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探究中国台风灾害影响和灾情的时空分布及演化规律，基于县域经济社会和灾情统计数据、历史台风风雨数据、高精度地形数据等资料，以县级行政区为空间单元，采用时序统计分析法、重心模型、地理探测器、空间相关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对1978—2020年中国台风灾害灾情的时空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台风灾害造成的死亡失踪人口、倒损房屋数量和每百万人口死亡失踪率、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防灾减灾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台风灾害灾情重心随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南移，灾害影响呈现沿海地区减轻、内陆地区加重的特征；3）台风引发的风雨是灾情的主要驱动因素，地形因素是造成人员死亡失踪和农作物损失的驱动因素之一；4）浙江闽北、粤西桂东两大区域灾情集聚特征显著，与台风活动规律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5）局部地区生产总值与灾情呈负相关关系，反映经济社会发展对防灾减灾能力的促进作用。

以海口市为例，利用1960—2017年的66场台风资料，包括台风日降雨和风暴潮的极值水位，建立复合洪涝组合情景。基于多个情景，对海口市在海平面上升背景下极端雨潮复合洪涝灾害的潜在风险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1）在台风事件中，风暴潮为复合洪涝灾害的关键致灾因子，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主要位于南渡江入海口和北部滨海地区；2）在最大雨潮复合洪涝组合情景中，海口市受淹面积估计为148 km²，相较于最小雨潮复合洪涝组合情景增加了约15倍，淹没区域中一半以上的区域积水深度超过1 m；3）在极端雨潮复合情景下，海甸岛、新埠岛及江东新区一带的滨海地区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最显著。根据RCP8.5情景预测，到2100年，海口市受极端复合洪涝灾害的影响区域预计达到约203 km²。

在全球气候急剧变化的背景下，沿海地区风暴潮发生的频率与受灾程度逐渐增加，特别是受风暴潮与上游流域洪水共同影响下的河口感潮河段区域。尽管现有风暴潮模型也引入多种不同的边界设置，但提供的边界条件有限，且无法满足当前国内复杂水工程的概化需求。为此，文章以飞云江流域为研究对象，通过耦合上游流域水动力模型IFMS与海洋风暴潮模型ADCIRC模式，充分发挥二者各自的优势，构建河口感潮河段洪水演进模型，实现飞云江感潮河段潮水位时空模拟。该模型不仅有效地考虑了河口海洋处风暴潮上溯对感潮河段区域洪水演进的影响，也考虑了流域上游洪水对该区域的影响。首先，采用2016年台风“鲇鱼”对模型进行验证，模拟结果与实测系列吻合度较高，误差满足基本要求。然后，对台风“杜苏芮”和“卡奴”影响下的瑞安、马屿、碧山六桥及洞头4个潮位站的洪水过程进行模拟，结果显示4个站点的洪峰误差值均低于0.30 m，纳什系数大于0.80，表明该模型能较好地反映高低潮位变化，可应用于河口感潮河段防灾减灾中。最后，还分析了上、下游边界的驱动作用对感潮河段3个站点（瑞安、马屿、碧山六桥）潮水位预测的影响，证明了下边界对3个站点的潮水位预报影响比上边界的影响大。研究成果不仅为河口感潮河段洪水模拟提供了一种新方法，而且通过分析给出提升模型模拟精度的方向。

基于中国气象局热带气旋最佳路径数据集，对1949—2022年北上台风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并探讨了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 ENSO）对北上台风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1）74年间共有275个北上台风活动，频数的年际变化呈不显著上升趋势，但北上台风占西北太平洋生成台风总数的比例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2）北上台风主要集中在7—9月生成，8月份进入定义区数量最多，生命期强度以超强台风、台风等高强度等级居多，且高强度等级北上台风出现的几率近些年有增加趋势；3）共有159个北上台风在中国登陆，未登陆转向路径台风大多在30°N、125°―130°E附近向东转向。北上台风生成位置大多集中在10°―20° N、130°―150° E，登陆类北上台风的生成位置更加偏西，消散类台风的生成位置纬度更高；4）Niño 3.4指数与北上台风频数和生命期强度分别呈显著的负相关和正相关关系，同时其对北上台风的生成位置也具有明显影响。与厄尔尼诺年相比，拉尼娜年生成的北上台风数量更多，生成位置更加偏西、偏北，但厄尔尼诺年发生的北上台风强度更高。

