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气候变暖与人口老龄化叠加背景下，热浪暴露与老年人综合健康的关系及其空间差异仍有待深入识别。基于CHARLS 2011—2015年3期追踪数据，文章以衰弱指数（FI）衡量老年人健康状态，结合城市−年份尺度热浪暴露数据，采用广义估计方程作为主模型，并结合混合效应模型、CRE-Mundlak模型和固定效应敏感性分析，考察热浪持续时间与老年人衰弱之间的关联及其城乡属性和绿色空间调节差异。结果表明：热浪持续时间与衰弱指数之间未呈现稳定的单一平均关联；城乡属性为理解热浪持续时间与衰弱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情境信息，城市地区热浪持续时间与衰弱之间的边际关联更强，但该结果在替代热暴露指标下稳定性有限；绿化覆盖率与热浪持续时间的交互项在多个模型中呈负向，提示较高绿化覆盖率地区中持续热浪与FI之间的边际关联更为平缓；相比之下，NDVI交互项并不显著，说明不同绿色空间指标可能反映不同尺度和维度的生态环境特征。总体而言，城市年度热浪暴露与老年人衰弱之间的关系不宜被简单概括为均质的平均效应，而呈现一定的城乡情境差异和绿色空间指标敏感性。

首发经济是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经济形态，是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内需的关键抓手。文章旨在揭示首发经济政策演进脉络与区域差异格局，为因地制宜发展首发经济提供依据。通过构建“时间−空间−工具”三维分析框架，运用文本挖掘、词频分析与空间统计方法，对2005—2025年国家、省市级层面的相关政策文本进行系统性解析。结果发现：1）首发经济政策历经“市场自发－地方探索－国家统筹”三阶段演进，政策目标从单一促消费扩展为链接消费、产业、城市与新质生产力的复合功能体系；2）在空间上形成“东强西弱、核心引领、连带扩散”的时空格局，且与国家区域战略布局存在耦合；3）依据文本特征识别出“品牌引领型”“载体支撑型”“综合发展型”3类政策区域，其在政策工具组合上存在明显差异。首发经济政策已从地方性商业现象上升为国家系统性制度安排，其空间分布与区域禀赋及战略定位密切相关。未来应推动首发经济政策从“数量导向”转向“生态构建”，强化区域协同与本土品牌培育，并针对欠发达地区创新支持方式，以促进首发经济在全国范围内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在扩大国内有效需求的背景下，信息消费有望成为实现经济集聚的重要抓手，对优化中国经济空间布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国家信息消费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3—2023年28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DID模型实证考察了信息消费对经济集聚的影响和传导机制。主要结论为：通过平行趋势、异质性处理效应、安慰剂等有效性识别检验可知，信息消费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经济集聚，且该结论经过替换估计方法、排除其他政策干扰、替换关键变量、剔除特殊样本、排除空间溢出效应等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检验发现，信息消费试点政策通过扩大市场潜能和促进信息产业集聚来实现经济集聚；异质性检验发现，信息消费试点政策能显著提升非东北地区、南方地区、非省际交界区、商业魅力型、较好营商环境、较强人力资本等城市的经济集聚，并显著促进了第二、第三产业的经济集聚。

文章以湖南湘江新区75处楼宇群落为对象，结合长沙“4433”产业体系，从经济效能、管理效能和行业效能3个维度创新性地构建了楼宇运营健康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生态群落测量法及地理探测器等，系统测算了楼宇群的运营健康度，并对运营健康空间格局分异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湘江新区办公楼宇楼栋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形成“轴带化、集群式”的空间格局。2）楼宇运营健康度空间呈现产业园、区位及景观中心多核极化与圈层梯度扩散的复合格局特征。经济、管理与行业三大效能呈现明显的协同集聚特征，也存在梯度差异及其潜在的交互影响。3）研究区域可划分为六大楼宇集聚区，各区之间的运营健康度及主导产业显著分化，未来产业在城市新区聚集且健康度波动较大，传统产业则多分布在成熟区，健康度整体偏低。4）湘江新区办公楼宇健康度格局是多因子共同塑造的复杂产物。通达条件体现驱动力，奠定“临路延伸”的梯度空间基础；使用条件作为承载力，协同塑造高值“节点集聚”与低值“环城边缘”的结构；配套条件发挥粘着力，通过功能互补促成高值“沿湖依景”分布。

