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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 Vol. 44 >Issue 12: 2292 - 2302

DOI: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20230718

“比较视野下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发展与治理创新”专刊

跨国移民飞地的“传统模式”与“广州模式”比较——基于全球、地方和个人尺度的分析框架的探讨

  • 金鑫 , 1 ,
  • 林俊帆 2 ,
  • 黄旭 , 3
展开
  • 1. 乌特勒支大学 人文地理与城市区域规划系，荷兰乌特勒支 3584CS
  • 2. 扬州大学 旅游烹饪学院，江苏 扬州 225127
  • 3. 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南京 210023
黄旭（1985—），男，江西樟树人，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地理学、心理地理学、文化地理学，（E-mail）。

金鑫（1990—），女，四川泸州人，博士，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跨国移民与城市区域发展研究，（E-mail）；

收稿日期: 2023-09-14

  修回日期: 2023-12-19

  网络出版日期: 2024-12-11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237123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1YJAZH030)

收起

Comparing "Western Classic Mode" and "Guangzhou Mode" of Transnational Immigrant Urban Enclaves: Three Logics at Global, Local, and Individual Scales

  • Xin Jin , 1 ,
  • Junfan Lin 2 ,
  • Xu Huang , 3
Expand
  • 1. Department of Human Geography and Urban Regional Planning, Utrecht University, Utrecht 3584CS, Netherlands
  • 2. School of Tourism and Cooking,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127, China
  • 3.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9-14

  Revised date: 2023-12-19

  Online published: 2024-12-11

Fold

摘要

文章通过从全球、地方和个人3个层面的分析框架解释和比较西方与中国背景下跨国移民飞地的形成机制的异同，即“传统模式”（留鸟型根据地模式）与“广州模式”（候鸟型栖息地模式）的相似与差异。结果表明，“传统模式”主要是基于劳动型移民从南到北的迁移过程，形成以永久性的居住导向的移民方式；在地方层面形成基于市场逻辑的住房供给和需求在城市中产生的空间集聚效应；个人层面的偏好和资源加强了飞地的空间集聚效应。而“广州模式”是基于草根型企业家从南到南的迁移过程，形成暂时性的商业导向的移民方式；在地方层面形成基于空间治理背景下于城市中产生的空间割裂现象；个体层面，非洲移民企业家导向的迁移动机决定了其居住偏好和空间选择，同时非洲人的合法/非法地位和地方政策法规的执行之间的关系，改变了非洲社区的空间分布——非洲社区形成以商贸为中心，居住多点分散的空间形态。

关键词： 国际移民; 飞地; 广州非洲移民; 留鸟型根据地模式; 候鸟型栖息地模式

本文引用格式

金鑫 , 林俊帆 , 黄旭 . 跨国移民飞地的“传统模式”与“广州模式”比较——基于全球、地方和个人尺度的分析框架的探讨[J]. 热带地理, 2024 , 44(12) : 2292 -2302 . DOI: 10.13284/j.cnki.rddl.20230718

Abstract

China's rapid development has attracted various transnational immigrants, including knowledge workers, refugees, entrepreneurs, students, artists, and other middle- and high-income groups of diverse origins. These transnational immigrants often disperse across Chinese cities, but mostly congregating in specific urban spaces, forming different types of immigrant enclaves with socio-spatial implications. In the literature on the incorporation of immigrants, the immigrant enclaves are often viewed as "springboard," "gateway city," or "arrival neighborhood." This indicates that enclaves can provide immigrants various functions for livelihood, such as social and emotional support, job opportunities, etc., to resist the hostility from the host society, and offer opportunities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upward mobility. This leads to immigrants' integration into the mainstream society in the form of "spatial assimilation." Based on the review of various resources such as newspapers, reports, and research articles,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Guangzhou African enclave" from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global, local, and individual levels, and compares it to the Western classic mode, questioning whether the "African enclave" could function as an "arrival neighborho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Western classic mode" is based on the migration of labor force from the south to the north, resulting in a permanent residence-oriented migration phenomenon, and the enclave functions as an anchoring space for immigrants. At the global level, the dual division of labor force induces low-skilled migration, particularly, from the global south to the global north for a better life, and thus, these migrations congregate in specific urban spaces and form enclaves. At the local level, a spatial agglomeration is created following the logic of housing market, with a combination of housing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city.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the preferences and resources/capitals of migrant individuals deeply impact the formation of migrant enclaves. However, the results also reveal that the "Guangzhou model"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migration of grassroots entrepreneurs from the south to the south, forming a temporary business-oriented migration. At the global level, "low-end globalization" lay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emergence of African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in Guangzhou. At the local level, it creates a spatial fragmentation phenomenon in the city because of the attraction and rejection caused by urban policies in the context of spatial governance.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the entrepreneurial-oriented migration pattern reinforces the spatial fragmentation of the "African enclave" in Guangzhou. By analyzing the Guangzhou Model, we hope to supplement the theory of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in China and provide implications for the decision-making of relevant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ethnic enclave; African migration to Guangzhou; Western classic mode; Guangzhou mode