灾害动态风险评估是灾前风险管理的重要依据。文章基于2009—2022影响中国东南5省的108个台风案例近4 000个县级灾情，融合30类多源风险要素指标，建立台风动态风险评估样本库，并利用随机森林算法建立了6个台风灾害风险评估模型，用于灾害事件发生前对受灾人口、紧急转移安置人口、农作物受灾面积、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直接经济损失等风险等级以及综合风险等级进行评估。通过实际灾情与模型结果进行验证，灾害风险评估结果准确率整体达到80%以上，表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泛化能力，可用于实际灾害评估工作。实验对比发现，训练样本量提高1~2个数量级能使模型评估准确率提升3%~14%，表明灾害风险大数据的积累对灾害风险评估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浙江舟山和温州海岛地区获取的344份水产养殖家庭问卷调查数据和各利益相关者的访谈数据，使用混合数据的因子分析（FAMD）和主成分的层次聚类分析（HCPC），辨识海岛水产养殖家庭台风灾害脆弱性类型，揭示各脆弱性类型的特征，识别家庭脆弱性类型的判别指标，分析台风灾害及其他压力源对海岛渔业生态系统和水产养殖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海岛地区水产养殖业和水产养殖家庭呈现高经济脆弱性，大部分虾蟹贝混养类、藻类和贻贝类养殖家庭台风灾害损失严重。2）水产养殖家庭在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方面的差异，导致家庭呈现3种不同的脆弱性类型及特征。3）家庭劳动力的不足、多次遭受台风灾害损失、基础设施不能充分满足需求是水产养殖家庭呈现台风灾害脆弱性的共同影响因素；风险暴露、养殖品种、家庭年均收入、户主年龄、教育程度、社会支持、采用适应策略的数量及成本-收益情况这些显著判别指标间的差异是形成不同脆弱性类型的关键。4）气候、生态环境、经济和市场、社会、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的多重压力源相互作用产生累积效应，加剧了海岛地区渔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家庭的社会经济脆弱性。

台风大风可导致输电线路杆塔断裂倒塌等事故，影响电力系统运行安全，因而台风灾害输电线路杆塔风险评估具有重要意义。以浙江省全域杆塔为例，基于杆塔属性、地理信息及台风灾情资料，提出了一种基于“超额损失”的针对连续型和离散型变量的输电线路台风灾害杆塔脆弱性评估模型；利用68 a台风参数风场再分析数据，基于极值理论，建立了台风大风危险性评估模型；基于区域灾害系统理论，通过台风大风、杆塔脆弱性之间耦合分析，建立了台风输电线路杆塔风险评估模型。结果显示：台风大风危险性呈从东南向西北递减态势，随重现期增大呈非线性增大趋势，以20和100 a一遇极大风速为例，浙江省全域风速强度分别为23.5~50.9和32.6~68.9 m/s；台风影响下的杆塔综合脆弱性总体呈南高北低且与地形联系紧密的分布态势，脆弱性高值（>1）区域主要在浙中南和沿海地区；输电线路杆塔风险总体呈南高北低、沿海高内陆低的特点，局部差异性较大。应根据具体线路特点采取差异性较大的抗风策略。

文章结合广东省巨灾保险的具体实践，详细介绍了台风巨灾指数保险的研发流程、数据和关键方法，回顾了2016—2023年期间广东省台风巨灾指数保险的应用情况，系统分析了现有保险方案的优势和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探讨了未来可能的改进方向。主要结论为：1）基于圆形巨灾框、采用台风强度等级作为赔付结构分层标准的台风巨灾指数保险具有方法简单、易于回算、数据易获取、结果客观透明等优点；2）台风巨灾指数保险具有理赔速度快、运营成本低、可有效规避道德风险等优势；3）现有台风巨灾指数保险方案在特定情形下基差风险较为明显，对气候变化背景下台风灾害事件的极端性以及单次台风事件影响多个地市等复杂情形考虑存在不足；4）未来可从更加深入全面分析台风灾害事件规律和特征、增加更多的物理参数、获取更为准确的台风强度等级概率分布等方向加以改进。