文章聚焦于2006—2022年长江经济带的跨城风险投资流，构建出6个时间截面的有向加权网络，从微观节点层级、中观组团分类、宏观拓扑属性层面分析其网络结构特征；并运用指数随机图模型从内生结构效应、城市属性效应、外部情境效应探讨其运行机制。研究发现：1）上海始终是长江经济带的风险投资核心，杭州、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紧随其后；投资组团与省域或区域行政边界高度契合，形成了长三角强势组团、成渝双核组团、长江中游多中心组团与云贵新兴组团；2）长江经济带跨城风险投资网络的核心—边缘分异突出，呈现异配性，网络投资规模与城际投资强度整体提升，互惠性与小世界性不断强化，网络结构亦逐步优化；3）长江经济带跨城风险投资及演化的内生运行机制从早期以互惠机制和择优依附机制为主演化到后期传递闭合机制凸显的多方博弈；外生运行机制中，城市的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水平均促进跨城风险投资，但全球化和城市化的作用在下降而市场化的作用在加强；城市间地理和组织邻近对跨城风险投资的推动也在弱化。

文章以深圳家具制造S企业为案例，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调查的方法，探究区位转移下企业经济升级驱动社会升级的过程和机制。结果发现：1）过程、产品、功能、链条与规模升级产生了差异化的社会升级结果，在提高薪资、增加岗位、培训机会和增强话语权的同时，亦带来岗位缩减、劳动强度增加及收入不均等社会降级效应。2）区位转移后的社会升级受地方产业政策等公共治理与企业薪酬激励等私营治理的共同调节。其中，公共治理通过制度供给构成社会升级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企业治理更多体现为对制度环境的嵌入式适应，结果在不同劳动群体间形成差异化的社会升级效应。

台商直接投资（TDI）是大陆地区跨境投资的重要来源，也是一些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伴随中美关系、新冠疫情、两岸关系等环境变化，大陆台商投资企业持续退出，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文章旨在研究，当面临外部冲击时，在大陆投资的台资制造企业如何进行战略选择。通过对厦门台资电子信息和泉州台资服装饰品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实地调研和深度访谈，比较分析不同战略耦合动态对台资企业韧性的影响机制，并揭示了制造业异质性与区域特征的互动机理。结果发现：1）外部冲击下台资韧性主要通过企业与区域制度环境的战略耦合塑造，体现为企业与区域机构、本土企业建立的深度合作关系，以及企业获取资源与市场支持的能力。厦门台资电子信息制造业因高额固定资产投入和技术密集特征，形成较高空间粘性，推动其战略耦合从依附式向互惠式演进；泉州台资服装饰品制造业则作为轻资产企业，通过利用成熟的产业配套体系和市场规模优势，实现从依附式向合作式耦合转型。2）企业与区域要素的匹配程度直接影响其投资韧性水平，在外部冲击中发挥显著缓冲作用。此外，台资企业投资韧性还体现出全球、区域和地方3个尺度的特征，分别受到中美贸易关系、两岸关系变化及地方创新体系的影响。

在国家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背景下，跨省都市圈的高技术产业协同成为破解行政壁垒、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文章以南京都市圈为案例地，运用核密度分析、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协同区位熵等方法，选取2012—2022年企业信用数据识别高技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追随机制。研究发现：1）电子信息制造与科研、信息服务业协同集聚显著，形成以南京为核心、沿宁镇扬及宁滁方向梯度拓展的“研发—制造”空间分工格局；2）细分行业区位动态差异显著，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高度依赖核心区创新资源，医药制造业则在要素成本更低的外围转移，体现成本驱动下的空间再配置；3）高技术服务业对制造业的空间追随强度与制造业技术复杂度正相关，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对科研服务业的吸引较高，医药制造业的吸引力相对较弱，追随效应随时间呈现衰减但仍持续显著，反映知识密集型产业互动的路径依赖特征。

文章基于“网络构建—特征挖掘—机制解析”的基本框架，通过企业投资数据构建城乡产业网络，以珠三角地区为实证研究，对其网络特征演变、空间布局结构和产业关联模式进行了刻画。进一步引入QAP回归模型，从多维邻近因素出发，分析其对城乡产业网络联系强度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珠三角城乡产业网络呈现资金联系扩张、空间集聚加强以及产业知识升级的特征，核心城市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制度规划与地理距离对网络早期形成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合作基础和产业协同则具有边缘正面效应。根据珠三角城乡产业网络特征，从驱动因素角度对其发展在金融政策、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层面提出发展建议。

随着社交媒体与数字平台的广泛应用，非正规零售空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呈现全新的组织逻辑与空间特征。以南京“鬼市”为典型案例，文章采用数字田野调查与实地访谈等方法，探讨其时空特征，并分析其在平台支持下的形成过程、空间特征与治理挑战。研究发现，平台重塑了非正规零售空间的选址逻辑，转向以“流量”为导向的时空策略，通过直播、短视频与社群动员等机制实现快速集聚，呈现兼具灵活性与规模化的悖论式特征，并进一步向“网红化”城市景观发展。然而，这类空间也因其复杂性与非嵌入性等特征带来了新的治理难题，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城市治理亟需进行针对性调整与适应性转型。

