与地方文化资本之间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城市地理学家斯科特认为，音乐生产具有文化生产的两级性，即自律极（autonomous pole）：“颠倒的经济世界——为艺术而艺术”，如音乐家的实践和音乐产品生产的目的甚至被认为是非经济的；以及他律极（heteronymous pole）：由经济逻辑构成，如畅销专辑和明星现象。然而，在当代音乐制作领域，艺术逻辑和商业逻辑已经相互渗透，两极之间界限模糊（Bourdieu, 1993; Scott, 2012）。文化资本理论是从文化生产与市场经济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中提出来的，是理解和分析市场环境下文化现象的重要工具。因此，基于文化资本理论分析华语流行歌手的空间分布现象具有合理性。
综上，本文试图从地方文化资本视角出发构建影响音乐人才成长的指标体系，定量刻画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的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解释音乐人才出生地的地方集聚性提供新的视角，为完善地方文化创意人才培育机制提供科学依据，进而弥补当前人才地理研究对人才成长环境关注的不足。

1 文献综述

1.1　地方文化资本及其对音乐生产的影响

文化资本是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社会学概念。社会学家Bourdieu最初使用文化资本的概念来解释家庭对孩子成长的影响，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父母有助于提高孩子成长后的成功率，并在《资本的形式》（1989）中提出了完整的文化资本理论框架（Bourdieu, 1997）。而后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广泛采纳文化资本理论，以解释和分析各自研究领域的问题和现象。文化资本这个概念不仅是描述文化与经济资本二者之间的关系，也用于表示文化本身是一种资本形式。布迪厄引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是积累的劳动的观点，认为文化资本的本质是人类劳动成果的一种积累，以个人能力、行为选择、语言逻辑、教育水平为表现形式，是包括产品、制度、能力、习性在内的文化资源的总和（Bourdieu, 1997）。在一个更广泛的文化场域（cultural field）分析框架中，文化资本是具有优势地位的“市场价值”资源（Kingston, 2001），受垄断支配，并在特定条件下进行代际传递（Lareau and Weininger, 2003）。Berkes和Folke（1992）特别考虑到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文化资本反映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能力。但这一概念框架相对宽泛，外延难以界定。因此，Throsby（1999）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文化资本定义为文化价值的积累，并伴随着文化商品的生产。Throsby对文化资本的经济学阐释为定量分析文化资本奠定了基础。
文化资本视角下，音乐通常作为区分不同社会阶级文化品位的媒介，群体内部通过音乐实践的过程进行文化资本的代际流动和阶级再生产（Scherger and Savage, 2010）。音乐的文化生产子场域中，音乐制作者通过将自己构建为价值主体，实现对音乐产品所产生的符号资本的隐形占有（Scott, 2012），并在一定条件下实现文化资本到经济资本和象征资本的转化（Hibbett, 2005）。值得注意的是，既有研究强调了文化生产场域的物理空间属性，即文化生产在具体地方的根植性，如某些流派的音乐之所以在特定的城市集聚，是因为该地区特殊的社区、场地和资源组合为音乐家创造了职业机会（Pinheiro and Dowd, 2009）。因此，文化资本在城市空间维度的积累对音乐的文化生产和再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1.2　地方音乐文化资本测度与指标体系