利用降水和海表温度格点数据以及中国沿海台站降水数据，分析中国沿海夏季降水对ENSO时空响应特点，并探讨中国沿海夏季降水年代际变化原因。结果表明：1）中国沿海夏季降水受ENSO影响区域特征明显，以连云港和云澳为界可分为3个区域。渤黄海沿海夏季降水与Niño3.4指数呈负相关，东海沿海呈正相关，南海沿海相关关系不显著。2）年代际尺度上，中国沿海夏季降水与Niño3.4指数关系不稳定。渤黄海沿海夏季降水与Niño3.4指数负相关在1980年之前和2010年之后较为显著，东海沿海的正相关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变得不显著，南海沿海的相关关系不显著。3）年代际尺度上，渤黄海沿海夏季年代际降水与同期Niño3.4指数、前一年冬季AO指数和当年春季AAO指数呈显著负相关，而东海沿海都呈显著正相关，南海沿海夏季年代际降水与当年春季北极海冰指数呈明显负相关。对于Niño3.4指数，中东太平洋偏高的海表温度能在500 hPa位势高度场激发出负太平洋-日本型遥相关波列，使得渤黄海沿海夏季年代际降水减少和东海沿海增多；当前一年冬季AO和当年春季AAO为正相位时，850 hPa风场在贝加尔湖南部的异常反气旋引导中高纬地区气流南下，引起东亚夏季风减弱，造成渤黄海沿海夏季年代际降水减少；另外，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且位置偏西引起上升运动增强，导致东海沿海夏季年代际降水增多；春季北极海冰年代际变化能在850 hPa风场和500 hPa位势高度场上，激发出导致南海沿海夏季降水年代际变化相反的大气环流形势。

结合台风属性数据和多标签分类方法，以BERT-BiLSTM（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Bidirectional Long Short-Term Memory）为分类模型，提出基于微博文本与深度学习的台风灾情识别方法，对2010—2019年登陆广东省的强台风/超强台风灾情进行识别，在粗分类获取台风灾情相关微博文本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类为交通影响、社会影响、电力影响、林业影响和内涝积水等5类灾情。结果表明：1）提出的台风灾情识别方法粗分类和细分类精度分别达到0.907和0.814；2）强台风/超强台风的灾情占比受台风强度、路径和受灾地区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而存在差异；3）台风登陆前，灾情主要为台风预防措施导致的交通影响和社会影响。台风登陆后，灾情表现出单峰和双峰特征，反映台风灾情的变化趋势和特点。

中国岛礁数量众多，地形复杂，受热带气旋灾害影响大。高空间分辨率热带气旋风场模拟有助于表达风速空间异质性，对面积相对较小的岛礁地区开展高分辨率模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热带气旋路径、岛礁分布、土地覆盖以及数字高程数据，按照1 000、90和30 m分辨率风场模型模拟了中国岛礁区历史热带气旋风速，分地形类型对比分析了各分辨率下岛礁模拟风速大小的差异性，并比较了不同空间分辨率热带气旋100 a一遇风速的差异。结果表明：1）30 m空间分辨率风速模拟准确率更高，模拟风速与8个站点实测风速的均方根误差为4.28 m/s，比90和1 000 m模拟结果误差分别降低了0.08和1.04 m/s；2）不同空间分辨率模拟风速误差与地形类型相关，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岛90和1 000 m模拟风速与30 m模拟风速的对比表明，平均风速模拟差异比例在山峰地形下分别为6.57%和7.61%，山谷地形下分别为21.28%和17.35%，峭壁地形下分别为22.85%和23.37%，且30 m模拟风速对于迎风坡与背风坡地形转换更敏感；3）对于100 a一遇热带气旋风速，30 m模拟风速会出现最大的风速值且空间差异更大。以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岛为例，1 000、90、30 m分辨率下的模拟风速最大值分别为71.13、73.18和79.97 m/s，标准差分别为3.88、3.72和7.18 m/s。

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为灾害管理领域引入新的理念与技术手段。文章回顾了社交媒体数据的特性及其在台风灾害管理中的应用潜力和价值，为灾害管理领域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并以2023年台风“杜苏芮”对福建省的影响为例，运用LDA主题建模方法分析新浪微博台风灾害期间的发文数据，探究社交媒体数据在灾害管理中的应用潜力。结果显示，微博平台活跃度与灾害事件发展进程相关；不同类型用户在灾害发生过程中关注焦点有所差异，个人用户更倾向于关注生活设施恢复和救援物资供应情况，而组织用户侧重于灾情传播和应急处置；主题内容演化分析能反映各城市在灾害管理不同阶段内应急响应和公众关注需求的动态。未来研究可从结合多源数据、利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提升主题信息提取的准确性、探索社交媒体数据在灾后紧急救援和基础设施保障需求中的应用等角度展开。

