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度城市中，建成环境可能通过改变空气污染暴露影响呼吸健康，但“建成环境—多污染物—肺结核”的作用路径、城郊异质性及阈值响应仍缺乏系统证据。以杭州市主城区为例，整合2015—2019年肺结核发病率、建成环境与空气污染物等数据，采用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多重中介效应与随机森林模型识别总体效应、作用路径与非线性阈值。结果表明：1）建筑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路网密度及交通设施密度与发病率显著正相关，中心城区绿色空间呈显著负相关；2）空气污染为关键中介，PM_2.5和NO₂贡献最大且在中心城区更为突出，绿色空间通过降低多污染物质量浓度产生保护性中介效应；3）建成环境与发病率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土地利用混合度呈“U型”（1.45~2.05为低风险区间），绿色空间亦呈“U型”（NDVI约0.625时健康效益最优）；4）中心城区影响效应与阈值整体高于郊区。

邻里交往的提升兼具公共健康效益和社会价值。针对建成环境对邻里交往影响的研究中，本土高密度、多样化环境特质描述及影响机制的系统性凝练不足等问题，文章基于广州市5类52个住区及其缓冲区数据，通过完善建成环境测度框架，开展定性定量分析，研究发现：1）涵盖用地、道路、绿色空间及住区形态维度的10余项指标对邻里交往行为与关系具有稳健影响。其中，用地混合度、道路密度等指标呈现不同于“蔓延−紧凑”语境的作用方向；住区结构层级、组团形态等新引入指标影响显著。2）住区“内外空间竞合”与“边界感知效应”是调节交往的底层逻辑和关键机制。3）上述机制随住区类型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化情境响应，可归纳为“立体分化，外部强吸”“内仄外丰，外部依赖”“内向主导，外部高敏”“内外相融，街巷激活”4种类型，交往水平依序提升。据此，提出从“紧凑倡导”转向“精准干预”的城市更新策略。

在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探究全球化进程中地方环境治理的转型机制，对于理解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有关于珠三角环境治理的研究多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或全球化因素等单一维度分析驱动机制，较少基于多尺度互动结构，系统识别不同要素在治理过程中的层级分工与阶段演化逻辑，尤其缺乏对港澳制度溢出在区域治理中中介作用的分析。基于此，文章在可持续转型地理学视角下构建“全球化输入—地方响应—环境治理”分析框架，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1990—2018年珠三角地区9个地级市环境规制强度的时空演变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1）珠三角环境规制强度总体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并表现出明显的阶段跃迁特征，空间上形成以深圳、广州等高开放城市为核心的梯度分化格局。2）地方环境治理动力结构经历由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主导的内生驱动阶段，逐步转向全球化要素输入与地方制度响应协同作用的多尺度驱动模式。3）制度开放通道在治理转型中发挥关键桥接作用，其中一类口岸开放数量具有最强解释力，表明全球规则与治理理念主要通过开放通道嵌入地方治理体系，并在港澳制度溢出作用下促进地方制度创新与治理能力提升。研究表明，在高度开放区域中，全球规则输入、地方制度吸收与跨制度区域互动共同推动环境治理转型。

文章以实体经济和直播电商深度融合的苏州市为例，基于电商主播空间坐标数据，从经济地理学的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理论出发，分析城市尺度下不同类型直播电商的区位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分异。研究表明：1）苏州直播电商呈现“城区高度集中与郊区多点集聚”的分布格局，并表现出“产品基地导向与产业服务导向”并重的独特性，揭示了苏州直播电商是在传统制造业强路径依赖基础上，通过数字技术与政策干预实现路径创造的复合结果；2）不同类型直播电商的区位分布存在异质性，产地直播呈现“簇群+散点”特征、专职直播呈现“极核+多片”特征、实体直播呈现“轴向+分散”特征、档口直播呈现“核心+据点”特征、住区直播呈现“多片+分散”特征；3）产品生产、制度政策、产业基础、物流条件和产业服务对直播电商区位选择起主导作用，且不同类型直播电商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其是“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在不同类型中作用方式异质性的微观体现。

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但长三角城市群特色乡村旅游的空间分异规律与协同机制尚不清晰。文章以长三角城市群5类国家级特色乡村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分析、XGBoost-SHAP模型和区位熵方法，系统解析特色乡村旅游的空间格局、驱动因素与分区优化策略。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特色乡村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东密西疏不均衡集聚特征，文化类与生态类村落集聚区域差异显著。2）XGBoost-SHAP模型识别出高程、坡度、人口密度、道路密度和A级景区数量为长三角城市群特色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的关键影响因子；因子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增强交互效应。3）基于发展潜力分析与区位匹配度，长三角城市群可划分为特色发展区（7.5%）、协同优化区（10.8%）、提质增效区（46.5%）与潜力挖掘区（35.2%）4类功能区，从而明确各区差异化、协同化的乡村旅游空间优化策略。

