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面临的严峻挑战。文章利用GIS空间聚类、多元逐步回归等模型，在省域尺度上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的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时序演化方面，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其城乡倒置的现象也日趋显著。2）空间格局演化方面，1995—2018年，城乡倒置现象的空间集聚强度总体呈“低—高—低”的倒U型变化趋势。其首先出现在东部沿海地区，随后逐渐向中西部扩张，最终演化成为全国性的普遍现象。3）驱动机制方面，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背后存在着复杂多维、非线性的交互作用机制。其中，人口和经济因子是该现象的主要驱动因子。对于经济欠发达、人口流出较为严重、农村老龄化水平较高的西部省份，其农村地区“又老又穷”的现象已经成为其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关键挑战。

韩国济州岛的柑橘园景观具有重要的文化遗产价值，是当地人利用济州岛特殊的气候、水文、植被环境所塑造的独特农业景观。16世纪朝鲜王朝建立柑橘进贡制度，济州官府设置柑橘园，此后至今，济州岛柑橘园区域分布与地理景观都呈现较大变迁。文章结合气候、水资源等自然因素与韩国柑橘产业政策、市场、社会变化与技术进步等人文因素，分析16世纪以来济州岛柑橘园景观与空间分布变化，探讨济州岛柑橘生产空间变迁原因与驱动力。结果显示：16世纪至2019年，济州岛柑橘生产经历了发展、没落、强力复兴的大起大落发展历史，呈现从北到南的生产空间大迁移，柑橘生产空间逐渐扩大。济州岛的柑橘园生产经历从朝鲜时期的官府果园到现代观光体验农场的转变。柑橘生产空间变迁与地理景观变化的原因与驱动力较复杂，水资源是影响朝鲜时期柑橘园分布的主要自然因素。社会制度、交通与市场是16世纪以来影响柑橘园生产空间扩展的主要人文因素，在近500年的柑橘生产空间发展变迁的过程中，人文因素不断加强，影响柑橘空间与地理景观的优化调整。20世纪70年代以来，水资源开发技术的进步改变了现代柑橘园生产空间分布格局。对济州岛柑橘园长时段的生产空间与地理景观变化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可以为中国传统柑橘栽培地区打造具有地方特色柑橘园文化景观与民俗、文化产品，以及中国柑橘产业的升级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卫计委发布的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川渝地区流动人口空间格局与流动网络。研究发现，1）在流动人口数量变化上，川渝地区区际流出人口规模依然较大，2010年以来出现一定程度的人口回流；同时，区内流动人口规模开始超过区际流动，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式，体现出当前川渝地区对人口的凝聚力进一步提高。2）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方面，区际流出人口主要来源于川渝东北部县级单元，区际流入主要来源于川渝周边临近省份。区际流出主要方向为东部沿海城市群和地域邻近的西南各省，区际流入主要方向为成渝主城。区内流动以川渝中间塌陷带流向成渝双城经济中心为主要趋势，重庆以主城为单核心吸引人口；四川以成都主城为大核心，攀枝花、宜宾城区为小核心吸引人口。3）川渝人口流动网络集中在川渝中部地区，以省市内的人口短途流动为主，形成以成渝双城区为核心的“双核心+边缘”空间格局，两核心及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联系较弱，行政界线对川渝地区的人口流动影响依然较大。

以粤港澳大湾区点尺度的发明专利空间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战略性产业与专利IPC分类号之间的联系，提取了大湾区6类主要行业的发明专利，利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尾值检验、熵值法和平均最邻近距离分析等方法，识别粤港澳大湾区多类型技术创新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差异。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技术创新的地理格局呈现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性，区域尺度形成了广州与深圳2个集聚核心，珠江东西两岸在创新能力上存在较大差距，技术多样性的区位主要分布在大湾区核心城市的核心区；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材料、绿色石化3类产业的创新占大湾区整体的51.67%，不同技术类型的创新在空间上呈现显著分异，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的核心区，其中，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的空间集聚度最高。