由于文化资本相对抽象，因此对其进行定量分析相对比较困难。Bourdieu将文化资本分为3类：具身化形式（the embodied state）、物化形式（the objectified state）和制度化形式（the institutionalized state）。其中，具身化形式是个体在外部环境及教育的潜移默化影响下积累并形成的文化能力；物化形式是文化资本的客体化形式，如绘画、音像制品、书籍等可以进行交换和流通的文化产品；制度化形式的文化资本是指对个体掌握的知识与技能进行标准化评定的体系。Throsby（1999）将文化资本分为有形的（tangible）文化资本和无形的（intangible）文化资本，前者存在于具有文化意义的实体中，包括文化遗产、建筑、艺术品等；后者体现为心智资本，包括一系列与既定人群相符的实践、传统和价值。
实证研究表明，文化资本源于特定的自然、历史和社会背景，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因此，文化资本的指标构建首先需要考虑地理因子。人本主义地理学家段义孚（2018）深入阐释了地理环境、自然景观对个体的情感、志趣、审美等世界观形成的深刻影响，认为人类本能地对大地产生依恋情怀。李沛新（2006）认为固体的文化资本应包含具有文化价值的自然环境，如可用于文化商品生产的山川河流等自然风光资源，具有不可移动的性质，在其他地区不容易被复制。此外，马翀炜（2001）从人类学的视角分析民族文化的经济属性，强调实践维度中文化资本的民族性。金相郁等（2009）结合中国文化产业实践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发展的文化要素》等文件，基于12个指标构建文化资本评价体系，并从省域层面测算中国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祝晔等（2022）从固体、产品、教育和制度4个维度，分析了不同类型文化资本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影响。整体上，实证类文献以研究文化资本对经济的影响为主，指标构建时较少考虑细分行业特点，而音乐文化生产具有与经济资本生产不同的逻辑，因此在指标构建时有必要吸收音乐研究的成果。
现有研究表明，城市所拥有的文化资本从多个维度影响城市内部的音乐生产（图1）。其中，文化遗产是地方文化景观中的标志物，地方音乐实践依附于其中，共同构成流行音乐文化的象征资本和文化资本（Brandellero et al., 2014）。充满活力的酒吧、音乐场馆构成本地音乐社区和音乐氛围，音乐家网络形成和根植于这些社区（Pinheiro and Dowd, 2009）。音乐场景理论认为，基于流派的音乐场景构成本地音乐人才的正式及非正式社交场所，音乐实践、隐性知识传播和本地音乐身份的构建在音乐场景中发生（Rogers, 2008）。文化活动则通过重申和唤醒共同的地方身份，加强对地方及社区的归属感，导致社会和文化资本的积累（Attanasi et al., 2013）。此外，音乐文化依存于地方，民族的多样性和民族活动对音乐风格和体裁的形成产生影响，民歌实质上反映民族的审美观、价值观和文化观，回应了民族文化资本研究（马翀炜，2001；吴永生 等，2005）。
图1 地方音乐文化资本下的音乐文化生产

Fig.1 The production of music culture under local music cultural capital

本文在借鉴文化资本理论和音乐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数据可得性，从固体文化资本、能力文化资本和教育文化资本3个维度，构建了地方音乐文化资本指标体系（表1）。固体文化资本包括地理环境、历史传承、社交场所、音乐场景和虚拟场景。其中，地形起伏度作为地理环境（自然景观）的重要指标，在大尺度人居自然环境评价研究中被用以反映地方的自然地理特征（封志明 等，2007）；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歌舞戏曲类数量反映地方所拥有的具有象征价值的文化资本积累，是传承地方文化的标志物（Brandellero et al., 2014）；流行音乐表演场馆数量和酒吧数量作为固体文化资本中的文化设施，构建起地方音乐场景和非正式音乐社区（Rogers, 2008; Pinheiro and Dowd, 2009）；互联网虚拟场景则促进线上音乐平台和音乐社群的形成，成为技术革新背景下“地方”的延伸。能力文化资本包括民族文化、交流活动、文化消费能力、人员流动和音乐产业化。其中，少数民族占比反映地方民族文化资本，民族音乐学家认为音乐研究应立足于音乐根植的民族文化环境（乔建中，1998）；会展场次反映地方对产品化的文化资本的占有量，地方通过举办文化活动，构建地方品牌形象，积累社会和文化资本（Attanasi et al., 2013）；人均文化教育娱乐支出反映文化消费能力，是文化资本的具身化体现（金相郁 等，2009）；人均游客数量反映城市的人员流动水平，旅游产业通过吸引高流动性群体（如创意人才）集聚，带来文化交流与融合（彭珏 等，2021）；经纪公司数量反映城市音乐产业化水平，流行音乐作为商品音乐，具有工业化的生产流程，经纪公司是整合音乐制作资源的中介与载体（Hracs et al., 2016）。最后，人均受教育年限和高等学校个数反映地方文化教育水平（金相郁 等，2009；周建新 等，2019；祝晔 等，2022）。此外，考虑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分布的影响因素众多，本文在检验中加入城市人均GDP和人口数量进行控制。
表1 地方音乐文化资本指标体系