为检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先行示范区——佛山市南海区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与国有建设用地市场在不同阶段是否整合，文章收集佛山市南海区2010—2022年城乡建设用地交易数据3 127例，运用三因素裂区设计统计建模与差异显著性检验，探讨不同土地所有权、用途、区位对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价格的影响效应，同步采用两因素裂区设计，进一步解构用途与区位因素对国有/集体建设用地价格的独立效应及交互影响。研究发现：2010—2015年地方自下而上制度探索阶段，从价格维度看，南海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已初步整合形成；区位（乡镇街道）因素对集体和国有商服用地价格、集体工业用地价格影响显著，而对国有工业用地价格无显著作用，凸显不同产权与用途的土地价格对区位条件的响应存在异质性。2016—2022年中央自上而下制度改革阶段，集体与国有商服用地价格趋于一致，而集体与国有工业用地价格出现分化，反映改革政策下商服用地市场已实现价格层面的统一，工业用地则通过市场机制形成差异化价格，价格形成机制逐步趋同。研究证实，土地所有权、用途与区位的协同作用是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价格形成的核心逻辑，其实质是市场化制度改革和土地供需对价格形成机制的协同影响。

文章以成都市中心城区（绕城高速以内范围）为研究对象，利用SOLWEIG模型模拟研究区T 08:00—20:00平均辐射温度（Tmrt）的时空变化特征，并结合腾讯宜出行人口热力数据建立热暴露风险评价模型，对居民的热暴露风险进行动态评估。结果显示：1）研究区全天Tmrt波动较大，时间上（T 08:00—20:00）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特征，空间上主要表现为由城市中心向外围阶梯式递减的变化趋势；2）由于人口分布和温度的动态变化，热暴露风险也呈现显著的时空分异，T 10:00—18:00城市中心与南部的风险更高且更为集聚，T 08:00与T 20:00时城市中心与外围的过渡区域的风险更高；3）热暴露风险与人口分布的空间关联性整体强于温度，且在夜间温度与风险呈空间负相关，其主导类型也存在显著的昼夜动态转换，在T 10:00—18:00以人口和高温共同作用的“综合主导型”为主，在T 08:00与T 20:00以“人口主导型”为主。城市规划和管理需关注人口流动对热暴露风险的影响，特别是居民在工作中心与居住区之间的动态转移会使一天内同一区域的热暴露风险发生显著变化，未来的城市设计应考虑如何优化城市布局，减少高风险区域的形成，同时提高居民的热适应能力。

在土地财政模式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背景下，突破城市发展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建构城市财政稳健与绿色空间提升协同共进的替代性治理框架，成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文章基于中国273个地级市2007—2019年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调节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土地财政对城市绿色空间覆盖水平的影响效应，并揭示环境治理对土地财政绿色效应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土地财政与城市绿色空间呈现倒“U”型关系，且整体表现为负向影响，印证了土地财政与绿色发展的冲突关系；2）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强度在土地财政对城市绿色空间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随着环境治理的加强，土地财政对城市绿色空间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3）城市绿色空间覆盖水平呈空间集聚特征，土地财政对城市绿色空间的覆盖水平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环境治理的调节效应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最后，从财政资源优化配置视角，为推动城市绿色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随着城市蔓延的持续，长距离通勤对城市交通、环境和居民福祉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如何缩短通勤距离是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居住地建成环境对通勤距离的影响，而对就业地建成环境影响效应的关注却有所不足。文章以武汉市为例，基于长时序手机信令数据分析通勤距离的动态变化，并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SPDM）探究职住地的建成环境对通勤距离的影响。研究发现：1）随着城市扩张，武汉居民通勤距离呈逐年增长趋势。2）职住地建成环境对通勤距离具有显著影响，其中轨道交通站点数对通勤距离的正向效应最为突出，而就业人口密度的负向效应最显著。3）职住地建成环境对通勤距离还存在显著直接效应与溢出效应，且直接效应与总体效应趋势一致。其中，轨道交通站点数虽未显示显著直接效应，但却具有显著正向溢出效应，表明轨道交通在重构环站点周边居民职住选择中具有重要作用；而就业人口密度以及到城市次中心的距离表现出显著负向溢出效应，验证了多中心开发模式有助于降低平均通勤距离。

基于2024新质生产力标杆企业TOP100的投资路径数据，根据三阶段分级隶属联系模型，综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GIS空间分析和QAP分析等方法，探讨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空间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空间网络涉及广泛的城市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双向互动，具有中等偏高的连接度和较强的集聚性，任意2个城市间联系通常通过少数节点即可达成。2）网络首先以“北京—上海—深圳”为顶点的三角形构成全国核心骨架，进一步拓展为以“北京—上海—深圳—成都”为顶点的菱形网络联系格局，形成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3）网络以跨层级联系为主，高层级城市对外溢出显著，低层级城市以承接为主。此外，东、中、西三大地区内外部联系特征差异显著，形成阶梯状网络格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呈现内聚发展特征，京津冀城市群呈现外联发展特征。4）经济规模、产业结构、网络普及、制度邻近、创新产出和创新产业是影响中国城市新质生产力空间网络结构的最主要因素，本质上揭示了新质生产力要素的空间配置逻辑与协同集聚规律，反映“空间嵌套-创新驱动-产业协同”的网络建构逻辑。

