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性视角下，基于各省2010、2020年人口普查与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基尼系数与可视化的方法，刻画了中国地级行政区大学专科、本科、研究生学历人才分布的时空格局，使用Beta回归模型，从空间类分、空间选择、空间集聚与舒适度偏好4个维度，揭示了不同学历层次人才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2010—2020年，不同学历人才占比的地区差距呈研究生＞本科＞专科；研究时段内专科、本科、研究生学历人才的地区差距呈缩小态势。2）专科、本科、研究生学历人才比重均呈现行政等级分异特征，即从首都―省会（副省级）城市―地级城市―地区，高学历人才比重逐级递减，其中研究生学历人才等级分异特征最为典型，专科学历人才最为弱化。3）胡焕庸线是高学历人才比重空间结构模式差异的分界线。胡焕庸线东南侧，高学历人才比重呈现中心（省会城市）―外围（一般地级行政区）的空间结构，其中，研究生学历人才空间结构最为典型。胡焕庸线西北侧形成东起大兴安岭林区西至哈密的专科学历、本科学历人才高值分布区。4）空间类分方面，不同学历人才均偏好收入更高、行政级别更高、城镇人口规模更大的地级行政区，且偏好程度总体呈研究生＞本科＞专科。空间选择方面，地级行政区住房成本越高，就业市场竞争越激烈，对人才的学历层次要求越高，总体呈现研究生＞本科＞专科。空间集聚方面，地级行政区城镇化水平会促进不同学历层次人才集聚，作用强度表现为专科＞本科≈研究生。舒适度方面，地级行政区社会环境舒适度越高，越吸引高学历人才集聚。

文章从移民网络的视角，使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其中高学历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落户意愿及其社会影响因素，同时探讨省际与省内迁移模式对落户意愿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高学历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大体呈“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高学历流动人口的友缘、亲缘网络呈现“北高南低”格局，业缘网络呈现“西高东低”格局，乡缘网络则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2）移民网络对高学历流动人口的迁移形成物质情感的社会支持，对落户意愿存在显著影响，亲缘、友缘和业缘影响较大，乡缘影响较小；3）省内高学历流动人口由于迁移距离较近、迁移成本低等原因，其落户意愿受到亲缘的影响更大，而省际高学历流动人口则因在流入地缺少亲缘等原因，落户意愿较弱，且受友缘和乡缘影响更大。未来的人才迁移研究和政策应更多考虑社会因素，这有利于推动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

基于2022年8个城市78所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流动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嵌套Logit模型分析家庭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高校毕业生城市间就业流动的影响以及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家庭资本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动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家庭资本水平越高，毕业生越倾向于流向高等级城市；2）不同家庭资本水平的毕业生在就业流动过程中关注的因素不同：家庭资本水平较高的毕业生更关注城市经济因素和城市舒适度因素；3）在家庭资本影响毕业生就业流动的过程中，毕业生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的人力资本（学历、学校类型、学生干部身份、学习成绩、证书、实习经历）发挥了显著的正向中介作用和一定的负向调节作用。

基于2009—2020年1 248名有过境外留学或工作经历且随后回国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的高水平科技人才履历信息，分别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嵌套Logit模型分析了中国境外高水平科技人才回流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境外人才流出城市网络以中国香港、美国剑桥为核心城市，流入城市网络以北京、上海为核心城市，且回流城市分布区域差异显著；2）剑桥（美）是北京、上海境外人才回流的主要来源地，回流至南京的境外人才的主要来源城市是新加坡，而中国香港是广州、武汉境外人才回流的主要来源地；3）个体微观因素上，学缘联系与人才引进计划等级均显著影响人才回流的城市选择。宏观因素上，中国城市的高薪资待遇、较高的科技投入强度和顶尖科研平台的高度集聚是吸引境外高水平科技人才回流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教育服务设施舒适性和气温舒适性因素也显著影响境外人才回流的城市选择；4）城市宏观因素对人才回流区位选择的影响存在个体异质性，男性、流动经验丰富、境外居留时间长、重视学缘社会联系、获得高等级人才引进计划支持以及于较晚回流的境外人才在回流选择时，更为重视城市较高的薪资水平和顶尖科研平台的建设水平。

基于2003—2021年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履历大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从城市尺度分析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人才不同就业阶段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并进一步分析不同学历和学校层级人才分布格局影响因素的异质性。结果发现：1）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人才主要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省会直辖市以及城市群形成集聚；相较于初次就业阶段，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在当前就业阶段的空间集聚度有所升高。2）不同就业阶段人才分布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初次就业阶段，经济因素对人才分布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在当前就业阶段，舒适性因素的作用更加突出，反映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在职业发展中后期物质基础得到满足后，对生活品质提升的关注日益增强。同时，人才政策在两个阶段均对人才分布起重要作用。3）不同学历与学校层级高新技术产业人才分布的影响因素呈现异质性。高人力资本群体（研究生学历及毕业于“双一流”高校）对舒适性因素的关注度更高，尤其在当前就业阶段表现得尤为显著。

在中国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关键转型期，公务员队伍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学历结构和空间分布的优化对于提升政府效能和推动社会进步具有深远影响。文章基于2023年广东省公务员考试的招录数据，使用空间统计方法与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公务员考试被录取应届生的梯次迁移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被录取应届生的迁移模式以逆向梯次迁移为主。非同级迁移的目的地以四线、三线、一线城市为主；同级迁移目的地以四线、三线、二线城市为主。2）个人属性（包括性别、毕业学校等级和来源城市等级）中，除四、五线城市高校应届生外，其他属性应届生均以逆向梯次迁移为主。3）岗位条件（即单位等级）和岗位要求（包括学历和基层工作经验等方面的要求）中，各组别被录取者均以逆向梯次迁移为主。4）个人属性、岗位条件和岗位要求共同影响被录取者迁移模式的选择，其中个人属性和岗位要求影响相对显著。5）公务员考试被录取应届生迁移模式选择机制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互动，有客观与主观的权衡。这一编制类就业模式相较于其他非编制类就业有更强的逆向梯次迁移可能性，其原因可能是岗位设置、竞争强度以及主观意愿存在较大差异。

文章以中国高水平网球运动员为研究对象，从人才地理学角度出发，对中国高水平网球运动员开展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展开分析，结果表明：1）从时间演化特征看，2013—2022年中国高水平网球运动员数量分布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总体上占绝对优势，但呈小幅度下降趋势，西部、东北和中部地区数量波动变化较为明显。2）从空间演化特征看，中国高水平网球运动员大多分布在胡焕庸线的东南侧，且两侧差异明显，但总体上呈现由东南向西北扩散的趋势。从空间格局特征看，中国高水平网球运动员空间分布的标准差椭圆呈东北―西南走向，且椭圆面积显著增长，空间重心自东北向西南迁移。3）从影响因素看，城镇化率（0.60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0.518）和区域网球场数量（0.493）是主导因子。城镇化率与区域网球场数量（0.793）、人均GDP与区域网球场数量（0.783）、人均GDP与城镇化率（0.758）3组的交互作用最强，影响程度远超单一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