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生物一直以来与人类共存在同一空间，并深刻影响人们的日常实践。文章探究病毒在体内外流动过程中其与身体、城市之间的动态关系，以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思维重新解读身体与病毒的交流方式以及身体与城市连接生成的拓扑网络。研究发现：1）在流动性视角下，症状的产生和对病毒的感知态度被视为身体与病毒的具身交流过程，且具身交流的结果受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影响，这有助于人类重视病毒的能动性并正视病毒在身体内以及在城市空间中如何与人类共存共生；2）病毒流动性跨越身体与城市之间的边界和尺度，通过关注病毒在延展的身体间流动探究身体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此揭示城市的流动性和生物社会属性，即城市被视为拓扑的、超越边界的生物社会网络。文章丰富了身体与城市动态关系的认识，揭示了病毒大流行背景下宏观社会文化政治与微观身体行为实践意涵的互动关系。

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和空间现象，青年新部落的空间性特征与动态体现了其与所处社会环境互动的模式、过程与策略。但既有研究主要将空间作为新部落的形成条件和内在特征，而缺乏将空间作为理解新部落的社会与历史过程的关键视角。为此，文章基于索亚（Soja）提出的2条向空间开放的分析路径，即“时间-空间”与“社会-空间”，构建分析框架，以“706青年空间”为例，剖析青年新部落的空间性特征与动态。研究表明，“706青年空间”具有成员流动性、共同的情感、仪式与符号、共同占用的空间等新部落属性。同时，“706青年空间”也在现场的情感流动与认同中呈现瞬时的空间性特征，在记忆与想象的过程中呈现空间性的稳定与延续。在与外部社会环境的互动中，青年新部落采取多种空间策略，以便嵌入到现实社会中，包括通过空间的收缩和刺激扩散得以保存和发展，通过空间的开放和关系的拓展，以实现与地方的连接。文章突破了新部落理论有关空间认知的局限，揭示了新部落与社会环境互动中所呈现的空间性特征与动态模式，为解释城市中不断涌现的新部落现象提供了基于空间性的视角。

生态环境保护往往面临着保护责任和发展权益在整体社会与保护区局部群体间公平配置的难题。由于权益配置是不同层级政府与局部群体间博弈的结果，文章引入尺度政治与环境正义的理论框架，梳理用于解析生态环境保护中正义格局形成与演化的逻辑路径，并以中部某省会城市生态保护区内的村庄改造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未事先落实保护区居民发展权益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刚性生态环境保护易造成不同尺度主体间的矛盾，表现为低尺度的居民发展权益受制于高尺度政府主体的保护要求；尺度重构成为前者寻求正义的一种非正规途径，表现为低尺度的居民寻求更高层级政府的介入，将其发展诉求的响应尺度上移，从而赋予发展与保护同等话语权，迎来环境正义实现的契机。诉诸非正规途径寻求正义本身也说明，中国城市生态环境保护中，缺乏保障低尺度群体合理权益的正规途径。文章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了解决思路。

基于2019年实地调研的武汉典型城中村还建社区413份安置村民满意度调研数据，借助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调节效应模型等方法，探讨超大城市城中村安置村民参照依赖、生计资本与城中村更新改造满意度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参照依赖正向显著影响城中村安置居民更新改造满意度；2）参照依赖对象与自身关系的远近与影响程度成正相关；3）生计资本在参照依赖和更新改造满意度的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拆迁补偿政策设计应加强村民公众参与，制定合理的住房合法产权认定标准，因地制宜，兼顾效率与公平；尽量消除因生计资本差异造成的影响，以培训等方式提高安置村民文化素质和技能，减少身份转变带来的“文化堕距”；组建监督小组监督城中村更新实施过程。

集体建设用地再开发是盘活存量，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途径，伴随着集体土地产权制度路径依赖式的变迁：自上而下的土地确权正式化集体建设用地的存在，赋予村集体权利，但在土地初次开发中自下而上形成的制度制约着改造。文章探讨制度变迁下，地方政府如何与村集体互动，化解上述制度制约，促进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改造的。研究发现，集体建设用地正式化开启了改造市场，但仍受空间破碎、集体土地经营内卷化、开发权模糊的约束。地方政府发挥了企业化的非正式角色，与村集体形成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协商型合作关系。合作在于政府从供、需两侧化解前述制约，充当村集体与市场主体间的“交易中介”，降低交易成本，助力改造。竞争表现为村集体为攫取地租把持政府，损害社会公平。地方政府的“非正式”角色应予以制度化，以规避其在维护社会公益上的失灵。

文章以杭州市馒头山社区为研究案例，以田野调查方式获取资料，采用参与式观察、网络文本分析等方法，从空间生产理论与微观史视角出发，剖析遗产空间变迁与地方意义建构的关系，及以城市更新为表征的现代化对民众日常的影响，试图回应近年城市研究的“微观史”转向。结果表明：1）第一空间的改造对地方环境提升和公共服务设施改善具正面效应，对地方情感产生积极引导作用；2）权威群体基于规划改造将遗产社区转化为符合国家政府构想的第二空间，使其转变为具消费、生产及休闲属性的第三空间；3）各行动主体基于异质性感知，受权威群体第二空间构想的影响，在日常实践中重构第三空间，在情感流变中或可面临迷失、分化风险。审视城市更新过程中的遗产社区，需关注其迈向第三空间的非均衡与不稳定，认可活化遗产所激发的“地方进步感”时，更应关注“地方分化感”的萌生，否则将桎梏于第二空间的构想幻象中，使“遗产的共享性”成为伪命题。

