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技术创新是中国实现经济绿色转型和“双碳”目标的原动力，研究其地理集聚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2—2021年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据，文章刻画了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及细分领域的地理集聚格局演变特征，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其主要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探究。结果发现：1）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呈现阶段性发展特征，东部地区绿色专利的数量与增速远高于其他地区，其中节能减排技术增速最快，主导绿色技术创新发展。2）绿色技术主要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在“东南-西北”方向上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绿色技术整体及细分领域均呈现高度集聚特征，其中高值区向长三角地区集中，低值区扩散至西部且连片分布。3）绿色技术创新受资源投入、市场需求、政策支持、对外开放等4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创新支持力度和创新人力投入是关键影响因素。不同领域绿色技术的驱动因素各异，对其作用差异的识别有助于找到区域绿色技术差异化发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

数字技术应用业是实现产业数字化的重要支撑，研究影响其产业网络演化的因素对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长三角地区为对象，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2013—2022年数字技术应用业的产业网络演化特征，并借助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对网络演化的内外影响因素进行全面分析。结果显示：网络整体结构方面，长三角数字技术应用业网络规模与密度逐年提升并且呈现典型“小世界”特征，网络结构由初期的单中心星型结构发展为多中心网状结构。影响因素方面，长三角数字技术应用业网络存在闭合性效应，且网络演化呈现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此外，人力资本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和组织邻近性3个要素对网络的形成产生显著正向效应。通过解析长三角数字技术应用业网络演化的整体特征和影响因素，本研究为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了解非正式住区的位置规模、分布规律和未来土地需求对于减少贫困、优化土地利用和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城市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为例，基于Google Earth高分辨率影像、OpenStreetMap数据和建筑轮廓数据，利用机器学习分类等方法识别非正式住区，进而探究其空间分布规律和趋势。结果表明：1）在3种机器学习算法中，随机森林算法在非正式住区提取上的总体表现优于逻辑回归和支持向量机，Kappa系数达85%；建筑物特征对分类的总贡献度超过50%，起最关键作用。2）内罗毕和达累斯萨拉姆的非正式住区占城市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3.64%和21.69%，2个城市各识别出7个明显的集聚区，人口规模分别为3.47万~31.35万人、2.93万~129.41万人。非正式住区主要分布在缓坡、主要道路和水系沿线地区，且多位于城市中心区5 km以外，但在工业指向性上内罗毕显著高于达累斯萨拉姆。3）内罗毕非正式住区人均建筑面积仅为达累斯萨拉姆的一半，其人口拥挤和房屋紧凑程度更为严重。预计至2050年，2座城市将面临日益严峻的土地资源紧张困境与住区正规化挑战。因此，非正式住区的改造与升级亟待立足长远，采取前瞻性策略加以推进。

在中国双创政策持续推进以及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的背景下，文章探讨了银企的地理空间布局对城市创新创业质量的影响效应，并使用2003—2020年中国2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对其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1）在全国层面上，银企距离缩短显著促进了城市创新创业质量的提升，但这种促进效应因地区分布和城市人口规模上的差异而呈现异质性。2）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银企邻近可通过扩大信贷供给，促进城市创新创业质量提升。3）从市场和政府两个角度，使用门槛回归模型对银企距离与城市创新创业质量间的非线性效应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发展削弱了银企距离近对创新创业的影响，而政府的高科研投入会增强这种影响。

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然而这个任务正受到当前劳动力市场就业不稳定化的挑战。文章引入不稳定性（precarity）概念，构建就业不稳定性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揭示了就业不稳定性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机制。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和并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主要结论为：大部分流动人口处于不同程度的不稳定就业状态，以就业身份、合同性质、职业行业类型、单位所有制等4个维度综合测得的流动人口就业不稳定度为0.466，总体上处于中度不稳定水平。就业不稳定性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并通过影响收入稳定性、居住稳定性、社会保障水平、本地社会网络、本地社会参与、居留意愿、落户意愿等物质、社会和主观精神因素而间接制约社会融合水平，该间接制约效应占总制约效应的77.49%。文章探明了就业不稳定性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路径，认为在当前就业不稳定化的发展背景下，需要通过在就业、住房、社会保障、户籍等多个领域的政策联动来积极应对就业不稳定性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挑战。

深入解析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的资本流动网络演化，并精准揭示其驱动机制，是优化资本要素空间配置、保障国家战略有效实施的关键。文章基于2008—2023年中国上市公司异地投资数据构建省际资本流动网络，综合运用块模型、模体分析与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揭示网络结构演化与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资本流动趋向均衡化与高效化，但在外部冲击下网络效率在短期内发生波动；2）网络分化为“主受益-经纪人-双向溢出-主溢出”4类功能板块，空间分布呈现“俱乐部效应”；3）资本传导路径中，闭合协同衰退与链式扩散并存，折射出市场分割深化与核心—边缘结构固化；4）网络演化呈现强路径依赖与有限路径创新能力，提升产品市场活力、政府治理效能及劳动力素质能显著促进资本流入，而政府过度干预与高债务压力则分别抑制了资本吸引力与外流能力。