2000年以来，大量国际移民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开始涌入中国城市（宋全成，2013）。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显示，到2020年，中国境内的外国移民人数超过84万人，比2010年增加了25万人 1。国际移民组织报告（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15）显示，中国是十大移民国家之一，特别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跻身世界城市50强。中国城市中的跨国移民类型呈现多元化的特征，主要包括中高收入群体、知识型工人、难民、企业家（商人）、学生，以及生活方式移民等（宋全成，2012）。这些移民群体在城市中集中于特定区域并形成移民飞地。当前，一线城市开始出现族裔聚居和移民飞地（Kim, 2003;Wu and Webber, 2004；李慧玲，2008；Douglass et al., 2012），如广州的非洲飞地（Li et al., 2009）、北京的韩国飞地（何波，2008）和上海的日本飞地（Wang and Lau, 2008）等。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飞地是少数族裔聚集的特定地方，即少数族裔保留了原种族或原国别的某些特定文化特征，使其明显区别于周围地区（Logan et al., 1994）。同时，飞地可为少数族裔居民提供保护，使其免受东道主社会的歧视，帮助其保留文化习俗，提供工作便利，并提高居民的经济能力，增强社会凝聚力等（Borjas,2000; Qadeer and Kumar, 2006）。这些移民飞地或是符合特定的居住偏好（如靠近工作场所），或是迫于住房供应的空间限制（如受限于便宜的居住地）（Portes and Manning, 1986; Zhou, 1992; Fong, 1994; Marcuse, 1997a, 1997b; Alba et al., 1999; Chan, 2012）。其中一些飞地非常稳定，其他飞地则因为人口流动而迅速变化（Lyons et al., 2012; Alba and Holdaway, 2013; Zhou, 2013）；一些飞地可看作是临时场所，另一些则是移民群体的永居地（Peach, 2005）；一些飞地的居民结构（如收入分布或种族构成等）单一，另一些飞地则比较混杂（Logan et al., 2002）。典型案例包括旧金山的唐人街、洛杉矶的韩国城、纽约的小意大利和新泽西州南帕特森市中心的小拉玛拉（Anderson, 1990; Chacko and Cheung, 2010; Li and Li, 2016），以及洛杉矶的新中国城、加州的圣盖博谷、纽约、温哥华、多伦多等位于郊区的华人社区（Marcuse and Kempen, 2000; Lin and Robinson, 2005; Luk, 2005; Schneider, 2014）。
针对族裔飞地的形成机制，已有研究通常从全球、地方和个人3个尺度展开讨论（Zhang, 2008），并通过阐释这3个尺度的逻辑关系，构建了分析框架（图1）。在全球层面，该框架主要分析全球化背景下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国际劳动力分工如何推动国际迁移的发生。在地方层面，重点在于住房市场的供给条件，包括住房的可获得性、可负担性，当地政策和规则的影响（李明欢，2011；刘云刚 等，2015），以及地产开发商对移民的潜在歧视行为，解释了为何国际移民往往集中于特定地区。最后，在个人层面，研究关注住房市场的需求侧因素，如个人偏好（族裔文化偏好、区位偏好等）和个人资源（金融资源、社会网络资源），以此解释为何个体选择居住在飞地。居住在飞地不仅能为个人提供资源支持，同时也可能限制其融入更广泛的主流社会（严庆，2015）。此外，当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提升、合法身份和权益得到保障时，可能会出现搬离飞地并融入主流社会的趋势。
图1 族裔飞地形成机制的尺度逻辑

Fig.1 Scale logic of mechanisms for the formation of ethnic enclaves

然而，如何用该分析框架解释中国城市中出现的跨国移民飞地现象，现有研究尚不充分，尤其是在区分传统飞地模式与中国城市特有的飞地模式方面，仍需进一步探讨。本文认为，传统模式中的移民飞地通常是留鸟型移民的生活根据地（即移民以定居为主，飞地是移民日常生活的核心场所）；而在非洲移民形成的“广州模式”中，飞地更多表现为候鸟型移民的临时栖息地（即移民以短期停留为主，缺乏在广州定居的意愿，飞地主要作为移民的过渡“驿站”）。因此，本文拟从全球化、地方影响和个人行为3个层面对比分析飞地的传统模式与广州模式的异同，探讨留鸟型移民的根据地模式与候鸟型移民的栖息地模式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以期丰富中国跨国移民研究的理论视角，并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1 传统模式——留鸟型移民的根据地

