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从移民网络的视角，使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其中高学历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落户意愿及其社会影响因素，同时探讨省际与省内迁移模式对落户意愿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高学历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大体呈“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高学历流动人口的友缘、亲缘网络呈现“北高南低”格局，业缘网络呈现“西高东低”格局，乡缘网络则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2）移民网络对高学历流动人口的迁移形成物质情感的社会支持，对落户意愿存在显著影响，亲缘、友缘和业缘影响较大，乡缘影响较小；3）省内高学历流动人口由于迁移距离较近、迁移成本低等原因，其落户意愿受到亲缘的影响更大，而省际高学历流动人口则因在流入地缺少亲缘等原因，落户意愿较弱，且受友缘和乡缘影响更大。未来的人才迁移研究和政策应更多考虑社会因素，这有利于推动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

在中国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关键转型期，公务员队伍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历结构和空间分布的优化对于提升政府效能和推动社会进步具有深远影响。文章基于2023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的招录数据，使用空间统计方法与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公务员考试被录取应届生的梯次迁移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被录取应届生的迁移模式以逆向梯次迁移为主。非同级迁移的目的地以四线、三线、一线城市为主；同级迁移目的地以四线、三线、二线城市为主。2）个人属性（包括性别、毕业学校等级和来源城市等级）中，除四、五线城市高校应届生外，其他属性应届生均以逆向梯次迁移为主。3）岗位条件（即单位等级）和岗位要求（包括学历和基层工作经验等方面的要求）中，各组别被录取者均以逆向梯次迁移为主。4）个人属性、岗位条件和岗位要求共同影响被录取者迁移模式的选择，其中个人属性和岗位要求影响相对显著。5）公务员考试被录取应届生迁移模式选择机制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互动，有客观与主观的权衡。这一编制类就业模式相较于其他非编制类就业有更强的逆向梯次迁移可能性，其原因可能是岗位设置、竞争强度以及主观意愿存在较大差异。

为提升山地乡村社区灾害韧性评价的科学性与实践价值，文章基于PSR（压力―状态―响应）模型，融合熵值法与（AHP）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包含3个维度（压力韧性、状态韧性、响应韧性）、9个要素、32项指标的多层级评价体系，并以四川省凉山州安宁河流域的4个典型社区（桃源村、曹古村、牛郎村、群英村）为例，结合实地调研、GIS空间分析及多源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社区综合韧性排序为桃源村＞牛郎村＞群英村＞曹古村，桃源村因全国防灾示范社区建设，韧性最高，而曹古村因高海拔地形和基础设施滞后，韧性最低；2）状态韧性对总体韧性贡献度最高，其中C9村民住宅建筑质量为核心驱动因素，压力韧性中C2单侧距活动断层距离与C6地质灾害隐患点威胁人数显著影响风险等级，响应韧性依赖C26灾害监测设备与C27预警信息发布效率；3）基于“压力―状态―响应”协同优化路径，提出差异化防灾策略，包括风险区划与工程治理（压力层）、住房抗震改造与社会资本培育（状态层）、智慧预警与传统知识融合（响应层）。文章验证了PSR模型在山地乡村灾害韧性评价的适用性，揭示了“状态韧性主导、响应能力短板”的典型特征，为同类社区防灾规划提供方法论支持。

文章利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2000—2024年相关领域有关人才流动的中英文文献进行回顾，归纳国内外人才流动的研究热点，比较相关研究进展。结果表明：1）研究热点方面，国内侧重于不同类型人才的空间分布、城市因素对人才流动的影响及人才与城市创新的互动，而国外更聚焦于全球化背景下高技能移民的流动决策及其在流入国的社会适应；2）理论上，国内外均围绕劳动力迁移理论，从宏观区域与微观个人视角探讨人才迁移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拓展了舒适物、创意阶层等理论框架；3）研究进展上，国外逐渐凸显迁移者生命历程及社会文化微观机制对人才流动的影响，方法上趋向定量与质性相结合，而国内主要聚焦于人才流动空间格局及宏观城市因素的影响，以定量分析为主。未来中国人才流动研究应加强微观机制探讨，构建本土理论框架，推动质性与定量研究结合，并利用大数据和新技术突破数据获取的限制。

残疾女性技能化是新时代助力残疾人就业增收的重要工作之一，基于赋权理论解析残疾女性技能化的路径与机制，对于残疾女性融入社会和提升残疾人就业创业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以女性主义地理学为视角，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质性方法，以江苏省宜兴市爱德培训学校为案例地，分析了赋权理论在提升残疾女性自我意识、增强能力以及实现技能化的重要作用及路径。研究发现：1）通过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资源，形成了“政策支持―市场拓展―社会助力”的协同赋能模式，为残疾女性提供了从培训到就业的全链条支持，显著提升了残疾女性在传统工艺领域的专业技能，为残疾女性提供了“地方身份资本”，增强了这一群体的市场竞争力和经济独立性。2）技能化成果改变了残疾女性的社会身份，使该群体从边缘化的无业或低收入群体转变为有技能、有稳定收入的职业人士。3）技能化过程使残疾女性有了更多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和能力，不仅扩展社会网络，增强其社会影响力，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也使其自身的赋权成果得到优化，并且提高了该群体的社会参与度。

