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地理” 栏目所有文章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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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业地理
    伍薇, 刘锐金, 何长辉, 杨琳, 占达儒
    热带地理. 2024, 44(4): 746-760.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859

    运用海南和云南橡胶主产区615个种植户的调查数据,测算了农户生计资本水平,设计了生计活动多样性指数和家庭收入多元化指数,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生计资本配置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农户生计资本积累有助于丰富农户家庭生计活动和收入来源结构,尤其是金融资本积累有助于提升农户生计活动多样性水平;不同生计资本结构对农户生计结果的影响存在地域性差异;自然资本禀赋对海南产区的收入多元化水平有显著推动作用,但在云南产区却可能存在“诅咒”效应。2)地域差异、生产决策和农户特性对可持续生计有重要影响。村庄所处的海拔高、距县城距离远对农户开展多样化生计构成挑战;割胶生产规律固化虽然可能会削弱农户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但由于其劳动力调整灵活性强,可更好地稳定家庭收入;土地细碎化具有多元化生计的效果,但不一定有收入效应;虽然贫困户身份可帮助农户获得相关政策的支持,但增强生计能力才是实现可持续生计的关键所在。3)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和家庭收入的影响存在中介效应。生计资本对生计多样性的促进作用,有52.70%是通过提高生计资本统筹能力实现的,家庭就业策略优化有助于增强生计资本对收入多元化的促进作用,中介效应达30.52%。最后,建议通过提高农户家庭生计资本统筹能力、加强生计能力建设、扩展就业信息渠道等来增强农户生计综合能力。

  • 农业地理
    熊春, 谷人旭
    热带地理. 2024, 44(4): 761-770.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832

    通过不均衡指数、空间聚类检验、负二项回归分析等方法,探讨中国农业企业品牌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受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农业企业品牌在华东地区分布最多,山东、河南、江苏等省是农业企业品牌数量最多的省级行政区,从密度看,呈现西北最低、中部次之、东部沿海最高的三级阶梯,并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北地区形成高-高集聚和热点区域,在西部地区形成高-低集聚、低-低集聚和冷点区域;2)区域品牌数、第一产业产值、农业专利和创新园区数、三农主播数与农业企业品牌数呈显著正相关,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与农业企业品牌数呈显著负相关,因此,在建设农业企业品牌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区域品牌的建设、创新力的培育和流动以及新型营销的发展。

  • 农业地理
    陈磊, 邱茹梦, 李川
    热带地理. 2023, 43(12): 2406-2417.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785

    采用数理量化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法分析成都平原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特征,构建经济计量模型识别耕地非粮化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时序上,2000-2019年成都平原耕地非粮化面积与非粮化率均呈波动增加趋势,其增幅分别为4.40%、13.53%,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保障面临较大压力;2)空间上,成都平原34个区县耕地非粮化面积呈多中心分散分布态势,非粮化率呈中部高、东北和西南低的空间格局,且非粮化面积空间分布集聚区域集中在成都及其周边临近城市;3)经济作物种植规模、农业结构调整、城镇化率、耕地保护政策是影响成都平原耕地非粮化最主要的因素。基于此,提出划定耕地保护红线以落实耕地用途管制、加强部门协同管理以形成耕地保护合力、完善农业补贴制度以保障农民基本权益、加大耕地保护政策宣讲以提高粮食安全意识的建议。

  • 农业地理
    李静怡, 杨伦, 闵庆文
    热带地理. 2023, 43(12): 2418-2428.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792

    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对遗产地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农业文化遗产认定后对遗产地的经济影响还未得到较为准确的刻画。文章以广东潮安凤凰单丛茶文化系统为例,以潮安区和饶平县为研究区,从总量变化、产业发展的角度比较了遗产地潮安区和对照地区饶平县在2010—2019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并采用中断时间序列(ITS)定量分析了遗产认定前后两地区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总量增长的差异及其显著性。结果表明:1)广东潮安凤凰单丛茶文化系统被认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后,遗产地潮安区的旅游业迅速发展,旅游收入显著增加,茶产业规模逐渐扩大,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2)农业文化遗产的认定有效带动了遗产地旅游资源开发,增强了单丛茶的品牌优势,推动了遗产地的茶旅融合,使地方得到了良好的政策支持,进而促进了遗产地的经济增长。