城市居民日常活动与环境供需关系与城市生活品质息息相关。在新旧供需矛盾交织叠加，城市治理新理念、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其匹配特征及影响关系需要并可以进一步理清。借鉴时空间行为及流空间理论搭建日常活动与环境供需理论框架及指标体系，并依托地理大数据支撑，基于ANP-CV主客观赋权法、随机森林非线性回归模型等技术手段，以南京市中心城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日常活动与环境供需匹配关系呈现以“中心—外围”为主，“圈层递变”为辅的复合型空间结构，极化特征较显著。日常活动与环境供需相互影响作用表现为不对称、不持续的非线性特征。具体地，日常活动更受活动环境塑造，又以支撑生计和多元包容的社会环境起主要作用，同时供需之间往往不具有持续的相互促进作用。因此，应促进日常活动与环境供需双向良性互动，提高供需网络要素集聚与扩散效益，根据日常活动与环境供需演进的阶段性，灵活选择多样路径，以促进供需关系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提出通过识别微观企业间的异地股权投资路径来构建有向加权城市网络的新方法。选取2006—2020年全国工商企业的异地股权投资实缴数据，分3个时间段构建长三角城市网络，并对其结构演化特征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论为：1）网络规模的增长表现为异地投资路径带动异地投资规模的增长模式；2）空间结构上，长三角城市群呈现“多边形”结构→以上海为中心的“V”型结构→以上海、杭州为中心的“Z”型结构的演化特征；3）从网络中心性看，城市节点具有显著的等级特征，并且随着网络演化，其等级结构并无明显变化，而城市间的联系则表现出由低等级城市向高等级城市聚集的趋势；4）网络中介性方面，绝大部分城市的中介性与其中心性相匹配，但合肥、芜湖的中介性显著强于其中心性。在网络演化的不同阶段，上海、杭州、合肥等高中介城市在网络中发挥的中介作用并不相同。

在存量时代发展要求下，公房的管理使用成为广州实施城市更新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挑战。文章回顾了国内外公房更新改造实践经验和“城市针灸”研究进展，结合广州实际情况选取老城区6个较具代表性的公房集聚区开展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探讨存量公房如何实现有效活化利用的更新难题。结果表明：1）公房对租户的住房保障作用至关重要，尽管面临诸多现实困难，租户仍表现出强烈的社区归属感和邻里信任感，且认可公房的使用价值。2）在系统总结了翻新出售、功能转换和民生保障3种活化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广州的公房活化利用“以民生保障为主，其次是功能转换，最后才是翻新出售”。3）在实证基础上，文章回归关注“城市的人”，在人本主义视角、地理学范畴内进一步总结提炼基于“城市针灸”方法的存量公房活化模式分析框架，提出存量公房分类评价综合评估模型，用于判别公房的活化模式类型，并探讨了活化利用实施路径的4个步骤：查找问题，精准诊断；以人为本，点出“穴位”；“穴位”活化，以点带面；良性互动，循环渐进。

建成环境对公众身心健康产生复杂影响，揭示城市建成环境对公共健康的影响机制与作用路径，可为建成环境优化提供依据，降低环境污染、社会交往及体力活动缺失等引发的健康风险。西方研究起步较早，国内正处于探索阶段，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比较，有助于厘清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脉络，找出共同问题与特征，把握国内研究的提升方向。因此，文章基于WOS、CNKI数据库，筛选2000—2022年城乡规划、地理科学、健康医学、环境心理学等领域关于建成环境影响公共健康的658篇中英文献，借助Citespace软件对其理论脉络、研究内容及前沿趋势等进行计量分析与梳理。研究发现，中西方学界在理论创新、关注群体与研究内容等方面存在差异。具体地，国际研究率先提出社会福利与环境公正等理论视角，并在理论指导下挖掘建成环境对公共健康在多元群体的影响机制；而国内研究在理论创新上相对不足，侧重引入西方理论在中国展开实证应用，多关注其对老年群体与女性群体影响的传导路径，且实证以静态研究为主，缺乏动态性。

以中国19个城市群所含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第七次人口普查资料等数据，优化模糊逻辑方法，借助ArcGIS和MATLAB平台构建人口流动复杂网络，以人口流动强度表征外生增长，以户籍人口生育率表征内生增长，以儿童比例、老龄化率、平均家庭规模、人口密度、性别比5个指标构建人口负增长评价指标体系，用模糊逻辑方法测算人口负增长风险指数，进而用空间回归方法对城市群人口负增长风险的增长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大陆城市群的人口负增长风险平均值为0.48，流出型城市的人口负增长风险较流入型城市高。2）提升型城市群人口负增长风险受外生增长（人口流动引起的增长）和内生增长（由户籍生育率引起的增长）作用的共同影响，外生增长的影响更大。壮大型城市群人口负增长风险的动力机制是外生增长，培育型城市群人口负增长风险的动力机制是内生增长。3）根据中国城市群人口负增长风险及其影响因素，19个城市群的人口负增长风险及其机制可以划分为8个类型。综上，文章认为提升型城市群应以注重人口空间均衡，壮大型城市群应充分发挥大城市对人口的“截流”作用，培育型城市群应进行人力“固本”。

