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成环境对公众身心健康产生复杂影响，揭示城市建成环境对公共健康的影响机制与作用路径，可为建成环境优化提供依据，降低环境污染、社会交往及体力活动缺失等引发的健康风险。西方研究起步较早，国内正处于探索阶段，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比较，有助于厘清该领域研究的发展脉络，找出共同问题与特征，把握国内研究的提升方向。因此，文章基于WOS、CNKI数据库，筛选2000—2022年城乡规划、地理科学、健康医学、环境心理学等领域关于建成环境影响公共健康的658篇中英文献，借助Citespace软件对其理论脉络、研究内容及前沿趋势等进行计量分析与梳理。研究发现，中西方学界在理论创新、关注群体与研究内容等方面存在差异。具体地，国际研究率先提出社会福利与环境公正等理论视角，并在理论指导下挖掘建成环境对公共健康在多元群体的影响机制；而国内研究在理论创新上相对不足，侧重引入西方理论在中国展开实证应用，多关注其对老年群体与女性群体影响的传导路径，且实证以静态研究为主，缺乏动态性。

以中国19个城市群所含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第七次人口普查资料等数据，优化模糊逻辑方法，借助ArcGIS和MATLAB平台构建人口流动复杂网络，以人口流动强度表征外生增长，以户籍人口生育率表征内生增长，以儿童比例、老龄化率、平均家庭规模、人口密度、性别比5个指标构建人口负增长评价指标体系，用模糊逻辑方法测算人口负增长风险指数，进而用空间回归方法对城市群人口负增长风险的增长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大陆城市群的人口负增长风险平均值为0.48，流出型城市的人口负增长风险较流入型城市高。2）提升型城市群人口负增长风险受外生增长（人口流动引起的增长）和内生增长（由户籍生育率引起的增长）作用的共同影响，外生增长的影响更大。壮大型城市群人口负增长风险的动力机制是外生增长，培育型城市群人口负增长风险的动力机制是内生增长。3）根据中国城市群人口负增长风险及其影响因素，19个城市群的人口负增长风险及其机制可以划分为8个类型。综上，文章认为提升型城市群应以注重人口空间均衡，壮大型城市群应充分发挥大城市对人口的“截流”作用，培育型城市群应进行人力“固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市场化、分权化和全球化的剧烈变迁，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在转型中，地方政府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原本属于企业的行为特征，并创造了“中国模式”的经济奇迹和独特空间现象，被广泛称为“地方企业主义”。随着城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攻坚期，探索地方治理能力提升和地方发展模式转型的有效路径，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文章从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视角切入，系统梳理地方企业主义理论的兴起与发展历程，从战略、话语和方式等3方面构建中国地方企业主义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从地方政府的差异化“身份”视角入手，梳理中国地方政府为实现企业主义治理而采取的实践策略，总结了中国地方企业主义不同于西方的“中国特性”。研究认为：1）相较广泛参与的西方民主制度，中国的地方企业主义更具行政干预的色彩，各地政府凭借其在行政、公共资源等方面的垄断性权利在地方的企业化实践中发挥着主导作用；2）分权化改革虽然赋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的经济发展的权责，但国家的干预仍无处不在，地方企业主义战略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国家权力；3）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地方企业主义的内涵和外在形式不断扩展，经济增长不再是地方发展的主旋律，如何在发展中兼顾效率和公平的问题成为现阶段政府的重要议题。最后，对企业化治理的可持续性进行讨论，并提出地方企业主义在乡村治理研究中的拓展方向。

基于文献梳理及长期实地调研经验积累，提炼总结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居民文化适应的过程机理，并根植积极心理学探讨文化适应的整合路径，结果表明：1）结合城乡关系演变的时代背景及“U型”曲线理论，可研判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居民文化适应的过程机理。外来文化进入期，居民外在行动积极配合，内在感知具有外来文化偏向和发展期待；文化碰撞调适期，居民外在行动上文化冲突与矛盾频发，引起内在心理负面情绪及文化同化；文化整合期，目标为经历磨合后居民在外在行为上积极主动配合，能传承自身文化并寻求进步，内在感知上心理满意度不断提高，拥有文化自信和积极开放的文化认知。2）援借积极心理学研究理念，基于过程机理的不同阶段，提出传统村落居民文化适应的整合路径。从政府的宏观调控、多元主体协调及预防监督机制3方面创建积极的社会组织系统；从跨文化互动技能、主人翁观念以及灵活开放的文化认知3方面塑造积极的人格特质系统；从文化认同、游客正向凝视和社区关怀3方面营造积极的情感体验系统。

