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理学史研究已历百余年，形成了理解中国地理学“中外异同”“古今之变”2个基本问题的不同研究路径，但学界对此关注较少。文章聚焦代表性文本，探讨其勾连的研究预设、方法论、内容，揭示中国地理学史研究路径及其反映的“中外异同”“古今之变”思考演变。讨论揭示，王庸及其之前的格义、反向格义路径在理解“中外异同”上存在歧论；受王庸的影响，单一化反向格义路径重建了近现代地理学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地理学体系，但存在解释其自主近代化上的叙述障碍；还原路径在批评单一化反向格义基础上，侧重在观念史层面揭示中国古代地理学的王朝地理学传统；流通研究则在科学知识流通史视角下，揭示以中国为主体的层积式中西地理学碰撞、融合、更新的近代化过程。4种路径尽管各有其特定的观照对象，但批评式层积的演变构型了理解中国地理学史较全面的视角。在多元全球科学史思潮下，中国地理学史研究有必要重新思考“中外异同”“古今之变”2个基本问题的意义与性质，规避中心化框架与话语，强调地理学传统与社会文化情景因应关系，突出知识网络层面的中西地理学流通史研究。

结合多种史料的详细梳理和已有研究，较为全面、准确地获得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校地理学系的创办、改办、改组、停办系年数据。据此，更为全面、准确地揭示了当时地理学系设置的数量、过程、隶属院校、学科结构等特征。研究表明：1）在设置数量上，有52个高校创办过63个地理学系；2）在设置过程上，结合学系的创改停情况、系年数量、院校分布、学科结构，可分1904—1928年初创期、1929—1936年少量增置期、1937—1945年较多增置期和1946—1949年放缓增置期4个阶段，学系数量总体上在频繁创改停过程中缓慢增长；3）在隶属院校上，主要设置于大学与师范院校，且师范院校数量占比较高；4）在学科结构上，存在高校类型间及不同时期的学科结构差异，独立地理学系主要设置于1929—1936、1946—1949年的大学。

历史自然地理学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重要分支和组成部分，其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初从苏联引进。针对该分支正当性的质疑与争议，复原其来自苏联历史地理学观念的事实，修正完全从中国自身寻找学理性依据的封闭式解释进路，审视苏联相关知识体系对我国产生的深刻影响。比较中苏历史自然地理学的发展可知，“任务带学科”的组织方式是推动其创立的实践基础，虽然受到苏联概念知识的直接影响，但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学相对独立地形塑了自身的理论框架，基本完成了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与构建，促进了学科整体的现代转型。作为中西知识会通的产物，回顾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演变，运用国别比较的考察路径，具有重要的科学知识地理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拓宽研究对象范围是中国地理学史研究的重要挑战，探讨国外地理学者的学术活动、路径与贡献则有助于提供借鉴性案例。基于德·布里奇个人的简介、网站信息、自传和研究成果的梳理与分析，结合同行和后人的评论与研究等，描述了德·布里奇作为一名当代地理学大家，在政治地理学、地理学教材、地理教育和学科普及上的重要贡献。德·布里奇是政治地理学系统论学派的代表人物，撰写的大学地理教科书《系统政治地理学》《人文地理：文化、社会与空间》《地理学：地区、区域和观念》影响深远，热衷于地理公开演讲，普及地理知识和理念，开创电视开讲地理的先例，还担任Journal of Geography编辑和National Geographic Research的创始编辑。他最为人所知的可能是“早安美国”节目的地理编辑、高端科普著作《地方的力量》《地理学为什么很重要》。德·布里奇基于学术研究写作高品质地理教材，积极传播和推广地理学思维，写作基于地理学视角的热点问题科普著作等方面，最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