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科学合理的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防范和化解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前提。基于事后交易成本构建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通过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全局莫兰指数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水平、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时间维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从空间分布看，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中东和东欧地区，但东亚的地缘政治风险近年有所升级。3）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治稳定、经济自由、经济增长率、教育支出以及自然资源对地缘政治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此，研究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加快国家现代化转型，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提高地缘政治风险抵御能力。

通过Python技术从互联网获取自杀死亡案例数据，采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和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对2000—2018年中国自杀死亡案例的时空特征及案例自杀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自杀死亡案例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一年之中，夏季5—6月为自杀死亡高发期，冬季2—3月为自杀死亡低发期；一月之中，1、10、20日为自杀死亡高发日；一天之中，77.2%的自杀死亡案例发生在T 06:00—19:00，T 09:00和T 15:00为自杀死亡高峰时点。2）中国90.98%的自杀死亡案例数分布在人口稠密的东南半壁；案例自杀率东南半壁高于西北半壁，南方地区高于北方地区，东部、中部、西部呈梯度下降；大兴安岭至云贵高原、秦巴山区至大别山区、苏北海岸至海南岛，案例自杀率相对较高。3）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属于自杀率低等级区，但低等级区有向高等级区转变的趋势；研究期内自杀热点区有由东向西扩散趋势，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始终都是自杀热点区。4）中国自杀死亡的时空特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市域尺度上，案例自杀率与人均GDP、城镇化率都呈显著的正相关性，经济因素对自杀率的影响在东南沿海要大于西北内陆。文章得到的重要启示是：贫富差距是导致人心理失衡发生自杀事件的重要因素，只有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道路才是人民的幸福之路和健康之路。

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作为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绿色空间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关系亟待深入研究。通过梳理城市绿色空间与居民心理健康的关系的国内外研究进展，梳理绿色空间使用与暴露水平的多种测度方法，阐明绿色空间影响居民心理健康的“减轻环境压力-修复力-建设力”机制，基于“社会-生态”视角揭示绿色空间使用机会、使用动机和易用性的群体差异对绿色空间心理健康效应的调节作用，并指出当前研究存在对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心理健康增益效果关注不足、地区绿化水平评价方法单一、未解决地理背景的不确定性问题、忽视居住自选择问题和复杂非线性关系尚未明晰等局限性，并在研究内容、研究数据、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提出展望。

基于2006—2019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估计了国家级新区的碳减排效应，并检验了其碳减排的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研究发现：1）国家级新区设立能降低所在城市碳排放量，并且在设立3年后会对所在城市的碳排放量产生显著的长期抑制作用；2）国家级新区政策主要通过技术效应和节能效应降低所在城市的碳排放；3）国家级新区设立对周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呈现先增加、后降低、再增加的“∽”型变化趋势，其中，对周边200~250 km范围内的城市产生显著的降碳作用；4）国家级新区对北方城市的碳减排效应高于南方城市，单城布局模式具有明显的减排效应，而双城布局模式并未显著降低所在城市的碳排放量。

在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和代表性浓度路径（RCPs）耦合情景框架下，结合以洪水风险规避为导向的城市扩张策略，模拟未来城市扩张空间格局，并对比多种情景下的洪泛区城市扩张水平以及年期望损失，以对不同策略下的灾损减缓效果进行评估。研究表明，在SSP5-RCP8.5的自然扩张情景下，珠三角地区2080年的洪泛区新增城市面积为1 633 km²（相当于2021年广州、佛山和中山的建成区面积总和），占总新增城市面积的31.5%；洪水年预期损失达23 413亿元。若通过减排使未来发展为SSP2-RCP4.5的自然扩张情景，洪泛区新增城市面积可减少至1 059 km²（-35.1%），占总新增城市面积的29.8%；洪水年期望损失可降低至14 165亿元（-39.5%）。若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加入洪灾风险规避策略，即在SSP5-RCP8.5的洪灾风险规避情景下，洪泛区新增城市面积可减少至1 358 km²（-16.8%），占总新增城市面积的26.2%；洪水年期望损失可降低至20 010亿元（-14.5%）。从评估结果看，减排以及洪灾风险规避策略可以有效减缓未来洪水风险。

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搜索关键词“波浪－海滩－沙丘相互作用”，筛分出与主题紧密相关的文献近百篇并对其梳理与分析，将研究阶段与理论模式进行划分，厘清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机遇。结果发现，波浪－海滩－沙丘相互作用研究自1980s以来经历了理论提出、区域拓展、深入研究3个发展阶段。理论模式从单一的概念模式发展为不同尺度概念下的相互作用理论模式，研究方法从单一的野外测绘和海图测深资料发展到野外实地观测、室内风洞试验、3S技术与数值模拟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研究区域，从澳大利亚东南部海岸扩展到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和亚洲等地海岸。同时，波浪－海滩－沙丘相互作用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针对不同区域的海岸沙丘动力地貌系统难以总结出一个具有普适应的理论模式；微观尺度内，已有的理论内容难以完全的揭示波浪、潮汐水动力与碎波带/海滩和风动力与海滩—沙丘地貌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机理；中观尺度内，整个碎波带、海滩与沙丘系统对风暴的响应与反馈机理还需要进一步观测与深入研究，且建立事件尺度内的动力与地貌响应过程和中期地貌形态变化之间的联系还需要更长时期的实地观测与模型改进；宏观尺度内，海平面抬升引起海岸变化的预测模型需要多时空的实地观测数据支持与验证。未来可结合历史资料、实地观测数据、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综合分析各环境要素与碎波带、海滩、沙丘地形地貌之间的动力过程与形态响应关系，采用数值模拟技术揭示不同时空尺度的波浪－海滩－沙丘相互作用关系机理，进一步完善波浪－海滩－沙丘相互作用理论内容。

