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通过把人与非人的、物质的和社会的要素并置在行动者网络内，为地理学家审视“空间”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理论工具，在人文地理学各分支学科的应用日益增多。文章以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遗产地为研究对象，使用ANT研究了开平碉楼与村落从偏僻乡野向世界遗产地的空间生产过程。研究发现，开平碉楼与村落的行动者主要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国家各级政府、开平碉楼与村落专项基金会、旅游企业、旅游者、碉楼华侨业主、碉楼当地业主、其他非业主居民和开平碉楼与村落环境。开平碉楼与村落所处区域的经济衰落呈现出的行动者集体的问题是行动者转译原因，也是开平碉楼空间再生产的起点；申遗与旅游开发成为行动者利益赋予、征召与动员的过程，也同时阐述了空间再生产过程的机理，由部分业主对网络提出的异议则指涉了新的空间再生产。
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与恢复是中国民族认同研究的宏观背景，以往研究多强调国家建构的外部视角，较少从民族身份赋予的合理性和正统性背后，结合外部与内部的双重视角深入挖掘各相关主体如何参与到民族身份建构的过程。文章采用实地观察、深度访谈、文献法等对务川龙潭仡佬族进行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以民族学家梳理的“濮―僚―仡佬”的族源承袭为理论依据，又以文字文本为依据发掘了濮、僚、仡佬与朱砂的关系，切合当下龙潭原住民与朱砂的生产生活，并以之建构其“仡佬族”身份。研究结果显示：“朱砂”的地方性参与了民族身份建构，且在旅游背景下地方再造的过程中，政府通过对“朱砂”的文本、祭祀、景观恢复与再造进行了对“仡佬族”身份的二次建构与强化，反映了地方政府主体对朱砂的地方性视角；但如何更好地进行地方再现，对地方文化的发展将有何影响，如何唤起族群真实的情感，官员、宗族精英、普通民众等不同的地方主体何以凝聚，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思考。
文章通过文献分析法，在回顾西方家庭厨房研究的背景和内容的基础上，总结得出：西方文化地理学在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后殖民化和后工业化的背景下，主要从物质文化、性别文化和跨地方文化3方面探讨了现代厨房作为社会文化空间的建构，它们认为厨房作为一个家庭空间，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并强调厨房在构建人类日常生活和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过程中起主导性作用，而并非仅仅是家庭烹饪活动的承载空间。基于此，根据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的特点，文章对中国文化地理学的家庭研究现状进行了展望，指出今后中国文化地理的家庭研究需将家庭视为一个社会文化空间，分析家庭如何成为连结不同尺度空间的重要节点以及如何承载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分工，以期对中国文化地理学的家庭研究以及有关微观空间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作出理论方面的贡献。
如何在边境地区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等自由、快速的有效流动，从而促进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防止国际犯罪集团、恐怖主义、非法移民、毒品和大量破坏性武器通过边境地区进入本国，以保证边境和国家的安全，已经成为各国对边境安全研究的核心。当前围绕这一主题国外政治地理学对边境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边境安全研究的基本理论探讨、自由贸易与边境安全、恐怖主义与边境安全和先进技术应用与边境安全等4个方面。文章在梳理这4个专题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了今后边境安全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基本问题：1）边境安全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不一致性；2）高新技术在边境安全管理中的应用；3）边境安全管理中的双边合作；4）边境安全预警体系构建。最后，提出了国外边境安全研究对中国边境安全的一些启示。