印度洋偶极子（Indian Ocean Dipole, IOD）这一气候因子对印度洋周边乃至全球气候产生重要影响， 在最近20多年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目前尚不清楚其是否对华南沿海地表风速变化产生影响。文章依据中国华南沿海地区地表风速观测资料和最近20多年来对IOD的研究成果，应用统计分析和大气环流变化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结果发现，除了以往提到的高—低纬度温差、北极涛动（Arctic Oscillation, AO）、太平洋年代际振荡（Pacific Decadal Oscillation, PDO）和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l Niño-Southern Oscillation, ENSO）外，IOD活动也是影响华南沿海地区地表风速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IOD活动的影响弱于高—低纬度温差；但相对于AO、PDO和ENSO，IOD活动对该地区地表风速的变化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伴随全球变暖的IOD活动加强是造成华南沿海地区秋季地表风速下降的重要因素。

南粤古驿道是广东历史发展的线性文化遗产。探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之间的内涵关联，有利于增强两者的协同关系与叠加效应。文章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和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内涵解析和趋势分析入手，以广东省南粤古驿道梅关古道古田段连接线为例，探析两者之间的工作关联，提出面向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路径。结果表明：1）古驿道保护面临的问题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目标密切关联，并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内容相衔接；2）古驿道保护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可在国土空间规划落地实施、权益保障、政策激励、公共参与和景观协调等方面相互融合，共同促进国土空间价值提升；3）聚焦发展定位―规划布局―工程设计―统筹资金―服务运营维度，需不断创新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路径，全面推动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以知识生产和传播为核心的研学旅游逐渐成为自然保护地创新发展生态旅游的替代性选择，但知识如何影响参与研学旅游的社区居民的地方认同尚未得到充分关注。文章以广东丹霞山自然保护地为案例地，探讨丹霞山从观光旅游向研学旅游转型发展过程中，知识类型的转变以及社区居民的知识学习、传播对他们的地方认同产生影响的过程和机制。研究发现：1）研学旅游中的知识重新建立社区居民与地方之间的联系并产生地方认同；2）知识对于地方差异的界定与学习、传播知识的行为互动过程共同影响社区居民地方认同形成与变化，不同类型的知识界定地方差异并赋予相应的意义；3）地方认同产生于社区居民对于特定知识框架下的地方差异和地方意义的学习内化过程。知识传播过程中的身份展演实现地方认同的社会化，并产生集体层面的地方认同。

持续增加的中国中产阶级老年人口数量为中国旅游业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社交媒体的使用已广泛融入到中国中产阶级老年旅游者的消费决策中。文章对26名中国中产阶级老年生态旅游者进行深度访谈，基于扎根理论抽象提炼出影响路径，构建出一套社交媒体对中国中产阶级老年群体生态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路径模型。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对中国中产阶级老年人生态旅游消费行为的影响主要涉及五大要素。其中，社交媒体信息效用、社交媒体对消费心理影响和社交媒体平台支持有助于激发中国中产阶级老年群体生态旅游消费意愿的形成。在社交媒体的支持下，良好的生态旅游消费体验有助于中国中产阶级老年群体的自我价值实现，并满足其精神需求。而自我价值的实现和精神需求的满足又进一步强化社交媒体影响下中国中产阶级老年群体生态旅游消费意愿的形成。

流动人口长期处于城市住房阶层的底端，近年来其内部出现明显阶层分化，影响新型城镇化和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文章采用2016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房价数据与城镇数据，分析流动人口住房阶层的特征、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与机制。首先从人口城镇化视角，采用潜在类别模型，根据购房状况将流动人口分为流入与户籍地多房、流入地一房、户籍地城镇有房、户籍地村房、无房共5个阶层。进一步的分析表明：1）流动人口形成三阶五层“土”字形的住房阶层结构，非农户籍流动人口多处在住房阶层的中上层，而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在无房阶层中占比较高，多处在中下层。2）流动人口住房阶层形成南北差异的空间格局，城镇多房和流入地一房阶层多分布在北部和中西部，且多集中在中小城市；而户籍地城镇有房阶层与无房阶层多分布在东南部和南部，且多集中在大城市。3）除社会经济因素外，制度、迁移、区域因素显著影响流动人口住房阶层，户籍制度仍对住房分层有较大影响。4）制度维续、市场转型和住房过滤是流动人口住房分层及其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应加快户籍等制度改革，依据地域实施差异化保障性住房建设，为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流入流出地都无购房的流动人口提供住房保障，促进农村流动人口住房阶层跃迁。