1.1　全球化与跨国移民

全球化中的跨国人员流动（国际移民）是形成族裔飞地的先决条件。国际移民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导致全球劳动力的双重分工。自全球化时代以来，经济活动不断蔓延，其标志是资本的流动性急剧增强，并在通讯和交通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出现生产和控制的国际一体化（Sassen, 1993）。与此同时，经济活动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生产过程中各组成部分的地位也随之变化：包括制造业的重要性下降，而服务业的重要性增加。制造业中许多传统生产任务已实现机械化、自动化和计算机化，使生产更加转向资本密集型，从而减少了对手工劳动的依赖（Sassen, 1993）。这种劳动过程的手工和非手工部分的分离，加剧了生产分工，一方面使许多无技能的人成为多余的人，另一方面也对其他人提出更多的技能要求。全球化加剧社会两极分化（Sassen, 1988; 1991）。
因此，在劳动力二元分工的基础上，国际移民的出现是由于不同收入、种族、技能和教育的群体之间的共生关系，一个群体有钱购买另一个群体提供的产品和服务（Massey, 2008）。该模式下的国际迁徙的重要诱因是，劳动者往往通过迁移来提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向更好的地区移民，并在他们出生地以外的国家或城市生活和工作。当这种分工导致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高度集中，并呈现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特点（如工业园区、商业区和科技硅谷）时，这些区域可能会发展成为飞地。同时，飞地内部逐渐完善的族裔服务和商业设施，也为特定族群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支持。在此背景下，传统模式中的国际移民类型通常表现为来自欠发达地区的低技能劳动力移民。这类移民出于对工作机会或其他经济机会的追求，从家乡（通常是欠发达地区）迁往移民目的地（通常是发达地区），并以永久性居住为导向，表现出典型的留鸟型移民特征。

1.2　地方住房供给与社会歧视

已有研究指出，族裔飞地的空间布局与当地的住房供应有很大关系（Meusen and Van Kempen, 1995; Özüekren and Van Kempen, 1997; Bolt et al., 2002）。首先，移民的住房机会受当地住房市场运行规则的影响——住房空置率由当地的住房规则和条例决定。事实上，许多西方国家的住房市场（包括住房在空间、价格段和使用权部门的分布），都受到国家政策的强烈影响。如荷兰最初的社会保障住房并不向移民开放（Rothwell, 2011）。当荷兰政府允许移民进入社会保障住房时，这些区域形成一个庞大的、多样化的族裔飞地。飞地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他地区交通不便，并且规章制度阻碍了族裔移民在特定的地区或特定的住房区段定居（Rothwell and Massey, 2009）。当住房空置率较高，政府尝试松绑这类禁令时，飞地就可能出现；而这些定居点在一开始就吸引移民前来——他们有定居意愿，与亲友比邻而居（Mulder and Hooimeijer, 1999; Rothwell and Massey, 2010）。
其次，族裔飞地的形成与当地住房市场的承载能力密切相关。当移民只能进入私有住房市场时，其住房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私人开发商的影响。如果某一地区是唯一能为移民提供私人住房的地方，移民便可能集中于此，进而形成族裔飞地（Turner, 1968）。因此，私人开发商在特定区域的房地产投资不仅影响移民的住房选择，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飞地的地理位置。同时，居住成本是另一个关键因素。高昂的住房价格将许多移民排除在主流住房市场之外，迫使他们选择飞地中相对廉价但质量较低的居住区域。这种选择进一步加剧了族裔飞地与城市其他区域之间的空间分异，强化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居住隔离现象。
再次，社会歧视是促成族裔飞地形成的重要间接因素（Alba and Logan, 1992; Fossett, 2006）。住房市场中的歧视性行为直接影响了移民的住房类型和机会（Apgar and Calder, 2005）。这种歧视通常源于主流社会对移民身份、文化、宗教或语言的偏见，表现为将移民排除在某些社区之外。如在西欧，土耳其租客常常面临“房主偏见”（Bolt et al., 2002），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寻找住房。而提供住房的社区往往条件较差、声誉不佳，进一步限制了移民的选择。在此背景下，为避免社会歧视，移民倾向于定居于族裔飞地。即使部分移民的社会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他们仍可能选择留在飞地内，而非搬迁至主流社区。因此，社会歧视不仅限制了移民的住房选择，也推动了飞地的形成，并深刻影响了飞地的空间布局（Alba and Logan, 1992; Fossett, 2006）。

