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地理” 栏目所有文章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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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乡村地理
    王太文, 刘祖云, 许志中
    热带地理. 2024, 44(7): 1263-1278. doi: 10.13284/j.cnki.rddl.20230318

    后生产主义作为一个西方学界广泛讨论的议题,已成为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背景,探讨后生产主义的起源、演变和实践,阐明其概念内涵及当前研究状况,对中国“三农”问题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章通过文献学研究法和CiteSpace分析,选取Web of Science中,以“后生产主义”为主题的代表性期刊进行总结分析,结果表明:1)后生产主义起源于生产主义危机,这一场覆盖农业生产、农村生态与农民生存的生产主义危机,表征为3种类型的“跑步机问题”;2)从农民角色、农业政策、农耕技术、环境影响4个方面,构建后生产主义的概念域,并提炼出概念发展的3个阶段;3)在后生产主义实践方面看,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横向与纵向对比可知,一方面,发达国家之间后生产主义乡村实践的共性特征和区域差异是互相交织的,另一方面,不能简单用后生产主义指标去诠释发展中国家的“去农业化”现象,需关注形式相似性背后的内容差异。后生产主义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启示是,应注重研判与把握乡村发展时机,将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应继续坚持以产业振兴为要,应深度挖掘乡村空间的多维价值,推动乡村发展和城乡融合。

  • 乡村地理
    苏飞, 刘又嘉, 童磊, 郑珂
    热带地理. 2024, 44(7): 1279-1288. doi: 10.13284/j.cnki.rddl.20230401

    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跨地方”成为城乡联系的新常态,其对乡村家庭生计韧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乡城跨地方”是当前乡村家庭的主流形态,识别乡城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特征,探究乡村人口流入城市对乡村家庭生计韧性的影响,为乡村家庭生计韧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路。以丽水市4县区6村庄为案例,量化测度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水平,并与非跨地方家庭做了比较研究,解析了乡城人口流动影响下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乡城跨地方流动能够显著增强交通区位条件差、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乡村家庭韧性水平,但对整体发展水平较高的乡村而言,这种乡城人口流动的影响有限;2)乡城跨地方流动的关键在于家庭成员流动后所传递的信息流大大提升了家庭所接受到的知识环境和信息环境,进而通过优化其学习能力提升家庭生计韧性水平;3)这种由于人口流动所获得的信息环境改善,其影响作用大于资金流,而物质流则与此类家庭生计韧性水平无显著相关性;4)除信息流之外,“外出人口比例”“外出人口受教育程度”“外出人口职业稳定性”“外出人口职业培训次数”“外出人口收入比例”也是影响跨地方家庭生计韧性的关键因素。

  • 乡村地理
    周向丽, 王智超, 刘益珠, 程叶青, 周艳梅, 张金萍
    热带地理. 2023, 43(8): 1599-1610. doi: 10.13284/j.cnki.rddl.003726

    以海口市为案例,利用MGWR模型,揭示了2002—2020年乡村聚落演变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1)海口市乡村聚落面积在近20年间增加了53.5%,人均聚落面积由120.59 m2/人增长至166.79 m2/人,总体表现为北增南减、聚落景观零散化以及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特征。2)各因素的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非平稳性及尺度效应差异,带宽介于69~10 482之间,位置、到道路的距离、到房地产开发区的距离和高程因素的作用为微观尺度,城镇化率和坡度因素的作用为中观尺度,到中心城区的距离、人口变化率、到河流的距离、路网密度和旅游资源点可达性因素的作用为全局尺度。3)中心城区带动和房地产开发对乡村聚落演变具有最重要影响,并且聚落越来越向海拔低、坡度小、离中心城区近、离房地产开发区近、城镇化水平高、路网密度高的地区扩展,到河流的距离、人口变化率、旅游资源点可达性却对乡村聚落演变没有显著影响。4)转变房地产业为纲的发展思路,严格执行“一户一宅”制度,是有效遏制乡村聚落无序扩张的重要举措。

  • 乡村地理
    储金龙, 滕璐, 李久林, 杨宣宣
    热带地理. 2023, 43(8): 1611-1624. doi: 10.13284/j.cnki.rddl.003623