  • 农业地理
    刘锐金, 刘东, 何长辉, 伍薇, 陈帮乾
    热带地理. 2023, 43(12): 2429-2442.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791

    人口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利用海南岛市县级面板数据,探讨橡胶种植面积占本地区国土面积的比例,及其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1992—2002年,海南岛橡胶种植以国有农场为主,种植面积占比对本地区农民收入影响较小;2003—2013年民营胶园迅速扩张,有效地提高了主产区农民收入,但之后两者呈负相关关系。橡胶种植强度与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负相关,2014—2020年尤为显著。2)橡胶种植强度与职工人数占比、非农就业劳动力人员占比以及人口城镇化率均是负向关联,橡胶种植对城乡就业结构的反向作用随时间发展逐渐减弱,但其对人口城镇化率的负向影响则是加强的。橡胶种植强度与人口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提高幅度从东往西递减。3)在天然橡胶价格上涨期间,农民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对橡胶种植与非农就业的负向关系有缓和作用,但2003年后加剧橡胶种植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负相关程度。4)基于相邻矩阵、地理距离矩阵、经济矩阵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显示,橡胶种植对海南岛人口城镇化的直接效应为负面,但橡胶种植也有一定的地区间正向溢出效应,促进临近地区非农就业。缓解橡胶种植强度对海南人口城镇化的负面效应,关键在于提高天然橡胶劳动生产率、延伸产业链,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协调推进人口城镇化。

  • 农业地理
    王贞妍, 何云玲, 林晨
    热带地理. 2023, 43(7): 1288-1301.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557

    基于云南省1989―2018年的农业数据资料,采用LMDI分解法、重心迁移模型等方法研究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的时间变化趋势与空间演化格局,并探究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稻谷、玉米、薯类)生产的变化差异;进一步采用人均粮食产量、粮食波动系数等指标分析粮食安全水平。研究发现:1)近30年云南省粮食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表现为显著上升的变化趋势,其中总产量增长率高达97%,且各作物单产量的增加和种植结构的调整是全省粮食总产量增产的主要贡献因素;稻谷和小麦的种植面积在30年内分别下降了16%和36%,总产量和单产量变化不大;玉米的种植面积、总产量及单产量的增长率最明显;稻谷和玉米在1989—1998年增产的主要贡献因素均为单产量的增加,而1999―2018年3种谷物增产则均是由于种植面积的变化;薯类在研究时段内总产量增加了228%,这一变化是由种植面积变化导致的。2)云南省粮食种植面积总体呈现东多西少的分布规律,最多的地区为曲靖市,最少的为迪庆藏族自治州;粮食生产重心有向东北方向迁移的趋势;稻谷产量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小麦产量高值区由四周向中部聚拢;玉米和薯类发展较快,高产区均主要分布在滇东北。3)近30年云南省人均粮食增长了111.56 kg,粮食生产能力有所提升,目前处于自给自足型;但70%以上年份的波动系数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粮食供给较不稳定,粮食供需矛盾问题依然突出。

  • 农业地理
    罗珂, 郭雨露, 何可, 叶昌东, 陈子晗, 凌佩云
    热带地理. 2023, 43(7): 1302-1314.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709

    基于广州都市农业的4个实践案例(花城农园、一方乐田、都市锦田和艾米稻香小镇)探索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阶段都市农业的新内涵和基本模式。研究发现:1)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背景下都市农业具有新技术、新机制、新功能和新形态“四新”内涵。2)广州4个都市农业案例由城市中心到外围的区位布局依次归纳为立体农业(新形态)、休闲农业(新功能)、田园综合体(新技术)以及共享农业(新机制)4种基本模式,不同模式的创新做法、空间形态和实施效果各有差异。3)广州都市农业发展的创新经验主要有:强化农业资源转化和多重功能价值;发展多元途径、创新融合多种发展形态并以模式创新为抓手;科技与人工智能共同赋能于都市农业发展;多方主体参与,形成“政-企-校”智库联合机制;制度保障助力都市农业项目落地。

  • 农业地理
    杨远萍, 布买日也木·买买提, 陈桂明, 李丹, 贾凯, 姜浩, 陈水森
    热带地理. 2023, 43(7): 1315-1325.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701