运用连锁网络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基于数字经济上市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数据构建网络，分析2005—2020年珠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关联格局。结果显示：1）2005—2020年珠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上市企业数量增长迅猛，企业跨城市联系增强，深圳、广州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关联网络的控制中心。2）城市群整体关联结构从2005年的广-珠-深及连线城市组成的单三角形转变为2020年的广-佛-深和广-珠-深及连线城市组成的双三角形，网络密度提升，不对称性减弱，由单区域中心向多区域中心转变。3）分行业看，数字经济发展的行业间差距明显，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网络联系最强，金融业最弱，制造业居中，深圳、广州双核心地位凸显，肇庆、江门位于网络边缘。4）推动城市群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进一步增强城市间数字经济合作，更好地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完善边缘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政策和基础设施；在细分行业上统筹规划行业布局，促进各行业均衡发展，形成数字经济发展合力。

文章立足于旅客心理感知，基于随机效用理论，运用SEM-Logit模型方法，探讨机场服务质量的关键维度对粤港澳大湾区航空出行选择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航空出行选择行为并不是对行为意向的简单线性扩展，作为机场服务质量的2个关键维度，强制性流程服务是旅客在机场无可避免且耗费时间最长和最为繁琐的流程，在该过程中的优质服务水平和质量对旅客存在无形吸引力，特别对商务出行旅客在机场－航空公司方案的比选中存在显著影响；2）设施设备和环境虽然不是旅客普遍性考虑因素，但旅客对其感知差异明显表现在机场群内不同机场类型之间；3）预计起飞时间差异、机型、准点率、航班班次、航班价格等其他因素均存在显著影响，且抵达机场时间、航班飞行时间等时间成本是核心影响因素；4）旅客对航空公司类型并不存在明显偏好，但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入驻对区域机场竞争存在明显的抗风险能力。

基于互联网地图服务测算人才住房、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在步行、公共交通和驾车3种出行方式下到达不同等级医院的通勤时间，通过引入高斯距离衰减函数、设立多级搜索半径、考虑供给和需求方竞争效应并利用实时交通大数据改进两步移动搜索法，对深圳市公共住房居民就医可达性进行多维度评价。研究发现：1）紧急就医情境下15%公共住房点驾车30 min内不可抵达三甲医院，普通就医情境下仅10%公共住房点实现15 min就医目标；2）可达性由老经济特区向非经济特区逐渐衰减；3）人才住房可达性最优，其次是经济适用房，最后是公共租赁房；4）公共交通和步行相比于驾车模式下的可达性空间分异更显著。

特色小镇是当前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政策抓手和落地路径。它强调地方专业化经济和集聚经济的外部性，侧重通过政府支持引导来激发多方主体共同参与，以此构建生产、生活和生态融合的创新创业平台，推动人口城镇化和区域内生发展能力。然而，特色小镇的政策引导和扩散具有显著的“自上而下”性，使得地方实践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文章以浙江省134个省级特色小镇为研究对象，通过2017—2022年多次实地访谈、线上问卷和政策文本分析等方法，结合演化经济地理和集聚经济理论，对特色小镇的历史基础、产业属性和发展目标进行识别分析，归纳出具有类型差异的特色小镇，并提出相应政策干预建议。结果显示：浙江省特色小镇可大致分3类，第一类为政府主导的、面向新产业塑造的科技园区型小镇；第二类为企业主导的、面向传统产业升级的专业化市场型小镇；第三类为基于地方特有自然或社会文化资源的、面向旅游业发展的景区型小镇。最后，建议将演化经济地理思想纳入特色小镇发展实践中，重视历史、空间与地方作用，避免标准化、指标化的“一刀切”政策干预方式。

