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字媒介技术在当代社会中的深度嵌入，地方不再仅作为物理空间被感知和经验，而是在平台架构、算法逻辑与媒介实践的持续作用下，被不断生产与重塑。围绕这一转变，学界已从人文地理学、环境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与媒介研究等多个学科对数字情境中的地方感展开探讨，但相关研究长期呈现概念分散、视角区隔与理论碎片化的特征，尚缺乏能够解释“数字-地方”复杂耦合机制的整合性框架。文章基于1980—2025年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系统梳理与知识谱系分析，追溯了数字地方感在多学科交汇中的涌现路径，揭示其从静态属性向过程性、从物理依附向媒介构成的理论转向。在此基础上，提出将“数字地方感”理解为一种系统性生成式整合概念框架，将技术基础设施、情感心理机制、社会关系网络、文化意义生产与权力-政治经济结构纳入同一分析视野，强调数字地方感是一种在多重子系统互动中持续生成的动态过程。文章认为，引入系统性生成视角有助于推动数字地方感研究从多学科并行走向理论整合，为理解平台社会中的空间经验、情感政治与地方治理提供新的分析路径。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渗透，传统社会空间治理正经历从“数字治理”向“智能治理”的范式跃迁。聚焦这一变革背景，通过辨析从数据驱动到智能驱动的演进特征，结合上海“量子城市”与杭州“城市大脑”等典型案例，文章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空间治理多维主义模式的拓展与实践逻辑。第一，治理空间维度由“物理-社会-数据”三元结构拓展为“物理-社会-数据-算法”多维连接。算法赋能数字孪生空间，使其具备了主动推演与决策能力，实现了从静态映射到动态预测的转变。第二，治理主体结构从“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关系拓展为“政府-市场-社会-智能”多维协同，AI主体性逐渐显现，从工具逐渐演变为具有自主学习与决策能力的协同治理主体。第三，面对智能时代社会空间治理面临的新变化和新挑战，需要构建虚实协同的空间秩序，确立人机协同共治机制，并坚持智能向善的价值导向，推动社会空间治理的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AI）时代，大语言模型是公众认知城市空间的重要信息媒介，AI话语也成为建构城市空间的力量。文章以广州为案例，构建城市消费空间幻觉评估问题集，在“话语—权力”框架下，用幻觉测试分析DeepSeek、ChatGPT中外AI模型在空间话语生产中的异同，解释AI幻觉话语对城市消费空间的构建。主要结论为：1）AI话语响应主流空间话语，对揭示城市复杂、多元、矛盾的真实面貌表现不足；ChatGPT采用通用框架描述城市消费空间，DeepSeek空间叙事遵循城市规划与发展战略。2）通过对政府、媒体与商业机构特定话语的整合与再生产，AI作为新型权力主体建构多元“现实”，使权力得以“合理”运行。3）AI幻觉话语建构空间，为用户设定位置，用户在认同并接纳这些位置后，承载特定知识进而开展消费空间实践，产生的新数据用于同一套话语的再生产。由此，特定知识体系和权力得以维系与运行。

虚拟城市空间作为电子游戏的核心组成，探索其与现实城市场景的互动路径，思考面向该互动情况的规划启示，对数字时代城乡发展、数字孪生技术应用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分析《黑神话：悟空》《原神》《模拟城市》等典型游戏案例，发现虚拟城市与现实空间的交互呈环状路径，现实→虚拟→现实过程历经感知、再组织、再认识、反馈4个阶段，其中感知、再组织阶段对应城市意象理论；再认识、反馈阶段在规划教学实践中被广泛讨论；从规划视角出发，建议构筑人居环境学者与游戏设计师的交流桥梁，探索在游戏世界中传播建成环境内涵的新路径，同时结合游戏强互动性、高参与性特点，提升市民对城市动态系统的再认识，打造基于游戏平台的参与式规划路径，实现规划多主体参与的目标。

文章运用地理加权随机森林（GWRF）与机器学习模型输出解释方法（SHAP），解析2011—2023年长三角地区城市数字经济与碳排放的时空耦合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城市群耦合协调度由0.411升至0.505，形成上海单核引领、苏浙跟进、安徽快增但临界失调的多级联动格局。2）城市层面耦合协调度呈现“中枢—走廊—边缘”的梯度扩散模式，与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及基础设施互联的区域发展方向高度契合。3）结合SHAP结果发现，数字要素对数字经济与碳排放之间的耦合协调具有正向效应，且自核心城市向制造节点与新兴产业区扩散；与之相反，碳排放要素则抑制二者协同。研究表明，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本集聚在产业升级和碳减排中具有核心驱动作用，为长三角优化资源配置、制定差异化低碳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助力区域在数字经济与绿色竞争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可视化分析技术作为数字人文研究的核心方法，可以将计算模型与人文数据深度匹配，构建起跨学科研究的桥梁。数字人文视角下空间表达的技术内核在于运用图形化映射机制，将体现文本意义、地理场所、关系联接的多源异构数据转化为具备认知适配性的视觉表征，从而突破传统人文研究的分析局限。基于人文地理学的空间转向，当代数字人文的空间表达主要形成了文本可视化、地理可视化、关系可视化三大支柱，分别对应空间生产理论中关于概念空间、经验空间与生活空间的三元辩证关系。在数字人文范式下，可视化技术不仅革新了释义、情境、结构的空间化方法，更通过人机协同的交互式探索机制，推动形成了数据驱动与人文阐释相结合的创新模式。文章系统解析了典型可视化技术的设计原则与实现路径，并揭示其在数字人文前沿领域中的方法论价值。空间表达的新路径是对地理学三元空间的数字化转译，旨在构建多维人文空间解释框架以便型塑空间融合的研究新范式。在此过程中必须同时警惕技术工具主义与视觉中心主义，进而为数字人文的范式转型与学科建设提供积极参考。