现代性、全球化和城市化催生了当代的怀旧现象并使其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重要话题。涵盖人们衣食住行和精神文化消费领域的怀旧消费风靡全球，以城市怀旧为主题的特殊消费空间和文化空间作为怀旧消费实践过程中的时空综合体，其地方建构的过程及社会文化意义值得文化地理学者进行探讨。文章以广州百年老字号西餐厅太平馆为案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并收集相关媒体报道作为资料来源。从怀旧餐厅的物质空间建构和情感空间建构2个维度对其地方建构的过程，以及此空间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究。研究表明，太平馆作为怀旧消费空间，经营者通过对物质空间的主体性建构再现地方记忆，使得地方感得以再生产；而与此同时消费者则通过在怀旧空间中的消费实践获得归属和认同等情感体验，并成为了情感空间建构的积极主体，通过对太平馆的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积极推动怀旧地方的持续建构。
单位大院是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早期单位制下出现的特殊复合型地域类型。随着单位制消除和市场经济的日益完善、倡导功能分区的城市规划，单位大院逐渐成为边缘化的地理单元。已有研究多关注北方大城市单位大院空间形态演变模式及其对城市的影响，缺乏针对南方小城镇单位大院特别是其贫困演化过程的细致解剖。文章以广东乐昌市棉纺厂大院为案例，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结合GIS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企业型单位大院从物质空间到内在群体的贫困演化类型及特征。结果表明：1）粤北城镇企、事业单位大院留存情况相异，且各企业型大院的解构过程也不同；2）企业型单位大院与城市贫困集聚区重合度较高，有贫困固化和结构性贫困特征，居民活动空间被动拓展，女性居民个人活动时间受压；3）大院居民社会网络具有密度大、强联系特征，不利于该群体向外拓展和向上攀升，进一步固化了贫困。
利用常规气象地面观测资料、探空资料，中小尺度自动站监测网、雷达遥感等非常规观测资料，对于2013-07-14发生的广西金秀县漂流灾害事件的气象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广西金秀县天堂谷漂流灾难是由一个小尺度的脉冲对流单体风暴在发展强盛过程中，产生的短时强降水所引发，脉冲对流单体风暴在雷达速度剖面图上具有低层经向辐合和高层辐散出流的特征，回波高度超过10 km，但上升气流未出现倾斜，强回波中心主要位于3~6 km的暖层云中，是典型的强降水风暴类型特征；脉冲对流单体风暴处在台风槽尾部的高温高湿大气环境条件下，边界层强辐合线是对流单体风暴生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强迫机制；雷达反演的降水量能够较精确地反映无雨量监测站流域的雨强，反演的平均面雨量超过30 mm/h，为禁止漂流的危险等级。雷达估测产品的应用能为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灾害多发区的监测预警提供可行的方法。
白鹅潭位于广州市区西部，是珠江广州段水最深、河面最阔之处，前、后航道及流溪河交汇的节点，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和自然条件对广州市城市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首先探讨珠江白鹅潭段河段卡口的地质地貌特征，利用近代地图及遥感图等数据，分析白鹅潭的河道演变及冲淤变化。结果表明，白鹅潭卡口河段的控制性作用对珠江水位的稳定具有重要的影响，白鹅潭段河床演变总体特征为河道缩窄较为明显，而淤浅相对较缓，卡口河段束窄，势必影响上游洪水下泄和缩减下游纳潮量。因此为保护珠江和广州城市的安全，应遵从河道演变规律，保证珠江卡口段两岸有较开阔的空间，不应再束窄江面。
作为农村宅基地的使用主体，农户在农村宅基地流转决策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他们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认知与意愿对规范农村宅基地流转起着关键作用。文章通过对“江西省农村宅基地流转”专题调研，以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分析江西省当前农户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认知与意愿，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农村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表明：农民对于国家农村宅基地的相关政策了解程度一般，对于构建规范有效的农村宅基地流转机制期望较高，但反映出普遍担心农村宅基地入市后的高房价和投机行为的发生；户主年龄、家庭年收入、家庭农村宅基地面积及个数对农户农村宅基地流转的影响最大。最后，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为研究生物炭对岩溶区玉米生长、土壤CO2体积分数和排放速率及岩溶作用的影响，通过野外盆栽试验，将蔗渣生物炭分别以土壤质量分数为0%（CK）、0.5%（T1）、1%（T2）、2%（T3）和5%（T4）添加到石灰土中，并栽培玉米。