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难民规模居高不下，无序的难民流动严重危害了区域安全与发展。文章基于联合国难民署的强制位移流数据库，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究难民流动的空间过程与路径中转，并构建重力模型分析难民流动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全球视域下难民流动的空间过程特征呈现空间限制性、区域性和全球性，是多层次空间行为体互动的结果，表现为难民流动形式从初期的“邻国扩散”转向后期的“域外扩散”；难民流动存在显著区域共轭性特征，随时间发展，难民起源地分布与流动方向出现全球化趋势；2）起“路径中转”作用的国家节点倾向于分布在重要航路周围或各大洲的“十字路口”，调节着难民在其子群内部与各子群间的流动；3）难民流动的驱动因素存在动态变化特征，难民更容易因起源地的不利条件而选择流出，而目的地的吸引力度则相对有限。难民流动的空间过程及路径中转在不同时空尺度下呈现明显差异性，是“拉力”“推力”“摩擦力”3种驱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随着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加强对粮食贸易大国的研究显得愈发重要。采用2000—2021年FAO粮食生产、消费、贸易数据，运用网络结构和相互依赖理论刻画了印度粮食出口贸易的网络特征，以及印度与他国之间的粮食贸易依赖度，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体现在粮食贸易上的印度地缘战略。结果表明：1）印度拥有强大的粮食生产和出口能力，特别是作为全球稻米出口第一大国，其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格局中地位和影响力不断增强；2）在粮食贸易相互依赖中，印度粮食出口贸易对他国的依赖程度呈下降趋势，他国（特别是南亚、东非、西非区域的国家）粮食进口贸易对印度粮食的依赖程度逐渐上升；3）印度借助体现在粮食出口贸易上的相互依赖，通过实施“邻国优先”“四位一体”的地缘战略，换取了海外资源、拓展了对外经贸合作、强化了其在地区和国际上的影响力。

构建科学合理的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防范和化解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前提。基于事后交易成本构建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通过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全局莫兰指数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水平、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时间维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从空间分布看，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中东和东欧地区，但东亚的地缘政治风险近年有所升级。3）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治稳定、经济自由、经济增长率、教育支出以及自然资源对地缘政治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此，研究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加快国家现代化转型，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提高地缘政治风险抵御能力。

以东南亚地区为例，在传统投资风险评价的基础上，借助地缘位势概念融合了国家博弈互动，建立了大国竞争视角下的地区投资风险框架。研究表明：1）东南亚各国的基础投资环境风险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变化，总体上表现为北高南低、北变南稳；2）2010—2019年中美对各国的地缘位势呈现区域异质和演化异构特征；美国在绝大部分区域拥有着地缘位势优势，但中国的差距在逐步缩小；3）结合地缘位势和基本投资环境风险后的综合风险也存在显著的区际差异；高、低综合风险地区空间分布稳定且发展演替存在惯性；中等综合风险地区呈现为逐渐南向分布；4）对中国而言，在东南亚地区综合投资风险的集中化趋势在消解，各个国家的综合投资风险处于向均衡化发展的态势。

为揭示2011—2020年南亚区域冲突时空变化及烈度分布，基于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库、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和乌普萨拉冲突数据库所收录的南亚的冲突数据，进行数据整合，采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空间热点探测分析等地理统计方法对南亚区域冲突及其烈度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11—2020年，南亚区域冲突数量有所增长，但伤亡人数呈减小趋势；从空间看，区域冲突分布在“南亚外环”，聚集中心形成了“梯形”格局，克什米尔—信德省一线为梯形上底，达卡—切蒂斯格尔—泰米尔奈德—科伦坡一线为梯形下底；南亚区域冲突烈度分布范围先扩大后缩小，烈度热点先向俾路支省进行扩散，而后向东北方向和东南方向转移，于2020年形成了以克什米尔地区和切蒂斯格尔邦为中心的2个热点区域，无冷点聚集；南亚区域冲突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源头为认同差异，被国家行为体、民族分离组织、宗教极端组织等行为体推动，其中权力因素起主导作用，身份认同为难以解决的痼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