Table 1 Local music cultural capital indicator system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测度

地方

音乐

文化

资本

固体文化

资本

 地理环境 地形起伏度
历史传承 每万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歌舞戏曲类）
音乐场景 每万人体育场馆数量
社交场所 每万人酒吧数量
虚拟场景 每万人互联网接入户数

能力文化

资本

 民族文化 少数民族占比
交流活动 每万人举办会展场次
文化消费能力 人均文化教育娱乐支出
人员流动 人均游客数量
音乐产业化 每万人经纪公司数量

教育文化

资本

 居民文化水平 人均受教育年限
教育资源 每万人高等学校个数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音乐学认为尽管中国流行音乐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但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真正兴起。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商品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以港台流行音乐为代表的商品音乐开始大量进入家庭和公众娱乐场所，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首届春节联欢晚会，并有选择地从港台两地邀请流行音乐风格的歌手或具有流行风格的民族歌手参加晚会演出，进一步推动了流行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因此本研究选择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当代流行音乐歌手为研究对象。使用的华语流行歌手数据来源于国内三大主流在线音乐平台：酷我音乐、网易云音乐、QQ音乐，并结合豆瓣音乐人数据进行补充，数据涉及歌手国籍、语言、出生年份、出生地等。根据《华语数字音乐年度白皮书2023》（腾讯音乐研究院，2024）显示，以上主流音乐平台的市场占有率高达80%以上，所包含的歌手名单非常全面。同时，考虑到音乐产业存在明显的长尾效应，即90%的流量由不到10%的歌手产生（李炜 等，2023），本研究剔除了粉丝数＜1 000的歌手，最后获得4 037名符合条件的歌手，他们的出生地涵盖34个省（含自治州、直辖市及港澳台）和317个地级行政区（含地级市、地区、自治州及盟）。作为对比，进一步统计了粉丝数＞50万的明星歌手的空间分布。
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空间分布影响因子数据主要来自2021年各城市统计年鉴及统计报告。此外，少数民族占比数据来源于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20），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来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ihchina.cn），酒吧数量来自2021年百度POI数据（map.baidu.cn），会展数据来自《2021年度中国展览数据统计报告》（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2022），经纪公司数量来自于2021年企查查平台（qcc.com）。

2.2　研究方法

2.2.1　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Kernel）估计是对样本点数据进行密度估计，用于点要素空间分布特征的可视化分析。搜索区域内，离搜寻中心较近的点权重较高，较远的点权重较低，核密度值越大表明点数据分布越集中。其结果可直观反映样本点在研究区域内的集聚与分散情况（Berke, 2004）。采用核密度估计，将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抽象为点要素，分析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的空间集聚特征，公式为：
f x = ∑ i = 1 n K ( x - x i ) / h / ( n h d )  
式中： K ( x - x i ) / h为核密度函数； h为搜索半径； n为搜索半径内歌手的数量； d为数据的维数。

2.2.2　负二项回归

为揭示华语流行歌手空间分布的影响因子，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被解释变量为出生于各城市的华语流行歌手数量，为非零正整数计数数据，适用于泊松回归或负二项回归。由于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因变量方差和期望存在过度离散现象，因此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研究华语流行歌手的影响因素。模型的设定为：
l n y ^ i = l n k i + o f f s e t i + β 0 + β 1 x i j + … + β j x i j
式中： y ^ i表示出生于 i城市的每百万人中华语流行歌手数量，服从泊松分布； k i是过度离散的程度，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α的Gamma分布，当α趋近于0时，负二项模型退化为泊松模型； β 0为方程的常数； o f f s e t i为模型中引入的抵消项； β j表示j解释变量的系数； x i j表示i城市的j解释变量。