AI（人工智能）已经重塑了人类社会，对学术研究也产生巨大冲击。智能化时代的地理学需要创建新理论。AI与人的关系有工具、伙伴、朋友、灵魂4种状态。在人机融合的进程中，地方、身体、情感是AI无法替代的三大关键向量。文章结合哲学、地理诗学与人文主义地理学理论，运用网络自我民族志方法，对叶超与AI共创并发布在个人微信视频号“叶深寻”的122首歌曲进行深入分析，比较个体书写与人机协同的创作特点，总结其大众传播效应，创新性地提出“生命诗学”理论。新时代生命诗学区别于地理诗学之处在于：创作主体从独立作者转变为人机共创，表达形式从单一文本扩展为多感官激发，媒介传播从单向输出演化为多元交互。歌曲样本风格和题材多样，反映出情感、地方与AI交互的特点，凸显新的地理书写与表达在智能化时代的重要性。在传播效应上，通过对文本的Top ten分析发现：地理学背景受众多关注地方与生活的互构，其他受众则侧重于情感共鸣，《光尘纪》等超现实作品具有跨领域的未来导向性。智能化时代的生命诗学不仅延续和深化了地理学的人文传统，也为数字艺术、媒介地理学等交叉领域提供了新的理论借鉴。生命诗学的表达、展演及其公共传播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在景观2.0视角下，通过混合式社交媒体内容分析的方法，以“精致女生”系列vlog为例，探讨该类精心打造的社交媒体广告如何通过日常空间中的表演推销便宜货，又如何通过便宜货的推销再造日常空间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主要结论为：1）日常空间构成了“精致女生”系列vlog的场景，塑造了景观2.0化的影像——便宜货广告。这些影像中的日常空间、“精致女生”与中国短视频产业、数字平台和便宜货共同塑造了一个物化的、吸引女性消费资本的“伪”环境；2）“精致女生”系列vlog通过视觉和文本叙事打造的景观2.0，为日常空间赋予新意义，将原本用于居住、办公、休闲、交通和零售的日常空间，转变为一种女性化的、上镜的、同质化的商品空间。文章希望数字创意和文化产业、相关研究和政策讨论在未来能重视景观2.0塑造的充满便宜货的消费社会，及其带来的过度资源消耗和非物质生活匮乏等问题。

为应对传统地理教学中抽象概念可视化难、高风险/高成本实践受限等核心挑战，文章构建了基于AIGC与元宇宙协同的“场景沉浸—智能引导—评估优化”闭环实验教学模式。为验证该模式的有效性，以“危岩体空间信息采集与风险评估”实验为例，开展准实验研究。通过实验成绩、学习行为数据、系统日志等多维度数据，对传统教学模式与“AIGC+元宇宙”协同模式的教学效果进行综合评估。结果表明，相较于传统教学模式，“AIGC+元宇宙”组在空间分析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和综合任务能力等核心能力指标上均取得明显提升，其中测量精度平均分提升28.57%，操作规范性平均分提升12.5%，综合成绩平均分提升11.25%。研究证实，该协同模式通过沉浸式场景与智能反馈机制，有效地破解了传统教学的核心矛盾，实现了从“知识传授”到“能力赋能”的范式转型。