1.3　个体选择与偏好

由于飞地被认为是移民在当地特定的住房市场机会下选择的居住地，因此个人的居住偏好选择可促使潜在地区发展成飞地。移民在飞地居住可降低在东道国生活的交易成本，并利用族裔网络获得诸如工作机会、住宅来源以及日常生活便利等信息（Alba and Logan,1992; Fossett, 2006）。对于个人或家庭而言，选择居住地的因素总是复杂的、多维度的。其中个人偏好和个人资源产生的影响最显著，前者决定了他们喜欢在哪里生活，后者决定了他们可以在哪里生活。个人偏好主要指移民的背景差异所带来的个人居住偏好的影响，如原籍、年龄、职业、教育、家庭组成。移民的居住偏好主要有3类：靠近工作、靠近族裔服务设施以及靠近族裔社会支持网络（熟悉度和安全感、共同利益、社会支持以及文化或宗教需求）（Fossett, 2006）。
首先，移民选择在飞地生活，是因为该地靠近工作场所。飞地为许多缺乏人力资本的移民提供工作机会，以抵抗在主流社会的就业歧视。在飞地居住可以节省交通成本（包括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其次，获取族裔服务是移民选择在飞地生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飞地通过聚集效应可促进族裔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学界称之为“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Breton, 1964）或“族裔化”（ethnicization）（Xiang, 2011）的过程。飞地的制度化或族裔化可满足移民群体的多种特殊需求，如购买家乡的产品，享受家乡的食物，参与教堂宗教活动，参与族裔节日。这些需求无法在城市的其他地方实现。再次，靠近族裔网络可给予移民熟悉感和安全感。移民与邻居有着相同的语言、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兴趣爱好。当新移民遭受来自外界的孤立和偏见时，邻居的帮助，能增强他们对“同一性”的认同感，从而产生“家的感觉”和“归属感”。更重要的是，移民可通过在飞地共同生活获取各类讯息、得到社会支持。简而言之，在飞地生活可让移民与当地的联系更紧密。
移民的经济能力、社会资本以及对当地知识的掌握等资源对飞地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Clark and Dieleman, 1996; Scott, 2015）。早期移民由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语言能力不足，其居住选择受到极大限制。他们通常缺乏与地方政府交涉的能力，更倾向于在第二产业中从事劳动，并居住在老旧、拥挤的住房中。在移民和新移民逐渐集中后，传统的“飞地”开始形成，这些飞地不仅成为移民的居住地，还为新移民提供低薪、低技能的就业机会。此外，移民身份的合法性是影响飞地形成的另一个关键因素。由于飞地提供相对稳定的就业、住房机会以及安全感，非法身份的移民往往对飞地产生较强的依赖（Portes and Jensen, 1992）。因此，飞地不仅吸引了大量非法移民，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自身的扩张与发展。

2 广州模式——候鸟型移民的栖息地

2.1　全球尺度：广州的全球化流动与阻滞

广州的非洲飞地一直被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媒体广泛关注（李志刚 等，2008；Bodomo, 2009）。自1979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世界各地的资本、产品、劳动力纷纷涌入中国城市，中国的国际贸易需求快速增长。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拥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吸引了大量的工厂和新型工业化经济的外资投资。随着外资的进入，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强国，向全世界分销商品。2023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总额近2.4万亿美元，制造业产值占全球经济总量的30%，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 2。同时，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促使非洲商人离开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寻找新的市场，广州的非洲人口开始增长（Zhang, 2008）。要理解这种增长，就必须结合广州特定的历史：自1757年一口通商以来，广州长期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并且被国际移民组织认为是未来快速发展的新兴跨国移民集聚地。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非贸易大幅增长，广州逐渐成为非洲移民在全球经济寻求财富的新天地（李志刚 等，2008）。
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对非洲飞地的影响方式与传统模式不同：非洲飞地是在国家和跨国公司之外的“自下而上的全球化”下形成的，即全球化以草根阶层的企业家精神（主要是中小企业）为特征。其特点是：涉及的资本规模小、非正规经济、非法交易等。这与美国细分劳动力市场衍生的国际移民等不同。随着20世纪70年代新的国际分工，制造业经历了重组。先进工业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外迁引发国际贸易日益增长，使外来专业人才和商人不断涌入，为中国城市族裔飞地的形成提供了基础。珠三角地区的工厂生产众多小商品所带来的贸易市场和价格差额，吸引了从事中小规模贸易的非洲企业主。这表明，在中国国际化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全球化通过国际移民一直在塑造中国城市的内部形态：飞地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珠三角的“世界工厂”地位而兴起的，制造业产业集聚是非洲飞地形成的动力。
非洲移民在中国城市经济中占据独特的结构地位。中国的一线城市存在内部移民劳动力，二、三线城市没有劳动密集型的工作岗位供非裔移民选择。因此，广州的大部分非洲移民在中国的工厂、供应商与非洲的客户之间充当贸易商和中间人的角色。来自非洲的移民正在改变广州的城市景观，他们的聚集形成中国最大的非洲侨民社区，这被当地媒体称为“巧克力城”或“小非洲” （李志刚 等，2008）。非洲飞地的兴起，不仅是联系中非经济蓬勃发展的门户，也是非洲人在广州艰难生存的栖息地。

