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卖人口犯罪是一种非正常（非自愿、被动）的人口迁移（失踪、迫害）现象，因其社会危害性大且对个体和家庭影响深远，备受公众和学界关注。囿于中国拐卖人口犯罪问题的隐蔽性、分散性、多变性和复杂性，早前研究学科视角较为集中和局限，近10年来地理学者通过不断探索逐渐取得了一些新认识和新进展。文章从地理学相关分支学科视角，重点梳理了中国拐卖人口犯罪地理研究的主要进展、现存问题、前景展望及治理启示。研究发现：1）拐卖人口犯罪是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社会痛点，地理学具有后发优势，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通将有助于深刻理解和系统解决问题。2）早前国际语境下的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研究其实是中国刑法语境下的拐卖人口犯罪的主体性研究，中国拐卖人口犯罪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其他犯罪类型的独特性。3）早前资料来源以民间为主，当前资料来源呈现民间与官方共现，线下与线上融合的特征，多源数据的整合利用是必由之路。4）在新冠疫情影响和寻亲途径拓展背景下，田野调查开辟出新途径，云端田野调查（云端访谈、直播间参与式观察等）成为传统实地调查与踏勘的补充性或替代性方式。5）基于数据更新验证，发现中国拐卖犯罪时空格局具有稳定性与主要路径的依赖性，热点边境地区和省际交界区域值得重点关注；未来研究将从单一转向综合：从量化转向量化与质性互补与混合，从案例数字转向个体、家庭及其社会网络，从源头转向源、流、汇结合，从人口拐卖单类型转向人口失踪多类型。最后，结合已有研究认识和当前犯罪动向，提出关于治理拐卖人口犯罪和扶助被拐与寻亲人员的整体策略与具体路径。

在地理学视角上，拐卖犯罪是一种非正常的人口迁移活动。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关系转向兴起，关系地理学给拐卖犯罪研究提供一种多元、复杂、动态的拓扑关系逻辑，有助于探究拐卖犯罪现象和相关主体间的关联性与过程性。以关系地理学为视角，首先梳理关系地理学在拐卖犯罪问题上的理论张力，获得关于拐卖犯罪的关系地理学基本认知；然后从空间、地方、主体性内涵上解构拐卖犯罪以及“后拐卖”情境，进而以此为依据，总结和建构关系地理学嵌入拐卖犯罪治理与后拐卖发展干预的研究逻辑。研究发现，父权文化下的“性别”和“身体”为拐卖犯罪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和“市场”，作为最小的空间尺度，身体的实践是研究拐卖犯罪的重要入口，在拐卖犯罪活动所构成的关系网络中，存在着空间性的身体规训和权力割裂。同时，拐卖犯罪会带来多元的历时的影响，被拐儿童和妇女在后拐卖情境下会存在地方关系和主体间性的重构。拐卖犯罪治理与后拐卖发展干预都需要引入关系地理学视角，以“关系”视角打通逻辑思路框架。

以“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和CNKI期刊文献为数据源，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梳理总结了2000年以来国内外儿童贩运的研究热点与趋势。结果发现：1）中外儿童贩运研究的发文量整体呈波动增长态势，美国的发文量位居世界首位，国外研究集中在社会学、心理学、儿科医学、家庭研究与犯罪学等5大领域。国内研究进程相对缓慢，早期研究集中在法学、犯罪学与社会学3大领域，近年来地理学领域快速兴起。2）由于区域环境与国情存在差异，国外儿童贩运包含在人口贩运研究中，更关注以剥削为目的跨国贩运，包括直接剥削与间接剥削2种方式，涉及商业性贩运、童工贩运、人体器官贩运和童婚贩运等多种贩运类型，商业性贩运与性剥削是儿童贩运的主要研究热点；国内拐卖儿童犯罪通常与拐卖妇女合并讨论，聚焦于以收养为目的的省域拐卖，诱骗养子型和家庭操控型是最常见的2种类型，拐卖儿童犯罪的法律政策与社会原因是热点关注话题。3）随着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国外儿童贩运的研究主题从贩运类型向儿童被解救后的自杀风险与福祉评估、康复回归与重返社会、儿童保护与贩运防控对策持续拓展；国内拐卖儿童犯罪的研究主题从法律政策与社会原因向时空格局、影响因素、安置回归与社会融入延伸。未来如何将儿童贩运的相关主体（犯罪人、受害人或监护人与其他社会人）与时空环境（社会环境、建成环境及周围人流环境）进行综合贯穿，从犯罪地理学视角探究儿童贩运的地理环境因素与时空活动轨迹的演变，深入解析“时-空-人”三维视角下儿童贩运的发生机制至关重要，以及在实践中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追踪和打击儿童贩运，为中外儿童贩运防治与管理贡献力量。