为揭示G20国家电子通信产品贸易依赖网络的演化规律及影响因素，文章基于UN Comtrade数据库选取2007—2023年5个关键年份的G20国家电子通信产品贸易数据，构建其贸易依赖网络，运用复杂网络分析和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从整体、社团和个体层面揭示其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网络整体呈现“高聚类、低路径、强互惠”的小世界特征，“核心—边缘”结构持续固化，国家间贸易依赖程度显著深化，即使受地缘冲突与疫情冲击，核心依赖关系仍保持稳定；2）社团结构从“多极分散”演变为“双极区域化”，始终由中、美、德等核心节点主导网络时空格局，中国逐步升级为双重枢纽，美国虽维持技术依赖核心地位但区域辐射范围收缩；3）互惠效应推动非对称双向依赖，聚敛效应加剧核心—边缘极化，时间依赖效应则强化路径依赖；地缘政治风险推动依赖关系呈现区域化特征，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更易形成稳固的贸易依赖关系，高研发国家则在技术依赖层级中占据主导地位，内外多重机制共同作用，最终塑造了贸易依赖网络的整体结构。

绿色技术创新是中国实现经济绿色转型和“双碳”目标的原动力，研究其地理集聚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2—2021年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据，文章刻画了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及细分领域的地理集聚格局演变特征，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其主要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探究。结果发现：1）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呈现阶段性发展特征，东部地区绿色专利的数量与增速远高于其他地区，其中节能减排技术增速最快，主导绿色技术创新发展。2）绿色技术主要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在“东南-西北”方向上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绿色技术整体及细分领域均呈现高度集聚特征，其中高值区向长三角地区集中，低值区扩散至西部且连片分布。3）绿色技术创新受资源投入、市场需求、政策支持、对外开放等4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创新支持力度和创新人力投入是关键影响因素。不同领域绿色技术的驱动因素各异，对其作用差异的识别有助于找到区域绿色技术差异化发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

数字技术应用业是实现产业数字化的重要支撑，研究影响其产业网络演化的因素对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长三角地区为对象，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2013—2022年数字技术应用业的产业网络演化特征，并借助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对网络演化的内外影响因素进行全面分析。结果显示：网络整体结构方面，长三角数字技术应用业网络规模与密度逐年提升并且呈现典型“小世界”特征，网络结构由初期的单中心星型结构发展为多中心网状结构。影响因素方面，长三角数字技术应用业网络存在闭合性效应，且网络演化呈现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此外，人力资本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和组织邻近性3个要素对网络的形成产生显著正向效应。通过解析长三角数字技术应用业网络演化的整体特征和影响因素，本研究为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了解非正式住区的位置规模、分布规律和未来土地需求对于减少贫困、优化土地利用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城市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为例，基于Google Earth高分辨率影像、OpenStreetMap数据和建筑轮廓数据，利用机器学习分类等方法识别非正式住区，进而探究其空间分布规律和趋势。结果表明：1）在3种机器学习算法中，随机森林算法在非正式住区提取上的总体表现优于逻辑回归和支持向量机，Kappa系数达85%；建筑物特征对分类的总贡献度超过50%，起最关键作用。2）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的非正式住区占城市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3.64%和21.69%，2个城市各识别出7个明显的集聚区，人口规模分别为3.47万~31.35万人、2.93万~129.41万人。非正式住区主要分布在缓坡、主要道路和水系沿线地区，且多位于城市中心区5 km以外，但在工业指向性上内罗毕显著高于达累斯萨拉姆。3）内罗毕非正式住区人均建筑面积仅为达累斯萨拉姆的一半，其人口拥挤和房屋紧凑程度更为严重。预计至2050年，2座城市将面临日益严峻的土地资源紧张困境与住区正规化挑战。因此，非正式住区的改造与升级亟待立足长远，采取前瞻性策略加以推进。

在中国双创政策持续推进以及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的背景下，文章探讨了银企的地理空间布局对城市创新创业质量的影响效应，并使用2003—2020年中国2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对其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1）在全国层面上，银企距离缩短显著促进了城市创新创业质量的提升，但这种促进效应因地区分布和城市人口规模上的差异而呈现异质性。2）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银企邻近可通过扩大信贷供给，促进城市创新创业质量提升。3）从市场和政府两个角度，使用门槛回归模型对银企距离与城市创新创业质量间的非线性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发展削弱了银企距离近对创新创业的影响，而政府的高科研投入会增强这种影响。