现有台风灾害链研究大多采用高维对称Copula模型建立多个致灾因子的联合分布，对致灾因子之间非线性、非对称的复杂关联结构探究不足。文章以浙江岛屿城市舟山为例，通过C-Vine Copula函数刻画当地台风灾害链“风-雨-潮”之间的复杂依赖关系，利用1979—2018年逐日的最大持续风速、累积降雨量以及最大风暴增水数据估算三者的联合概率分布以及重现期。研究表明：1）风速与降雨量在常规数值区间（非极端情况）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最佳联合分布为Frank Copula；风速与风暴增水具有上尾依赖的特征，最佳联合分布为Gumbel Copula；2）降雨量分布在风速条件下显示2处峰值，风暴增水分布在风速条件下近似于均匀，两者之间的最佳联合分布为Gumbel Copula；3）以单变量100 a重现期为例，风速-降雨量与风速-风暴增水组合事件的二维联合重现期分别缩短至29和30 a，而风速-降雨量-风暴增水组合事件的三维联合重现期缩短至17 a。综上，C-Vine Copula函数能准确有效地刻画台风灾害链“风-雨-潮”之间的复杂依赖关系，深化对于台风灾害链内在作用机制的理解，为台风灾害风险管理和工程设计提供科学支持。

为了探索机器学习模型在热带气旋灾害损失评估中的作用，基于2009—2020年福建省县级热带气旋灾害损失数据，分别采用LightGBM （Light 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 LightGBM）、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 RF）、极限梯度提升（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 XGBoost）、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BP神经网络（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BP）等5种算法，优化了直接经济损失等级评估模型参数，并用不同的热带气旋事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基于LightGBM算法性能最佳，其准确率、精确率、召回率和F1分数（精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值）均在79%以上，具有较好的泛化能力；最大小时降雨量、3 s极值风速是最重要的2个致灾指标，固定资本存量是比GDP更重要的指标；通过4种登陆点/路径和2种风雨强度的热带气旋事件的对比，发现评估结果与实际结果较为一致，模型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文章从移民网络的视角，使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其中高学历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落户意愿及其社会影响因素，同时探讨省际与省内迁移模式对落户意愿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高学历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大体呈“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高学历流动人口的友缘、亲缘网络呈现“北高南低”格局，业缘网络呈现“西高东低”格局，乡缘网络则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2）移民网络对高学历流动人口的迁移形成物质情感的社会支持，对落户意愿存在显著影响，亲缘、友缘和业缘影响较大，乡缘影响较小；3）省内高学历流动人口由于迁移距离较近、迁移成本低等原因，其落户意愿受到亲缘的影响更大，而省际高学历流动人口则因在流入地缺少亲缘等原因，落户意愿较弱，且受友缘和乡缘影响更大。未来的人才迁移研究和政策应更多考虑社会因素，这有利于推动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

基础设施网络和经济网络可从不同的维度对城市系统进行刻画，两者存在密切联系，研究两者间的动态耦合关系对促进城市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08—2023年高速铁路运营服务数据和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数据，构建分别反映城市间高铁联系和企业异地投资联系的高速铁路服务网络（简称为“高铁网络”）与异地投资网络，应用象限图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了2种网络时空耦合协调性，识别城市和城市联系的类型。结果表明：1）高铁网络和异地投资网络的规模和密度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高铁网络扩张明显快于异地投资网络；高铁和异地投资网络整体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相关程度先上升后下降。2）高铁和异地投资网络同步发展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行政和经济发达的城市；而高铁网络滞后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的非交通枢纽城市以及大连、乌鲁木齐等；高铁网络超前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高铁干线周边城市。整体上，经济发达程度较高的地区，城市在高铁网络或异地投资网络中的地位越高，城市间的高铁和异地投资联系越强。

