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海南渔民海神信仰为研究对象，结合南海诸岛考古发现和海南岛方志等文献，及笔者2012―2020年在海南持续做的田野调研资料，从谱系理论出发，运用文献分析及田野调查等方法，对海南渔民海神信仰谱系及仪式活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海南渔民海神信仰谱系包括海洋水体本位神、航海保护神、渔商专业（行业）神、镇海神与引航神等海神家族谱系，岸上―岛屿―船上―东南亚移民社会等空间谱系，出海前―归航时―捕鱼前―海难―日常等时间谱系；海神信仰仪式活动主要有做海仪式、南海诸岛仪式以及日常实践中的仪式。在参与仪式的过程中，海南渔民通过一系列的情境展演与活动等互动，触发自身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并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与秩序：1）树立了船长的绝对权威；2）形成先登岛拜庙者享有优先捕捞权的传统；3）众神合祀突出，其中拜“108兄弟公”出海仪式是最隆重和最受渔民重视的；4）海南渔民的地方性海神信仰是海南籍华侨的身份象征和地域认同的重要标志。

流动背景下，传统固定的家不断受到挑战，家的定义和内涵也因流动而更加丰富。现有研究多从陆地视角关注流动对家的多维影响，较少探讨海洋语境下流动与家的潜在联系。此外，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空间“家”的营建也成为可能。文章借鉴家的地理学相关理论，基于深入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文本分析等方法，探讨海南潭门渔民在南海耕海实践中生产空间家的营建和情感体验。研究发现，潭门渔民在流动渔船中利用类“家”的功能进行日常生活实践，从而模糊渔船生产空间与家的边界，产生“在家”的体验；在长期的耕海过程中，渔民之间通过彼此之间的关心、照顾、互助等行为增进感情，从而产生家的团结、温暖等情感体验；渔船在长期的海上流动过程中，渔民逐渐对南海的岛礁、物产、边界等自然、人文环境产生熟悉感、安全感和归属感等情感体验，实现了对南海“祖宗海”的家园想象。

渔民是天然流栖性群体，不仅需要关注其流动性时空规律，更要关注其流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意涵。文章从流动性与集体记忆视角出发，选取海南省东部典型渔村为案例地，通过访谈深入理解渔民在流动中的地方记忆建构，主要从流动、停泊、定居的3种不同状态归纳渔民流动中的时空盈缩、物质条件和流动路径节点，从时间、地方和权力三要素探讨渔民集体记忆的形成。研究发现：1）渔民跨界流动具有动态盈缩的特点，经历了从民间自觉到官方规范，从渔业生产到商渔复合，从局地到广域再到局地的动态过程。2）渔民的流动状态和过程赋予海洋以地方特性。人船组合拓展渔民自主流动的能力，“陆—海—岛”流栖空间中的地物和景观凸显集体记忆的物质依赖性。3）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迁，代际更迭削弱了原有的人海关联，流动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集体记忆结构性消退，渔业村镇的全球—地方的跨区域色彩逐渐被剥离，回归到同质化的域内流空间。

为保障船舶海上航行安全，结合GIS与模糊层次分析法，从海上搜救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搜救力量2个方面选取9个因子建立海上搜救困难性评价模型，对南海海上搜救困难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自然环境影响下，南海海域搜救困难性具有“V”字形分布的特点，由东北向西南难度等级逐渐降低。2）在人文搜救力量影响下，南海海域的搜救困难性整体呈“东北－西南条带式”，难度最大的区域主要位于南海东北―西南的连线上，呈不规则环状向连线两侧递减。3）综合两方面因素，南海部分岛屿周围搜救难度偏高，主要受台风等恶劣天气及远离搜救基地的影响，而远海海域搜救难度在整体上为“东北－西南递减式”空间分布格局，最高和较高的区域由研究区东北延伸至西南，然后向西北、东南两侧递减。总体而言，南海研究区中近21.1%的海域搜救难度≥7级，仍需加强对搜救力量的部署与建设。

为预防和减少海洋旅游安全事故，运用卡方列联表分析与残差检验、时间强度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不平衡指数分析中国海洋旅游安全事故的类型、特征与时空分布规律。研究发现：1）中国海洋旅游安全事故类型主要分为溺水、被困、交通事故、自杀、意外受伤、动物咬伤、疾病突发、火灾、食物中毒等9种。2）事故发生的主导因素存在类型差异，涉事旅游者个体特征、旅游活动与事故发生的关联性较高。3）事故在大（年）、中（月）、小（日）时间尺度分布呈现差异性和集中性。事故发生数量呈上升趋势，7―8月为高发期，5―6、10月为次发期，下午（T 14:00―18:00）为一日高发时段，上午（T 08:00―12:00）和晚上（T 18:00―21:00）为一日次发时段。4）事故在大（海洋旅游圈）、小（海洋旅游城市）、微（海洋旅游活动点）空间尺度分布呈现聚集性和不平衡性。其中，大空间尺度集中在闽台海峡西岸区域和环渤海区域，小尺度（闽台海峡西岸区域为例）集中在厦门、泉州和福州，微尺度集中在沙滩、海礁与海上区域。因此，建议从高发事故类型及其发生特征、时空分布规律等方面强化安全防控与监管工作，预防和减少海洋旅游安全事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