2.2　地方尺度：空间治理逻辑下城市政策的吸引与排斥

广州族裔飞地的住房供给源于中国的土地改革和住房私有化，为非洲移民提供了廉价的住房资源。在1997年以前，小北的楼群很少有住房可以出租，因为它们大多是政府（包括行政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的单位住房区，只提供给单位正式雇佣的员工（Logan et al., 2009）。然而，住房改革后，随着外部资本的涌入（主要是香港），广州的商品房建设开始大规模展开，私有住房市场开始成型。一些当地居民富裕起来后，不满于日益恶化的居住环境，逐渐从老旧衰败的单位小区搬到新开发的、设施完善的小区，并将空置的公寓出租，以增加收入。由于小北位于市中心的边缘，房租低于市中心，并且公寓质量较差，进一步压低了租金水平。因此从1998年开始，大规模的非洲商人开始在三荣大厦、侨福花园、秀山大厦以及淘金路、康园路等地租房。此后，天秀大厦的非裔聚集变得明显。一个以非裔商人在城中村、高层公寓和低层公寓聚集为特征的族裔飞地逐渐形成。
该时期族裔飞地的形成都遵从住房市场的资源配置逻辑。然而，随着族裔飞地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其对于原有城市文化景观、建筑风貌的入侵，这一市场逻辑被地方政府的空间治理逻辑所打破。其中，具体管治政策主要以3种方式作用于非洲族裔飞地：
首先，广州市政府通过城市更新塑造空间品质，提高了小北地区的住房租赁价格。广州作为中国一线发达城市，树立安全、积极的城市形象，以增强竞争实力，提高全球城市体系中的排名，对其而言意义重大。广州市政府需要认真塑造城市空间品质，并将人居环境建设和社会稳定作为城市品牌（Wu et al., 2006）。从2010年起，广州全面启动城市更新计划，重点开展城中村的拆迁改造工程，并计划10年内基本完成全市140个城中村的整治改造任务，其中小北部分地区也在其中。随着城市空间品质的提升，住房租赁价格提高，一部分难以承担租金上涨的非洲移民被挤出住房市场。
其次，非洲商人和企业家经常被中国公共话语与无证移民的“三非问题”（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联系在一起（Wilczak, 2018）。他们面对的是极为不友好和排斥的制度环境，包括来自地方执法、住房条件以及社区居民的消极态度。这种制度性和结构性的限制在多个方面为非洲移民带来了障碍，涵盖执法过程、空间分布、住房选择、社会互动和商业活动等领域（Jin et al., 2021）。与此同时，广州市政府通过严格执行移民出入境政策，对非法移民的流动进行严密管控。
大量新闻媒体将非洲飞地塑造成违法犯罪现象频发、社会矛盾集中的“异托邦”，这一媒介话语对广州市政府的空间管治目标构成严峻挑战（如“德国之声”关于广州“非洲村”治理的报道） 3。对此，广州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管控非法移民的空间集聚。如居住在国际社区或本地社区的非洲移民需登记并证明其合法身份。尤其是在2010年亚运会后，广州市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逾期居留或非法入境人员的管控，包括排查居住在城中村私人住宅中、未登记的非洲移民。此外，各类突击检查在族裔飞地中频繁进行，这一综合治理措施促使部分非法移民逃离飞地。2020年初，中国政府提议修改移民法以放宽永久居留权的申请条件，旨在展现更开放的移民政策，但实际受益者主要限于最成功的非洲企业家（Castillo and Amoah, 2020）。这一系列特殊的登记和移民政策使广州的非洲移民集群呈现出明显的中国特色。
再次，城市竞争也加剧了区域的不均衡性，从而改变了非洲飞地的空间分布。市场经济和经济增长的加速，再加上分税制改革，促使地方政府以“经理人”的方式进行“城市经营”，甚至城市之间通过各类公共财政补贴抢夺投资者（Xu and Yeh, 2005; Wu, 2017）。这包括为刺激地方经济增长而展开人才资源的竞争（尤其是那些拥有高技术、资金的优质移民），同时，也包括排斥或监控“负资产”的移民（Xu and Yeh, 2005）。而不同城市根据自身的所处的位置以及经济发展状况，可能对移民采用差异性的吸引和排斥政策。其中，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使得广州周边城市对非洲移民采取相对友好的吸引措施，明显区别于广州市政府对非洲移民的严格管控。以至于，佛山、东莞成为非洲移民的新淘金世界，甚至一些街区的住房也可以购置。因此，飞地内的非洲商人正在分散和搬迁到广州市外的其他地方，非洲飞地步入衰退阶段。
可以明显看出，地方政府对于移民飞地的政策导向一直在吸引和排斥两极之间摇摆。不同的城市根据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发展阶段的差异，选择性地实施空间管治措施，显现明显的权宜主义倾向。当跨国贸易能促进经济增长，拉动地方发展时，城市政府默许跨国移民的野蛮增长并且容留飞地的存在；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地方政府着力打造城市品牌，以吸引精英移民而非“低端”移民。总的来说，这种政策不稳定性限制了移民飞地的规模及其长期存在，中国特色的制度背景和空间治理逻辑对飞地模式的空间形态具有较强的影响（Jin et al., 2021）。因此，与西方国家政府选择通过社会住房或分区的方式将移民集中在某些区域不同，中国的地方政府努力控制甚至消除移民聚居区，塑造有利于“城市经营”的空间景观。

