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探究中国台风灾害影响和灾情的时空分布及演化规律，基于县域经济社会和灾情统计数据、历史台风风雨数据、高精度地形数据等资料，以县级行政区为空间单元，采用时序统计分析法、重心模型、地理探测器、空间相关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对1978—2020年中国台风灾害灾情的时空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台风灾害造成的死亡失踪人口、倒损房屋数量和每百万人口死亡失踪率、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防灾减灾工作取得显著成效；2）台风灾害灾情重心随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南移，灾害影响呈现沿海地区减轻、内陆地区加重的特征；3）台风引发的风雨是灾情的主要驱动因素，地形因素是造成人员死亡失踪和农作物损失的驱动因素之一；4）浙江闽北、粤西桂东两大区域灾情集聚特征显著，与台风活动规律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5）局部地区生产总值与灾情呈负相关关系，反映经济社会发展对防灾减灾能力的促进作用。

基于Doe Network平台数据，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讨了美国1996―2021年失踪人口的基本特征、时空格局与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美国失踪多发生在青少年（13~18岁）与成年时期（19~59岁），且失踪人口数量随年龄增长呈先增后减的趋势；男性失踪人数多于女性，但失踪高发年龄略滞后于女性；各种族中黑人面临着最大的失踪风险。2）时间上，自1996年以来，失踪人口的年际变化数量先呈现波浪式上升趋势，2017年达到峰值后大幅下降；受气温和节假日影响，夏季6―8月和冬季12月为失踪高发期，2―4月为失踪的低谷期。3）空间上，失踪人口在州尺度上呈由沿海边境地区向内陆递减的特征，失踪高发区域随时间推移，自东、西沿海地区与南部美墨边境同时向美国内陆推进；县尺度上呈边缘集中成片，内部零星分散的特征。4）失踪人口数量变化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受地区人口流动性、人均GDP、生育率以及易失踪人群基数影响，人口环境因子与经济、社会因子结合后对美国失踪人口空间分异的解释力增强，达到80%以上。5）人口失踪可用“社会失范理论”解释，社会目标和手段的脱节导致社会失范，进而诱发越轨行为，导致人口失踪概率的上升。

通过Python技术从互联网获取自杀死亡案例数据，采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和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对2000—2018年中国自杀死亡案例的时空特征及案例自杀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自杀死亡案例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一年之中，夏季5—6月为自杀死亡高发期，冬季2—3月为自杀死亡低发期；一月之中，1、10、20日为自杀死亡高发日；一天之中，77.2%的自杀死亡案例发生在T 06:00—19:00，T 09:00和T 15:00为自杀死亡高峰时点。2）中国90.98%的自杀死亡案例数分布在人口稠密的东南半壁；案例自杀率东南半壁高于西北半壁，南方地区高于北方地区，东部、中部、西部呈梯度下降；大兴安岭至云贵高原、秦巴山区至大别山区、苏北海岸至海南岛，案例自杀率相对较高。3）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属于自杀率低等级区，但低等级区有向高等级区转变的趋势；研究期内自杀热点区有由东向西扩散趋势，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始终都是自杀热点区。4）中国自杀死亡的时空特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市域尺度上，案例自杀率与人均GDP、城镇化率都呈显著的正相关性，经济因素对自杀率的影响在东南沿海要大于西北内陆。文章得到的重要启示是：贫富差距是导致人心理失衡发生自杀事件的重要因素，只有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道路才是人民的幸福之路和健康之路。

拐卖人口犯罪是一种非正常（非自愿、被动）的人口迁移（失踪、迫害）现象，因其社会危害性大且对个体和家庭影响深远，备受公众和学界关注。囿于中国拐卖人口犯罪问题的隐蔽性、分散性、多变性和复杂性，早前研究学科视角较为集中和局限，近10年来地理学者通过不断探索逐渐取得了一些新认识和新进展。文章从地理学相关分支学科视角，重点梳理了中国拐卖人口犯罪地理研究的主要进展、现存问题、前景展望及治理启示。研究发现：1）拐卖人口犯罪是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社会痛点，地理学具有后发优势，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通将有助于深刻理解和系统解决问题。2）早前国际语境下的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研究其实是中国刑法语境下的拐卖人口犯罪的主体性研究，中国拐卖人口犯罪具有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其他犯罪类型的独特性。3）早前资料来源以民间为主，当前资料来源呈现民间与官方共现，线下与线上融合的特征，多源数据的整合利用是必由之路。4）在新冠疫情影响和寻亲途径拓展背景下，田野调查开辟出新途径，云端田野调查（云端访谈、直播间参与式观察等）成为传统实地调查与踏勘的补充性或替代性方式。5）基于数据更新验证，发现中国拐卖犯罪时空格局具有稳定性与主要路径的依赖性，热点边境地区和省际交界区域值得重点关注；未来研究将从单一转向综合：从量化转向量化与质性互补与混合，从案例数字转向个体、家庭及其社会网络，从源头转向源、流、汇结合，从人口拐卖单类型转向人口失踪多类型。最后，结合已有研究认识和当前犯罪动向，提出关于治理拐卖人口犯罪和扶助被拐与寻亲人员的整体策略与具体路径。

