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语境下，跨界区域成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战略地区，跨界治理也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研究中的关键议题。当前，随着逆全球化趋势日渐严峻，区域治理转型探索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文章基于政策网络理论构建了跨界治理网络研究框架，认为在跨界治理中，各政府行为体基于共同发展目标，在中央权力重构下，形成多层次、系统性的政府共商组群，共同作用于跨界区域发展。其中，经济地域化与政府能力是理解这一概念的关键。在“一国两制”制度框架下，以深港跨界区域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了经济地域化进程与跨界治理网络构建之间的密切关系，探讨了跨界治理网络的运作方式，进而分析不对称治理下辖域网络内的政府-社会关系对跨界治理网络的运作的影响。研究证明，跨界治理网络是一种韧性的治理机制，克服了传统政策网络在实践中的局限性和过于简化的问题；并将跨界的经济和制度都根植于可变化的地域背景之中；采用多层次治理方法中的“通用”和“特定任务”来描述不同的政府共商组群，同时引入“倡导联盟”框架的理念，有助于理解政府主导的跨界地区制度一体化的过程。在跨界治理网络的动态构建下，这种多层次、系统性的治理方式将带动深港跨界合作不断深入发展。
“飞地经济”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空间治理工具，广东在全国率先探索“飞地经济”模式，旨在“以点带面”促进粤东西北地区发展，但亟需破解“飞地经济”产业协同弱、与地方城镇化发展脱节、利益驱动机制不足等问题。文章借助共生理论，分析“飞地经济”中不同行为主体之间合作关系和互利共生机制，基于“飞地经济”的特点，建立“产业共生网络-产城共生单元-利益共生机制”的“飞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框架。实证上，以广清经济合作区（广德园）为案例，探讨其发展历程、驱动机理，分析其面临的产业移植化孤岛化、产城单元割裂、利益锁定与权责错配等共性问题，提出建立跨区域“飞地经济圈”、建立产城资源链接平台、构建利益共同体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推动从非对称互惠共生迈向更高水平的对称互惠共生。
主要基于2014—2021年美国出口管制条例（EAR）以及珠三角电子通信产业发明专利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以及建立QAP（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二次指派程序）和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新一轮贸易保护对产学研合作关系以及二者共同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珠三角电子通信产业产学研合作创新关系的结构逐渐去中心化，其异质性增长趋于停滞，新一轮贸易保护没有促进产学研合作关系异质性的增加；新一轮贸易保护显著调节地理邻近性，造成合作创新的地理尺度下降。计量回归结果显示，在贸易保护的冲击下，产学研合作关系的异质性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由正转负，倒U型关系已达显著；贸易保护使其他维度的邻近性与地理邻近性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此消彼长，其调节效应突出体现在其强化地理邻近对产学研合作关系及创新绩效的正向效应。上述发现提醒产学研创新支持政策还需进一步细化优化。文章由此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即针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内部与外部化创新交易成本制定相适应的创新支持政策，强化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促进跨地区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中国的区域战略性产业摆脱国际技术贸易封锁、实现高质量自主创新与技术合作提供决策参考。
在网络研究由结构描述转向绩效评价背景下，基于网络外部性理论探索区域城市的空间互动关系及经济溢出效应成为当前城市网络研究关注的重点。以广东省为研究区域，基于车流、人流、快递流构建城际客货流网络，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并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测度网络的经济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车流和人流网络核心层均由广佛组成；快递流网络核心层由广莞深构成。一级优势流在车流网络中呈佛―广―莞―深的廊道式分布；在人流网络中呈广―佛、深―莞的双通道模式；在快递流网络中集聚于广―莞―深之间。2）广州在客货流网络中核心地位显著；城市节点在快递流网络有明显职能分异。3）广东省客货流网络的经济外部效应呈显著负向溢出，现阶段广东省域尚未形成协同互补的发展格局。4）城市节点功能关联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增长。城际要素流动可降低消费市场的进入壁垒和交易成本，使区域内城市享受市场规模借用带来的发展好处；而营商基础配套条件的改善将加速资源虹吸，进一步加剧集聚阴影的形成。
