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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1: 12 - 23

DOI: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20230754

经济地理

战略耦合对中国大陆台资企业生存的影响：基于组态的视角

  • 孙继平 , 1 ,
  • 韦素琼 , 2, 3 ,
  • 游小珺 2 ,
  • 陈进栋 2
展开
  • 1.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城乡规划学院，郑州 450046
  • 2. 福建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福州 350117
  • 3. 福建师范大学 地理研究所，福州 350117
韦素琼（1965—），女，福建屏南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E-mail）。

孙继平（1995—），女，河南洛阳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E-mail）；

收稿日期: 2023-09-27

  修回日期: 2023-11-29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1-2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多维视角下台商对大陆农业投资的技术扩散研究”(41771136)

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外部事件冲击下在闽台商投资的发展：韧性、机理与对策——基于战略耦合视角”(2022J01163)

收起

Strategic Coupling and Its Impact on the Survival of Taiwan-Invested Enterprises in Chinese Mainland: A Configuration-Based Perspective

  • Jiping Sun , 1 ,
  • Suqiong Wei , 2, 3 ,
  • Xiaojun You 2 ,
  • Jindong Chen 2
Expand
  • 1. School of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450046,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 3. Institute of Geograph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17, China

Received date: 2023-09-27

  Revised date: 2023-11-29

  Online published: 2025-01-20

Fold

摘要

台商直接投资（TDI）是大陆地区外资的重要来源，台资企业与投资接收地建立战略耦合模式的差异会影响其利用后者带来的机遇及应对挑战的方式。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库，分析2001—2022年大陆台资企业退出的时空格局；构建战略耦合模式量化探测体系，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影响大陆台资企业生存的因素。研究发现：1）大陆台资企业的生存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但在特定政策和事件的影响下会有波动。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贸易摩擦、台商回流政策、新南向政策以及新冠疫情均对其产生负面影响。中国大陆的台资企业生存率在不同阶段的空间分布格局存在变化，东部沿海地区的生存率始终较高，而中部和西部经济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的生存率持续较低。2）2001—2007、2008—2013、2014—2022年，大陆与台资企业的战略耦合关系分别为：依附式耦合、合作式耦合、互惠式耦合，不同耦合模式主导阶段TDI生存率差异较大，区位优势和空间粘性随时间进一步提升。3）2001—2022年，台资企业由低附加值+低端生产环节投资转向高附加值、创新驱动的领域，在大陆展开更多本土合作，经营在地化程度增加。疫情等外部冲击使得台资企业加深了与本地供应商的后向联系，也更依赖大陆市场，空间粘性提升，这些因素有助于提升台资企业在大陆的生存能力。

关键词： 大陆台资企业; 生存率; 战略耦合; 全球生产网络; 外部冲击; 定性比较分析

本文引用格式

孙继平 , 韦素琼 , 游小珺 , 陈进栋 . 战略耦合对中国大陆台资企业生存的影响：基于组态的视角[J]. 热带地理, 2025 , 45(1) : 12 -23 . DOI: 10.13284/j.cnki.rddl.20230754

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xit of Taiwanese direct investment (TDI) enterprises from Chinese mainland by quantitatively measuring location advantage and spatial stickiness, the two core variables of strategic coupling. It also examines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regional economies, institutional configurations, and corporate management strategies affect production relocation. Using Internet-sourced enterprise data, this study depicts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ynamics of TDI enterprise survival in Chinese mainland from 2001 to 2022 and employs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to explore these drivers.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survival rate of TDI enterprises in Chinese mainland remained above 90%, with higher rates and resilience in the third stage (2014-2022). Spatially, survival rates have consistently been higher in the eastern coastal regions than in the underdeveloped central and western inland areas. Various policies and events, such as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US-China trade frictions, policies encouraging Taiwan's business repatriation,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and COVID-19, have negatively impacted TDI survival, with the pandemic having a relatively small effect on enterprises surviving to 2-8 years. Synthesizing the results of high survival rate configurations, the strategic coupl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TDI enterprises evolved from captive coupling (2001-2007) to cooperative coupling (2008-2013) and reciprocal coupling (2014-2021), with locational advantage and spatial stickiness increasing over time.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DI shifted from labor costs to regional market size and then to high value-added, innovation-driven fields with more mainland cooper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a geographically grounded and multiscalar perspective on TDI enterprise survival, revealing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strategic coupling affects TDI exits from a dynamic perspective. Thes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drivers and the quality of coupling in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DI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Robust domestic economies, large internal markets, competitive region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s, and preferential policies for Taiwanese businesses have become primary drivers of TDI. This exploratory study lays the groundwork for further research that incorporates industry heterogeneity to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dynamics and driving factors across different sectors.

Key words： Mainland Taiwan-funded enterprises; survival rate; strategic coupling;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external impac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全球化已成为推动各国经济增长和合作的重要力量，促进跨国企业的崛起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跨国企业通过全球供应链与价值链的构建和优化，实现跨国生产和资源配置的便利。然而，COVID-19发生及国际形势的急剧恶化，不仅对全球生产网络与价值链的平稳运行带来挑战，也为跨国企业在被投资地区的发展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中国大陆作为全球生产网络与价值链的重要一环，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低的生产成本，在过去的几十年吸引了众多外商投资。台商直接投资（TDI）是中国大陆地区境外投资的重要来源。截至2021年，位居大陆外商直接投资第7位，对于两岸经济一体化和地区经济增长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不断转型升级，以往各地区的境外招商引资模式已难以适应当前的经济环境需求。在内外部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作为中国境外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陆台资正面临严峻的挑战。根据台湾地区的“投资审议委员会”发布的《对海外投资事业营运状况调查分析报告（2022）》中关于中国大陆投资事业营运调查分析，相比2010年，2021年台商赴大陆投资金额下降了65%。台资在大陆的高质量发展开始受到关注。
现阶段对跨国（境）企业的撤资与退出的研究多基于公司属性与投资环境2个视角，缺乏对全球化力量的讨论（赵沙 等，2023）。作为全球化行为的主要解释方法，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GPN）将跨国公司与被投资区域发展整合，强调区域与全球生产网络主导者（跨国企业）之间的交互作用（Coe et al., 2004; Yeung, 2009）。区域中的经济主体（企业或政府）通过有目的地组织、安排区域资产与全球生产网络主导者——跨国企业（TNC）进行交换，该过程被称为战略耦合（Yeung & Coe, 2015；刘逸，2018）。当跨国公司与被投资区域的关系失衡，就会退出被投资地区（Coe et al., 2004）。因此，GPN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FDI在被投资地区的生存动态，但不同的战略耦合模式如何通过定量的方式识别，这是需要关注的问题。新冠疫情等外部事件冲击带来的反市场周期背景，为基于特殊环境解释研究GPN关键节点的跨国（境）企业在被投资地本地化及保持韧性创造了机会（Bryson & Vanchan, 2020），外部冲击对于跨国（境）企业生存率影响的重要性引起关注，有望丰富二者的应用研究。
本研究基于2001—2022年的台资企业数据，探究以下问题：在国际（跨境）贸易政策调整、全球性经济危机和新冠疫情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台资企业在中国大陆的生存状况如何？如何定量探测台资企业与投资接收地的战略耦合模式及其对台资企业生存发展之间的关联及影响？通过探究全球化力量对跨国（境）企业在被投资地发展动态的影响过程和机制，以期为中国外资经济的良性发展提供实证和理论支持。

