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南海治理政策” 栏目所有文章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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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南—南海治理政策
    彭兴智
    热带地理. 2022, 42(7): 1158-1168. doi: 10.13284/j.cnki.rddl.003509

    在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视野下,海南岛的岛屿特征、海洋属性与离岛空间特质以及自贸港的特殊制度安排,为推动区域一体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文章提出海南—南海的经济地理新概念,构建由空间理念、空间机制与空间行为3个维度组成的分析框架,并探讨自贸港发展推动海南—南海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和前景。结果表明,空间理念、空间机制、空间行为在自贸港发展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发挥文化理念动力、规则制度动力、行为利益动力的作用。在空间理念层面,自贸港发展过程中应落实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新发展理念;在空间机制层面,自贸港发展过程中要加强制度创新、完善海洋治理;在空间行为层面,自贸港发展过程中要构建海南—南海空间内的循环经济圈,强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总体而言,面对国际体系转型与贸易保护主义,把握自贸港建设与区域一体化的内在逻辑、影响机制与实践路径,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 海南—南海治理政策
    罗志伟, 王敏
    热带地理. 2022, 42(7): 1169-1179. doi: 10.13284/j.cnki.rddl.003505

    当前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全球化发展正面临重大挑战。在此背景下,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既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需要,也是在全球治理语境下中国积极重塑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举措。以海南自贸港为对象,采用话语分析和网络民族志方法,探讨基于国家品牌的地缘政治实践,审视政府、媒体和国内外普通受众如何参与海南自贸港地理意义的(再)生产,并讨论了其背后的地缘政治运作机制。研究发现,国家品牌建设涉及国家、媒体和普通受众之间的互动,政府利用媒体工具构建宏大叙事,塑造国内外受众对海南自贸港的地理想象,进而支持和强化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建设者身份。然而,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受众群体形成了差异化的情感体验,普通受众对海南自贸港的认同等积极感知支持了国家身份叙事,质疑和感到威胁等情感则对自上而下和由内而外的话语营建提出挑战。不同行动者的建构和表征作用使国家品牌意义不断被想象、表达和重塑,导致基于国家品牌的地缘政治运作复杂化。

  • 海南—南海治理政策
    于涛, 陈相秒
    热带地理. 2022, 42(7): 1180-1189. doi: 10.13284/j.cnki.rddl.003522

    通过梳理和界定海洋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倡议的具体内涵与外延,发现南海在为国家间海洋争端友好协商和平解决创造范例,给区域蓝色伙伴关系建设提供经验,探索构建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安全新秩序3个方面肩负着特殊使命。具体到海南,其在南海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承担着空间、功能、角色3个方面的特殊定位。海南虽然面临内生性挑战和外部干扰因素的双重阻力,但通过合理的空间布局和创新性的产业规划,有望把自身先天具有的地缘优势、深化改革开放和建设自由贸易港赋予的制度创新和政策红利等转化为参与南海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际成效。

  • 海南—南海治理政策
    余吉安, 薛芮
    热带地理. 2022, 42(7): 1190-1200. doi: 10.13284/j.cnki.rddl.003520

    立足于中国哲学与地缘政治相融合的视角,通过解构地缘政治视角下的南海海洋治理问题,对比分析百家争鸣中墨家哲学对南海治理的价值作用,针对南海海洋治理提取墨家哲学的理念要点,尝试构建墨家哲学在南海海洋治理上的实践指导体系,研究表明:1)域内治理目标的不清晰和治理保障的不落地,以及域外大国的介入和国际组织发挥的作用有限,共同造成南海海洋治理的困境。2)南海海洋治理以自然海洋与人文海洋的统一为治理客体,以主权国家为最主要的行为主体,需要国家主体间的协同治理。3)从墨家哲学中提取1个核心要点、3个指导要义和4个关键要素,应用于南海海洋治理。在战略功能上以“兼爱非攻”和“义利一体”为价值取向,打破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局限,以“功利主义”和“志功合一”为行为标准,促进新型国际关系合作;在实操路径上,要嵌入墨家哲学的“法”要素,以规范和标准为牵引,并嵌入墨家哲学的“求”“节”“巧”要素,以科技创新为驱动。

  • 海南—南海治理政策
    马超
    热带地理. 2022, 42(7): 1201-1213. doi: 10.13284/j.cnki.rddl.003510

    基于注意力政治学的领导人注意力分析框架,对自2012年以来建设海洋强国这一国家级海洋战略的启动和实施进行分析,探讨建设海洋强国的作用机制。文章提出:1)领导人与政府有限的注意力是国际体系结构变化与国家行为产生之间的中介变量。2)国际局势变化、地方政府竞争、突发事件刺激和以往的从政经历是建设海洋强国的触发因素,驱使领导人和政府的注意力发生转移。3)领导人通过讲话、批示、视察等活动推动政策实施,这是测量领导人及政府对于建设海洋强国的注意力依据。注意力对建设海洋强国的作用机制体现在:1)国家海洋战略重置后,领导人与政府的注意力继续作用于新海洋战略的实施过程;2)领导人通过自身一系列的活动,如视察、批示,加快海洋战略的运行;3)通过设立高级别机构,高位推动建设海洋强国;4)通过国家媒体对海洋事务的持续议程设置,固定公众和社会注意力。上述作用机制有效地引导并锁定了中国对海洋事务的关注方向与重点,改变了传统中国“重陆轻海”的战略文化与社会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