以海口市为例，基于高分辨率气候模式数据，利用热带气旋路径数据集模拟1960—2099年热带气旋风暴潮位，并结合降雨和河流流量，利用超阈值法和极值分布，分析海口市复合洪涝致灾因子变化特征。基于此，构建复合洪涝情景，对极端复合洪涝灾害进行危险性模拟并深入探究。结果表明：1）最高风暴潮位、累积降雨量和上游最大流量的极值分布拟合结果显示，气候变化下未来海口市最高风暴潮位和上游最大流量有所上升，累积降雨量有所减少；2）海口市复合洪涝灾害致灾因子统计结果表明，气候变化下海口市发生多致灾因子碰头事件概率增加，降雨峰值与风暴潮峰值同时发生的概率较大，与上游流量峰值碰头概率较低，但存在同天发生的可能性，因此需全面考虑多致灾因子的耦合作用，否则将会低估极端洪涝灾害的影响；3）模拟结果表明，在50 a一遇情景下，未来阶段（2015—2099年）总淹没面积达371.01 km²，相较历史阶段（1960—2014年）的396.96 km²有所减少，但深度＞3 m的淹没区域面积和体积大幅增加，分别从50.13扩展至78.45 km²，从529.29×10⁶增加至637.08×10⁶ m³，尤其是南渡江沿岸及北部滨海区的洪涝风险将进一步加剧。

文章以粤西高州马贵河流域“2010.9.21”特大滑坡泥石流灾害为例，从灾害链触发、传递和累积放大角度出发，分析该次灾害事件中滑坡—泥石流灾害链的演化特征；基于小流域单元，从滑坡—泥石流灾害链的启动条件、累积放大条件入手，建立以累积放大效应为导向的灾害链危险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综合指数模型对滑坡—泥石流灾害链的危险性进行评估，用实际调查结果进行验证。结果表明：1）马贵河流域滑坡—泥石流灾害链具有多沟汇集，冲击力大，地形起伏度大等特点；在物源区，滑坡在失稳过程中直接转化为泥石流，经过短距离流动汇入泥石流支沟，多条泥石流支沟在沿途中接受滑坡汇集汇入主沟谷，经流通区势能加速后冲出沟口，在沟口低缓地形区产生大面积扇形堆积，造成居民房屋、农田等遭受严重淤积。2）马贵河流域滑坡—泥石流灾害链的危险性以中危险性为主，仅1处小流域处在极高危险区。3）评价结果与实地调查结果高度一致，文章提出的考虑累积放大效应的灾害链危险性评估方法可靠，可以为滑坡—泥石流灾害链的风险评估提供参考。

产业与职业密不可分。现有演化经济地理研究多关注产业关联或职业关联等单要素关联，没有对二者的交互影响及其异质性进行系统探索，多要素交互关联为理解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新视角。文章探讨中国城市劳动力技能结构对产业演化的内生影响，并系统分析其区域异质性与产业异质性。结果发现：1）中国城市产业与职业之间的关联性不断增加；平均产业关联密度与职业-产业交互关联密度的空间分布具有较高的一致性。2）产业-职业交互助推中国城市产业演化。中国城市产业演化均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效应；产业-职业交互可以扩大地区产业比较优势。3）不同区域、不同产业门类分样本结果呈现一定差异，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城市和大规模城市的产业与职业交互效应更突出，中东部地区和大规模城市更可能通过技能结构与潜在产业的相关性实现路径突破；分产业门类看，劳动力技能更有助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多样化。

中国沿海城市经常受到雨潮遭遇复合灾害的影响，合理计算不同标准下的降雨、潮位设计组合值，对沿海城市防洪排涝规划设计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广州市105个排涝片区为研究对象，基于2个潮位站点和广州市高程数据，将105个涝区划分为37个非高潮位影响区域与68个高潮位影响区域，并基于超阈值选样法选取片区雨量序列及其对应的潮位序列。在此基础上，通过Copula函数和同频法计算各片区不同联合重现期下雨量、潮位设计组合值，并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受降雨量、高程等因素的影响，雨潮遭遇联合重现期为50、100、200 a时，各排涝片区雨潮设计量级分别约为30~35、50~58、74~94 a，雨潮遭遇具有明显的放大效应。设计暴雨总体呈自北向南逐步减少趋势。广州市百年一遇日降雨和高潮位遭遇概率大体呈从北向南增大趋势；广州市远离河口的区域相对于中部与南部地区更不容易受高潮位影响，雨潮遭遇风险相对较低。