    在乡村旅游和城镇化的影响下,外部市场活动频繁介入到传统村落场域,村落敏感性和脆弱性加剧。基于产业系统风险构成,以黄山市歙县148个传统村落为例,按照“风险扰动—适应过程—适应结果”的纽带因果关系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设定高、中、低3种风险模拟情景,预测分析不同情景下传统村落的风险适应机制,结合关键驱动因子探讨适应优化的决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歙县传统村落产业系统风险大多处于中高等级,空间上呈现一定的优势集聚;2)低风险情景下,传统村落生态文化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利用,应对能力和学习自组织能力作用较大,建议现状低风险村落发挥内外联动机制,合力打造区域旅游品牌;3)中风险情景下,传统村落表现为经济发展缓慢但社会组织基础稳定,学习自组织能力和缓冲能力影响较大,建议现状中风险村落完善各项设施配套,激活可持续内生动力;4)高风险情景下,传统村落产业发展面临困境,风险应对机制和再生产逻辑失去了必要的社会基础,建议现状高风险村落将保护修复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外部力量的有效干预。运用贝叶斯网络方法评估传统村落产业系统风险,可加深现有研究对传统村落风险适应主体多元化、过程复杂化以及不确定性影响因素动态化的认识,为传统村落产业转型和风险长效治理提供新的思路与理论借鉴。

  • 乡村地理
    戴燕归, 周恺
    热带地理. 2022, 42(8): 1314-1323. doi: 10.13284/j.cnki.rddl.003534

    “乡村权”概念是近年空间正义研究在乡村地域进行理论延伸与实践检验的新领域,其通过揭示以土地为空间媒介的乡村权利剥夺现象,批判性分析乡村空间资源分配和空间生产过程中出现的非正义问题。延续激进地理学视角,文章聚焦“乡村土地”与“村民身份”两大问题,基于突尼斯、印度、黎巴嫩等南方国家,以及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北方国家的案例,揭示村民在生产、生活及意识层面所处的非正义境况(即“被迫非农化”),并探寻村民为寻求空间正义所采取的个人或集体抗争方式(即“自发再农化”)。通过案例比较发现:1)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乡村案例表现出的被迫非农化现象具有共性,其本质都是资本剥削导致的乡村土地和村民身份被剥夺;2)南方和北方国家的自发再农化手段存在差异,南方国家的村民主要采取法律途径或极端方式,北方国家则依托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保障与自下而上的地方能力建设。进而,归纳出乡村权三大内涵,即“占有权(拥有农地并进行农业生产)”“定居权(以村民的生活方式生活在乡村)”“参与权(自主决定是否非农化)”。最后,建议在中国乡村振兴中,通过科学知识共享、社区学习与合作等方式提升村民自身能力,实现村民在乡村空间占有、定居、参与的权利和自由,回应国家提升“农民主体地位”的号召。

  • 乡村地理
    罗志伟, 何慧妍, 王敏
    热带地理. 2022, 42(8): 1324-1334. doi: 10.13284/j.cnki.rddl.003535

    运用实地调研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以广东省紫金县的茶产业为例,探讨乡村农业空间的数字化构建过程,关注数字技术如何推动乡村的社会和空间组织转变。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不仅助推了透明化和标准化交易网络的构建,推动村域内农业生产运作逻辑的现代化,还激发了多元化的乡村空间功能。然而,在以自上而下路径为主导的数字技术下沉模式中,乡村不同主体与数字技术的日常交互,呈现权力关系、个体需求和文化认知层面的差异。具体表现为数字化建设的不均衡实施,企业层面数字投建的供需错位,以及群体身份异质性产生的多元化技术认知等,这都制约着当地数字乡村的进一步深化建设。未来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应重视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进而实现数字化空间构建的良性发展。

  • 乡村地理
    范俞茹, 刘玉亭
    热带地理. 2022, 42(8): 1335-1348. doi: 10.13284/j.cnki.rddl.003526

    以广州ZX镇为例,基于2010—2019年农地流转数据,总结农地流转的空间变化特征,并结合镇级特征数据测度镇域10年农地生产效率,对生产效率及农地流转率、农地流转空间集聚度的协调关系进行耦合分析,并提出ZX镇农地流转空间格局优化建议。结果发现:1)ZX镇农地流转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总体格局呈集聚态势且不断增强,阶段性特征明显;聚类空间地域差异性显著,东南部和东北部的流转集聚高值区逐渐形成。2)镇域农地生产效率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且与农地流转率、农地流转空间集聚度的耦合协调态势由拮抗失调趋于稳定协调,高水平流转率、流转空间高集聚度状态下生产效率的增幅作用凸显。3)结合生产效率模型的优化方案与流转格局的成因分析,提出了生产效率导向下的农地流转空间格局综合优化策略,即以效率产出为导向,增强高值区流转集聚效应,培育特色农业种植,促进农业高端产业升级;扩张一般区流转密度,整合农地资源,借力发展休闲旅游空间;稳固低值区流转规模,探索新型产销模式,拓展非物质供给功能。