文章基于2012—2022年长三角41个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数据，整合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和互联网发展水平测度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动态，通过修正引力模型构建数字经济关联矩阵，利用复杂网络分析法和计算机仿真模拟，探究数字经济网络的韧性演变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12—2022年，长三角数字经济网络密度值由0.246增加到0.491，区域发展格局由“单核集聚”向“多中心联动”转变，城市间交互频次显著增强，但核心城市垄断资源分配的能力有所增强。2）长三角数字经济网络打破了内部壁垒，跨板块协作显著增强，形成了以板块Ⅰ为中介、板块Ⅳ为输出核心的开放结构，从“内部闭环”向“开放协同”转型。3）2012—2022年，长三角数字经济网络结构趋于扁平化，整体呈异配性，数字经济要素流动便捷性提升，网络结构从“核心-边缘”演化为“核心-次级-边缘”。其中，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成为核心，合肥、无锡等城市成为次级枢纽。4）随机攻击情境下，数字经济网络表现出鲁棒性，但针对关键节点的蓄意攻击会引发网络性能急剧下降，网络表现出脆弱性。5）人均GDP、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第三产业占比、城市研发经费支出以及城市邻接关系，均对长三角数字经济网络韧性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创新网络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优化创新资源配置具有重要作用，但当前对产业内不同价值链环节创新活动的空间差异研究还相对不足。文章基于价值链视角，采用2005—2021年中国稀土产业采矿冶炼、材料加工和终端应用环节专利合作数据，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和QAP回归，揭示了不同环节的创新网络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中国稀土产业创新网络规模与空间覆盖面随价值链向应用端延伸逐渐扩大，并在终端应用环节呈现“小世界”特征。2）中国稀土产业创新网络呈现鲜明的空间分异特征：上游采矿冶炼环节形成与中国稀土资源“北轻南重”空间分布相一致的南北分异格局；中游材料加工环节形成以北京、上海及新材料头部企业布局城市为主导的“放射状”格局；下游终端应用环节形成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城市为主导的“三角”格局。3）中国稀土产业创新网络主要受社会邻近、制度邻近和创新产出能力的影响，不同环节受资源集聚和对外开放的影响存在差异。

受资源和市场约束，长三角县域面临突出的产业转型压力，而飞地经济在县域创新水平和产业能级提升中具有巨大价值。飞地经济有助于创新资源向县域流动、强化县域与中心城市的创新合作，但其作用的发挥也受利益分配机制、县域创新资源承接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亟需开展系统的实证研究，分析其实际作用效果。文章以长三角地区飞地经济探索实践最深入的江苏和浙江为例，借助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2001—2022年飞地园区的建立如何影响县域创新水平，以及该影响在不同县域类型、飞地类型之间的异质性。研究发现：1）飞地经济整体上对县域创新水平存在积极影响，且飞地园区数量越多，对县域创新水平的推动作用越明显；2）全国百强县创新环境更完善，相比于非百强县受飞地经济的影响更显著；3）正向飞地起步更早、机制更成熟，对县域创新水平的提升效果明显优于反向飞地；4）地方政府间、开发区间以及国家部委-地方政府所共建的飞地园区相比于由其他主体所共建的飞地园区，更容易对县域创新产生积极影响。未来应高度关注欠发达县域对创新资源的承接能力，并给予创新型反向飞地、大学异地产业园等地方发展模式更多政策支持。

基于2011—2020年省份-产品-目的国贸易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中国省份可再生能源对高耗能产品出口格局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可再生能源主要分布在西北省份，高耗能产品出口集中于东部省份，两者存在明显的空间错配。2）中国高耗能产品主要出口市场为发达国家，出口增量则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3）可再生能源发展能够提升高耗能产业占比进而促进其出口；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该促进作用仅在东部和中部省份显著，西部省份未见显著影响。4）电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碳政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提升，均能促进省份可再生能源对高耗能产品出口的正向影响，而高耗能产业的高集聚水平则未有利好。5）目的国推动碳减排能促进中国利用可再生能源从而增加高耗能产品出口，目的国自身可再生能源发展水平提升会对产品出口产生负向影响。6）相较于其他高耗能产品，可再生能源显著提升了受欧盟碳关税影响产品的出口量。研究启示，完善电力体制和基础设施，厘清目的国降碳政策，引导可再生能源+高耗能产业的发展模式，是保持高耗能产品出口优势的重要举措。

