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小镇是当前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政策抓手和落地路径。它强调地方专业化经济和集聚经济的外部性，侧重通过政府支持引导来激发多方主体共同参与，以此构建生产、生活和生态融合的创新创业平台，推动人口城镇化和区域内生发展能力。然而，特色小镇的政策引导和扩散具有显著的“自上而下”性，使得地方实践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文章以浙江省134个省级特色小镇为研究对象，通过2017—2022年多次实地访谈、线上问卷和政策文本分析等方法，结合演化经济地理和集聚经济理论，对特色小镇的历史基础、产业属性和发展目标进行识别分析，归纳出具有类型差异的特色小镇，并提出相应政策干预建议。结果显示：浙江省特色小镇可大致分3类，第一类为政府主导的、面向新产业塑造的科技园区型小镇；第二类为企业主导的、面向传统产业升级的专业化市场型小镇；第三类为基于地方特有自然或社会文化资源的、面向旅游业发展的景区型小镇。最后，建议将演化经济地理思想纳入特色小镇发展实践中，重视历史、空间与地方作用，避免标准化、指标化的“一刀切”政策干预方式。

政府引导城市资本发展乡村旅游已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然而外力介入常导致“后乡村”场域内乡村主体的式微，探究“后乡村”社区的空间演变机制对可持续旅游发展具有参考意义。文章套用空间生产理论，借助多元利益主体分析，建立基于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整体性研究框架。以成都竹艺村为案例，运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质性方法，分析“后乡村”多维空间的生产过程和机制。结果表明：1）竹艺村旅游发展通过租赁经营模式和社区治理模式的转换融合实现内外部驱动力量的优势叠加；2）租赁经营模式下乡村表征成为三重空间中的主导，作为权力主体的外部企业通过制度建构引导空间生产、实现旅游构想；3）社区治理模式明确了社区作为日常生活主体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保障了村民和村集体在空间生产中的话语权；4）“后乡村”社区的空间生产主要由乡村振兴政策的地方响应、资本通过下乡实现再循环、现代性流动下的主体行动和消费需求变迁下的视觉营销4种动力驱使。文章进一步拓展了三重乡村空间模型的本土化实证研究，有助于引导大都市郊区乡村旅游社区的健康发展，达到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和优化社会生态的双重目的。

在县域城镇化背景下，基于教育绅士化研究的理论视角，运用质性分析方法，探讨农村家庭教育进城的不同模式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县域层面产生的教育进城现象是农村进城群体主动或被动地加入到优质教育资源竞争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家庭资本积累和家庭策略选择的差异，产生不同的教育进城模式，包括流动型教育进城、定居型教育进城和隔离型教育进城。2）教育进城由政府、资本、学校、个体等多方主体共同推动形成，其中政府主导的教育资源供给是教育进城的核心动力，市场参与的教育资本流动是农村家庭进城的重要驱动，家庭本位的教育再生产是教育进城产生的根本逻辑，共同促成教育进城的时空演进。3）县域层面产生以优质教育资源推进城镇化的社会空间效应，但其不完整性同时导致农村进城群体的返乡和外流。

以重庆市万州区为研究区，以生物多样性为切入点，综合运用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MSPA）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识别GI网络中心（hubs）和连接廊道（links），结合图论、电路理论及几何形态学划分重要性等级，提取廊道上的生态夹点区域，并针对山地城镇的典型生态问题提出对应的精细化保护与修复策略。结果表明：1）万州区内网络中心42处，总面积996.35 km²，占研究区总面积的28.83%，总体“东密西疏”，形成“一屏三带、散点分布”的格局；2）连接廊道80条，总长度292.97 km，呈现“东强西弱、东短西长”的分布特征；3）生态夹点142处，占廊道长度的9.60%，主要分布于东部。据此，将网络中心分为连绵涵养区、重点保护区和独立修复区制定分区修复策略；将连接廊道分为关键廊道、重要廊道和一般廊道制定分级修复策略；对不同用地类型组合方式的生态夹点区域制定精准修复策略。

从佛教地理学视角出发，运用GIS的空间分析方法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对云南省佛教寺院空间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全省佛教寺院空间分布呈现“三核”特征，汉传佛教寺院呈倒“U”型带状分布，藏传佛教寺院呈“一核多中心”分布，南传佛教寺院呈“两头密、中间疏”分布。2）水平上主要分布于金沙江、澜沧江和珠江流域，垂直上具有“三级阶梯”分布特征。3）云南的复杂人文地理环境是造就佛教寺院分异的关键因素，地理结构是奠定佛教寺院的空间分异特征的基础力量，文化结构促进各部派寺院在交流中形成多元共存格局，制度结构影响的治理方式加剧各部派寺院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分布范围变化。

基于去哪儿网在线游记所获取的数字足迹数据，在锚点理论框架下综合运用流向统计、关联规则挖掘、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三亚市旅游流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并凝练不同类型旅游者在不同时间尺度下的游览特征。结果表明：1）三亚市旅游流呈现“一心两核”和若干核心路径的流动格局，三亚市旅游流的空间结构受景点受欢迎程度的影响，核心区处于沿海岸线区域，展现滨海旅游城市的特征；2）在三亚市旅游流的空间结构中核心节点分布不均匀且结构洞现象明显；3）三亚市旅游流结构网络的中尺度旅行的旅游者占多数，其次为小尺度旅游者，大尺度旅游者最少，各尺度各游览类型的旅游者都倾向于游览沙滩型旅游地和岛区，即地文景观类旅游地，而不同尺度下不同游览类型的旅游者游览倾向又有所不同；4）三亚市旅游流的旅游吸引系统呈分级分布且有多个锚点吸引物，不同的锚点吸引物除沙滩型旅游地和岛区外，对不同游览类型和游览时间的旅游者吸引力不同。

当前国内外城乡接合部空间界定研究尚未达成共识，在行政管理实践中也未形成明确的标准，导致了城乡接合部空间治理的现实困境。基于此，文章提出基于城市实体地域的城乡接合部空间界定方法，对广州市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以自然资源部高精度遥感和土地调查数据准确识别的城市实体地域范围为城乡接合部空间界定测算指标，以明确的行政村、居委会为最小统计单元，可以有效地衔接国土空间规划技术体系；2）采用国内外大多数研究认同的25%~75%理想值与聚类分析法，并以广州市为典型案例进行城乡接合部空间界定阈值的优化与检验，最终确定广州市城乡接合部空间界定合理阈值为10%~75%；3）精准的测算指标、明确的研究单元和可操作性强的界定方法，可以较好地识别出城乡接合部空间，同时也为更深入的空间研究与治理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