基于云南省1989―2018年的农业数据资料，采用LMDI分解法、重心迁移模型等方法研究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的时间变化趋势与空间演化格局，并探究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稻谷、玉米、薯类）生产的变化差异；进一步采用人均粮食产量、粮食波动系数等指标分析粮食安全水平。研究发现：1）近30年云南省粮食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表现为显著上升的变化趋势，其中总产量增长率高达97%，且各作物单产量的增加和种植结构的调整是全省粮食总产量增产的主要贡献因素；稻谷和小麦的种植面积在30年内分别下降了16%和36%，总产量和单产量变化不大；玉米的种植面积、总产量及单产量的增长率最明显；稻谷和玉米在1989—1998年增产的主要贡献因素均为单产量的增加，而1999―2018年3种谷物增产则均是由于种植面积的变化；薯类在研究时段内总产量增加了228%，这一变化是由种植面积变化导致的。2）云南省粮食种植面积总体呈现东多西少的分布规律，最多的地区为曲靖市，最少的为迪庆藏族自治州；粮食生产重心有向东北方向迁移的趋势；稻谷产量由东南向西北递减，小麦产量高值区由四周向中部聚拢；玉米和薯类发展较快，高产区均主要分布在滇东北。3）近30年云南省人均粮食增长了111.56 kg，粮食生产能力有所提升，目前处于自给自足型；但70%以上年份的波动系数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粮食供给较不稳定，粮食供需矛盾问题依然突出。

轨道站点影响区和站点之间功能布局是落实TOD理念（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以公共交通为空间开发导向的重要内容，客流是站点功能布局成效的直接体现。通过轨道站点影响区POI结构，将厦门轨道站点分为单主导功能、双主导功能和混合功能3类。通过分析站点客流量，明晰站点影响区功能布局与出行发生之间的关系。以站点间客流OD量及站点客流OD在各距离段的分布，分析站点之间功能布局与空间客流分布的关系。根据现状呈现出来的轨道站点功能布局特征及对应的客流特征，提出下一步发展策略。结果表明：1）高客流量站点以单、双主导功能站点为主，混合功能站点客流量并不突出；2）同类型站点间OD量较小，不同类型站点间OD量较大，空间站点功能互补性直接影响OD的空间特征；3）站点各距离段OD比例受中心地职能等级及周边站点功能互补性的双重影响。文章基于对站点影响区和站点之间功能布局与乘客出行相关关系的分析，结合城市功能布局的市场规律及城市空间结构发展需求，提出站点影响区“混合基本功能，集聚主导功能”和站点之间“差异互补，连点成轴”的功能布局原则，以期为以轨道交通为主体的TOD综合开发提供参考。

传统的遥感与CFD方法在定量评价及优化城市热环境的影响时存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规划师缺少精细化管理城市热环境的定量方法。基于局地气候分区（Local Climate Zone, LCZ）体系，梳理规划控制要素与城市热环境的关联，定量分析广州中心城区热岛强度的时空分异特征，发现不同LCZ的热岛强度存在差异，调整规划控制要素可以对热岛强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对比广州中心城区的实测数据，对简化数值模拟方法（Urban Weather Generator, UWG）预测热岛强度的适用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该方法的精度（R²=0.956，RMSE=1.10 ℃，MBE=-0.28 ℃）较好，计算速度快，适用于城市地块热岛强度精细化评估。2）研究选取与规划控制要素相关的11个参数进行全局敏感性分析，发现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建筑功能及占比是影响广州中心城区热岛强度的关键性因素，对热岛强度的控制可在规划初期介入，UWG和LCZ相结合是快速准确评估热岛强度的定量化工具。3）通过合理规划土地使用、环境容量与建筑建造，引导城市设计，可有效缓解城市热岛，优化城市热环境。