对中国地理学会联合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公布的24种人文地理学领域中的高质量中文期刊进行筛选，重点分析了1982―2022年的552篇港口地理研究相关论文，以揭示中国港口地理研究的发展脉络以及研究特征。结果发现：1）中国港口地理研究大致经历了初创阶段、探索阶段、快速发展阶段、视角转变阶段。2）腹地划分的研究侧重在经济腹地和港口腹地一体化发展。物理和物流腹地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3）港口的集中与分散度测量是港口体系研究的重点。多式联运的发展促使港口体系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学者倾向于从宏观的角度解释影响港口竞争的因素。4）港口网络的研究主要涉及拓扑空间布局、网络结构变化以及网络安全评估等内容。5）港城关系研究中，空间关系的考察集中在港城界面的发展，尤其是滨水区发展与规划。港城之间的经济关系相对复杂，学者尚未达成共识。6）中国港口地理研究具有服务国民经济应用的显著特征，港口布局和选址等内容是研究的重点。目前，中国对近些年西方强调的社会、制度、文化、供应链等内容关注较少。未来应重视极端天气与地缘政治的影响，深化港口内部码头以及企业的相关研究，推动AIS大数据的应用，加强相关理论的构造。

简要回顾19世纪以来地理学术史可见，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在过去从未曾统一过，至少在如今论证地理学在应对人类所面临的各类问题的过程中有其用武之地时所追求的那种形式上是如此。不过，自然地理学已开始认识到实证主义的局限，这为解决眼下正在影响我们星球的一些紧迫问题开启了一条合作路径。文章在结尾部分以实例展示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合作的可能状态，倡导学界多关注政治-地志学取径，将地区在权力结构内部和外部的关系纳入考量，从而集中探讨世界范围内区域的多样性。

在全球化语境下，跨界区域成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战略地区，跨界治理也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研究中的关键议题。当前，随着逆全球化趋势日渐严峻，区域治理转型探索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文章基于政策网络理论构建了跨界治理网络研究框架，认为在跨界治理中，各政府行为体基于共同发展目标，在中央权力重构下，形成多层次、系统性的政府共商组群，共同作用于跨界区域发展。其中，经济地域化与政府能力是理解这一概念的关键。在“一国两制”制度框架下，以深港跨界区域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了经济地域化进程与跨界治理网络构建之间的密切关系，探讨了跨界治理网络的运作方式，进而分析不对称治理下辖域网络内的政府-社会关系对跨界治理网络的运作的影响。研究证明，跨界治理网络是一种韧性的治理机制，克服了传统政策网络在实践中的局限性和过于简化的问题；并将跨界的经济和制度都根植于可变化的地域背景之中；采用多层次治理方法中的“通用”和“特定任务”来描述不同的政府共商组群，同时引入“倡导联盟”框架的理念，有助于理解政府主导的跨界地区制度一体化的过程。在跨界治理网络的动态构建下，这种多层次、系统性的治理方式将带动深港跨界合作不断深入发展。

“飞地经济”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空间治理工具，广东在全国率先探索“飞地经济”模式，旨在“以点带面”促进粤东西北地区发展，但亟需破解“飞地经济”产业协同弱、与地方城镇化发展脱节、利益驱动机制不足等问题。文章借助共生理论，分析“飞地经济”中不同行为主体之间合作关系和互利共生机制，基于“飞地经济”的特点，建立“产业共生网络-产城共生单元-利益共生机制”的“飞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框架。实证上，以广清经济合作区（广德园）为案例，探讨其发展历程、驱动机理，分析其面临的产业移植化孤岛化、产城单元割裂、利益锁定与权责错配等共性问题，提出建立跨区域“飞地经济圈”、建立产城资源链接平台、构建利益共同体的高质量发展路径，推动从非对称互惠共生迈向更高水平的对称互惠共生。

主要基于2014—2021年美国出口管制条例（EAR）以及珠三角电子通信产业发明专利数据，通过描述性统计以及建立QAP（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二次指派程序）和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新一轮贸易保护对产学研合作关系以及二者共同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珠三角电子通信产业产学研合作创新关系的结构逐渐去中心化，其异质性增长趋于停滞，新一轮贸易保护没有促进产学研合作关系异质性的增加；新一轮贸易保护显著调节地理邻近性，造成合作创新的地理尺度下降。计量回归结果显示，在贸易保护的冲击下，产学研合作关系的异质性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由正转负，倒U型关系已达显著；贸易保护使其他维度的邻近性与地理邻近性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此消彼长，其调节效应突出体现在其强化地理邻近对产学研合作关系及创新绩效的正向效应。上述发现提醒产学研创新支持政策还需进一步细化优化。文章由此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即针对不同类型企业的内部与外部化创新交易成本制定相适应的创新支持政策，强化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促进跨地区合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中国的区域战略性产业摆脱国际技术贸易封锁、实现高质量自主创新与技术合作提供决策参考。