跨境电商已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新业态，但目前关于跨境电商空间分布的研究主要基于宏观的国家尺度进行分析，较少从省域、市域等尺度深入探讨跨境企业空间分布特征，难以为地方跨境电商发展提供建议。文章基于中观的省域、市域及企业规模的层面，运用核密度估计法、标准差椭圆、地理集中指数以及地理探测器模型，深入分析广东省跨境电商企业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广东省跨境电商发展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包括初创萌芽期（2001—2013年）、快速发展期（2014—2017年）、成长壮大期（2018—2021年）和调整提升期（2022—2023年）。2）2001—2023年广东省跨境电商企业空间分异明显，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呈现从“深圳单中心”走向“深圳主中心、广州次中心”、从珠三角向粤东西北拓展的时空演变格局。3）广东省跨境电商企业类型以内资企业为主，且主要为中型企业。其中，深圳跨境电商发展主要由大中型企业驱动，广州和佛山等其他珠三角城市跨境电商企业主要为中小微型企业。4）物流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金融服务水平、互联网和信息服务水平是影响跨境电商企业分布的核心因素。

中华老字号既有商品经济属性，也有文化价值属性，是城市消费场景的重要载体。为促进中华老字号有机传承和创新发展，强化其在城市消费场景的应用，亟需揭示中华老字号企业城际扩张空间规律。文章基于1 128家中华老字号企业城际扩张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华老字号企业城际扩张的网络结构特征以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从节点结构看，中华老字号企业城际扩张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明显，形成了以北京、上海为中心的网络结构，其中北京的集聚能力最强、上海的扩散能力最强。2）从整体结构看，中华老字号企业城际扩张网络规模较小，是典型的小世界网络，表现出明显的组团结构特征，存在10个组团。3）从影响因素看，行政区域、文化近邻度、地理距离等因素对中华老字号企业城际扩张网络的影响显著，其中行政区域、文化近邻度是驱动网络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地理距离则对网络发展有明显的阻抗作用。区别于其他企业城际网络，中华老字号企业城际扩张网络对核心节点的依赖更为明显，受行政区域、文化近邻度的影响更强，这为中华老字号企业市场扩张、区位选址布局、城市消费场景拓展、城际扩张网络优化等提供了新见解。

为探究城市企业网络与信息网络的耦合联动效应，提出相关性-多重耦合网络-耦合联动效应评价（CMC）的综合研究框架，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企业网络和信息网络耦合为例，在分析网络结构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企业网络与信息网络的耦合联动效应。研究表明：城市企业网络和信息网络存在复杂的非线性耦合关系；2011—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网络呈现典型的双核心模式，“马太效应”和“富人俱乐部”现象显著，耦合网络受企业网络的影响更大，在继承单一网络双核心特征的基础上，网络拓扑结构逐渐复杂化，相较于企业网络，耦合网络的“马太效应”显著性略低；2011—2020年，节点耦合联动多为中低水平，链接耦合联动多为中高水平且呈现减弱趋势，核心链接优势减弱；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城市综合能力提升不明显。

新能源汽车产业是中国汽车产业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政策链、市场规模、技术创新是其创新网络的重要驱动力。文章以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组合和专利合作为研究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和向量自回归模型，揭示了政策链对其创新网络的作用过程和影响。结果表明，现有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链体系对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一定的短期正向效应，后续推动力尚不明显。由于资源要素、经济基础和创新环境的不同，在政策链影响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发展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创新网络的空间结构由三角形向菱形转变。政策链对创新网络的影响实质上是影响行为主体选择合作对象展开合作的过程。因此，要充分发挥政策链的系统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及时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扶持政策向竞争性政策转型，以激发创新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同时，政策干预的链式政策体系应与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联系在一起。

超大城市是工业活动主要集聚地，针对工商注册类数据在识别城市内部工业活动区位特征时精度不足这一问题，从“地-房”视角构建了工业活动区位识别新策略。以深圳市作为案例，利用土地与建筑物数据、多源遥感影像与POI数据，采用核密度与空间自相关刻画了工业活动区位特征，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工业活动空间分布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深圳市工业生产活动“多中心连片”式分布于中心城区外围，工业研发活动“单中心零散”式分布于中心城区；2）城市工业活动具有正向空间自相关与空间溢出效应，工业生产活动空间自相关程度与空间溢出效应强于工业研发活动，前者可以在更广的地理范围发挥其集聚经济效应；3）人口密度、产业发展、高速公路、火车站、商业配套与行政区面积等因素对工业生产活动空间集聚具有正向作用，而经济水平、产业发展、公交站、地铁站与金融配套等因素对工业研发活动空间集聚具有积极影响。

