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铁路作为现代交通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设产生时空收敛效果，并进一步对生产要素流动、城市空间扩张、区域空间结构重构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在分析中国高速铁路发展过程、模式的基础上，剖析了其空间格局特征及与区域人口和经济的耦合关系；同时，借助ArcGIS方法从空间服务水平、时空收敛效应和中心城市交通圈等角度，探讨高速铁路网络的空间效应。结果显示：高速铁路的空间扩展过程表现出独特的“核心―核心”至“核心―网络”模式，与城市群的空间分布具有较好的耦合性；高速铁路的空间格局与中国城市人口、工业分布表现基本一致，站点1 h范围内可覆盖全国50.07%的城镇人口、73.47%的GDP和98.17%的第二产业产值；中国高速铁路建设导致的时空收敛效果呈现出明显的廊道效应，中心城市枢纽地位得以强化，服务范围的拓展和生产要素的便捷流动为城市群的空间扩张和重构提供了条件。
中国东部亚热带地区全新世期间的气候波动频繁，引起哺乳动物群的多次迁徙。该时期哺乳动物群的常见种属多见于亚热带地区，仅少数种属如貘、犀、长臂猿和亚洲象等在自然状态下主要分布于热带―中亚热带南部地区，指示了具热带气候性质的中亚热带南部的森林环境。文章在确定中国东部全新世不同阶段此类动物群的种属构成与分布特征的基础上，主要根据热带种的迁徙和分布特征，初步推断各阶段亚热带地区的气候变迁状况如下：盛冰期之后的冰消期，温度逐渐回升，14 000―12 000 a BP时，热带种分布北界大致南移2°，指示1月平均气温较今低3~5℃；12 000―8 500 a BP为升温期，气候转暖，热带种分布北界达中亚热带南部，逐渐类似于现今气候；8 500―5 000 a BP为大暖期，热带种分布北界抵秦岭―淮河一线，北移约6°，指示1月气温较今高约7~9℃；5 000―3 000 a BP为降温期，热带种分布北界位于秦岭―淮河以南的长江流域，北移约4°，指示1月气温较今高约5~6℃；3 000 a BP以来，气候逐渐变冷。这些变化体现了中国东部亚热带地区在全新世时期发生了多次较大的气候和生物气候带变迁事件。
以“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和CNKI期刊文献为数据源，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梳理总结了2000年以来国内外儿童贩运的研究热点与趋势。结果发现：1）中外儿童贩运研究的发文量整体呈波动增长态势，美国的发文量位居世界首位，国外研究集中在社会学、心理学、儿科医学、家庭研究与犯罪学等5大领域。国内研究进程相对缓慢，早期研究集中在法学、犯罪学与社会学3大领域，近年来地理学领域快速兴起。2）由于区域环境与国情存在差异，国外儿童贩运包含在人口贩运研究中，更关注以剥削为目的跨国贩运，包括直接剥削与间接剥削2种方式，涉及商业性贩运、童工贩运、人体器官贩运和童婚贩运等多种贩运类型，商业性贩运与性剥削是儿童贩运的主要研究热点；国内拐卖儿童犯罪通常与拐卖妇女合并讨论，聚焦于以收养为目的的省域拐卖，诱骗养子型和家庭操控型是最常见的2种类型，拐卖儿童犯罪的法律政策与社会原因是热点关注话题。3）随着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国外儿童贩运的研究主题从贩运类型向儿童被解救后的自杀风险与福祉评估、康复回归与重返社会、儿童保护与贩运防控对策持续拓展；国内拐卖儿童犯罪的研究主题从法律政策与社会原因向时空格局、影响因素、安置回归与社会融入延伸。未来如何将儿童贩运的相关主体（犯罪人、受害人或监护人与其他社会人）与时空环境（社会环境、建成环境及周围人流环境）进行综合贯穿，从犯罪地理学视角探究儿童贩运的地理环境因素与时空活动轨迹的演变，深入解析“时-空-人”三维视角下儿童贩运的发生机制至关重要，以及在实践中如何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追踪和打击儿童贩运，为中外儿童贩运防治与管理贡献力量。
基于“认知－情感－意动”理论框架，引入旅行生涯模式理论，构建了包括旅游者感知文化距离、感知新奇、感知文化风险、文化体验意愿和旅游经验等构念在内的模型，以2个典型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广西龙脊梯田和贵州肇兴侗寨为案例地，运用PLS-SEM工具检验结构模型，结果表明：1）认知阶段对情感阶段的影响显著，即TPCD正向影响感知新奇和感知文化风险，情感阶段对意动阶段的影响亦显著，即感知新奇正向影响文化体验意愿而感知文化风险负向影响文化体验意愿；2）感知新奇与感知文化风险在TPCD对文化体验意愿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该结论验证了旅游者文化体验意愿产生的心理过程遵循CAC理论模型，这是一个认知影响情感进而影响行为意愿的递进过程；3）认知积累在认知阶段对情感阶段影响路径中的调节作用部分显著，即旅游经验负向调节TPCD对感知文化风险的正向影响，但在TPCD对感知新奇的正向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结论表明，感知文化距离在特定的国内旅游情境下同样对旅游者行为意愿有显著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旅游文化距离研究的对象范围。