2.3　个人尺度：偏好与资源限制

从个人尺度上看，要分析非洲移民的生活偏好，首先要了解他们的迁移目的和迁移动机。理解非洲社区及其在中国语境中的发展轨迹的起点是他们以企业家为中心的移民表现（迁移动机、愿望和经历可导致不同的迁移模式、行为和生活方式）。事实上，大多数非洲移民前往中国出于国际贸易的目的，因而临近商业区和工作场所（方便打理生意）显然是他们选择居所的首要因素 （Luk， 2005）。从居住成本上看，他们无法承受专为精英移民打造的的豪华跨国社区，因此提供低租金住房和靠近商业区的社区才有现实意义。由于缺乏对当地住房市场的了解，一些新非洲商人只能依靠社会网络与他们的非洲朋友同住，或者由朋友、代理人介绍房源（Carling and Haugen, 2020）。值得注意的是，移民自身的商业目的也加剧移民群体内部的竞争。在政府权力和商业竞争的双重作用下，移民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呈现某种撕裂，在空间上表达为外部集聚、内部分散的特点。
个体层面的关键因素是非洲移民身份的合法地位。非洲移民通常以30天的短期商务或旅游签证进入中国，而较长期的非洲移民通常持有3~6个月或1年的签证，可以获得广州市居留许可（Bork-Hüffer et al., 2014）。部分非洲移民拥有有效签证或当地居住证，但由于签证延期难以获得批准，他们超期居留，处于非法滞留状态（Haugen, 2012）。由于政策规定飞地内的住房不允许出租给非法移民，否则处以罚款警告。在此情况下，非法身份的商人移民只能离开飞地，流动至邻近城市落脚点 （Bork-Hüffer et al., 2014）。从这层意义上讲，移民的合法/非法地位深刻影响了非洲族裔飞地的出现和发展。非洲移民非法身份成为族裔飞地地理学研究的新热点。非洲移民被贴上“危险”“犯罪”“非法”的负面标签，后者是非洲族裔飞地的空间分散和空间割裂的推动因素之一——飞地不再是传统的物理空间上的集聚，而是形成以商贸为中心，居住空间多点分散的空间割裂状态（Jin et al., 2021）。
因此，非洲人聚居不一定是文化亲和力的必然结果，而可能是商贸动机、住宿成本、身份合法性地位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飞地形成过程中，移民的个人偏好和资源起关键作用，同时，商业目的在功能和空间上重组了邻里关系和社会关系。在当代国际贸易经济中，经济的灵活性越来越强，造成移民在工作地点和居所选择上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当这种灵活性来到社区层面，就不难推测，定然出现某些社区人员流动频繁。中国的非洲族裔飞地正是这样一个案例，是一种高流动性的地方为新移民提供工作机会和临时住所的模式。一般而言，飞地并不是城市中区位最好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有重大环境和社会劣势的社区，对于流动灵活的新移民具有重要意义。