构建科学合理的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防范和化解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前提。基于事后交易成本构建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通过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全局莫兰指数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水平、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时间维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从空间分布看，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中东和东欧地区，但东亚的地缘政治风险近年有所升级。3）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治稳定、经济自由、经济增长率、教育支出以及自然资源对地缘政治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此，研究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加快国家现代化转型，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提高地缘政治风险抵御能力。

以海口市为例，利用1960—2017年的66场台风资料，包括台风日降雨和风暴潮的极值水位，建立复合洪涝组合情景。基于多个情景，对海口市在海平面上升背景下极端雨潮复合洪涝灾害的潜在风险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1）在台风事件中，风暴潮为复合洪涝灾害的关键致灾因子，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主要位于南渡江入海口和北部滨海地区；2）在最大雨潮复合洪涝组合情景中，海口市受淹面积估计为148 km²，相较于最小雨潮复合洪涝组合情景增加了约15倍，淹没区域中一半以上的区域积水深度超过1 m；3）在极端雨潮复合情景下，海甸岛、新埠岛及江东新区一带的滨海地区受到海平面上升影响最显著。根据RCP8.5情景预测，到2100年，海口市受极端复合洪涝灾害的影响区域预计达到约203 km²。

在全球气候急剧变化的背景下，沿海地区风暴潮发生的频率与受灾程度逐渐增加，特别是受风暴潮与上游流域洪水共同影响下的河口感潮河段区域。尽管现有风暴潮模型也引入多种不同的边界设置，但提供的边界条件有限，且无法满足当前国内复杂水工程的概化需求。为此，文章以飞云江流域为研究对象，通过耦合上游流域水动力模型IFMS与海洋风暴潮模型ADCIRC模式，充分发挥二者各自的优势，构建河口感潮河段洪水演进模型，实现飞云江感潮河段潮水位时空模拟。该模型不仅有效地考虑了河口海洋处风暴潮上溯对感潮河段区域洪水演进的影响，也考虑了流域上游洪水对该区域的影响。首先，采用2016年台风“鲇鱼”对模型进行验证，模拟结果与实测系列吻合度较高，误差满足基本要求。然后，对台风“杜苏芮”和“卡奴”影响下的瑞安、马屿、碧山六桥及洞头4个潮位站的洪水过程进行模拟，结果显示4个站点的洪峰误差值均低于0.30 m，纳什系数大于0.80，表明该模型能较好地反映高低潮位变化，可应用于河口感潮河段防灾减灾中。最后，还分析了上、下游边界的驱动作用对感潮河段3个站点（瑞安、马屿、碧山六桥）潮水位预测的影响，证明了下边界对3个站点的潮水位预报影响比上边界的影响大。研究成果不仅为河口感潮河段洪水模拟提供了一种新方法，而且通过分析给出提升模型模拟精度的方向。

基于中国气象局热带气旋最佳路径数据集，对1949—2022年北上台风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并探讨了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 ENSO）对北上台风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1）74年间共有275个北上台风活动，频数的年际变化呈不显著上升趋势，但北上台风占西北太平洋生成台风总数的比例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2）北上台风主要集中在7—9月生成，8月份进入定义区数量最多，生命期强度以超强台风、台风等高强度等级居多，且高强度等级北上台风出现的几率近些年有增加趋势；3）共有159个北上台风在中国登陆，未登陆转向路径台风大多在30°N、125°―130°E附近向东转向。北上台风生成位置大多集中在10°―20° N、130°―150° E，登陆类北上台风的生成位置更加偏西，消散类台风的生成位置纬度更高；4）Niño 3.4指数与北上台风频数和生命期强度分别呈显著的负相关和正相关关系，同时其对北上台风的生成位置也具有明显影响。与厄尔尼诺年相比，拉尼娜年生成的北上台风数量更多，生成位置更加偏西、偏北，但厄尔尼诺年发生的北上台风强度更高。