日常生活是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研究话题，城市发展与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与节奏密切相关。从列斐伏尔节奏分析理论的视角，采用自我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从文化主位展现广州传统社区西关居民的日常生活节奏和空间具身体验，基于此，反思城市化进程中旧城改造、旅游开发等对居民生活和城市文化的复杂影响。研究表明：1）透过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发现城市更新与旅游开发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了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工具理性使居民日常生活空间实践与身体节奏服务于现代城市与旅游社区的发展。2）在城市化过程中，居民可能通过迁出传统社区的方式，配合城市发展的空间布局与生活节奏，或是调节生活节奏以适应长距离通勤。3）在景观化过程中，居民通过让渡休闲空间与时间，与游客的节奏从不协调（arrhythmia）转为协调（polyrhythmia），但自身的休闲时间变得更为个体化。4）城市化与景观化促成了“呈现”（the present）的传统社区，逐渐嵌入到传统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意义中。传统社区居民的身体被城市生产理性与旅游业的隐形节奏所规训与统治。

采用数理量化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法分析成都平原耕地非粮化时空演变特征，构建经济计量模型识别耕地非粮化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时序上，2000－2019年成都平原耕地非粮化面积与非粮化率均呈波动增加趋势，其增幅分别为4.40%、13.53%，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保障面临较大压力；2）空间上，成都平原34个区县耕地非粮化面积呈多中心分散分布态势，非粮化率呈中部高、东北和西南低的空间格局，且非粮化面积空间分布集聚区域集中在成都及其周边临近城市；3）经济作物种植规模、农业结构调整、城镇化率、耕地保护政策是影响成都平原耕地非粮化最主要的因素。基于此，提出划定耕地保护红线以落实耕地用途管制、加强部门协同管理以形成耕地保护合力、完善农业补贴制度以保障农民基本权益、加大耕地保护政策宣讲以提高粮食安全意识的建议。

基于2006—2019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估计了国家级新区的碳减排效应，并检验了其碳减排的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研究发现：1）国家级新区设立能降低所在城市碳排放量，并且在设立3年后会对所在城市的碳排放量产生显著的长期抑制作用；2）国家级新区政策主要通过技术效应和节能效应降低所在城市的碳排放；3）国家级新区设立对周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呈现先增加、后降低、再增加的“∽”型变化趋势，其中，对周边200~250 km范围内的城市产生显著的降碳作用；4）国家级新区对北方城市的碳减排效应高于南方城市，单城布局模式具有明显的减排效应，而双城布局模式并未显著降低所在城市的碳排放量。

自由与舒适的旅居受到老年群体青睐，在相关研究中形成了繁杂的老年旅居概念，但概念间交错重叠，现象认识零散孤立。文章尝试从老年人的毕生发展角度，引入毕生发展控制理论及其优化策略框架，深化框架理解，重新解读老年旅游行为，识别老年旅居类型，形成统筹认识。研究发现：1）老年旅游表现出毕生发展控制的策略特点，其中资源和意志投入是关键因素。2）在资源-意志投入分析框架下，老年旅居进一步聚焦为4种类型，分别为“大投入-长旅途”老年旅居、“大投入-短旅途”老年旅居、“小投入-长旅途”老年旅居以及“小投入-短旅途”老年旅居，呈现不同的场景切换和状态交替表现，拥有不同的参与难度、社交选择和目的地要求。3）老年旅居代表目前为数不多具有显著适老性的旅游形式，现象研究与产业发展前景广阔，但对现象本身的探讨不足，未来可从人地互动视角，形成行为、主体和空间互动的系统探讨，提升实践指导价值。

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计算及其参数综合在洪水灾害防治中起着关键作用。变化环境引发暴雨洪水等水文极值增加，中小流域暴雨洪水灾害面临严峻挑战。文章对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计算全过程及参数综合研究进展进行系统回顾、梳理和总结，并对目前常用的产汇流计算方法及其参数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和局限性进行探讨。流域下垫面和暴雨特性的空间异质性大，产流损失根据其地理特征形成以经验和半经验方法为主的计算方法；汇流计算以推理公式和单位线法为主，流域地形地貌汇流特征能基本反映，但流域形状和微地形在当前计算方法中反映甚少；当前使用的参数成果均由20世纪80年代前的数据得到，限于资料精度和技术水平，参数综合要素较为简单，多地出现不适用现象，亟需开展新一轮的暴雨洪水计算参数综合；在中小流域暴雨洪水过程模拟及实时预报上，结合雷达测雨、高分辨率遥感、高性能计算和深度学习等技术方法的研究已初具规模，建议加强利用新兴技术计算流域产汇流参数，推进其在暴雨洪水设计上的应用。