省级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是全国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中重要的中枢节点，如何构建省级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是有效实施全国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工作的关键环节。长久以来，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工作分散在不同部门，随着自然资源管理业务与职能的重构，现有成果与经验难以简单延续或物理拼接。广东省属于典型的热带亚热带沿海区域，自然资源类型丰富，具有显著的地域特点，其省级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构建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文章以广东省为例，在明确自然资源调查监测目标的基础上，系统梳理省级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工作现状和实际需求，分析总结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建设中的关键问题，提出了建设整体统一基础底版、构建快速联动监测模式、搭建灵活高效应用服务、夯实集约精细支撑环境的省级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总体建设思路，探讨了组织模式重构、对象精准认知、技术融合实现等关键难题，设计了对象业务化、实施信息化、技术智能化、评价目标化、服务知识化的实现路径。文章为省级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其他地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参考。
多源城市时空数据使得智慧国土空间规划实践成为可能。文章以“生态优先、以人为本”为基本原则，构建一个总体的智慧国土空间规划与数据应用框架，并以广州为案例，从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水平治理4个维度，探究多源城市时空数据如何赋能智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和实施监督。多源城市时空数据应用于构建美丽国土空间，可提高“双评价”、“三区三线”划定的精确性、科学性；应用于存量空间治理，为空间功能优化配置、空间载体分类施策和提质增效提供科学依据；应用于人本化城市建设，助力城市空间需求差异性的深入挖掘，促进城市服务品质整体提升；应用于国土空间动态规划管理，通过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实现数据集成，为国土空间的监测、评估、预警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保障。智慧国土空间规划未来应建立规范化的数据渠道与应用标准、加强多源数据整合及“一张图”平台建设、充分吸收跨领域理论与技术，以推进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粤港澳大湾区地处独特的地缘环境中，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复杂的空间秩序，尤其表现为多个功能异质的大都市在区域内并存，并向多都市圈叠合形态演进。为厘清大湾区空间秩序生成与演变背后决定性的因素，文章引入文明交互视角，分析2个主要历史阶段大湾区核心城市间异质功能组合关系的演变及其机制，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与全球体系的互动过程中所生成的深层结构，随着体系的变化而不断驱动新的空间秩序共时态形成，在商品贸易和生产体系主导下，文明交互中的转换规则分别呈现不同的核心功能载体和作用形式，促使城市区域空间秩序不断演变。面向未来，当创新成为主导性的转换内容时，大湾区的主要城市关系以及由其所影响的空间秩序将再次发生改变，内湾地区有可能成为嵌入全球创新网络的新门户，由此形成以内湾为核心的大湾区超级都市圈。
优化生态网络结构与增强生境连通性是保障城市生态安全的关键，结合城市大数据能更精确地揭示人类活动的空间异质性对生态连通的胁迫效应。现有研究受限于矫正阻力数据精度与源地廊道识别方法的不足而难以建立带属性的生态网络，因而对中小尺度城市生态网络构建与连通胁迫分析较为匮乏。文章基于POI数据与土地利用数据构建综合阻力面，利用InVEST模型与电路理论构建具有量化属性的生态网络，并明晰网络中影响廊道连通的胁迫因子与干扰强度。结果表明：1）南沙新区整体生境质量处于良好水平，生态源地中心性介于26.8~69.26，源地中心性与源地面积加权重心距离成反相关；多数生态廊道连通性为17.56~92.56，廊道连通性与廊道长度、阻力具有反比关系。2）南沙新区生态网络由18个高生境质量源地、40条最优生态廊道以及125.70 km2的潜在廊道所组成，在空间上呈现“中部密、南北疏”的内敛格局，中部廊道分布较为密集、长度较短、连通性较高且源地分布集中，而南北两端则零散分布着低级源地且形成较多长距离、低连通性的廊道。3）胁迫生态廊道连通的POI设施由强到弱依次为公司企业、交通设施、生活服务与购物消费，削减与控制以上4类POI在潜廊道范围内的数量，将有效增强生态网络连通性并缓解源地孤岛化、生境碎片化趋势。