广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下蜀黄土，是反映中国南方第四纪气候与环境变化的重要载体。下蜀黄土地层记录的多个古土壤条带与亚热带季风型湿润气候密切相关，然而古土壤形成的气候动力学机制尚不明确。文章对长江中下游位于老山山麓的2处下蜀土剖面的239个样品的磁化率进行分析，并充分结合已有的下蜀黄土年代地层学和磁性地层学研究，将2个新剖面与长江中下游广泛分布的下蜀黄土进行地层学比对，揭示了中更新世以来古土壤层的气候学意义。2个新剖面与已有研究的泰山新村剖面，在最近30万年发生的3个古土壤发生层（S1、S2和S3）上相对应，与镇江大港剖和江南老虎山剖面也十分相似，说明S1、S2和S3可作为下蜀土的标志层。基于地层磁化率与镇江大港剖面的比较，确立了地层年代控制点，进而分析古土壤层的厚度。结果显示，古土壤层厚接近甚至超过了下伏黄土。古土壤的沉积速率（6.2 cm/ka，n=19）大于黄土层（5.1 cm/ka，n=17）。这与中国北方黄土高原明显不同。结合已有对下蜀土的物源研究，古土壤的形成很可能与长江搬运作用以及河漫滩堆积过程有关。通过Sadler沉积动力模型检验，古土壤与黄土层在冰期和间冰期尺度上沉积连续，物源贡献并未间断。经过沉积速率校正，近50万年以来磁化率校正值曲线清晰显示了地球轨道偏心率10万年周期。全球冰量在轨道尺度上的变化很可能是古土壤形成的关键控制因素。

珊瑚生长率是珊瑚古气候研究的重要指标，其反映珊瑚生长快慢，并提供高分辨率的海水表层温度变化信息。中全新世作为当前全球变暖的地质历史相似型，利用珊瑚生长率重建该时期的气候环境状况对于理解现代气候变化的过程及其机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文章对采自海南潭门珊瑚岸礁的23段中全新世（6143—4356 a BP）滨珊瑚进行生长率分析，并基于该区域现代（2005—2021 AD）滨珊瑚生长率与SST的关系重建了中全新世期间共406 a的年均SST序列。结果显示：1）中全新世滨珊瑚生长率的变化范围为0.607~1.670 cm/a，均值为1.079 cm/a，且存在明显的波动变化过程；2）基于生长率重建的中全新世平均SST为25.7±0.54℃，这与全球变暖程度加剧背景下的现代海温相近；中全新世年均SST的变化范围为24.7~26.8℃，其中5860、5660和5160 a BP为3个显著的低温期；3）对比现代与中全新世（5427—5394、5243—5209、4515—4456和4404—4356 a BP）珊瑚生长率的频谱周期，发现现代与中全新世珊瑚的生长率均存在显著的3~7 a ENSO周期，但中全新世ENSO主周期改变且频率显著降低，表明中全新世的ENSO活动总体偏弱；概率密度函数统计进一步显示中全新世期间ENSO变率存在逐渐增强的趋势。

运用内容分析法，基于15个典型海洋国防旅游景区的相关网络文本数据，从官方投射和游客感知2个角度对中国海洋国防旅游形象进行解析，并在Jaccard距离分析的基础上，应用霍尔编码解码理论对其传播模式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北部沿海地区的文化和军事形象更为鲜明，东部沿海地区的航海与教育意义较为突出，南部沿海地区的历史性和国际化特征尤为显著；2）中国海洋国防旅游的投射形象与感知形象均聚焦于旅游范畴，同时二者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各景区侧重对完备形象的塑造，强调自身社会教育价值，而游客则对互动体验性高的活动项目感知印象更为深刻；3）主导型和协商型为中国海洋国防旅游形象的主流传播模式，其中主导型模式主要体现在国家认同方面，并通过具体的文化资源、教育活动等加以呈现，协商型模式则在旅游活动和旅游基础设施节点上较为显著。

自由与舒适的旅居受到老年群体青睐，在相关研究中形成了繁杂的老年旅居概念，但概念间交错重叠，现象认识零散孤立。文章尝试从老年人的毕生发展角度，引入毕生发展控制理论及其优化策略框架，深化框架理解，重新解读老年旅游行为，识别老年旅居类型，形成统筹认识。研究发现：1）老年旅游表现出毕生发展控制的策略特点，其中资源和意志投入是关键因素。2）在资源-意志投入分析框架下，老年旅居进一步聚焦为4种类型，分别为“大投入-长旅途”老年旅居、“大投入-短旅途”老年旅居、“小投入-长旅途”老年旅居以及“小投入-短旅途”老年旅居，呈现不同的场景切换和状态交替表现，拥有不同的参与难度、社交选择和目的地要求。3）老年旅居代表目前为数不多具有显著适老性的旅游形式，现象研究与产业发展前景广阔，但对现象本身的探讨不足，未来可从人地互动视角，形成行为、主体和空间互动的系统探讨，提升实践指导价值。

