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使农村建设用地再利用政策内容的调整更契合碳中和目标，提高政策执行以及后期管护工作的碳储量实现效果，文章以广东省拆旧复垦为例，构建了“制度设计—执行过程—质量效果”3个环节的系统评价框架，用于量化各环节前后碳储量变化并分析影响碳储量的因素。结果表明：1）地块复垦后产生了良好的碳储量，尤其位于省域交界县区的地块，亩均碳储量增加近5倍，全省平均碳储量贡献度为0.16%，单县区最高达5.25%；2）制度设计上，碳储量实现比值为5.81%，差额高达36 272 530.12 t，有较大的提升空间；3）执行过程中，碳储量实现比值为24.71%，单县区最高为97.55%，最低为1.26%；4）质量效果上，碳储量实现比值为65.03%，呈现“东高西低”特征，东部较多县区对复垦后地块采取专业的管护措施。基于碳储量增益的显著区域差异及专业管护的有效性，文章建议制定差异化实施细则并强化后期管护，以最大化政策对碳中和目标的贡献。

文章基于2005、2010、2015和2019年中国279个城市样本数据，采用最优参数的地理探测器，探讨数字技术创新与城乡收入不平等、能源效率等因子的单因素效应及其之间的交互如何作用于中国城市碳排放。结果表明：1）数字技术创新（q：0.159~0.290）、人均GDP（q：0.249~0.296）和城市化率（q：0.120~0.204）是碳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且数字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在持续增强。2）数字技术创新与城乡收入不平等的交互作用，在全国层面，呈现先增强后减弱再增强的“N型”曲线（q：0.202~0.303）。具体到区域，东北地区从非线性减弱转变为双因子增强（q：0.325~0.802）；中部（q：0.278~0.512）和西部（q：0.198~0.588）地区两者的交互作用持续增强；而在东部地区，数字技术创新与城乡收入不平等的交互作用从双因子增强转变为非线性减弱（q：0.056~0.301），特别是在2015年，二者交互的q值为0.056，仅是城乡收入不平等单向效应的十分之三，表明数字技术创新与城乡收入不平等的交互可以抑制碳排放。这启示在实现碳中和的路径中，要充分发挥数字创新技术的作用，减小城乡收入不平等性，更需发挥两者的复合作用来降低城市的碳排放。

在梳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内涵基础上，构建其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Topsis模型测度城市群2010—2019年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指数，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及回归模型，探讨城市群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时空演变规律、协同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0—2019年，三大城市群减污降碳增效呈稳定增长趋势，具有不同空间分布格局；2）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关联特征由随机性分布向规律化分布转变；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间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合作机制有待加强；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对周边城市辐射带动作用逐渐增强，三大城市群城市局部空间集聚不明显；3）2010—2019年，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系统有序度呈明显增长趋势；复合系统协同度整体较低，增长速度为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空间上呈现出不同的演化与关联特征，城市群内部不协调；4）经济发展、环境污染、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是三大城市群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演变的重要影响因素。

基于2006—2019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估计了国家级新区的碳减排效应，并检验了其碳减排的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研究发现：1）国家级新区设立能降低所在城市碳排放量，并且在设立3年后会对所在城市的碳排放量产生显著的长期抑制作用；2）国家级新区政策主要通过技术效应和节能效应降低所在城市的碳排放；3）国家级新区设立对周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呈现先增加、后降低、再增加的“∽”型变化趋势，其中，对周边200~250 km范围内的城市产生显著的降碳作用；4）国家级新区对北方城市的碳减排效应高于南方城市，单城布局模式具有明显的减排效应，而双城布局模式并未显著降低所在城市的碳排放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