基于2000、2010、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采用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中国2000—2020年城市生育率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20年中国城市生育率呈下降趋势，集散程度随时间推移先增后减，城市间的离散化趋势缩小，生育率区域差异也缩小。2）城市生育率呈“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但异质性特征明显。具体而言，胡焕庸线西侧高于东侧，但东侧生育率波动高于西侧；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但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生育率仍在下降。聚焦到五大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生育率最高，成渝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次之，长三角城市群最低。整体上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国的南部和西部地区，低-低集聚区集中在中国北方和东部地区。3）经济、政策、人口以及社会因素始终是影响生育率的关键因素，其中以人均GDP和城镇化率为表征的经济因素空间异质性较为显著，政策因素在中国北方和东部地区的正向影响显著，胡焕庸线以西地区人口质量与生育率呈强负相关，中国东南地区人口数量与生育率呈正相关，胡焕庸线东侧婚育观对生育率负向影响大于西侧，东侧部分地区受养儿防老观念影响仍较大。

城市硅巷的功能转型是老城区存量空间创新化发展的新路径，以南京金川硅巷为典型案例，结合行动者网络理论，通过实地观察、深度访谈等质性方法，探究城市硅巷的空间生成和演化机制。结果表明：1）金川硅巷受市场资本和政策制度的合力实现空间创新，硅巷运营方作为关键行动者承接资本权力完成身份转型，通过打造文化景观、发展产业链等多种方式促成行动网络重构，塑造创新活力氛围突出、科创集群显著、社会群体多元融合的物质空间；2）金川硅巷建构发展机制以上位创新政策引领为基础，积极挖掘潜在的关键行动者和实践场所，并要求政府与运营方协调内部行动主体的多元需求，发挥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协同合作对行动网络的反馈效应，同时辅以社区化运营的治理思路，保障金川硅巷的建成与长期稳定发展；3）金川硅巷的成功在于依托政府引导，强调以市场化机制推动城市更新，通过运营方在创新政策、资本市场和社区居民间的“上下联动”作用，搭建“产业征召+多元共享”的运作模式，实现老城产业更新与多元人群共存，并在一定程度弱化绅士化带来的空间隔离。

在存量更新时代背景下，尽管政府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但多数城中村仍面临治理挑战与发展迟滞困境。厦门高浦村则通过自我调整与优化机制，实现了与城市的协同发展转型，成为成功范例。文章以厦门高浦村为例，通过构建城中村的转型动力机制分析模型，深入剖析高浦村的发展动力与外部政策、市场及在地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发现，高浦村的发展与转变在受政策推动、市场引导的同时，“城/村同体”所具有的特殊文化起积极作用。具体而言，当外部市场发挥强大推动力时，在地文化起隐形稳定作用，减少各方力量相互作用的内耗，促进形成共识；当外部市场动力减退时，在地文化成为支撑高浦村发展转型的重要力量，引导城中村继续前行。进一步分析提出，实现城中村良性自主发展的路径必须依赖其自有的内因。

基于1996—2023年长江经济带各城市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时间序列分析、空间分析和计量模型，从内生扩张和外生扩张2个视角对其扩张规模、扩张路径和扩张网络的阶段性和异质性进行分析，并探讨其异地扩张规模和扩张距离对效益水平的影响程度及异质性。结果表明：1）在时序规律上，城市商业银行在扩张强度与扩张领域上均具有显著阶段性，其中内生扩张的强度和波动性更大，且不同类型、区位和规模的城市商业银行在扩张规模和时序规律上存在显著异质性，外生扩张投资领域的重心和多元化水平亦有一定变化；2）在空间格局演变上，不同城市商业银行内生扩张在不同程度上逐渐打破市际、省际和地区行政阻隔，总体形成以放射状网络和网状网络逐渐占主导的扩张网络，外生扩张受行政阻隔的影响相对较小；3）城市商业银行异地扩张数量和扩张地理距离对其效益水平的提升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模型通过稳健性检验，但该影响具有时间和规模异质性，发展初期相较中、后期，小型城市商业银行相对中型城市商业银行，其效益水平受扩张规模和扩张距离的影响更显著。