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然而这个任务正受到当前劳动力市场就业不稳定化的挑战。文章引入不稳定性（precarity）概念，构建就业不稳定性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揭示了就业不稳定性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机制。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和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主要结论为：大部分流动人口处于不同程度的不稳定就业状态，以就业身份、合同性质、职业行业类型、单位所有制等4个维度综合测得的流动人口就业不稳定度为0.466，总体上处于中度不稳定水平。就业不稳定性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并通过影响收入稳定性、居住稳定性、社会保障水平、本地社会网络、本地社会参与、居留意愿、落户意愿等物质、社会和主观精神因素而间接制约社会融合水平，该间接制约效应占总制约效应的77.49%。文章探明了就业不稳定性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路径，认为在当前就业不稳定化的发展背景下，需要通过在就业、住房、社会保障、户籍等多个领域的政策联动来积极应对就业不稳定性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挑战。

深入解析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的资本流动网络演化，并精准揭示其驱动机制，是优化资本要素空间配置、保障国家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文章基于2008—2023年中国上市公司异地投资数据构建省际资本流动网络，综合运用块模型、模体分析与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揭示网络结构演化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资本流动趋向均衡化与高效化，但在外部冲击下网络效率在短期内发生波动；2）网络分化为“主受益-经纪人-双向溢出-主溢出”4类功能板块，空间分布呈现“俱乐部效应”；3）资本传导路径中，闭合协同衰退与链式扩散并存，折射出市场分割深化与核心—边缘结构固化；4）网络演化呈现强路径依赖与有限路径创新能力，提升产品市场活力、政府治理效能及劳动力素质能显著促进资本流入，而政府过度干预与高债务压力则分别抑制了资本吸引力与外流能力。

文章基于2012—2022年长三角41个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数据，整合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和互联网发展水平测度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动态，通过修正引力模型构建数字经济关联矩阵，利用复杂网络分析法和计算机仿真模拟，探究数字经济网络的韧性演变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12—2022年，长三角数字经济网络密度值由0.246增加到0.491，区域发展格局由“单核集聚”向“多中心联动”转变，城市间交互频次显著增强，但核心城市垄断资源分配的能力有所增强。2）长三角数字经济网络打破了内部壁垒，跨板块协作显著增强，形成了以板块Ⅰ为中介、板块Ⅳ为输出核心的开放结构，从“内部闭环”向“开放协同”转型。3）2012—2022年，长三角数字经济网络结构趋于扁平化，整体呈异配性，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便捷性提升，网络结构从“核心-边缘”演化为“核心-次级-边缘”。其中，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成为核心，合肥、无锡等城市成为次级枢纽。4）随机攻击情境下，数字经济网络表现出鲁棒性，但针对关键节点的蓄意攻击会引发网络性能急剧下降，网络表现出脆弱性。5）人均GDP、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第三产业占比、城市研发经费支出以及城市邻接关系，均对长三角数字经济网络韧性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创新网络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具有重要作用，但当前对产业内不同价值链环节创新活动的空间差异研究还相对不足。文章基于价值链视角，采用2005—2021年中国稀土产业采矿冶炼、材料加工和终端应用环节专利合作数据，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和QAP回归，揭示了不同环节的创新网络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稀土产业创新网络规模与空间覆盖面随价值链向应用端延伸逐渐扩大，并在终端应用环节呈现“小世界”特征。2）中国稀土产业创新网络呈现鲜明的空间分异特征：上游采矿冶炼环节形成与中国稀土资源“北轻南重”空间分布相一致的南北分异格局；中游材料加工环节形成以北京、上海及新材料头部企业布局城市为主导的“放射状”格局；下游终端应用环节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城市为主导的“三角”格局。3）中国稀土产业创新网络主要受社会邻近、制度邻近和创新产出能力的影响，不同环节受资源集聚和对外开放的影响存在差异。

受资源和市场约束，长三角县域面临突出的产业转型压力，而飞地经济在县域创新水平和产业能级提升中具有巨大价值。飞地经济有助于创新资源向县域流动、强化县域与中心城市的创新合作，但其作用的发挥也受利益分配机制、县域创新资源承接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亟需开展系统的实证研究，分析其实际作用效果。文章以长三角地区飞地经济探索实践最深入的江苏和浙江为例，借助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2001—2022年飞地园区的建立如何影响县域创新水平，以及该影响在不同县域类型、飞地类型之间的异质性。研究发现：1）飞地经济整体上对县域创新水平存在积极影响，且飞地园区数量越多，对县域创新水平的推动作用越明显；2）全国百强县创新环境更完善，相比于非百强县受飞地经济的影响更显著；3）正向飞地起步更早、机制更成熟，对县域创新水平的提升效果明显优于反向飞地；4）地方政府间、开发区间以及国家部委-地方政府所共建的飞地园区相比于由其他主体所共建的飞地园区，更容易对县域创新产生积极影响。未来应高度关注欠发达县域对创新资源的承接能力，并给予创新型反向飞地、大学异地产业园等地方发展模式更多政策支持。