1 理论基础

跨国（境）企业的生存主要涉及企业的进入（投资）、退出（撤资）与再投资行，涉及企业在国际范围内选择经营地点和战略调整的区位决策过程。当跨国（境）企业生产经营与各区域提供的综合经营环境不相适应、难以在被投资地区存续时，就会发生退出行为，这也是跨国（境）企业与区域协同产生的区位撤离行为（赵沙 等，2023）。
企业的进入、扩张和退出是其生命周期的3个基本活动，这些行为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因为其进入、动态发展和退出活动处于长期均衡状态（Davis et al., 1992）。跨国生产分工不断深化，各企业在生产组织和分布、功能和运作上相互联系形成全球生产网络（Henderson et al., 2002）。当企业的外部环境受到冲击（如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等）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则需重新部署供应链，将生产活动转移到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其他国家。然而，外资企业通过不同形式的嵌入与被投资国家（地区）的供应链、国家行为体和机构合作，产生各种形式的“耦合”（即企业和网络伙伴的共同行为），会影响其空间决策（Van Grunsven & Hutchinson, 2016; Lund & Steen, 2020; Fuller, 2022）。刘逸等根据跨国公司和被投资区域的权力关系与依赖程度，凝练出生产的空间粘性和区位优势2个变量。空间粘性指生产活动的空间位移成本，低空间粘性的企业流动性较大，高空间粘性的企业更容易长期根植（Liu et al., 2017；刘逸，2018；刘逸 等，2020）。如果外资企业在东道国经济中的根基较弱，当被投资地经济恶化时，它们可将生产经营活动转移到另一个国家（Baldwin & Yan, 2011）。区位优势可理解为区域的资源与治理优势，即区域吸引外资的能力。Kammoun发现在新冠疫情期间，政府采取积极治理的地区，吸引FDI继续根植的韧性较强（Kammoun & Romdhane, 2022）。根据区位优势和空间粘性的相对强弱，跨国企业与区域机构战略耦合的类型（由弱到强）被划分为依附式耦合（基于低成本价值捕获）、合作式耦合（基于技术分工合作）、互惠式耦合（基于资源交换合作）、自主式耦合（刘逸 等，2020）。虽然自主式耦合反映FDI的本土化程度高，成本更低，但对于被投资区域而言是一种吸收式耦合，本土企业在GPN领先企业的带领下发展至一定程度时，将不再依赖FDI，甚至与之形成竞争关系，因此本文暂不将自主式耦合模式与其他三者并列讨论。
本文基于台资企业与被投资地区战略耦合角度构建理论框架。虽然以往GPN研究关注到跨国公司与区域的互动关系，但区域各主体的行为及跨国公司在生产网络中的位置变化对跨国公司空间决策的影响并未被重视（徐海英 等，2019）。另外，台商赴大陆投资具有以台湾地区为节点连接地方与全球的“全球地方化”特征（李锋 等，2020）。台商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途径主要为通过赴大陆投资自主构建的“次级全球生产网络”参与全球劳动分工。“次级生产网络”指台资企业在投资接受地（host regions）的跨境生产网络及空间组织，通常台资企业在全球劳动分工中扮演较低级别的角色，生产环节多为组装、加工或初级环节，在全球生产网络下与全球领先企业（Global Lead Firms）协作（杨春，2011）。因此，台商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位置需要重点讨论。此外，在两岸经济融合发展背景下，地方政府通常会提供各种便利和支持，包括政策支持、税收优惠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以吸引和扶持台商投资。这种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也是台商赴大陆投资全球地方化的重要特色之一（图1）。
图 1 大陆台商投资企业的“全球地方化”特征示意

Fig 1 The "global loc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Mainland Taiwanese investment enterprises

刘逸等（2018； 2020）提出的框架强调空间变量，与本文以台资企业为经济主体的语境一致，因此本文借助依附式耦合、合作式耦合、互惠式耦合3种类型，尝试解释全球生产网络视角下台资企业生存动态的影响因素与机制（图2）。其中，依附式耦合是基于低成本价值捕获的，在这种模式下，台资企业倾向于依靠被投资地区的低成本劳动力和资源实现竞争优势。这种依附式耦合可带来较低的生产成本，但台资企业可能面临被投资地区市场转型、竞争压力以及缺乏创新能力等问题，尤其在外部冲击下更易受到负面影响从而发生转移。合作式耦合下台资企业与本土企业基于技术分工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开发和生产产品，通过增加本土合作来提高竞争力和降低经营风险。互惠式耦合是基于资源交换合作的，在这种模式下，台资企业与被投资地区的企业之间进行资源交换和合作，双方共同受益，可以带来资源的互补和协同效应，促进生产网络的发展。
图 2 战略耦合对台资企业空间动态影响机制

Fig 2 The mechanism of spatial dynamics of TDI enterprises affected by strategic coupling