文章利用CMIP6气候模式和人口预测数据，预估了3种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情景下广西西江流域2021—2100年干旱变化以及人口暴露度。研究发现：1）CMIP6多模式耦合平均法在预测气候变量和干旱事件具有较高有效性。未来，西江流域气温和降水在不同情景下均呈上升趋势，气候变化影响愈发显著。2）通过SPEI指数分析，发现西江流域历史与未来干旱化趋势明显增加，不同情景下未来干旱的变化速率、发生时间、频率、强度等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变化复杂。低排放情景下干旱有望缓解，而高排放情景下干旱将全面加剧。3）西江流域未来不同程度干旱空间变化差异明显。低排放情景远期干旱基本消失，中等排放情景影响范围和强度均可能加剧，高排放情景则全面恶化，干旱态势严峻。4）人口暴露度与不同排放情景高度相关，低排放情景下人口暴露度显著降低，中、高排放情景下则大幅增加，尤其是远期重旱人口暴露度激增。5）气候变化是影响人口暴露度的主要因素，但人口增长与结构变化亦不容忽视，需制定差异化适应措施，通过积极减排和可持续发展路径降低干旱风险。

利用上海市1990—2020年逐日降雨数据，构建了汛期3个时期（梅雨期、盛夏期、秋雨期）3种雨量阈值（最大值、99分位、95分位）下的9种暴雨情景。基于SCS-CN水文模型和Mike21水动力模型进行城市暴雨水淹模拟，构建了基于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组合权重与控制规则的模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上海文旅集聚区进行内涝影响评价。结果表明：1）盛夏期为上海暴雨内涝高影响时期，95分位情景下郊区受轻微内涝影响，极大值情景下中心城区内涝影响显著增加；2）控制规则有效地提升了内涝影响评价体系的合理性与适应性，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是内涝影响评价的关键因子；上海市文旅集聚区内涝影响呈现显著的时空梯度特征，中高及高影响区域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文旅集聚区；3）盛夏期中高及高影响区域面积最大，达3.1 km²（占比8.79%），梅雨期次之，秋雨期影响最小；4）盛夏期街区马路型集聚区的高影响面积占比最大，水岸休闲型和文旅综合型次之，面积占比分别为27.52%、8.30%和6.44%。

基于2022年8个城市78所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流动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嵌套Logit模型分析家庭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高校毕业生城市间就业流动的影响以及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家庭资本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家庭资本水平越高，毕业生越倾向于流向高等级城市；2）不同家庭资本水平的毕业生在就业流动过程中关注的因素不同：家庭资本水平较高的毕业生更关注城市经济因素和城市舒适度因素；3）在家庭资本影响毕业生就业流动的过程中，毕业生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的人力资本（学历、学校类型、学生干部身份、学习成绩、证书、实习经历）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中介作用和一定的负向调节作用。

台风是中国沿海地区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常导致重大经济损失。准确评估和预测台风直接经济损失对于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和优化资源配置至关重要。文章以福建省84个区县为研究对象，基于2009—2021年影响福建省的30场台风灾害数据，结合致灾因子、孕灾环境因子和承灾体暴露度因子，共计20个关键影响因子，采用LightGBM方法构建台风直接经济损失预测模型，对台风风险进行定量评估并通过实际案例探讨模型在台风实际直接经济损失动态预测中的适用性。模型重要性分析表明，日最大风速、河网密度、日最大降水、累计降水、单位面积GDP和城市化率是影响福建省台风直接经济损失的主要因素。文章构建的模型在训练集上Pearson相关系数R达到0.836、可决系数R ²达到0.66，通过4个超强台风案例验证模型性能，预测直接经济损失与实际的损失相关系数在0.6~0.71，表明模型具有较好的应用潜力。以超强台风“莫兰蒂”为例，利用所建模型开展动态预测应用，结果显示模型较好地模拟了台风动态变化过程中直接经济损失的动态分布变化，可为福建省及其他沿海地区的台风灾害损失评估和应急管理提供科学支持。

基于2003—2021年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履历大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从城市尺度分析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人才不同就业阶段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并进一步分析不同学历和学校层级人才分布格局影响因素的异质性。结果发现：1）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人才主要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省会直辖市以及城市群形成集聚；相较于初次就业阶段，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在当前就业阶段的空间集聚度有所升高。2）不同就业阶段人才分布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初次就业阶段，经济因素对人才分布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在当前就业阶段，舒适性因素的作用更加突出，反映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在职业发展中后期物质基础得到满足后，对生活品质提升的关注日益增强。同时，人才政策在两个阶段均对人才分布起重要作用。3）不同学历与学校层级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分布的影响因素呈现异质性。高人力资本群体（研究生学历及毕业于“双一流”高校）对舒适性因素的关注度更高，尤其在当前就业阶段表现得尤为显著。

文章从知识生产的嵌入性视角出发，通过融合“蜂鸣-管道”模型和强弱关系理论，分析国际学者在全球、国家和地方等多尺度下的合作网络嵌入性结构及其特征，并揭示不同类型的合作网络嵌入性对知识生产的具体影响。同时结合定性分析，通过与国际学者的深度访谈，探讨其合作网络嵌入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结果发现：1）在本土网络的嵌入性方面，国际学者呈现“弱关系（广泛）的国内管道 + 强关系（稳定）的地方蜂鸣”的主要特征，该模式对知识生产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2）在国际网络的嵌入性方面，国际学者倾向于建立强关系（稳定）的国际管道，主要原因是他们在文化与制度环境上难以深度嵌入地方，从而转向维持国际合作网络。