立足于旅游供需空间系统视角，运用旅游流引力模型及GIS集成方法分析港珠澳大桥建成前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竞争力和居民出游力的格局，探讨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旅游一体化趋势。研究表明：1）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使得珠江口东西两岸的旅游流潜力分布更加均衡，有利于珠江口两岸地区的均衡发展，推动港珠澳大桥绿色政策通道建设，打破行政壁垒以实现旅游要素的自由流通，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从均衡发展走向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的关键。2）大湾区11个城市旅游竞争力和居民出行力的变化幅度与大桥开通后交通可达性的提升幅度显著相关，并呈现明显的空间距离衰减特征；大桥的开通降低了两岸之间的旅游抗阻力，显著加强了珠江口两岸城市的旅游合作关系，尤其是东西岸城市群（香港、深圳、澳门和珠海）之间的资源优势互补。3）港珠澳大桥影响下，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竞争力和居民出游力的变化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显著的聚集特征，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大桥直接连接的香港、澳门和珠海；中山及珠海的部分区域被高值邻居包围，受扩散的机会较大；而广佛和深莞的部分区域为低值聚集区，呈现一定的边缘化趋势。大桥对港澳核心城市群优势的加强作用明显，广州及附近区域的相对地位被削弱，大湾区的旅游格局从以广州为中心的核心集聚向多中心辐射转变。

“飞地经济”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空间治理工具，广东在全国率先探索“飞地经济”模式，旨在“以点带面”促进粤东西北地区发展，但亟需破解“飞地经济”产业协同弱、与地方城镇化发展脱节、利益驱动机制不足等问题。文章借助共生理论，分析“飞地经济”中不同行为主体之间合作关系和互利共生机制，基于“飞地经济”的特点，建立“产业共生网络-产城共生单元-利益共生机制”的“飞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框架。实证上，以广清经济合作区（广德园）为案例，探讨其发展历程、驱动机理，分析其面临的产业移植化孤岛化、产城单元割裂、利益锁定与权责错配等共性问题，提出建立跨区域“飞地经济圈”、建立产城资源链接平台、构建利益共同体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推动从非对称互惠共生迈向更高水平的对称互惠共生。

华南亚热带武夷山地区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保存最为完整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植被和土壤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布。文章基于武夷山地区不同海拔人为干扰较少的76个表土孢粉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和冗余分析（Redundancy Analysis, RDA），探讨武夷山不同海拔表土孢粉组合特征及其与现代植被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主要孢粉种类的空间散布规律及气候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武夷山脉表土孢粉组合整体上能较好地反映研究区对应的现代植被群系及其垂直分布特点，优势的孢粉种类包括松属、柯属-栲属、常绿栎属、杉科、木荷属、芸香科、冬青属、蔷薇科、禾本科和蒿属等，具有明显的亚热带孢粉组合特征，并且自低海拔至高海拔的孢粉组合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规律：低海拔地区（0~450 m）孢粉组合以栲属-柯属、常绿栎属、山茶科、木荷属、冬青属、禾本科和芒萁为主；中海拔地区（450~1 850 m）常见栲属-柯属、松属、杉科、铁杉属和常绿栎属；高海拔（1 850~2 200 m）山顶的优势孢粉种类为松属、禾本科和芒萁等。2）RDA和聚类分析能较好地将表土孢粉样品划分至各自群落，年均温（MAT）、年均相对湿度（MAH）、年均降雨量（MAP）、最冷月降水（Mpco）和最热月降水（Mpwa）是影响武夷山地区现代花粉分布特征的重要气候因子。3）花粉代表性分析显示，栲属-柯属、松属、常绿栎属和蒿属均具有超代表性，代表性较低的属种主要有铁杉属和禾本科。4）武夷山山麓地区植被受人类活动强烈影响，花粉种类较少，孢粉组合以具有相对较高含量的松属、禾本科和芒箕等种类为主要特征。上述结果揭示华南亚热带武夷山地区表土孢粉在垂直植被带上具有显著差异，孢粉散布规律主要受研究区植被组成、生境、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

从城市知识存量和知识基础设施2方面构建了城市知识环境指数，测度了中国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知识环境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回归模型方法，分析了城市知识环境对创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知识环境指数空间格局呈现东中西部依次下降，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及主要城市群的城市具有较高的知识环境指数；2）城市知识环境对创业活动具有促进作用，在其他因素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城市知识环境指数越高，创业活动越活跃；3）城市知识环境对创业活动的作用程度存在空间异质性，表现为东部城市高于中西部城市，同一地区的省会及以上级别的城市高于一般地级城市。

非正规经济与空间生产是21世纪地理学界研究的热点。在相关研究中，摊贩日常生活力量对空间的生产与重塑未被充分重视，在高校边界研究中也相对鲜见。高校周边摊贩空间因具有依托高校消费、拓宽高校后勤、服务高校师生、彰显高校文化等特点而成为空间研究的理想场所。基于日常生活实践视角，选取广州大学城“广工五饭－南亭村”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入访谈、参与观察和文献分析等调研方法，从物理空间、权力空间、社会空间3个层面阐述其空间形成过程，并通过还原摊贩丰富的日常生活片段，深入解析摊贩日常反规训的特征、过程与机制，以及相关利益主体在空间生产中的社会力量，最终总结摊贩日常生活实践对高校边界空间重塑的机制。研究发现：1）高校周边摊贩空间的时空流动展现出特殊的规律性，其空间生产中也潜藏着主体权力的微观时空变化；2）摊主通过撤离、藏匿、非正式合作等反规训策略来争夺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摊主间的社会关系与学生群体的支持也推动了反抗力量的长久延续；3）多元主体的对抗和支持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并实现对高校周边摊贩空间秩序的不断重塑，也将地摊文化属性嵌入到原本单一的学生社会空间中。多元主体空间生产的过程展现了高校周边摊贩空间的日常丰富性与特殊性，也对大学城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