总体上，台资企业在地方网络化的过程中，打开了企业的边界，进入周围的网络，并创造了企业与地区互动的某些领域。在反市场周期环境下，企业经营行为的转变会使其更加依赖被投资区域的市场、制度与宏观政治环境，空间粘性升高。当区位优势不变，空间粘性越高，根植动机越强，从而跨境投资企业的松脚性降低，企业退出被投资地区的可能性减少。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的企业数据来源于企查查 1和天眼查 2等官方备案企业征信机构，利用Python编程并依据投资币种和股东关系挖掘和清洗企业查询网站（企查查、天眼查）以获取台资企业名录，再借助台湾福利国际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中国大陆台商企业名录》（机械工业企业名录、华夏名录图书馆，2010）（出版日期2011-03-01）进行企业补充。为避免统计偏误，综合企业所处省（地市、县等）、邮编、行政区划代码及名称等多维度信息对企业区位进行识别，最终获得大陆台资企业详细信息（包括成立时间、注销时间、企业地址、所属行业、经营范围等）。剔除其中信息缺失严重的样本，得到台资企业82 061家。驱动因素指标的数据来源于各省2001—2022年的统计年鉴与台湾地区“投资审议委员会”发布的历年《中国大陆投资事业营运调查分析》的问卷数据 3。其中，区域劳动力质量相关数据来源于2001—2022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1—2022）、区域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相关数据来源于2001—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2001—2022）。有关政策数据统计，主要收集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地区实施的有关区域政策，以及所建立的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沿海开放城市、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台商投资企业空间粘性解释变量集中前期成本、技术合作比例、制度匹配程度、产业链匹配程度、市场依赖程度等变量相关数据均来自2001—2022年台湾地区“投资审议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大陆投资事业营运调查分析》的问卷数据。

2.2　影响因素选取

本研究目的是探究台资企业在自主构建的次级全球生产网络中，与被投资地区的战略耦合是否会影响其在大陆的生存，并进一步探究战略耦合的不同模式带来的生存发展的差异。当前GPN研究大多是基于经验总结、部分统计及案例研究而开展（徐海英 等，2019），对战略耦合的深度及模式缺乏量化及测度。战略耦合所描绘的状态是区域内的企业以代工、分包或者零部件生产的方式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这使量化战略耦合难度较大。虽然已有学者尝试对其进行量化，如刘逸等（2020； 2021；2023）根据区域中外资及港澳台资对区域出口的主导程度、外资及港澳台资对生产的主导程度、以及生产效率领先程度3个维度，选取外资及港澳台资的出口依赖指数、本土渗透指数、技术依赖指数，对战略耦合进行测度。但以上变量对作为次级全球生产网络重要节点的台资企业与本地的耦合程度的测算并不完全适用，因为台资企业在大陆所构建的“次级全球生产网络”通常与其他地区的企业或组织建立供应链合作关系，形成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通过与大陆企业的合作，台商可获取更多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并在当地进行加工和生产。然后，这些产品可通过大陆输送到全球市场。因此本研究尝试从空间粘性和区位优势2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
台资企业与被投资区域的耦合不仅包括与本土企业的合作还有与区域政府、机构的联系，变量的选取需充分反映台资企业与后两者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和合作模式。空间粘性除包括建立生产所产生的沉没成本外，还体现为生产活动对劳动力成本、人才、制度、营商环境的依赖。在国家乃至更大尺度上，企业的空间粘性体现为对市场区、国家宏观政治环境、贸易壁垒的依赖。另外，全球生产网络的低端供应商极易受被投资地经营成本上升、产业政策收紧的影响而转移至更低成本地区（徐海英 等，2019）。空间粘性更多展现的是跨国公司的个体投资行为。而区域经济和制度的配置亦与跨国公司进入和退出具有较高的相关性，这就是区位优势。如优越的区域要素使跨国公司能获得其运营所需的当地资源，并将其与跨国公司的内部资源相结合，以创建具有竞争力的关系资产（Brouthers & Hennart, 2007）。一个区域的资源丰富度和治理能力可能会吸引更多外资企业并增加它们的生存机会。参考其他企业生存研究中关于地区经济、政策等影响因素指标选取（汪明峰 等，2021；刘婷婷 等，2021）及台商投资区位影响因素（陈嘉 等，2014），本文采取前期成本、技术合作比例、制度匹配程度、产业链依赖程度、市场依赖程度等变量表征台资企业的空间粘性，采取区域劳动力质量、区域劳动力成本、区域制度优势、市场规模等变量表征区位优势（表1）。
表1 指标体系变量描述

Table 1 Description of indicator system variables

变量 指标 变量设定 变量定义和赋值
被解释变量 台资企业生存状况 台企生存率 各地区实存台企数量比台企总量

解释

变量集

（1）

 地方区位优势 区域劳动力质量 各地高校在校生人数/总人口
区域劳动力成本 各地区职工平均工资
区域市场规模 各地区生产总值
区域制度优势

惠台政策，台商投资区赋值为4；建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特区以及沿海开放城市、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赋值为1

解释

变量集

（2）

台商投企业

空间粘性

 前期成本 各地区历年台企投资金额
技术合作比例 各地区台企技术来源为大陆地区机构占比
制度匹配程度

台企赴大陆投资以享受优惠政策为动机加权比率，该动机为主要原因得3分，

次要原因得2分，再次要原因1分，加权比率为该项目得分比所有动机总得分

产业链匹配程度 各地区台企采购机械设备、原料、零组件半成品来源与境内所占比率
市场依赖程度 各地区台企产品销售或服务地区为境内分配比率

2.3　方法

2.3.1　生存率计算

生存率用于衡量企业在经历外部冲击后能继续存活的比例，是反映企业韧性的重要指标。其计算方法为存活企业数量除以总企业数量乘以100%，得到生存率的百分比。高生存率表示该地区的台资企业具有较强的韧性，能渡过困难时期。

2.3.2　Kaplan-Meier 模型

在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前，需先识别TDI的退出行为是由生命周期引起的常规性撤资还是经济危机及政治冲突诱发的非常规性撤资。Kaplan-Meier模型（Kaplan-Meier estimator）是一种非参数统计方法，常用于生存分析中估计生存函数（survival function），如医学研究中的生存时间、产品寿命等。根据事件发生的时间和状态（生存或死亡）绘制累积风险曲线。假设风险在时间上是独立且恒定的，即在每个时间点的风险都是相互独立的。根据这个假设，模型估计了在每个时间点之前生存下去的概率，并将这些概率相乘得到生存曲线。公式为：
S t = S t - 1 * 1 - d t n t
式中： S t表示在时间 t之前的生存概率； S t - 1表示在时间 t - 1之前的生存概率； d t表示在时间 t发生的事件数，即 t时发生退出事件的台资企业数量； n t表示在时间 t时的风险集合中的观察单位数，即 t时台资企业总量。初始状态下， S 0=1。