文章以艺术与地理的共生关系为出发点，提出了一个由“数据媒介-算法生成-多元感知”构成的三维分析框架，用以探讨数字时代艺术地理作品的生成逻辑与感知机制。文章聚焦于城市视觉记录、具身环境表达与人工景观再构3类主要创作议题，分析6件代表性数字艺术作品，揭示出当代艺术地理的关键特征：地理空间数据被转化为艺术创作的物质媒介，算法生成成为空间重构的核心手段，而虚实交织的多感官体验则促使观众在现实世界与数字生态系统之间形成新的栖居方式。数字艺术地理的发展推动了从静态再现到动态生成的范式转型，也促使地理空间被重新理解为数据流、算法逻辑与身体经验的交互过程。这一框架有助于揭示数字艺术中技术与感知、生态与政治的内在关联，说明艺术创作已成为理解数字时代空间生产与人类栖居关系的重要途径。文章不仅为数字艺术的地理解读提供了系统的分析思路，也拓展了人工智能时代的地理批判视野，对数据权力、算法透明性以及生态复杂性被简化等问题提出了反思与回应。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演进，世界模型逐渐成为连接感知、理解与预测的重要技术框架，其研究正从语言空间、视觉空间延伸至更具整体性的时空建模范式。文章聚焦人工智能中世界模型的起源与研究路径，梳理其从表征学习、动态建模到具身交互的技术演化逻辑，系统总结当前主流方法在理解环境结构、模拟未来状态与支持决策推理方面的核心机制。在此基础上，引入地理学的空间视角，指出世界模型所关注的“主体-空间-世界”关系，与地理学长期研究的空间组织、行为与环境互动具有内在一致性。随着视频生成、大规模多模态学习和具身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正从对世界的符号化描述迈向可计算的空间认知过程，其本质体现为一种面向空间的智能能力。世界模型的发展，既为人工智能理解现实世界的结构与过程提供新思路，也为地理学探索时空过程建模、空间认知机制与虚实融合环境构建提供重要契机。文章旨在为人工智能与地理空间学科的交叉研究奠定系统化框架，并为未来的空间智能与通用人工智能研究提供参考。

集体产业用地更新是珠三角低效用地再开发的重要领域，更新政策供给的质量关乎实施成效。基于政策系统分析视角，构建“政策结构−政策工具−政策效力”的分析框架，借助文献计量法和内容分析法，量化分析2009—2024年广州市集体产业用地更新政策的结构特征、工具特征和效力特征，进而提出政策优化建议。结果表明：1）集体产业用地更新治理涉及多职能部门，政策主题以统筹类和措施类为主，政策颁布呈现人民政府统筹、工信和规资牵头的特征，政策演化经历了激励、严控、监管3个阶段；2）从“三旧改造”到“低效用地再开发”，存量更新顶层制度的切换推动集体土地更新政策目标的演化，进一步推动政策工具的迭代。广州的更新政策目标聚焦“工改工”低成本产业空间供给，政策工具着力点在于推动存量土地收储、提高“工改工”利益激励和提高改造主体的积极性；3）更新政策整体协同性良好，高层级政策的协同性高于低层级政策，但仍存在部门协同性不足、部分政策实施路径不明、在地性缺失等问题。建议职能部门加强更新实施后端政策工具支持，加强政策内容的空间差异性指引，通过重组政策结构提升其协同性，延长政策时效保障其稳定性，完善区级政策提升其精细度。

在人工智能（AI）日益成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技术背景下，如何科学测度AI技术活动的空间分布和演化趋势，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然而，现有的识别方法在语义有效性、识别精度以及覆盖广度等方面仍存在不足，有待进一步提升与完善。为此，文章以广东省2001—2021年约120万条授权发明专利摘要为基础，引入BERT大语言模型，构建基于语义理解的AI授权发明专利识别方法，识别出约20万条AI发明专利文本。在此基础上，结合BERTopic主题建模方法，进一步揭示AI发明专利在广东省的关注领域与动态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2001—2021年广东省AI发明专利数量整体经历了缓慢增长和快速扩张2个阶段，AI发明专利占比则呈持续上升趋势，反映AI技术在区域创新体系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2）空间分布方面，AI发明专利在大湾区高度集聚，深圳和广州2市占全省AI发明专利的75.1%，珠海和东莞两地在AI发明专利占比上亦显示出较强活力。在合作网络方面，广东省AI发明专利合作网络呈现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城市间在合作网络中的地位差异明显。3）在技术内容上，广东省AI发明专利主要聚焦于数据与图像处理、机器人与自动化装置、智能交通与故障检测、智能家居与环境控制和生物模拟与图像分析五大主题，不同主题的演化节奏存在差异，其中图像处理技术最为活跃，机器人和智能交通等领域近年来快速增长。此外，广东省内不同城市在AI发明专利布局上也各具特色，形成了差异化的技术优势。