在厘清空间视角下权力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构建地缘位势模型，刻画“9·11”事件后中美俄在伊朗的地缘位势演化特征，结合国别研究尝试解读中美俄与伊朗的地缘关系，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美国在伊朗的地缘位势在负向高位区间频繁波动，俄罗斯的位势在正向中位区间小幅波动，美国和俄罗斯的波动呈现“强－强”机制，中国的位势变化则与其较为剥离，呈“S”型曲线大幅增长。2）中美俄在伊朗的地缘位势是地理位置、地缘外交、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各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地理位置是基底要素，地缘外交是决定要素，地缘经济是驱动要素，地缘文化是协作要素。3）中伊的地缘战略空间互补性重叠，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双边经贸依赖的加深提升着地缘关系的强度和密度；美伊的地缘关系偶有缓和但总体较差，呈现出的波动性是国内政治生态和国际政治环境下的双重应答；俄伊地缘关系紧密缘于传统地理空间邻近和地缘战略考量，两国间存在着由经济利益、政治选择、安全保障等各种因素构成的稳定却复杂的地缘关系网络。

休闲渔业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户外活动之一，在发展过程中为美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并形成多主体参与的治理机制。文章在分析美国休闲渔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运用最邻近指数、缓冲区分析、泰森多边形和关联维数测度，对佛罗里达州休闲渔业资源分布特征进行空间分析。结果显示，美国休闲渔业形成以淡水为主、咸水为辅的发展格局，其中佛罗里达州休闲渔业资源呈现集聚式、非均衡分布特征，80%的垂钓点位于海岸线20 km以内，各垂钓点之间形成紧密的关联作用。联邦政府、地方政府、行业组织和休闲渔业参与者之间形成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能够匹配美国休闲渔业大区域分散、小区域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适应参与主体多样化、需求差异化的发展需要。有鉴于此，针对中国休闲渔业存在的问题，提出应通过借鉴美国“自下而上”的多中心治理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行业协会灵活增权以及休闲渔业企业融合创新等措施，推动中国休闲渔业科学管理和高质量发展。

高铁快速发展极大地提升了目的地可达性，民族地区交通条件落后但旅游资源独特，高铁开通能否成为推动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引擎，抑或加剧发展差距，亟待检验高铁的旅游经济效应。基于2000—2017年中国20个民族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高铁开通对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高铁开通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国内旅游总人次和国内旅游总收入分别平均增长16.52%和23.29%，对站点地区具有增长效应，但对地区间旅游业发展差距的影响不显著，不具有分配效应，表明高铁开通能成为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引擎；影响机制检验发现，高铁开通具有扩散效应和结构效应，但未观察到虹吸效应和过道效应；动态性检验发现，高铁开通对旅游业发展的增长效应在开通后第一二年仍显著，而分配效应均不显著。

利用珞珈一号夜间灯光数据对夜光强度进行多尺度分割提取潜在中心范围，结合POI数据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识别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多中心分布，并从多角度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结果表明：1）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广佛、深莞、香港、澳珠、中山5个主中心和花都、增城、从化、惠城、端州、新会、石岐等14个副中心，5个主中心的功能结构均以混合功能区为主，14个副中心围绕主中心外围分布；2）基于珞珈一号夜间灯光数据计算的5个城市群主中心与9个城市+2个特别行政区的关联强度呈现“东强西弱”的特征，并形成“内强外弱”的圈层结构；3）基于城市群主中心分布及其空间关联强度特征，以及主中心服务的三个组团范围（广佛肇组团、港－深莞惠组团和澳－珠中江组团），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年）》的规划要求，建议粤港澳大湾区通过构建“五心一带三组团四轴”的区域空间结构，实现极点带动、轴带支撑、组团合作，促进湾区区域协调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城市群。

以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为研究对象，结合区域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数据、全球航运网络航线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相关指标，对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内部港口吞吐量占比变化、港口群内部结构变化、湾区港口群参与全球八大区域航运网络格局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07—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港口总吞吐量增长率达到32.3%，并且在2020年总吞吐量达到7 294万TEU，占全球的9.2%，占中国的28.3%。其中，深圳港、广州港增长速度较快；2）在参与全球航运网络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出现以深圳港、香港港为核心参与全球八大航运区域的层级结构，湾区整体与东亚、东南亚区域联系最为紧密，与欧洲、美洲、非洲等区域的航线联系则局限于区域核心港口间的直接联系；3）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群内部深圳港、香港港、广州港三港鼎立，主要业务错位化发展，国际集装箱中转枢纽港香港港、外贸港口深圳港与内贸综合大港广州港以及区域其他支线港珠海港、东莞港等港口共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港口亟待以港口群为整体，积极参与到全球航运网络的建设中，以应对全球化进程中未知的机遇和挑战。