基于2011—2020年省份-产品-目的国贸易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中国省份可再生能源对高耗能产品出口格局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可再生能源主要分布在西北省份，高耗能产品出口集中于东部省份，两者存在明显的空间错配。2）中国高耗能产品主要出口市场为发达国家，出口增量则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3）可再生能源发展能够提升高耗能产业占比进而促进其出口；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该促进作用仅在东部和中部省份显著，西部省份未见显著影响。4）电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碳政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提升，均能促进省份可再生能源对高耗能产品出口的正向影响，而高耗能产业的高集聚水平则未有利好。5）目的国推动碳减排能促进中国利用可再生能源从而增加高耗能产品出口，目的国自身可再生能源发展水平提升会对产品出口产生负向影响。6）相较于其他高耗能产品，可再生能源显著提升了受欧盟碳关税影响产品的出口量。研究启示，完善电力体制和基础设施，厘清目的国降碳政策，引导可再生能源+高耗能产业的发展模式，是保持高耗能产品出口优势的重要举措。

跨境电商已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新业态，但目前关于跨境电商空间分布的研究主要基于宏观的国家尺度进行分析，较少从省域、市域等尺度深入探讨跨境企业空间分布特征，难以为地方跨境电商发展提供建议。文章基于中观的省域、市域及企业规模的层面，运用核密度估计法、标准差椭圆、地理集中指数以及地理探测器模型，深入分析广东省跨境电商企业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广东省跨境电商发展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包括初创萌芽期（2001—2013年）、快速发展期（2014—2017年）、成长壮大期（2018—2021年）和调整提升期（2022—2023年）。2）2001—2023年广东省跨境电商企业空间分异明显，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呈现从“深圳单中心”走向“深圳主中心、广州次中心”、从珠三角向粤东西北拓展的时空演变格局。3）广东省跨境电商企业类型以内资企业为主，且主要为中型企业。其中，深圳跨境电商发展主要由大中型企业驱动，广州和佛山等其他珠三角城市跨境电商企业主要为中小微型企业。4）物流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金融服务水平、互联网和信息服务水平是影响跨境电商企业分布的核心因素。

中华老字号既有商品经济属性，也有文化价值属性，是城市消费场景的重要载体。为促进中华老字号有机传承和创新发展，强化其在城市消费场景的应用，亟需揭示中华老字号企业城际扩张空间规律。文章基于1 128家中华老字号企业城际扩张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华老字号企业城际扩张的网络结构特征以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从节点结构看，中华老字号企业城际扩张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明显，形成了以北京、上海为中心的网络结构，其中北京的集聚能力最强、上海的扩散能力最强。2）从整体结构看，中华老字号企业城际扩张网络规模较小，是典型的小世界网络，表现出明显的组团结构特征，存在10个组团。3）从影响因素看，行政区域、文化近邻度、地理距离等因素对中华老字号企业城际扩张网络的影响显著，其中行政区域、文化近邻度是驱动网络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地理距离则对网络发展有明显的阻抗作用。区别于其他企业城际网络，中华老字号企业城际扩张网络对核心节点的依赖更为明显，受行政区域、文化近邻度的影响更强，这为中华老字号企业市场扩张、区位选址布局、城市消费场景拓展、城际扩张网络优化等提供了新见解。

为探究城市企业网络与信息网络的耦合联动效应，提出相关性-多重耦合网络-耦合联动效应评价（CMC）的综合研究框架，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企业网络和信息网络耦合为例，在分析网络结构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企业网络与信息网络的耦合联动效应。研究表明：城市企业网络和信息网络存在复杂的非线性耦合关系；2011—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网络呈现典型的双核心模式，“马太效应”和“富人俱乐部”现象显著，耦合网络受企业网络的影响更大，在继承单一网络双核心特征的基础上，网络拓扑结构逐渐复杂化，相较于企业网络，耦合网络的“马太效应”显著性略低；2011—2020年，节点耦合联动多为中低水平，链接耦合联动多为中高水平且呈现减弱趋势，核心链接优势减弱；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城市综合能力提升不明显。