文章通过识别生态源地、提取居住用地附属绿地，基于最小阻力模型，分析居住用地附属绿地支持与阻隔生物流通情景下的生态网络，探讨居住用地附属绿地对高密度城区生态连通性的影响，提出保护建议。结果表明：1）福田区中部莲花山公园、东部荔枝公园、南部皇岗公园生态连通性受其周围居住用地内连片或连续分布的带状附属绿地影响较大。2）居住用地附属绿地对生态连通性的影响体现在减小廊道阻力，其中对中阻力廊道的影响最大（单位成本距离下降29.2%）；使具有重要生态保护价值的区域连片；能缓解在高密度建成区中的狭窄低阻力通道处形成夹点的情况。3）不同居住用地附属绿地连通情景下、不同阻力阈值下生态网络中重复出现的生态夹点被定为是最具有保护价值的一级夹点。根据不同情景下重复出现的生态夹点位置的重要性等级分类，针对性提出支持城市生态连通性的保护措施。建议加强新洲路福民路交汇处等一级夹点4处，优先保护靠近源地且位于源地间拓扑连接上的、规模超过平均规模5 920.22 m²的居住用地附属绿地。

日常生活是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研究话题，城市发展与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与节奏密切相关。从列斐伏尔节奏分析理论的视角，采用自我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从文化主位展现广州传统社区西关居民的日常生活节奏和空间具身体验，基于此，反思城市化进程中旧城改造、旅游开发等对居民生活和城市文化的复杂影响。研究表明：1）透过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发现城市更新与旅游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了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工具理性使居民日常生活空间实践与身体节奏服务于现代城市与旅游社区的发展。2）在城市化过程中，居民可能通过迁出传统社区的方式，配合城市发展的空间布局与生活节奏，或是调节生活节奏以适应长距离通勤。3）在景观化过程中，居民通过让渡休闲空间与时间，与游客的节奏从不协调（arrhythmia）转为协调（polyrhythmia），但自身的休闲时间变得更为个体化。4）城市化与景观化促成了“呈现”（the present）的传统社区，逐渐嵌入到传统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意义中。传统社区居民的身体被城市生产理性与旅游业的隐形节奏所规训与统治。

以合肥市为研究区，以交通、急救车、小区、卒中中心等多源动态数据为数据源，构建“居民小区―急救中心―急救车―卒中中心”服务一体化的卒中急救动态网络，通过百度地图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估算1天中6个重要时刻的动态交通成本，并引入洛伦兹曲线与可达性基尼系数，系统分析和评价合肥市各小区卒中急救网络可达性动态变化规律和布局公平性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合肥市全域可达性总体达到黄金“1 h”服务标准，通行时间＜30 min以上的小区占小区总数的75%以上。但仍存在市中心急救资源过于聚集，与人口需求空间发展不均衡等问题。2）受时间变化影响，急救网络可达性呈较大波动，尤其是早晚高峰时刻的可达性受交通流影响显著。同时，合肥市急救车资源在白班与夜班的动态调整并未对全局网络可达性造成巨大影响。3）合肥市卒中急救网络布局公平性总体较差，其中T 08:00和24:00分别为研究区内6个时刻中空间布局最不公平和最公平的2个时刻。因此，针对城市卒中急救可达性研究，既要考虑交通流、开放时间等动态因素的影响，又要统筹由多类设施构成的服务系统的整体可达问题，以提升城市设施可达性估算结果的精确性和有效性。

城市滨水空间对于传承和发展城市文化特色、促进文化对于城市发展的带动作用、营造地域文化意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和文献定性阅读等方法，借助定量分析和定性感知的文献分析体系系统梳理了相关文献，总结了历史传承视角下滨水空间研究的阶段特征、理论基础及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及热点，厘清了历史传承视角下的滨水空间研究脉络。总体而言，滨水空间历史传承研究可以划分为开发建设、改造更新和历史传承3个阶段；滨水工业遗产的改造与复兴、滨水历史街区的更新与保护、滨水公共空间历史文化保护和利用成为当前国内滨水空间历史传承研究的热点内容。现有研究存在研究区域失衡、实证研究不足、“宜人”和“宜文”的分离化严重等问题，未来研究应重视滨水空间研究的系统性、学科综合性、人居环境和地域文化和谐统一的重要性等内容，深入地丰富研究方法，完善研究体系，为中国滨水空间的历史传承和保护研究提供方向和支撑。