以松阳县南直老街为研究案例，通过田野调研收集图像和访谈资料，结合Lee的食物记忆五维理论，探讨媒介与商业化发展如何重塑传统食物与地方记忆的关系，重点分析人口空心化、制作方法商业化、感官体验普适化、情感联结淡化及场景模式化五大因素的作用机制，并提出媒介在其中作为关键中介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1）原住民流失，外来经营者虽保持情感联系但未能恢复社区氛围；2）挂牌与非挂牌店铺的场景风格差异，前者保持地方特色，后者受媒介影响趋向商业化；3）传统食物制作方法和感官体验因迎合消费需求而发生改变，游客与本地人对地方记忆的理解产生差异；4）媒介的介入削弱了食物与地方记忆的情感联结。文章揭示了在媒介介入食物和地方记忆后，南直老街出现的商业化与地方特色之间的矛盾，这强调了在城市转型过程中保留地方记忆和情感联结的重要性。

文章以南京市大型保障性住区为案例，从家庭分工视角对居民日常活动的时空规律进行解读，比较和阐释该类住区居民日常活动时空响应模式，并对其时空选择过程进行理论层面的推导。从时空集聚看，大型保障性住区居民日常活动的时空集聚现象往往与家庭分工强度、空间尺度休戚相关，其中，中、高强度分工下的日常活动时空集聚在主城区尺度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低、中强度分工下的日常活动集聚则在住区尺度上。从响应模式看，各类活动的“时间+家庭”和“空间+家庭”响应模式差异均较为明显，尤其体现在工作和非工作活动之间。从诠释模型看，不同活动所涉时间范围的长短总体为：维持型活动＞生存型活动＞自由型活动，其时间响应过程的相互作用关系主要发生在中强度和高强度家庭分工之间；不同活动所涉及空间范围的大小总体为：生存型活动＞维持型活动＞自由型活动，其空间响应过程的相互作用关系主要体现在高强度家庭分工上。

文章从减碳效应和增碳效应2方面考虑，构建城乡融合对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分析框架，并基于长株潭城市群2005—2021年22个县域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城乡融合对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关系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城乡融合通过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优化土地配置，加大能源消耗等分别带来减碳效应和增碳效应，对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造成影响；2）2005—2021年，从城市群总体及市级层面看，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呈持续上升趋势，从县域层面看，总体上呈由中心向四周递减的空间演化格局且存在收敛态势；3）2005—2021年，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在城市群总体、市级层面和县域层面总体上逐年递减，呈东北高、西北西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4）城乡融合能显著降低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并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人口密度和产业结构对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具有正向作用，政府行为、技术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对土地利用碳排放强度具有负向作用。

都市圈建设作为区域治理承上启下的重要一环，各时期治理主体、结构及效应有显著差异，需要在区域治理演变过程中探讨其治理形态和功能建设特征。文章基于空间治理权力架构与资源要素配置方式及其尺度特征等分析视角，将区域治理划分为以开发区建设为主的区域经济增长带动（1978—1993年）、以行政区划调整为主的区域资源调配（1994—2000年）、以园区新区建设为主的区域统筹发展（2001—2015年）、以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为主的多层级综合区域治理（2016年至今）4个阶段。新时期，都市圈建设延续了历史时期区域治理模式，不同发展阶段下区域治理形态的差异性影响了都市圈功能建设与发展导向。如多层级治理主导下南京都市圈呈现多维度合作共建，科层制治理主导下成都都市圈倾向于基础设施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园区管委会主导下福州都市圈倾向于产业园区合作。

文章从IncoPat专利服务网站获取2010—2021年的专利转让信息，构建了4个时段的长江中游城际技术转移网络；借助网络分析方法和动态指数随机图模型，对长江中游城际技术转移网络的结构演化与驱动机制开展定量研究。结果发现：1）长沙和武汉稳居区域技术转移的核心地位，城市群规划后南昌崛起成为新增长极，3个中心城市以“枢纽―网络”的结构组织着区域内与省界高度耦合的技术转移组团，跨省技术流动薄弱；2）长江中游城际技术转移网络逐渐演化为兼具核心边缘式的等级特征和小世界式的组团特性，但网络极化性减弱，而集聚性和传输性增强，技术转移路径呈现稳中有变的渐进式创新；3）城际技术转移除了受自身的创新规模、城际空间距离和省界效应的影响外，也受到网络自组织的内生机制驱动。城际技术转移的互惠性、扩散性、聚敛性和层级式传递性均正向影响网络发育，而网络演化过程中的稳定性强于创新性。鉴于此，从推动跨省技术流动、促进空间溢出和板块融合、发挥网络择优依附和组团式发展规律等方面提出技术转移路径优化的政策建议。

