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系统梳理了韩国环境设计预防犯罪（CPTED）的发展历程，旨在揭示其制度演进、实践成效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通过文献综述、政策分析和典型案例的综合研究发现，韩国CPTED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概念引入与实践探索、指南制定与试点推广、法规修订与全面实施”三阶段，逐步建构了以政府主导、多方协作、法规保障和社区参与构成为特征的综合治理体系。韩国已建立多层次制度框架与规范化操作流程，CPTED项目的实施有效降低犯罪率并提升居民安全感与满意度。其成功经验在于弹性指导与刚性标准相结合的制度保障。基于此，本文提出从健全法规体系、促进多方合作、结合城市体检与融入城市更新等方面构建本土化实施框架，以推动空间环境治理与信息安全防控的协同发展，应对新型复合安全风险。

专题地图是直观展示治安信息的重要工具，在治安防控领域中发挥关键作用。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地图的表现形式呈现显著的泛化趋势。面向多样化的治安防控需求，如何确定合适的风险专题地图，实现治安专题信息的有效传递，成为治安防控领域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文章从治安风险防控视角出发，融合泛地图可视化维度理论和知识图谱方法，提出了一种面向多层级治安需求的专题地图推荐方法。首先，通过梳理不同层级治安机关用户需求与地图可视化形式之间的关联关系，整合了风险专题地图推荐知识体系；然后，根据知识体系定义本体层，通过知识抽取构建了风险专题地图知识图谱；最后，通过知识嵌入，将知识转化为特征向量，采用余弦相似度计算模型，实现风险专题地图的智能推荐。结果表明，文章提出的方法能匹配并推荐合适的专题地图内容及可视化形式，且整体推荐精度达90%以上，证明了方法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文章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相关数据，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文本分析等方法探究中国盗掘文物犯罪的空间分布格局、作案模式特征和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被盗掘文物以秦汉及以前时期的在野古墓葬为主；盗掘文物犯罪人多为低学历、务农或无业的男性中老年。2）空间上，存在3个高发省域和3个次高发省域；热点区主要集中在豫、晋、陕交界地带，涉及7个热点市域；随时间变化，高发市域略有增减和转移，但整体范围相对稳定；微观地点上，高发于乡村耕地和山野林、荒地；国保单位与盗掘犯罪地都集聚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下游地区，文物资源丰富的地区更易发生盗掘文物犯罪。3）犯罪出行空间模式以“市内盗掘”为主，“跨市盗掘”目的地集中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域并以中、短距离为主；多为4~9人团伙作案，分专业和偶然盗掘2类，作案过程可划为组队、谋划、实施、逃逸4个阶段。4）文物分布和打防政策是盗掘文物犯罪的重要影响因素，二者交互作用明显。

野生动物犯罪，尤其是在川渝地区这一显著的重灾区，占据了绿色犯罪学研究中至关重要的研究领域。以该地区为核心研究区域，依托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理论框架，运用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川渝地区野生动物犯罪的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川渝地区野生动物犯罪以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为主；涉案物种以鸟类和兽类为主，数量以鸟类中的雉科锦鸡、猫头鹰和爬行动物中各种蛇类为最。犯罪主体男性远多于女性，并以青壮年阶段汉族人员为主，文化水平整体较低且主要职务为务农。2）单起野生动物犯罪往往涉及多项罪名，最常见的犯罪过程为（卖方）猎捕/狩猎—杀害—运输—出售—（买方）收购。3）犯罪的年际变化整体表现出较强的波动性，可分为逐步增长阶段，急剧下降阶段与急剧增长阶段，月份分布高发于11月。4）犯罪在市域尺度整体呈现“东西部高发，中部低发”的格局；县域尺度上以成都市双流区和重庆市万州区为最；微观场所中，不同罪名下犯罪发生地与交易地主要场所存在差异。5）犯罪的发生主要受年平均气温、水资源总量、自然生态系统状况等自然因素，男女性别比例、受教育水平、运输网密度、交通便捷程度等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水平、自然增长率与其他因子的综合作用后对野生动物犯罪影响显著。整合犯罪模式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犯罪人通过对自然环境（如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和隐蔽的栖息地）、社会环境（如监管不力、市场需求旺盛或公众保护意识薄弱）以及自身心理特征（如所付出的成本与收益的关系）等多重因素的理性考量，其犯罪意图更有可能被转化为实际行动，进而促使犯罪行为的最终发生。

研究省域中观尺度的毒品犯罪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对打击毒品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云南省129个县区单元的毒品犯罪案件为数据，采用GIS统计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引力模型分析云南省毒品犯罪的空间差异格局和空间关联网络特征。构建由经济水平、收入水平、城镇化程度、受教育水平、流动人口、毒源地影响、地形复杂度组成的毒品犯罪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以空间杜宾模型开展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云南省毒品犯罪率呈显著的空间差异格局，高犯罪率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缅边境；2）云南省各区县毒品犯罪在全局层面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与空间集聚特征，昆明市主城区—周边各区县以及云南边境各区县间的毒品空间关联网络强度较高；3）毒源地影响因素最为显著，呈显著负相关，距中缅边境（毒源地）距离与毒品犯罪率关系呈拉长的“倒S”型走向分布曲线，表现为大幅度下降、小幅度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此外，经济水平对云南省毒品犯罪差异呈著负向影响，收入水平、城镇化程度为正向影响。

以H市市辖区为例，基于POI数据识别城市功能区，并结合NPP-VIIRS夜光遥感数据与夜间“两抢一盗”犯罪数据，构建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型，从整体及不同功能区角度探讨城市夜光与夜间“两抢一盗”犯罪的空间关系。结果表明：1）整体上，H市夜间“两抢一盗”犯罪形成“一主一副”的犯罪热点，且夜光与夜间“两抢一盗”犯罪存在空间异质性关系。2）大部分功能区在全局Moran's Ι上表现为正相关。在局部LISA聚类上，只有居住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和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商业用地的高-高聚类多数分布在一环及二环以内，低-低聚类多数分布在城市外围及边缘地带，高-低聚类与低-高聚类则零散分布在二者之间的区域；居住用地的聚类情况呈现南北区域差异；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则由于报警地点与实际案发地点可能有所出入，因而结果可信度降低。

已有文献对社会隔离和犯罪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探讨，但主要聚焦于种族或族群之间的社会隔离，对个体活动联系和情感联系等方面的关注相对不足。文章以1 148份在广州市74个典型社区居住3 a以上居民的问卷为数据基础，构建了社会联系、邻里联系、活动联系和情感联系相结合的社会隔离指标体系，在控制个体基本属性的基础上，探讨了社会隔离与暴力侵害、入室盗窃、社区内扒窃和社区外扒窃四大犯罪类型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整体上，社会隔离与居民遭受犯罪侵害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但部分指标和特定犯罪类型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其中，1）与暴力侵害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仅有意见建议（负相关）；2）与入室盗窃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包括社区内亲朋人数（负相关）、社区情感（正相关）和社区管理服务满意度（正相关）；3）与社区内扒窃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包括社区内亲朋人数（负相关）、邻里是否相互串门（正相关）、邻里是否相互借东西（负相关）和居民对社区管理服务的满意度（正相关）；4）与社区外扒窃具有显著相关性的指标包括是否失业（负相关）、邻里关系和谐程度（正相关）、意见建议（负相关）和居民对管理服务满意度（正相关）。总的来看，不同衡量维度的社会隔离与社区的非正式社会控制、居民对犯罪的警惕程度有关，从而导致其对居民遭受犯罪侵害概率的影响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随受侵害类型的变化而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