在总结场景理论概念内涵的基础上，使用CiteSpace、VOSviewer对CNKI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2007—2024年289项与场景理论相关的公共空间领域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和可视化表达，厘清相关研究进展，探析未来发展趋势。结果表明：1）场景理论在公共空间研究领域已初步形成以“场景理论−公共空间−场景营造”为核心框架，并形成以“城市更新−乡村空间−地域文化”等热点议题为节点的研究网络，但尚未形成完整理论体系；2）场景理论视域下公共空间研究进程可分为3个阶段，即以文化符号为研究核心的理论探索期（2007—2015年）、关注城乡空间转型与本土创新的交叉融合期（2016—2021年），聚焦政策赋能下文旅与数字空间重构的快速发展期（2022年至今）；3）国外研究热点侧重场景理论的理论延展及其在文化消费、空间治理等议题中的应用，国内研究则更多聚焦于公共空间更新等议题；相关主题整体呈现出由文化符号解读向本土化应用拓展、再向数字技术支撑下多元场景建构演进的趋势。最后，提出“场景要素—体验过程—价值结果”的分析思路，从要素、过程与结果3个层面，对场景理论在公共空间研究中的深化方向进行整合与推进，提升场景理论在公共空间研究中的解释力与整合度，为系统认识公共空间的综合价值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文章遵循批判遗产研究思路，援引文化资本和尺度理论，聚焦于非遗消费热点下潮汕地区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英歌舞，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法探究其文化资本的形成与尺度转换过程。主要结论为：1）英歌舞兼具文化公共性和资本生产性，通过不同尺度的具身实践、客观转化与制度保障实现保护和传承，这种创造性转化体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经济与文化共生的特点。2）在个体尺度，表演者在身体叙事和代际传承中不断完善知识与技能，与居民共同扩大了训练和展演实践，使英歌舞成为凝聚群体情感、优化乡村治理的群体文化资本。在区域尺度，游客的消费实践和市场参与加速了英歌舞客观化文化资本的转化，而地方政府推动英歌舞形成促进文旅消费、塑造城市形象的城市文化资本。在国家尺度，国家认可英歌舞在体育、德育和美育等方面的教育属性，并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赋权将其纳入官方叙事与文化治理框架，实现了英歌舞文化价值的导向性转换，使其升格为展现文化多样性、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文化资本。3）英歌舞通过“群体文化资本-城市文化资本-国家文化资本”的尺度上推实现了非遗再生产，体现为其文化功能、价值和意义的重构。但在这种尺度转换中也存在主体认知冲突、流派差异模糊、区域发展失衡、原真性消解等挑战，国家则通过政策和话语体系实现非遗传承的尺度下推，保障了英歌舞的传承主体和发展活力。

随着城市媒介化程度不断深化，数字媒介如何影响商业绅士化并加剧社会空间不平等，已成为新的研究焦点。文章基于媒介地理视角，综合运用实地调研、访谈与网络文本分析等方法，对上海武康路街区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1）政府及数字官媒作为商业绅士化的主要驱动力，通过场所营造和城市品牌战略构建权威性地方表征，指导街区业态转型；2）在数字媒介上构建亲消费表征的公众，已成为商业绅士化的新推手，其对消费体验的追求促使投资者在话语和物质层面持续再建构绅士化空间；3）政府、市场与公众的地方表征呈现异质同构特征，共同促使数字媒介与绅士化空间之间连接型、互动型和整合型传播弧的循环互动，进而加剧景观同质化和文化置换等社会空间问题。

科学确定改造优先级是提升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效能的关键。针对当前决策中存在的公众感知量化难、全域视角缺失等问题，文章以杭州市为例，提出一种数据驱动的优先级评估框架。该框架融合多源数据，结合图神经网络与大语言模型，分别实现小区建成年代识别与公众情绪量化，进而构建“问题紧迫性、实施可行性、潜在效益性”三维评估体系，并运用XGBoost模型进行综合优先级评估。结果表明：1）杭州市老旧小区改造优先级呈现显著的空间分异与尺度依赖特征，高优先级小区单元在主城区集中，但外围县域部分小区整体优先级更为突出；2）基于K-means空间聚类老旧小区及行政区的优先级类型，多维度剖析优先级空间分异格局，可为差异化改造政策制定提供参考；3）老旧小区改造需建立“分类改造、分区统筹”的协同治理机制，并注重环境品质与公众主观感受，从而实现空间公平与更新效能的动态平衡。通过构建“数据驱动、模型支撑、政策适配”的技术路径，既可通过定量方法保障老旧小区改造决策的科学性，又能以政策适配性提升方案落地的实操性。

在加速社会中，城市青年对疗愈景观的需求更为凸显。文章以广州社区中的一处疗愈景观作为研究对象，从英格尔德的栖居视角解读这处景观的疗愈性构建过程与城市青年的感知。结果发现为：1）景观的疗愈性产生于共栖共生的认识论。栖居视角认为人文和自然并不是二分的，人与自然互动并在时间过程中相互影响并变化是栖居意义的重要认识论立场。在疗愈景观构建与感知过程中，这种立场贯彻始终。2）身心实践与景观时间性共同构建与感知疗愈景观。具身心灵与具心身体是英格尔德对栖居实践二位一体的解读。这种融合身心的实践活动是疗愈景观得以构建与感知的关键，栖居意义在身心合一、并与环境互动的实践中产生。景观时间性中的任务场景促进城市青年在与人与物的共鸣中获得疗愈性。城市青年不是疗愈景观被动感知的对象，他们在认识上与实践上都主动参与，是疗愈景观的共同构建者。基于共栖认识论与共建实践，英格尔德的栖居视角将认识论与时间性纳入疗愈景观讨论中，打破“被动”疗愈，以更互动的角度解读城市青年抵抗异化的积极行动。