时代变迁引发青年求变，随着中国内外部环境的转变，一些高校毕业生出现空间上的反向流动趋势。文章以广州市高校毕业生为例，采用问卷调查、网络民族志与深度访谈等定量定性混合方法，基于空间流动与社会流动理论，从结构属性与能动意愿视角建立了新时期高校毕业生反向流动的解释框架，结果发现：1）地理空间资源的不均衡、现代社会的流动方式多样化和高校毕业生（“Z世代”）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共同推动青年反向流动的择地意愿；2）高校毕业生反向流动的影响因素包括其教育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的实现，以及对城市生活成本与综合环境的考虑等；3）高校毕业生空间上的反向流动，即向更低等级城市流动，并不一定代表其社会阶层的降低；一部分人适应反向流动后的生活，在经济和文化上渐渐融入当地，并建构新的社会网络，享受到在原大城市不同的生活品质。研究通过分析高校青年人才空间流动的新特点和现象，为优化城市引才体系提供实证依据，也为未来城市发展提供理论指引和人才政策建议。

基于2009—2020年1 248名有过境外留学或工作经历且随后回国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的高水平科技人才履历信息，分别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嵌套Logit模型分析了中国境外高水平科技人才回流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境外人才流出城市网络以中国香港、美国剑桥为核心城市，流入城市网络以北京、上海为核心城市，且回流城市分布区域差异显著；2）剑桥（美）是北京、上海境外人才回流的主要来源地，回流至南京的境外人才的主要来源城市是新加坡，而中国香港是广州、武汉境外人才回流的主要来源地；3）个体微观因素上，学缘联系与人才引进计划等级均显著影响人才回流的城市选择。宏观因素上，中国城市的高薪资待遇、较高的科技投入强度和顶尖科研平台的高度集聚是吸引境外高水平科技人才回流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教育服务设施舒适性和气温舒适性因素也显著影响境外人才回流的城市选择；4）城市宏观因素对人才回流区位选择的影响存在个体异质性，男性、流动经验丰富、境外居留时间长、重视学缘社会联系、获得高等级人才引进计划支持以及于较晚回流的境外人才在回流选择时，更为重视城市较高的薪资水平和顶尖科研平台的建设水平。

中国东南沿海对气候变化响应敏感，同时经济高度发达、人口老龄化严重，具有高暴露度和脆弱性，是复合高温-干旱事件（Compound Heat-Drought Events, CHDEs）发生的潜在高风险区域。文章基于多模式集成的CMIP6气候预估数据，采用Copula联合分布函数，从发生天数、强度和持续时间维度探讨未来多情景（SSP1-2.6、SSP2-4.5、SSP3-7.0、SSP5-8.5）、多时段（2021—2040、2041—2060、2081—2100年）下，东南沿海CHDEs的危险性时空格局，并运用可归因分数（Attributable Fraction, AF）方法探讨高温对干旱的滞后效应。研究发现：1）未来情景下东南沿海CHDEs危险性呈上升趋势，其中强度增长最为显著，在SSP5-8.5情景下，21世纪末强度达到基准期（1995—2014年）的3.41倍；2）空间格局上，上海大部分地区、江苏东南部和浙江东部靠近海岸线地区为危险性高值区，且随着辐射强迫的增加，空间异质性增强；3）东南沿海地区的高温对干旱具有明显滞后效应，其中江苏东北部、浙江东部靠近海岸线地区及上海大部分地区最大滞后AF值超过5%，部分区域滞后天数高达7 d。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事件及海平面上升正威胁着沿海城市社区安全。为应对这一挑战，建设韧性社区已成为保障城市安全和减缓灾害影响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社区基线理论，将韧性视为适应性与脆弱性的权衡，构建了海湾社区韧性的评估框架，并以厦门市五缘湾片区的25个小区为例，展开沿海灾害影响分析及韧性评估。结果表明，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社区的韧性值差异显著：位于内湾的社区韧性水平较高，主要归因于其毗邻湿地公园、良好风浪条件和集中的应急设施。相反，位于外湾填海区的社区面临高受灾风险和救援不便的问题，因此韧性值较低。此外，居民自身防灾能力对于社区韧性也密切相关。以同属性外湾区域的社区为例，在部分社区实例中，由于社区凝聚力和协作能力水平较高，其韧性值仅次于内湾最高韧性值社区。然而在内湾社区案例中，由于居民社会网络较为松散，资源整合能力不足，导致应急防灾能力存在明显短板，其韧性水平较外湾滞后。因此提升沿海社区韧性需差异化施策：外湾优先优化防灾设施与应急系统，内湾强化社群协作与资源整合，并制定韧性分级标准；研究表明，唯有协同空间规划（降低暴露度）与社会能力（增强协作），方能有效应对复合型气候风险。