灾害动态风险评估是灾前风险管理的重要依据。文章基于2009—2022影响中国东南5省的108个台风案例近4 000个县级灾情，融合30类多源风险要素指标，建立台风动态风险评估样本库，并利用随机森林算法建立了6个台风灾害风险评估模型，用于灾害事件发生前对受灾人口、紧急转移安置人口、农作物受灾面积、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直接经济损失等风险等级以及综合风险等级进行评估。通过实际灾情与模型结果进行验证，灾害风险评估结果准确率整体达到80%以上，表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泛化能力，可用于实际灾害评估工作。实验对比发现，训练样本量提高1~2个数量级能使模型评估准确率提升3%~14%，表明灾害风险大数据的积累对灾害风险评估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空间视角，结合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空间效应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数字经济与旅游发展均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其中，数字经济的热点区被“空间锁定”于东南沿海地区，而位于中西部的冷点区则大幅收缩；旅游发展的热点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城市群和滇桂黔渝，冷点区位于山东半岛中西部并逐步向南延伸。2）中国情境下，数字经济既能助力本地旅游发展，同时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区域异质性看，直接效应虽在各地均显著为正，但在东部地区的作用强度明显大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空间溢出效应在东部得到完全彰显，在中部和东北地区表现为部分显著，西部地区则存在“数字隔离”现象。3）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的正向外溢在300 km处达到最优，此后呈地理距离衰减态势，在800 km处到达有效外溢临界点，1 500 km处达到最大衰减边界。4）数字经济各维度中，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均能显著驱动本地旅游发展，但仅数字普惠金融的正向溢出有效突破了行政边界，其余二者均表现出不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流空间”理论，利用中国智能物流骨干网大数据构建电子商务快递物流网络，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机器学习算法等，探究电商快递物流网络空间结构特征，分析快递物流要素空间流动规律性，揭示网络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城市电商快递物流重要性的空间非均衡特征显著，重要性最高的城市分布于胡线以东四大城市群内部。随机森林结果显示，快递物流外向输出型城市在东南沿海形成“电商快递物流输出带”，澳门和台湾分别以小规模接收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的快递物流输入为主，香港作为快递物流高平衡区在网络中承担着重要的物流集散功能。2）电商快递物流网络覆盖范围广泛，城市间快递物流线路较为完整，且网络具有小世界效应，要素流动效率较高。网络中的优势流以上海、广州、重庆和北京为核心形成“钻石结构”。3）长三角城市群电商快递物流发展较为均衡；京津冀和成渝城市群对内部核心城市依赖性较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网络凝聚力最低，香港、澳门与珠三角9市之间的快递物流联系较为薄弱。4）物流网络形成受城市群发展影响，在信息技术、传统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推动下，网络对距离因素依赖性较弱，快递物流要素主要遵循等级扩散机制。

网络信息地理是人文经济地理领域新兴的学科方向，近年来，在城市数字化转型和数字经济快速崛起的推动下，中国网络信息地理研究迎来爆发式的增长。借助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采用经典文献索引法，总结归纳21世纪以来中国网络信息地理研究的总体特征、学科方向及演化趋势。结果表明，中国网络信息地理主要集中在城市网络、网络消费行为及其空间影响、网络关注度与旅游流、智慧城市和数字经济5个方面，其理论基础主要来源于城市地理、经济地理和旅游地理等学科领域；其演化历程大致经历了萌芽起步期—发展壮大期—集中爆发期—转型成熟期4个阶段，逐渐呈现多元化和交叉化的发展特征。文章还探讨了中国网络信息地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指出当前研究存在学科思想相对单一、理论构建相对滞后、滥用大数据方法以及研究视角过于狭隘等问题。建议未来研究应着重从加强本土理论创新、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拓展新兴研究领域和紧扣时代发展需求4个方面进行突破。

基于浙江舟山和温州海岛地区获取的344份水产养殖家庭问卷调查数据和各利益相关者的访谈数据，使用混合数据的因子分析（FAMD）和主成分的层次聚类分析（HCPC），辨识海岛水产养殖家庭台风灾害脆弱性类型，揭示各脆弱性类型的特征，识别家庭脆弱性类型的判别指标，分析台风灾害及其他压力源对海岛渔业生态系统和水产养殖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海岛地区水产养殖业和水产养殖家庭呈现高经济脆弱性，大部分虾蟹贝混养类、藻类和贻贝类养殖家庭台风灾害损失严重。2）水产养殖家庭在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方面的差异，导致家庭呈现3种不同的脆弱性类型及特征。3）家庭劳动力的不足、多次遭受台风灾害损失、基础设施不能充分满足需求是水产养殖家庭呈现台风灾害脆弱性的共同影响因素；风险暴露、养殖品种、家庭年均收入、户主年龄、教育程度、社会支持、采用适应策略的数量及成本-收益情况这些显著判别指标间的差异是形成不同脆弱性类型的关键。4）气候、生态环境、经济和市场、社会、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的多重压力源相互作用产生累积效应，加剧了海岛地区渔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家庭的社会经济脆弱性。