跨境经济合作区是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厘清其空间管治机制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推进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新区域主义理论，以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为例，通过半结构访谈等方法，解构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空间管治机制，结果表明：1）空间尺度维度上，磨憨—磨丁跨境经济合作区实现了从“边缘口岸”向“国际节点”的跃迁，其空间结构呈现由邻近化向网络化和加速化发展的趋势；2）治理演化维度上，合作区经历了从“地方主导试验”到“国家战略统筹”再到“跨国嵌套协同”的递进式转型。通过政策试错、制度调适与规则固化，逐步形成了时序嵌套的治理机制，推动跨境治理实现由行政分割向制度整合的根本性转变；3）多元主体维度上，合作区的治理模式由单一政府主导转向多元主体互动，跨境治理体系日益多样化，组织间的合作与互动变得更加复杂且具有动态性；4）发展效应维度上，合作区通过推动产业链协同升级和资源的高效配置，进一步强化其在国家与国际网络中的枢纽地位，逐步发展成为连接区域发展与制度创新的重要平台。

在国家推动城市更新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政策议题呈现怎样的设置特征、反映何种制度逻辑，是评估战略传导有效性的关键问题。文章以广州为样本，将2009—2021年界定为城市更新的“制度化探索期”，选取该时期59项市级核心政策文本，运用主题分析与文本分析方法，识别政策议题设置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广州城市更新政策议题呈现显著的非均衡配置，“土地与产权”及“产业与投资”主题占据主导地位，“生态与景观”及“历史与文化”主题相对边缘，形成以土地价值捕获为中心的议题结构。议题结构受财政约束下的资产化路径依赖、碎片化产权引致的高交易成本和公共价值实现机制不足共同影响，补偿机制成为连接土地价值捕获与社会空间重构的关键制度环节。地方政策尚未充分回应国家战略所强调的高质量发展要求、“人民城市”理念和多元价值平衡目标，反映国家战略向地方传导的时滞和土地中心主义治理路径的惯性。文章针对生态、文化等公共价值议题的制度供给不足，提出细化文化遗产容积率转移与异地平衡机制、重构多维绩效评估体系和推广全周期运营金融等建议。

传统建筑是村落风貌的基石，也是地域气候、文化认同与集体记忆的直观物质载体。文章以中国646个首批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涵盖建筑立面、构件特征和文化符号的多模态图像数据库。聚焦京派、晋派、川派、皖派、苏派、闽派六大典型建筑流派，采用EfficientNet模型实现了高精度（90%）的单体建筑风格自动识别，并基于Grad-CAM技术完成不同建筑风格的关键建筑构件分析。文章进一步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与多样性指数，系统揭示了不同建筑风格在多尺度下的空间分布模式和跨流域文化交互特征。结果表明：1）6类建筑风格特征显著，模型识别效果良好，但京派与川派川派由于注意力均集中于木制房墙与廊柱，具有一定的交叉误判率；2）在宏观格局上，各建筑风格的影响范围与轴向分布存在差异，且其空间展布与地理廊道高度耦合，形成了显著的文化过渡带；3）在区域层面，建筑风格聚集区形成了5个文化核心区、3个文化过渡带与2个文化断裂带，为构建跨省遗产廊道保护体系提供了空间依据；4）在省域内部，建筑风格呈现“高多样-高均匀”“低多样-低均匀”“低多样-高均匀”3种模式，反映了不同省份文化整合与地方表达的差异格局。文章提出的智能解译-空间计算协同框架，为文化地理学研究提供了可扩展的方法论及工具，也为多尺度的传统村落保护、区域规划与文旅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与数据支撑。

绿色技术创新是中国实现经济绿色转型和“双碳”目标的原动力，研究其地理集聚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2—2021年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据，文章刻画了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及细分领域的地理集聚格局演变特征，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其主要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探究。结果发现：1）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呈现阶段性发展特征，东部地区绿色专利的数量与增速远高于其他地区，其中节能减排技术增速最快，主导绿色技术创新发展。2）绿色技术主要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在“东南-西北”方向上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绿色技术整体及细分领域均呈现高度集聚特征，其中高值区向长三角地区集中，低值区扩散至西部且连片分布。3）绿色技术创新受资源投入、市场需求、政策支持、对外开放等4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创新支持力度和创新人力投入是关键影响因素。不同领域绿色技术的驱动因素各异，对其作用差异的识别有助于找到区域绿色技术差异化发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动与建设，近些年中国对非洲投资持续增多，贸易规模不断提升。然而，非洲武装冲突事件频发，其已成为威胁中国在非海外利益安全的主要风险，因而亟待加以防范与应对。文章基于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ACLED），采用核密度分析、热点分析法和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等方法，探究了1997—2024年间非洲武装冲突事件的时空演变趋势及其对中国海外利益的影响。研究发现：1）现阶段，非洲武装冲突主要集中于苏丹、肯尼亚、索马里、尼日利亚、布基纳法索以及刚果（金）东部、摩洛哥、突尼斯等地区，构成多点并发的格局。2）1997—2024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存量的空间布局呈现从“多点分散”向“相对集聚”转变趋势。3）非洲地区涉中国武装冲突事件在非洲武装冲突形势严峻的地区之上进一步集聚，且波及范围有所扩大。在刚果（金）、肯尼亚、布隆迪、索马里和乌干达等热点投资国，频发的武装冲突已对中国海外利益构成严重威胁。尽管中国在尼日利亚、苏丹、中非共和国和埃塞俄比亚等冲突活跃国家的投资规模有限，但由于当地冲突形势严峻，相关投资项目面临突出的安全风险。长期来看，若非洲地区武装冲突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将动摇中国投资信心，导致海外布局收缩、投资项目延缓等，进而阻碍“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与建设。

