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立足于旅客心理感知，基于随机效用理论，运用SEM-Logit模型方法，探讨机场服务质量的关键维度对粤港澳大湾区航空出行选择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航空出行选择行为并不是对行为意向的简单线性扩展，作为机场服务质量的2个关键维度，强制性流程服务是旅客在机场无可避免且耗费时间最长和最为繁琐的流程，在该过程中的优质服务水平和质量对旅客存在无形吸引力，特别对商务出行旅客在机场－航空公司方案的比选中存在显著影响；2）设施设备和环境虽然不是旅客普遍性考虑因素，但旅客对其感知差异明显表现在机场群内不同机场类型之间；3）预计起飞时间差异、机型、准点率、航班班次、航班价格等其他因素均存在显著影响，且抵达机场时间、航班飞行时间等时间成本是核心影响因素；4）旅客对航空公司类型并不存在明显偏好，但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入驻对区域机场竞争存在明显的抗风险能力。
文章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在生态系统服务评价、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基础上，尝试将生态恢复潜力、修复效率纳入研究范畴，建构了生态本底-格局-潜力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框架，通过生态优先修复区的识别实现修复效率的提升。结果表明：2010—2020年大湾区生态系统服务水平显著下降，自然恢复力良好与保护政策支持强的地区存在空间错配。以乡镇为单元进行生态修复分区，发现：1）生态维持区占总面积的7.7%，应以综合改善为主，促进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2）生态保护区面积占44.5%，作为生态安全的底线区域，应以保护为主，加大政策管制力度。3）生态提升区面积占11.9%，应通过多样化、持续的维育措施为主，以强化区域生态网络的冗余度。4）生态修复区面积占35.9%，此中，优先修复区是拥有较高的自然恢复力与政策扶持的地区，应以实施长期、渐进式的修复工程为主；协同修复区拥有较高的自然恢复力，但政策支持力度不足，应当协同上级政府或区域联合治理，提升区域整体修复效率。
基于互联网地图服务测算人才住房、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在步行、公共交通和驾车3种出行方式下到达不同等级医院的通勤时间，通过引入高斯距离衰减函数、设立多级搜索半径、考虑供给和需求方竞争效应并利用实时交通大数据改进两步移动搜索法，对深圳市公共住房居民就医可达性进行多维度评价。研究发现：1）紧急就医情境下15%公共住房点驾车30 min内不可抵达三甲医院，普通就医情境下仅10%公共住房点实现15 min就医目标；2）可达性由老经济特区向非经济特区逐渐衰减；3）人才住房可达性最优，其次是经济适用房，最后是公共租赁房；4）公共交通和步行相比于驾车模式下的可达性空间分异更显著。
以深圳市为例，利用共享单车OD等多源数据，从工作日、休息日多时段分析共享单车出行时空特征，并构建基于客观物质空间、主观感知体验的建成环境“5Ds”指标，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解析不同建成环境对共享单车出行流量影响的时空异质效应。研究表明：1）时间上，工作日和休息日早、晚高峰的共享单车出行流量较其他时段整体显著，且休息日较工作日的峰值时段具有滞后性；空间上，各峰值时段的出行流量高值区域呈“多核集聚、带状延伸”的分异格局；2）各建成环境要素对共享单车出行流量影响的时段差异显著。就业设施密度、围合度及人口密度在各时段均具有高解释度，其影响力整体呈全局显著特征，其余变量则在不同时段存在局部显著效应；3）各时段影响较为显著的变量在空间作用尺度上存在分异。就业设施密度与围合度的影响力在各时段的空间变化最为稳定，街道绿视率与人口密度在不同时段呈现差异化的空间分布特征。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三地不同的媒介社会结构，以媒介、社会学交叉学科视角，创新性提出区域协同下四种维度三大类别的媒介传播框架，以此探索在“一国两制”跨界联系下和区域协同发展过程中，粤港澳大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及区域协同演进的阶段性特点。研究发现：随着区域一体化发展加速，粤港澳三地媒介互动的维度及深度不断增强，但在“社会-文化”层面的连结型社会资本仍较为薄弱。在区域对话中，由于缺乏能贯穿粤港澳三地日常生活、适应三地民众媒介使用习惯的区域性媒介平台，粤港澳大湾区内尚未形成有效的底层监测及反馈机制，导致跨界空间联系项目中社会成本高企。以媒介及社会学等交叉学科视角，探索区域空间协同实践中媒介传播状况和社会资本的形成机制，有助于促进湾区建立更为灵活有效的对话机制，来回应区域民生需求，提升区域协同效率，以及推动区域共识的达成。
基于A股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行为所构拟的资本流、人口迁徙大数据所构拟的交通流和搜索引擎指数所构拟的信息流构建“流空间”网络，对珠三角城市空间联系特征与演进趋势进行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并对城市群内流空间网络结构进行探讨。研究表明，珠三角城市群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紧紧围绕广、佛、莞、深这一南北纵深的区域发展走廊，在信息流上呈现广州、深圳双核，交通流上呈现广州、深圳与东莞三核，资本流上呈现深圳单核发展的态势；城市网络呈现显著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的非均衡结构，珠江东岸成为珠三角地区功能集聚、要素流动与城镇联系的高地，在城市网络中具有较高的资源配置能力；发展要素在湾区城市间自由流动仍存阻碍，城市间呈梯度发展差异，广州、深圳不论在流要素的吸引还是输出上均大幅超出其他城市。要实现珠三角地区城市群物理层面真正的同城、协同或融合，一方面需要打通阻碍要素自由流通的壁垒，另一方面需要打造城市核心竞争力。
利用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乡镇卷）和中国GDP空间分布公里网格数据集等各类数据，采用因子分析、莫兰指数和GIS分组分析法，对广东省市际边界城镇发展的空间类型进行定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市际边界城镇空间结构由公共服务设施与旅游资源类、企业与人口集聚类、生态本底资源类、人民生活水平类以及边缘艰苦类5个主成分因子构成，不同主因子的空间关联性存在差异，其中生态本底资源类和企业与人口集聚类主因子的空间关联性最强，而边缘艰苦类主因子的空间关联性最弱。市际边界城镇的空间发展类型可以划分为高生活水平型发展强镇、产业与人口集聚型发展强镇、产业与公服配套型发展强镇、公服滞后型发展强镇、生态发展型一般镇、生态与旅游型发展一般镇、边缘山区型发展弱镇7类。自然资源禀赋与区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历史基础、政府政策和文化差异为影响市际边界城镇发展空间类型的5大因素。
利用珞珈一号夜间灯光数据对夜光强度进行多尺度分割提取潜在中心范围，结合POI数据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识别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多中心分布，并从多角度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结果表明：1）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广佛、深莞、香港、澳珠、中山5个主中心和花都、增城、从化、惠城、端州、新会、石岐等14个副中心，5个主中心的功能结构均以混合功能区为主，14个副中心围绕主中心外围分布；2）基于珞珈一号夜间灯光数据计算的5个城市群主中心与9个城市+2个特别行政区的关联强度呈现“东强西弱”的特征，并形成“内强外弱”的圈层结构；3）基于城市群主中心分布及其空间关联强度特征，以及主中心服务的三个组团范围（广佛肇组团、港－深莞惠组团和澳－珠中江组团），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年）》的规划要求，建议粤港澳大湾区通过构建“五心一带三组团四轴”的区域空间结构，实现极点带动、轴带支撑、组团合作，促进湾区区域协调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城市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