日常生活是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研究话题，城市发展与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与节奏密切相关。从列斐伏尔节奏分析理论的视角，采用自我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从文化主位展现广州传统社区西关居民的日常生活节奏和空间具身体验，基于此，反思城市化进程中旧城改造、旅游开发等对居民生活和城市文化的复杂影响。研究表明：1）透过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发现城市更新与旅游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了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工具理性使居民日常生活空间实践与身体节奏服务于现代城市与旅游社区的发展。2）在城市化过程中，居民可能通过迁出传统社区的方式，配合城市发展的空间布局与生活节奏，或是调节生活节奏以适应长距离通勤。3）在景观化过程中，居民通过让渡休闲空间与时间，与游客的节奏从不协调（arrhythmia）转为协调（polyrhythmia），但自身的休闲时间变得更为个体化。4）城市化与景观化促成了“呈现”（the present）的传统社区，逐渐嵌入到传统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意义中。传统社区居民的身体被城市生产理性与旅游业的隐形节奏所规训与统治。
以合肥市为研究区，以交通、急救车、小区、卒中中心等多源动态数据为数据源，构建“居民小区―急救中心―急救车―卒中中心”服务一体化的卒中急救动态网络，通过百度地图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估算1天中6个重要时刻的动态交通成本，并引入洛伦兹曲线与可达性基尼系数，系统分析和评价合肥市各小区卒中急救网络可达性动态变化规律和布局公平性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合肥市全域可达性总体达到黄金“1 h”服务标准，通行时间＜30 min以上的小区占小区总数的75%以上。但仍存在市中心急救资源过于聚集，与人口需求空间发展不均衡等问题。2）受时间变化影响，急救网络可达性呈较大波动，尤其是早晚高峰时刻的可达性受交通流影响显著。同时，合肥市急救车资源在白班与夜班的动态调整并未对全局网络可达性造成巨大影响。3）合肥市卒中急救网络布局公平性总体较差，其中T 08:00和24:00分别为研究区内6个时刻中空间布局最不公平和最公平的2个时刻。因此，针对城市卒中急救可达性研究，既要考虑交通流、开放时间等动态因素的影响，又要统筹由多类设施构成的服务系统的整体可达问题，以提升城市设施可达性估算结果的精确性和有效性。
城市滨水空间对于传承和发展城市文化特色、促进文化对于城市发展的带动作用、营造地域文化意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综合运用文献计量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和文献定性阅读等方法，借助定量分析和定性感知的文献分析体系系统梳理了相关文献，总结了历史传承视角下滨水空间研究的阶段特征、理论基础及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及热点，厘清了历史传承视角下的滨水空间研究脉络。总体而言，滨水空间历史传承研究可以划分为开发建设、改造更新和历史传承3个阶段；滨水工业遗产的改造与复兴、滨水历史街区的更新与保护、滨水公共空间历史文化保护和利用成为当前国内滨水空间历史传承研究的热点内容。现有研究存在研究区域失衡、实证研究不足、“宜人”和“宜文”的分离化严重等问题，未来研究应重视滨水空间研究的系统性、学科综合性、人居环境和地域文化和谐统一的重要性等内容，深入地丰富研究方法，完善研究体系，为中国滨水空间的历史传承和保护研究提供方向和支撑。
文章关注外地务工人员的休闲行为与生活质量问题，基于自选择理论，讨论休闲环境、休闲态度对休闲行为的影响关系。研究表明：休闲行为的态度决定效应和环境决定效应均成立，居住地休闲环境和居民休闲态度相互影响，共同决定居民休闲行为。休闲行为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存在差异性的影响机制，居民的休闲态度直接影响其休闲时间，二者成呈正相关关系；休闲环境则在休闲距离的影响上存在复杂机制，主要表现为负相关关系。进一步地，社区休闲环境与居民休闲态度偏好之间存在直接正向相互影响，即休闲资源越丰富的社区会更好地培养休闲爱好者，同时喜欢休闲的人在选择居住地时，更偏向居住在休闲环境优越的社区。最后，休闲距离的社会人口经济属性对休闲环境、休闲态度和休闲行为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
