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乡村地域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景观结构、用地结构、城乡关系、消费结构和治理格局等出现了多元分化，同时不同地域类型乡村面临着传统村落空间消亡、地域认同感消失、村民自主性缺失等问题。乡村复兴和振兴成为新时期区域发展和农村发展的核心目标，理清乡村空间分化的内外动力的交互作用机制，深化归纳总结乡村多维空间重构的地域规律，发掘乡村综合治理的科学途径，有助于深化乡村建设和治理的理论框架。文章围绕乡村空间分化、重构与治理的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系统梳理，发现国际乡村地理学界在研究视角切入上更加多元，研究方法以质性为主，大量应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重点关注乡村空间认知、分化与重构的行动者网络建构和转译的学理解释，乡村社区治理主体和治理框架分析较为深入。国内的研究主要从乡村物质空间的分化和重组入手，研究方法偏向定量化，乡村空间分化、重构与治理的地理学研究内容框架和方法体系仍显不足。基于此，文章提出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指导，在宏观尺度上系统研究多元外部性环境下的中国乡村发展转型的空间分化类型与动力机制；在中微观尺度上重点从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要素结构、功能变化与要素重组及空间治理等方面展开全方位的研究，全面采用城乡连续谱空间梯度分析手法，剖析不同区位不同类型的乡村空间内部多维空间分化与重构治理的学理逻辑，综合集成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搭建独具特色的中国乡村空间转型理论框架。乡村空间治理是国土空间管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其空间治理主体和参与共同体之间的协同机制，以及村庄建设管理与空间治理的途径与模式亟待归纳总结。
合作园区作为区域间资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手段，对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提升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合作园区逐渐成为跨区域合作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关研究基于飞地经济理论、空间生产与空间重构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增长联盟与跨界区域理论等，从园区合作主体、管理体制、空间治理、利益分享等角度，对合作园区的类型、合作动力、合作效应等进行了探讨与研究。研究主要结论为：1）合作园区类型多样，按照参与主体、合作治理形式、园区产业功能进行了划分，形成层次递进的分类体系；2）合作动力包括政府驱动、市场因素驱动、社会因素驱动、利益分享驱动等方面，各种驱动力相互作用，利益分享是合作园区发展的原动力，利益协调是影响合作园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3）合作效应主要表现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产业布局优化与转型升级、区域协调发展、城镇化进步及区域综合竞争力提升等。但相关研究存在对部分合作园区类型划分标准不统一、合作动力缺乏量化支撑与耦合关系研究、合作效应研究滞后且缺少科学客观的系统评价体系等问题。未来合作园区研究可开展集合作类型、合作动力与效应于一体的合作模式的系统综合研究；针对合作园区所映射的区域合作治理问题，可以创新探索跨区域合作治理驱动机制等深层次的相关理论研究；宏观层面区域一体化的政策评估，可依托合作园区案例进行深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通过对世界国际性城市的研究梳理，提炼出城市功能驱使大城市地位转变的内在逻辑，构建了“战略功能-基础功能-城市地位”三者之间的作用模型。文章提出世界（国际性）城市功能可以分为战略功能与基础功能两类。其中，战略功能是驱使大城市地位转变的根本动力，在国家经济、区域布局中承担控制中心的角色。基础功能则是战略功能的重要外在表现，是维持和提高战略功能的重要保障，起到枢纽、节点的作用，能够提供高度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与国际服务功能；同时也会间接影响战略功能的作用效果以及城市地位的转变。利用此逻辑框架，对杭州城市地位升级的实现路径进行了论证，识别出数字经济功能是杭州的战略功能，证实了数字经济的腾飞使得杭州发展迅速，城市地位提升，也回应了当下杭州进入“一线城市”的舆论呼声。