基于自传体记忆理论和自我扩展理论，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在挖掘旅游记忆建构维度的基础上，探讨旅游记忆建构对旅游者自我概念扩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旅游记忆是旅游者在场体验后，经个体筛选和重塑所形成的难忘的自传体记忆，呈现深刻性和动态建构性，其建构维度包含认知评价、互动感知和情感涉入3个方面；2）旅游记忆中的认知评价、互动感知和积极情感涉入有助于促进旅游分享行为，旅游分享又进一步显著正向影响旅游者个体自我和社会自我的扩展；3）在旅游记忆建构对自我概念扩展的直接效应中，认知评价和互动感知对个体和社会自我扩展皆具有正向作用，而积极情感涉入仅对个体自我扩展具有正向作用，其通过旅游分享间接影响社会自我扩展。

基于国家高质量发展理念内涵，结合革命老区地方实践和地域特色，采用扎根理论进行三级编码，编译出革命老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科学构建了革命老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赣州、闽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革命老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以传承、保护与利用红色文化和资源为任务，推动经济发展规模增长和结构优化为路径；2）评价指标体系由“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城乡协调-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内外开放-红色文化”7个维度40项指标所构成；3）赣州、闽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在县域高质量发展水平上呈现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且省域边界县域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4）创新驱动是革命老区县域高质量发展差异的重要来源，而生态文明对于现阶段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尚未体现足够的驱动力。研究对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珊瑚生长率是珊瑚古气候研究的重要指标，其反映珊瑚生长快慢，并提供高分辨率的海水表层温度变化信息。中全新世作为当前全球变暖的地质历史相似型，利用珊瑚生长率重建该时期的气候环境状况对于理解现代气候变化的过程及其机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文章对采自海南潭门珊瑚岸礁的23段中全新世（6143—4356 a BP）滨珊瑚进行生长率分析，并基于该区域现代（2005—2021 AD）滨珊瑚生长率与SST的关系重建了中全新世期间共406 a的年均SST序列。结果显示：1）中全新世滨珊瑚生长率的变化范围为0.607~1.670 cm/a，均值为1.079 cm/a，且存在明显的波动变化过程；2）基于生长率重建的中全新世平均SST为25.7±0.54℃，这与全球变暖程度加剧背景下的现代海温相近；中全新世年均SST的变化范围为24.7~26.8℃，其中5860、5660和5160 a BP为3个显著的低温期；3）对比现代与中全新世（5427—5394、5243—5209、4515—4456和4404—4356 a BP）珊瑚生长率的频谱周期，发现现代与中全新世珊瑚的生长率均存在显著的3~7 a ENSO周期，但中全新世ENSO主周期改变且频率显著降低，表明中全新世的ENSO活动总体偏弱；概率密度函数统计进一步显示中全新世期间ENSO变率存在逐渐增强的趋势。

珊瑚生物天敌黑皮海绵、长棘海星在世界范围内暴发严重威胁珊瑚礁生态健康，然而目前珊瑚礁领域尚缺乏生物天敌暴发后对珊瑚礁地貌类型影响的定量研究。文章利用太平岛珊瑚生物天敌黑皮海绵、长棘海星2次暴发事件前后，覆盖太平岛2016—2022年的26期Sentinel-2遥感影像，结合高分辨率GF-2（PMS）遥感影像和卫星遥感影像地理信息系统Google Earth平台中的数据，开展中国南海太平岛珊瑚礁地貌类型遥感影像分类实验，对密集珊瑚沉积区、稀疏珊瑚沉积区、珊瑚丛生区、沙坪、浅礁前斜坡等珊瑚礁地貌类型演变进行特征分析。结果表明：1）结合专家解译知识和支持向量机（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分类算法开展的太平岛珊瑚礁地貌类型分类，最高总体精度和Kappa系数分别为96.46%和0.94。2）在2种珊瑚生物天敌暴发期间，太平岛的珊瑚礁丛生区、密集珊瑚沉积区、稀疏珊瑚沉积区等珊瑚礁地貌类型面积有显著下降；黑皮海绵暴发后对密集珊瑚沉积区影响最大，其面积减少72.92%；长棘海星暴发后对珊瑚丛生区影响最大，其面积减少59.17%。3）2016—2022年，太平岛珊瑚礁退化率高于恢复率，其中2017年3—6月珊瑚礁退化率最高，为23.88%；在2017年6—9月珊瑚礁恢复率最高，为18.03%。