推动产学研技术创新优势互补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对比分析高校、企业和研发机构三大创新主体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对优化区域创新资源配置和完善区域创新政策具有重要价值。基于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创新网络分析框架，利用GIS空间分析和SFA模型，文章测度并对比分析了2010—2019年中国区域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及技术非效率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研究期内区域三大创新主体技术创新效率均呈平稳增长态势，但整体仍有45%~55%的提升空间，其中企业效率水平最低，尚未确立技术创新的核心地位；2）三大创新主体技术创新效率空间差异显著，仅少数省份三大创新主体技术创新效率齐头并进；3）技术非效率的影响因子显著存在，区域创新环境和产学研合作创新对技术创新效率具有重要影响，且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因创新主体类型而异。

台商直接投资（TDI）是大陆地区外资的重要来源，台资企业与投资接收地建立战略耦合模式的差异会影响其利用后者带来的机遇及应对挑战的方式。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库，分析2001—2022年大陆台资企业退出的时空格局；构建战略耦合模式量化探测体系，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影响大陆台资企业生存的因素。研究发现：1）大陆台资企业的生存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但在特定政策和事件的影响下会有波动。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贸易摩擦、台商回流政策、新南向政策以及新冠疫情均对其产生负面影响。中国大陆的台资企业生存率在不同阶段的空间分布格局存在变化，东部沿海地区的生存率始终较高，而中部和西部经济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的生存率持续较低。2）2001—2007、2008—2013、2014—2022年，大陆与台资企业的战略耦合关系分别为：依附式耦合、合作式耦合、互惠式耦合，不同耦合模式主导阶段TDI生存率差异较大，区位优势和空间粘性随时间进一步提升。3）2001—2022年，台资企业由低附加值+低端生产环节投资转向高附加值、创新驱动的领域，在大陆展开更多本土合作，经营在地化程度增加。疫情等外部冲击使得台资企业加深了与本地供应商的后向联系，也更依赖大陆市场，空间粘性提升，这些因素有助于提升台资企业在大陆的生存能力。

证券业在金融市场中的重要性显著提升，是决定金融中心城市地位的关键行业。虽然证券业在中国的发展历史短暂，但其空间格局经历了剧烈的重构，学术界对中国证券业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缺乏深入探究，关于影响行业空间格局的制度因素研究尤其缺乏。文章首次刻画了1992—2022年中国证券公司总部的设立、退出与迁址过程，阐明了制度安排如何塑造中国证券业空间格局。结果发现：1）中国证券公司总部的空间格局呈现早期分散、中后期持续集中的特征；2）制度安排导致关键的证券业资源向少数城市倾斜，塑造了中国证券业以上海、北京和深圳为中心的基础空间格局；3）制度安排对行业空间格局的影响深远而持久，通过下设国有资本、委托国有企业、安排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等多方面直接影响证券公司总部区位。证券业向金融中心城市集聚符合市场规律，但中国独特的制度安排也是影响证券业空间格局演变的关键力量，这对于理解中国金融业地理格局和金融中心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以福建省沿海地区渔业为例，利用产值和产量对渔业韧性抵抗力进行测算，并结合基于稳健性-抵抗力-恢复力（3Rs）的韧性评估体系和制度演化理论构建分析框架，对渔业韧性差异的形成原因给予解释。研究发现：1）不同类型冲击的影响下（2006年超大台风、2008年金融危机、2017年渔业产业升级），产值因受生产和供给双重影响波动明显，产量更多受生产影响，对自然灾害的反映更为剧烈。2）台风影响具有区域性，主要影响宁德市区、福鼎市、福安市和霞浦县，使区域产量大幅减少。韧性抵抗力在经济危机和产业转型危机中的表现类似，其空间差异更受历史基础及制度演化影响。3）沿海地区25个研究单元可以分为5类，渔业韧性的空间分布受海岸线长度的影响。每类区域在冲击下的韧性包括稳健性、抵抗力和恢复力的表现存在差异，制度演化的深度也存在差异。合理的制度演化模式能够缓解渔业资源缺乏对渔业发展的制约，增强经济韧性。高韧性区域因良性层叠和转化的制度演化模式而韧性高；韧性逐年变好区域通过对高韧性地区的战略跟随，也实现良性层叠和转化逐步提高韧性；低韧性和韧性逐年变差区域是对原有制度的不断厚化，影响韧性提高；韧性断崖式下降地区采用替代的制度演化模式，渔业不以提高经济韧性为目的，渔业经济韧性差。

