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2018年的人口数据和经济数据，采用土地利用影响模型对社会经济指标空间化，探讨安徽省人口－经济空间关系对地形的响应。结果表明：1）空间化模型预测的人口和经济密度能够反映实际状况，并将人口－经济空间关系划分为超前型、滞后型和协调型3种类型。皖南山区以滞后型为主，经济集聚滞后于人口集聚；皖北地区以协调型为主，人口和经济发展处于平衡状态；皖中地区以超前型为主，经济集聚大于人口集聚；2）随着地形因子的变化，地形对人口的影响强于经济。海拔＞100 m，坡度＞6°，地形起伏度＞50 m的区域，属于经济集聚滞后于人口集聚的重点关注区域，主要分布在金寨县、霍山县、岳西县和太湖县等大别山核心区和池州市、黄山市和宣城市境内等皖南山区；3）人口－经济空间关系与地形有一定的空间相关性。总体上，随着海拔升高、坡度和地形起伏度增大，超前型面积占比越来越低，滞后型面积占比越来越高，协调型面积占比基本处于稳定。这可能是由于高低起伏的地表特征不仅对农业机械化产生显著的阻隔效应，使第一产业发展受限，且对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和产业布局有显著影响，弱化了地区经济优势。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使用GW相关分析、EOF分析和空间相关性分析方法，基于2005－2018年的航空客运业和经济发展统计数据，对区域内航空客运业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互动状况的时空维度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长三角地区航空客运业与区域经济之间互动关联呈现逆“核心—外围”的圈层分布特征。受上海“虹吸效应”影响，位于长三角核心圈层的南通、无锡、常州等城市的总体互动关联程度要低于长三角外围圈层的黄山、衢州、徐州、金华、温州等城市；长三角地区18个城市航空客运业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互动关联有一定的滞后性。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和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后的两年时间里出现了波动变化，互动关联程度降低；相比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航空客运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联程度对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反映程度更加强烈。

通过构建城乡居民客观发展指数、主观幸福感指数和福祉差异系数，分析了2005－2015年长江经济带城镇、乡村居民福祉水平及其差距的动态变化过程和空间差异，探讨其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及各省城乡居民福祉均呈上升趋势，区域城镇和乡村居民福祉指数分别由2005年的0.665 3、0.570 4提高至2015年的0.761 5、0.683 0，上中下游由低到高的梯度变化明显。2）城镇居民福祉水平略高于乡村，城乡居民福祉差距呈缩小趋势，城乡居民福祉差异系数由2005年的1.166 3降低至2015年的1.114 8，下游缩小幅度相对较大。3）经济因素是影响长江经济带城乡居民福祉水平及差距的主要因素，且乡村居民福祉受经济因素的拉动效应更为明显。4）城乡居民福祉水平除经济因素外，还与基础设施、精神文化、社会管理、基本住房、生态环境等因素有关，因此经济水平高的地区福祉水平并不一定高于经济水平低的地区。5）社会主义新农村与美丽乡村建设、精准扶贫战略、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施，有效促进了乡村居民福祉水平的迅速提升，在缩小城乡居民福祉水平差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采用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提取广州市城乡过渡带边界，利用基于sDNA模型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2012—2019年广州市城乡过渡带的空间交互强度，分析其空间演进特征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表明：1）2012—2019年广州市城乡过渡带总体呈扩大趋势，以北偏东方向发展为主，破碎区块逐渐演变为连续区域；2）广州市城乡过渡带之间的空间交互网络结构呈现“多方向化”趋势，从最初的西南侧单线网络结构逐步发育成多方向闭合网络联结结构，目前演变为南北两支、东西向的强空间交互态势，以白云区为代表的北部区域和以番禺区为代表的南部区域是广州市城乡过渡带的重要战略节点地域；3）广州市城乡过渡带社会经济优势度呈现出由内向外的3个空间层级结构，并由城市核心区辐射带动，向北、东北与东南3个方向推动发展为城乡过渡带；4）各城乡过渡带的发展速度不均衡现象仍较明显，广州市应结合本区域优势产业和自然资源，走联合与互补发展并存的道路，重视城乡过渡带区域发展引擎，增强其与周边地区联系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