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拐卖儿童犯罪案例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等方法探究中国亲生亲卖犯罪的时空特征与决策机制。结果表明：1）被卖儿童呈现“低龄化”特征，多以1岁以内婴儿为主，男童远多于女童；出卖人多为中青年男性或青年女性，以无业、农民和工人群体为主，主要通过熟人社会网络/特殊职业群体/拐卖犯罪人介绍、借助网络媒介主动联系、或经买家/中间人诱导劝说将子女出卖给具有强烈需求的买方。出卖原因包括经济困难、未婚生育、子女众多、中介拉拢、偿还债务等。2）时间演变上，犯罪年变化可划分为稳序低发，快速增长、持续高发，平稳下降3个阶段；月变化上出生和出卖时间呈现同步变化趋势。3）空间分布上，呈现以“四川―山东―福建”为核心的“三源”拐出，以“山东―福建”为核心的“南北两汇”拐入的空间格局；迁移路径上，总体呈现“西南源区省际拐出，南北汇区省内流动”的特征，省际迁移多在利益驱动下由拐卖犯罪集团主导，省内流动多因满足买卖需求由临时一次性结伙犯罪形成。4）亲生亲卖犯罪主要受背景因素、先前经验和情景诱导的综合影响，由潜在犯罪人在决策评估“收益-成本-风险”后作出有限理性选择。

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取的2008―2022年跨国拐入安徽省的拐卖妇女犯罪案例数据，综合运用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安徽省跨国拐卖妇女犯罪的群体特征、时空分异和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群体特征差异显著，其中作案人以31~50岁的青壮年男性为主，文化水平较低，且以汉族、苗族居多；被害人主要来自越南，且以介绍工作赚钱为由被拐骗为主，案发后多被遣返原籍或自愿留下；收买人主要为适婚年龄的单身男性及其父母，文化水平多为初中及以下。2）时间演变上，安徽省跨国拐卖妇女犯罪整体呈“峰”型变化趋势，经历波动低发—起伏增长—急速回落3个阶段，发生态势主要受人口政策、打拐力度、网站平台发展等因素的影响。3）空间分布上，拐出地主要为越、缅、柬、老4国和云南、广东、安徽等省份；中转省呈弧状分布，中转市“邻界”特征显著；拐入地集中在皖北和皖中，其中拐入市呈“南北平行双弧”向东辐射扩散，拐入县则呈皖北散状点型与皖南“抱团式”的差异空间格局，地理邻近选择倾向明显，且拐入县呈“单片―扩散―汇聚”的热点变化趋势；拐卖路径上，形成“越南―云南省文山州―马鞍山市含山县”和“柬埔寨―江西省景德镇市―合肥市庐江县”等主要路径，呈现“邻国拐出―边境/内陆中转―多地拐入”的“源―流―汇”路径通道。4）拐出地和拐入地之间的推拉效应为该类型犯罪的发生提供动力，促进作案人、被害人、收买人三方与拐出地、中转地、拐入地三地之间产生交互和耦合作用，促使犯罪路径的形成。

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和线上访谈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聚焦拐卖犯罪人，解析河北省拐卖犯罪的多维特征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拐卖犯罪人男性多于女性，犯案年龄以30~45岁为最；犯罪人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小学和初中学历占比过半；拐卖妇女、儿童的作案人占总犯罪人的79.8%；67.5%的犯罪人受到监禁矫正，获刑10年以上的仅占7.2%。2）河北省拐卖犯罪发生时间的年际变化呈“倒勺状”，分为增长期、波动期和减少期3个时期；案件审理时间则表现为“单峰型”，峰值出现在2014年。3）拐卖犯罪人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两热一冷”的空间格局，集中分布在冀南地区和滇桂交界；受害人分布更加集中，被拐儿童集中在冀南地区，被拐妇女则集中在冀北地区；河北省已形成邯郸市与“衡水—邢台—石家庄”内流、“冀南—鲁西”拐出、“川滇桂黔—冀南”国内拐入与“朝鲜—冀北”跨国拐入等主要犯罪路径。4）河北省拐卖犯罪的发生受地理区位、经济发展、传统观念、教育水平、政策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且，由于河北省内部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南北不同地区拐卖犯罪的形成也存在一定差异。不同地理区位下差异化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在推拉相互作用下，形成河北省模式化的拐卖犯罪路径与独特拐卖犯罪地域网络。