以苏州中心城区为例，运用长时间跨度的城市兴趣点数据，采用核密度估计、区位熵等方法，识别城市功能中心的时空分化特征，进而探讨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1）城市功能中心的空间分布由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化，主副差序格局显著。功能中心的功能呈现公共性向生活性主导转变，并逐渐转化为消费性主导的特征，且主导功能的空间分异显著。2）驱动机制方面，多尺度空间、多层级政府的规划政策共同建构嵌套式的演化驱动机制。其中，宏观政策层面，经由国家战略落位和区域规划向下传导，指引空间和功能的整体演化方向；中观政策层面，有为政府通过构建蓝图式规划，联动市场机制，推动城市多功能中心的生成；微观政策层面，城市功能疏解、空间更新和新城特色空间营造等行动政策协同，推动城市各功能中心的功能疏解与集聚。城市功能中心的主导功能类型演化有其客观规律，有必要加强多案例对比研究，注重从功能中心体系视角出发，探讨功能中心的联系与分工，以促进规划政策的精细化供给。

采用企业大数据、手机信令等多源数据，从城际间产业集群的潜在关联、实际关联2个维度，构建产业集群区域协同发展评价体系，以珠三角城市群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为例，研究发现：1）珠三角城市群以深圳、东莞、广州为核心，形成较为完善的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链网络，从潜在关联看：同质化水平较高且围绕着各都市圈表现出专业化分工趋势；从实际关联看：核心城市资金交往紧密、各都市圈内出行关联密切。2）珠三角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显著的是深圳与东莞、深圳与广州、珠海与中山、中山与江门，其中深圳与东莞表现为差异化强合作；珠三角核心城市间协同关系较好，但边缘城市有所不足，总体协同水平不高。该评价体系可用于测量城际产业集群的协同发展，有助于城市规划和政策制定，促进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为其他城市群的产业协同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红色歌曲记录了特定时空的家国故事，是传播中华民族精神，构建集体记忆，引发情感共鸣的宏大叙事。基于人文主义认识论，借助NVivo11软件，采用扎根理论、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及LDA模型从时空叙事视角分析歌词文本的维度结构及其价值内化机理。结果表明：1）红歌歌词文本可分为时间、空间、记忆和精神4个维度，其中时间和空间是显性维度，而记忆和精神则是时空中的隐喻维度，呈现时空表现隐喻至时空表征的关联路径。2）红歌的价值内化体现为受众对多维度信息的接收、比对、叠加、重构、升华等系列过程，从而构建符合社会主流价值的思想和意识。3）红歌歌词的价值内化机理是政治话语、文化基因和现代性作用于媒介、教育、主体和社会等因素上的连锁反应。

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搜索关键词“波浪－海滩－沙丘相互作用”，筛分出与主题紧密相关的文献近百篇并对其梳理与分析，将研究阶段与理论模式进行划分，厘清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与机遇。结果发现，波浪－海滩－沙丘相互作用研究自1980s以来经历了理论提出、区域拓展、深入研究3个发展阶段。理论模式从单一的概念模式发展为不同尺度概念下的相互作用理论模式，研究方法从单一的野外测绘和海图测深资料发展到野外实地观测、室内风洞试验、3S技术与数值模拟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研究区域，从澳大利亚东南部海岸扩展到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和亚洲等地海岸。同时，波浪－海滩－沙丘相互作用研究中也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针对不同区域的海岸沙丘动力地貌系统难以总结出一个具有普适应的理论模式；微观尺度内，已有的理论内容难以完全的揭示波浪、潮汐水动力与碎波带/海滩和风动力与海滩—沙丘地貌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机理；中观尺度内，整个碎波带、海滩与沙丘系统对风暴的响应与反馈机理还需要进一步观测与深入研究，且建立事件尺度内的动力与地貌响应过程和中期地貌形态变化之间的联系还需要更长时期的实地观测与模型改进；宏观尺度内，海平面抬升引起海岸变化的预测模型需要多时空的实地观测数据支持与验证。未来可结合历史资料、实地观测数据、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综合分析各环境要素与碎波带、海滩、沙丘地形地貌之间的动力过程与形态响应关系，采用数值模拟技术揭示不同时空尺度的波浪－海滩－沙丘相互作用关系机理，进一步完善波浪－海滩－沙丘相互作用理论内容。

