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广东省为例,基于2000—2020年区县尺度的常住人口数据,分析广东省2000—2010和2010—2020年2个阶段人口收缩类型的空间分布特征,并构建人口-经济-社会-自然指标体系,借助多分类Logit模型与随机森林模型,从非线性影响角度探讨其人口收缩形成与演变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广东省人口收缩地区多分布于珠三角外围,存在空间上的核心—边缘不均衡,同时存在县域与市辖区的差异。其中,县与县级市是人口收缩的主要地区,存在收缩范围广、程度深、时间久的特征。2)广东省人口整体收缩强度增加,呈现更加缓慢、持续、广泛且普遍的收缩趋势,邻近珠三角9市的地区人口收缩程度加深。以梅州市为主的粤北山区东部与粤东地区的人口收缩程度加深,而以韶关市为主的粤北山区北部人口收缩逐渐恢复。3)广东省人口收缩地区的形成受到人口结构、经济产业、社会生活与自然生态4个维度多因素的交互影响,机制复杂,且对于不同类型的人口收缩影响有所差异。
人口就地、就近流动的再次兴起是当前中国人口流动进程中的新现象,对推进城镇化格局演变与政策优化的意义重大。基于福建省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在阐明“就地流动”和“就近流动”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县域尺度上流动人口就地流动和就近流动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福建省各县域的省内流动人口以就地流动为主,就近流动为辅;就地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具有一定均衡性,而就近流动人口的空间选择性较强,具有明显的山海差异和以市辖区为核心的圈层结构特征。2)不同城市的就近流动网络存在规模等级差异:两大核心城市(福州和泉州)的就近流动网络处于“又聚又散”的发展阶段,具有明显的“双核心”流动网络结构,其他中小城市的就近流动网络仍停留在向市辖区集聚的阶段。3)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老年抚养比,较高的第二产业比例和少年抚养比,以及地处都市圈外促进人口就地流动;较高的第二、三产业比例、工资和教育、医疗水平,较低的少年和老年抚养比,以及位于都市圈内促进人口就近流动;两地间的经济收入、公共服务发展水平差距越大,其人口就近流动的规模越大,而两地间的第三产业占比差距越小,其人口就近流动规模越大。
以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和兴趣点(POI)数据、路网数据、高程数据、夜间灯光指数为基础,运用熵值法、核密度分析法、空间错位指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20年温州各乡镇(街道)人口老龄化和养老服务资源配置空间非均衡现象及驱动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温州市整体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数量、老年人口密度、人口老龄化系数、老年人口赡养比、老龄化综合指数呈现从市辖区—市辖区外围街道—偏远乡镇逐渐提升的空间格局;2)温州市养老服务资源呈现出“市辖区街道多元供给,沿海发达乡镇实现基本保障、内陆山区乡镇供给匮乏”的非均衡格局;3)市辖区街道养老服务资源丰富,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瑞安、乐清城区和县域中心镇养老设施众多,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养老保障,偏远乡镇的养老服务资源数量稀少;4)老年人口数量、夜间灯光指数和路网密度是造成温州市乡镇(街道)养老服务资源空间非均衡性主要驱动因素。未来要打破行政区划束缚,加快市辖区与周边县域养老服务资源共建共享进程,加大对深度老龄化乡镇财政扶持力度,结合城市更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增加养老设施数量,提升养老服务资源与老龄人口的适配度。
21世纪以来,人口老龄化成为重要社会性问题,完善社会养老服务空间体系、合理配置养老资源对于应对社会老龄化问题具有深远意义。现有研究多局限于老年人口生理上的护理疗养和健康管理,忽视了老年群体的精神性、文娱性需求与相关服务空间配置的合理性探究。文章以四川省为例,使用修正后的World Pop数据分析老年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采用栅格成本距离方法测算老年康养文娱设施的空间可达性,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刻画栅格尺度下二者间的空间匹配度。在此基础上,运用地理探测器剖析匹配关系的影响因子及其驱动机理,深入分析区域老年康养文娱设施布局的合理性。研究发现:1)四川省老年康养文娱设施空间布局非均衡现象普遍。在较为舒适的出行时长范围内,相当比例的老年人口获取服务困难较大,设施配置的空间非均衡性突出。2)四川省老年康养文娱设施的总体可达性状况不佳,省会城市及其他市州设施可达性状况差异显著。3)四川省老年康养文娱设施可达性与老年人口间的匹配度空间异质性显著,川西大部分区域属于失调类型,说明四川省部分地区老年康养文娱设施建设的空间合理性有待提升。4)老年康养文娱设施可达性与老年人口分布匹配情况的空间自组织性仍以集聚为主要驱动力,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
基于2000、2010和2020年3次中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刻画近20年来中国县域人口老龄化的分布格局,并采用分数响应模型,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要素和人口迁移3个维度,识别县域尺度人口老龄化程度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20年间,中国绝大多数县域步入“老龄化社会”,部分县域步入“老龄社会”,成渝地区、内蒙古中部、长三角外围等地区县域步入“超老龄社会”。2)人口老龄化分布的空间结构模式多样。总体上,胡焕庸线是人口老龄化分布的明显分界线,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县域老龄化程度高于西北半壁县域,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人口老龄化呈现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寒区梯度扩散的特征;局部看,人口老龄化呈现“均质化”“逆核心—边缘”“核心—边缘”等多样的空间结构特征。3)自然环境奠定人口老龄化分布的宏观格局,社会经济要素是老龄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人口迁移对老龄化空间格局的重塑起重要作用。