文章基于1979—2020年东莞企业总部分支机构联系构建企业网络，采用中断模拟和复杂网络的抗毁性分析城市产业网络韧性演化特征，主要从网络单节点韧性演化、网络整体韧性演化以及区域网络韧性演化3方面对东莞产业网络韧性演化开展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在单节点仿真攻击中城区核心节点对网络韧性的影响逐步减弱，城区核心节点和普通镇节点的差异不断缩小，网络对单节点攻击的抗毁性趋于稳定；2）相较于随机攻击，蓄意攻击能使网络更快崩溃，但随着东莞产业网络趋向多中心结构演化，蓄意攻击对网络韧性的冲击逐渐减弱；3）东莞产业网络对深圳的抗毁性低于广州，但城市内外的企业力量趋于均衡，区域网络韧性水平逐步稳定；4）东莞产业网络韧性演化模式呈现从低韧性水平的单中心网络向高韧性水平的多中心网络方向演化。最后，提出构建网络多中心发展结构、加强各节点产业协作，注重城市产业内外均衡发展等优化城市产业网络韧性的策略，为增强产业网络韧性提供思路。

新冠疫情（COVID-19）对城镇（乡）间人口的有序流动产生潜在冲击。文章以南京都市圈同城化片区的乡镇街道为对象，基于2019和2021年各半个月的手机信令大数据，运用复杂网络技术揭示疫情前后的人口流动网络格局；构建韧性评价指标，采用顺序性攻击高值节点、一次性攻击跨界节点2种方式，模拟测试网络结构韧性的变化。结果表明：1）伴随常住人口的增多，疫情后的人群跨城镇出行依然活跃，但疫情瓦解了大量远程、长程联系；2）疫情冲击增加了休闲流和就业流网络的波动程度和中转次数；3）高中心性的跨界地区是维持全局网络结构韧性的关键性节点地区。研究表明时空大数据在城镇（乡）网络结构韧性评价及风险全流程治理方面具有较好应用前景。

文章引入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探析城市经济韧性的潜在影响因素，以江苏省54个县级单元为实证对象，首先从抵抗力和恢复力2个维度量化分析其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济韧性特征，然后利用解释性较强的5个影响因素对江苏省县域经济韧性进行组态分析。结果发现：1）在金融危机中，江苏省县域冲击程度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2）企业主体集聚、产业多样性特性对恢复期县级城市经济韧性具有一定正向作用。3）外贸流强度对于城市经济韧性状态具有双面作用，其影响在不同城市、不同阶段存在差异。4）抵抗期和恢复期分别有2和5条路径能实现高经济韧性，组态类型在空间上邻近分布，多样化产业、核心产业集聚以及内外贸易流的调整可能成为城市经济韧性提升的关键。

基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利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探讨2004—2019年全球电影贸易网络时空格局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全球电影贸易网络节点数量、贸易关系流和平均加权度持续增加，各国或地区在全球电影贸易网络中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贸易网络的可达性和通达性良好，具有小世界特征和无标度性质。2）贸易网络的拓扑结构从以欧洲、美国为双核心演变为以欧洲、亚洲和美国的“多点开花”式多极结构，以往全球电影贸易网络中“自西向东、由北往南”的空间格局正在变化，亚洲国家在全球电影贸易中增长显著，中国成为亚洲区域性电影贸易中心。3）网络核心—边缘结构越来越明显，电影贸易出现较为明显的等级层次性。全球电影贸易网络表现出全球化和区域化共存的趋势，区域化已成为全球电影贸易网络演化的重要趋势之一。4）全球电影贸易网络可划分为4个主要社团，其分布呈空间的连续性，社团结构的存在促进电影贸易网络的稳定和发展。

基于2006—2020年中国26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分别采用熵权法和比值法对环境规制及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指标进行测算，分析正式环境规制、非正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时空演变格局，构建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在时间上，正式及非正式环境规制整体呈上升趋势，在空间上，正式环境规制水平呈先下降后略有上升的状态，非正式环境规制水平处于持续增加的状态，但总体水平较低，大部分城市未能转化为高水平环境规制；2）产业结构升级水平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处于先下降后上升的波动上升状态；3）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空间效应，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均对本地、邻地的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作用，且影响大小受到城市之间距离的影响。最后，文章提出各城市应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改善环境规制实施有效性、以及深化城市间互助合作，共同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建议。