历史降水数据是评估干旱和洪水等灾害风险的基础，但是历史数据无法涵盖未来更极端的降水情况，而目前大范围格网单元的随机降水生成方法尚不完善。为此，文章旨在基于历史降水信息生成具有空间相关性的随机降水，以提升灾害风险评估的可靠性。基于经验正交分解以及主成分系数概率拟合等方法，探索了中国0.1°格网尺度日降水随机事件集的生成方法和技术流程。首先，基于经验正交分解方法，对中国1961—2022年共62年逐日降水数据进行分解，对于年内任意一天均形成62个空间模态及对应的模态系数；其次，利用多种概率分布函数对各日的模态系数进行概率分布拟合，并为每日选择出一个最优拟合函数；然后，基于各日模态系数概率分布，并选择历史模态系数的最大值、最小值的2倍作为阈值上下边界范围，进行多年的日降水情景蒙特卡洛抽样；最后，利用每日62个空间模态及随机模态系数，生成各年逐日随机降水事件集。为比较历史降水、随机降水特征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模拟生成5 000个年份的日降水事件，并用最大值、平均值、标准差、典型重现期降水、空间相关性5个统计特征值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显示：1）随机降水较好地保留了历史降水的强度-概率特征，在格网尺度上二者平均值差异＜0.9 mm几乎可以忽略，10、20和50 a一遇降水强度差异均＜15%，二者标准差的差异均＜8%。2）随机降水有效地扩展了年最大值上限，在差异最大的网格上，随机降水最大值比历史降水提高了36%。3）随机降水较好地保留了空间相关性特征，中国所有格网的逐日莫兰指数和皮尔逊相关系数，最小值也分别＞0.96和0.95。基于经验正交分解的中国日降水随机事件集，可为后续量化灾害风险评估提供良好的降水数据基础。

文章以杭州市馒头山社区为研究案例，以田野调查方式获取资料，采用参与式观察、网络文本分析等方法，从空间生产理论与微观史视角出发，剖析遗产空间变迁与地方意义建构的关系，及以城市更新为表征的现代化对民众日常的影响，试图回应近年城市研究的“微观史”转向。结果表明：1）第一空间的改造对地方环境提升和公共服务设施改善具正面效应，对地方情感产生积极引导作用；2）权威群体基于规划改造将遗产社区转化为符合国家政府构想的第二空间，使其转变为具消费、生产及休闲属性的第三空间；3）各行动主体基于异质性感知，受权威群体第二空间构想的影响，在日常实践中重构第三空间，在情感流变中或可面临迷失、分化风险。审视城市更新过程中的遗产社区，需关注其迈向第三空间的非均衡与不稳定，认可活化遗产所激发的“地方进步感”时，更应关注“地方分化感”的萌生，否则将桎梏于第二空间的构想幻象中，使“遗产的共享性”成为伪命题。

利用全球专利数据库，从人才流动视角探讨人才来源国多样性对目的国实现空间维度创新突破的影响，并进一步分解地理、文化与制度距离，剖析在多样性外来群体中具有更强作用的部分。研究发现，高技能人才来源国多样性有利于目的国突破现有知识基础，形成关联程度较低的技术创新，从而拓展技术创新的空间维度。此外，“来源国-目的国”之间的多维邻近性会影响多样性群体积极作用的发挥。具体而言，地理距离较远而文化距离较近的国家之间，人才多样性对突破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而制度距离的影响并不显著。

以风暴潮为例，通过整合防灾减灾政策文本，将风险要素解构为危险性、脆弱性、抗灾能力三维度。运用文本挖掘技术分析政策语境下的风险要素构成及演变特征，重点揭示不同阶段防灾减灾的侧重点。结果表明：1）政策文本可提取出大量风暴潮风险要素，其中危险性要素聚焦海平面上升、台风等高频词，脆弱性要素突出沿海区域、海岸带、土地利用等方面，抗灾能力要素强调工程防御、财政支持等。2）不同阶段的政策文本对风险要素的关注点存在显著差异，2010年以前主要集中在灾害危险性的识别与监测方面，2010—2015年关注点在于进一步细化承灾体脆弱性，2015年后则更重视科技发展对抗灾能力的作用，这些变化反映政策制定者对风暴潮灾害风险认知的逐步深化。3）政策文本中提取的“天文潮”“围填海”“灾害保险”等要素，弥补了传统指标体系对人为干预与制度性因素的忽视。

气候变化背景下城市洪涝灾害日益频发，城市化加剧了关键基础设施间的耦合依赖，其在极端洪涝事件中将面临更高的服务中断风险。文章构建了从洪涝灾害风险传导到社会影响的综合分析框架，包括洪涝过程模拟、关键基础设施级联建模与社会脆弱性评估。以深圳茅洲河流域为案例，基于网络方法构建基础设施系统网络模型，通过Delft3D模型构建多情景淹没，分析基础设施服务中断对城市居民的影响及服务稳定性，研究发现：1）变电站是洪涝引发级联故障的关键节点，模型模拟的电力中断区域与历史验证数据的吻合率达62%，具有较高可信度；2）考虑级联效应后，消防站和派出所受影响数量分别增加了10和6个，通讯和医疗服务中断对城市居民数量的影响更为显著；3）气候变化背景下，洪水对基础设施系统的扰动显著加剧，整体受影响基础设施数量平均提升38%；4）得益于相对合理的空间布局和设施的抗洪能力，茅洲河流域的电力系统、应急响应（涵盖警务和消防）和避难服务表现出一定稳定性。