3 传统模式与广州模式的异同比较

通过比较飞地的传统模式和广州模式，不难发现，其相同点是都在空间上形成一定的集聚，并都具有一些专门为移民服务的族裔设施，如餐馆、商店、教堂等。不同点是，传统模式主要呈现“留鸟型根据地”的特征，移民通常具有融入主流社会和成为城市永久公民的动机和需求，飞地主要作为移民社会经济地位攀升的跳板，成功的移民通过空间同化的作用迁居至流社区居住。同时，“传统模式”的飞地对移民具有保护作用，是作为抵抗来源于主流社会的种族歧视而形成的聚居，尤其对非法移民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可以为那些缺乏资源的新移民提供就业、住房、信息等。可以说，“传统模式”主要是基于劳动型移民从南到北的迁移过程，形成以永久性的居住导向的移民方式；在地方层面形成基于市场逻辑的住房供给和需求在城市中产生的空间集聚效应。
在“广州模式”中，非洲移民的迁移呈现明显的“候鸟型栖息地”特点。他们将广州作为跨国贸易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在非洲和广州之间频繁往返，而不是为了长期定居。然而，飞地并未完全起到保护移民的作用。这是因为离开飞地的主要驱动力不是移民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改善，而是受到地方政府管控的强制性影响。特别是在严控非法移民的政策背景下，地方政府通过清查和驱逐措施，减少飞地内的非法居留者，使飞地的功能更加脆弱。此外，这些移民面对严格管控，往往采取灵活的空间策略，转向城市边缘地带，形成小规模、零散分布的聚居区，以维持日常生活和商业活动（Jin et al., 2021）。
与其他精英技术型跨国移民所形成的高档社区不同，广州的非洲飞地显得更草根和“低端全球化”，并具有非法性质。由于中国向来不是移民国家，移民法规体系具有其特殊性。广州作为一座出口导向型的城市，通过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等平台吸引非洲商人和企业家；然而问题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政策法规上并没有做好面对这么多外来移民到来的准备（Carling and Haugen, 2020）。地方政策在签证方面不断缩紧，这也使得那些想要留下继续做生意的非洲商人的身份从合法转为非法。在居住许可方面，地方政府要求非洲商人在24 h内前往地方派出所登记居住地址，这也使得一部分非洲商人（如签证过期）陷入非法居留的状况。同时，如果签证过期，移民将无法申请退出签证返回非洲（Carling and Haugen, 2020）。根据现行规定，外国人逾期居留会面临严厉处罚，包括罚款、拘留或被驱逐出境。要合法离开中国，移民必须向公安机关申请出境许可，而这需要持有效签证才能办理居住登记。许多无证移民因缺乏合法身份无法完成这一流程，被迫滞留广州，甚至转移到其他地区以躲避执法。同时，复杂的签证和出境管理制度催生了非正式经纪市场。部分无证移民为了离境，不得不支付高昂费用给经纪人，然而这些服务通常伴随高风险和低成功率。因此，一些无证移民选择继续滞留，直到被执法部门发现、拘留、罚款并强制驱逐（Carling and Haugen, 2020）。这些制度性障碍不仅限制了移民的合法流动性，还强化了他们的“非法性”身份，并对非洲商人在广州的生活和商业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因此，非洲企业家定居广州面临诸多困难。首先，中国严格的签证制度限制了他们获得长期签证和居住许可的机会。由于二三线城市劳动力的充足，非洲商人在广州的就业市场中缺乏竞争优势，也难以获得工作签证，他们通常只能获得短期的30 d旅游签证。此外，从个人移民动机的角度看，广州更多地作为一个中转站，而非最终的移民目的地。大部分非洲企业家最终会选择返回非洲，或迁移到其他发达国家。因此，“广州模式”可以被视为一种草根型企业家自南方向南方迁移的暂时性商业导向移民模式。在地方层面，这一模式体现了城市政策在空间治理中的双重作用，即在吸引与排斥的背景下产生的空间割裂现象。因此，“广州模式”中的飞地特征，是由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以及企业家的居住偏好三者共同决定的（表1）。
表1 两个模式的异同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two paradigms

