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回顾19世纪以来地理学术史可见，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在过去从未曾统一过，至少在如今论证地理学在应对人类所面临的各类问题的过程中有其用武之地时所追求的那种形式上是如此。不过，自然地理学已开始认识到实证主义的局限，这为解决眼下正在影响我们星球的一些紧迫问题开启了一条合作路径。文章在结尾部分以实例展示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合作的可能状态，倡导学界多关注政治-地志学取径，将地区在权力结构内部和外部的关系纳入考量，从而集中探讨世界范围内区域的多样性。
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分化与科学的分化一致，是一种进步。两者各有优势，都为科学认知和实践应用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但两者也有共同的旨趣和手段，融合起来能发挥更大的优势，可为认识和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一系列社会-环境问题和挑战提供独特的学术支撑。
受凯斯特洛特和巴尼奥利两位学者合著文章的启发，提出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融合有3个基础：1）两个学术群体面对的本体论需要接近；2）两个学术群体彼此包容对方的方法论；3）科研运行组织方式有利融合。为了更好地论证作者提出的3个融合基础，文章选用“北京中心城区色彩管控案例”作为例证，将这3个基础不存在的状态下，自然地理学者和人文地理学者面对这个实际问题时会采纳的差异性研究路径，以及渐行渐远的趋势。
环境是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共同议题，也是地理学的这两个子学科走向融合的桥梁。为了研究地球表面人文地理过程与自然地理过程相互作用及其产生的复杂的地球景观，采用区域的概念及研究方法应是一个选向，以求化繁为简。区域的划分和分析应以地理过程为基础，并强调在该过程中对连锁反应的发现。区域划分虽然在地理学家之间存在一定的任意性，但一个好的区域划分应该发现更重要和客观的事实，揭示更深入的道理，以获得更高的认可度。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统一性存在于人类社会对自然地理过程与人文地理过程相互作用的认知并采取的行动中。地理学的综合研究应该挖掘、分析、整理和解释这些认知及采取的行动。
21世纪以来，中国地理学者发表的论文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但社会影响力并未随之高涨。相反，在面对重大科学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时，地理学家的声音日趋微弱。出现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以论文和纵向研究项目数量为导向的学术评价体系严重阻碍了中国地理学的融合发展，使得地理学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学者——在远离地理学主干的细枝末节上越走越远，逐渐淡忘了地理学解决重要问题时所倚赖的“综合性”和“区域性”。为加强地理学解决重要问题的能力，提高其学科地位和社会地位，中国地理学应走融合发展道路。应加强地理学综合教育，尽快建立中国地理学的引领性问题体系，围绕问题体系，指明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走向融合的具体路径，并发挥“中国地理科学十大研究进展”等评选活动的引导作用，借此传播地理学融合发展的方式、机制和成果。
进入人类世以来，随着重大自然与社会问题的涌现，作为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地理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地理学研究的是复杂交织的人地关系问题，所以需要先在内部摒除二元论的偏见，实现自然（包括GIS）与人文的耦合。对中国地理学而言，自然与人文耦合的关键或难点在于方法论。应对挑战，地理学共同体应该鼓励面向重大问题的、多元化的交叉研究，促进数据、技术与社会的融合，共创治理科学新范式，逐步改变重理轻文的学科评价导向。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地理学内部的交叉融合以及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合作至关重要，人文与自然的耦合是地理学应该始终坚持的方向。