通过梳理文化记忆理论，归纳文化记忆演变历程和发展脉络，以国内外地理学1 527篇重点文献为支撑，借助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工具CiteSpace从关键词共现聚类、主题路径演化及研究趋势分析国内外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进展。通过综述当前国内外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前沿热点，以期建构地理学视角下文化记忆的研究范式，改进文化记忆研究方法，为文化记忆理论的本土应用和多学科融合提供借鉴与参考。从分析结果看，国外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主题多集中于：1）日常生活景观的记忆表征研究；2）记忆中的政治与仪式研究等方面。国内研究主题主要包括：1）集体、社会记忆中的文化与地方研究；2）空间承载的城市与乡村记忆研究；3）文旅推动下的遗产记忆再现研究等方面。尽管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文献逐渐增加，对于纪念性景观、遗产建筑、仪式庆典、战争创伤、民族记忆等的关注度增高，但文化记忆空间研究并未形成具体的理论范式，绝大多数文献仅仅关注文化记忆与其他领域的融合，而对文化记忆空间的内涵、媒介转换机制、空间识别方法的研究相对较少。从国内外研究的内容及趋势来看，西方学者更注重对移民、权利、自由意志、女性、权力政治、战争创伤的研究；对空间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城市、情感与权利空间。国内地理学者注重从记忆的非物质载体去解构地域化、中国化的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研究多以明显的政策导向为主，战争遗址、红色旅游地、传统村寨、特色民俗与节庆仪式等成为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重要主题。未来，地理学研究应将文本、仪式、语言等实践过程通过非表征手段进行刻画，以物态化的方式将记忆重新引入人类研究的视野；同时应明确界定城市与乡村文化记忆的内涵，以影像数字化手段将遗产、移民与旅游作为文化记忆空间研究的新主题。
近年来，碳排放研究已被世界广泛重视，其核算方法直接影响到碳排放数据的可靠性。文章针对近年来碳排放领域的核算研究，从理论上讨论了IPCC和中国关于碳排放项目清单，对比分析了排放因子法、质量平衡法和实测法3种主要碳排放核算方法的优缺点及适用对象；从实践上将核算清单项目与方法细化到国家/省区、城市、住区、单体建筑和家庭5个空间尺度单元。在总结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概括出了碳排放研究的范式与框架。综述发现：1）碳排放研究已形成以IPCC为主导、各方积极参与的局面，目前已发展成为一个范式清晰、方法成熟、使用范围广泛、与时代紧密结合的研究领域；2）IPCC提出的排放清单与核算方法在各空间单元尺度开展实践，并在解决城市问题过程中产生新的学科增长点；3）碳排放核算仍然存在尺度关注不均衡，中观尺度研究较少，以及核算方法的自身缺陷，数据获取的外部限制等问题；4）中国形成了适合本国的碳排放清单，在历史碳排放、碳排放区域差异以及自然系统碳排放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存在理论创新少、方法探索不多、数据获取受限等问题。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在政策空间有限的背景下，讨论结构化政策工具和区域应对方案显得尤为重要。股票市场是国民经济的风向标，因此文章利用在A股市场上市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从产业、主体规模以及区域等维度分析疫情对中国上市企业第一季度财务数据的影响。结果表明：1）除农、林、牧、渔业正增长外，大部分产业均遭受营运利润下滑、经营现金流减少、资产负债率提高等多重打击。各产业中，服务业面临更大挑战。个体的行为决策、政府的停工停产措施以及产业特性是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2）新冠疫情对中小市值主体的影响大于大企业。疫情期间，大市值企业的营运利润能力、现金流水平得到优化，资产负债结构表现稳定。这主要是由运营能力差异和马太效应所造成的。3）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与房地产业上，发达地区相较于欠发达地区承受了更大冲击，这主要受地方人口结构和土地价格影响。金融业上，北京、上海、广东均出现了扰动，而江苏则表现出增长趋势，区域金融业结构特征和企业经营能力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医药产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但产业基础好的地区仍出现增长态势，这主要是由医药需求出现取消或推迟、部分药物和设备需求存在紧迫性、优势区域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造成的。在此基础上，文章讨论了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深入优化企业融资环境和差异化选择区域政策工具等政策建议。
构建科学合理的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防范和化解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前提。基于事后交易成本构建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通过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全局莫兰指数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水平、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时间维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从空间分布看，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中东和东欧地区，但东亚的地缘政治风险近年有所升级。3）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治稳定、经济自由、经济增长率、教育支出以及自然资源对地缘政治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此，研究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加快国家现代化转型，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提高地缘政治风险抵御能力。