测定玉米生育期中土壤CO2体积分数和排放速率、土壤淋溶水中Ca2+和 质量分数；并测试玉米收割后土壤有机碳质量分数和容重及玉米生物量。结果表明，添加生物炭增加土壤有机碳质量分数，显著降低了土壤容重；2%和5%生物炭添加显著增加了玉米秸秆干重、玉米棒干重和玉米根干重；在玉米苗期，5%生物炭添加显著增加了土壤CO2体积分数和排放速率；在玉米拔节期、抽穗期和成熟期，2%和5%生物炭添加显著增加了土壤CO2体积分数、排放速率以及在此期间收集的土壤淋溶水Ca2+和 质量分数。由此可见，蔗渣生物炭作为岩溶区石灰土改良剂，在一定程度上改良石灰土性质，促进了玉米生长，提高了岩溶区土壤CO2的体积分数和排放速率，加快了岩溶作用。
收集广东省环保局发布的2003―2012年水库蓄水量、水质指数和供河源市的饮用水供水量，并根据逐月数据计算了逐年、月均和干湿季3指标。结果表明，新丰江水库供河源市的饮用水逐月供水量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2012年年供水量是2003年的3.3倍之多；各月水质均无任何超标项目，多年平均1月水质最差，年均水质指数总的趋势是下降，水质有所好转。与干季相比，湿季水质更优，供水量更多。统计分析显示，干湿季间供水量差异极显著，水质指数差异显著，而水库蓄水量差异不显著。逐月供水量与水库蓄水量呈极显著正线性关系，与水质指数呈极显著负线性关系。而干湿季和年供水量分别与水库水质指数间的负线性关系均达到显著水平，与同期水库蓄水多寡没有显著关系。总体上近10年来新丰江水库的供水需求和供水能力在不断增加，而水库蓄水量却比较紧缺（10 a间58%的月份水库蓄水量处于紧缺或比较紧缺状态）；虽然水质很好，但流域内存在多个污染隐患（如养殖、采矿、生活污水、林业结构不合理等）。因此水库供需矛盾比较突出，供水安全存在水量和水质的双重隐患。水库供水调度中需要充分考虑供水需求规律，并采取有效措施监控流域污染，才能切实保障水库供水安全。
通过对香港岛水域V10柱样中化石硅藻与重矿物的鉴定分析，结合14C年代数据，探讨了该区全新世环境的演变过程及硅藻组合和重矿物组成对海洋环境变化的响应。结果显示：全新世该水域硅藻始终以沿岸半咸水种占据绝对优势，其次为咸水种，基本不见淡水种；重矿物中自生黄铁矿和菱铁矿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共同反映该区自全新世以来为近岸低盐的海洋环境，沉积界面以强还原条件为主。受全球及区域气候变化影响，该区全新世气候与环境变化呈现出阶段性和复杂性：其中，约11 650―10 650 cal. a BP，气候由冰期的寒冷转向温凉，海平面上升；10 650―7 200 cal. a BP，气候温暖但可能较为干燥，海平面的变化仍主要受海侵的影响；7 200―6 000 cal. a BP，气候温暖湿润，夏季风降水大幅增加，海平面继续上升，到6 900 cal. a BP达到最高海平面；6 000 cal. a BP之后，夏季风减弱，海平面回落，气候可能又变为温干。
基于服装企业点状数据，采用核密度、标准差椭圆、热点探测和Ripley's K函数相结合的点模式空间分析方法，对比研究了1995、2000、2005和2010年深圳服装企业空间分布特征，进而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检验主要区位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深圳服装业随时间演变，核密度高值区域日渐明朗，整体呈现集中分布态势，标准差椭圆面积有所收缩，热点区域在扩大，西部热点区倾向北移，中部热点区得到进一步强化，集聚特征呈现“先增后减”趋势，集聚范围逐年扩大；负二项回归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区域协作和制度因素对服装业空间演化有着显著影响，其中产业集聚和制度因素影响逐渐加强，而区域协作在城市产业发展中寻求着空间动态平衡。深圳服装业空间演化惯性效应突出，因企业对集聚经济内在需求和区位环境等外部需求产生的路径依赖，约束了产业后续空间演化的各项特征。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重要的转型时期，产业升级和空间优化成为城镇群地区跨越发展门槛、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的关键因素，研究产业发展与城镇空间的相互关系成为一项全新、紧迫的科学问题。文章从空间视角切入，提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镇空间响应系数”，定量分析了珠江三角洲不同产业的城镇空间响应强度时空特征，探讨了城镇空间响应强度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内在关系。根据第二、第三产业的城镇空间响应强度，将珠三角各县（区）划分为一致响应型、偏R2（第二产业发展的城镇空间响应系数）响应型和偏R3（第三产业发展的城镇空间响应系数）响应型。经济发展水平、城镇人口集聚水平、区域政策和制度是影响珠三角城镇空间响应强度的主要因素，工业化进程越快，城镇空间响应强度越强。