在中国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关键转型期，公务员队伍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历结构和空间分布的优化对于提升政府效能和推动社会进步具有深远影响。文章基于2023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的招录数据，使用空间统计方法与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公务员考试被录取应届生的梯次迁移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被录取应届生的迁移模式以逆向梯次迁移为主。非同级迁移的目的地以四线、三线、一线城市为主；同级迁移目的地以四线、三线、二线城市为主。2）个人属性（包括性别、毕业学校等级和来源城市等级）中，除四、五线城市高校应届生外，其他属性应届生均以逆向梯次迁移为主。3）岗位条件（即单位等级）和岗位要求（包括学历和基层工作经验等方面的要求）中，各组别被录取者均以逆向梯次迁移为主。4）个人属性、岗位条件和岗位要求共同影响被录取者迁移模式的选择，其中个人属性和岗位要求影响相对显著。5）公务员考试被录取应届生迁移模式选择机制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互动，有客观与主观的权衡。这一编制类就业模式相较于其他非编制类就业有更强的逆向梯次迁移可能性，其原因可能是岗位设置、竞争强度以及主观意愿存在较大差异。

残疾女性技能化是新时代助力残疾人就业增收的重要工作之一，基于赋权理论解析残疾女性技能化的路径与机制，对于残疾女性融入社会和提升残疾人就业创业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以女性主义地理学为视角，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质性方法，以江苏省宜兴市爱德培训学校为案例地，分析了赋权理论在提升残疾女性自我意识、增强能力以及实现技能化的重要作用及路径。研究发现：1）通过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资源，形成了“政策支持―市场拓展―社会助力”的协同赋能模式，为残疾女性提供了从培训到就业的全链条支持，显著提升了残疾女性在传统工艺领域的专业技能，为残疾女性提供了“地方身份资本”，增强了这一群体的市场竞争力和经济独立性。2）技能化成果改变了残疾女性的社会身份，使该群体从边缘化的无业或低收入群体转变为有技能、有稳定收入的职业人士。3）技能化过程使残疾女性有了更多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和能力，不仅扩展社会网络，增强其社会影响力，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也使其自身的赋权成果得到优化，并且提高了该群体的社会参与度。

文章利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2000—2024年相关领域有关人才流动的中英文文献进行回顾，归纳国内外人才流动的研究热点，比较相关研究进展。结果表明：1）研究热点方面，国内侧重于不同类型人才的空间分布、城市因素对人才流动的影响及人才与城市创新的互动，而国外更聚焦于全球化背景下高技能移民的流动决策及其在流入国的社会适应；2）理论上，国内外均围绕劳动力迁移理论，从宏观区域与微观个人视角探讨人才迁移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拓展了舒适物、创意阶层等理论框架；3）研究进展上，国外逐渐凸显迁移者生命历程及社会文化微观机制对人才流动的影响，方法上趋向定量与质性相结合，而国内主要聚焦于人才流动空间格局及宏观城市因素的影响，以定量分析为主。未来中国人才流动研究应加强微观机制探讨，构建本土理论框架，推动质性与定量研究结合，并利用大数据和新技术突破数据获取的限制。

产业与职业密不可分。现有演化经济地理研究多关注产业关联或职业关联等单要素关联，没有对二者的交互影响及其异质性进行系统探索，多要素交互关联为理解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新视角。文章探讨中国城市劳动力技能结构对产业演化的内生影响，并系统分析其区域异质性与产业异质性。结果发现：1）中国城市产业与职业之间的关联性不断增加；平均产业关联密度与职业-产业交互关联密度的空间分布具有较高的一致性。2）产业-职业交互助推中国城市产业演化。中国城市产业演化均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效应；产业-职业交互可以扩大地区产业比较优势。3）不同区域、不同产业门类分样本结果呈现一定差异，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城市和大规模城市的产业与职业交互效应更突出，中东部地区和大规模城市更可能通过技能结构与潜在产业的相关性实现路径突破；分产业门类看，劳动力技能更有助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多样化。

基于2003—2021年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履历大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从城市尺度分析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人才不同就业阶段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并进一步分析不同学历和学校层级人才分布格局影响因素的异质性。结果发现：1）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人才主要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省会直辖市以及城市群形成集聚；相较于初次就业阶段，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在当前就业阶段的空间集聚度有所升高。2）不同就业阶段人才分布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初次就业阶段，经济因素对人才分布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在当前就业阶段，舒适性因素的作用更加突出，反映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在职业发展中后期物质基础得到满足后，对生活品质提升的关注日益增强。同时，人才政策在两个阶段均对人才分布起重要作用。3）不同学历与学校层级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分布的影响因素呈现异质性。高人力资本群体（研究生学历及毕业于“双一流”高校）对舒适性因素的关注度更高，尤其在当前就业阶段表现得尤为显著。