基于中国宗教场所数据，以市为研究单元，以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为研究对象，应用数理统计和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剖析了以宗教场所为代表的中国宗教版图分布的时空变化，揭示了中国主要宗教的分布规律及发展趋势。结果表明：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宗教得到了长足发展；中国宗教场所发展不平衡，不同宗教间、不同区域间发展差异较大；不同宗教采取的扩张模式和扩张策略有所不同，主导了宗教空间格局的时空演化，优势宗教区域空间格局变化明显；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形成了不同的宗教景观；不同宗教存在过度集聚和急剧扩张现象；不同区域的不同宗教亦呈现了不同的发展模式。
城市化过程与生态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是面向可持续发展的人文过程与自然过程综合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系统耦合理论，文章将具有城市化特征的各类城市人文要素的集合与组成生态环境的各类自然要素的集合视为2个相互独立又彼此影响的系统，分别从理论与方法的角度梳理并总结了当前中国城市化过程与生态环境变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进展。中国学者不仅在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和演化规律认识上取得了成果，而且在定量评价与测度两大系统各要素及系统之间的耦合机制方面积累了经验，也提出了实现城市化发展与生态环境维护相互协调的对策。综合而言，目前国内研究在内容上的多维性特征、方法上的多元化特征和研究对象上的区域性特征明显，但同时还存在理论基础薄弱、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缺乏以及研究的滞后性和被动性等问题，今后应围绕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系统作用观测与评价指标体系及预警机制、城市生态空间扩展与优化的模式与方法等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基于1985―2010年沿海城市人口密度数据，利用ArcGIS和空间统计的方法，分析了1985、1990、1995、2000、2005和2010年6个时间节点沿海城市人口密度的时空变化特征，并探讨了沿海城市人口密度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985年以来中国沿海城市人口密度整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2010年沿海城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64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9.70%，平均人口密度在640人/km2左右。人口空间分布差异明显，集中表现为区域中心城市人口密度大，南通市以北地区大部分沿海城市的人口密度小于南通市以南的沿海城市。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城市地位与功能、国家政策以及城市发展历史等是沿海城市人口密度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中人口迁入已成为影响人口密度时空变化的最重要驱动力。为进一步促进沿海城市人口的合理分布，建议加强引导沿海地区人口有序流动，积极发展中小城镇，注重提高环境的承载力，促进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以中外和平、友好、平等的经济、文化、外交等交流为主要内容的海上丝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产生了深广的影响。海上丝路萌芽于先秦，正式开辟于秦汉，徐闻、合浦港成为始发港，远航印度洋，发生了以佛教、作物新品种为中心的第一次文化大交流。隋唐五代为其兴盛时期，广州为世界性大港，中外商贾云集。宋元时期其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广州、泉州取得主港地位，与阿拉伯世界建立起密切的商贸关系；产生海神妈祖崇拜、传入占城稻种等，深刻改变了中国土地利用格局。明代以郑和七下西洋为标志，其由盛转衰。基于番薯、玉米等新作物传入和利玛窦来华宣传西方科技和宗教，以及澳门、肇庆２个中西文化交流中心的形成，在东西方文明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由此引起中国粮食生产一场革命和某些观念文化的改变。清代前期闭关锁国，广州成为全国唯一对外通商口岸；而新辟的全球性海上交通线，带来以广州十三行商帮崛起、中西文化双向交流为主要内容的海上丝路鼎盛时期。但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完全改变了中西贸易的性质，持续了2 000多年的海上丝路，自此划上了一个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