3 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分布的空间特征

从四大经济区域、省域和市域层面，对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进行多尺度分析，并对粉丝数＞50万的歌手进行空间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的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多核结构特征，除了台湾、香港、北京、上海外，川渝和东北部分城市也是歌手集聚的核心，其空间分布特征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具有一定差异（王若宇 等，2019）。
1）从四大经济区域尺度，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的空间分布集中在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西部地区虽然整体排名靠后，但在局部省份（如四川省）形成高值集聚。具体而言，东北地区平均每省华语歌手数量位居第一，为182，显著高于其他经济区域。传统意义上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居第二位，仅为133。西部地区中的四川成为歌手集聚的局部核心，仅次于台湾和北京（图2），这一趋势在粉丝数＞50万的歌手出生地分布中也有体现。
图2 省域尺度的华语流行歌手数量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Chinese Pop singers at the provincial scale

2）从省域尺度，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形成“台湾-北京-四川”三足鼎立的格局。台湾省华语歌手数量位居第1位（360），北京和四川分别位居第2位（294）和第3位（280），与第4位辽宁（222）差距较大，其余各省大部分＜200人。图3通过对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的空间分布进行可视化分析，进一步凸显这一特征，台湾、北京和四川是华语流行歌手集聚的核心。此外，台湾、四川也诞生和培育了许多粉丝数＞50万的明星歌手，分别为21和11人。
图3 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分布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9）1822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图5、6同。

Fig.3 Birthplace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Pop singers

3）从市域尺度，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形成“北京-香港”为一级核心，“上海-成都-台北”为次一级核心的多核心结构。图4表明华语流行歌手数量排名较高的城市除北京、上海、香港、台北等东部城市外，沈阳、哈尔滨等东北城市和成都、重庆、西安、乌鲁木齐等西部城市也排在前15位。从空间分布上看，并未呈现明显的由沿海向内陆递减的趋势，而是呈现多核心结构（见图3）。核密度分布图进一步凸显北京、香港、台北、上海、成都是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空间分布集聚性最强的核心（图5），并表现出与中国经济发展格局的差异性（胡兆量 等，1998；何金廖 等，2021；彭珏 等，2021）。此外，台湾、香港、上海、北京、成都和重庆也培育了较多粉丝数＞50万的明星歌手，进一步体现歌手出生地空间分布的多核心格局（图6）。
图4 市域尺度的华语流行歌手数量分布

注：只列出华语流行歌手数量前30名的城市。

Fig.4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 of Chinese Pop singers at the municipal scale

图5 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核密度分布

Fig.5 Distribution of birthplace kernel density of Chinese Pop singers

图6 粉丝数＞50万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分布

Fig.6 Birthplace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Pop singers with more than 500,000 fans

4 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集聚的影响因素分析

进一步通过回归分析对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的空间分布的影响因子进行解释，受限于数据可得性，因变量不含港澳台地区。文化资本因子共线性诊断参数VIF值均＜4，说明因子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回归时使用稳健标准误，排除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古恒宇 等，2021）。从描述性统计结果看（表2），因变量每百万人华语流行歌手数量的变异系数＞1，为1.032 8，进一步印证了华语流行歌手在城市之间的分布并不均衡，集聚程度显著。各自变量指标的变异系数有所差异，表明不同维度的文化资本在城市之间分布情况不同。首先，能力文化资本的空间不均衡程度最高，其中人员流动、交流活动和音乐产业化因子的变异系数均＞2，分别为2.649 2、2.399 3和2.272 4，说明不同城市在人员流动性、文化融合和音乐资源整合等方面的能力差异显著，其中，北京、上海和广州开设的经纪公司数量最多，上海同时也是举办文化交流会展活动最多的城市。民族文化因子的变异系数为1.671 4，表明中国少数民族空间分布的集聚程度较高，造成城市间少数民族文化资本的差异，其中，西南、新疆地区是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区。其次，固体文化资本中历史传承、音乐场景和地理环境因子的变异系数均＞1，分别为1.555 8、1.499 6和1.269 4，说明城市间固体文化资本存量空间分布不均衡，自然环境差异显著。值得注意的是，除北京、上海外，重庆、四川、西藏等西南地区歌舞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也居于高位。
表2 华语歌手出生地集聚影响因子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to the birthplace agglomeration of Chinese pop singers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变异系数