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总体上与科学体系的发展亦步亦趋。20世纪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的分裂曾严重消解了地理学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同时专业分化与研究主题的纵深发展造成了学科的空心化。面对21世纪复杂性科学、地球系统科学和新的科学综合体的到来，在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在大学课堂上让自然与人文再度融合，通过学术语言的规范、学科理论的构建、研究范式的转换，将二元论的影响消融于无形，能以一种整体化、系统性的观念来应对人类的未来和地球的可持续性发展这一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在当代地理学中，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两个分支学科分裂严重，从论题到发表乃至对话对象。因此两者的关系值得讨论。维持地理学的综合性有助于发挥地理学的优势，应对综合性问题、全球性问题。人地关系和区域地理学是避免地理学分裂的具体途径，GIS可以成为弥合两者的工具。大众对地理学的科普需求是区域地理，这是地理学满足社会需求需要的重要方式。着眼于科学普及的区域地理学著作有助于提高学科的社会认同度。
面向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聚焦于都市农业发展的功能演化与空间重组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系统梳理了都市农业功能转型的研究进展，提出了未来亟需关注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发现：1）都市农业功能转型研究的主要议题包括都市农业发展转型评价及类型划分、都市农业多功能转型及可持续发展、都市农业空间组织与生产组织方式、都市农业发展中土地利用及竞租机制、都市农业发展问题及其多维效应等5个方面。2）都市农业地域系统与城乡地域系统间的要素流动、物质循环，以及两者间的内在作用逻辑是都市农业发展的理论基石。都市农业地域系统功能演化和空间重组的动力机制有待深入探索，亟待强化基于地域系统视角的都市农业发展中的土地竞租、土地权属和相关利益主体等研究。3）聚焦于都市农业地域系统功能演变的关键科学问题，未来亟待开展的研究包括3个方面：其一，基于城乡连续体的视角，厘清都市农业系统地域功能演化的内源性和外部性驱动力间的交互联动和耦合作用机制；其二，揭示都市农业地域系统空间重组的核心机理，以及利益主体的作用关系与土地竞租的内在逻辑；其三，探索都市农业地域系统功能演化带来的生态环境效应，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
伴随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的快速推进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农业发展迈入转型升级的新时期。国内学者高度重视农业发展及农业产业为全社会所提供的服务，地理学者充分发挥学科优势，逐步融合多学科理论与方法针对农业功能的概念内涵、理论基础、分类体系、测度评价、时空过程、影响因素及优化路径等开展了诸多研究。文章通过梳理中国知网平台上近10年核心期刊中关于农业功能的学术论文，选取了151篇高质量文献进行研究，得到以下几点结果：1）地理学者聚焦于农业的生产功能、经济功能、及生态功能等方面研究，更加关注农业功能空间分布、地理特征及其与环境的关系；2）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农业多功能理论、农业区位理论和农业功能阶段论等是农业功能研究的基础，地理学者正不断完善和丰富农业功能相关理论；3）基于GIS和RS技术以及地理数学模型，地理学者进一步研究了农业功能的空间变化与地域特征；4）地理学者科学诊断了不同地理环境下各因子的作用方式、方向与强度，并针对地区地理环境与影响因子进行功能区划与优化；5）未来地理学视角下的农业功能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理论框架体系，推动多要素、多尺度、多目标的体系研究；聚焦农业功能转型，强化多学科、大数据、新技术手段的集成研究。
大都市郊区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沿阵地，未来如何通过功能拓展满足城市和居民的多元化需求，如何通过功能的优化组合和协同发展实现自身振兴，是城乡融合发展实践中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文章以Web of Science 、中国知网等为文献来源数据库，运用文献调研法，系统梳理了相关文献，在客观辨识大都市城乡主体需求特征的基础上，梳理了大都市郊区乡村多功能的内涵、特征及分类，多功能演化动力机制与趋势，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结果表明：1）大都市郊区乡村多功能是为满足城乡居民各类需求、维持郊区乡村自身及所依托大都市融合共生和城乡协作发展所能提供的各类服务和功能的总和，率先响应城乡主体需求而分化和拓展。据此，基于乡村内生型和城镇引致型2类需求，设计了基于“三生”功能视角的大都市郊区乡村多功能分类体系；2）乡村多功能演化发展是自然地理系统、社会经济系统、政策与制度以及人类活动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功能演化进程领先于一般乡村，率先呈现“生产功能现代化与特色化、生活功能便利化与人文化、生态功能绿色化与可持续”的发展趋势；3）从基础理论和分类体系构建、创新发展规划政策约束下乡村多功能分区识别方法、积极探索多功能协同的典型路径与模式、完善乡村多功能转型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4个方面展望了大都市郊区乡村多功能未来协同演化的研究方向。