2.3.3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

QCA（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是一种基于组态分析的方法。其目标是通过比较多个案例或个体之间的不同因素组合，揭示导致某种特定结果或现象发生的关键条件和机制。QCA将其关注点放在逻辑关系而不是统计显著性上，可处理相对较小的样本和质量不均衡的数据集。该方法强调因果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适用于研究社会科学中的多种情境（Rihoux & Ragin, 2009）。通过合理设置一致性阈值和覆盖性阈值，并根据研究问题和数据判断变量状态的重要性，识别出对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组合条件，并进一步深入分析和解释。一致性阈值用于衡量一个组合在所有研究样本中与结果一致的程度。覆盖性阈值是用于确定哪些因素或特征应被纳入比较分析的一个临界值。本文进行生存影响因素分析的样本区域剔除了年均成立企业数少于5家的省份（包括甘肃、吉林、内蒙古、宁夏、山西、新疆）。
现有的QCA方法包括清晰集（Crispsets QCA, cs/QCA）、模糊集（Fuzzy-sets QCA, fs/QCA）、多值集（Multi-value QCA, mv/QCA）和时序性定性比较（Temporal QCA, T/QCA）。本文运用fs/QCA方法研究台资企业在大陆发展生存的驱动机制。与仅能处理类别变量的cs/QCA和mv/QCA相比，fs/QCA能够处理渐变的程度差异和部分隶属关系，为研究提供了更为灵活和精细的分析工具，更适合处理实际研究中的复杂情况。该方法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设定隶属度函数的形状和参数，以及设定阈值来定义变量的状态，从而更好地适应不同研究情境。此外，fs/QCA结合了定性和定量分析的优势，使用模糊集理论进行定性的模式识别和比较，同时利用布尔代数和逻辑运算符进行定量的逻辑推导。这使得在保留定性细节的同时，通过逻辑推导得出定量结果。fs/QCA分为3个步骤：1）从模糊数据中创建真值表；2）涉及最小化前因条件和结果；3）结合案例对组态进行分析。

3 大陆台资企业生存状况分析

3.1　大陆台资企业生存状况时序格局

台商赴大陆直接投资是在2000年以后获得快速发展（陈嘉 等，2014），随着两岸关系趋于缓和，2000年以来，台当局对台商赴大陆直接投资的限制条件有所放宽，大批台商赴中国大陆投资。台商在大陆的进入与退出动态大体分为3个阶段（图3）：第一阶段（2001—2007年），随着两岸关系趋于缓和，台当局对台商赴大陆直接投资的限制条件有所放宽，进入企业数量明显大于退出企业，实存企业数量逐步上升。第二阶段（2008—2013年），退出企业数量接近进入企业，甚至在2008年超过进入企业，实存企业数量增长缓慢近乎停滞。第三阶段（2014—2022年），台湾企业大批入驻大陆，虽然退出台企数量一直增长，但实存企业数量增长速度大于前2个阶段。另外，可以看到在新冠疫情发生的第一年（2020年），大陆台企的新增数量下降了14%，退出数量与疫情前后差距并不显著，在疫情的第二年（2021），大陆台企的新增数量恢复上涨趋势，但到了疫情第三年（2022），台企的进入与退出均大幅减少。反映了特殊时期下企业普遍采取的观望态度，这与当时的疫情防控、经济形势和政策环境等多重因素密切相关。
图3 2001—2022年大陆台资企业进入与退出情况

Fig.3 Entry and exit of mainland Taiwan-invested enterprises from 2001 to 2022

由图4可见，在全研究时段大陆台资企业的留存率均超过90%，说明台资企业在大陆的发展意愿较强。在2001—2013年即前2个研究时段处于较低水平，在2008年触底后逐渐攀升。2013年以后，大陆台资企业的留存率处于上升趋势，但在疫情的第一年（2020年）大幅下降，说明新冠疫情对于台资企业在大陆的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在2021和2022年留存率继而反弹至顶峰。总体上，第三个阶段大陆台资企业的生存率处于较高水平，说明韧性水平较高。
图4 2001—2022年大陆台资企业的生存率变化

Fig.4 Changes in the survival rate of mainland Taiwan-invested enterprises from 2001 to 2022

3.2　大陆台资企业生存状况空间格局

由表2可发现，不同阶段台资企业的生存率在省域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差异。在2001—2007年，北京、上海、广东、福建以及一些内陆经济发达省份如四川和陕西等地的生存率较高。然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如内蒙古的生存率较低。这表明当时经济水平和市场发展程度对台企生存状况产生重要影响。2008—2013年，大陆多数省份的台资企业生存率相较于前一阶段有所下降，尤其是内陆省份。尽管如此，在福建、广东、浙江、广西、重庆等地区台资企业的生存率仍较高。2014—2022年，尽管中国经历了“新南向政策”、中美贸易摩擦以及新冠疫情等一系列外部冲击，全国台资企业的整体生存率不降反升。从省域分布看，东部沿海地区的台资企业始终保持较高的生存率，而辽宁省及江西、宁夏等内陆地区的生存率相对较低。这种东西部差异符合一般境外投资在中国大陆的空间演变规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上一阶段，多数内陆地区的台资企业生存率均有所提高，表明一些省份通过积极应对挑战和营造稳定的经营环境，成功留住了台资企业继续在当地发展（罗芊 等，2016）。
表2 2001—2022年大陆台资企业生存率省域变化

Table 2 Evolution of survival rates of mainland Taiwan-invested enterprises at the provincial level from 2001 to 2022