台风大风可导致输电线路杆塔断裂倒塌等事故，影响电力系统运行安全，因而台风灾害输电线路杆塔风险评估具有重要意义。以浙江省全域杆塔为例，基于杆塔属性、地理信息及台风灾情资料，提出了一种基于“超额损失”的针对连续型和离散型变量的输电线路台风灾害杆塔脆弱性评估模型；利用68 a台风参数风场再分析数据，基于极值理论，建立了台风大风危险性评估模型；基于区域灾害系统理论，通过台风大风、杆塔脆弱性之间耦合分析，建立了台风输电线路杆塔风险评估模型。结果显示：台风大风危险性呈从东南向西北递减态势，随重现期增大呈非线性增大趋势，以20和100 a一遇极大风速为例，浙江省全域风速强度分别为23.5~50.9和32.6~68.9 m/s；台风影响下的杆塔综合脆弱性总体呈南高北低且与地形联系紧密的分布态势，脆弱性高值（>1）区域主要在浙中南和沿海地区；输电线路杆塔风险总体呈南高北低、沿海高内陆低的特点，局部差异性较大。应根据具体线路特点采取差异性较大的抗风策略。

文章结合广东省巨灾保险的具体实践，详细介绍了台风巨灾指数保险的研发流程、数据和关键方法，回顾了2016—2023年期间广东省台风巨灾指数保险的应用情况，系统分析了现有保险方案的优势和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探讨了未来可能的改进方向。主要结论为：1）基于圆形巨灾框、采用台风强度等级作为赔付结构分层标准的台风巨灾指数保险具有方法简单、易于回算、数据易获取、结果客观透明等优点；2）台风巨灾指数保险具有理赔速度快、运营成本低、可有效规避道德风险等优势；3）现有台风巨灾指数保险方案在特定情形下基差风险较为明显，对气候变化背景下台风灾害事件的极端性以及单次台风事件影响多个地市等复杂情形考虑存在不足；4）未来可从更加深入全面分析台风灾害事件规律和特征、增加更多的物理参数、获取更为准确的台风强度等级概率分布等方向加以改进。

利用降水和海表温度格点数据以及中国沿海台站降水数据，分析中国沿海夏季降水对ENSO时空响应特点，并探讨中国沿海夏季降水年代际变化原因。结果表明：1）中国沿海夏季降水受ENSO影响区域特征明显，以连云港和云澳为界可分为3个区域。渤黄海沿海夏季降水与Niño3.4指数呈负相关，东海沿海呈正相关，南海沿海相关关系不显著。2）年代际尺度上，中国沿海夏季降水与Niño3.4指数关系不稳定。渤黄海沿海夏季降水与Niño3.4指数负相关在1980年之前和2010年之后较为显著，东海沿海的正相关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变得不显著，南海沿海的相关关系不显著。3）年代际尺度上，渤黄海沿海夏季年代际降水与同期Niño3.4指数、前一年冬季AO指数和当年春季AAO指数呈显著负相关，而东海沿海都呈显著正相关，南海沿海夏季年代际降水与当年春季北极海冰指数呈明显负相关。对于Niño3.4指数，中东太平洋偏高的海表温度能在500 hPa位势高度场激发出负太平洋-日本型遥相关波列，使得渤黄海沿海夏季年代际降水减少和东海沿海增多；当前一年冬季AO和当年春季AAO为正相位时，850 hPa风场在贝加尔湖南部的异常反气旋引导中高纬地区气流南下，引起东亚夏季风减弱，造成渤黄海沿海夏季年代际降水减少；另外，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强度偏强且位置偏西引起上升运动增强，导致东海沿海夏季年代际降水增多；春季北极海冰年代际变化能在850 hPa风场和500 hPa位势高度场上，激发出导致南海沿海夏季降水年代际变化相反的大气环流形势。

结合台风属性数据和多标签分类方法，以BERT-BiLSTM（Bidirectional Encoder Representations from Transformers-Bidirectional Long Short-Term Memory）为分类模型，提出基于微博文本与深度学习的台风灾情识别方法，对2010—2019年登陆广东省的强台风/超强台风灾情进行识别，在粗分类获取台风灾情相关微博文本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类为交通影响、社会影响、电力影响、林业影响和内涝积水等5类灾情。结果表明：1）提出的台风灾情识别方法粗分类和细分类精度分别达到0.907和0.814；2）强台风/超强台风的灾情占比受台风强度、路径和受灾地区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而存在差异；3）台风登陆前，灾情主要为台风预防措施导致的交通影响和社会影响。台风登陆后，灾情表现出单峰和双峰特征，反映台风灾情的变化趋势和特点。