文章以中国高水平网球运动员为研究对象，从人才地理学角度出发，对中国高水平网球运动员开展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结果表明：1）从时间演化特征看，2013—2022年中国高水平网球运动员数量分布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总体上占绝对优势，但呈小幅度下降趋势，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数量波动变化较为明显。2）从空间演化特征看，中国高水平网球运动员大多分布在胡焕庸线的东南侧，且两侧差异明显，但总体上呈现由东南向西北扩散的趋势。从空间格局特征看，中国高水平网球运动员空间分布的标准差椭圆呈东北―西南走向，且椭圆面积显著增长，空间重心自东北向西南迁移。3）从影响因素看，城镇化率（0.60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0.518）和区域网球场数量（0.493）是主导因子。城镇化率与区域网球场数量（0.793）、人均GDP与区域网球场数量（0.783）、人均GDP与城镇化率（0.758）3组的交互作用最强，影响程度远超单一因子。

快速城市化与地质灾害频发对区域生态安全构成挑战。传统生态安全格局（ESP）构建方法较少考虑地面沉降等垂直地质因素，这可能导致沿海城市生态功能区划不合理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降低。文章以珠海市为例，探索了地面沉降因素对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影响机制。采用多层感知器（MLP）深度学习模型进行ESP预测，结合加权平均、非线性融合、信息熵和主成分分析等多源数据融合方法进行格局分类和效果评估。结果显示，MLP模型的平均预测准确率达84.5%。空间分析揭示了地面沉降对ESP的影响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中等历史沉降区（8~41 mm/a）表现出最显著影响。源地区和建设区域分别有7.14%和9.84%的区域表现为轻微沉降（2~8 mm/a），应作为重点监测与管理区域。不同融合方法在识别特定功能区域方面表现各异：主成分分析（前2个主成分分别解释了27.1%和19.8%的方差）和信息熵方法在识别建设区和廊道区方面表现优异，而非线性融合在源地区识别方面具有优势。通过整合地面沉降监测数据和多源数据融合方法，文章为沿海城市ESP优化提供了方法学参考，辅助识别了以沿海湿地和河口系统为核心的珠海市生态安全格局。研究表明，在地面沉降约束下协调生态保护、灾害防治与城市发展是可行的。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高分辨率时空数据的应用、算法优化，以及研究成果向城市规划和生态管理政策的高效转化机制。

全球气候变暖加剧了中国马拉松赛事的高温暴露风险。高温环境不仅威胁运动员健康安全，还可能对赛事的组织策略和体育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造成深远影响，因此马拉松赛事的高温风险管理成为亟待关注的重点。针对当前高温预警体系在运动场景中阈值设定的缺失，以及缺乏统一、详尽的标准规范，文章基于湿球黑球温度（WBGT）构建了红色、橙色和黄色三级精细化高温暴露预警体系，并基于该系统分析马拉松赛事高温暴露的时空分布特征及演变趋势，结果发现，中国马拉松赛事高温暴露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预警期整体呈现“南长北短”的空间格局。此外，对比1961—1990年的历史参照期，1991—2020年的当前基准期内，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高温暴露期显著延长，尤其是红色预警期，反映出极端高温事件频率和强度的持续上升趋势。为全面评估高温暴露，文章创新性地从暴露强度、暴露数量和暴露价值3个维度完善马拉松高温暴露框架并提出高温暴露指数（Marathon Exposure Index, MEI）。本研究成果可扩展至其他户外运动项目，为应对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公共体育活动安全治理提供理论工具与实践范式。

在执行和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面临现实挑战的背景下，研究制定针对各项目标的本土化评估指标体系，对不同尺度可持续发展现状监测、问题诊断、对策制定等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环境”三维理论框架，解构可持续发展目标11（SDG11）在社区尺度的内涵，构建包含7项目标、13项指标的城市社区可持续性评估指标体系，并以长沙市建成区602个样本社区为例，利用多源大数据，开展社区可持续性综合评估及社区“经济-社会-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估。结果表明：1）2010—2020年，长沙市社区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度处于“比较接近”区间，并由高到低呈“核心―边缘”空间分布特征；2）7项目标中，住房保障、防灾减灾和环境治理目标进展顺利，公共交通和遗产保护目标提升显著，公共空间目标缓慢提升，规划管理目标不够理想；3）结合社区“经济-社会-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估结果，将样本社区划分为协调发展、过渡发展和失调衰退3种类型，叠加核心区、中心城区和近郊区分区结果，提出差异化治理路径；4）评估指标体系效度较高，后续需借助大量实证案例进一步完善。