知识互动是创新产出的重要动力机制，知识互动的本地和非本地联系对城市创新绩效的作用仍有待进一步探讨。文章基于“网络资本”理论框架解释城市创新绩效，使用发明专利数据，从本地（城市内部）和跨界（城市外部）联系强度视角划分中国城市知识互动的网络模式，并分析本地-跨界联系及其互补性、平衡性和协同性对城市创新绩效的作用。以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实证结果显示：1）中国城市知识互动表现出高度空间非均衡性，知识互动联系由稀疏向稠密演化，同时非均衡性增强并表现出等级性、梯度性和集聚性等特征；2）本地联系与跨界联系的知识互动组合模式，将城市划分为网络型、外向型、内向型和孤岛型4种类型，其中网络型城市在知识互动网络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该类城市承担了创新产出的主要功能；3）本地联系、跨界联系以及本地-跨界互补性对城市创新绩效起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本地-跨界平衡性和本地-跨界协同性对城市创新绩效不显著。

基于广东省10 596家化工企业数据，从产业链的视角，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2000—2021年广东省化工产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使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化工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21年，广东省化工产业空间呈“西南—东北”分布，重心沿“东南—西北”迁移且距离逐渐缩短，总体呈现“集聚于珠三角地区，沿江河廊道及周边扩散”的空间演变规律，并基本形成“一中心两带”的产业格局。2）不同化工产业链的空间分布演变差异明显。其中，上游行业由离散趋于集聚，逐步形成茂名核心区及珠江东岸次核心区；中游行业呈现“珠三角大集聚，茂湛出现新热点，其他地区遍地开花”的特征；下游行业具有“珠三角集聚程度提升显著，与其他地区差距明显”的特征。3）化工产业链的空间关联性逐渐增强，且下游行业的空间相关性最强；就上中下游产业链之间关联性而言，中游与下游行业的产业联系最强。4）整体上，化工产业布局是区位条件、社会经济、政府行为和产业关联等多维因素综合驱动的结果；但不同产业链化工企业的布局因素存在差异。

数字经济时代依托O2O电商平台外卖店铺在中心城区大规模集聚形成“外卖工厂”。除过平台经济、消费需求以及空间成本等多方面的影响外，骑手是促进“外卖工厂”最终形成的重要实体和动态因素。文章基于虚实空间互动的分析框架，运用参与式调查法，揭示了众包、专送2种不同类型骑手在“外卖工厂”形成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在“外卖工厂”形成的初始阶段，众包骑手促进外卖店铺在大区域分化；专送系统的出现促进不同片区间配送效率的均衡；随着专送和众包体系的日益成熟，最终促进外卖店铺在大站点片区内完成高密度、大规模集聚。骑手作为虚拟集聚引致实体集聚的核心中介，在不同阶段和空间尺度促进了外卖店铺的分化、均衡与极化过程。

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广泛应用引发城市餐饮业空间格局的变革，致使外卖O2O与传统餐饮服务在空间分布上的竞合关系日趋复杂。文章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基于美团外卖、大众点评和联通手机信令数据，运用改进累积机会法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模型，从空间分布视角探究外卖O2O与传统餐饮服务的的空间竞合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空间分布上，相较于传统餐饮服务的空间不均衡特征，外卖O2O服务更为均质化，且在近郊区增长更快；2）两者空间分布关系上，外卖O2O与传统餐饮服务整体上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性但关联程度逐渐减弱，局部上在中心城区呈现高-高聚集，在近郊区呈现低-低聚集为主、高-低聚集为辅，反映与区位有明显关联的空间异质性；3）在两者的竞合关系上，中心城区以共存关系为主，近郊区以补充关系为主，替代关系不显著，而人口密度、餐饮店铺数量、地块属性是关键影响因素，共存关系主要存在于人口密度高、这两类餐饮店铺数量多的成熟居住区，补充关系主要存在于人口密度低、外卖店铺数量多且传统餐饮店数量少的居住-工业混合布局地区。

立足于政府主导下的区域一体化发展模式，讨论在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发展资源要素加速流动的时代背景下，市场主体与PPP模式（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常译为“公私合作”）在区域一体化中起到的推动作用。通过对比城市尺度与区域尺度PPP模式的路径差异，认为影响区域一体化PPP项目的要素在于股权结构、职能分工、合作模式。通过建立区域PPP项目的分析框架，以中新嘉善现代产业园作为实证案例，分析在国家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倡议下，公共部门（嘉善县政府）与私营部门（中新集团）如何通过建立合作关系推动产业园的发展建设。结果发现，谋求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阶段性目标的一致是政企合作的核心价值；依据公共部门的公益性和私营部门的盈利性，并以此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方向与提升项目运营效率，是PPP模式驱动的区域一体化的合作关键。