数字化是数字经济时期农业的新转向，在发达地区已有应用和发展。对于中国西部的民族地区而言，数字化带来的是更大的发展鸿沟还是新机遇？文章针对西部高高原地区生态农业数字化的理塘现象，通过实地调查，收集并分析农业公司、政府部门等的政策文件、规划文本、网站信息等多源文本资料，并结合经济地理学的制度视角，构建自然环境-市场-制度-技术（EMIT）四维分析框架，讨论县域农业数字化的动力机制。研究认为：理塘农业数字化具有3个典型特征，即全链条数字化、多主体推动、区内外协同。高高原地区的特殊自然环境塑造了理塘农业数字化的约束条件和优势基础。相对于市场和技术两大因素，地方制度与组织因素的重要性更显突出。嵌入国家和地方制度的企业家精神，推动了农业数字化技术更新与区外差异化市场开拓，是理塘传统农业实现“路径突破”、启动农业数字化的重要力量。此外，在欠发达地区农业数字化转型中，外部支持不可或缺。然而，如何将其转变为持续的内在动力，本地企业家人才资源以及农户的人力资本增长将是关键所在。

基于2020年冷链物流企业总分支机构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模体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模型，从冷链物流通道内、通道内外和全国尺度，宏观把握冷链物流企业县域网络全局结构，逐步剖析“节点-轴-模体-社团”局部结构，探讨其内在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从全局结构看，各尺度县域网络在网络发育、县域地位和节点关联性等方面存在差异，均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为中心呈现核心-边缘布局。2）从局部结构看，核心县域在通道内尺度倾向于建立同城核心县域轴，构建三元闭包且两两互惠的集团关系和通道多核心社团；在通道内外尺度成为内外联系枢纽，多与同侧县域进行共同投资，在农产品主产区主导近通道单核心社团；在全国尺度以对外辐射为主，于东部沿海开放城市或开放口岸接收多方县域投资，易组建经济圈和经济带社团。3）县域网络结构的形成源于冷链物流企业的功能分异和区位分离行为，各尺度县域网络结构的核心-边缘布局主要由消费水平等经济因子促成，其尺度差异受地理位置等空间因子影响，在通道内尺度上的驱动机制为规模偏好，在通道内外尺度和全国尺度的驱动机制是规模偏好、禀赋偏好和网络临近效应。

中国岛礁数量众多，地形复杂，受热带气旋灾害影响大。高空间分辨率热带气旋风场模拟有助于表达风速空间异质性，对面积相对较小的岛礁地区开展高分辨率模拟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热带气旋路径、岛礁分布、土地覆盖以及数字高程数据，按照1 000、90和30 m分辨率风场模型模拟了中国岛礁区历史热带气旋风速，分地形类型对比分析了各分辨率下岛礁模拟风速大小的差异性，并比较了不同空间分辨率热带气旋100 a一遇风速的差异。结果表明：1）30 m空间分辨率风速模拟准确率更高，模拟风速与8个站点实测风速的均方根误差为4.28 m/s，比90和1 000 m模拟结果误差分别降低了0.08和1.04 m/s；2）不同空间分辨率模拟风速误差与地形类型相关，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岛90和1 000 m模拟风速与30 m模拟风速的对比表明，平均风速模拟差异比例在山峰地形下分别为6.57%和7.61%，山谷地形下分别为21.28%和17.35%，峭壁地形下分别为22.85%和23.37%，且30 m模拟风速对于迎风坡与背风坡地形转换更敏感；3）对于100 a一遇热带气旋风速，30 m模拟风速会出现最大的风速值且空间差异更大。以浙江省舟山市朱家尖岛为例，1 000、90、30 m分辨率下的模拟风速最大值分别为71.13、73.18和79.97 m/s，标准差分别为3.88、3.72和7.18 m/s。

近年来电子商务产业的迅速崛起推动了电商村的快速发展。大源村地处广州城乡接合部，现已发展成为全国规模和影响力较大的电商村之一。对大源电商村发展历程的研究有利于挖掘城乡接合部数字产业的演化机理。文章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运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研究方法分析了大源电商村的形成、发展和转型的网络演进和异议消除过程。结果表明，1）大源电商村经历了电商集聚、电商产业规范化和电商转型3个演进阶段，其网络OPP（Obligatory Passage Point）分别由传统电商商户、地方政府以及新兴电商商户为核心行动者引导形成；2）大源村由传统城中村发展为传统电商村，进而转型为新型电商村，这一过程体现了村庄发展中本地动员和全球参与的同时升级，提高了村庄的发展韧性；3）在异质行动者的共同努力下，大源电商村的人才储备由匮乏走向充足，社会交往由隔离走向融合，营商管理由缺位走向完善。