围绕粤港澳大湾区防灾减灾的重大需求，开展大湾区自然灾害危险性区划与对策研究。首先，基于陆地地貌分类体系，进行大湾区地貌一级和二级区划；其次，根据各地貌单元内主导自然灾害的强度，进行自然灾害的一级和二级区划；最后，根据区划单元内自然灾害的主控因素进行灾害危险性评估与区划，并针对性提出大湾区自然灾害防灾减灾对策建议。结果表明：1）大湾区地貌可划分山地、丘陵、台地、平原4大一级分区和中海拔小起伏山地、低海拔侵蚀剥蚀丘陵、低海拔冲积台地、低海拔海积冲积平原等10个二级分区；2）大湾区可划分为山地丘陵灾害区、平原台地灾害区和河口海岸灾害区3个灾害一级分区，面积占比分别为52.77%、40.43%和6.80%；3）大湾区可划分为低海拔小起伏山地灾害区、低海拔海积冲积平原地面沉降区、低海拔平原台地洪涝区等14个灾害二级分区，其中，面积最大的为低海拔小起伏山地灾害区，面积占比为36.67%；4）大湾区山地丘陵灾害高危险区主要在肇庆市的德庆、怀集、广宁等县区、广州市北部的从化区、惠州市的龙门、博罗等区域，平原台地灾害高危险区主要在珠海市斗门区、广州市花都区的广花盆地、南沙区、佛山市高明区等区域，河口海岸灾害高危险区主要在珠海市斗门区、珠三角出海口附近；并从4方面针对性地提出大湾区自然灾害的防灾减灾对策。

基于2000、2010和2020年3次中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刻画近20年来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的分布格局，并采用分数响应模型，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要素和人口迁移3个维度，识别县域尺度人口老龄化程度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20年间，中国绝大多数县域步入“老龄化社会”，部分县域步入“老龄社会”，成渝地区、内蒙古中部、长三角外围等地区县域步入“超老龄社会”。2）人口老龄化分布的空间结构模式多样。总体上，胡焕庸线是人口老龄化分布的明显分界线，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县域老龄化程度高于西北半壁县域，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人口老龄化呈现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寒区梯度扩散的特征；局部看，人口老龄化呈现“均质化”“逆核心—边缘”“核心—边缘”等多样的空间结构特征。3）自然环境奠定人口老龄化分布的宏观格局，社会经济要素是老龄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人口迁移对老龄化空间格局的重塑起重要作用。

地方记忆和情感研究是人文地理学的经典话题，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了新媒体社交平台，构建出与实体空间不同的虚拟空间，为地方记忆和情感寄托提供新的载体。文章基于脱域机制和媒介地理相关理论，以《舌尖上的中国》纪录片为研究对象，结合自然语言处理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量化字幕、弹幕和评论数据，探析“数实融合”背景下地方记忆被唤醒的过程。结果表明：1）字幕的主题词包括故乡、食物、味道、生活等，弹幕和评论中的核心节点包括食物、故乡、味道等，与其他节点共同构建语义网络；2）纪录片通过数字媒介平台唤醒观众的地方情感记忆，建构了承载饮食实践和地方归属感的社会文化空间；3）数字媒介为观众提供了新的互动平台，消解了实体空间对交流方式的地域限制，实现身体缺场和精神在场的共存，缩短了人与故乡的情感距离。

数字经济时代依托O2O电商平台外卖店铺在中心城区大规模集聚形成“外卖工厂”。除过平台经济、消费需求以及空间成本等多方面的影响外，骑手是促进“外卖工厂”最终形成的重要实体和动态因素。文章基于虚实空间互动的分析框架，运用参与式调查法，揭示了众包、专送2种不同类型骑手在“外卖工厂”形成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在“外卖工厂”形成的初始阶段，众包骑手促进外卖店铺在大区域分化；专送系统的出现促进不同片区间配送效率的均衡；随着专送和众包体系的日益成熟，最终促进外卖店铺在大站点片区内完成高密度、大规模集聚。骑手作为虚拟集聚引致实体集聚的核心中介，在不同阶段和空间尺度促进了外卖店铺的分化、均衡与极化过程。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和空间现象，青年新部落的空间性特征与动态体现了其与所处社会环境互动的模式、过程与策略。但既有研究主要将空间作为新部落的形成条件和内在特征，而缺乏将空间作为理解新部落的社会与历史过程的关键视角。为此，文章基于索亚（Soja）提出的2条向空间开放的分析路径，即“时间-空间”与“社会-空间”，构建分析框架，以“706青年空间”为例，剖析青年新部落的空间性特征与动态。研究表明，“706青年空间”具有成员流动性、共同的情感、仪式与符号、共同占用的空间等新部落属性。同时，“706青年空间”也在现场的情感流动与认同中呈现瞬时的空间性特征，在记忆与想象的过程中呈现空间性的稳定与延续。在与外部社会环境的互动中，青年新部落采取多种空间策略，以便嵌入到现实社会中，包括通过空间的收缩和刺激扩散得以保存和发展，通过空间的开放和关系的拓展，以实现与地方的连接。文章突破了新部落理论有关空间认知的局限，揭示了新部落与社会环境互动中所呈现的空间性特征与动态模式，为解释城市中不断涌现的新部落现象提供了基于空间性的视角。