    基于全产业链视角,以2022年5—8月对广州市主要荔枝产区360户荔枝种植户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利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和随机森林模型,对荔农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重要性排序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荔农的年龄、兼业情况与园地面积显著负向影响荔农绿色生产行为实施;2)安全生产认知、环境认知和政策认知能有效促进荔农采纳绿色生产行为;3)村规民约、加大绿色生产补贴力度、认定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政府满意度、参加培训、增加农业收益均显著正向影响荔农的绿色生产行为;4)4类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排序为认知特征、外部环境、家庭经营特征和个人特征。据此,文章认为政府应在尊重荔农主体性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措施,加大绿色生产补贴力度,实现收益与补贴的可视化,实行市场监督,适当扩大种植规模,构建多元宣传、培训体系,打造品牌的优质形象,全面提高荔农绿色生产水平。

  • 农业地理
    黄普基, 吴俊范
    热带地理. 2022, 42(5): 834-842.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476

    韩国济州岛的柑橘园景观具有重要的文化遗产价值,是当地人利用济州岛特殊的气候、水文、植被环境所塑造的独特农业景观。16世纪朝鲜王朝建立柑橘进贡制度,济州官府设置柑橘园,此后至今,济州岛柑橘园区域分布与地理景观都呈现较大变迁。文章结合气候、水资源等自然因素与韩国柑橘产业政策、市场、社会变化与技术进步等人文因素,分析16世纪以来济州岛柑橘园景观与空间分布变化,探讨济州岛柑橘生产空间变迁原因与驱动力。结果显示:16世纪至2019年,济州岛柑橘生产经历了发展、没落、强力复兴的大起大落发展历史,呈现从北到南的生产空间大迁移,柑橘生产空间逐渐扩大。济州岛的柑橘园生产经历从朝鲜时期的官府果园到现代观光体验农场的转变。柑橘生产空间变迁与地理景观变化的原因与驱动力较复杂,水资源是影响朝鲜时期柑橘园分布的主要自然因素。社会制度、交通与市场是16世纪以来影响柑橘园生产空间扩展的主要人文因素,在近500年的柑橘生产空间发展变迁的过程中,人文因素不断加强,影响柑橘空间与地理景观的优化调整。20世纪70年代以来,水资源开发技术的进步改变了现代柑橘园生产空间分布格局。对济州岛柑橘园长时段的生产空间与地理景观变化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可以为中国传统柑橘栽培地区打造具有地方特色柑橘园文化景观与民俗、文化产品,以及中国柑橘产业的升级发展提供参考。

  • 农业地理
    李达, 张绍文
    热带地理. 2022, 42(3): 490-498.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415

    当前,橡胶收入不足于吸引农户继续种植橡胶,为保障国家橡胶战略安全,利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有效性边界,并对影响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因素进行了敏感性分析。结果发现,依据2019年西双版纳18个样本村的947个截面数据及地区统计公报等测算得出,在橡胶价格为8元/kg时,应将目标补贴价格定位为12.8元/kg;橡胶树单产为影响目标价格补贴额度变量中敏感系数最大的因素;在当前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橡胶树单产提升10%可使目标补贴价格额度下降25%。建议采取积极稳健的财政补贴政策,利用浮动的目标价格补贴稳定橡胶产区的农户预期,同时辅以橡胶价格保险等配套政策激励农户提高橡胶树单产,在达到政策目标的同时降低财政成本。

  • 农业地理
    周宗俊, 保继刚, 翁时秀
    热带地理. 2021, 41(2): 388-397.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326

    以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为例,基于元阳县自然资源局的土地利用的空间矢量数据,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提取2013-2018年元阳县与梯田核心景区的土地利用类型信息,分析梯田耕作时空演变的总体特征和变化趋势,选取级差地租理论解释梯田耕作的演化逻辑,并通过实地调研说明政府的外力干预效果。结果表明:1)梯田核心区的耕地比例大于整个元阳县的耕地比例,且不同于元阳县内旱地面积大于水田面积,核心区内的水田面积为旱地面积的一倍,表明核心区的水田比非核心区保护得更好;2)在没有外力干预的自然情况下非核心区与核心区水田分别呈现改旱和撂荒趋势,民族内部的文化力量难以可持续抗衡这种变迁。而政府作为市场失灵的调控机关,在遗产保护任务和政治利益激励的诉求下,干预了核心区的梯田演变过程,通过提高级差地租Ⅱ实现核心区的土地增值,集中加大对核心区的资源要素投入,从而有效延缓了梯田遗产消失或变更的进程;而非核心区由于缺乏政府有力的干预,梯田正呈现逐渐消失的趋势。