社交媒体的迅猛发展为灾害管理领域引入新的理念与技术手段。文章回顾了社交媒体数据的特性及其在台风灾害管理中的应用潜力和价值，为灾害管理领域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并以2023年台风“杜苏芮”对福建省的影响为例，运用LDA主题建模方法分析新浪微博台风灾害期间的发文数据，探究社交媒体数据在灾害管理中的应用潜力。结果显示，微博平台活跃度与灾害事件发展进程相关；不同类型用户在灾害发生过程中关注焦点有所差异，个人用户更倾向于关注生活设施恢复和救援物资供应情况，而组织用户侧重于灾情传播和应急处置；主题内容演化分析能反映各城市在灾害管理不同阶段内应急响应和公众关注需求的动态。未来研究可从结合多源数据、利用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技术提升主题信息提取的准确性、探索社交媒体数据在灾后紧急救援和基础设施保障需求中的应用等角度展开。

以广东省2012—2020年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上市企业的发明专利数据为基础，利用反距离权重插值法、面板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检验和面板分位数模型等方法，将互联网化分为信息互联网化和应用互联网化2种互联网化类型，分析广东省企业互联网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广东省先进制造业企业的互联网化水平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高互联网化水平企业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地区，同时广东省企业的信息互联网化水平普遍高于应用互联网化水平；2）企业互联网化程度的加深有助于创新产出的增加，在不同创新水平上互联网化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呈“U”型，并且互联网化可以通过改善研发投入的规模和质量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水平，能有效降低负外部性；3）不同类型的互联网化形式的创新驱动作用表现出不同特征，信息互联网化的创新影响见效快、成本低，且能有效改善研发投入，应用互联网化的运用成本较高，更适用于大型企业。

基于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综合指数的1 109家样本企业及其投资关联企业数据，以城市为基本空间单元，从表征本地化生产的空间集聚和表征流动空间特征的产业网络2个角度刻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分布特征，产业网络的异质性以及产业集群规模与产业网络中心性的相互作用。结果表明：1）东部地区核心企业和支撑性企业相对均衡，产业集群较为完善，中部和近西部地区核心企业相对不足，而西北和东北地区企业较少，缺乏集群基础；2）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网络呈现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地区为顶点的菱形网络格局，并围绕这些区域的核心城市形成多个垂直联系型产业网络；3）战略性新兴产业网络以研发和信息服务网络和生产制造网络为主，并形成北京、深圳、上海三大国家级枢纽中心，其中北京为研发和信息服务网络的核心节点，而深圳和上海则是生产制造网络的核心节点；4）当产业集群规模较小时，城市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网络中的枢纽地位以大型核心企业为支撑，当发展到较大规模后，中小型企业是城市的枢纽地位的重要支撑。

现有台风灾害链研究大多采用高维对称Copula模型建立多个致灾因子的联合分布，对致灾因子之间非线性、非对称的复杂关联结构探究不足。文章以浙江岛屿城市舟山为例，通过C-Vine Copula函数刻画当地台风灾害链“风-雨-潮”之间的复杂依赖关系，利用1979—2018年逐日的最大持续风速、累积降雨量以及最大风暴增水数据估算三者的联合概率分布以及重现期。研究表明：1）风速与降雨量在常规数值区间（非极端情况）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最佳联合分布为Frank Copula；风速与风暴增水具有上尾依赖的特征，最佳联合分布为Gumbel Copula；2）降雨量分布在风速条件下显示2处峰值，风暴增水分布在风速条件下近似于均匀，两者之间的最佳联合分布为Gumbel Copula；3）以单变量100 a重现期为例，风速-降雨量与风速-风暴增水组合事件的二维联合重现期分别缩短至29和30 a，而风速-降雨量-风暴增水组合事件的三维联合重现期缩短至17 a。综上，C-Vine Copula函数能准确有效地刻画台风灾害链“风-雨-潮”之间的复杂依赖关系，深化对于台风灾害链内在作用机制的理解，为台风灾害风险管理和工程设计提供科学支持。

采用工程地质钻探、物探、地质测绘及室内试验等技术方法探讨飞鹅山Ⅲ号滑坡形成机理与防治技术。结果表明：1）滑坡体主要岩性为泥质粉砂岩，飞鹅山滑坡属于新形成的深层中型牵引式滑坡，在平面上呈圈椅状。2）滑坡属于双层滑面滑坡，主滑面以中型深层滑坡为主，主滑体上部发育中型中厚层滑坡。3）滑坡产生的原因为：①泥质粉砂岩倾向与坡向基本一致，且岩层倾角为中等倾角；②人工开挖使坡脚形成高陡临空面，抗滑力大为降低；③雨水沿层面及节理裂隙入渗至坡体深部，大大增加岩土体容重，同时泥质粉砂岩遇水软化，抗剪强度显著降低。4）结合该滑坡区地质环境条件，采用坡面削坡+锚杆（索）+格构梁+双排预应力锚拉抗滑桩+三维网植草绿化+截排水+毛石挡墙的综合治理方法进行防治，监测结果显示该滑坡变形及位移已得到有效控制，整治效果良好。