拐卖犯罪的时间跨度长、社会危害性高，会对受害者造成一生的记忆创伤。未成年人作为弱势群体，极易受到拐卖犯罪的侵害。早前拐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学和社会学领域，基于地理学视角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缺少针对犯罪高发区云南省的研究。为此，文章基于公益平台“宝贝回家”网站的数据资料，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等方法，从未成年受害群体视角探究云南省拐卖犯罪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来自乡村的被拐未成年人占总体的77%，从乡村拐入乡村的拐卖数量最多；同时，被拐未成年人整体趋于低龄化，呈现较强的低龄男童偏好以及大龄女童偏好。2）1958—2019年云南省拐卖未成年人数量在时间上呈现“倒V型”波动特征，高发期为1994—2005年，其时间演变受特殊历史事件、国家政策和打拐活动等的影响。3）空间上，云南省东部犯罪总量较高，扩散速率较快，其中曲靖、昆明、昭通为热点区域；县域尺度上，官渡区、昭阳区、盘龙区、西山区、五华区、镇雄县、宣威市的被拐未成年人数量占总数的49.5%；同时，过半案件发生在居住场所附近，封闭式公共场所附近案件发生量最少。4）影响因素上，自然因子对拐卖犯罪的影响力度最小，人口因子对犯罪快速增长期影响显著，社会和经济因子对犯罪高发期和低发期的作用显著。

以拐卖犯罪的重灾区也是典型拐出源区的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为研究区，利用2008—2020年中国裁判文书审判数据，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数理统计、空间分析和负二项回归检验等方法，探索西南地区拐卖犯罪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时间分布上，拐卖犯罪整体高发于2009—2014年，呈“三峰两谷”波浪形变化，“三峰”出现于2009、2012与2014年，而于2010和2013年出现“两谷”；最高发月份为12月，拐卖妇女次高发月份集中在3、6、7、9月，而拐卖儿童次高发月份为5、7、8、9月。2）空间分布上，拐卖犯罪呈显著的“东南—西北”轴线状分布，与川渝、云贵交界线高度吻合，省际交界区域是热点地域；省域空间分布以云南省为最，重庆市最次；微观地点多发生在人流量大的医疗、车站等场所以及乡村住宅附近。3）拐卖犯罪案发量受人口性别比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的正向影响，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登记失业率、少年儿童抚养比和客运量具有负向影响；其中，人口性别比、客运量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对拐卖妇女犯罪影响更大。最后，基于影响因素分析从加强社会建设、创新预防机制、强化打击机制3个方面提出防控治理对策。

文章聚焦于中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高发省份广西，整合公益平台“宝贝回家”数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拐卖犯罪案例，以及基于搜索引擎获取的历年新闻报道的重特大拐卖案件等多源数据资料，运用数理统计、案例分析、空间分析等方法，多维度探究广西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时空格局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犯罪人以男性为主，集中于20~55岁年龄段，受教育程度较低，团伙特征明显；被害人以男性婴幼儿为主，在年龄上表现出低龄高峰（婴幼儿）和大龄次峰（妇女）的“双峰”特征；收买人文化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主，职业以农民或无业居多。2）犯罪的年际变化整体呈现“沙丘”型变化趋势，分为低发期、高发期、中高位波动期和持续下降期4个阶段。3）市域尺度下，被拐未成年人数量与该市人口数量普遍呈正相关；拐卖路径上，拐出路径整体呈现“以桂为源，粤闽及华北为汇”的格局，拐入广西的路径以“周边邻近拐入和跨境中转拐入”为主，性别对拐卖路径分异影响较大，男童主要被拐入闽粤，区域相对集中，女童主要被拐入粤闽桂冀鲁，分散度较高。4）特殊的地理区位造就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在各种推拉力的综合作用下，造成广西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发生与扩张，最终形成独特的广西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网络。

拐卖儿童犯罪屡禁不止，备受社会和学界关注。地理学视角下的已有研究多注重宏观区域定量分析，缺少基于寻亲成功案例聚焦被拐儿童的微观定性分析，尤其对被拐儿童记忆空间与记忆地图的探究不足。文章基于从“宝贝回家”公益平台提取的典型案例，综合运用文本分析、认知地图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探索寻亲成功的被拐儿童记忆地图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被拐儿童记忆内容由地方性知识、家庭性知识和个体性知识3部分构成。其中，地方性知识包括儿童家乡的自然物理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要素；家庭性知识包括儿童原生家庭成员信息、亲缘关系等要素；个体性知识包括儿童自身体貌特征、失踪时穿着等要素。2）被拐儿童记忆空间形成于其日常活动空间，是地理空间与人文情感的结合；随着儿童年龄增长和时代变迁，儿童记忆空间要素产生变化，形成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的独特个体记忆，儿童生活环境的变化易塑造混合复杂的记忆空间。3）被拐儿童记忆地图根据其记忆内容及记忆要素类型分为多要素混合式记忆地图（依托多种感官、多要素定位家乡区域）、空间化布局式记忆地图（即手绘完整地图，具有空间性和尺度性）、单要素主导式记忆地图（即以地标和地名为关键要素）3种模式。4）儿童对其日常活动中频繁接触的场所会留下较为深刻印象，家乡环境中独特形状的道路、水域更易使儿童产生记忆，成为寻亲过程中的重要促进因素；地名、方言、习俗组合与地名、地标组合成为寻亲成功的关键要素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