地方音乐

文化资本

 固体文化资本 地理环境 0.944 7 1.199 3 0.001 3 5.790 8 1.269 4
历史传承 0.017 1 0.026 6 0.000 0 0.218 9 1.555 8
音乐场景 0.069 7 0.104 6 0.000 0 1.114 0 1.499 6
社交场所 0.483 1 0.359 3 0.082 0 2.820 5 0.743 9
虚拟场景 0.332 6 0.140 1 0.013 3 1.241 8 0.421 2
能力文化资本 民族文化 14.760 0 24.669 6 0.080 0 96.890 0 1.671 4
交流活动 0.027 3 0.065 4 0.000 0 0.826 4 2.399 3
文化消费能力 2 488.598 0 829.211 2 253.000 0 6 378.000 0 0.333 2
人员流动 14.583 3 38.633 5 0.003 1 678.404 0 2.649 2
音乐产业化 0.032 6 0.074 1 0.000 0 0.870 6 2.272 4
教育文化资本 居民文化水平 9.207 5 0.952 3 4.810 0 12.210 0 0.103 4
教育资源 0.016 7 0.015 3 0.000 0 0.084 8 0.914 8
每百万人华语流行歌手数量 2.644 1 2.730 8 0.170 0 16.253 8 1.032 8
表3展示了负二项回归的分析结果，总体上，模型的分析结果验证了文化资本在解释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的空间集聚时有很强的解释力。具体地，城市所拥有的音乐文化资本存量的提高，有助于华语流行歌手的成长和培育，但不同维度的文化资本影响效果存在差异。其中，教育文化资本是与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的空间集聚关系最紧密的影响因素，其次是固体文化资本和能力文化资本。
表3 负二项回归结果

Table 3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result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空间分布模型
标准化系数 稳健标准误

地方

音乐

文化

资本

固体文化

资本

 地理环境 0.106 0** 0.052 7
历史传承 8.923 9*** 2.431 8
音乐场景 0.253 6 0.457 0
社交场所 -0.163 9 0.110 8
虚拟场景 -0.034 1 0.332 7

能力文化

资本

 民族文化 0.008 3*** 0.002 7
音乐产业化 1.246 1** 0.502 2
文化消费能力 0.000 1 0.000 1
人员流动 -0.000 5 0.000 6
交流活动 -0.320 3 0.491 4

教育文化

资本

 居民文化水平 0.397 0*** 0.075 2
教育资源 10.375 5*** 3.481 3
lnalpha -2.200 0*** 0.286 4
alpha 0.110 8*** 0.317 3
Pseudo R 2 0.133 0
Log pseudo-likelihood -567.444 6
控制变量 YES
N/人 317