省份 2001—2007年 2008—2013年 2014—2022年
安徽 0.501 0.539 0.874
北京 0.951 0.714 0.799
重庆 0.511 0.875 0.721
福建 0.796 0.774 0.810
甘肃 0.630 0.348 0.694
广东 0.814 0.753 0.805
广西 0.931 0.771 0.858
贵州 0.327 0.852 0.869
海南 0.352 0.441 0.786
河北 0.702 0.261 0.845
河南 0.304 0.464 0.870
黑龙江 0.696 0.398 0.706
湖北 0.478 0.661 0.826
湖南 0.405 0.595 0.740
吉林 0.860 0.703 0.809
江苏 0.779 0.652 0.817
江西 0.776 0.704 0.485
辽宁 0.401 0.392 0.647
山东 0.525 0.598 0.785
山西 0.843 0.382 0.960*
陕西 0.754 0.710 0.648
上海 0.840 0.884 0.877
四川 0.761 0.705 0.786
天津 0.919 0.092 0.788
云南 0.573 0.454 0.711
浙江 0.747 0.767 0.757

*注：内陆省份台资企业数量较少，市场分布较为分散，更易找到独特的市场定位，故生存率较高。

4 大陆台资企业韧性影响因素

4.1　多重冲击对于大陆台资企业生存的影响

在系统梳理归纳2000—2022年大陆台资遭受的主要冲击事件的基础上，本文将其划分为灾害冲击（2019年末至2023年的新冠肺炎疫情COVID）和外部经济环境冲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FC、2012和2016年台方当局的加强推动台商投资回流方案RES和“新南向政策”NSP、2018年的中美贸易摩擦STF）2类。本文将以上冲击进行迭加组合得出6个分组，分别为：分组1，未遭受任何冲击；分组2，遭受事件FC；分组3，遭受过FC+RES；分组4，遭受过FC+RES+NSP；分组5，遭受过FC+RES+NSP+STF；分组6，遭受过FC+RES+NSP+STF+COVID。分别计算这6组的生存率变化曲线，以剥离不同事件冲击下的韧性变化。
本文计算出所有大陆台资企业的平均寿命为2 737 d（约7年半），在此基础上对存活时长在8年以内且注销时间在研究时段内（2001—2022年）的企业进行KM分析（图5）。经历全部冲击的企业组（分组6）斜率最缓，经历了以上事件的企业在第八年很难存活下来。其次是组5、组3、组2、组4、组1，说明在一系列冲击发生前（2008年前），组1（未经历冲击）企业的生存率是所有研究时段中最高的，随着冲击的发生尤其是2012年以后外部冲击的迭加发生，大陆台资企业的存活率逐渐降低。对于存活期＜2 a的企业，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是最小的，而对于存活期介于2~8 a的企业，新冠疫情造成的影响最小。从整个存活周期看，各事件对于大陆台资企业生存的负面影响程度可大致排序为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贸易摩擦＞台商回流政策＞新南向政策＞新冠疫情。这说明台商在大陆投资需关注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因素，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此外，新冠疫情对于大陆台资企业的撤资影响程度相对较小，说明台商对大陆市场仍有较高的信心和认可。
图5 不同冲击组合下生存曲线的差异

Fig.5 Differences in survival curves under different shock combinations

4.2　各阶段组态分析结果

在进行组态分析前，首先对表1中所有变量是否为必要条件验证，所有变量的一致性值均未达到0.9的高一致性标准，但覆盖度较高，表明这些变量对结果具有一定影响力，但不是必要条件。基于表2计算的结果，任何单一变量都不是影响台资企业在大陆发展高生存率的必要条件，台资企业的高生存率是多个条件变量的共同作用实现，而非依赖某个独立因素。因此，需进一步分析区位优势与空间粘性2个变量体系的联动作用。
为确保组态分析结果既能包含所有相关案例，又能保证结论的一致性和可靠性，本研究将案例阈值设为1（以确保模型选择所有符合条件的案例进行分析，不进行筛选，从而保证分析结果的全面性和综合性），一致性阈值设为0.9（即要求模型所得出的结论达到90%的一致性水平，可确保分析结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减少结论的偏差和误差，提高结论的说服力和可信度）。fsQCA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由于各阶段产生高生存率的组态路径数量较多，本文综合各阶段高生存率的组态路径进行归纳总结，并对2001—2022年大陆台资企业的战略耦合与退出行为展开讨论。
表3 2001—2007、2008—2013、2014—2022年大陆台资企业高生存率驱动机制

Table 3 Drivers of high survival rates for mainland Taiwan-invested enterprises during 2001-2007, 2008-2013, and 2014-2022

时间 路径

区域市场

规模

区域劳动

力质量

区域劳动

力成本

区域制度

优势

投资

规模

 制度匹配程度

市场依

赖程度

产业链

匹配程度

技术合作

比例

 一致性 覆盖度 总一致性 总覆盖度

2001—

2007年

 S1 ⊗ ⊕ ○ ○ ● ⊗ ⊗ ⊗ ⊕ 0.904 0.112 0.419 0.956
S2 ⊗ ⊕ ○ ○ ● ⊗ ○ ⊗ ⊕ 0.972 0.128
S3 ⊗ ⊗ ● ⊗ ⊕ ○ ○ ⊕ ⊗ 0.991 0.0518
S4 ⊗ ⊗ ● ⊗ ○ ○ ⊕ ● ⊕ 0.983 0.059
S5 ○ ○ ○ ⊕ ⊗ ⊗ ⊕ ● ⊗ 0.960 0.049
S6 ○ ⊗ ● ○ ⊕ ○ ⊗ ⊕ ⊗ 0.953 0.075
S7 ○ ⊗ ● ○ ⊕ ⊕ ○ ⊕ ⊗ 0.992 0.063
S8 ○ ○ ○ ○ ⊗ ○ ○ ○ ⊗ 0.906 0.06

2008—

2013年

 S1 ● ○ ○ ⊕ ● ⊗ ⊗ ⊗ ⊗ 0.969 0.092 0.230 0.969
S2 ● ⊗ ⊗ ⊕ ● ⊗ ⊗ ⊗ ⊗ 0.977 0.063
S3 ⊗ ⊗ ⊗ ⊕ ● ⊕ ⊕ ⊗ ○ 0.945 0.076
S4 ● ⊗ ⊗ ⊕ ● ○ ⊗ ⊗ ○ 0.968 0.094