围绕休闲步行，以15 min社区步行生活圈为时空范围界定，重新审视休闲步行身体活动量的健康累积效应，构建了凸显时空机会和健康促进综合效益的休闲步行研究框架，并利用南京相关社区综合调研数据，开展了该框架下休闲性步行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居民的休闲步行难于同时获取较好的活动时空机会和健康促进综合效益；生活圈建成环境显著影响时空机会和健康促进综合效益下的休闲步行，主要表现为在总体居民和基于年龄、收入分层的居民中，好的可步行环境产生积极效应，人口密集和居住区位差产生抑制作用。同时，公园密集、较高的绿化覆盖、良好的公共空间可达性感知也有利于对分层居民产生积极效应；个体属性的影响主要涉及个体和家庭2个层面的社会经济属性，表现为有闲暇时间、有家人陪同等特征的总体居民或分层居民更有可能在社区生活圈内参与休闲步行，因此，获取更多的健康效益，而具有中高收入、有子女照料（<18岁）、亚健康症状等特征的总体居民或分层居民，由于其自由支配时间有限和身体状况不佳，导致在社区生活圈内休闲步行较少，同时获取的健康效益也不多。因此，兼顾休闲步行时空机会以及健康促进综合效益的空间优化，应尽可能覆盖全体居民，同时考虑差异性人群，加强生活圈内外休闲步行资源配置的统筹、衔接与丰富。
采用数理量化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法分析成都平原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特征，构建经济计量模型识别耕地非粮化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时序上，2000－2019年成都平原耕地非粮化面积与非粮化率均呈波动增加趋势，其增幅分别为4.40%、13.53%，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保障面临较大压力；2）空间上，成都平原34个区县耕地非粮化面积呈多中心分散分布态势，非粮化率呈中部高、东北和西南低的空间格局，且非粮化面积空间分布集聚区域集中在成都及其周边临近城市；3）经济作物种植规模、农业结构调整、城镇化率、耕地保护政策是影响成都平原耕地非粮化最主要的因素。基于此，提出划定耕地保护红线以落实耕地用途管制、加强部门协同管理以形成耕地保护合力、完善农业补贴制度以保障农民基本权益、加大耕地保护政策宣讲以提高粮食安全意识的建议。
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对遗产地经济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农业文化遗产认定后对遗产地的经济影响还未得到较为准确的刻画。文章以广东潮安凤凰单丛茶文化系统为例，以潮安区和饶平县为研究区，从总量变化、产业发展的角度比较了遗产地潮安区和对照地区饶平县在2010—2019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并采用中断时间序列（ITS）定量分析了遗产认定前后两地区的产业发展和经济总量增长的差异及其显著性。结果表明：1）广东潮安凤凰单丛茶文化系统被认定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后，遗产地潮安区的旅游业迅速发展，旅游收入显著增加，茶产业规模逐渐扩大，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2）农业文化遗产的认定有效带动了遗产地旅游资源开发，增强了单丛茶的品牌优势，推动了遗产地的茶旅融合，使地方得到了良好的政策支持，进而促进了遗产地的经济增长。
人口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利用海南岛市县级面板数据，探讨橡胶种植面积占本地区国土面积的比例，及其对人口城镇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1992—2002年，海南岛橡胶种植以国有农场为主，种植面积占比对本地区农民收入影响较小；2003—2013年民营胶园迅速扩张，有效地提高了主产区农民收入，但之后两者呈负相关关系。橡胶种植强度与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负相关，2014—2020年尤为显著。2）橡胶种植强度与职工人数占比、非农就业劳动力人员占比以及人口城镇化率均是负向关联，橡胶种植对城乡就业结构的反向作用随时间发展逐渐减弱，但其对人口城镇化率的负向影响则是加强的。橡胶种植强度与人口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提高幅度从东往西递减。3）在天然橡胶价格上涨期间，农民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对橡胶种植与非农就业的负向关系有缓和作用，但2003年后加剧橡胶种植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负相关程度。4）基于相邻矩阵、地理距离矩阵、经济矩阵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显示，橡胶种植对海南岛人口城镇化的直接效应为负面，但橡胶种植也有一定的地区间正向溢出效应，促进临近地区非农就业。缓解橡胶种植强度对海南人口城镇化的负面效应，关键在于提高天然橡胶劳动生产率、延伸产业链，提供更多非农就业机会，协调推进人口城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