新能源汽车产业是中国汽车产业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政策链、市场规模、技术创新是其创新网络的重要驱动力。文章以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组合和专利合作为研究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和向量自回归模型，揭示了政策链对其创新网络的作用过程和影响。结果表明，现有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链体系对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一定的短期正向效应，后续推动力尚不明显。由于资源要素、经济基础和创新环境的不同，在政策链影响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创新网络的空间结构由三角形向菱形转变。政策链对创新网络的影响实质上是影响行为主体选择合作对象展开合作的过程。因此，要充分发挥政策链的系统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及时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扶持政策向竞争性政策转型，以激发创新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同时，政策干预的链式政策体系应与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联系在一起。

超大城市是工业活动主要集聚地，针对工商注册类数据在识别城市内部工业活动区位特征时精度不足这一问题，从“地-房”视角构建了工业活动区位识别新策略。以深圳市作为案例，利用土地与建筑物数据、多源遥感影像与POI数据，采用核密度与空间自相关刻画了工业活动区位特征，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工业活动空间分布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深圳市工业生产活动“多中心连片”式分布于中心城区外围，工业研发活动“单中心零散”式分布于中心城区；2）城市工业活动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与空间溢出效应，工业生产活动空间自相关程度与空间溢出效应强于工业研发活动，前者可以在更广的地理范围发挥其集聚经济效应；3）人口密度、产业发展、高速公路、火车站、商业配套与行政区面积等因素对工业生产活动空间集聚具有正向作用，而经济水平、产业发展、公交站、地铁站与金融配套等因素对工业研发活动空间集聚具有积极影响。

推动产学研技术创新优势互补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对比分析高校、企业和研发机构三大创新主体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对优化区域创新资源配置和完善区域创新政策具有重要价值。基于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创新网络分析框架，利用GIS空间分析和SFA模型，文章测度并对比分析了2010—2019年中国区域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及技术非效率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区域三大创新主体技术创新效率均呈平稳增长态势，但整体仍有45%~55%的提升空间，其中企业效率水平最低，尚未确立技术创新的核心地位；2）三大创新主体技术创新效率空间差异显著，仅少数省份三大创新主体技术创新效率齐头并进；3）技术非效率的影响因子显著存在，区域创新环境和产学研合作创新对技术创新效率具有重要影响，且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因创新主体类型而异。

台商直接投资（TDI）是大陆地区外资的重要来源，台资企业与投资接收地建立战略耦合模式的差异会影响其利用后者带来的机遇及应对挑战的方式。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库，分析2001—2022年大陆台资企业退出的时空格局；构建战略耦合模式量化探测体系，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影响大陆台资企业生存的因素。研究发现：1）大陆台资企业的生存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但在特定政策和事件的影响下会有波动。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贸易摩擦、台商回流政策、新南向政策以及新冠疫情均对其产生负面影响。中国大陆的台资企业生存率在不同阶段的空间分布格局存在变化，东部沿海地区的生存率始终较高，而中部和西部经济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的生存率持续较低。2）2001—2007、2008—2013、2014—2022年，大陆与台资企业的战略耦合关系分别为：依附式耦合、合作式耦合、互惠式耦合，不同耦合模式主导阶段TDI生存率差异较大，区位优势和空间粘性随时间进一步提升。3）2001—2022年，台资企业由低附加值+低端生产环节投资转向高附加值、创新驱动的领域，在大陆展开更多本土合作，经营在地化程度增加。疫情等外部冲击使得台资企业加深了与本地供应商的后向联系，也更依赖大陆市场，空间粘性提升，这些因素有助于提升台资企业在大陆的生存能力。

证券业在金融市场中的重要性显著提升，是决定金融中心城市地位的关键行业。虽然证券业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短暂，但其空间格局经历了剧烈的重构，学术界对中国证券业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缺乏深入探究，关于影响行业空间格局的制度因素研究尤其缺乏。文章首次刻画了1992—2022年中国证券公司总部的设立、退出与迁址过程，阐明了制度安排如何塑造中国证券业空间格局。结果发现：1）中国证券公司总部的空间格局呈现早期分散、中后期持续集中的特征；2）制度安排导致关键的证券业资源向少数城市倾斜，塑造了中国证券业以上海、北京和深圳为中心的基础空间格局；3）制度安排对行业空间格局的影响深远而持久，通过下设国有资本、委托国有企业、安排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等多方面直接影响证券公司总部区位。证券业向金融中心城市集聚符合市场规律，但中国独特的制度安排也是影响证券业空间格局演变的关键力量，这对于理解中国金融业地理格局和金融中心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以福建省沿海地区渔业为例，利用产值和产量对渔业韧性抵抗力进行测算，并结合基于稳健性-抵抗力-恢复力（3Rs）的韧性评估体系和制度演化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对渔业韧性差异的形成原因给予解释。研究发现：1）不同类型冲击的影响下（2006年超大台风、2008年金融危机、2017年渔业产业升级），产值因受生产和供给双重影响波动明显，产量更多受生产影响，对自然灾害的反映更为剧烈。2）台风影响具有区域性，主要影响宁德市区、福鼎市、福安市和霞浦县，使区域产量大幅减少。韧性抵抗力在经济危机和产业转型危机中的表现类似，其空间差异更受历史基础及制度演化影响。3）沿海地区25个研究单元可以分为5类，渔业韧性的空间分布受海岸线长度的影响。每类区域在冲击下的韧性包括稳健性、抵抗力和恢复力的表现存在差异，制度演化的深度也存在差异。合理的制度演化模式能够缓解渔业资源缺乏对渔业发展的制约，增强经济韧性。高韧性区域因良性层叠和转化的制度演化模式而韧性高；韧性逐年变好区域通过对高韧性地区的战略跟随，也实现良性层叠和转化逐步提高韧性；低韧性和韧性逐年变差区域是对原有制度的不断厚化，影响韧性提高；韧性断崖式下降地区采用替代的制度演化模式，渔业不以提高经济韧性为目的，渔业经济韧性差。