2014—

2022年

 S1 ● ⊗ ⊕ ○ ⊗ ● ⊗ ⊗ ○ 0.956 0.076 0.451 0.968
S2 ○ ⊗ ⊕ ○ ○ ● ⊗ ● ⊗ 0.977 0.150
S3 ● ⊗ ⊕ ○ ⊗ ● ⊗ ● ○ 0.965 0.084
S4 ⊗ ⊗ ● ○ ○ ● ⊗ ● ○ 0.979 0.159
S5 ○ ⊗ ⊕ ○ ○ ● ● ⊗ ○ 0.965 0.105
S6 ○ ⊕ ○ ⊗ ⊕ ⊗ ⊗ ⊕ ⊕ 0.964 0.041
S7 ⊗ ⊗ ⊕ ⊕ ○ ● ⊗ ⊗ ○ 0.979 0.091
S8 ⊗ ⊕ ● ○ ⊕ ● ○ ⊕ ⊕ 0.949 0.036
S9 ● ⊗ ⊗ ● ○ ⊕ ⊗ ⊗ ○ 0.976 0.080
S10 ● ○ ⊕ ⊕ ⊗ ● ○ ● ⊗ 0.939 0.048
S11 ⊗ ⊕ ● ○ ○ ● ⊗ ⊕ ○ 0.933 0.065
S12 ● ○ ○ ● ⊗ ⊕ ○ ○ ⊗ 0.931 0.037
S13 ● ○ ⊗ ● ○ ⊕ ○ ○ ○ 0.951 0.053

注：●表示存在核心条件；○表示存在边缘条件；⊗表示缺失边缘条件；⊕表示缺失核心条件；S1~S8分别代表产生台资企业高生存率的8条组态路径。

2001—2007年，产生台资企业高生存率的组态路径有8条（见表3）。其中劳动力成本在所有路径中都是存在条件，并且在4条路径中为核心条件，4条路径为边缘条件，被投资区域的劳动力成本是台商在大陆继续投资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该变量作为核心条件的路径能解释约25%的高生存率地区案例。该因素能解释的案例以江苏、浙江、广东、福建为主，尽管沿海省份的劳动力成本整体上可能高于内陆省份，但相对同阶段其他国家与地区水平，仍具有一定竞争力。此时，中国大陆凭借生产要素成本低、市场潜力大和制度环境宽松等比较优势，吸引低附加值和低端生产环节的台商投资。但低劳动成本所存在的大多数行业在被投资地的生产集中于标准化、出口导向的装配或日常服务功能的生产，缺乏高附加值非生产功能，这使得台企与当地企业的联系薄弱和价值捕获较低，一旦条件发生变化，台资企业为提高其盈利能力从而外移。区位优势变量体系中的投资规模作为核心条件出现在2条路径中，能解释约24%的高生存率地区案例，江苏和广东符合这种情况，大规模投资往往意味着企业在当地建立了更完善的生产基地、供应链体系和销售网络，形成较高的空间粘性，使企业更难撤离当地市场，同时也提高了其他竞争对手进入的门槛，进而提高了企业的生存率。此外，大规模投资往往需要更长时间来回收成本和获得利润，企业也更倾向于长期稳定地留在当地。区域市场规模作为边缘条件出现在4条路径中，表明台商对大陆市场规模的重视，大陆市场为台商提供了广阔的销售机会和增长空间，但该阶段扩展大陆内销市场是极少营有余力的台资企业的选择，台商在大陆发展更看重区域的劳动力成本与政策支持。该阶段大陆与台资企业的战略耦合关系可概括为通过低成本优势耦合的依附式耦合，区域优势和空间粘性均不凸显。当低成本的区位比较优势被其他地区超越时，台资企业会快速撤离。
2008—2013年，产生台资企业高生存率的组态路径有4条（见表3）。其中前期投资规模在所有路径中都是核心条件，区域市场规模在3条路径中是核心条件，成为地方区位优势中的关键变量，这2种要素的组合可解释约25%的台资企业高生存率地区案例，这类情况以福建、广东、江苏等省份的台资企业为主，其在上一阶段投资建厂并在中国大陆取得一定的份额。大陆市场的逐渐打开，以及前期投资所形成的大量沉没成本，虽然面临外部冲击，但考虑到当地市场潜力，台资企业更倾向于坚持经营，从而提高了上述省份台资企业的生存率。台资企业与被投资地技术合作比例在2条路径中作为边缘条件，通过与被投资地企业开展技术合作，台资企业可以更好地了解当地市场需求，并进行产品和服务的本地化调整，从而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和生存能力。区域劳动力依然是台资企业在大陆发展的考虑因素，但该阶段台资企业开始关注劳动力质量。区域具有一定的议价能力，区位优势有所提升，大陆与台商的战略耦合转为合作式耦合，台商留在大陆发展主要看重庞大的内销市场规模。由于本土企业能力薄弱，虽然与台资企业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可以帮助大陆企业快速成长，但大陆企业还未成功地将台资企业整合到他们的生产网络中，两者之间的战略耦合仍缺乏。
2014—2022年，产生台资企业高生存率的组态路径有13条（见表3）。其中制度匹配程度在9条路径中作为核心条件，该变量作为核心条件的路径能解释约81%的高生存率地区案例。在新冠疫情、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冲击下，相关惠台政策的不断强化以及大陆对于疫情良好的控制，使大陆台资企业得以在危机时期继续经营。外部冲击下，台资企业在大陆的空间粘性要素较前2个阶段有所增加。除前期投资规模外，产品出口受阻，“台湾接单，大陆出货”的情形有所转变，台商产品及服务开始以内销市场为重，更加依赖大陆市场。疫情造成的外部联系断裂，也使得台资企业选择加深与本地供应商合作，实现全球生产链条的地方化。减缓台企退出大陆的地方核心区位优势要素由市场转为区域劳动力质量，该变量作为核心条件的路径能解释约53%的高生存率地区案例，主要包括北京、上海、浙江等高校及科研院所密集地区。随着大陆市场的日益成熟和产业升级的推进，台商逐渐将目光转向高附加值、创新驱动的领域，与大陆企业展开更多合作，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高素质的劳动力可以提供更高水平的技术和服务，帮助台资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从而增强其生存能力（Hollinshead, 2020）。该阶段台商投资行业由原先的加工型贸易逐渐转向高端研发投资，研发“在地化”程度加深，投资接收地产业链配套开始被重视，以提高企业的发展稳定性和竞争力。区域制度优势与市场规模依然促进台资在大陆的发展，投资环境与外部环境不稳定的双重作用导致区位优势的变化会诱发跨国（境）企业的撤资（桑百川 等，2015）。大陆与台资企业的关系由合作式耦合转为互惠式耦合，区位优势和空间粘性均大幅提升，区域议价能力进一步提升。台商经营在地化程度提高，外移动机不足。
随着区位优势和空间粘性的提升，3个研究阶段台资企业生存率变动的过程中，台资企业的战略耦合关系依次从依附式耦合、合作式耦合、互惠式耦合逐层递进（表4）。在2001—2007年，劳动力成本是台商在大陆投资的关键因素。然而，这种低成本优势导致台企与当地企业联系薄弱，价值捕获能力较低，容易转移。2008—2013年，区域市场规模成为地方区位优势的关键变量，大陆台商开始关注劳动力质量和市场需求。台商与本地企业的战略耦合仍然较弱。2014—2021年，台商投资逐渐转向高附加值、创新驱动的领域，在大陆展开更多合作。在该时期，大陆与台资企业的关系由合作式耦合转为互惠式耦合，台商经营在地化程度增加，互惠式耦合模式下的台资企业生存率高于合作式与依附式，说明耦合模式的差异影响了企业在投资接受地的生存与发展。
表4 大陆台商投资区域与台资企业战略耦合模式演化