使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借助描述性分析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方法，探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回流意愿的现状与特点、流动特征与回流意愿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很弱，有回流意愿并打算近期回流的农民工比例较低，回流地域以原居地为主、户籍地的乡镇和区县政府所在地为辅。模型结果显示，流动特征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回流意愿：跨省流动者“打算回流”的概率大于省内流动者；流动时间短和非举家流动者“打算回流”“近期回流”“回原居地”的概率分别大于流动时间长和举家流动者；有留守子女者“打算回流”“近期回流”的概率大于没有留守子女者。最后，建议政府实施以“异地市民化”为主、“回流式市民化”为辅的市民化策略；继续深化制度改革，为农民工流动扫清制度壁垒和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促进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出台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和就业的优惠政策等方式来推进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新型城镇化发展。
以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哈尼梯田核心区域2个典型的旅游村寨（大鱼塘村和普高老寨）为例，对两村寨利益相关者从网络凝聚性、网络互惠性、网络核心边缘、网络传递性、网络经纪人等5个方面展开关系数据分析，结果显示：1）大鱼塘村压力集团内部、压力集团与社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关联性和联系的紧密性不足；2）两村当地政府和压力集团与社区之间的互惠性低于整体平均互惠性；3）两村利益网络中边缘结构较核心结构更加明显，这导致了利益关系的不平衡；4）两村当地政府利益集团传递性相对较低，当地社区传递性最高；5）两村中利益集团间缺少部分协调人、守门人、代理人、联络人等角色。最后提出相应建议：1）提升哈尼梯田利益关系由弱利益关系转变为强利益关系，改变利益集团间核心边缘利益关系格局；2）进一步加强各利益集团内部及之间的关联性；3）加强以企业和政府机构为顶点的组间利益传递，让利益流动逐步打破哈尼梯田利益集团之间的核心边缘关系结构；4）重点加强社区在利益关系网络中的参与机会与权力，对社区进行增权；5）利益集团内部要重点培育协调人和顾问角色，利益集团之间要重点培育企业与政府、社区、压力集团之间的守门人、代理人和联络人角色，以及社区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守门人、代理人角色。
日常生活环境和旅游目的地环境都可以为个体提供恢复的机会，不同环境的属性特征导致不同程度的恢复。为了探究环境类型与恢复性效应之间的关系及停留时间的调节作用，文章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利用配对样本t检验和混合设计方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游客在不同环境中的恢复性效应，并对这一现象提供心理上的解释。结果表明：1）恢复体验的4个维度（放松体验、心理脱离、掌握体验、控制体验）在旅游目的地环境中的得分均高于日常生活环境。2）掌握和控制体验维度在城市旅游目的地中的变化程度高于乡村旅游目的地，两种类型目的地的放松和心理脱离维度差异较小。3）随着在目的地停留时间的延长，乡村旅游目的地放松体验和心理脱离维度变化程度高于城市旅游目的地，两种类型目的地环境恢复性效应会相互靠近。因此，游客的环境恢复性效应不仅受到环境和目的地类型的影响，同时还与游客的适应程度有关，且受到其停留时间的调节作用。
当前国土空间规划现状细化调查尚处于外业核查与内业人工目视判读的方法探索阶段，缺乏较高效率、较高精准度的技术方法。因此，文章提出一种融合高分遥感影像图像信息和POI类别属性信息的数据特点，利用核密度分析和面向对象的信息提取方法，实现对国土空间规划现状地类的细化调查。通过对城镇中心和城镇边缘2个研究区进行建筑物提取和POI属性挂接，识别出各建筑物的使用功能类别，再与2019年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的国土利用现状图层进行空间叠加，完成对研究区的地类细化调查。结果表明，经样本误差矩阵评价建筑物提取结果具有较高分类精度，研究区的地类细化调查结果准确度达到86.2%，且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为国土空间规划现状调查逐步走向精准化、高效化和智能化道路提供了方法和思路借鉴，具有重要的深入研究和应用推广意义。