采用企业大数据、手机信令等多源数据，从城际间产业集群的潜在关联、实际关联2个维度，构建产业集群区域协同发展评价体系，以珠三角城市群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例，研究发现：1）珠三角城市群以深圳、东莞、广州为核心，形成较为完善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链网络，从潜在关联看：同质化水平较高且围绕着各都市圈表现出专业化分工趋势；从实际关联看：核心城市资金交往紧密、各都市圈内出行关联密切。2）珠三角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显著的是深圳与东莞、深圳与广州、珠海与中山、中山与江门，其中深圳与东莞表现为差异化强合作；珠三角核心城市间协同关系较好，但边缘城市有所不足，总体协同水平不高。该评价体系可用于测量城际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有助于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促进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为其他城市群的产业协同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以珠海淇澳岛红树林为研究对象，基于无人机高光谱数据，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和归一化植被指数相结合（PLSR+NDVI）以及偏最小二乘回归方法与连续小波变换（PLSR+CWT）相结合的2种无人机高光谱数据处理方法，反演了研究区内红树林的10种冠层叶片功能性状。结果表明，PLSR+NDVI的方法更适用于红树林冠层叶片比叶重LMA、单位质量磷含量P_mass和单位面积氮含量N_area的反演，PLSR+CWT的方法更适用于氮磷比N/P、叶绿素含量C_ab和类胡萝卜素含量C_xc的反演，2种方法用于反演单位质量氮含量N_mass、单位质量钾含量K_mass、单位面积磷含量P_area和单位面积钾含量K_area的结果均不理想（R²<0.3）。采用所建立的较优方法对研究区红树林冠层叶片的LMA、P_mass、N_area、N/P、C_ab和C_xc的含量进行反演和空间分布制图，得到的功能性状空间分布格局与冠层结构及物种的空间分布格局密切相关。将不同生活型的红树林物种分开构建高光谱功能性状反演模型，有望进一步提升模型的反演精度。未来可针对每一个红树林物种构建特定的功能性状反演模型，同时结合可见光影像的物种识别结果，以提升红树林冠层叶片功能性状的反演精度。

在全球化语境下，跨界区域成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战略地区，跨界治理也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研究中的关键议题。当前，随着逆全球化趋势日渐严峻，区域治理转型探索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文章基于政策网络理论构建了跨界治理网络研究框架，认为在跨界治理中，各政府行为体基于共同发展目标，在中央权力重构下，形成多层次、系统性的政府共商组群，共同作用于跨界区域发展。其中，经济地域化与政府能力是理解这一概念的关键。在“一国两制”制度框架下，以深港跨界区域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了经济地域化进程与跨界治理网络构建之间的密切关系，探讨了跨界治理网络的运作方式，进而分析不对称治理下辖域网络内的政府-社会关系对跨界治理网络的运作的影响。研究证明，跨界治理网络是一种韧性的治理机制，克服了传统政策网络在实践中的局限性和过于简化的问题；并将跨界的经济和制度都根植于可变化的地域背景之中；采用多层次治理方法中的“通用”和“特定任务”来描述不同的政府共商组群，同时引入“倡导联盟”框架的理念，有助于理解政府主导的跨界地区制度一体化的过程。在跨界治理网络的动态构建下，这种多层次、系统性的治理方式将带动深港跨界合作不断深入发展。

基于全产业链视角，以2022年5—8月对广州市主要荔枝产区360户荔枝种植户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利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和随机森林模型，对荔农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重要性排序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荔农的年龄、兼业情况与园地面积显著负向影响荔农绿色生产行为实施；2）安全生产认知、环境认知和政策认知能有效促进荔农采纳绿色生产行为；3）村规民约、加大绿色生产补贴力度、认定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政府满意度、参加培训、增加农业收益均显著正向影响荔农的绿色生产行为；4）4类影响因素的重要性排序为认知特征、外部环境、家庭经营特征和个人特征。据此，文章认为政府应在尊重荔农主体性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措施，加大绿色生产补贴力度，实现收益与补贴的可视化，实行市场监督，适当扩大种植规模，构建多元宣传、培训体系，打造品牌的优质形象，全面提高荔农绿色生产水平。