基于2022年8个城市78所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流动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嵌套Logit模型分析家庭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高校毕业生城市间就业流动的影响以及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家庭资本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家庭资本水平越高，毕业生越倾向于流向高等级城市；2）不同家庭资本水平的毕业生在就业流动过程中关注的因素不同：家庭资本水平较高的毕业生更关注城市经济因素和城市舒适度因素；3）在家庭资本影响毕业生就业流动的过程中，毕业生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的人力资本（学历、学校类型、学生干部身份、学习成绩、证书、实习经历）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中介作用和一定的负向调节作用。

基于2009—2020年1 248名有过境外留学或工作经历且随后回国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的高水平科技人才履历信息，分别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嵌套Logit模型分析了中国境外高水平科技人才回流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境外人才流出城市网络以中国香港、美国剑桥为核心城市，流入城市网络以北京、上海为核心城市，且回流城市分布区域差异显著；2）剑桥（美）是北京、上海境外人才回流的主要来源地，回流至南京的境外人才的主要来源城市是新加坡，而中国香港是广州、武汉境外人才回流的主要来源地；3）个体微观因素上，学缘联系与人才引进计划等级均显著影响人才回流的城市选择。宏观因素上，中国城市的高薪资待遇、较高的科技投入强度和顶尖科研平台的高度集聚是吸引境外高水平科技人才回流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教育服务设施舒适性和气温舒适性因素也显著影响境外人才回流的城市选择；4）城市宏观因素对人才回流区位选择的影响存在个体异质性，男性、流动经验丰富、境外居留时间长、重视学缘社会联系、获得高等级人才引进计划支持以及于较晚回流的境外人才在回流选择时，更为重视城市较高的薪资水平和顶尖科研平台的建设水平。

文章从知识生产的嵌入性视角出发，通过融合“蜂鸣-管道”模型和强弱关系理论，分析国际学者在全球、国家和地方等多尺度下的合作网络嵌入性结构及其特征，并揭示不同类型的合作网络嵌入性对知识生产的具体影响。同时结合定性分析，通过与国际学者的深度访谈，探讨其合作网络嵌入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结果发现：1）在本土网络的嵌入性方面，国际学者呈现“弱关系（广泛）的国内管道 + 强关系（稳定）的地方蜂鸣”的主要特征，该模式对知识生产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2）在国际网络的嵌入性方面，国际学者倾向于建立强关系（稳定）的国际管道，主要原因是他们在文化与制度环境上难以深度嵌入地方，从而转向维持国际合作网络。

时代变迁引发青年求变，随着中国内外部环境的转变，一些高校毕业生出现空间上的反向流动趋势。文章以广州市高校毕业生为例，采用问卷调查、网络民族志与深度访谈等定量定性混合方法，基于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理论，从结构属性与能动意愿视角建立了新时期高校毕业生反向流动的解释框架，结果发现：1）地理空间资源的不均衡、现代社会的流动方式多样化和高校毕业生（“Z世代”）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共同推动青年反向流动的择地意愿；2）高校毕业生反向流动的影响因素包括其教育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的实现，以及对城市生活成本与综合环境的考虑等；3）高校毕业生空间上的反向流动，即向更低等级城市流动，并不一定代表其社会阶层的降低；一部分人适应反向流动后的生活，在经济和文化上渐渐融入当地，并建构新的社会网络，享受到在原大城市不同的生活品质。研究通过分析高校青年人才空间流动的新特点和现象，为优化城市引才体系提供实证依据，也为未来城市发展提供理论指引和人才政策建议。

利用全球专利数据库，从人才流动视角探讨人才来源国多样性对目的国实现空间维度创新突破的影响，并进一步分解地理、文化与制度距离，剖析在多样性外来群体中具有更强作用的部分。研究发现，高技能人才来源国多样性有利于目的国突破现有知识基础，形成关联程度较低的技术创新，从而拓展技术创新的空间维度。此外，“来源国-目的国”之间的多维邻近性会影响多样性群体积极作用的发挥。具体而言，地理距离较远而文化距离较近的国家之间，人才多样性对突破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制度距离的影响并不显著。