文章整合城市旧城实体地域数据、统计年鉴、遥感影像及房地产平台等多源数据，构建了城市尺度老旧住房建筑存量与房产总值的估算方法，测算了中国611个城市2000年以前建成并保留至今的老旧住房建筑规模、资产价值及更新后的提升价值，并分析其空间分异格局。研究表明：1）中国611个城市老旧住房建筑总面积约360 507.87万m²，存量建筑规模极为庞大且空间分布不均。建筑存量高度集中于少数超大特大城市，老旧住房拆除更新力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活力密切相关。2）在611个城市中，老旧住房的房产总价值约为480 293.77亿元，资产价值分化程度远超建筑存量分化。按15%的价值提升估算并考虑人口流动因素后，超大特大城市的老旧住房更新改造可带来显著的资产价值提升，而人口流出的中小城市城市增值空间有限，城市更新价值提升高度依赖人口流动和住房需求。3）不同规模城市面临差异化的更新约束，超大特大城市的核心挑战在于存量规模庞大与空间治理压力大，中小城市则需更侧重于民生改善而非资产运营。

以新基建赋能数字孪生城市建设，推动智慧城市升级转型，是构筑城市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之举，也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文章以2011—2022年中国149个智慧城市试点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将新基建视为数字孪生城市建设的重要路径，通过三阶段数据包络模型（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测度了新基建视角下数字孪生城建潜力，最后使用多期马尔科夫模型从时间演化和空间溢出2方面对数字孪生城建潜力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第一阶段全国综合技术效率基本保持上升趋势，其中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效率值表现为波动上升态势，而东部地区的效率值始终处于低位。2）在第三阶段，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干扰项后发现，效率值在空间上的聚集性得到提升，高值地区集中在京津冀城市群、鲁东地区及省会城市，对比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效率值发现，东部地区效率值实现了反超，表示其在数字孪生城建潜力方面具备优势，而东北、西部和中部地区效率值有所下降。3）基于传统马尔科夫模型发现，数字孪生城建潜力存在发展惯性，随着跨期数的增加，数字孪生城建潜力梯度升级趋势增强；基于空间马尔科夫模型发现，数字孪生城建潜力的发展会受邻域地区的影响，空间上同时存在正向和负向溢出效应。

基于女性主义地理学视角，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凭祥市友谊镇中21户跨国婚姻家庭为对象，运用深度访谈方法，探讨了跨境婚姻中越南新娘的日常生活实践及其对自我身份建构的理解。研究发现：1）通过具身化实践，越南新娘逐步嵌入边境村庄的社会交往空间，获得象征性的地方认同与社会归属，打破了对“外来女性”边缘化的刻板印象。2）越南新娘在家庭空间中展现出对物质环境的主动改造，通过重构家居布置与文化象征，实现了对家庭权力结构的协商与文化身份的表达。3）在国家制度性治理框架下，越南新娘面临身份合法化的现实困境，其空间流动与社会可见性受到多重约束，但也在地方层级的制度调适中展现出一定的协商与重构可能。

南沙天后宫作为华南地区重要的妈祖文化载体，在数字媒介的推动下，正经历由“历史性场域”向“流动场域”的转变。文章以游客感知为切入点，将其作为理解空间体验与文化传播效果的重要线索，基于3 838条网络文本与22份半结构式访谈，运用扎根理论、词频分析与情绪识别方法，构建了由内容转译、空间承载、体验反馈与传播创新组成的场域转化模型。研究发现，游客关注重心正由参与祭祀转向建筑景观、视觉呈现，文化资本在数字平台中被重组为更具符号化特征的传播内容，传播动力由线下在地参与逐步转向线上再传播。场域转化呈现“视觉强化−仪式弱化”的结构特征，文化内涵在传播中被压缩为景观符号，线上传播热度与线下信仰体验之间出现脱节；平台算法与流量机制加速了文化资本的转化，使传播更趋向可见性与互动性。在此基础上，研究揭示内容呈现、空间使用与游客反馈之间的循环关系，即线下实践为传播提供内容来源，线上再传播反向影响空间组织与活动策划，形成持续演化的场域运行机制。在理论层面，研究将“媒介资本”纳入场域分析；在实践层面，为文化内容表达与空间优化提供参考路径。

融合场景理论与空间生产理论，以广州车陂村为典型案例，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与多源文本分析等方法，剖析城市孤岛空间生产的文化逻辑与转型路径。研究发现：1）基于构建的“文化要素-文化场景-文化空间”三重对应的分析框架，揭示城市孤岛在文化真实性、戏剧性与合法性的场景化驱动下，分别形塑出文化身份空间、文化展示空间与文化韧性空间。2）三类空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与“表征的空间”之间的动态耦合与相互强化，共同推动空间从“文化滞存”向“韧性再生”转型。3）车陂村存在“物质存真―制度展演―精神韧性”的渐进式转型路径，在坚守物质载体原真性的基础上，借助制度赋权与节庆展演实现文化符号的价值转化，并通过社群创新、情感认同与“精神入籍”等机制提升文化系统的适应性与可持续性。