在不同工业化阶段，要采取差异化的调控措施，把产业结构演变与城镇空间优化相结合，建立土地利用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按照“美丽中国”建设的时代内涵要求，从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5个维度入手，尝试性地构建包含32个单项指标的“美丽湖南”建设水平定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判标准；以市（州）为评价单元，探索性地采用BP人工神经网络方法建模评价“美丽湖南”建设现状。结果表明：1）分维度看，2011年湖南省各市（州）政治子系统评价均值为0.651 4，评价结果为Ⅱ级，处于“美丽”状态；生态、经济和社会子系统评价均值分别为0.501 8、0.450 2和0.473 0，评价结果为Ⅲ级，处于“较美丽”状态；文化子系统评价均值为0.419 7，评价结果为Ⅳ级，处于“欠美丽”状态。2）整体而言，2011年湖南省各市（州）系统综合评价均值为0.492 7，综合评价结果为Ⅲ级，总体上湖南省处于“较美丽”状态。3）运用BP人工神经网络建模评价，简便高效，结果客观可靠，在区域建设水平综合评价中适用、有效。
依据2012年广东省经济-社会公平-生态环境方面的数据，构建经济-社会公平-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借助物理学中耦合协调度函数建模法，定量分析了广东省珠三角外围粤东、粤西和粤北12个地级市的经济-社会公平-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各市经济、社会公平、生态环境3个子系统的发展程度各异，省内不同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水平也存在一定差距，一半城市处于协调发展阶段。根据各城市经济、社会公平、生态环境的发展现状，将其划分为3种类型：1）经济发展落后于社会公平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地区，包括河源市、梅州市、云浮市、汕尾市等，未来在城市发展中重点要促进此类地区人口和产业等要素的集聚。2）经济发展较快但区域差距扩大地区，包括湛江市、茂名市、阳江市、韶关市和清远市，此类地区未来城市发展重点要提高中心城市人口的承载力，吸引人口和经济要素同步集聚；同时培育市域副中心，形成新的增长极，扶持县域经济的发展。3）经济发展较快而生态环境保护滞后地区，包括汕头市、揭阳市和潮州市，此类地区未来城市发展要重点加强建设区域性的生态环保基础设施，优化已经发展的城镇地区发展空间。
对中心城市的选择与培育是欠发达地区区域发展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江西省社会经济数据及交通地理数据支持下，以2000、2005及2010年为时间断面，采用Kernel城市空间密度分析和“自下而上”的城市等级与腹地划分方法，从城市规模结构、等级结构与腹地结构3个角度对赣南原中央苏区城市体系演变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识别出中心城市，并提出培育路径。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0年，赣南原中央苏区的城市人口规模正处于加速扩张阶段。城市规模空间结构呈现显著的核心―边缘特征，以赣州、吉安、瑞金、南城为中心的城市人口集聚核心区已经显现。以赣州、吉安、瑞金、南城为中心的城镇密集区释放出了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成为推进苏区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增长极。苏区的城市等级可划分为3个等级，赣州、吉安、瑞金和南城一直是苏区最具辐射力的一级城市，其在城镇体系中的高等级城市地位已经比较稳固。在城市腹地结构演变上，尽管二级城市的腹地范围持续变动，但赣州、吉安、瑞金和南城4个一级城市的腹地范围始终保持稳定，这与其在城市等级中的稳定性高度吻合。研究认为，应选取赣州作为苏区主中心城市，选取吉安、瑞金、南城作为次中心城市；应从优化城市职能分工、壮大城市产业、做大城市城区、优化交通网络与加强制度创新等方面对中心城市进行培育。
通过分析陕县段沿线矿山地质环境及地貌景观边坡修复工程设计实例，提出了在此类工程设计中应注意边坡稳定性、截排水系统合理性、生态绿化适宜性等方面的问题，认为修复工程设计需从长远和综合考虑，这更能体现环境、社会和经济效益。文章选取工程区的2个典型区块——大平地矿渣堆放场和石堆村东山废弃采石场进行分析，认为大平地矿渣堆放场在边坡工程稳定性的治理过程中，由于上部只采用削坡修整，未留置二级卸荷台阶和相应的截排水沟，易造成水土流失和破坏相连部分植被的可能，隐伏着牵引滑坡的可能性。通过采用概率分析法对边坡稳定性进行计算，以及对边坡极端汇水流量的计算，认为边坡应按2级放坡设置防护，对截排水沟应进行因地制宜的优化设计。石堆村东山废弃采石场上部边坡生态工程则缺少对覆土稳固性的考虑，容易造成水土流失，使生态护坡失去有效作用，按该采石场区的地貌条件，宜设置成梯田式绿化或坡面防护绿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