  • 乡村地理
    王世琼, 刘睿, 戴技才, 陈希娅, 胡秋宁
    热带地理. 2022, 42(8): 1349-1362. doi: 10.13284/j.cnki.rddl.003524

    以国家统筹城乡教育发展试验区的重庆市乡村地区为例,采用Densi-Graph城乡识别法进行行政区划内部格网尺度的精准识别,在此基础上探究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水平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基于Densi-Graph城乡识别法的重庆市城乡差异显著,乡村区域面积达79 752 km2,占区域总面积的96.82%。城市部分面积为2 616 km2,占区域总面积的3.18%。2)重庆市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与关联特征,并呈现由中心城区向外递减的格局。3)政府重视程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设施水平、自然地理环境均与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水平具有显著相关性。4)交通站点密度与教育投入是影响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水平的主导因子,二者与各项因子的交互叠加作用增强效果显著;影响机制上,地形起伏度与坡度是乡村义务教育资源可得性水平的限制条件,社会经济是基础,交通是关键,教育投入是核心。

  • 乡村地理
    许扬, 保继刚
    热带地理. 2022, 42(6): 867-877. doi: 10.13284/j.cnki.rddl.003496

    农户生计状况是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点。文章以阿者科村为案例地,通过笔者亲身驻村经历和入户调查获取数据,基于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了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详细分析了“阿者科计划”这种结构与制度因素的转变对当地农户生计的影响,并探讨了其中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乡村旅游发展使农户参与其中,成为村集体公司员工或自主开展旅游经营,旅游与传统的生计方式共同构成了了农户多样化的生计组合;2)农户生计策略出现转型和分化,形成了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和半工半农型5种类型农户;3)不同类型农户的生计水平和各生计资本组合形式存在差异,其中生计资本总量由高到低依次为旅游主导型、旅游务工型、参与旅游型、务工主导型、半工半农型;4)“阿者科计划”形成了在政府和高校支持下,农户内生动力充分发展的长效机制,旅游成为农户传统生计的重要补充,提升了其生计资本。

  • 乡村地理
    赵权威, 王玉华
    热带地理. 2022, 42(6): 878-888. doi: 10.13284/j.cnki.rddl.003497

    基于中国744家有机畜牧业企业基本数据,对其服务功能和生产功能区位进行分析,并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功能区位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有机畜牧业企业服务功能区位和生产功能区位具有较强的共聚现象;2)有机畜牧业企业生产功能区位和服务功能区位受饲料产量、环境质量、政策效益等多种影响因子的综合作用,其中自然资源和传统畜牧产业发展水平对其影响较大;3)服务功能区位和生产功能区位空间集聚程度较高,导致有机畜牧业企业影响因素具有相对一致性,但囿于有机畜牧业企业功能部门自身的区位偏好差异,同一影响因子对于其服务功能和生产功能区位的作用程度具有一定的异同性。最后,提出2点建议:1)通过提升与强化地区综合性环境条件因子与环境承载力,增强不同层面空间单元的要素优势,引导有机畜牧业企业根据不同功能部门需求向其功能区位优势聚集区布局;2)地方政府应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引导新生有机畜牧业企业在资源环境条件优越地区集聚,并鼓励和引导传统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向有机农业生产方式转换。

  • 乡村地理
    朱琳, 王铁霖, 夏丹
    热带地理. 2021, 41(4): 870-880. doi: 10.13284/j.cnki.rddl.003375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探索不同地域类型的乡村振兴具体路径具有重要意义。以四川省为例,构建县域乡村地域功能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县域经济发展、粮食生产、社会保障和生态保育功能的空间差异,识别各县域主导功能和短板功能,探索各类型区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结果表明:1)四川省乡村地域功能空间格局分异特征明显。经济发展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的地带性规律基本一致,均呈现由川东南向川西北逐渐减弱的分异格局,粮食生产功能在成都平原经济区和攀西安宁河流域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生态保育功能则呈现由川东南向川西北逐渐增强态势。2)以主导功能和短板功能为划分原则,将四川省划分为主导发展型、极化发展型和综合发展型三大类,并根据不同地域类型提出乡村振兴的实施路径:主导发展型应优先发挥主导功能,同时整合协调其他功能,带动乡村振兴全面发展;极化发展型在发挥其优势功能的同时需补齐短板,实现基本均衡发展;综合发展型依托现有基础,实现产业再升级,促进产城融合,成为四川省乡村振兴发展引领示范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