城市化对局地气候的改变受到广泛关注，但城市化对干燥度的影响尚不明确。文章基于云南省16个主要城市1980―2022年的逐年干燥度数据，采用线性斜率、累积距平和滑动T检验分析了干燥度的变化趋势并识别其突变点。此外，建立了一个城市化效应指标（AIUE）用于定量城市化对干燥度的影响，并进一步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识别了社会经济指标对干燥度变化的影响。结果发现：1）1980―2000年，云南的干燥度呈现下降趋势，距平斜率为-0.006 1；自2000年快速城市化以来，在2001―2022年，斜率增加至0.004 3，AIUE为0.010 4；同时，干燥度也由2000年之前的1.08上升至1.13，上升幅度为4.6%。2）分别根据云南16个主要城市的干燥度突变时间，将其划分为城市化前后2个阶段，各城市的干燥度城市化效应指标（AIUE）介于-0.014 7~0.018 8，81.3%的城市AIUE值＞0，表明城市化使城市局地气候变得更加干燥。3）灰色关联分析结果表明，人口指标对干燥度序列的影响最大，其次为土地指标和交通指标。

基于2014—2021年武陵山片区71个县域单元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究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及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新型城镇化通过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城乡收入差距；3）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受到自身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均存在单门槛效应，分别呈现边际递减规律和倒“U”型变动态势。

深入刻画政企关联网络有助于理解政府和企业关联隐含下的城市经济互动并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政府采购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探究城市群政企关联城市网络的格局特征，并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从邻近性和城市属性视角探究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长江中游城市群采购方式以公开招标为主，地理距离衰减的阻滞效应对采购方式产生影响；省会城市是长江中游城市群政府采购网络中的主导，武汉和长沙的最强联系指向明显，九江在网络中的桥梁作用较为突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联系以子城市群内部联系为主，跨省域的联系较弱，承担“经纪人”角色的板块四发挥了中介作用促进关系在整体网络中的连接和传导；长江中游城市群政企关联网络受到邻近性和城市属性的影响，经济邻近、组织邻近、财政支出和市场环境起促进作用，地理距离和经济规模对城市网络起负向作用。

为充分讨论城市活力时空分布与街区特征因子之间的复杂关系，以深圳市南山区作为研究区域，将街景影像、兴趣点、建筑形态、路网密度等12类数据分别表征为环境因子、功能因子和形态因子，采用随机森林回归（RFR）算法，探讨特征因子对城市活力的独立推动作用，并利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探索特征因子对城市活力空间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1）南山区的城市活力呈现多活力中心空间集群结构，其中工作日城市活力的提升主要依赖于就业和通勤行为；2）城市活力的时空分布差异受街区特征因子的驱动或抑制影响，其中城市功能和业态分布是经济型城市活力的主导诱因，娱乐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推动力；3）功能复合、建筑紧凑、绿化环绕的街区可以驱动城市活力。

文章基于2017—2022年手机信令数据，利用数据可视化、就业活动紧凑度和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COVID-19背景下深圳市职住关系多尺度演化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1）就业和居住空间格局在COVID-19大流行前、大流行后严格管控期和常态化期经历了集聚—扩散—第一圈层持续扩散而第二、三圈层回弹的演变过程；2）职住平衡1、2和3 km栅格尺度纵向演化在COVID-19大流行前均有所恶化，而在疫情期间总体上稳步改善，其中以1 km栅格尺度表现得最为显著；3）空间异质性影响了疫情前后不同背景下的就业和居住关系演化趋势，其中公共交通可达性和居民社会经济特征是导致演化类型分异的主要原因。

在执行和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面临现实挑战的背景下，研究制定针对各项目标的本土化评估指标体系，对不同尺度可持续发展现状监测、问题诊断、对策制定等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环境”三维理论框架，解构可持续发展目标11（SDG11）在社区尺度的内涵，构建包含7项目标、13项指标的城市社区可持续性评估指标体系，并以长沙市建成区602个样本社区为例，利用多源大数据，开展社区可持续性综合评估及社区“经济-社会-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估。结果表明：1）2010—2020年，长沙市社区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度处于“比较接近”区间，并由高到低呈“核心―边缘”空间分布特征；2）7项目标中，住房保障、防灾减灾和环境治理目标进展顺利，公共交通和遗产保护目标提升显著，公共空间目标缓慢提升，规划管理目标不够理想；3）结合社区“经济-社会-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估结果，将样本社区划分为协调发展、过渡发展和失调衰退3种类型，叠加核心区、中心城区和近郊区分区结果，提出差异化治理路径；4）评估指标体系效度较高，后续需借助大量实证案例进一步完善。

借鉴人地关系、景观生态学相关理论，建立“要素-功能-结构”的蓝绿空间公共性评价体系，以长沙蓝绿空间为例，探索其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蓝绿空间公共性包含要素可获取、功能可选择、结构连通可共享三大特征，对促进并扩大公共生活、支持泛社会关联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2）长沙蓝绿空间公共性呈现由核心向外围递减的圈层式、依托水系扇形扩展的特征；要素可获取性——要素空间可及性表现出核心区高、近郊区低的特征，要素数量充裕度表现出核心区低、近郊区高的特征；功能可选择性——活动主体包容性表现出核心区及中心城区湘江沿岸低、湘江东岸低于西岸的特征，功能选择丰富性表现出核心区高、近郊区低的特征；结构连通可共享性——互动连通性表现出核心区高、近郊区低，两区过渡地带楔形交错的圈层特征，并伴随风光带沿线高的带型特征，景观连通性表现出核心区低、近郊区高，湘江西岸高于东岸的特征。3）社会需求、经济助力及环境支持，不同程度地推动了蓝绿空间公共性的空间分异。

