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基于江苏省新一轮宅基地改革试点地区的1 130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Logit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多项无序Logit模型，系统分析了不同代际下农户退宅意愿及其补偿方式的影响机理。结果发现：1）不同代际农户在退宅意愿具有显著差异，新生代农户退宅意愿显著高于老一代农户。2）代际差异通过影响农户的年均非农收入，间接作用于其退出意愿。新生代农户因具备更强的非农就业能力和更高的收入水平，更倾向于退出宅基地；而老一代农户因非农收入有限，退出意愿相对较弱。3）在补偿方式偏好上，代际差异显著：老一代因养老保障需求更倾向于集体住房置换，中生代更偏好城镇住房置换以实现城乡生活平衡，而新生代更倾向于选择货币补偿或城镇住房置换，以适应城市发展需求。4）在控制变量方面，家庭是否拥有城镇住房和社保，以及宅基地宗数和承包地质量等因素，显著影响退出意愿，具体而言，拥有城镇住房和社保的农户退出意愿更强，而承包地质量越高则退出意愿越弱，拥有更多宗宅基地的农户表现出更强的退出倾向。

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和理论推导，基于行动者网络、政策反馈等理论，解构耕地利用功能转型和耕地用途管制政策的关联逻辑，并系统阐释不同层级耕地用途管制政策驱动下耕地利用多功能协调转型的机制。结果表明：1）耕地利用功能转型可视为在“中央部门−地方政府−经营主体−土地自然”为代表的多元行动者互动下，“国家安全−区域发展−生计保障−生态可持续”等多功能“冲突−协调”的周期性过程。2）用途管制政策通过“国家政策目标—区域政策工具—基层政策动员”，深度介入耕地利用多功能协调转型过程：以国家政策目标确立总体功能需求，自上而下地协调多功能需求关系；以区域政策工具锁定行动者角色，协调多功能供给关系；以基层政策动员凝聚共识，协调国家管制目标（总体功能需求）与耕地利用供给的关系，并自下而上及时反馈具体功能领域的供需失衡情况；最终形成“总体需求变化→供给关系调整→供需问题识别→总体需求升级（变化）”螺旋上升的转型逻辑。3）在“政策图景−政策场域−政策垄断”的互动框架下，国家管制目标（总体功能需求）呈现“间断−均衡”的演变态势，推动耕地利用功能需求关系呈现“冲突-协调”的周期性演变；区域管制政策工具通过“解释效应”与“资源效应”，在区域要素禀赋的调节协同下，实现多功能供给关系的静态管控与动态协同，在国家管制目标（总体功能需求）阶段性转型中推动多功能供给关系持续优化，但决策失误、外部冲击等仍可能引发供给冲突与波动；基层管制政策动员通过“信号触发−动机调控−能力提升”的联动机制，引导经营主体行为转变，促进耕地利用功能供给适应国家总体功能需求，驱动功能供需关系由冲突向协调演进。

基于1990、2000、2010、2020年4期福建省土地利用数据集，运用缓冲区梯度带法分析该省海陆梯度下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冷热点的空间分异性，并对原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从面积变化上看，近30年内主要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变化随与海岸线距离的增加具有不同的变化趋势。其中，耕地和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变化大致呈持续减少的梯度变化趋势，距海岸线20 km范围二者的面积变化量最大，分别为-1 317.12和1 799.8 km²；而林地和草地面积变化呈现“减少—增加—减少”的趋势，集中在140~240 km梯度带内。2）从转换类型上看，以耕地、草地转为林地，耕地、林地、草地转为城乡建设用地为主的前10个土地利用变化类型转移变化比例呈现沿海梯度带（44.23%）>过渡梯度带（37.31%）>内陆梯度带（15.03%）的规律；空间分布上，耕地减少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加区域主要分布在沿海梯度带；草地减少和林地增加区域主要分布在过渡梯度带、内陆梯度带。3）从综合动态度上看，近30年距海岸线20 km范围的综合动态度最高（0.75%），变化程度最为剧烈；从单一动态度上看，城乡建设用地动态度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梯度变化趋势，其变化速率远远高于其他类型。4）海陆梯度下的土地利用变化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性，以2000年为时间分界点，热点区域呈现“由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转移”、由“北多南少”向“南多北少”转变的空间聚集特征。1990—2020年福建省土地利用变化的海陆梯度分异特征与福建省各阶段的区域发展战略及生态环境建设等政策息息相关。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权衡视角表征土地利用冲突空间范围和强度，并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进行区域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2010—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土地利用变化较为剧烈，其中耕地面积减少了1 440.90 km²（减幅为8.20%），而城镇用地面积增加了1 649.92 km²（增幅为28.01%）。2）研究期间区域碳固定、土壤保持和产水量服务呈上升趋势，而食物供给和生境质量服务则呈下降趋势。其中，粮食供给和碳固定的高增益区以及产水量与土壤保持的高减损区均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西南部和西北部。3）研究区的土地利用冲突指数为1.05，土地利用冲突较强。主要原因是研究区权衡服务类型较多，且权衡关系较强。各分区的土地利用冲突强度由强到弱依次是自然或半自然区域（1.10）>半自然-半人工区域（0.97）>人工区域（0.77）>半自然区域（0.45）。4）空间分布特征方面，研究区土地利用冲突空间分布范围以弱冲突和中等冲突区域为主，但局部区域土地利用冲突较为剧烈。冲突等级从研究区外围到中部整体呈中等—弱—中等的空间分布结构。

选取广州市南沙区为案例研究地，采用当量因子、冷热点分析和重心模型等方法，探究该地1990—2020年多轮区划调整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之间的时空演变关系，结果表明：1）行政区划调整引起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ESV产生显著影响，区域总体ESV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出现了先降、后升、再降的变化特征。2）快速城市化地区行政区划的频繁调整虽然带来管理和资源整合的便利，但所引致的建设用地扩张以及耕地和林地减少，将导致生态系统的恶化。3）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区划调整，获得更高的资源配置权和管理权；在政府引导下，生态修复、开发规划实施效果显著。湿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对全域ESV起正向影响。南沙应充分利用行政区划调整机遇，增强区域空间治理能力，未来与粤港澳大湾区各地市共同建立“共建、共享、共治”的流域及海岸带等跨区域协同治理体系，打造中国沿海生态保护与修复的高质量标杆。并且，在考量行政区划调整与区域ESV演变之间的关系时，不仅要关注总体效益的评价，还应对分阶段、多层次、多方面的政府行为、土地利用和国土开发模式进行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