航空货运是交通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有效配置全球和大区域尺度的优质资源，从而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文章基于2000—2019年中国航空货运的空间统计数据和面板数据，以机场所在城市为基本单元，剖析了过去20年间中国航空货运的发展过程与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并构建回归模型揭示了中国航空货运格局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中国航空货运在过去20年间从快速发展阶段过渡至平稳发展阶段；2）中国航空货运区域间差异显著，货运量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过去20年间，中国航空货运重心位于徽鄂豫三省交界处，呈现河南→安徽→湖北的迁移趋势；3）中国航空货运格局保持相对稳定，以“北上广深”为核心的菱形空间格局得到强化；4）中国航空货运的发展受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地面交通发展等因素影响，但各因素对空港型国家枢纽城市与非枢纽城市的影响有着显著差异。

基于长三角数字经济企业股权关联数据，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分析长三角数字经济网络的演化特征，并通过QAP模型挖掘数字经济网络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2010—2020年，长三角各类型数字经济网络呈现等级扩散和节点集聚特征。2）数字经济网络投资格局整体上呈现投资净流入地区不断扩展的态势，且研究单元从以承接省内投资为主转变为以承接省外投资为主。3）认知邻近、数字经济企业数量差、二产比重差异、信息化设施差异以及前期网络基础对数字经济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制度邻近、三产比重差异、数字经济企业成立时间差、创新能力差距则对数字经济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呈现负向作用；地理距离不再成为制约数字经济网络形成的主要因素。这反映数字经济对信息获取、知识创新与资源整合协作的强烈需求，及其对地理空间约束的突破。

通过对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Dota2国际邀请赛和CS：GO Major三大国际性电竞赛事中参与战队成员信息的采集，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索跨国电竞战队合作网络的结构特征及演化趋势，在此基础上采用引力模型方法从多维邻近性和国家属性2个维度揭示影响电竞赛事合作网络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全球电竞合作网络的空间演化总体呈现快速扩张的态势和低密度、弱关联、强动态性的网络特征，节点数量快速增多的同时网络密度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2）全球电竞合作网络呈现较为明显的社团化特征，5大社团规模差异悬殊且处于不断分裂整合的演化过程，中国电竞战队的网络中心性不断提升但尚未占据中心位置；3）社会邻近性、组织邻近性是推动电竞合作网络形成的主要因素，而科研支出、电竞收入和电竞实力则是影响国家在电竞合作网络中重要性的关键要素。

以国家工信部公布的四批共164个国家工业遗产为对象，运用核密度、集中趋势演变等方法，探讨其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国家工业遗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性，呈现东南多、西北少，并在空间上形成了“三核两副，片状分布”的格局；2）从遗产类型看，轻工业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及沿海区域，重工业较轻工业分布分散；3）工业遗产在省域范围内存在较为明显的三类区：Ⅰ类区在中国东北及东南沿海等“一线地区”，Ⅱ类区为中国西北部的“三线地区”，其他为Ⅲ类区；4）从时间演化看，工业遗产空间分布中心有4次明显转折；5）中国古代工业大多受自然地理及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近现代工业虽受上述因素影响，但更多受民族主义驱动、洋务运动、“三线建设”等历史及政治因素的影响。

为了探索机器学习模型在热带气旋灾害损失评估中的作用，基于2009—2020年福建省县级热带气旋灾害损失数据，分别采用LightGBM （Light Gradient Boosting Machine, LightGBM）、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 RF）、极限梯度提升（eXtreme Gradient Boosting, XGBoost）、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BP神经网络（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BP）等5种算法，优化了直接经济损失等级评估模型参数，并用不同的热带气旋事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基于LightGBM算法性能最佳，其准确率、精确率、召回率和F1分数（精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值）均在79%以上，具有较好的泛化能力；最大小时降雨量、3 s极值风速是最重要的2个致灾指标，固定资本存量是比GDP更重要的指标；通过4种登陆点/路径和2种风雨强度的热带气旋事件的对比，发现评估结果与实际结果较为一致，模型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空间正义”问题进入中国城市研究和规划学者视野后，在多种现实问题的折射下，已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利用CiteSpace对2000—2021年WOS中的1 516篇英文文献进行分析，绘制关键词聚类、核心作者群及研究机构等知识图谱，揭示国外空间正义研究的热点与趋势。研究表明：1）国外文献发文量呈现阶段性上升的趋势，分为探索期、稳定期和爆发期3个阶段。2）国外空间正义研究呈现3个方面热点：①以青年与儿童为对象的研究方兴未艾；②环境正义研究蓬勃发展，内容不断分化延伸；③随着空间正义价值追求转向高质量与可持续性，城市公共空间、绿色空间成为研究热点。3）环境正义与城市空间的融合，以及技术进步推动下的尺度综合和主题扩展是国外空间正义研究的发展趋势。总体而言，国外空间正义研究日趋成熟，对中国空间正义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对接国际前沿，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成果并真正贯彻到当前的空间实践中是未来亟待解决的问题。