在推进海洋强国建设的进程中，海洋产业是海洋经济增长的最直接对象，而其空间布局与产业组织特征的研究是最具基础性的工作之一。选取4个代表性城市为研究区，基于海洋企业的工商登记信息，爬取空间坐标构建POI产业信息数据库。使用人工神经网络等机器学习算法识别各企业所属的行业，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海洋产业集群的空间分异性规律。结果表明：1）从空间格局特征看，总体呈“大分散、小集聚”的均衡格局，多类别对比显示企业选址存在行业集聚性，同时具有空间极化特征，陆海关系上体现为海岸带高密度单峰或“海岸带-市中心”双峰分布格局。2）从空间组织模式看，产业集群存在与人口规模、行政等级相对应的多层次等级位序特征；除单核心结构外，多核心结构中一般表现为“主-次双核心”或者“一主多次放射状”，核心区间产生空间联系形成多节点的轴线或网络结构。3）从空间匹配关系看，椭圆面积与城市面积呈正相关，椭圆长轴方向与海岸线延伸方向相近，产业分布与城市行政中心、港口等交通枢纽、海湾地形、海岸线等空间要素存在明确的匹配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市场化、分权化和全球化的剧烈变迁，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在转型中，地方政府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原本属于企业的行为特征，并创造了“中国模式”的经济奇迹和独特空间现象，被广泛称为“地方企业主义”。随着城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攻坚期，探索地方治理能力提升和地方发展模式转型的有效路径，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文章从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视角切入，系统梳理地方企业主义理论的兴起与发展历程，从战略、话语和方式等3方面构建中国地方企业主义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从地方政府的差异化“身份”视角入手，梳理中国地方政府为实现企业主义治理而采取的实践策略，总结了中国地方企业主义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性”。研究认为：1）相较广泛参与的西方民主制度，中国的地方企业主义更具行政干预的色彩，各地政府凭借其在行政、公共资源等方面的垄断性权利在地方的企业化实践中发挥着主导作用；2）分权化改革虽然赋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的经济发展的权责，但国家的干预仍无处不在，地方企业主义战略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国家权力；3）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地方企业主义的内涵和外在形式不断扩展，经济增长不再是地方发展的主旋律，如何在发展中兼顾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成为现阶段政府的重要议题。最后，对企业化治理的可持续性进行讨论，并提出地方企业主义在乡村治理研究中的拓展方向。

以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内旅游小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对西江千户苗寨的观察，通过实地调研与访谈收集原始材料，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抽象出疫情影响下景区内旅游小企业组织韧性的内在规律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组织能力和影响因素共同解释景区内旅游小企业组织韧性的由来和强弱，且从组织内外共同作用于韧性的形成和塑造；2）组织能力是旅游小企业组织韧性形成的内在逻辑与规律，即韧性组织具有观察环境、预判影响、危机应对和反思学习等基本能力；3）初始资源、社会资本和纾困措施等因素在景区内旅游小企业组织韧性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其谋求组织生存、构建韧性潜力和塑造组织韧性的关键要素和重要手段。

运用连锁网络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基于数字经济上市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数据构建网络，分析2005—2020年珠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关联格局。结果显示：1）2005—2020年珠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上市企业数量增长迅猛，企业跨城市联系增强，深圳、广州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关联网络的控制中心。2）城市群整体关联结构从2005年的广-珠-深及连线城市组成的单三角形转变为2020年的广-佛-深和广-珠-深及连线城市组成的双三角形，网络密度提升，不对称性减弱，由单区域中心向多区域中心转变。3）分行业看，数字经济发展的行业间差距明显，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网络联系最强，金融业最弱，制造业居中，深圳、广州双核心地位凸显，肇庆、江门位于网络边缘。4）推动城市群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进一步增强城市间数字经济合作，更好地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完善边缘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和基础设施；在细分行业上统筹规划行业布局，促进各行业均衡发展，形成数字经济发展合力。

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形成空间存量的治理模式是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棘手难题。空间存量中的领域化过程，在市场化的进程中不断地影响着不同群体的生命政治。文章在领域理论的基础上引入福柯生命政治的视角，构建了“社会资本—空间关系—生命政治”三方耦合互动的领域政治框架。通过对普通工人、中层管理者和高层董事的半结构访谈及问卷调查，探究基层治理领域化过程中工人的生命政治变迁规律。结果表明：产业园区的经济属性塑造了工人、中层干部、高层董事三方不同的生活、生产的空间关系，导致不同阶层的社会资本积累产生差异。同时，工人经历了自我主导到经济依附再到全面依附的生命政治过程。政府一方面需要完善薄弱地区的公共服务建设，另一方面需要逐步减少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培养社会组织能力，实现工人自我推进社会服务。文章对理解工人生计演变提供了地学理论视角，描述了不同阶层在空间分布上如何形成生命政治的差异。