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中村改造及随之而来的村民市民化进程备受关注。广州市杨箕村作为重要的城中村改造地，其村民市民化进程极具代表性。文章从城市更新下城市村落变迁的视角出发，运用市民化理论框架，深度剖析了杨箕村变迁和回迁对于村民市民化的具体影响，希冀可以厘清城中村市民化的普遍特征和特殊进程。研究发现：1）城中村村民市民化的基本路径是农民在政府征地过程中，获取城市户籍以及城市就业机会，在融入到社会分工中逐步实现市民化；2）城中村村民市民化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村落时期、城中村时期、回迁小区时期3个阶段；3）政府的征地和房屋出租行为推动村民职业和文化心理的转变，而城中村改造提高了村民收入、提升了社区的文化氛围，进一步推动了村民身份的市民化、职业的市民化和文化的市民化进程；4）总体上，城中村改造助推了村民市民化进程，但村民的市民化不仅是改造背后的生活空间转变，还受到城中村所处的区位、村集体干部、外部社会环境、个人主观能动性等的影响。

以万宁海域为例，选取不同水环境条件的3景Landsat-8（20190716、20210628）与Sentinel-2数据，利用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 RF）回归、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偏最小二乘（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 PLSR）3种机器学习方法分别开展水深反演试验，并评价其精度。结果显示，水体透明度最好、海浪效应最弱的一景Landsat-8（20190716）数据获得最高的水深反演精度，在0~40 m水深区间，R²为0.814，MAE、RMSE和MAPE分别为3.39 m、4.31 m和0.366，在0~20 m水深区间，R²为0.874，MAE、RMSE和MAPE分别为2.24 m、3.24 m和0.449。RF算法在整个水深区间获得相对高的水深反演精度，SVM和PLSR算法在部分水深区间的水深反演中显示出优势。

基于广州都市农业的4个实践案例（花城农园、一方乐田、都市锦田和艾米稻香小镇）探索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阶段都市农业的新内涵和基本模式。研究发现：1）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背景下都市农业具有新技术、新机制、新功能和新形态“四新”内涵。2）广州4个都市农业案例由城市中心到外围的区位布局依次归纳为立体农业（新形态）、休闲农业（新功能）、田园综合体（新技术）以及共享农业（新机制）4种基本模式，不同模式的创新做法、空间形态和实施效果各有差异。3）广州都市农业发展的创新经验主要有：强化农业资源转化和多重功能价值；发展多元途径、创新融合多种发展形态并以模式创新为抓手；科技与人工智能共同赋能于都市农业发展；多方主体参与，形成“政-企-校”智库联合机制；制度保障助力都市农业项目落地。

南方季风气候夏热冬冷的特殊性，让人们意识到城市在夏季应加强自然通风，冬季则需抵御寒冷的冬季风，而构建城市通风廊道不仅有利于缓解城市夏季的热岛效应、减轻大气污染，还能减少冬季风的侵袭。当前城市风环境研究一般选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其可实现不同情境下的城市风环境模拟研究；但也存在短板，特别是在城市总体规划等大尺度的设计方案初期，受计算机性能限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文章以湖南省衡阳县城为研究对象，提出通过规则建模的方法建立城市3D模型，并利用ArcGIS空间叠加构建城市空间封闭度综合评价模型。通过该方法计算出城市的潜在通风廊道，并与PHOENICS模拟的风速云图进行验证，结果基本吻合，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研究发现：在设计初期阶段应考虑城市风环境变化，选择规则建模不仅有利于方案的快速建模，还能快捷构建规划方案的通风廊道；城市通风廊道的构建需要考虑多项城市要素，根据风道的不同作用空间在规划方案中构建了8条一级通风廊道和14条二级通风廊道，并比较PHOENICS的风速云图和综合评价结果，证明了由建筑、路网、水体、绿化系统所构建的廊道系统能较好地与通风廊道相重叠，并证明了风口、开敞空间、水域、道路和建筑的优化措施能有效改善规划方案的通风能力；对比单因子与多因子的评价结果，进一步论证了单一标准评价的局限性，而多因子评价更适合复杂的城市风环境；空间封闭度模型不仅考虑了地形高差，还考虑了建筑环境因子（天空开阔度、绝对粗糙度、迎风面积密度、平均高度、建筑密度），为城市通风廊道构建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有效的新方法，有利于城市的绿色低碳建设。

在梳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内涵基础上，构建其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Topsis模型测度城市群2010—2019年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指数，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及回归模型，探讨城市群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时空演变规律、协同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0—2019年，三大城市群减污降碳增效呈稳定增长趋势，具有不同空间分布格局；2）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关联特征由随机性分布向规律化分布转变；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间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合作机制有待加强；珠三角城市群城市对周边城市辐射带动作用逐渐增强，三大城市群城市局部空间集聚不明显；3）2010—2019年，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系统有序度呈明显增长趋势；复合系统协同度整体较低，增长速度为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空间上呈现出不同的演化与关联特征，城市群内部不协调；4）经济发展、环境污染、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是三大城市群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演变的重要影响因素。