文章基于1979—2020年东莞企业总部分支机构联系构建企业网络，采用中断模拟和复杂网络的抗毁性分析城市产业网络韧性演化特征，主要从网络单节点韧性演化、网络整体韧性演化以及区域网络韧性演化3方面对东莞产业网络韧性演化开展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在单节点仿真攻击中城区核心节点对网络韧性的影响逐步减弱，城区核心节点和普通镇节点的差异不断缩小，网络对单节点攻击的抗毁性趋于稳定；2）相较于随机攻击，蓄意攻击能使网络更快崩溃，但随着东莞产业网络趋向多中心结构演化，蓄意攻击对网络韧性的冲击逐渐减弱；3）东莞产业网络对深圳的抗毁性低于广州，但城市内外的企业力量趋于均衡，区域网络韧性水平逐步稳定；4）东莞产业网络韧性演化模式呈现从低韧性水平的单中心网络向高韧性水平的多中心网络方向演化。最后，提出构建网络多中心发展结构、加强各节点产业协作，注重城市产业内外均衡发展等优化城市产业网络韧性的策略，为增强产业网络韧性提供思路。

新冠疫情（COVID-19）对城镇（乡）间人口的有序流动产生潜在冲击。文章以南京都市圈同城化片区的乡镇街道为对象，基于2019和2021年各半个月的手机信令大数据，运用复杂网络技术揭示疫情前后的人口流动网络格局；构建韧性评价指标，采用顺序性攻击高值节点、一次性攻击跨界节点2种方式，模拟测试网络结构韧性的变化。结果表明：1）伴随常住人口的增多，疫情后的人群跨城镇出行依然活跃，但疫情瓦解了大量远程、长程联系；2）疫情冲击增加了休闲流和就业流网络的波动程度和中转次数；3）高中心性的跨界地区是维持全局网络结构韧性的关键性节点地区。研究表明时空大数据在城镇（乡）网络结构韧性评价及风险全流程治理方面具有较好应用前景。

文章引入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探析城市经济韧性的潜在影响因素，以江苏省54个县级单元为实证对象，首先从抵抗力和恢复力2个维度量化分析其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济韧性特征，然后利用解释性较强的5个影响因素对江苏省县域经济韧性进行组态分析。结果发现：1）在金融危机中，江苏省县域冲击程度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2）企业主体集聚、产业多样性特性对恢复期县级城市经济韧性具有一定正向作用。3）外贸流强度对于城市经济韧性状态具有双面作用，其影响在不同城市、不同阶段存在差异。4）抵抗期和恢复期分别有2和5条路径能实现高经济韧性，组态类型在空间上邻近分布，多样化产业、核心产业集聚以及内外贸易流的调整可能成为城市经济韧性提升的关键。

基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利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探讨2004—2019年全球电影贸易网络时空格局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全球电影贸易网络节点数量、贸易关系流和平均加权度持续增加，各国或地区在全球电影贸易网络中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贸易网络的可达性和通达性良好，具有小世界特征和无标度性质。2）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从以欧洲、美国为双核心演变为以欧洲、亚洲和美国的“多点开花”式多极结构，以往全球电影贸易网络中“自西向东、由北往南”的空间格局正在变化，亚洲国家在全球电影贸易中增长显著，中国成为亚洲区域性电影贸易中心。3）网络核心—边缘结构越来越明显，电影贸易出现较为明显的等级层次性。全球电影贸易网络表现出全球化和区域化共存的趋势，区域化已成为全球电影贸易网络演化的重要趋势之一。4）全球电影贸易网络可划分为4个主要社团，其分布呈空间的连续性，社团结构的存在促进电影贸易网络的稳定和发展。