基于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公布的2018年中国1 880个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冷热点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考察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梯度化”特征，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由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数字乡村在长三角地区呈“片状分布”，而在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呈“点状分布”。2）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网络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长三角地区形成“高-高”集聚。数字乡村发展呈现次热点区和热点区围绕高热点区集聚的“中心-外围”结构形态。在热点区与冷点区之间形成“T”字形狭长地带，将热点区与冷点区分隔开。3）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的总体基尼系数为0.035 9，其中数字乡村的区域间差距是数字乡村发展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4）产业经济、人口教育、财政金融和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异特征对数字乡村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影响。
中等规模城市住房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长期被学术界所忽视。文章基于肇庆市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分乡镇街道人口普查数据，构建肇庆市居民住房条件评价体系，分析2010—2020年肇庆市居民住房条件的时空分异格局、空间相关特征和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2010—2020年，肇庆市居民住房条件的空间差异特征发生明显变化，表现为高分区域由东南向西北转移；2）肇庆市居民住房条件总体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10年间住房总体条件得分的空间集聚度变化不大，建成年代、建筑结构和住房生活设施得分的空间集聚度大幅下降；3）2020年，城镇居民和乡村居民的住房条件呈现不同的空间分异格局，乡村住房的人均建筑面积子系统主导该市所有居民住房条件的空间分异格局；4）驱动机制方面，早期的城市形态构成肇庆市住房条件空间格局的历史基础，政府政策与规划是塑造空间格局演变的关键动力，住房市场的过滤效应进一步强化既定的空间格局。
以生态模型视角下影响老年人日常休闲性步行时频规律为研究框架，基于1 285份南京市老年人休闲性步行调查数据，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等方法，探讨南京市老年人日常休闲性步行时频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南京市老年人日常休闲性步行时频规律总体呈现“中时长和高频次”居多的特征，步行中高时长占75.02%，中高频次占89.96%，且老年人休闲性步行时频规律表现出较大的群体差异性；2）性别、家庭结构和居住年限等个人社会因素；步行偏好、步行动机、个人制约和步行时段意向等个人心理因素是南京市老年人日常休闲性步行时频规律的共同影响因素；3）健康状况、协商效能和建成环境制约感知是南京市老年人日常休闲性步行时长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年龄和个人月收入是影响老年人日常休闲性步行频次差异的主要因素。
基于人与环境耦合系统视角构建了“暴露性-易损性-适应力”的城市高温脆弱性研究框架和预警指标体系，提出了城市高温指数、多元主体适应力耦合技术、多元群体脆弱风险评价标准库等关键预警技术和方法。以城市多元利益主体为服务对象，设计了城市高温脆弱性预警系统，在厦门市试点应用并取得了良好效果。2021年9月“城市高温指数”业务模块在福建省公共气象服务平台——“知天气”App正式上线。基于多尺度脆弱性框架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为动态精细化表征极端自然灾害的影响提供了有效途径。文章提出的城市高温脆弱性预警系统支持了城市多元利益主体在高温天气下开展生产生活，也有助于地方定制针对性的防灾减灾方案。