采用数理量化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法分析成都平原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特征，构建经济计量模型识别耕地非粮化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时序上，2000－2019年成都平原耕地非粮化面积与非粮化率均呈波动增加趋势，其增幅分别为4.40%、13.53%，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保障面临较大压力；2）空间上，成都平原34个区县耕地非粮化面积呈多中心分散分布态势，非粮化率呈中部高、东北和西南低的空间格局，且非粮化面积空间分布集聚区域集中在成都及其周边临近城市；3）经济作物种植规模、农业结构调整、城镇化率、耕地保护政策是影响成都平原耕地非粮化最主要的因素。基于此，提出划定耕地保护红线以落实耕地用途管制、加强部门协同管理以形成耕地保护合力、完善农业补贴制度以保障农民基本权益、加大耕地保护政策宣讲以提高粮食安全意识的建议。

流动商贩是城市社会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高效治理流动商贩问题需要全面调查他们的经营规模和空间聚集信息。然而，传统方法在大规模流动商贩信息（尤其是他们的空间分布）的自动调查存在不足。文章提出一种基于街景影像和深度学习目标识别模型的流动商贩空间分布自动调查方法。按城市路网的固定间隔距离采集街景影像，通过人机交互的方式选取1 957张包含一个或以上商贩的图像建立流动商贩标签数据。构建基于YOLO v4深度神经网络的图像目标检测模型识别街景影像库中的流动商贩，模型的平均F₁值为0.77、mAP为0.67。精度能满足覆盖城市主要道路的流动商贩数量和位置调查的需要，进而应用核密度分布模型评估流动商贩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广州市的街头流动商贩为案例，通过所建立的自动调查模型在3 339 062幅街景影像中识别出26 119名街头商贩，结果表明，流动商贩在中心城区以多中心聚集模式分布，主要集中在地铁站、城中村附近等人流量大的区域，随着道路等级的下降其数量上升，而且流动商贩偏好分布于租金中等的地区。文章提出的方法有助于实现高效、低成本和城市尺度的街头摊贩分布制图，所得结果有助于制定和实施非正规经济的空间治理政策，并进一步为街景图像丰富且开放的城市的空间治理政策的改进和实施提供建议。识别结果可用于对从业者的区位偏好分析、“邻避效应”探究以及疏导区的划定提供决策参考依据。

闽江下游流域处于陆-海-气三者相互作用的场所，是对环境演变响应的敏感地带，是东南沿海考古研究的热点区域。探明古人类活动范围，土地利用格局的演化，对理解和把握人地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测算GIS成本距离，生成各遗址点的不同成本面，结合遗址域理论和方法，综合分析闽江下游流域新石器—青铜时期人类的活动范围及土地利用格局，重建区域各时期的潜在人口规模。研究表明：新石器时期壳丘头文化至青铜时期黄土仑文化，闽江下游流域聚落遗址的遗址域面积，可获取土地面积及实际利用土地面积不断增多。随着文化发展进程的递进，区内史前人类对涉足地域内的土地利用强度呈现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不同遗址间古人类的交流频率与之相反，表现出先降低后升高，这与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有关。重建结果显示，区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其中较大增幅出现在昙石山下层-昙石山和黄瓜山-黄土仑转换期，推断人口压力与文化演替有一定关系。

将地方餐饮品牌真实性的研究扩展到旅游情境下，对地方餐饮品牌真实性维度与结构进行了探索，以游客对地方餐饮品牌的评论文本为研究素材，借助内容分析和语义网络分析法，提炼出真实性具有持续性、可信赖性、关联性和独特性4个维度；通过量化研究证实了4个维度的合理性，并通过检验持续性、可信赖性、关联性和独特性维度与品牌认同、推荐意愿之间的关系来进一步验证其法则效度，结果表明：持续性维度是旅游者认可品牌的重要外部线索，但并不影响推荐意愿，而关联性维度对品牌推荐有正向影响，但不影响品牌认同，可信赖维度部分通过品牌认同影响推荐意愿，独特性维度完全通过品牌认同影响推荐意愿。在此基础上，将餐饮品牌真实性认知的3个层次的范畴统合起来，建立了地方餐饮品牌真实性维度与结构的理论框架。