基于地缘环境的“地理位置—地缘关系—地缘结构”分析框架，对北极地区的地缘环境进行全面解析，并进一步分析“冰上丝绸之路”对北极地区地缘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1）北极地区地缘环境复杂，地理位置上，北极位于地球最北端，蕴含着丰富的资源，拥有极高的战略价值，是世界主要国家争夺的对象；地缘关系上，涉及到的主体与主题繁多，主要包括北极国家、近北极国家和原住民相互之间的关于领土、经济、能源、权利等多样议题；地缘结构上，北极地区地缘结构经历了“美苏争霸”—“破冰合作”—“新一轮竞赛”3个阶段的演变，当前结构呈现出“中心—次中心—外围”的特征。2）“冰上丝绸之路”的提出顺应了气候变化的趋势，推动北极地区区域合作，近北极国家参与北极事务，原住民保护，从而使地缘结构的中心更加稳定，地缘体之间联系更加紧密，并且进一步拓展了地缘关系网络。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采用多层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城市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长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比例为38.09%，其中安徽的城市流动人口以省内流入为主，长期居留意愿比例普遍较高；而沪、苏、浙的城市大多以省际迁移人口为主，高和较高居留意愿城市主要为上海、南京、无锡和苏州等。2）房租收入比对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呈显著负效应；高学历因素、保障性住房、社会心理认同度和超大、特大城市对其居留意愿有强激励性作用，成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而在劳动密集部门就业是其居留意愿的强阻碍性因素。3）长三角地区住房支出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呈正相关，且流入地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水平对其居留意愿未呈现促进作用。4）不同规模城市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具有差异，年龄和跨省流动对居留意愿的负效应仅在一般城市显著，对特大/超大城市影响不显著；而特大、超大城市的居留意愿受高学历和就业身份等影响更大。

基于广州地铁交通流的始发地（Origin）—目的地（Destination）（OD分析），运用出行成本（距离/时间）、集中出行距离区间等指标对地铁站点交通流特征及居民地铁出行的人群分异进行刻画。结果表明：1）地铁站点随出行距离增加的乘客累积比例呈“S”型曲线变化，广州地铁站点的平均出行成本约为14.04 km（20.48 min），并由中心向外逐层增加约4 km（5 min）和13 km（10 min），周末平均出行成本略高于工作日。2）广州地铁出行的集中距离区间为8.55~26.61 km，在该出行距离范围内的乘客量占总数的71.88%；周末出行集中距离区间宽度变窄，但乘客量的集中比例却有所下降。3）社会弱势群体如女性、老年人、固定上下班的大学以上学历人群、办事人员、商服人员等是地铁潜在客流的主要构成群体；不同人群的地铁平均出行距离出现分化，其中出行需求小、出行能力偏弱的群体平均出行距离较短，出行需求大的群体平均出行距离普遍较长；除个别人群外站点集中出行距离区间相对差异不大。

目前海岛经济快速发展，为避免海岛建筑无序扩建，了解海岛建筑分布特征尤为重要。机器学习方法是从高分遥感影像提取地物目标的常见方式，然而建筑物遥感特征复杂，机器学习方法出现鲁棒性差、难以充分挖掘深层次特征的弊端。文章提出基于DeepLabv3plus网络模型的深度学习语义分割方法提取海岛建筑，并对网络结构进行改进，使用组归一化（GN）方法替代批归一化（BN）以适合小batch size下的语义分割操作。针对海岛建筑数据量较少的问题，采用迁移学习策略，设计基于多源数据的国内城市建筑数据集的预训练样本智能采集和标注方法，再人工标注中国部分海岛建筑进行算法实验。结果表明，在batch size较小时，基于GN的DeepLabv3plus语义分割算法的平均精度和mIoU均得到提升，能够获得更为精确的像素级海岛建筑提取结果。