为深入了解区域一体化政策对区域人才集聚和知识溢出的影响机理，运用渐进式双重差分和空间双重差分方法检验了长三角一体化政策对人才集聚与知识溢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一体化政策显著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群的人才集聚和知识溢出，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异质性分析表明，一体化政策显著促进了中心城市的人才集聚与知识溢出，对外围城市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从人口维度看，一体化政策对于大中型人口规模城市的人才集聚和知识溢出影响更积极。3）机制分析表明，城市化水平、市场一体化、教育、公共服务供给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越高的城市，一体化政策对人才集聚的正向作用越大；一体化政策还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显著促进了人才集聚。

文章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相关数据，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文本分析等方法探究中国盗掘文物犯罪的空间分布格局、作案模式特征和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被盗掘文物以秦汉及以前时期的在野古墓葬为主；盗掘文物犯罪人多为低学历、务农或无业的男性中老年。2）空间上，存在3个高发省域和3个次高发省域；热点区主要集中在豫、晋、陕交界地带，涉及7个热点市域；随时间变化，高发市域略有增减和转移，但整体范围相对稳定；微观地点上，高发于乡村耕地和山野林、荒地；国保单位与盗掘犯罪地都集聚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地区，文物资源丰富的地区更易发生盗掘文物犯罪。3）犯罪出行空间模式以“市内盗掘”为主，“跨市盗掘”目的地集中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域并以中、短距离为主；多为4~9人团伙作案，分专业和偶然盗掘2类，作案过程可划为组队、谋划、实施、逃逸4个阶段。4）文物分布和打防政策是盗掘文物犯罪的重要影响因素，二者交互作用明显。

使用卫星遥感技术进行全球范围的降水观测已成为当前热点。然而，热带海岛地区因其气候特殊和地形复杂，遥感降水数据的精度评估尚未充分研究。文章以海南岛为研究区，利用小时尺度的站点数据对CMORPH、CHIRPS、GsMAP、GPM、MSWEP、ERA5-Land和PERSIANN进行多尺度系统评估，分析各类产品在该区域的降水探测能力。结果表明：1）相比于其他5种降水产品，GsMAP和GPM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均具有更优表现，相关性强，误差小，对各级降水的探测成功率较高。在3 h尺度上，GPM和GsMAP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53和0.52；在日尺度上，GPM和GsMAP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3和0.74。2）在年降水量对比中，过去20年海南岛的年平均降水量呈现波动中变化趋势，平均值为1 776.4 mm/a。CMORPH的年平均值为1 765.1 mm/a，与CHM-PRE数据集最为接近，误差较小。3）在空间分布格局研究中，GsMAP的降水量范围为1 337.9~2 287.0 mm，与站点观测数据（996.9~2 368.9 mm）最为接近，呈现东部多于西部，西南山区多于东北平原的环状分布格局，尤其在海南岛东南部的高值中心区域，二者较吻合。4）在降水趋势分析中，CMORPH、ERA5-Land、GPM、MSWEP、CHIRPS和PERSIANN在海南岛部分地区呈现增加趋势，而GsMAP呈现较为强烈的增加趋势。5）在极端降水事件分析中，GPM能较好地模拟海南岛台风降水事件的时空演变特征。因此，在开展海南岛降水研究工作时，GsMAP和GPM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开展跨境医疗合作，便利香港居民在内地工作生活。然而，跨境就医信息壁垒成为香港居民了解和使用内地医疗服务的首要阻碍。文章基于问卷调查和对香港居民、粤港两地医护与卫生部门官员的深度访谈，分析香港居民前来内地就医的信息壁垒的程度、人群差异、主要成因与破解策略。研究发现：1）香港居民对内地医疗质量分等、医保体系和医疗收费的了解程度均较低，后二者的信息壁垒尤为突出；2）中年群体、中高收入家庭、经常在内地逗留和内地亲友较多的人群，对内地医疗了解相对较多；3）跨境就医信息壁垒，是医患信息不对称在两地医疗系统和就医习惯差异下被放大的结果，并由于国家对医疗广告的严格管控和香港与内地的社会隔阂而长期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据此，提出统筹跨境医疗信息治理、拓展医疗信息推广渠道、医疗质量与医疗费用信息并重、以及针对不同人群制定差异化措施等4个策略破解香港居民跨境就医的信息壁垒。

借鉴人地关系、景观生态学相关理论，建立“要素-功能-结构”的蓝绿空间公共性评价体系，以长沙蓝绿空间为例，探索其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蓝绿空间公共性包含要素可获取、功能可选择、结构连通可共享三大特征，对促进并扩大公共生活、支持泛社会关联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2）长沙蓝绿空间公共性呈现由核心向外围递减的圈层式、依托水系扇形扩展的特征；要素可获取性——要素空间可及性表现出核心区高、近郊区低的特征，要素数量充裕度表现出核心区低、近郊区高的特征；功能可选择性——活动主体包容性表现出核心区及中心城区湘江沿岸低、湘江东岸低于西岸的特征，功能选择丰富性表现出核心区高、近郊区低的特征；结构连通可共享性——互动连通性表现出核心区高、近郊区低，两区过渡地带楔形交错的圈层特征，并伴随风光带沿线高的带型特征，景观连通性表现出核心区低、近郊区高，湘江西岸高于东岸的特征。3）社会需求、经济助力及环境支持，不同程度地推动了蓝绿空间公共性的空间分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