当前大国博弈和地区冲突的持续蔓延使得军事因素日益成为影响地缘关系和国际博弈的重要变量，深入探析地缘军事影响力的空间态势和形成路径对军事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指标体系构建、标准差椭圆和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地缘军事影响力进行定量测度，结果表明：1）基于军事实力、军事合作和军事威慑这3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将其作为世界各国地缘军事影响力的分析框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2）全球地缘军事影响力呈现以“一超多强”的稳定格局，美国始终是最具地缘军事影响力的国家，中国和印度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俄罗斯和英国呈现下降态势。各国地缘军事影响力的动态消长促使其重心呈现向东南方向移动的态势，中国成为地缘军事影响力重心移动最主要的动力。3）地缘军事影响力的形成路径可划分为军事实力与军事合作协同型路径、军事合作引领型路径和综合型路径，多条件综合组态效应构成强大的地缘军事影响力，在核心条件缺失和仅辅助条件存在的状态下均难以产生地缘军事影响力。

为揭示不同设计暴雨情景下深圳市内涝风险特征，文章基于LISFLOOD-FP模型，构建郑州“7·20”、深圳“9·07”及“8·05”3种典型设计暴雨情景，开展内涝模拟与城市系统暴露风险评估。结果表明：深圳市内涝积水呈现“西部深、东部浅，城区深、郊区浅”的空间格局，西部核心城区为高风险集聚区；经183个历史内涝点验证，模型模拟结果可信度较高。3种设计情景中，“7·20”设计暴雨情景风险最高，积水超0.3 m的风险区域占比26.55%，建筑、人口、道路及重点目标暴露风险均最显著；“9·07”和“8·05”设计暴雨情景内涝风险相对温和，但局部区域仍存在集中性高风险。重点目标对积水深度高度敏感，且不同区域暴露风险特征与防控短板各异，因此需聚焦差异化防护，强化专项防护措施与针对性施策。

国家形象是国家综合实力以及影响力在全球场域下的多维呈现，如何在不断扩大对外经济活动的同时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长期关注的重要议题。文章基于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视角构建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国家形象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运用2003—2022年中国与东盟十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提高中国在东道国的国家形象，这一效应会因东道国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宗教信仰而呈现出异质性；宏观层面的绿色发展、中观层面的技术创新溢出和微观层面的改善民生，构成对外直接投资提升中国在东盟的国家形象的关键路径；东道国的来华旅游人数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家形象的影响过程中发挥着门槛效应。

以全球184个经济体为对象，通过修正引力模型构建全球交通运输碳排放空间关联网络（GTCN），结合节点、整体、组织三维度的演化分析与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模型，揭示GTCN演化特征及动力机制。研究发现：1）全球交通运输碳排放空间引力强度持续上升，连通性与整合度同步提升，形成以美国、中国、德国主要国家为核心的北美、东亚、欧洲三大关联极，区域集聚显著且跨区域关联密度与强度持续增强；2）GTCN的综合中心性非对称分布，美国、百慕大、挪威长期居核心，中国等亚洲国家直接关联辐射力较强但未入核心层；3）TERGM结果显示，GTCN由多维度属性协同驱动。其中，政府效能是全域统摄特征，规模类型属性呈现非对称效应，交通运输类属性具有显著的功能分化。基于此，围绕中国从交通运输角度提出突破路径锁定、由规模驱动转向枢纽驱动、推动差异化碳责任核算机制等具体建议。

盗掘古墓葬犯罪严重威胁文化遗产安全，亟需精准有效的防控策略。为契合基层网格化治理需求，文章以B市“乡镇”为基本研究单元，融合多源数据，深入分析了该犯罪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揭示，盗掘古墓葬犯罪在空间上呈现“广域覆盖、局部集聚”的特征：虽有超过4成乡镇有过发案记录，但高发乡镇（占比不足20%）则集中于文物富集的中、东部地区。宏观层面的核密度分析显示犯罪热点邻近文保单位密集区，而基于可解释机器学习（SHAP）的微观分析进一步发现，盗掘古墓葬犯罪呈现避开防控较好的文保单位核心区域、转向选择周边田野中防护薄弱目标的倾向。具体而言，犯罪目标选择受到低人口密度、地理偏远及交通不便等环境因素的显著影响；水域分布对犯罪有显著抑制作用，农田与森林影响不明显，且公安机关与文物局的地理位置分布对犯罪目标选择的影响有限。文章进一步运用SHAP分析改进了脆弱性区域指数方法，据此绘制的乡镇级防控脆弱性地图可直接服务于网格化治理，为提升区域文化遗产保护效能提供科学支撑。