注： *、**、***分别表示在10%、5%、1%的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

1）教育文化资本中，教育资源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达10.375 5，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是影响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的空间集聚的核心因子。高等学校具有固体化的文化资本的属性，能为学生提供学习和成长的平台，是培养音乐人才的重要场所。学生在校期间接受系统的音乐教育和培训，不仅可以帮助学生习得音乐技能，还可以激发其对音乐的兴趣和热情。如清华大学的水木年华组合、美国皇后乐队（Queen）等都是成立于成员大学时期，诞生众多流行歌手的四川也是中国最早创建流行音乐学院的地区。此外，高等学校是青年学生的集聚地，青年群体作为流行音乐文化的重要消费人群，为地方带来浓厚的流行音乐文化氛围，以及文化生产的驱动力，从而对华语流行歌手早期成长产生启发和促进作用。
居民文化水平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397 0，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是影响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的空间集聚的重要因子。一方面，在文化水平更高的地区，人们更倾向于接受高等教育，这能为当地音乐教育和培训提供更好的环境和资源，有助于音乐人才的成长和发展。另一方面，居民文化水平反映地方文化资本具身化的程度。Bourdieu（1997）指出，教育可以塑造惯习（habitus）以及对该领域逻辑的理解能力。这种形式被认为与经典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相似，即投资知识以提高生产力（Becker, 1964; Portes, 1998）。因此在地方音乐文化场域中，歌手通过获得教育进行自我提升——如习得不能被代劳或瞬时传递的音乐技能——完成地方文化资本的具身化，从而促进音乐生产。
2）固体文化资本中，历史传承因子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达8.923 9，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是影响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的空间集聚的核心因子。作为具有象征价值的文化资本，音乐文化遗产既能为音乐文化生产提供优质的文化生产资料，为地方歌手进行音乐创作提供灵感与启发；又是根植于地方的符号化景观，为地方音乐实践提供孕育的环境与场景，为地方居民带来音乐文化启蒙（Bourdieu, 1996；彭珏 等，2021）。以甘孜州为例，包括藏族民歌、藏戏在内的歌舞戏曲类文化遗产数量在337个地级行政区中位列前5%，浓郁的文化氛围催生了许多以此为创作元素的歌曲，如《雪山上的歌谣》《布达拉宫》等。音乐文化遗产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地方对传统文化艺术的保护和重视程度，如四川和东北地区尽管经济发展水平低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东部沿海地区，但重视传统文化资本的保护，较早将东北二人转、大秧歌和四川清音等民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少儿文化艺术教育（乔建中，1998）。
地理环境因子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06，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地理起伏度对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的空间集聚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人文地理学和民族音乐学均对类似现象进行相关研究，人文地理学者认为地理环境及自然景观对审美和文化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民族音乐学者认为地理环境对民族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稳定而直接的作用（段义孚，2018）。山川河流等不可移动的自然景观可以作为文化产品的艺术灵感来源，如西南高原地形崎岖，山高水长，气候湿润多雨，因此形成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成为歌词中描绘的对象；此外，高山、河谷等地形促成相对割裂的地理区域，因此形成多民族和多种民歌体裁汇聚的文化资本，有助于地方歌手的启蒙和培育。
3）能力文化资本中，民族文化因子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08 3，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是影响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的空间集聚的重要因子。该结果回应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成果：华语音乐与民族文化紧密联系，中国多元化的民族文化孕育了丰富多样的音乐风格和音乐体裁，对民族歌手培育具有极为重要的启蒙作用，如蒙古族歌手腾格尔、乌兰托娅，藏族歌手阿兰等，均是成长于地方、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少数民族歌手（乔建中，1998）。
音乐产业化因子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1.246 1，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音乐产业化水平对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的空间集聚具有正向影响。该结果回应了音乐经济地理领域的观点，即流行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其生产是一个交易性的、信息丰富、高度散漫的过程，因此本地音乐产业的专业化水平和资源整合能力尤为重要（Boren and Young, 2013; Hracs et al., 2016）。以经纪公司和制作人为代表的看门人通过在灵活的专业化网络中整合资源，发掘和培育新的音乐商品并促进音乐合作和音乐生产（Hracs et al., 2016）。如华语流行音乐于近代产生于上海（王勇，2009），并在香港和台湾得到发展，因此香港、台北、上海设立有大量经纪公司，成为近现代中国流行音乐产业的中心（王勇，2009），进一步印证了地方能力文化资本对华语音乐文化再生产的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音乐场景、虚拟场景和人员流动等因子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场景类固体文化资本和流动性等能力文化资本对音乐生产并不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其中场景因子不显著可能是由于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所选取的指标并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地方流行音乐场景的特征，未来应考虑更多的场景类指标（如各地区音乐平台活跃人数、流行音乐演出场地数量等）。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基于中国具有代表性的音乐平台中排名前列的华语流行歌手数据和317个地级行政区的多维度文化资本数据，借助核密度分析及负二项回归方法，刻画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的空间分布，验证了文化资本理论在解释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集聚现象的有效性，实证探讨了多维地方音乐文化资本对华语流行歌手成长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
1）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分布具有明显的集聚性，且呈现多核心结构。四大经济区域层面，华语流行歌手在东北地区、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形成高值集聚；省域层面，形成“台湾-北京-四川”三足鼎立的格局；市域层面，形成“北京-香港”为一级核心，“上海-成都-台北”为次一级核心的结构。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意义上经济相对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如西安、乌鲁木齐、昆明等城市均展现出培养华语流行歌手的优势。此外，东北也是华语流行歌手重要的来源地，其中辽宁省出生的华语流行歌手数量仅次于四川，排名第四。
2）华语流行歌手出生地空间分布特征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具有差异性，地方所拥有的文化资本存量对华语流行歌手的成长和培育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如成都、重庆、沈阳、哈尔滨等新一线及二线城市的华语流行歌手数量超过一线城市广州。实证研究表明，文化资本因子对华语流行歌手分布数量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地方丰富的文化资本和良好的音乐文化氛围塑造了源远流长的音乐传统，为流行歌手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如拥有四川清音、西岭山歌、洞经音乐等丰富民间音乐文化遗产的四川，同时也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流行音乐院校，四川省、成都市政府文化强省的战略部署也促使四川成为华语流行音乐产业的重要基地。
3）城市（地方）所拥有的音乐文化资本存量的提高，有助于华语流行歌手的成长和培育，但不同维度的文化资本对华语流行歌手的影响存在差异。教育文化资本是促进华语流行歌手成长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固体文化资本和能力文化资本。首先，教育文化资本一方面通过将文化资本具身化，塑造惯习以及对音乐美学的熏陶、习得技能，提高歌手的音乐创造力，另一方面也激发了青年学生群体对音乐的热爱。其次，固体文化资本中地理环境因子可以作为文化产品的艺术灵感来源，同时为多元民族文化融合提供空间载体；历史传承因子作为优质的文化生产资料和地方符号化景观，促进地方音乐实践。最后，能力文化资本也对华语流行歌手成长具有正向影响，其中民族文化因子孕育了丰富多样的音乐风格和音乐体裁；音乐产业化因子反映地方音乐产业网络的专业化水平和整合资源能力，如发掘和培育新的音乐人才，并促进音乐合作和音乐生产。