Table 4 Evolution of strategic coupling patterns between mainland investment regions and Taiwanese-funded enterprises

耦合特征 2001—2007年 2008—2013年 2014—2021年
耦合关系 依附式耦合 合作式耦合 互惠式耦合
区位优势 小 中等 大
空间粘性 小 大 大

战略耦合

动因

低劳动成本、

政策支持

 大陆市场

大陆市场、上下游

供应链、制度环境

及创新环境

价值捕获程度 低 中等 高

退出（撤资）

概率

 大 中等 小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互联网企业数据展示了大陆台资企业的生存时序与空间动态，尝试通过定量测度战略耦合的2个核心变量——区位优势和空间粘性分析台资企业在大陆退出的影响因素，同时探讨区域经济、制度配置与台商的经营战略管理行为对于其生产外移的作用机制。得出的主要结论为：
1）大陆台资企业的生存率一直保持在90%以上，台商在大陆的发展意愿强烈。2001—2013年，大陆台资企业的生存率较低，随后逐渐上升，即便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时有所下降，但在2021和2022年又有了反弹。总体上，大陆台资企业在第三阶段表现出较高的生存率和韧性水平。中国大陆的台资企业生存率在不同阶段的空间分布格局存在变化，东部沿海地区的生存率始终较高，而中部和西部经济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的生存率持续较低。
2）各种政策和事件对大陆台资企业生存产生负面影响，其中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贸易摩擦、台商回流政策、新南向政策以及新冠疫情是主要影响因素，而新冠疫情对于存活期介于2~8 a的台资企业影响相对较小。
3）2001—2021年台资企业与大陆地区的战略耦合关系经历了从依附式、合作式到互惠式的递进过程。早期以低成本劳动力为主导的依附式耦合导致企业联系薄弱；中期虽注重市场规模和劳动力质量，但耦合程度仍不足；后期随着投资转向高附加值领域，台商与本地企业合作加深，形成互惠式耦合，企业的在地化程度和生存率均有提升。实证结果表明，耦合模式的转变影响了台资企业的生存发展。
本研究避免单一地从企业内部或外部环境分析台资企业的生存，从而更好地把握经济地理研究范式的地理性和多尺度性。以动态视角探究减弱大陆台商投资退出的因素，探测了战略耦合对台资企业生存的作用机制。根据本研究结论，耦合的动因和质量对于了解TDI与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区域发展关系至关重要。现阶段蓬勃发展的国民经济、巨大的国内市场、区域创新环境的竞争力以及惠台政策，取代了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成为TDI的耦合动因。从企业的角度看，后疫情时代，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抓住中国大陆的市场机会在它们的商业战略中变得更加重要。本文作为一项探索性的尝试，未来需要进一步对台商赴大陆投资企业的退出状况的研究引入行业异质性，厘清不同行业发展动态和驱动因素，以期有更深入的研究发现。

脚注

1 https://www.qcc.com/

2 https://www.tianyancha.com/

3 www.moea.gov.tw

孙继平：负责研究设计和初稿撰写；

韦素琼：提供理论指导和稿件审校；

游小珺、陈进栋：参与数据分析。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 文献年度倒序 |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Baldwin John and Yan Beiling. 2011. The Death of Canadian Manufacturing Plants: Heterogeneous Responses to Changes in Tariffs and Real Exchange Rates.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47: 131-167.

Brouthers Keith D and Hennart Jean-Francois. 2007. Boundaries of the Firm: Insights from International Entry Mode Research. Journal of Management, 33(3): 395-425.

Bryson John R and Vanchan Vida. 2020. COVID-19 and Alternative: Conceptualisations of Value and Risk in GPN Research.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111(3): 530-542.

陈嘉，韦素琼，陈松林. 2014. 1991年来台商在大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及驱动机制. 地理学报，69（6）：838-849.

Chen Jia, Wei Suqiong, and Chen Songlin. 2014. The Locational Choice and Driving Forces Mechanism of TDI in the Chinese Mainland for Recent 20 Year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9(6): 838-849.

Coe Neil M, Hess Martin, Yeung Henry Wai-Chung, Dicken Peter, and Henderson Jeffrey. 2004. 'Globalizing' Regional Development: A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Perspective.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9(4): 468-484.

Davis P S, Robinson Jr R B, Pearce J A, and Park S H. 1992. Business Unit Relatedness and Performance: A Look at the Pulp and Paper Industr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3(5): 349-361.

Fuller Crispian. 2022. Brexit, the Mediation Strategies of Foreign Corporate Subsidiaries and Regional Resilience. Regional Studies, 56(11): 1961-1975.

台湾政治大学. 2022. 对海外投资事业营运状况调查分析报告（调查年度：2021年）. （2022-12-31）[2023-08-07]. http://www.moeaic.gov.tw/.