零售活动的空间关系研究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以上海市内环地区的星巴克、COSTA和瑞幸咖啡三家咖啡连锁公司的门店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多种空间统计方法和实地调研分析三者之间的空间关联特征。结果表明：1）无论是传统零售还是新零售模式下的咖啡门店，其空间分布均大致表现出靠近消费市场的空间导向特征；2）星巴克门店的空间集聚程度最强，瑞幸咖啡门店空间集聚程度最弱；3）利用一种新的多元空间统计方法计算后发现，无论是传统咖啡零售星巴克和COSTA的门店，还是星巴克与新零售瑞幸咖啡的门店，均呈现显著相互吸引的空间关联特征，但其形成机制存在差异；4）星巴克与COSTA常常成对出现在商圈或商务区中心位置，而后进入市场的瑞幸咖啡门店常常位于“非中心”位置。新零售模式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大数据分析等技术重构交易基础逻辑，改变传统零售依赖门店的成本结构模型；同时，新零售模式高度重视用户线上体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实体区位的重要性。因此，在进行城市规划，特别是商业区规划时，应重视新零售模式对区位选择的影响，重视互联网与大数据在区位决策中的作用，挖掘传统弱区位地区或地段的发展可能性，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选取社会经济、配套产业发达且相近的苏南、浙北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基于百度地图API中的地点检索服务获取民宿点地理信息，结合空间分析方法与地理探测器探究两地民宿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两大地区民宿均呈显著集聚状态，分布在地势低平且水系发达区域，依托高禀赋旅游资源和交通干线集聚。2）在两地区别上，苏南民宿表现出集聚程度上的市域差异，浙北则分布相对均衡且集聚范围较广；空间集聚态势差异性显著，前者呈“四核集聚，次级中心团状布局”，后者表现出“西东中梯度格局”。3）消费能力、客源市场与通达程度是影响两地民宿分布的重要共性因子，两两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增强了对民宿空间异质性的解释力。4）浙北民宿受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程度较弱，水系环境与景区依赖是两大地区间的区别因子。

采用城市POI、手机信令数据及夜间灯光遥感数据，以深圳市为例，构建城市活力度量指标分析城市活力的空间特征。构建“5D”指标体系度量城市建成环境，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建成环境对城市活力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深圳市城市综合活力显示出“南强北弱，西强东弱”的空间分异特征，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城市综合活力最主要反映的是社会活力。2）城市综合活力、经济活力、社会活力、文化活力均受到建成环境的显著影响。高POI密度、高建筑密度、高平均建筑层数和高土地利用混合度对城市活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3）居住人口密度与路网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与路网密度等交互作用对城市活力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4）在影响机制中，建筑密度、平均建筑层数为底层支撑因素，POI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为直接驱动因素，居住人口密度为诱发因素，距行政区中心距离、交叉口密度、路网密度、地铁站点密度和公交站点密度为调节因素。

以广东省农村地籍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农村宅基地房屋的利用、结构、空间分布等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区内农村宅基地房屋以一层、砖结构和混合结构为主，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同时层高与结构间的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相关性，低层与砖、混合结构房屋主要分布在粤北及粤西等偏远地区，高层与砼结构房屋多集中在珠三角地区。2）研究区内农村宅基地房屋空置、闲置现象普遍，平均空置率和闲置率分别为6.75%和5.66%，且农村空心化现象显著，50.87%的区县村庄处于中度空心化程度以上。此外，研究区内存在一定的一户多宅与户均宅基地面积超标现象。3）研究区内农村房屋利用特征受到人文、自然、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区域经济差异及珠三角发达地区的虹吸效应影响最为显著。广东省农村宅基地房屋利用特征与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且存在一定的闲置宅基地资源，因此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时应当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建设用地优化调整。

通过对广州夏茅村岩溶塌陷进行地质勘察，系统探讨了当地的地质环境条件、岩溶塌陷的灾害特征、岩溶发育条件和岩溶塌陷的形成原因。结果表明，区内第四系覆盖土层厚度大且分布不均，土洞大量发育，隐伏可溶岩的富水性好，溶洞发育；同时，覆盖层内的松散岩类孔隙水与下伏灰岩裂隙溶洞水之间的水力联系密切，含水砂层内地下水位的改变会直接引起下伏灰岩裂隙溶洞水的水位波动，构成岩溶塌陷的水动力因素；钻孔桩施工时钻孔揭穿覆盖层内土洞顶部的黏性土层盖板，造成盖板上部的细砂及淤泥流入土洞，是岩溶塌陷的直接触发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岩溶分布区的地下水动态长期监测网，对岩溶塌陷地段进行灌浆处理，是根治夏茅村岩溶塌陷的主要有效途径。

以中国280个城市市辖区为研究对象，从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3个维度构建城市高温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气象观测数据、人口普查数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等，量化城市高温脆弱性指数，揭示1990、2000和2010年中国城市高温脆弱性格局，并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在时间维度上，1990－2010年中国城市高温暴露度呈升高趋势，敏感性先升高后降低，而适应能力呈缓慢降低趋势；空间维度上，暴露度整体呈南高北低的集聚态势，敏感性与适应能力分布则较分散。2）1990－2000年，中国城市高温脆弱性格局变化较小，2010年中国城市高温暴露度和敏感度均升高，适应能力却有所下降，导致高脆弱性城市数量骤增，分布范围呈由南向北扩大趋势，1990、2000、2010年高脆弱性城市占比依次为24%、28%、62%。3）区域气候条件、自然环境和城市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影响城市高温脆弱性的重要因素，夏季月平均气温、热岛强度对城市高温脆弱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夏季月平均降水量、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高程、最大风速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对城市高温脆弱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气温对于城市高温脆弱性正向效应远大于城市社会经济条件的负向效应，城市高温脆弱性主要受区域温度环境的影响。