利用1988—2017年珠江河口三灶站潮位、澳门风速、上游流量日极值数据，基于广义可加模型（GAMLSS）的非一致性频率计算方法与时变Copula函数，对上游洪水、台风和天文潮的复合洪水事件重现期及其主控因子展开研究，结果表明：1）珠江河口区潮位、风速、流量均为非一致性序列，构建的时变Copula模型相比传统恒定参数的Copula更符合实际情况。2）1988—2017年珠江河口区典型复合洪水事件发生周期随时间不断缩短，发生概率增大，未来极端复合洪水事件发生概率增强。“黑格比”台风引发的复合洪水事件重现期从1988年的13.06 a一遇减小到2017年的10.80 a一遇，“韦森特”“天兔”引发的复合洪水事件在1988—2017年重现期缩短了1.06和0.97 a；3）当3种因子重现期为5 a一遇时，珠江河口区复合洪水事件主要受台风风速影响较大；重现期为10、20、50 a一遇时，复合洪水事件主要受天文潮潮位影响较大。
以武汉青山区（含化工区）为例，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式，测度物质和社会空间联系，对大都市穿孔式收缩空间联系展开探讨，并验证其“孤岛效应”的存在。结果表明：1）青山区存在路网可达性低和交通设施不均衡分布等问题，内外物质空间联系相对薄弱，是导致“孤岛效应”产生的重要因素；2）青山区存在基础设施弱化且不均衡分布、对外吸引力差及政策层面独立发展等特征，内外社会空间联系相对不足。上述因素间相互影响，共同推动青山区“孤岛效应”的产生；3）因大都市穿孔式收缩常伴随着“孤岛效应”出现，各城市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应加快推进交通网络连通和公共空间建设，规避空间联系层面的孤立和封闭。同时应重视不均衡发展问题，加快推动区域间合作及人才引进等相关政策落实。
流动在当代社会和绝大多数地方广泛存在，但已有的地方构成框架很少考虑到流动要素。文章在学者Agnew提出的地方三元构成框架基础上，通过耦合“文化流动图景”要素，探索构建新的地方构成框架，然后以凤凰古城旅游地为案例地，利用观察、访谈法、文本分析等方法，对新框架进行经验分析。结果表明：1）在新框架中，地方由区位、场所、地方感和文化流动图景4种要素构成，且要素间相互联系。新框架更全面反映了地方的复杂性和流动性。2）凤凰古城案例分析结果揭示了古城地方多元构成要素的共同呈现以及要素间的关联性。古城的区位条件不佳，土地利用以商业用地为主；社会关系以商业性关系为主，留居居民间的社会交往薄弱；各主体的地方感呈现不同。文化流动图景作为动态的要素驱动了古城场所的变迁或转型，场所对文化流动图景具有调节作用；古城区位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文化流动图景，并部分影响到场所；文化流动图景、区位和场所共同塑造了古城地方感，而地方感又为其他3个要素赋予特定意义。
基于“海外中国企业与员工调查”东南亚地区数据，运用熵值法计算中国影响力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东南亚大多数国家的影响力均超过美国，其中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民众对中国影响力评价最高，菲律宾和缅甸的民众对中国影响力评价最低，在马来西亚中美两国影响力差距最大，在菲律宾两国影响力差距最小。回归结果表明，经济距离、制度距离和社会距离对中国影响力评价起显著抑制作用，地理距离起正向促进作用，但作用微弱，文化距离正向作用不够稳健；异质性结果显示，地理距离、经济距离和社会距离对低收入人群影响更大，文化距离和制度距离对美国评价高的人群作用更大，地理距离缩小了受访者对中国影响力评价的差距，而经济距离、社会距离扩大了受访者对中国影响力评价的差距。这启示增强与东南亚各国家的贸易往来和民间友好往来、加强影视文化输出可以有效提高中国影响力。
槟榔黄化病是海南省槟榔树极易感染、蔓延迅速、极具毁灭性的头号病害，综合性的物理、化学和生态防控措施仍然难以控制其蔓延。生态地球化学研究以土壤-植株系统元素地球化学行为和生态效应为研究内容，可能赋予槟榔树自身内在的黄化病抑制能力，从而达到防控黄化病的目的。文章对万宁市槟榔园开展生态地球化学研究，分别配套采集了感染黄化病和未感染黄化病的槟榔树根系土、根系和叶片地球化学样品各30套，分析测试了Se、Cu、Pb、Zn、Cd、Hg、As、Cr、Ni、Fe、Mn、B、Mo、Cl、F、I、N、P、K、Ca、Mg、S、Co、Na、Si、Al等元素质量分数。以槟榔树是否感染黄化病为因变量进行二项逻辑回归统计，结果表明：不同介质样品的分类概率模型中，根系土的As元素，根系的As、N、Na元素，叶片的Zn、Hg、S元素回归系数为负数，表明槟榔树相应部位这些元素的质量分数越高，其感染黄化病的概率越低，联系到含砷农药和药物用于植物病虫害防控和人体疾病治疗的事实，意谓着提高根系土As等元素质量分数可能提升槟榔树对黄化病的预防和抑制能力，从而为槟榔黄化病防控提供了可能而又简单易行的生态地球化学新途径。但As作为毒害元素，是土壤环境质量和农产品食用安全的重要控制指标，因此，利用As元素防控槟榔黄化病，应开展针对槟榔树根系土和果实的系统性田间试验研究和评估，严防二次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