文章以杭州市馒头山社区为研究案例，以田野调查方式获取资料，采用参与式观察、网络文本分析等方法，从空间生产理论与微观史视角出发，剖析遗产空间变迁与地方意义建构的关系，及以城市更新为表征的现代化对民众日常的影响，试图回应近年城市研究的“微观史”转向。结果表明：1）第一空间的改造对地方环境提升和公共服务设施改善具正面效应，对地方情感产生积极引导作用；2）权威群体基于规划改造将遗产社区转化为符合国家政府构想的第二空间，使其转变为具消费、生产及休闲属性的第三空间；3）各行动主体基于异质性感知，受权威群体第二空间构想的影响，在日常实践中重构第三空间，在情感流变中或可面临迷失、分化风险。审视城市更新过程中的遗产社区，需关注其迈向第三空间的非均衡与不稳定，认可活化遗产所激发的“地方进步感”时，更应关注“地方分化感”的萌生，否则将桎梏于第二空间的构想幻象中，使“遗产的共享性”成为伪命题。

文章以中国高水平网球运动员为研究对象，从人才地理学角度出发，对中国高水平网球运动员开展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结果表明：1）从时间演化特征看，2013—2022年中国高水平网球运动员数量分布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总体上占绝对优势，但呈小幅度下降趋势，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数量波动变化较为明显。2）从空间演化特征看，中国高水平网球运动员大多分布在胡焕庸线的东南侧，且两侧差异明显，但总体上呈现由东南向西北扩散的趋势。从空间格局特征看，中国高水平网球运动员空间分布的标准差椭圆呈东北―西南走向，且椭圆面积显著增长，空间重心自东北向西南迁移。3）从影响因素看，城镇化率（0.60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0.518）和区域网球场数量（0.493）是主导因子。城镇化率与区域网球场数量（0.793）、人均GDP与区域网球场数量（0.783）、人均GDP与城镇化率（0.758）3组的交互作用最强，影响程度远超单一因子。

在执行和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面临现实挑战的背景下，研究制定针对各项目标的本土化评估指标体系，对不同尺度可持续发展现状监测、问题诊断、对策制定等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环境”三维理论框架，解构可持续发展目标11（SDG11）在社区尺度的内涵，构建包含7项目标、13项指标的城市社区可持续性评估指标体系，并以长沙市建成区602个样本社区为例，利用多源大数据，开展社区可持续性综合评估及社区“经济-社会-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估。结果表明：1）2010—2020年，长沙市社区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度处于“比较接近”区间，并由高到低呈“核心―边缘”空间分布特征；2）7项目标中，住房保障、防灾减灾和环境治理目标进展顺利，公共交通和遗产保护目标提升显著，公共空间目标缓慢提升，规划管理目标不够理想；3）结合社区“经济-社会-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估结果，将样本社区划分为协调发展、过渡发展和失调衰退3种类型，叠加核心区、中心城区和近郊区分区结果，提出差异化治理路径；4）评估指标体系效度较高，后续需借助大量实证案例进一步完善。

基于2000、2010和2020年3次中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刻画近20年来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的分布格局，并采用分数响应模型，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要素和人口迁移3个维度，识别县域尺度人口老龄化程度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20年间，中国绝大多数县域步入“老龄化社会”，部分县域步入“老龄社会”，成渝地区、内蒙古中部、长三角外围等地区县域步入“超老龄社会”。2）人口老龄化分布的空间结构模式多样。总体上，胡焕庸线是人口老龄化分布的明显分界线，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县域老龄化程度高于西北半壁县域，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人口老龄化呈现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寒区梯度扩散的特征；局部看，人口老龄化呈现“均质化”“逆核心—边缘”“核心—边缘”等多样的空间结构特征。3）自然环境奠定人口老龄化分布的宏观格局，社会经济要素是老龄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人口迁移对老龄化空间格局的重塑起重要作用。

缅甸是中国重要的周边邻国，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国家。在新冠疫情导致中缅边境封控之下，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依旧突飞猛进。然而这种态势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国家和云南省政府层面依然将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作为首选。这显然是对缅甸自2000年以来的国别地缘环境变化理解不足。文章借助国别地缘环境分析框架和研究路径，通过阐述缅甸基本国情、主要关系与矛盾，揭示在内外因素跨尺度、多领域、多元地缘体互动等共同作用下缅甸地缘环境的演变，即2000—2010年外压内稳和2011—2021年外斗内乱。缅甸整体地缘环境变化为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提供了绝佳的机遇。从地缘环境视角论证了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战略定位。文章不仅深化了对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新认识，且为大力推进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地方记忆和情感研究是人文地理学的经典话题，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了新媒体社交平台，构建出与实体空间不同的虚拟空间，为地方记忆和情感寄托提供新的载体。文章基于脱域机制和媒介地理相关理论，以《舌尖上的中国》纪录片为研究对象，结合自然语言处理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量化字幕、弹幕和评论数据，探析“数实融合”背景下地方记忆被唤醒的过程。结果表明：1）字幕的主题词包括故乡、食物、味道、生活等，弹幕和评论中的核心节点包括食物、故乡、味道等，与其他节点共同构建语义网络；2）纪录片通过数字媒介平台唤醒观众的地方情感记忆，建构了承载饮食实践和地方归属感的社会文化空间；3）数字媒介为观众提供了新的互动平台，消解了实体空间对交流方式的地域限制，实现身体缺场和精神在场的共存，缩短了人与故乡的情感距离。

