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1985—2020年的321个副部级及以上犯案官员信息，综合运用数理统计与空间分析方法，分析职务犯罪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犯罪行为的时空分异与关联网络，探讨犯罪发生的原因机制并提出防控对策。结果表明：1）职务犯罪者男性远多于女性，初犯者以中青年为主，落马时多为中老年，犯罪类型以贪污、受贿为主，主要涉及能源行业与国企、事业单位。2）在时间上，初次违纪违法年份集中于1988—2008年，呈现“高位波动，集中三峰”特征；“落马”人数呈现“四峰两组，先小后大”态势，2011年后呈陡崖式上升，与社会经济变化和反贪腐力度有关。3）在空间上，职务犯罪者籍贯地多分布在华北、华东、华中，且于山东、江苏、上海、天津、北京和河南、吉林、黑龙江部分地区出现热点；任职地集中分布在华北和华东华中的部分地区，在京津冀、山西出现热点与大量集聚，在河南、四川、重庆、广东存在部分集聚；任职地变化的犯罪者多为迁移至北京直至落马，也有36.57%的犯罪者落马时在其籍贯地工作；职务犯罪者犯罪行为的辐射效应呈现地缘关联和“熟亲信”纽带，形成具有个体生命轨迹特点的“移动犯罪网络”。4）职务犯罪的发生可用公共选择等理论进行解析，是犯罪者根据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进行犯罪成本与收益比较后的决策行为，亦可从人-时-空方面进行综合防控治理。

基于2014—2020年中国50 094份非法采伐犯罪的刑事一审判决书，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中国非法采伐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非法采伐多发于胡焕庸线东南侧，集中在云贵高原东南边缘、巫山―雪峰山沿线、武夷山脉―南岭沿线、大别山沿线、长白山沿线等地区；2）受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上述高发区域的非法采伐特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3）非法采伐具有较强的空间集聚效应，相同地理分区内相邻地市非法采伐在空间上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不同区域间又呈各异的空间集聚特征，其中西南与东南地区主要呈高-高集聚态势、西北与华北地区为低-低集聚，东北地区与长江沿线地市则不显著。4）不同影响因子在空间上对非法采伐的驱动作用各异，其中自然禀赋是非法采伐产生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区域随着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抑制非法采伐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