港口城市环境影响着临港企业技术行为的塑造及其创新绩效，临港企业的技术变迁反过来又决定了港口城市的转型升级和多样化发展。演化经济地理学兼具时空要素融合，旨在理解经济活动空间变化的历史过程，适用于剖析与临港企业技术变迁相关的话题。文章整合运用了演化经济地理学中的广义达尔文主义、复杂性理论和路径依赖等视角，深入分析并讨论临港企业的技术变迁机制。研究发现：1）在市场竞争中，临港企业具有异质性，各企业的技术选择机制各有不同，形成类似于生物种群的技术演化关系。2）在有限理性的前提下，临港企业的技术变迁主要以局部搜寻的形式展开，可在认知邻近和较远认知距离之间的某位置实现较好的创新绩效，助力港口城市的技术路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3）临港企业技术路径的演化可被分为4个阶段（路径形成前、路径形成、累积和自我强化、路径迁移），其面临着3种障碍（功能性锁定、认知性锁定、制度性锁定），新技术路径的形成需要内外合力的共同作用。

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作为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绿色空间与公共健康之间的关系亟待深入研究。通过梳理城市绿色空间与居民心理健康的关系的国内外研究进展，梳理绿色空间使用与暴露水平的多种测度方法，阐明绿色空间影响居民心理健康的“减轻环境压力-修复力-建设力”机制，基于“社会-生态”视角揭示绿色空间使用机会、使用动机和易用性的群体差异对绿色空间心理健康效应的调节作用，并指出当前研究存在对不同社会文化群体心理健康增益效果关注不足、地区绿化水平评价方法单一、未解决地理背景的不确定性问题、忽视居住自选择问题和复杂非线性关系尚未明晰等局限性，并在研究内容、研究数据、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提出展望。

通过Python技术从互联网获取自杀死亡案例数据，采用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和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对2000—2018年中国自杀死亡案例的时空特征及案例自杀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自杀死亡案例数总体呈上升趋势；一年之中，夏季5—6月为自杀死亡高发期，冬季2—3月为自杀死亡低发期；一月之中，1、10、20日为自杀死亡高发日；一天之中，77.2%的自杀死亡案例发生在T 06:00—19:00，T 09:00和T 15:00为自杀死亡高峰时点。2）中国90.98%的自杀死亡案例数分布在人口稠密的东南半壁；案例自杀率东南半壁高于西北半壁，南方地区高于北方地区，东部、中部、西部呈梯度下降；大兴安岭至云贵高原、秦巴山区至大别山区、苏北海岸至海南岛，案例自杀率相对较高。3）中国绝大部分地区属于自杀率低等级区，但低等级区有向高等级区转变的趋势；研究期内自杀热点区有由东向西扩散趋势，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始终都是自杀热点区。4）中国自杀死亡的时空特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市域尺度上，案例自杀率与人均GDP、城镇化率都呈显著的正相关性，经济因素对自杀率的影响在东南沿海要大于西北内陆。文章得到的重要启示是：贫富差距是导致人心理失衡发生自杀事件的重要因素，只有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道路才是人民的幸福之路和健康之路。

以苏州平江街区及斜塘老街为典型案例，结合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建立基于场域理论的社会空间分析框架，通过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质性方法，探究文化消费与日常生活场域内社会空间演变机制，结果表明：1）不同区位街区的历史文化累积程度具有较大差异，这也决定了街区开发本身所拥有的可塑性。2）街区的发展基础会对权力主体的决策产生影响，权力主体的干预时序与实施力度直接影响战略规训的方向与实践结果。3）更新改造推动街区内部社会空间的重构与组织，使其分化为日常生活和文化消费2大场域，场域间呈现交织平衡与相互剥离2种状态。保留原住民生活场域不一定会造成“非此即彼”的矛盾与冲突，而剥离原住民的更新方式或不可避免地致使街区走向大众消费化或精英化。引导积极的社会空间演进，实现文化消费与日常生活的共生，是文化导向型历史街区更新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