5.2　讨论

基于本文结论，针对中国地方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以及城市文化产业政策，提出2方面建议：1）保护地方文化传统，优化创意人才成长环境。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灿烂的地方文化传统，如地方音乐、手工艺、崇商传统、书香文化等，这些地方文化为各类人才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华语流行音乐作为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载体和中华文化对外输出的媒介，近年在国际音乐市场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强，但尚未形成与中国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国际影响力。新时期，在国家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当下，地方政府除了完善人才引进机制，更应做好人才培养的长远规划，着力保护各个地方的文化传统，充分发挥地方文化资本的象征价值，营造适宜人才技能提升、文化传承、人格塑造的社会氛围。2）依托地区优势文化资源，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本禀赋较差的地区，可以在既有文化资本存量中找到摆脱落后甚至超越的机会。如，中国西部和东北地区虽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但在少数民族文化、文化遗产等文化资本方面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这些地区应依托本地丰富的自然景观、民族文化等优势，探索以音乐产业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发展道路。
虽然本文首次从文化资本的视角深入探析了华语流行歌手成长环境，但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和相关文献的稀缺，仍然存在局限性。如受数据限制，文化政策等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对华语流行歌手的影响尚未被定量评估；场景类指标应更加多样化；从歌手的成长历程看，地方文化资本对歌手成长的影响可能具有延迟性和内隐性，具体影响的动力机制还需要在后续研究中通过访谈等形式深入挖掘。此外，文化资本对与其他类型人才分布的影响机理是否与流行歌手一致，还需要更多的实证案例验证。

脚注

陈燚菲：数据分析、研究框架确定、论文撰写与修改；

何金廖：提出研究思路、框架构建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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