顾及空间异质性剖析城市空间形态对热环境的影响并定量分区，对因地制宜调控城市热环境具有重要意义。以武汉市主城区为研究区域，基于Landsat8遥感影像、城市用地与建筑等空间数据，综合利用地理探测器与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从全局与局部2个层面探究在控规单元下城市空间形态对热环境的综合影响，并利用K均值聚类方法进行影响分区。结果表明：全局上三维建筑指标对热环境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大于二维城市用地类型指标，建筑密度（q=0.479）具有全局主导驱动特征。各指标对热环境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其中归一化植被指数与工业用地面积占比等指标具有较强的局部驱动特征。以MGWR局部回归系数为基础，根据不同分区内指标影响强度与作用方向的差异性，将武汉市主城区划分为4类调控区，包括三维建筑形态主导区、建筑密度强主导区、水域面积占比与建筑密度共同主导区与综合过渡区，制定因地制宜的调控策略。从规划实践的角度，基于“控规单元＋控制性指标”的组合，并依据各分区不同的影响特征，提出因地制宜的调控策略，为气候适应型城市形态优化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途径。

微生物一直以来与人类共存在同一空间，并深刻影响人们的日常实践。文章探究病毒在体内外流动过程中其与身体、城市之间的动态关系，以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思维重新解读身体与病毒的交流方式以及身体与城市连接生成的拓扑网络。研究发现：1）在流动性视角下，症状的产生和对病毒的感知态度被视为身体与病毒的具身交流过程，且具身交流的结果受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影响，这有助于人类重视病毒的能动性并正视病毒在身体内以及在城市空间中如何与人类共存共生；2）病毒流动性跨越身体与城市之间的边界和尺度，通过关注病毒在延展的身体间流动探究身体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此揭示城市的流动性和生物社会属性，即城市被视为拓扑的、超越边界的生物社会网络。文章丰富了身体与城市动态关系的认识，揭示了病毒大流行背景下宏观社会文化政治与微观身体行为实践意涵的互动关系。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和空间现象，青年新部落的空间性特征与动态体现了其与所处社会环境互动的模式、过程与策略。但既有研究主要将空间作为新部落的形成条件和内在特征，而缺乏将空间作为理解新部落的社会与历史过程的关键视角。为此，文章基于索亚（Soja）提出的2条向空间开放的分析路径，即“时间-空间”与“社会-空间”，构建分析框架，以“706青年空间”为例，剖析青年新部落的空间性特征与动态。研究表明，“706青年空间”具有成员流动性、共同的情感、仪式与符号、共同占用的空间等新部落属性。同时，“706青年空间”也在现场的情感流动与认同中呈现瞬时的空间性特征，在记忆与想象的过程中呈现空间性的稳定与延续。在与外部社会环境的互动中，青年新部落采取多种空间策略，以便嵌入到现实社会中，包括通过空间的收缩和刺激扩散得以保存和发展，通过空间的开放和关系的拓展，以实现与地方的连接。文章突破了新部落理论有关空间认知的局限，揭示了新部落与社会环境互动中所呈现的空间性特征与动态模式，为解释城市中不断涌现的新部落现象提供了基于空间性的视角。

生态环境保护往往面临着保护责任和发展权益在整体社会与保护区局部群体间公平配置的难题。由于权益配置是不同层级政府与局部群体间博弈的结果，文章引入尺度政治与环境正义的理论框架，梳理用于解析生态环境保护中正义格局形成与演化的逻辑路径，并以中部某省会城市生态保护区内的村庄改造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未事先落实保护区居民发展权益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刚性生态环境保护易造成不同尺度主体间的矛盾，表现为低尺度的居民发展权益受制于高尺度政府主体的保护要求；尺度重构成为前者寻求正义的一种非正规途径，表现为低尺度的居民寻求更高层级政府的介入，将其发展诉求的响应尺度上移，从而赋予发展与保护同等话语权，迎来环境正义实现的契机。诉诸非正规途径寻求正义本身也说明，中国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中，缺乏保障低尺度群体合理权益的正规途径。文章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了解决思路。