文章关注外地务工人员的休闲行为与生活质量问题，基于自选择理论，讨论休闲环境、休闲态度对休闲行为的影响关系。研究表明：休闲行为的态度决定效应和环境决定效应均成立，居住地休闲环境和居民休闲态度相互影响，共同决定居民休闲行为。休闲行为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存在差异性的影响机制，居民的休闲态度直接影响其休闲时间，二者成呈正相关关系；休闲环境则在休闲距离的影响上存在复杂机制，主要表现为负相关关系。进一步地，社区休闲环境与居民休闲态度偏好之间存在直接正向相互影响，即休闲资源越丰富的社区会更好地培养休闲爱好者，同时喜欢休闲的人在选择居住地时，更偏向居住在休闲环境优越的社区。最后，休闲距离的社会人口经济属性对休闲环境、休闲态度和休闲行为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围绕休闲步行，以15 min社区步行生活圈为时空范围界定，重新审视休闲步行身体活动量的健康累积效应，构建了凸显时空机会和健康促进综合效益的休闲步行研究框架，并利用南京相关社区综合调研数据，开展了该框架下休闲性步行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居民的休闲步行难于同时获取较好的活动时空机会和健康促进综合效益；生活圈建成环境显著影响时空机会和健康促进综合效益下的休闲步行，主要表现为在总体居民和基于年龄、收入分层的居民中，好的可步行环境产生积极效应，人口密集和居住区位差产生抑制作用。同时，公园密集、较高的绿化覆盖、良好的公共空间可达性感知也有利于对分层居民产生积极效应；个体属性的影响主要涉及个体和家庭2个层面的社会经济属性，表现为有闲暇时间、有家人陪同等特征的总体居民或分层居民更有可能在社区生活圈内参与休闲步行，因此，获取更多的健康效益，而具有中高收入、有子女照料（<18岁）、亚健康症状等特征的总体居民或分层居民，由于其自由支配时间有限和身体状况不佳，导致在社区生活圈内休闲步行较少，同时获取的健康效益也不多。因此，兼顾休闲步行时空机会以及健康促进综合效益的空间优化，应尽可能覆盖全体居民，同时考虑差异性人群，加强生活圈内外休闲步行资源配置的统筹、衔接与丰富。

以苏州中心城区为例，运用长时间跨度的城市兴趣点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区位熵等方法，识别城市功能中心的时空分化特征，进而探讨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城市功能中心的空间分布由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化，主副差序格局显著。功能中心的功能呈现公共性向生活性主导转变，并逐渐转化为消费性主导的特征，且主导功能的空间分异显著。2）驱动机制方面，多尺度空间、多层级政府的规划政策共同建构嵌套式的演化驱动机制。其中，宏观政策层面，经由国家战略落位和区域规划向下传导，指引空间和功能的整体演化方向；中观政策层面，有为政府通过构建蓝图式规划，联动市场机制，推动城市多功能中心的生成；微观政策层面，城市功能疏解、空间更新和新城特色空间营造等行动政策协同，推动城市各功能中心的功能疏解与集聚。城市功能中心的主导功能类型演化有其客观规律，有必要加强多案例对比研究，注重从功能中心体系视角出发，探讨功能中心的联系与分工，以促进规划政策的精细化供给。

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动态、开放的复杂系统，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风险，如何有效应对外部冲击与扰动，保持系统稳定性、可持续性，成为高新区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文章引入韧性理念，探讨了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的内涵、特征，运用适应性循环理论分析其演化过程，从抵抗力、吸收力、恢复力和转型力4个维度构建其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TOPSIS方法，以湖南省46家高新区为研究对象，对其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水平、时空格局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是系统受到扰动后，维持原有特性、原有功能和进一步成长的能力，具有复杂性、动态演化性、尺度关联性和可调节性等特征。2）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在内外部环境的作用下不断演化，呈现出开发、存储、释放、更新4个阶段，并与所在城市、区域以及内部企业共同作用，构成多尺度嵌套的自适应循环。3）2012―2020年湖南省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水平不断提升，应对扰动的能力持续增强，但整体水平仍然不高，从各维度指标看，转型力增长幅度最为明显，其次是吸收力和抵抗力，恢复力增长幅度最小，成为系统整体韧性提升的短板；空间格局上，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韧性较高的高新区集聚在长株潭城市群地区以及岳阳、郴州、常德等城市，较低的分布在湘西地区，近年来，空间分异程度逐渐缩小。

以深圳市为例，基于“流空间”视域研究城市内部物流网络，将货车GPS数据作为物流“流动数据”，结合社区发现模型，识别城市内部重要物流节点及其空间联系特征，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刻画城市内部物流网络结构。结果表明：深圳市内部物流联系整体偏弱，呈现“西密东疏”的空间联系特征，具有显著极化发展态势，形成物流活动西进西出而物流设施居中分布的错位布局；物流联系“异质相吸”特征明显，不同类型节点的物流活动更趋向于朝特定区域流动；城市内部物流网络依赖于“机场-工业区-港口-物流园”廊道的联系纽带作用，形成以廊道为轴心线向周边扩散的物流廊道网络模式。由此，从重塑物流空间、调整规划编制、培育新增长级等方面提出促进城市内部物流协调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支撑打造城市物流发展的“深圳样本”，并助力其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世界级物流枢纽建设。

基于城市形态学，提出良好的街道可达性、适宜的建设强度与建筑形态、足够的功能混合度是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形态基础，以宁波市鄞州新城区为例，通过空间句法、空间矩阵、混合功能指标测度其城市空间形态要素，结果表明：1）鄞州新城区街道网络整体协同能力较强，建筑形态以中层板式及围合式、低层围合式、高层板式为主，单一功能用地占主导地位，完全混合用地仅占1.73%；2）鄞州新城区空间活力中值区占比最高，通过密度-形态关联性分析，其在多层高覆盖率的形态区间被屏蔽；3）功能混合、可达性、建筑强度及形态之间重合度较高，高容积率（＞2.2）单元格中有64.54%聚集在可达性高值区，双功能、多功能混合单元有50.25%、85.71%聚集在可达性高值区，混合单元有公共设施用地时混合功能-可达性关联的效应更明显。