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根据流动人口的期望居留时长将居留意愿划分为短期居留、长期居留、永久居留3种类型,分析流动人口的流动与居留特征,并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与作用差异。研究发现:1)东莞等以制造业为主要产业的城市其流动人口以短期居留意愿为主,而生活成本低或能提供综合服务的城市更能吸引流动人口长时间居留。2)虽然跨省流动人口主要来自临近省市,但来自较远省市的流动人口永久居留意愿更强;来自省内的流动人口整体倾向于长期或永久居留,并在流入城市选择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地理邻近性。3)特征为女性、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高、在婚、流入时间长、因非工作原因流入、收入水平较高的群体倾向于在流入地长期或永久居留,反之则倾向于短期居留;与省内流动人口相比,较高程度的社会融入更能促进跨省流动人口产生永久居留意愿。4)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收入水平、流动原因等因素在跨省与省内流动人口的影响效果上存在差异。
流动人口长期处于城市住房阶层的底端,近年来其内部出现明显阶层分化,影响新型城镇化和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文章采用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房价数据与城镇数据,分析流动人口住房阶层的特征、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与机制。首先从人口城镇化视角,采用潜在类别模型,根据购房状况将流动人口分为流入与户籍地多房、流入地一房、户籍地城镇有房、户籍地村房、无房共5个阶层。进一步的分析表明:1)流动人口形成三阶五层“土”字形的住房阶层结构,非农户籍流动人口多处在住房阶层的中上层,而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在无房阶层中占比较高,多处在中下层。2)流动人口住房阶层形成南北差异的空间格局,城镇多房和流入地一房阶层多分布在北部和中西部,且多集中在中小城市;而户籍地城镇有房阶层与无房阶层多分布在东南部和南部,且多集中在大城市。3)除社会经济因素外,制度、迁移、区域因素显著影响流动人口住房阶层,户籍制度仍对住房分层有较大影响。4)制度维续、市场转型和住房过滤是流动人口住房分层及其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应加快户籍等制度改革,依据地域实施差异化保障性住房建设,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流入流出地都无购房的流动人口提供住房保障,促进农村流动人口住房阶层跃迁。
基于2017年CMDS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地理空间分析方法,解析中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及哈长城市群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网络空间结构差异,划分其空间模式。研究发现,城市群居留网络整体上呈不同等级的“圈层”结构,距离衰减效应显著。居留网络结构特征迥异,沿海城市群流动人口来源腹地广,京津冀和长三角集聚效应明显,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更高;珠三角城市群居留强度低,结构松散。内陆城市群吸引范围有限,居留意愿低,成渝城市群居留联系弱,内外部流动相对均衡,长江中游城市群呈现弱集聚与轻均衡特征,哈长城市群内部结构紧凑,外部联系松散。不同区位、不同规模、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其居留意愿网络空间格局差异明显,流动人口居留选择具有明晰的地域指向。沿海城市群应加大区域低中心性城市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吸引人口流入;内陆城市群应优化产业结构布局,平衡人口流出与流入,避免区域人口过度流失。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多水平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2类典型流动原因(异地养老、家属随迁)对流动老人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异地养老对流动老人居留意愿产生显著促进作用,而家属随迁对居留意愿产生显著抑制作用,异地养老流动老人的居留意愿比家属随迁群体更高;2)流动群体内部因素和流入城市外部特征共同影响流动老人的居留意愿;3)不同流动原因的流动老人居留意愿选择呈现差异化的机制,家属随迁流动老人的居留选择以家庭为核心,城市自然舒适度等外部环境对其产生一定补偿效应;4)异地养老流动老人的居留选择以个人养老目的为核心,依赖于城市群的政策利好及便利养老设施等外部条件,且受流入地社会网络联系影响更显著。
推动农村流动人口有序落户城镇是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落户行为决策的影响因素尤为重要。文章使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比分析中国四大经济分区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并探究农业转移人口的土地持有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土地持有方面存在空间集聚特征。在农村承包地方面,其空间分布总体上呈东高西低;在农村宅基地方面,其总体上呈东南高,西北和东北低。此外,农业转移人口流出地的土地资源分布呈现部分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农村承包地低-低集聚区分布在西部和粤—琼地区,高-高集聚区零星分布在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农村宅基地低-低集聚区分布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区。这反映地区土地政策、文化环境和社会条件等因素对农村土地持有的空间集聚特征的影响。2)拥有农村土地对不同流出地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抑制程度有所差异,承包地规模变化对落户意愿的影响方式也有不同。拥有较大规模农村承包地对东北地区流出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的抑制作用最强,东部次之,再次为中部,西部最弱。在农村土地持有规模与落户意愿关系方面,东部和东北部地区,承包地规模越大则落户意愿越弱;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与之相反。3)拥有宅基地会降低人口落户意愿,拥有大于平均面积的宅基地对城镇落户意愿的抑制作用较大。然而,宅基地对于不同流出地的人口落户意愿抑制程度有所差异。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农业转移人口而言,拥有大于平均面积的宅基地对其城镇落户意愿的抑制作用较大。4)集体分红仅对东部地区流出人口落户意愿形成显著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