NCCU. 2022.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Report on the Operation Status of Overseas Investment Business (Survey Year: 2021). (2022-12-31)[2023-08-07]. http://www.moeaic.gov.tw/.

Henderson Jeffrey, Dicken Peter, Hess Martin, Coe Neil, and Yeung Henry Wai-Chung. 2002.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9(3): 436-464.

Hollinshead Graham. 2020. Global Value Chains in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Work: Networks, Stratifications and Labour Markets. Global Networks, 20(3): 472-488.

机械工业企业名录、华夏名录图书馆. 2010. 中国大陆台商企业名录. 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Directory of Machinery Industry Enterprises and Huaxia Directory Library. 2010. Directory of Taiwanese Business Enterprises in Chinese Mainland. Beijing: China Times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Kammoun Sawssen and Ben Romdhane Yosra. 2022. Impact of Government Responses to COVID-19 on the Resilience of FDI Attractiveness Factors in the Asian Region.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40(1): 37-56..

李锋，韦素琼，游小珺. 2020. 关系视角下台湾高山茶产业在大陆的嵌入过程及机理——以漳平市永福镇为例. 热带地理，40（6）：1026-1038.

Li Feng, Wei Suqiong, and You Xiaojun. 2020.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Embeddedness of the Taiwan High Mountain Tea Industry in Mainland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s: A Case Study of Yongfu Town, Zhangping City. Tropical Geography, 40(6): 1026-1038.

刘婷婷，汪明峰，张英浩，汪凡，吴明宇. 2021. 中国互联网企业生存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地理科学进展，40（3）：410-421.

Liu Tingting, Wang Mingfeng, Zhang Yinghao, Wang Fan, and Wu Mingyu. 2021. Research on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Survival of Chinese Internet Enterprises. Progress in Geography, 40(3): 410-421.

刘逸. 2018. 战略耦合的研究脉络与问题. 地理研究，37（7）：1421-1434.

Liu Yi. 2018. Theoretical Thread and Problems of Strategic Coupling. Geographical Research, 37(7): 1421-1434.

刘逸，纪捷韩，张一帆，杨宇. 2020.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韧性的特征与空间差异研究. 地理研究，39（9）：2029-2043.

Liu Yi, Ji Jiehan, Zhang Yifan, and Yang Yu. 2020.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Spatial Divergence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39(9): 2029-2043.

刘逸，纪捷韩，许汀汀，张晓琳. 2021. 战略耦合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地理研究，40（12）：3382-3398.

Liu Yi, Ji Jiehan, Xu Tingting, and Zhang Xiaolin. 2021. The Impact of Strategic Coupling on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under Glob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Guangdong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40(12): 3382-3398.

刘逸，纪捷韩，高国瀚，朱晟君. 2023. 战略耦合对区域创新系统的影响研究——以广东省为例. 地理研究，42（7）：1775-1792.

Liu Yi, Ji Jiehan, Gao Guohan, and Zhu Shengjun. 2023.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Strategic Coupling on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 Taking Gu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Geographical Research, 42(7): 1775-1792.

Liu Yi, Liang Yutian, Ma Shiping, and Huang Kaixuan. 2017. Divergent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and Strategic Coupling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Where Is a Sustainable Way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Sustainability, 9(10): 1782.

罗芊，贺灿飞，郭琪. 2016. 基于地级市尺度的中国外资空间动态与本土产业演化. 地理科学进展，35（11）：1369-1380.

Luo Qian, He Canfei, and Guo Qi. 2016.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Domestic Industrial Change in Chinese Prefecture-Level Cities. Progress in Geography, 35(11): 1369-1380.

Lund Hege Bjerke and Steen Markus. 2020. Make at Home or Abroad? Manufacturing Reshoring through a GPN Lens: A Norwegian Case Study. Geoforum, 113: 154-164.

Rihoux Benoît and Ragin Charles C. 2009. Configur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桑百川，张乃丹，任苑荣. 2015. 中国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持续下降的原因、影响和对策. 国际贸易，（4）：11-14，23.

Sang Baichuan, Zhang Naidan, and Ren Yuanrong. 2015. The Reasons, Impact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Continuous Declin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ternational Trade, (4): 11-14, 23.

Van Grunsven Leo and Hutchinson Francis E. 2016. The Evolution of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in Johor (Malaysia): Strategic Coupling, Adaptiveness, Adaptation, and the Role of Agency. Geoforum, 74: 74-87.

汪明峰，赵玉萍. 2021. 中国互联网金融企业生存的时空差异和影响因素——以P2P网贷行业为例. 地理科学，41（5）：747-758.

Wang Mingfeng and Zhao Yuping. 2021.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of Internet Finance Enterprises' Survival and Their Influence Factors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P2P Lending.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41(5): 747-758.

徐海英，周潮. 2019. 全球生产网络（GPNs）与区域发展的动态战略耦合——苏南与苏北韩资汽车行业企业价值捕获轨迹的比较. 人文地理，34（4）：89-96.

Xu Haiying and Zhou Chao. 2019. The Dynamic Strategic Couplings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PN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Comparison on Firm-Level Value Capture Trajectories between Subei and Sunan. Human Geography, 34(4): 89-96.

杨春. 2011. 台资跨境生产网络的空间重组——电脑企业从珠三角到长三角的转移. 地理学报，66（10）：1343-1354.

Yang Chun. 2011. Restructuring the Cross-Border Production Networks of Taiwanese Investment in China: Relocation of Personal Computer Firms from Pearl River Delta to Yangtze River Delt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6(10): 1343-1354.

Yeung Henry Wai-Chung. 2009.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 Geographer's Perspective o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Growth and Change, 40(2): 197-226.

Yeung Henry Wai-Chung and Coe Neil M. 2015. Toward a Dynamic Theory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Economic Geography, 91(1): 29-58.

赵沙，王茂军，邵静. 2023. 跨国公司空间撤资研究综述——基于撤资的分布、模式与因素的回顾. 世界地理研究，32（5）：18-33.

Zhao Sha, Wang Maojun, and Shao Jing. 2023. 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Divestment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Review 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and Factors of Divestment. World Regional Studies, 32(5): 18-33.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 2001—2022.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Department of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Statistics. 2001-2022. China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Statistical Yearbook.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国家统计局. 2001—2022. 中国统计年鉴.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001-2022.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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