采用ASID模型比较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2个阶段的空间生产过程发现，空间生产是在高尺度话语的动员下，行动者以各种策略性行动形成新的制度，以便突破现有社会空间结构约束并巩固该成果的过程；在空间生产过程中，所处的空间生产阶段决定行动者的目的，进而影响其所属类型和空间生产策略选择。行动者类型的实质是实现其目的的策略工具，嵌套结构可视为高政治责任感官员避责偏好的结果。对城乡融合过程中嵌套结构的研究，一方面深化了中国行政区划理论，另一方面也说明，要鼓励多种形式的城际合作，以便发挥如嵌套结构等柔性空间区划调整手段的灵活性，促进核心城市政府管理的跨界延伸，实现城市资本的再领域化。同时要积极行使行政区划调整等刚性手段，锁定嵌套结构的制度改革成果。

以苏州平江街区及斜塘老街为典型案例，结合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建立基于场域理论的社会空间分析框架，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质性方法，探究文化消费与日常生活场域内社会空间演变机制，结果表明：1）不同区位街区的历史文化累积程度具有较大差异，这也决定了街区开发本身所拥有的可塑性。2）街区的发展基础会对权力主体的决策产生影响，权力主体的干预时序与实施力度直接影响战略规训的方向与实践结果。3）更新改造推动街区内部社会空间的重构与组织，使其分化为日常生活和文化消费2大场域，场域间呈现交织平衡与相互剥离2种状态。保留原住民生活场域不一定会造成“非此即彼”的矛盾与冲突，而剥离原住民的更新方式或不可避免地致使街区走向大众消费化或精英化。引导积极的社会空间演进，实现文化消费与日常生活的共生，是文化导向型历史街区更新的应有之义。

城中村非正规空间是在社会需求的驱动下，自发形成的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嵌合体。揭示城中村非正规空间演化及其内在规律，可以为其治理和改造提供方向及策略。在分析城中村非正规空间自组织特征的基础上，以苏州沈巷村为例，根据空间组织主体，将城中村非正规空间的自组织演化划分为“个体导向的自创生”“关系导向的自扩张”“社会资本导向的自进化”3个阶段，剖析城中村非正规空间自组织演化的时空特征和演化机制。研究发现：1）在城中村非正规空间的自组织演化中，空间组织主体由“村内人”向“乡内人”和“圈内人”扩展。城中村非正规空间演化与重构，既是城中村社会关系网络拓展的外在表征，又是社会关系网络变迁的结果。2）在城中村非正规空间自组织演化过程中，从“自创生”阶段的血缘到“自进化”阶段的地缘和业缘，关系网络自始至终发挥着强化信任和凝聚共识等重要作用。3）需要尊重城中村自组织逻辑，采用自下而上的协商行动，有效推进城中村非正规空间的治理。

聚焦社区更新过程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关注中国具有特殊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老旧社区，以南京市典型社区为例，基于实地调研、问卷访谈等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多维框架。从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2个维度探讨社区更新带来的环境变化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得到3个方面的主要结论：1）在物质环境维度，社区更新通过有效改善社区物质环境，显著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此外，社区更新作为对环境状况的积极主动的干预，促进居民的社区参与，进而通过中介效应提升居民的幸福感。2）在社会环境维度，首先是社区更新通过增加社区凝聚力和社区信任，直接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采用以社区为中心、自下而上的社区更新方法能提高社区凝聚力，并且能提升居民适应力和幸福感以及回报社区的意愿，更新所激发的社区参与是居民之间创造信任与互惠、营造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互动方式，其次是社区凝聚力和邻里互动能激发社区参与的中介效应，间接提升主观幸福感。良好的邻里互动使居民建立关心公共事务与利益的行为态度，并且邻里互动也带来信息的共享，对参与渠道和效果的分享也能拉动更多人参与社区建设，进而提升幸福感。3）居民的个人属性对主观幸福感也存在影响。控制变量中健康、年龄和收入对幸福感有正向显著影响。自评健康对主观幸福感正向影响最显著，其次是年龄和收入。

绿色建筑作为一种节能减排的新型建筑，其发展有助于缓解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压力，推动国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双碳”目标驱动下，探究城市绿色建筑的时空演变规律，对推动绿色建筑相关标准制定和政策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广州市为例，使用2008—2021年获得绿色建筑标识和认证的项目数据，定量分析城市绿色建筑的时空分异特征。同时结合宏观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利用地理探测器进一步探究影响广州城市绿色建筑发展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时间上，绿色建筑数量和面积增长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该趋势表现出明显的政策导向性。2）空间上，各城区间的绿色建筑数量、面积均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城区的绿色建筑类型结构不同，办公、居住和其他公共建筑占比较大。中心城区绿色建筑等级分异度大、级别复杂；等级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天河区、增城区和黄埔区；等级低值区主要分布在从化区、番禺区和南沙区等。3）绿色建筑空间分布特征变化明显：分布重心先北移后南移；分布范围呈波动扩大趋势；分布方向渐呈西北—东南格局；分布形态的方向性增强。4）资源因素是影响绿色建筑空间分布的首要因素，其次是经济因素和市场因素，最后是环境因素。