存量建设土地再开发过程中对增值利益的合理分配是推动城市更新实施的关键，而多方参与主体为此进行的复杂利益博弈，则是城市更新工作的阻力。鉴于此，以广州城中村改造为例，基于利益主体博弈视角，分析城市更新政策演进中利益分配格局的转变，并从价值导向、权益认定和管理体系三方面阐释影响城市更新主体利益平衡难、博弈周期长的难点，进而从促进存量时代城市更新实施的目标出发，结合改造方案编制的技术要点、审批流程与制度设计，从“公共优先、权益共享、一体化实施”3个方面提出了利益统筹的对策，以及引导价值转变，到合理认定权益，并通过管理体系统筹利益分配的实施路径，以加快城市更新共识的达成，实现存量土地价值盘活。

以湖南省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利用GIS技术构造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探讨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特征和逻辑模式。结果表明：1）张谷英村“三生”功能更新主要表现出生活功能产居一体化、生产功能旅游化、生态功能景观化、旅游功能多样化的旅游适应性特征及圈层分化和阶段有序的时空分异特征。2）张谷英村通过生活空间的人文景观开发与民俗文脉挖掘、生产空间的多元高质旅游服务模块构建、生态空间的生态环境保育与自然景观修复，实现传统物质空间的旅游功能更新和功能融合发展。3）旅游驱动型乡村社会通过供需关系构建、示范效应延伸、主客交往反馈，扩展功能更新范围、加深功能更新程度、提升多元功能质量。“三生”功能的更新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相互演化的共生耦合关系，其旅游化过程体现了空间结构有序变迁和空间属性质量提升的协同演化进程，以多功能交互、多层次联动的综合路径推助乡村振兴。

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面临的严峻挑战。文章利用GIS空间聚类、多元逐步回归等模型，在省域尺度上分析中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的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时序演化方面，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其城乡倒置的现象也日趋显著。2）空间格局演化方面，1995—2018年，城乡倒置现象的空间集聚强度总体呈“低—高—低”的倒U型变化趋势。其首先出现在东部沿海地区，随后逐渐向中西部扩张，最终演化成为全国性的普遍现象。3）驱动机制方面，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背后存在着复杂多维、非线性的交互作用机制。其中，人口和经济因子是该现象的主要驱动因子。对于经济欠发达、人口流出较为严重、农村老龄化水平较高的西部省份，其农村地区“又老又穷”的现象已经成为其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等战略实施过程中的关键挑战。

文章基于流空间视角，提出了城市群协同发展双重内涵，从流动性、连通性与互补性3方面剖析了要素空间流动与区域功能协同的内在关联。并选取旧金山湾区为实证案例，梳理国际湾区城市群从单中心走向功能协同、一体化发展的路径及驱动机制。研究认为，要素流驱动下的旧金山湾区经历了从发育到成熟的3个阶段：1）要素流动强化旧金山与奥克兰双城联系，功能互补促进双城共生发展阶段；2）要素南汇促成三足鼎立，要素对流与功能互惠助推多中心联动发展阶段；3）要素分流促成泛网络空间结构，错位互补发展强化区域环流，湾区实现功能协同发展阶段。文章结论可为构建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推动国际湾区协同发展带来如下启示：应顺应要素流动的客观规律，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为要素流动破除障碍；发挥政府引导作用，提升区域软、硬件基础设施的连通性，为要素流动和实现区域优势互补奠定基础；探索区域协商机制，制定功能互补与联动的区域发展战略，引导要素合理分流与高效配置，实现区域功能联动发展。

通过梳理国内外场景理论的发展脉络，对场景内涵及要素特征进行了深入解读与分析，构建了包含场景要素、场景层级特征和场景规划方法在内的场景规划理论体系，从场景识别、场景构建、场景评价和场景应用视角实现了对场景规划工具的全新探索，用于指导在不同领域开展场景实践工作。并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为例，基于场景规划方法挖掘湾区的现状问题和发展目标，识别出代表未来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方向的重要场景。最后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生态廊道构建为应用示例，初步应用场景规划方法进行场景要素分析，为下一步开展场景评价及场景应用示范等实践探索工作提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