利用海岸线、红树林和近海围塘养殖等多个遥感专题信息产品，从岸线年均变化速率、利用率和综合利用程度等方面综合分析了海南岛1987—2017年的海岸线变化特征，并通过典型岸线类型变化探讨了人类活动对海南岛海岸带资源的影响。分析发现：1）海岸线长度总体呈稳定增长趋势。由1987年的1 655 km增至2017年的1 890 km，其中自然岸线持续减少，人工岸线急剧增长。2）岸线类型多样性降低，倾向性明显；而岸线的利用程度不断提高，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由1987年的237.34增加到2017年的285.03，人类活动对海岸线变迁的干扰作用越来越明显。3）陆海格局变化特征复杂，整体呈向海扩张的态势。多种人为因素共同作用是导致岸线不断变迁的主要原因，人工养殖塘的开发使红树林湿地遭到侵占，生物岸线减少，港口建设、近海人工岛建设等引起砂质岸线等自然岸线减少。
为探索高分二号对地观测卫星在水体有机污染监测中的适用性，基于高分二号对地观测卫星多光谱数据，通过归一化水体差异指数提取水体信息，利用比值植被指数得到2019年3月份粤港澳大湾区6条主要入海河流的水质分类及水体有机污染分布情况，通过与同期相对应的6个实际监测断面点对比，验证了水污染等级评价结果，结果如下：1）研究区水体质量总体较好，磨刀门水道、东江南支流、横门水道和洪奇沥水道以无污染为主，鸡啼门水道与蕉门水道以轻污染为主；2）水体有机污染的分布具有空间性，河流主干道主要以无污染水体为主，两岸以轻污染为主，远离主河道的封闭水体以中等污染以及重污染为主；3）监测断面点的污染等级与实际监测点的评价结果基本一致。结论表明，高分二号对地观测卫星多光谱数据作为水体污染监测的遥感数据源是准确可靠的，可为我国水污染防治提供辅助决策。
从建岛潜力、岛礁辐射能力和岛礁承载能力3个方面选取26个指标，采用主客观综合赋权法确定各因子权重，利用线性加权法获得被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所侵占的南沙44个岛礁的战略价值，并对结果进行空间插值，分析其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1）被马来西亚侵占的弹丸礁、越南侵占的南威岛、以及菲律宾侵占的中业岛，其战略价值位列前3，评价得分分别为100、98.42和97.09。2）岛礁辐射能力空间分布格局呈现“NW—SE条带式”，“最高”和“高”等级的区域由研究区西北延伸至东南，然后向东北、西南两侧递减，辐射能力格局中有2个核心区域和2个次级核心区域。承载能力空间分布格局呈现“横向条带式”，由北向南越来越低，有1个核心区域和2个次级核心区域。建岛潜力空间分布格局有3个核心区域及2个次级核心区域。3）岛礁战略价值空间分布格局有3个核心区域，分布于研究区中部、北部及南部，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密切相关的核心区域各有1个。越南侵占岛礁最多且空间分布较广，有2个次级核心区域也与越南密切相关，越占岛礁若进一步建设，将形成多核心协同的战略格局，需密切关注。
通过对南沙群岛永暑礁、西门礁和安达礁3个砾洲结合现场实测数字高度模型（DEM）的遥感影像分析，重建了2011（2009）、2013、2015、2017年4个时段的砾洲DEM，分析揭示出珊瑚礁砾洲不同时段的地形地貌特征及其演变过程。结果显示：2009—2017年间，安达礁砾洲以侵蚀为主，砾洲不断缩小，平均高度、面积和体积呈下降趋势；2011—2017年间，永暑礁砾洲以水平和垂直加积为主，砾洲不断扩大增高，平均高度、面积和体积呈增长趋势；西门礁砾洲以水平加积为主，面积呈增大趋势，而平均高度呈下降趋势，体积变化趋势不明显。2011—2017年间，永暑礁和西门礁砾洲呈现向东或东南礁坪内侧潟湖方向的移动，而安达礁砾洲2009—2017年间则向西北方向礁坪外侧移动，移动距离明显大于永暑礁和西门礁砾洲。3个砾洲的演变主要受季风浪和台风浪的控制，表现为砾洲缩减向礁坪外侧迁移和砾洲扩展向礁坪内侧潟湖迁移的2种不同演变模式，这与砾洲各自所在礁坪在珊瑚环礁中的位置，以及礁坪形态造成的礁坪水动力环境的差异有关。南沙群岛珊瑚礁砾洲地貌的演变为深入研究南海珊瑚礁灰沙岛地貌发育演化及动力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基础。
基于银监会提供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地理分布数据，设计计量模型研究了2005—2017年中国金融包容的时空间差异，重点关注在基本实现分支机构城乡全覆盖（地理包容）的前提下，银行是否真正提升金融服务的普及程度，从而带动业务层面的金融包容。结果发现，各类银行分支机构的设立的确提升了民众金融服务使用率，地理包容对业务包容具有促进作用，但不同地区起作用的银行种类差异明显，且各类银行的促进作用也在不同时期显现。研究期内，在东部地区，主要是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外资商业银行持续地提升了业务层面的金融包容水平；在东北地区，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扮演了上述角色，但后者的促进作用略晚于前者出现；在中部地区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起持续性的促进作用；而在西部地区则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促进效应明显，但后者显现促进作用大幅晚于前者。