基于2019年实地调研的武汉典型城中村还建社区413份安置村民满意度调研数据，借助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调节效应模型等方法，探讨超大城市城中村安置村民参照依赖、生计资本与城中村更新改造满意度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参照依赖正向显著影响城中村安置居民更新改造满意度；2）参照依赖对象与自身关系的远近与影响程度成正相关；3）生计资本在参照依赖和更新改造满意度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拆迁补偿政策设计应加强村民公众参与，制定合理的住房合法产权认定标准，因地制宜，兼顾效率与公平；尽量消除因生计资本差异造成的影响，以培训等方式提高安置村民文化素质和技能，减少身份转变带来的“文化堕距”；组建监督小组监督城中村更新实施过程。

集体建设用地再开发是盘活存量，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途径，伴随着集体土地产权制度路径依赖式的变迁：自上而下的土地确权正式化集体建设用地的存在，赋予村集体权利，但在土地初次开发中自下而上形成的制度制约着改造。文章探讨制度变迁下，地方政府如何与村集体互动，化解上述制度制约，促进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改造的。研究发现，集体建设用地正式化开启了改造市场，但仍受空间破碎、集体土地经营内卷化、开发权模糊的约束。地方政府发挥了企业化的非正式角色，与村集体形成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协商型合作关系。合作在于政府从供、需两侧化解前述制约，充当村集体与市场主体间的“交易中介”，降低交易成本，助力改造。竞争表现为村集体为攫取地租把持政府，损害社会公平。地方政府的“非正式”角色应予以制度化，以规避其在维护社会公益上的失灵。

文章以杭州市馒头山社区为研究案例，以田野调查方式获取资料，采用参与式观察、网络文本分析等方法，从空间生产理论与微观史视角出发，剖析遗产空间变迁与地方意义建构的关系，及以城市更新为表征的现代化对民众日常的影响，试图回应近年城市研究的“微观史”转向。结果表明：1）第一空间的改造对地方环境提升和公共服务设施改善具正面效应，对地方情感产生积极引导作用；2）权威群体基于规划改造将遗产社区转化为符合国家政府构想的第二空间，使其转变为具消费、生产及休闲属性的第三空间；3）各行动主体基于异质性感知，受权威群体第二空间构想的影响，在日常实践中重构第三空间，在情感流变中或可面临迷失、分化风险。审视城市更新过程中的遗产社区，需关注其迈向第三空间的非均衡与不稳定，认可活化遗产所激发的“地方进步感”时，更应关注“地方分化感”的萌生，否则将桎梏于第二空间的构想幻象中，使“遗产的共享性”成为伪命题。

城市居民日常活动与环境供需关系与城市生活品质息息相关。在新旧供需矛盾交织叠加，城市治理新理念、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其匹配特征及影响关系需要并可以进一步理清。借鉴时空间行为及流空间理论搭建日常活动与环境供需理论框架及指标体系，并依托地理大数据支撑，基于ANP-CV主客观赋权法、随机森林非线性回归模型等技术手段，以南京市中心城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日常活动与环境供需匹配关系呈现以“中心—外围”为主，“圈层递变”为辅的复合型空间结构，极化特征较显著。日常活动与环境供需相互影响作用表现为不对称、不持续的非线性特征。具体地，日常活动更受活动环境塑造，又以支撑生计和多元包容的社会环境起主要作用，同时供需之间往往不具有持续的相互促进作用。因此，应促进日常活动与环境供需双向良性互动，提高供需网络要素集聚与扩散效益，根据日常活动与环境供需演进的阶段性，灵活选择多样路径，以促进供需关系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提出通过识别微观企业间的异地股权投资路径来构建有向加权城市网络的新方法。选取2006—2020年全国工商企业的异地股权投资实缴数据，分3个时间段构建长三角城市网络，并对其结构演化特征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为：1）网络规模的增长表现为异地投资路径带动异地投资规模的增长模式；2）空间结构上，长三角城市群呈现“多边形”结构→以上海为中心的“V”型结构→以上海、杭州为中心的“Z”型结构的演化特征；3）从网络中心性看，城市节点具有显著的等级特征，并且随着网络演化，其等级结构并无明显变化，而城市间的联系则表现出由低等级城市向高等级城市聚集的趋势；4）网络中介性方面，绝大部分城市的中介性与其中心性相匹配，但合肥、芜湖的中介性显著强于其中心性。在网络演化的不同阶段，上海、杭州、合肥等高中介城市在网络中发挥的中介作用并不相同。

在存量时代发展要求下，公房的管理使用成为广州实施城市更新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挑战。文章回顾了国内外公房更新改造实践经验和“城市针灸”研究进展，结合广州实际情况选取老城区6个较具代表性的公房集聚区开展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探讨存量公房如何实现有效活化利用的更新难题。结果表明：1）公房对租户的住房保障作用至关重要，尽管面临诸多现实困难，租户仍表现出强烈的社区归属感和邻里信任感，且认可公房的使用价值。2）在系统总结了翻新出售、功能转换和民生保障3种活化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广州的公房活化利用“以民生保障为主，其次是功能转换，最后才是翻新出售”。3）在实证基础上，文章回归关注“城市的人”，在人本主义视角、地理学范畴内进一步总结提炼基于“城市针灸”方法的存量公房活化模式分析框架，提出存量公房分类评价综合评估模型，用于判别公房的活化模式类型，并探讨了活化利用实施路径的4个步骤：查找问题，精准诊断；以人为本，点出“穴位”；“穴位”活化，以点带面；良性互动，循环渐进。