南方季风气候夏热冬冷的特殊性，让人们意识到城市在夏季应加强自然通风，冬季则需抵御寒冷的冬季风，而构建城市通风廊道不仅有利于缓解城市夏季的热岛效应、减轻大气污染，还能减少冬季风的侵袭。当前城市风环境研究一般选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其可实现不同情境下的城市风环境模拟研究；但也存在短板，特别是在城市总体规划等大尺度的设计方案初期，受计算机性能限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文章以湖南省衡阳县城为研究对象，提出通过规则建模的方法建立城市3D模型，并利用ArcGIS空间叠加构建城市空间封闭度综合评价模型。通过该方法计算出城市的潜在通风廊道，并与PHOENICS模拟的风速云图进行验证，结果基本吻合，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研究发现：在设计初期阶段应考虑城市风环境变化，选择规则建模不仅有利于方案的快速建模，还能快捷构建规划方案的通风廊道；城市通风廊道的构建需要考虑多项城市要素，根据风道的不同作用空间在规划方案中构建了8条一级通风廊道和14条二级通风廊道，并比较PHOENICS的风速云图和综合评价结果，证明了由建筑、路网、水体、绿化系统所构建的廊道系统能较好地与通风廊道相重叠，并证明了风口、开敞空间、水域、道路和建筑的优化措施能有效改善规划方案的通风能力；对比单因子与多因子的评价结果，进一步论证了单一标准评价的局限性，而多因子评价更适合复杂的城市风环境；空间封闭度模型不仅考虑了地形高差，还考虑了建筑环境因子（天空开阔度、绝对粗糙度、迎风面积密度、平均高度、建筑密度），为城市通风廊道构建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有效的新方法，有利于城市的绿色低碳建设。

基于2021年福州中心城区3 386个商品房住宅小区住房价格等数据，运用空间统计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分析住房价格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作用尺度。结果表明：1）福州中心城区住房价格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为倒“U”型曲线，东西向对称，南北向差异较大。空间格局呈“一主两副”的多中心模式，住房价格高的小区呈现“倾闽江、倾重点学区、倾商场、倾医院和倾生态资源”的特征。2）住房价格因素对空间异质性的影响明显，拥有专属带宽，楼龄、商场、小学等级是作用尺度趋近街道的局部因素，容积率、医院是作用尺度趋近区级行政区的局部因素，地铁站、长途汽车站、大学是作用尺度趋近福州中心城区的全局因素。3）住房价格显著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小学等级、楼龄、长途汽车站、商场、容积率、大学、医院及地铁站。其中，小学等级、长途汽车站、容积率、医院与住房价格呈正相关，楼龄、商场、大学、地铁站与住房价格呈负相关。

为弥补传统特征价格模型的局限性以及过去所使用的线性方法解释性不足等问题，以广州市为例，在传统房价影响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街道品质对房价的影响，利用随机森林建模，绘制累积局部效应图，探索街道品质与房价的非线性关系及其阈值效应。结果表明：1）随机森林相比于传统线性模型拟合优度更高，能有效捕捉街道品质特征及其与房价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和阈值效应。2）商业经济区位、全局穿行度与社区建成年限是对房价影响最明显的3个因素，街道品质特征对房价的影响可达36.74%。3）商业经济区位对房价的负向影响随着距离的增加逐渐减弱。全局穿行度在1 715以内与房价呈指数型正相关。安全性因素与房价关系的阈值效应明显。为保证街道使用的公平性，居住环境的绿视率应≥15.10%。

基于POI、手机信令、百度建筑等开源数据和传统土地利用数据等多源数据，运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全方位、全时态识别东莞城市公共中心体系的空间布局、功能等级和服娱腹地，并从空间形态和功能联系视角评估规划实施效果，最后从政策制度、外资投入、产业经济、土地要素和交通设施等因素探究形成机制。结果发现：1）运用多源数据综合识别东莞城市公共中心体系的技术方法有效、准确且实用，东莞中心体系已初步具有“形态多中心”和“功能单中心”的双重空间特征；2）规划对于东莞城市中心体系的构建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形态和功能方面的发育情况距规划均有一定差距；3）东莞城市中心体系是政府力与市场力多方博弈的结果，不单取决于政府政策制定、土地投放和设施建设，也与资本投入和产业转移息息相关。

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中村改造及随之而来的村民市民化进程备受关注。广州市杨箕村作为重要的城中村改造地，其村民市民化进程极具代表性。文章从城市更新下城市村落变迁的视角出发，运用市民化理论框架，深度剖析了杨箕村变迁和回迁对于村民市民化的具体影响，希冀可以厘清城中村市民化的普遍特征和特殊进程。研究发现：1）城中村村民市民化的基本路径是农民在政府征地过程中，获取城市户籍以及城市就业机会，在融入到社会分工中逐步实现市民化；2）城中村村民市民化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村落时期、城中村时期、回迁小区时期3个阶段；3）政府的征地和房屋出租行为推动村民职业和文化心理的转变，而城中村改造提高了村民收入、提升了社区的文化氛围，进一步推动了村民身份的市民化、职业的市民化和文化的市民化进程；4）总体上，城中村改造助推了村民市民化进程，但村民的市民化不仅是改造背后的生活空间转变，还受到城中村所处的区位、村集体干部、外部社会环境、个人主观能动性等的影响。