文章基于中美人口贩运历史和现状，从国家方略、法律法规、工作机构、预警系统和受害者救助与安置回归5方面，比较了两国在打击人口贩运方面的优势和劣势。结果发现，中美人口贩运治理国家方略，均是在“以人为本、协同预防、依法打击、积极救助、妥善安置”的框架下制定的。中国更多的是针对打击国内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全面性，而美国则是重点治理商业性跨国人口贩运。中国治理的特色在于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的自治，一旦方略、法律法规形成，能够迅速覆盖全国执行；而美国属于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与州政府是合作而非隶属关系，加之三权分立与制衡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和两党制的政党制度，美国治理人口贩运问题的全国执行度、联动性还需进一步考察。最后，就中国如何应对和治理拐卖人口问题提出几点建议，具体包括：1）加大对《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的实施力度，各地需因地制宜地明确行动措施；完善与国家法的衔接并合理吸收借鉴，持续推进针对打击人口拐卖的专门立法，增强应对能力；2）加强国际合作，重视社会建设和治理跨国、跨地域人口拐卖问题；3）细化反拐工作机构，成立专门工作组，设置专项经费，畅通建议渠道；4）构建并完善“团圆系统”配套制度建设。

中国民间抱养行为由来已久，家庭送养的决策将完全改变儿童的生存和发展的轨迹。囿于送养的隐蔽性和复杂性，且相关研究匮乏，亟需系统性的剖析。文章基于公益平台寻亲数据，运用社会网络、空间分析、数理统计以及地理探测器的方法，探究1981—2010年家庭送养的时空分异特征，并进一步归纳送养决策的流程及原因机制。结果表明：1）送养主体为未满1周岁女童。2）送养人数在时间上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分布，在空间上主要分布在中国东部、中部以及川渝地区。3）家庭送养原因以经济贫困为主，违反生育政策的影响次之。当家庭面临狭小的生育空间时，重男轻女的思想会被强化。4）地理探测器结果揭示，人口因素是影响送养空间分异最主要的原因，自然灾害、计划生育和经济因素在不同时期产生较大影响。5）基于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了多尺度下的家庭送养的影响机制，认为家庭在作理性送养决策时，往往遵循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制度理性以及社会理性的原则。

基于Doe Network平台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了美国1996―2021年失踪人口的基本特征、时空格局与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美国失踪多发生在青少年（13~18岁）与成年时期（19~59岁），且失踪人口数量随年龄增长呈先增后减的趋势；男性失踪人数多于女性，但失踪高发年龄略滞后于女性；各种族中黑人面临着最大的失踪风险。2）时间上，自1996年以来，失踪人口的年际变化数量先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2017年达到峰值后大幅下降；受气温和节假日影响，夏季6―8月和冬季12月为失踪高发期，2―4月为失踪的低谷期。3）空间上，失踪人口在州尺度上呈由沿海边境地区向内陆递减的特征，失踪高发区域随时间推移，自东、西沿海地区与南部美墨边境同时向美国内陆推进；县尺度上呈边缘集中成片，内部零星分散的特征。4）失踪人口数量变化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受地区人口流动性、人均GDP、生育率以及易失踪人群基数影响，人口环境因子与经济、社会因子结合后对美国失踪人口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增强，达到80%以上。5）人口失踪可用“社会失范理论”解释，社会目标和手段的脱节导致社会失范，进而诱发越轨行为，导致人口失踪概率的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