基于2006—2020年中国26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分别采用熵权法和比值法对环境规制及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指标进行测算，分析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时空演变格局，构建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在时间上，正式及非正式环境规制整体呈上升趋势，在空间上，正式环境规制水平呈先下降后略有上升的状态，非正式环境规制水平处于持续增加的状态，但总体水平较低，大部分城市未能转化为高水平环境规制；2）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处于先下降后上升的波动上升状态；3）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空间效应，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均对本地、邻地的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作用，且影响大小受到城市之间距离的影响。最后，文章提出各城市应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改善环境规制实施有效性、以及深化城市间互助合作，共同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

知识互动是创新产出的重要动力机制，知识互动的本地和非本地联系对城市创新绩效的作用仍有待进一步探讨。文章基于“网络资本”理论框架解释城市创新绩效，使用发明专利数据，从本地（城市内部）和跨界（城市外部）联系强度视角划分中国城市知识互动的网络模式，并分析本地-跨界联系及其互补性、平衡性和协同性对城市创新绩效的作用。以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实证结果显示：1）中国城市知识互动表现出高度空间非均衡性，知识互动联系由稀疏向稠密演化，同时非均衡性增强并表现出等级性、梯度性和集聚性等特征；2）本地联系与跨界联系的知识互动组合模式，将城市划分为网络型、外向型、内向型和孤岛型4种类型，其中网络型城市在知识互动网络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该类城市承担了创新产出的主要功能；3）本地联系、跨界联系以及本地-跨界互补性对城市创新绩效起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本地-跨界平衡性和本地-跨界协同性对城市创新绩效不显著。

基于广东省10 596家化工企业数据，从产业链的视角，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2000—2021年广东省化工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使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化工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21年，广东省化工产业空间呈“西南—东北”分布，重心沿“东南—西北”迁移且距离逐渐缩短，总体呈现“集聚于珠三角地区，沿江河廊道及周边扩散”的空间演变规律，并基本形成“一中心两带”的产业格局。2）不同化工产业链的空间分布演变差异明显。其中，上游行业由离散趋于集聚，逐步形成茂名核心区及珠江东岸次核心区；中游行业呈现“珠三角大集聚，茂湛出现新热点，其他地区遍地开花”的特征；下游行业具有“珠三角集聚程度提升显著，与其他地区差距明显”的特征。3）化工产业链的空间关联性逐渐增强，且下游行业的空间相关性最强；就上中下游产业链之间关联性而言，中游与下游行业的产业联系最强。4）整体上，化工产业布局是区位条件、社会经济、政府行为和产业关联等多维因素综合驱动的结果；但不同产业链化工企业的布局因素存在差异。

数字经济时代依托O2O电商平台外卖店铺在中心城区大规模集聚形成“外卖工厂”。除过平台经济、消费需求以及空间成本等多方面的影响外，骑手是促进“外卖工厂”最终形成的重要实体和动态因素。文章基于虚实空间互动的分析框架，运用参与式调查法，揭示了众包、专送2种不同类型骑手在“外卖工厂”形成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在“外卖工厂”形成的初始阶段，众包骑手促进外卖店铺在大区域分化；专送系统的出现促进不同片区间配送效率的均衡；随着专送和众包体系的日益成熟，最终促进外卖店铺在大站点片区内完成高密度、大规模集聚。骑手作为虚拟集聚引致实体集聚的核心中介，在不同阶段和空间尺度促进了外卖店铺的分化、均衡与极化过程。

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广泛应用引发城市餐饮业空间格局的变革，致使外卖O2O与传统餐饮服务在空间分布上的竞合关系日趋复杂。文章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基于美团外卖、大众点评和联通手机信令数据，运用改进累积机会法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从空间分布视角探究外卖O2O与传统餐饮服务的的空间竞合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空间分布上，相较于传统餐饮服务的空间不均衡特征，外卖O2O服务更为均质化，且在近郊区增长更快；2）两者空间分布关系上，外卖O2O与传统餐饮服务整体上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但关联程度逐渐减弱，局部上在中心城区呈现高-高聚集，在近郊区呈现低-低聚集为主、高-低聚集为辅，反映与区位有明显关联的空间异质性；3）在两者的竞合关系上，中心城区以共存关系为主，近郊区以补充关系为主，替代关系不显著，而人口密度、餐饮店铺数量、地块属性是关键影响因素，共存关系主要存在于人口密度高、这两类餐饮店铺数量多的成熟居住区，补充关系主要存在于人口密度低、外卖店铺数量多且传统餐饮店数量少的居住-工业混合布局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