传统的遥感与CFD方法在定量评价及优化城市热环境的影响时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规划师缺少精细化管理城市热环境的定量方法。基于局地气候分区（Local Climate Zone, LCZ）体系，梳理规划控制要素与城市热环境的关联，定量分析广州中心城区热岛强度的时空分异特征，发现不同LCZ的热岛强度存在差异，调整规划控制要素可以对热岛强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对比广州中心城区的实测数据，对简化数值模拟方法（Urban Weather Generator, UWG）预测热岛强度的适用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该方法的精度（R²=0.956，RMSE=1.10 ℃，MBE=-0.28 ℃）较好，计算速度快，适用于城市地块热岛强度精细化评估。2）研究选取与规划控制要素相关的11个参数进行全局敏感性分析，发现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建筑功能及占比是影响广州中心城区热岛强度的关键性因素，对热岛强度的控制可在规划初期介入，UWG和LCZ相结合是快速准确评估热岛强度的定量化工具。3）通过合理规划土地使用、环境容量与建筑建造，引导城市设计，可有效缓解城市热岛，优化城市热环境。

在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和代表性浓度路径（RCPs）耦合情景框架下，结合以洪水风险规避为导向的城市扩张策略，模拟未来城市扩张空间格局，并对比多种情景下的洪泛区城市扩张水平以及年期望损失，以对不同策略下的灾损减缓效果进行评估。研究表明，在SSP5-RCP8.5的自然扩张情景下，珠三角地区2080年的洪泛区新增城市面积为1 633 km²（相当于2021年广州、佛山和中山的建成区面积总和），占总新增城市面积的31.5%；洪水年预期损失达23 413亿元。若通过减排使未来发展为SSP2-RCP4.5的自然扩张情景，洪泛区新增城市面积可减少至1 059 km²（-35.1%），占总新增城市面积的29.8%；洪水年期望损失可降低至14 165亿元（-39.5%）。若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加入洪灾风险规避策略，即在SSP5-RCP8.5的洪灾风险规避情景下，洪泛区新增城市面积可减少至1 358 km²（-16.8%），占总新增城市面积的26.2%；洪水年期望损失可降低至20 010亿元（-14.5%）。从评估结果看，减排以及洪灾风险规避策略可以有效减缓未来洪水风险。

流动商贩是城市社会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高效治理流动商贩问题需要全面调查他们的经营规模和空间聚集信息。然而，传统方法在大规模流动商贩信息（尤其是他们的空间分布）的自动调查存在不足。文章提出一种基于街景影像和深度学习目标识别模型的流动商贩空间分布自动调查方法。按城市路网的固定间隔距离采集街景影像，通过人机交互的方式选取1 957张包含一个或以上商贩的图像建立流动商贩标签数据。构建基于YOLO v4深度神经网络的图像目标检测模型识别街景影像库中的流动商贩，模型的平均F₁值为0.77、mAP为0.67。精度能满足覆盖城市主要道路的流动商贩数量和位置调查的需要，进而应用核密度分布模型评估流动商贩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广州市的街头流动商贩为案例，通过所建立的自动调查模型在3 339 062幅街景影像中识别出26 119名街头商贩，结果表明，流动商贩在中心城区以多中心聚集模式分布，主要集中在地铁站、城中村附近等人流量大的区域，随着道路等级的下降其数量上升，而且流动商贩偏好分布于租金中等的地区。文章提出的方法有助于实现高效、低成本和城市尺度的街头摊贩分布制图，所得结果有助于制定和实施非正规经济的空间治理政策，并进一步为街景图像丰富且开放的城市的空间治理政策的改进和实施提供建议。识别结果可用于对从业者的区位偏好分析、“邻避效应”探究以及疏导区的划定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非正规经济与空间生产是21世纪地理学界研究的热点。在相关研究中，摊贩日常生活力量对空间的生产与重塑未被充分重视，在高校边界研究中也相对鲜见。高校周边摊贩空间因具有依托高校消费、拓宽高校后勤、服务高校师生、彰显高校文化等特点而成为空间研究的理想场所。基于日常生活实践视角，选取广州大学城“广工五饭－南亭村”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入访谈、参与观察和文献分析等调研方法，从物理空间、权力空间、社会空间3个层面阐述其空间形成过程，并通过还原摊贩丰富的日常生活片段，深入解析摊贩日常反规训的特征、过程与机制，以及相关利益主体在空间生产中的社会力量，最终总结摊贩日常生活实践对高校边界空间重塑的机制。研究发现：1）高校周边摊贩空间的时空流动展现出特殊的规律性，其空间生产中也潜藏着主体权力的微观时空变化；2）摊主通过撤离、藏匿、非正式合作等反规训策略来争夺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摊主间的社会关系与学生群体的支持也推动了反抗力量的长久延续；3）多元主体的对抗和支持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并实现对高校周边摊贩空间秩序的不断重塑，也将地摊文化属性嵌入到原本单一的学生社会空间中。多元主体空间生产的过程展现了高校周边摊贩空间的日常丰富性与特殊性，也对大学城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