轨道交通已经成为塑造城市空间结构、组织公共生活的重要手段。在追求线网效率与形态等技术目标的基础上，轨道交通线网布局也越发有必要引入协同性、公平性等理念，寻求轨道交通与城市其他系统在空间上的协同发展，促进公共服务设施依托轨道交通实现公平共享。文章以深圳为案例，采用改进的两步移动搜索法，建构了休闲设施轨道交通可达性模型；按照深圳市轨道交通建设二期（至2011年）、三期第一阶段（至2016年）及三期第二阶段（至2020年）来划分，使用空间可视化、洛伦兹曲线等方法，评估了上述3个不同时段下轨道交通网络与休闲服务设施的耦合关系，比较了轨道交通网络对于休闲服务设施服务人口和空间覆盖面等层面的差异性。研究表明：深圳市轨道交通建设持续提升了城市核心区域休闲设施的轨道交通可达性，外围地区休闲设施轨道交通可达性则经历了先减后增的变化过程。轨道交通建设对于休闲服务设施有显著的空间效应及人口效应，深圳轨道交通可达性前50%的社区约占全市总面积的25%并覆盖全市总人口的40%。研究认为，深圳市乃至其他城市的轨道交通布局应更注重与休闲设施及人口的空间分布进行匹配，重点关注新兴人口增长的区域以及休闲设施资源充裕的区域，促进轨道交通与休闲服务设施协同布局。
采用网络资料收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情感互动和内生效用展开分析，探讨了潮汕宗祠对地方感的塑造作用及其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潮汕宗祠作为同姓宗亲地域联系和情感连结的物质空间载体，通过其蕴含的地方文化、宣传展演和节庆活动等构建乡村地域的情感依恋与价值认同，进而形成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此外，潮汕宗祠通过建筑的形式扎根于地方，并作为乡村地域的异质性空间重构着乡村的地方性，并赋予乡村空间更多的文化内涵，以塑造乡村主体的共同价值和情感认同。诚然，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是通过多主体的共同缔造来实现的，以历史文化、个体记忆和物质资本等塑造自身的地方、民族的地方和跨界的地方。研究基于地方感和乡村治理的视角，强调物质文化载体的社会建构作用，探索乡村文化空间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在实证层面回应了文化治理的积极意义。就现实意义而言，文章通过对潮汕宗祠地方性和根植性的讨论，旨在为乡村文化空间的营造、文化自信的建立和乡村治理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以深圳市雨量监测数据和大规模出租车GPS数据为数据源，计算城市各道路在雨天相对于晴天同时段速度的变化率。结果发现，降雨并不总是造成道路速度下降，研究区中约30%道路的速度会有不同程度的上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降雨量、道路等级、车流量、晴天同时段的速度等影响因素在速度下降和速度上升两类道路上的作用差异。结果表明，对于速度下降的路段，降雨量、晴天同时段的速度、雨天车速的变异系数及车流量越大，道路速度越易受影响，下降幅度越大。公交站点的数量增加有助于缓解道路速度下降的幅度。道路等级不显著而道路在晴天同时段的速度显著，表明降雨天道路速度下降的程度与其在正常交通条件下的实际通行速度之间的关系更紧密。对于速度上升的路段，降雨量、雨天车速变异系数越大，道路速度上升幅度反而越大。晴天同时段的速度越低的道路，其速度有更大的上升幅度。
2018-08-27—09-01广东发生了一次持续性特大暴雨过程，被列为广东省2018年十大天气事件之一。文章综合利用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ECMWF）全球再分析资料ERA-Interim、广东省加密自动站观测资料、中国地面累年值日值数据集(1981—2010年）、NOAA日平均和长期平均向外长波辐射数据，采用小波分析、带通滤波、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此次暴雨过程进行分析，主要探讨低纬大气准双周振荡对此次持续性暴雨过程的影响。结果表明：此次暴雨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影响此次暴雨天气过程的主要天气系统为季风低压，并伴随有切变线和低空急流；季风低压减弱西移后，与南海西北部高压共同作用，广东沿海极端降水达到最强。2018年7—9月广东省降水和向外长波辐射OLR有显著的6~13 d振荡特征，同时受低纬西北太平洋对流振荡和热带北印度洋对流振荡的影响。低频振荡自西太平洋地区，向西北方向传播，引起了华南沿海的低频对流与环流的发展；来自热带北印度洋上的气流经由孟加拉湾、中南半岛到达华南沿海地区，形成了低频振荡的垂直环流圈，有利于水汽输送及对流发展。两者叠加，影响了此次持续性暴雨的发生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