绿色建筑作为一种节能减排的新型建筑，其发展有助于缓解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压力，推动国家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双碳”目标驱动下，探究城市绿色建筑的时空演变规律，对推动绿色建筑相关标准制定和政策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广州市为例，使用2008—2021年获得绿色建筑标识和认证的项目数据，定量分析城市绿色建筑的时空分异特征。同时结合宏观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利用地理探测器进一步探究影响广州城市绿色建筑发展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时间上，绿色建筑数量和面积增长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该趋势表现出明显的政策导向性。2）空间上，各城区间的绿色建筑数量、面积均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城区的绿色建筑类型结构不同，办公、居住和其他公共建筑占比较大。中心城区绿色建筑等级分异度大、级别复杂；等级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天河区、增城区和黄埔区；等级低值区主要分布在从化区、番禺区和南沙区等。3）绿色建筑空间分布特征变化明显：分布重心先北移后南移；分布范围呈波动扩大趋势；分布方向渐呈西北—东南格局；分布形态的方向性增强。4）资源因素是影响绿色建筑空间分布的首要因素，其次是经济因素和市场因素，最后是环境因素。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台风和强降雨等导致的洪涝灾害频发。如何在沉积记录中有效识别洪水事件，对于查明洪水频发规律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对粤北小流域的河漫滩沉积断面（秀丰断面）的沉积物进行了系统的粒度分析和磁性测量，深入分析洪水期沉积层和平水期沉积层不同的粒度和磁学特征，试图为沉积记录的古洪水识别提供新途径。结果表明：1）沉积物粒度组成主要为粉砂，从洪水期沉积层往平水期沉积层有变细的趋势。其中，洪水期沉积层识别出3层含砂量和平均粒径（Mz）表现为较高峰值的洪水事件记录。2）不同沉积层中磁性矿物的组成和来源基本一致，以磁铁矿为主，含有部分赤铁矿。矿物来源除流域内母质自然风化产物外，还包含大宝山尾矿库的输入。3）沉积物主要为悬浮沉积，前汛期持续的长期高水位有利于沉积物分选和沉积，导致处于洪水期沉积层的磁性矿物偏细；随着水动力的增强，洪水期沉积层中识别出的3个洪水事件记录中细粒磁铁矿和赤铁矿含量从河漫滩中部向顶部方向依次增加，同时磁性颗粒粒径变粗。因此，结合磁性参数与对磁性矿物组分的分析能更准确地识别洪水事件。研究区域细颗粒磁铁矿和赤铁矿对饱和等温剩磁的贡献高值叠加粗颗粒磁铁矿贡献降低的磁学特征可作为识别洪水事件及水动力加强的指标。

开花物候的种间差异除受到气候影响外，还可能与植物功能性状有关。但两者的相关程度在不同地区、气候带间差异较大。文章为了探索功能性状是否对亚热带地区常绿阔叶植物的开花物候有影响，在宁波植物园内对67种木本植物开花物候进行观测，并分析其与4种功能性状（生活型、潜在最大树高、花色和果实类型）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67种木本植物初始开花、盛花、败花和开花持续的时间分别为3月28日±21.64 d、3月30日±27.02 d、4月15日±30.78 d和（23.82±13.31）d；2）乔木初始开花时间和盛花时间显著早于灌木（P<0.05），但败花时间和开花持续时间在两者间未有显著性差异（P>0.05），且乔木开花物候的标准差均显著低于灌木，说明乔木开花物候相对于灌木更加稳定；3）广义线性混合效应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彩色花朵的败花时间比白色花朵早，潜在最大树高越小的木本植物开花持续时间越长。综上可知，宁波植物园67种木本植物开花物候受功能性状影响，但影响程度与功能性状的类型有关。

以东南亚地区为例，在传统投资风险评价的基础上，借助地缘位势概念融合了国家博弈互动，建立了大国竞争视角下的地区投资风险框架。研究表明：1）东南亚各国的基础投资环境风险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变化，总体上表现为北高南低、北变南稳；2）2010—2019年中美对各国的地缘位势呈现区域异质和演化异构特征；美国在绝大部分区域拥有着地缘位势优势，但中国的差距在逐步缩小；3）结合地缘位势和基本投资环境风险后的综合风险也存在显著的区际差异；高、低综合风险地区空间分布稳定且发展演替存在惯性；中等综合风险地区呈现为逐渐南向分布；4）对中国而言，在东南亚地区综合投资风险的集中化趋势在消解，各个国家的综合投资风险处于向均衡化发展的态势。

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成为城市与区域竞争力的关键。两院院士、长江学者和杰青等作为人才顶端的代表，对城市科技竞争力的突破与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以长三角核心区为实证对象，基于历年“杰青”“长江学者”以及“两院院士”获得者名单，利用履历分析法构建了包含1 878名高端人才数据库。结合ArcGIS空间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以高端人才群体为研究对象，基于城市尺度，剖析高端人才的社会空间流动规律及其影响因素，为区域城市网络的构建提供启示。结果表明：1）高端人才初次择业的空间邻近取向显著。2）再次择业的地理流动具有网络关联与空间邻近流动两大特征，其中前者表征为一线城市的远距离虹吸，以及等级邻近城市间连接性的强化。3）高端人才个体利益的追求与城市综合环境，共同塑造了人才流动的关联网络。

运用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和DBSCAN算法，探索2019―2021年银行退出网点在不同尺度上空间分布特征，并结合空间计量模型，探讨退出金融银行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五大银行和中小银行的银行网点大量退出，但退出数量呈减少趋势；农村金融银行则面临巨大的关停压力。2）银行退出网点的数量呈东中西递减规律，但银行退出网点在西部的地理集中度却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同时，其主要集中在大型城市群，且集聚特征逐渐增强。从城市内部看，银行退出网点主要集中于资本、人口及技术等要素密集的区域，其聚类数量也呈东中西递减态势。3）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加速了银行网点退出，主要表现在移动互联网普及率高，使用人群更多，即使具有良好的经营效益，银行网点的退出依然受市场外部因素的影响；劳动力经营成本和市场竞争也是银行网点退出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