数字经济的发展与地方经济社会密切相关，阐释其增长的地方性动因有助于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基于2015—2019年县级经济社会统计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分析浙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其驱动因素的空间分异，甄别数字经济发展的地方特征。结果表明：1）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空间差异，发展水平呈东北高、西南低；2）数字经济发展的各驱动因子影响力具有显著空间特征，产业创新为首要驱动因子，其作用力呈现东高西低；政府投入为次要驱动因子，其作用力空间强度与经济基础一致，为西南高东北低；商业文化作用呈南高北低格局，作用强度较弱；3）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四因子空间作用差异存在多组合特性，总体形成企业-消费者主导、政府-企业主导、政府-消费者主导的数字经济地域发展类型，本质是市场（消费者）与创新（企业）共同驱动，企业、市场拓展受消费者需求带动，政府承担规范市场角色。为此，数字经济赋能发展应充分重视欠发达地区在政府带领下育成生态、旅游等传统产业数字化路径。

在理论上对城市创意网络的概念进行梳理和探讨，并基于近40年来华语数字音乐基础数据库，综合利用社会网络、GIS空间分析和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对华语歌手的创作合作网络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华语歌手合作网络整体上呈现“中心-边缘”结构及小世界特性，逐渐形成北京—香港—台北“三足鼎立”的网络格局。2）在演化趋势方面，早期港台城市间的高强度联系逐渐被内地城市取代，网络的社区发展呈现规模化、集团化和层级化的趋势。3）城市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网络经济水平对网络结构有显著影响，而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城市行政级别以及交通可达性等因素的作用不明显。

将粤港澳大湾区26家代表性银行的金融联系通过联锁网络模型转换为区县尺度的城市网络，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讨大湾区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环珠江口形成网络联系的高能量区，珠江东岸的金融联系水平整体较珠江西岸高，向外围空间的等级扩张具有连续性或渐进性；2）整体网络的集聚性和通达性良好，存在小世界性，广州天河、越秀及佛山南海、顺德等节点具有较高的等级性和接近性，同时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金融联系的重要中介。相比等级性和接近性在空间上的有序过渡，中介性的极化态势较为明显；3）大部分等级性高的节点有效规模和效率较高，具有结构洞优势，外围空间节点的限制度较大。网络主要依靠核心或次级核心子群的部分节点产生金融联系，边缘子群中大部分节点间的金融联系微弱；4）与粤港澳大湾区各节点总链接量呈负相关的变量有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及政府管控行为；呈现正相关的变量有交通便捷程度、社会消费水平；金融服务需求和对外开放程度与地区总链接量的关系复杂，具有双边效应。

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作为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绿色空间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关系亟待深入研究。通过梳理城市绿色空间与居民心理健康的关系的国内外研究进展，梳理绿色空间使用与暴露水平的多种测度方法，阐明绿色空间影响居民心理健康的“减轻环境压力-修复力-建设力”机制，基于“社会-生态”视角揭示绿色空间使用机会、使用动机和易用性的群体差异对绿色空间心理健康效应的调节作用，并指出当前研究存在对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心理健康增益效果关注不足、地区绿化水平评价方法单一、未解决地理背景的不确定性问题、忽视居住自选择问题和复杂非线性关系尚未明晰等局限性，并在研究内容、研究数据、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提出展望。

文章从移民网络的视角，使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其中高学历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落户意愿及其社会影响因素，同时探讨省际与省内迁移模式对落户意愿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1）高学历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大体呈“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高学历流动人口的友缘、亲缘网络呈现“北高南低”格局，业缘网络呈现“西高东低”格局，乡缘网络则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2）移民网络对高学历流动人口的迁移形成物质情感的社会支持，对落户意愿存在显著影响，亲缘、友缘和业缘影响较大，乡缘影响较小；3）省内高学历流动人口由于迁移距离较近、迁移成本低等原因，其落户意愿受到亲缘的影响更大，而省际高学历流动人口则因在流入地缺少亲缘等原因，落户意愿较弱，且受友缘和乡缘影响更大。未来的人才迁移研究和政策应更多考虑社会因素，这有利于推动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