唐末两宋时期是太湖平原洪涝灾害频率较高的时期，但这一历史阶段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农业经济在洪涝环境下有着高度的发展，文章利用历史文献与水文地质考古资料，分析苏州地区在洪涝环境下适应性水利治理的历史过程与技术经验。研究发现，苏州地区通过塘埔圩田系统的整体水网构建进行农田水利开发，在开发低地圩田的同时将太湖清水导向冈身高地，灌溉高地圩田。塘埔系统是苏州地区的低地与高地之间形成稳定、优质灌排水环境的水利基础。北宋初期塘埔体系破坏之后，苏州地区洪涝灾害加剧，北宋政府仍重视对以苏州为中心的低平原区的水利治理，在积水环境中实施了大量排涝、开浦置闸与围垦工程。南宋时期以苏州为中心的积水湖沼区围垦进一步发展。官方负责河道的疏浚与修治，形成以苏州为中心，排水入吴淞江的运河水系，这一运河水系长期发挥其承转太湖洪涝水的功能。通过分析唐末至宋代苏州古城的水利治理模式，可以发现，在太湖东部平原区以苏州古城为枢纽的水网起着较好的洪涝调节功能。北宋时期洪涝环境影响下的高潜水位、湖群调节与丰水环境，是苏州古城作为太湖东部水利系统枢纽的环境基础，引清入城与活水流动是南宋时期苏州古城进行洪涝水资源管理的主要模式。苏州古城河网集引水、排水、运输等功能于一体，充分利用雨洪资源，这些经验模式对后期的水利建设仍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在“双碳”目标驱动下，光伏发电成为实现能源低碳转型的关键路径。文章以能源消费大省广东为对象，构建融合“资源禀赋—发展需求—承载约束”的多系统协调评价理论框架及指标体系，评估广东省光伏用地适宜性及减排效益；同时，引入电力需求与开发潜力的空间聚类分析，在市域层面诊断光伏开发中的供需错配问题。结果表明：1）光伏用地开发的潜力巨大，广东省光伏高度适宜区达13 292 km²（占陆域面积7.3%）；Q4开发情景时（高度适宜区开发100%）发电量为9 606亿kW·h，可覆盖全省用电需求；2）光伏开发潜力空间分异显著，高适宜区集中于粤东丘陵及雷州半岛，而珠三角核心区因土地约束导致适宜性低；3）光伏发电潜力区与电力消耗区之间空间错位，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LISA）分析结果识别出珠三角“供小于求”，粤东“供大于求”的冲突格局，惠州市作为高−高集聚区兼具本地消纳与周边辐射能力，具备优先开发价值；4）潜在减排效益巨大，Q4开发情景时每年能够节省标煤29 374.58万t，减少CO₂排放78 197.92万t，减排价值达532.9亿元；同时可削减SO₂ 646.24万t、NO_X 293.75万t、TSP 499.37万t；光伏板下植被额外提供了2.79万t碳汇，具有不可忽视的减排及生态功能。最后，文章面向省级光伏用地统筹布局需求，构建“潜力评估—空间优化—效益量化”协同的省级光伏用地配置决策思路与优化建议，可为区域光伏规模化、差异化落地提供科学参考。

批判地名学作为人文地理学与文化研究的交叉领域，旨在揭示地名命名、更名与使用过程中隐含的权力关系、文化政治与身份认同问题。通过系统梳理中西方批判地名学的研究脉络，文章揭示了二者在理论框架、研究重点与实践路径方面的本质差异。研究发现，西方研究根植于殖民历史与自由主义城市语境，历经“权力批判—文化记忆—数字化”的演进脉络，强调通过社会运动解构地名权力的结构性不平等；中国本土化探索嵌入其独特的社会制度与文化背景，形成“制度嵌入性—文化根植性—价值导向性”的研究取向，并力求通过协同治理平衡发展与保护、市场与文化、多元与统一、数字与传统等矛盾。文章最后从理论基础、研究焦点、方法论创新与实践模式4个维度构建本土化研究框架，并立足该框架引出前沿议题，包括少数民族语地名在国家标准化要求下的存续机制、乡村空心化问题中乡土地名群落的存续机制、边缘群体在地名知识生产中的话语权保障机制、历史地名保护名录的动态评估与退出机制等。

深入解析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的资本流动网络演化，并精准揭示其驱动机制，是优化资本要素空间配置、保障国家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文章基于2008—2023年中国上市公司异地投资数据构建省际资本流动网络，综合运用块模型、模体分析与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揭示网络结构演化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资本流动趋向均衡化与高效化，但在外部冲击下网络效率在短期内发生波动；2）网络分化为“主受益-经纪人-双向溢出-主溢出”4类功能板块，空间分布呈现“俱乐部效应”；3）资本传导路径中，闭合协同衰退与链式扩散并存，折射出市场分割深化与核心—边缘结构固化；4）网络演化呈现强路径依赖与有限路径创新能力，提升产品市场活力、政府治理效能及劳动力素质能显著促进资本流入，而政府过度干预与高债务压力则分别抑制了资本吸引力与外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