地级市设置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转型的重大空间成果，地级市布局结构优化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对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政区相似系数、标准差椭圆模型等方法，对地级市设置的空间特征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在空间特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级市设置受政策因素的影响较大，仍基本延续着原地区建制的空间范围，呈现自东向西、由沿海向内陆逐渐推进的趋势。2）由于设市模式的差异，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地级以上行政中心设置过近、“小马拉大车”和“大马拉小车”等问题，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这些问题也在日益凸显。3）中国地级市空间分布生成于工业化与城镇化背景下的地域型政区，发展于城乡差异与跨界合作的战略转型，并在地域重构与尺度重组中面临区划调整的创新挑战。4）地级市设置的“空间”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体制成本的提高，未来应从更大范围统筹考虑生产力布局，必要时可开展地级行政区划调整。

“空间正义”问题进入中国城市研究和规划学者视野后，在多种现实问题的折射下，已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利用CiteSpace对2000—2021年WOS中的1 516篇英文文献进行分析，绘制关键词聚类、核心作者群及研究机构等知识图谱，揭示国外空间正义研究的热点与趋势。研究表明：1）国外文献发文量呈现阶段性上升的趋势，分为探索期、稳定期和爆发期3个阶段。2）国外空间正义研究呈现3个方面热点：①以青年与儿童为对象的研究方兴未艾；②环境正义研究蓬勃发展，内容不断分化延伸；③随着空间正义价值追求转向高质量与可持续性，城市公共空间、绿色空间成为研究热点。3）环境正义与城市空间的融合，以及技术进步推动下的尺度综合和主题扩展是国外空间正义研究的发展趋势。总体而言，国外空间正义研究日趋成熟，对中国空间正义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对接国际前沿，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成果并真正贯彻到当前的空间实践中是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升级为国家战略，南京都市圈城市一体化发展也进入新阶段。当前加盟区县城镇化水平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引导未来都市圈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基于1990－2017年全域不透水面数据与企业大数据，采用空间形态定量评估、空间自相关分析以及区位熵评价等方法，对比过去28年南京都市圈建成区向外扩张与产业集聚发展的时空变化特征，探究南京都市圈的发展历程，以及不同产业对于都市圈空间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根据建成区扩展强度变化，南京都市圈建成区分布格局先是呈单核心圈层结构，2010年后演变成多核心；2）制造业集聚与建成区空间演进之间存在全局正相关性，但在2015年以后相关性有所降低；3）在劳动力密集且附加值低的制造业中，服装纺织、森工造纸和文体娱乐等产业的集聚过程，与建成区演进的正相关性先增后减。矿物加工业对建成区演进具有较强的推动力。南京都市圈正处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时期，南京市应主动转移低端制造业到圈内其他地区，协同创新发展方式，持续提高自身首位度；都市圈其他地区应将土地资源投入从粗放型向效益型转变。

以中日两国规划体系发展历程为背景，基于“发展”和“空间”两大视角，对东京湾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体系进行对比分析，得出以下6点异同：1）中日两大湾区在近代工业化、城市制度构建和城市群规划体系建设等方面皆发挥了引领作用，但所处的历史背景和面临的关联制度存在差异；2）地方分权下，东京湾区的部门机构设置及命名相对灵活，且通过“协议会”的形式进行综合性规划编制；除港澳外，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体系由发展类规划、国土空间类规划、城乡建设类规划三大板块构成，且主管部门的设置在形式上是整顿、明晰、上下一致的；3）纵向传导体系方面，东京湾区的中央级规划自成体系、一脉相承，但都县级规划比较自由，且上位规划不具有绝对强制性；粤港澳大湾区相关规划的上下位关系相对明晰，但区域级规划在执行时又具有一定弹性；4）横向协同体系上，东京湾区建立了两大联席会议制度，负责区域治理及规划编制的协调，规划对城市职能的定位弱化；粤港澳大湾区针对各类问题也建立了强度各异的合作机制，同时规划对城市功能进行定位的特征依旧明显；5）规划性质上，东京湾区的发展规划与空间规划已合并为综合规划，且空间规划部分具有明显的存量规划特征；粤港澳大湾区则仍具有发展、空间、城乡的三维特征，处于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过渡阶段；6）公众参与上，东京湾区已突破传统规划范式，开始涉及个人价值等微观领域，公众参与程度高；粤港澳大湾区近年不断丰富规划内容，在公众参与的机制建设和意识培养上也取得进步，但仍有提升空间。

以广州市黄埔村创新创意空间为例，采用深度访谈、网络文本分析等方法，从情感地理的视角探讨城市更新背景下创新创意空间对地方意义的重构，尤其是情感在地方认同中的塑造作用。研究表明，城中村创新创意空间通过物质环境、文化及社会关系的重塑，对多元主体的地方情感和空间意义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城中村创新创意空间物质环境的改善增强了当地居民的情感认同和地方依恋，具有现代性的产业形式在文化价值上未能形塑本地居民的地方认同和文化身份，但提升了创客及租客群体基于创意及文化氛围的地方认同。城中村创新创意空间通过加强主体间的互动与联系，形成以产业为联系纽带的社会网络关系，建构起共同的情感依恋与地方认同，并将传统的居住空间转变为具有消费、生产及休闲属性的多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