为深入了解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区域人才集聚和知识溢出的影响机理，运用渐进式双重差分和空间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长三角一体化政策对人才集聚与知识溢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一体化政策显著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群的人才集聚和知识溢出，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异质性分析表明，一体化政策显著促进了中心城市的人才集聚与知识溢出，对外围城市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从人口维度看，一体化政策对于大中型人口规模城市的人才集聚和知识溢出影响更积极。3）机制分析表明，城市化水平、市场一体化、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越高的城市，一体化政策对人才集聚的正向作用越大；一体化政策还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显著促进了人才集聚。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和空间现象，青年新部落的空间性特征与动态体现了其与所处社会环境互动的模式、过程与策略。但既有研究主要将空间作为新部落的形成条件和内在特征，而缺乏将空间作为理解新部落的社会与历史过程的关键视角。为此，文章基于索亚（Soja）提出的2条向空间开放的分析路径，即“时间-空间”与“社会-空间”，构建分析框架，以“706青年空间”为例，剖析青年新部落的空间性特征与动态。研究表明，“706青年空间”具有成员流动性、共同的情感、仪式与符号、共同占用的空间等新部落属性。同时，“706青年空间”也在现场的情感流动与认同中呈现瞬时的空间性特征，在记忆与想象的过程中呈现空间性的稳定与延续。在与外部社会环境的互动中，青年新部落采取多种空间策略，以便嵌入到现实社会中，包括通过空间的收缩和刺激扩散得以保存和发展，通过空间的开放和关系的拓展，以实现与地方的连接。文章突破了新部落理论有关空间认知的局限，揭示了新部落与社会环境互动中所呈现的空间性特征与动态模式，为解释城市中不断涌现的新部落现象提供了基于空间性的视角。

中缅印度洋新通道是推进中缅地缘经济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解析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地缘经济合作障碍及其协作机制，将为提升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地缘经济效应和加强中缅地缘经济合作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地缘经济合作障碍不仅有地理环境的阻碍，更有中缅经济发展差异、复杂武装冲突干扰、大国干预掣肘和多元利益主体博弈的地缘风险的束缚。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地缘经济合作并不是一种区域控制战略工具，而是打造一条交通物流、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深度关联的国际贸易走廊。为了推进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地缘经济合作，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应构建多层次的地缘经济合作协作机制。在国家层面，应通过推动中缅印度洋新通道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融合、强化中缅政策沟通机制对接、制定中缅印度洋新通道长远发展战略规划来加强中缅发展战略对接。在通道层面，应通过推动内外部基础设施联动、强化跨境地缘经济要素流动和产业协作、深化面向缅甸及印度洋地区的经贸合作来升级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地缘经济效应。在利益主体层面，应通过强化多方利益对接、统筹中缅口岸协调对接机制、创建立体化新通道风险防范机制来构建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协商机制。

数字经济时代依托O2O电商平台外卖店铺在中心城区大规模集聚形成“外卖工厂”。除过平台经济、消费需求以及空间成本等多方面的影响外，骑手是促进“外卖工厂”最终形成的重要实体和动态因素。文章基于虚实空间互动的分析框架，运用参与式调查法，揭示了众包、专送2种不同类型骑手在“外卖工厂”形成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在“外卖工厂”形成的初始阶段，众包骑手促进外卖店铺在大区域分化；专送系统的出现促进不同片区间配送效率的均衡；随着专送和众包体系的日益成熟，最终促进外卖店铺在大站点片区内完成高密度、大规模集聚。骑手作为虚拟集聚引致实体集聚的核心中介，在不同阶段和空间尺度促进了外卖店铺的分化、均衡与极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