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是数字经济时期农业的新转向，在发达地区已有应用和发展。对于中国西部的民族地区而言，数字化带来的是更大的发展鸿沟还是新机遇？文章针对西部高高原地区生态农业数字化的理塘现象，通过实地调查，收集并分析农业公司、政府部门等的政策文件、规划文本、网站信息等多源文本资料，并结合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视角，构建自然环境-市场-制度-技术（EMIT）四维分析框架，讨论县域农业数字化的动力机制。研究认为：理塘农业数字化具有3个典型特征，即全链条数字化、多主体推动、区内外协同。高高原地区的特殊自然环境塑造了理塘农业数字化的约束条件和优势基础。相对于市场和技术两大因素，地方制度与组织因素的重要性更显突出。嵌入国家和地方制度的企业家精神，推动了农业数字化技术更新与区外差异化市场开拓，是理塘传统农业实现“路径突破”、启动农业数字化的重要力量。此外，在欠发达地区农业数字化转型中，外部支持不可或缺。然而，如何将其转变为持续的内在动力，本地企业家人才资源以及农户的人力资本增长将是关键所在。

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地方经济社会密切相关，阐释其增长的地方性动因有助于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基于2015—2019年县级经济社会统计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分析浙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驱动因素的空间分异，甄别数字经济发展的地方特征。结果表明：1）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空间差异，发展水平呈东北高、西南低；2）数字经济发展的各驱动因子影响力具有显著空间特征，产业创新为首要驱动因子，其作用力呈现东高西低；政府投入为次要驱动因子，其作用力空间强度与经济基础一致，为西南高东北低；商业文化作用呈南高北低格局，作用强度较弱；3）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四因子空间作用差异存在多组合特性，总体形成企业-消费者主导、政府-企业主导、政府-消费者主导的数字经济地域发展类型，本质是市场（消费者）与创新（企业）共同驱动，企业、市场拓展受消费者需求带动，政府承担规范市场角色。为此，数字经济赋能发展应充分重视欠发达地区在政府带领下育成生态、旅游等传统产业数字化路径。

近年来电子商务产业的迅速崛起推动了电商村的快速发展。大源村地处广州城乡接合部，现已发展成为全国规模和影响力较大的电商村之一。对大源电商村发展历程的研究有利于挖掘城乡接合部数字产业的演化机理。文章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运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研究方法分析了大源电商村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的网络演进和异议消除过程。结果表明，1）大源电商村经历了电商集聚、电商产业规范化和电商转型3个演进阶段，其网络OPP（Obligatory Passage Point）分别由传统电商商户、地方政府以及新兴电商商户为核心行动者引导形成；2）大源村由传统城中村发展为传统电商村，进而转型为新型电商村，这一过程体现了村庄发展中本地动员和全球参与的同时升级，提高了村庄的发展韧性；3）在异质行动者的共同努力下，大源电商村的人才储备由匮乏走向充足，社会交往由隔离走向融合，营商管理由缺位走向完善。

以广东省2012—2020年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发明专利数据为基础，利用反距离权重插值法、面板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检验和面板分位数模型等方法，将互联网化分为信息互联网化和应用互联网化2种互联网化类型，分析广东省企业互联网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广东省先进制造业企业的互联网化水平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高互联网化水平企业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同时广东省企业的信息互联网化水平普遍高于应用互联网化水平；2）企业互联网化程度的加深有助于创新产出的增加，在不同创新水平上互联网化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呈“U”型，并且互联网化可以通过改善研发投入的规模和质量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水平，能有效降低负外部性；3）不同类型的互联网化形式的创新驱动作用表现出不同特征，信息互联网化的创新影响见效快、成本低，且能有效改善研发投入，应用互联网化的运用成本较高，更适用于大型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