建成环境对公众身心健康产生复杂影响，揭示城市建成环境对公共健康的影响机制与作用路径，可为建成环境优化提供依据，降低环境污染、社会交往及体力活动缺失等引发的健康风险。西方研究起步较早，国内正处于探索阶段，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比较，有助于厘清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脉络，找出共同问题与特征，把握国内研究的提升方向。因此，文章基于WOS、CNKI数据库，筛选2000—2022年城乡规划、地理科学、健康医学、环境心理学等领域关于建成环境影响公共健康的658篇中英文献，借助Citespace软件对其理论脉络、研究内容及前沿趋势等进行计量分析与梳理。研究发现，中西方学界在理论创新、关注群体与研究内容等方面存在差异。具体地，国际研究率先提出社会福利与环境公正等理论视角，并在理论指导下挖掘建成环境对公共健康在多元群体的影响机制；而国内研究在理论创新上相对不足，侧重引入西方理论在中国展开实证应用，多关注其对老年群体与女性群体影响的传导路径，且实证以静态研究为主，缺乏动态性。

以中国19个城市群所含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第七次人口普查资料等数据，优化模糊逻辑方法，借助ArcGIS和MATLAB平台构建人口流动复杂网络，以人口流动强度表征外生增长，以户籍人口生育率表征内生增长，以儿童比例、老龄化率、平均家庭规模、人口密度、性别比5个指标构建人口负增长评价指标体系，用模糊逻辑方法测算人口负增长风险指数，进而用空间回归方法对城市群人口负增长风险的增长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大陆城市群的人口负增长风险平均值为0.48，流出型城市的人口负增长风险较流入型城市高。2）提升型城市群人口负增长风险受外生增长（人口流动引起的增长）和内生增长（由户籍生育率引起的增长）作用的共同影响，外生增长的影响更大。壮大型城市群人口负增长风险的动力机制是外生增长，培育型城市群人口负增长风险的动力机制是内生增长。3）根据中国城市群人口负增长风险及其影响因素，19个城市群的人口负增长风险及其机制可以划分为8个类型。综上，文章认为提升型城市群应以注重人口空间均衡，壮大型城市群应充分发挥大城市对人口的“截流”作用，培育型城市群应进行人力“固本”。

文章通过识别生态源地、提取居住用地附属绿地，基于最小阻力模型，分析居住用地附属绿地支持与阻隔生物流通情景下的生态网络，探讨居住用地附属绿地对高密度城区生态连通性的影响，提出保护建议。结果表明：1）福田区中部莲花山公园、东部荔枝公园、南部皇岗公园生态连通性受其周围居住用地内连片或连续分布的带状附属绿地影响较大。2）居住用地附属绿地对生态连通性的影响体现在减小廊道阻力，其中对中阻力廊道的影响最大（单位成本距离下降29.2%）；使具有重要生态保护价值的区域连片；能缓解在高密度建成区中的狭窄低阻力通道处形成夹点的情况。3）不同居住用地附属绿地连通情景下、不同阻力阈值下生态网络中重复出现的生态夹点被定为是最具有保护价值的一级夹点。根据不同情景下重复出现的生态夹点位置的重要性等级分类，针对性提出支持城市生态连通性的保护措施。建议加强新洲路福民路交汇处等一级夹点4处，优先保护靠近源地且位于源地间拓扑连接上的、规模超过平均规模5 920.22 m²的居住用地附属绿地。

日常生活是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研究话题，城市发展与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与节奏密切相关。从列斐伏尔节奏分析理论的视角，采用自我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从文化主位展现广州传统社区西关居民的日常生活节奏和空间具身体验，基于此，反思城市化进程中旧城改造、旅游开发等对居民生活和城市文化的复杂影响。研究表明：1）透过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发现城市更新与旅游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了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工具理性使居民日常生活空间实践与身体节奏服务于现代城市与旅游社区的发展。2）在城市化过程中，居民可能通过迁出传统社区的方式，配合城市发展的空间布局与生活节奏，或是调节生活节奏以适应长距离通勤。3）在景观化过程中，居民通过让渡休闲空间与时间，与游客的节奏从不协调（arrhythmia）转为协调（polyrhythmia），但自身的休闲时间变得更为个体化。4）城市化与景观化促成了“呈现”（the present）的传统社区，逐渐嵌入到传统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意义中。传统社区居民的身体被城市生产理性与旅游业的隐形节奏所规训与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