尺度/模式 传统模式 广州模式
全球 南-北劳动型移民的全球化 南-南商业型移民的全球化
地方

基于市场逻辑的

住房供给与需求

基于空间治理逻辑的城市

政策的吸引与排斥

个人

永久性的居住导向的

劳动力型移民方式

暂时性的商业导向的

企业家型移民方式

特点 留鸟型根据地 候鸟型栖息地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探讨了“飞地”在全球化力量、地方影响和个人行为相互作用下的形成与发展。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推动的市场力量是非洲商人迁往广州的主要动力，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为非洲移民的城市飞地提供了基础。地方政府的空间治理逻辑对飞地模式的空间形态有重要影响。与此同时，非洲移民企业家的迁移动机决定他们的居住偏好和空间选择，而移民的合法身份和地方政策的执行则影响非洲社区的空间分布。最终，“广州模式”的非洲社区形成以商贸为核心、居住分散的空间模式。
当前世界进入高度流动的时代，流动性成为经济运行的重要基础。这种超级流动性不仅改变了城市空间形态，增强了移民聚居区内外的流动性，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管理的复杂性。在南南流动和全球贸易循环的中心城市，如内罗毕、拉各斯、胡志明市、曼谷、伊斯坦布尔和迪拜，高流动性的草根企业家（其中不少拥有合法身份）的涌现尤为显著。许多城市逐渐出现由临时性和不稳定性的移民企业家群体形成的飞地（Bredeloup and Bertoncello, 2007; Elsheshtawy, 2019）。这些移民往往居住在贫困和边缘化的城市环境中，难以获得公民身份。大多数临时移民通过持续的行动和抗争维护生计，但仅少数人能在陌生城市扎根。这种以临时性和不稳定性为特征的移民现象，已成为一种全球性趋势。
跨国移民进入发达地区城市常被视为一种“资源”，但由于社会地位、个人素质及社会偏见等因素，他们与城市管理者之间往往形成对立关系。同时，一些移民的极端行为可能加剧这种对立，进一步激化与本地人之间的成见与矛盾，从而形成恶性循环，甚至引发社会不稳定。这一现象与中国进城农民工所面临的问题有一定相似之处。在对飞地进行管控与改造时，政府不能简单地通过人口结构更替实现绅士化，而忽视了移民的实际去向与偏见的根本问题。这种做法仅将问题转移和分散，而未能有效消除群体之间的隔阂。因此，政府需深入地理解流动性聚居区的特点，并采取多层次、因地制宜的干预政策。如可以通过改善飞地内部环境和设施，消除“脏乱差”现象，以规范移民行为；同时，通过模糊飞地与周边城市的边界，提升其可进入性，防止形成孤立的空间。此外，应采用“软硬兼施”的管理方式，在体现管理力度的同时注重“人情味”，避免因政策过于强硬或软弱而加剧矛盾。
为更有效地管理移民，可以结合大数据分析和入户调查，动态掌握飞地内移民的基本情况，提供精准化的服务与管理。在空间整合的过程中，可借助文化地理学方法，对飞地进行文化梳理，明确能够连接本地人、移民与其他市民共同记忆的象征性意义，例如“中非友谊”或“互帮互助”等，以此改善不同群体间的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从中宏观的第三者视角对跨国移民的“传统模式”与“广州模式”进行了系统对比，揭示了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治理与移民行为之间的复杂互动机制。本研究不仅深化了对“飞地”空间形成和演化的理解，还揭示了地方政府治理逻辑、全球经济流动性与移民个体行为如何共同塑造移民聚居区的空间模式。这一视角弥补了传统研究中对地方治理与移民行为缺乏关联性讨论的不足，同时突破了单一层次分析的局限，为理解全球南方城市移民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尽管如此，本研究主要立足于中宏观层面的分析，缺乏自下而上的第一视角表述，难以全面反映移民的主观经验和情感视角。未来可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切入，通过移民个体的叙事与生活史方法，进一步挖掘相关社会问题，促进移民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对话。这种视角转变不仅有助于细化对移民文化身份与空间归属感的理解，还将为地方治理与移民政策制定提供更具人本关怀的参考依据。

脚注

1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5/11/content_5605792.htm

2 http://www.news.cn/fortune/2023-03/31/c_1129481817.htm

3 https://www.dw.com/zh/%E5%B9%BF%E5%B7%9E%E7%9A%84%E9%9D%9E%E6%B4%B2%E6%9D%91/a-18118073

金 鑫：论文构思、撰写、文字审阅；

林俊帆：内容修改与完善；

黄 旭：论文构思、方法论、文字审阅、研究项目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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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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