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是中国重要的周边邻国，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国家。在新冠疫情导致中缅边境封控之下，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依旧突飞猛进。然而这种态势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国家和云南省政府层面依然将中缅经济走廊建设作为首选。这显然是对缅甸自2000年以来的国别地缘环境变化理解不足。文章借助国别地缘环境分析框架和研究路径，通过阐述缅甸基本国情、主要关系与矛盾，揭示在内外因素跨尺度、多领域、多元地缘体互动等共同作用下缅甸地缘环境的演变，即2000—2010年外压内稳和2011—2021年外斗内乱。缅甸整体地缘环境变化为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提供了绝佳的机遇。从地缘环境视角论证了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战略定位。文章不仅深化了对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新认识，且为大力推进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缅印度洋新通道是推进中缅地缘经济合作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解析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地缘经济合作障碍及其协作机制，将为提升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地缘经济效应和加强中缅地缘经济合作提供重要的科技支撑。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地缘经济合作障碍不仅有地理环境的阻碍，更有中缅经济发展差异、复杂武装冲突干扰、大国干预掣肘和多元利益主体博弈的地缘风险的束缚。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地缘经济合作并不是一种区域控制战略工具，而是打造一条交通物流、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深度关联的国际贸易走廊。为了推进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的地缘经济合作，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建设应构建多层次的地缘经济合作协作机制。在国家层面，应通过推动中缅印度洋新通道与“一带一路”倡议的融合、强化中缅政策沟通机制对接、制定中缅印度洋新通道长远发展战略规划来加强中缅发展战略对接。在通道层面，应通过推动内外部基础设施联动、强化跨境地缘经济要素流动和产业协作、深化面向缅甸及印度洋地区的经贸合作来升级中缅印度洋新通道地缘经济效应。在利益主体层面，应通过强化多方利益对接、统筹中缅口岸协调对接机制、创建立体化新通道风险防范机制来构建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协商机制。

瑞丽出境的中缅“人字形”经济走廊（简称“人字形”走廊）与孟定清水河出境的中缅印度洋新通道（简称“新通道”）建设与发展上的极大反差引起学界广泛关注。鉴于此，搭建SWOT的国际通道分析理论与框架，对“人字形”走廊与新通道的差异部分（即瑞丽—腊戌与孟定清水河—腊戌）进行SWOT要素阐述和关键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以揭示二者的比较优势与不同时期侧重选择的地理逻辑。研究表明：1）不同时空序列下中缅印度洋通道建设的关键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别。历史域上的关键影响因素有明显的“地理决定论意味”，以地形、高程、河流、地质等为代表的自然地理环境与特征深刻影响着早期的中缅通道建设；现实域层面的关键影响因素多为“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程度和科技进步是否促生通道建设“时空压缩”，即主观能动性和科技进步等能否缩短通道的建设里程和关键路段建设工期、是否能提升与城市群关联度和完善运输网络体系等；未来域的关键影响因素则是关注通道的“成长”、国家话语支持和战略定位以及服务国家的长效机制等方面，最直接的便是国家对通道的定位、赋能及话语政策支持等。2）瑞丽与孟定清水河作为中缅印度洋通道的中方出境口岸，其选址在不同时期侧重不同地理考量，受到各自S、W、O、T主导要素的裹挟影响与约束。瑞丽（“人字形”走廊）为抗争战略调整型，孟定清水河（新通道）为抗争战略进取型。3）总体上孟定清水河至腊戌一线（新通道）相较瑞丽至腊戌一线（“人字形”走廊）的优势和潜力较为明显，阻碍和困难相对较小，佐证了“优势在孟”的新通道方案。“人字形”走廊与新通道具有明显的互补性特征，传递出双“Y”轴通道设想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是影响边境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开展其研究对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和双边贸易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基于实地调研，并结合历史文献档案和统计数据资料等，深度剖析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的时空过程，并探讨了以“裙带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网络在此过程的运行机制。主要结论为：1）时间上，非法跨境贸易大致经历缓慢增长萌芽期、猖獗发展期和明显下降消退期3个阶段；2）空间上，以北线、中线和南线3条路线为主，贯穿印度北部、缅甸北部，最后进入中国云南；3）中缅非法跨境活牛贸易依赖于自然地理环境和跨境“裙带关系”提供的信任、规范和执行机制，从而形成完整的社会网络贸易链。最后，建议通过简化正规贸易和加强智慧边境建设等方式来治理非法跨境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