  • 农业地理
    林正雨, 陈强, 邓良基, 李晓, 何鹏, 廖桂堂, 费建波
    热带地理. 2021, 41(2): 374-387.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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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运用产业集中度、探索性数据分析(ESDA)、产业重心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对中国柑橘生产空间演变特征,以及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978-2015年中国柑橘生产空间呈现扩张态势,可分为急剧增长期(1978-1991年)、低速增长期(1992-2000年)、稳步增长期(2001-2015年)。中国柑橘生产空间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中南地区、华东地区,具有“北冷南热”的空间结构。柑橘生产空间在省域尺度上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特征,呈现显著的地理集聚现象,且集聚呈现先急剧下降,其后再波动上升的变化过程。自2000年起,生产空间重心持续性向西南向迁移,“西移南扩”的迁移趋势明显。中国柑橘生产空间从最初的自然驱动,逐步转向为“自然-社会”驱动。自然资源禀赋决定着中国柑橘生产的基础空间,社会经济因素是柑橘生产空间变迁的重要原因。在市场区位因素中,道路运输、水果消费对柑橘生产空间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路网密度提高,提升了产区的经济区位,居民收入的提高扩大了柑橘消费需求,因此每提高1%,柑橘面积分别增加0.192%和0.107%。在生产要素中,劳动力投入、水利灌溉对柑橘生产空间存在正向效应,每提高1%,柑橘面积分别增加0.934%和0.094%。在社会经济因素中,非农就业机会引起的农村劳动力流失,对柑橘生产空间存在强烈的负向效应,每提高1%,柑橘面积减少1.365%。科技进步带来的新品种、新技术对柑橘生产空间存在正向效应,每提高1%,柑橘面积增加0.058%。人均粮食占有量的直接效应为负向效应,间接效应为正向效应,意味着在分配有限土地资源的博弈中,本地土地首先要满足粮食安全,因此抑制柑橘面积增加。而邻近地区人均粮食占有量的提高,通过粮食流通能够满足本地粮食安全,促进柑橘面积增加。

  • 农业地理
    陈嘉, 韦素琼, 李锋
    热带地理. 2021, 41(2): 364-373.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318

    结合实地调研与半结构访谈法,从集群演化生命周期视角出发,建立“路径-网络-制度”演化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对比两种不同类型农业产业集群形成演化路径与特征,探究其共位发展的演化过程,并探讨形成“共位集群”的潜力与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漳平永福高山茶集群作为外资驱动型集群,其发展显示出较强的“初动能”与正式制度依赖性,在台资驱动下经历两端在外、原生路径移植的萌芽期,叠加多级政策外力进入成长期,并逐步实现三产融合发展的路径突破,其间伴随由原生关系网络转向本地生产网络,逐步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演化过程,但其本地溢出效应有限且存在用地资源限制等路径锁定风险因素;2)作为本地内生型集群,漳平水仙茶产业集群具备更强的“能动性”与社会制度依赖性,在原有历史积淀及地区禀赋基础上萌芽,通过政府扶持实现路径修复,逐步恢复由地方关系网络主导的集群生产网络而进入成长期,初步形成专业化分工格局,成熟的产业氛围及较强的地方根植性使得集群创新网络已初现雏形,但因企业规模有限、外部力量不足等限制存在路径锁定风险;3)集群的共位发展可辅助消除路径锁定风险,而两者由萌芽阶段的独立共生,演化至成长阶段前期的共位竞争,并最终形成共位竞合关系,表明其具备形成“共位集群”的发展潜力与潜在路径。由此,推动地区农业“共位集群”的发展,地区正式制度安排是关键推力,而龙头企业、中小企业与农户组织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