采用企业大数据、手机信令等多源数据，从城际间产业集群的潜在关联、实际关联2个维度，构建产业集群区域协同发展评价体系，以珠三角城市群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例，研究发现：1）珠三角城市群以深圳、东莞、广州为核心，形成较为完善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链网络，从潜在关联看：同质化水平较高且围绕着各都市圈表现出专业化分工趋势；从实际关联看：核心城市资金交往紧密、各都市圈内出行关联密切。2）珠三角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显著的是深圳与东莞、深圳与广州、珠海与中山、中山与江门，其中深圳与东莞表现为差异化强合作；珠三角核心城市间协同关系较好，但边缘城市有所不足，总体协同水平不高。该评价体系可用于测量城际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有助于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促进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为其他城市群的产业协同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以合肥轨道交通1号线为例，首先，构建站点区域的住宅价格拟合模型，其次，解析住宅的空间增值规律与各拟合指标的溢价效力，并进一步提取站点区域住宅项目溢价增值特征，最后梳理价值捕获机制并提出优化策略。研究表明：1）合肥轨道交通1号线对沿线住宅价格的影响显著，并随距轨道交通站点距离的增加，住宅价格不断衰减。2）不同指标要素对站点区域住宅溢价效力不同，其中区位交通层面指标的溢价贡献最大，其次是邻里环境层面指标，建筑形态层面指标的贡献最小。3）依据模型得分结果构建四元组对站点区域进行评估，能识别站点区域的溢价规律与地理效应，建立轨道交通站点区域溢价效应与价值捕获的系统联系。同时基于合肥实践，针对中国公有制土地制度，通过剖析轨道融资与溢价捕获的互动关系，提出了适应性的土地利用策略与溢价分配方法，以推动轨道交通溢价归公、城市居民共享地利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基于2004—2018年4次经济普查年鉴中区县尺度的就业人员数据，采用密度、增长率、锡尔指数和全局莫兰指数，探讨珠三角地区区域、城市和区县层面先进制造业布局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1）环珠江口地区和东岸密度相对于外围地区和西岸较高，但增速相近，2014—2018年为负增长。2）9城市密度高低依次为：深圳>东莞>中山>佛山>珠海>广州>惠州>江门>肇庆；增速快慢依次为：肇庆>惠州>深圳>佛山>珠海>中山>东莞>广州>江门，2014—2018年深圳、佛山、中山、东莞、广州为负增长。3）空间分布由“核心-多层边缘”演变为“核心-多次核心-多层边缘”；广州和深圳密度分布出现郊区化；区县密度越来越高但增速越来越慢，2014—2018年84%区县为负增长；空间分布相关程度高但呈下降趋势；集聚程度中等偏上且呈上升趋势。区域和城市的政府鼓励政策、区位优势和港口优势的城市特性、集聚经济的企业特性，促进先进制造业集聚程度增强、密度增加、空间分布相关程度高以及多次核心出现；数字化和环境规制的政府优化政策、溢出效应的企业特性导致大城市出现郊区化、珠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2014—2018年负增长、空间分布相关程度呈下降趋势。

以“后危机时代”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探究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1）生产性服务业既可通过增加产业结构的非相关多样化直接增强城市经济抵抗力，也可通过增强产业结构的相关多样化诱发技术创新，间接提升城市经济抵抗力和恢复力。2）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城市产业基础的不同，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抵抗力和恢复力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城市存在差异。东部城市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均较为突出。生产性服务业对中部城市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而西部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韧性的作用则不显著。3）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中，信息服务业的直接和间接作用均最为显著，商务服务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相较其他行业弱。

利用1998—2020年百度资讯中关于时间银行成立的新闻报道，通过人工判读，提取其成立的时间与地点，分析时间银行的时空分布特征，并探讨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时间银行在中国经历了3个发展时期，数量上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其中第三个时期增幅最大；2）在城乡分布上，时间银行大多集中分布于城镇地区，并逐步向乡村地区发展；在省域分布上，绝大多数省份均已进行过对时间银行的探索工作，其中以江苏、湖北、浙江、广西等4省（区）数量最多；3）在空间分布上，时间银行最初呈现小范围零星分布，后逐渐发展为长三角、中原地区双中心的分布格局，基本集中于胡焕庸线以南，总体为“东南密-西北疏”；4）在空间关系上，时间银行从最初的空间发散逐步发展为空间集聚，集聚程度不断加强且趋于稳定，空间均质性逐渐增强，异质性逐渐减弱；5）时间银行发展的驱动因素包括人口结构、养老建设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支持力度、志愿队伍建设以及数字技术水平等，其中第一个时期养老建设水平较为重要，而第二和第三个时期政府支持力度、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最后，建议加大对时间银行的探索工作，减少对社会经济发展等指标的依赖，从而为其在农村、西北和东北等欠发达地区平衡发展提供可行性路径；也应加强政府支持力度，引导多方参与，为时间银行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