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乡村地域人地关系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乡村空间重构成为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西方“后生产主义”语境下，乡村空间研究开始出现消费转向、社会-文化转向和后现代转向，多功能、全球化乡村转型与空间重构研究成为西方乡村空间研究的热点；国内研究主要基于乡村地理学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展开乡村空间重构过程—机理—调控研究以及微观视角下农户经济空间行为研究；当前，中国乡村空间重构呈现自上而下的政治经济学转型特征，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集体组织与政府、企业、个人等其他主体之间的空间-权力关系成为乡村空间重构的重要视角。政治经济地理学及“社会-空间”二元辩证法为乡村空间重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乡村空间重构研究应系统整合空间生产、主体能动性、土地资本化、社会关系网络、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和农户地理等政治经济学、地理学理论，强化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要素相互作用及其空间响应机制研究，重点开展多要素多维度的乡村空间格局形成及演变规律研究、乡村社会空间再生产研究、能动性视角下乡村劳动力空间生产研究、政府政策制度与城乡空间治理体系创新研究。
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地方与无地方现象，现有研究更多地关注资本、权力所代表的强权阶级，忽视了普通大众弱势群体的作用。针对这一问题，文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围绕中外游客对香港地方饮食在线评论文本展开内容分析。研究发现：1）游客的体验评价显示，无论是饮食产品的推陈出新、就餐环境的多元装饰，还是餐厅服务的内容形式，香港饮食文化都表现出中西融合的全球化特征，在保留传统特质的基础上也吸纳了外部文化形成创新，甚至衍生为新的地方特色产品，两者的共存与转换不仅说明地方和无地方的互相包容与促进，还呈现出两者对于全球化的反作用，地方性从而在内外不断的互动过程中呈现出新的文化内涵。2）人的主体因素在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同于强权阶级借助资本、权力等因素施加影响，以游客为代表的普通大众弱势群体通过消费选择对资本、权力产生主体凝视的力量作用，引发其对地方与无地方元素的营造，这是“全球意义的地方”得以形成的关键。
近年来，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研究内容转向身体、身份认同和象征空间等微观地理，消费空间的性别研究成为关注热点。文章基于女性主义视角，借助对典型消费空间的实证调查，考察空间性别化特征以及性别因素决定下的空间之权力隐喻关系，总结了人—地互动模式中的性别建构特征。研究发现，消费空间为女性提供了参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场所，见证了女性空间权的觉醒与实践，但女性仍受男性规训与控制；现代女性在消费空间中的行为延续了传统的角色定位，公共空间参与度并未显著改变她们的性别角色和在家务上的性别化分工；消费空间再现和建构的性别关系、性别地位是一种典型的隐形歧视，女性处于实际上的不平等地位。因此，空间和性别不可分割且互为构成，两性在消费空间中的表现实质上是性别权力关系的投射，折射出这一地理空间中两性的宰控关系。
创新活动正向特大城市集中，按地租理论，市区旧厂房用地将形成土地租金剩余。城市政府通过调整城市更新政策，在不同主体间分配旧厂房改造带来的土地租金剩余并向市场供应创新空间。文章以广州、深圳为例，讨论城市政府在财政和土地资源约束下，选择相应旧厂房改造政策管控工具和土地租金剩余的分配方式，形成不同的创新空间供给路径，从而塑造了不同的城市景观。深圳由于土地财政依赖程度较低，但新增土地资源严重困乏，在旧厂房的功能转换、开发强度、产权等方面的管控相对较为宽松，大力推进全面改造的“工改工”项目，向市场让渡较多土地租金剩余并供给大量中高成本、高品质的创新空间。广州则在债务及财政压力下，选择通过国有土地旧厂房“工改居”和“工改商”获取较多土地剩余，而市内的村级工业园则在政府严格管控下通过“非正式”更新的方式自行获取租金剩余，并提供大量中低成本及品质的创新空间。对此，建议广州应进一步加强对国有旧厂房及村级工业园等存量工业用地的梳理摸查，结合空间规划与城市功能布局，分类整治，分区引导一批集体旧厂房完善用地、规划、建设、环保等手续，实现“正式”、全面、彻底的功能转换升级，为创新型产业发展提供优质空间支撑；而深圳则应通过进一步的精细化管控，防止“工改工”项目的房地产化，保障创新型产业空间的供给。
创新活动发生在具体地点上，其空间黏性已有广泛关注，但当前研究却未能深入微观尺度的创新空间集聚，难以精细化识别创新潜力。文章结合知识、技术、环境三维创新的角度搭建基于兴趣点（POI）微观数据的科技创新潜力空间指标体系，所得结果与粤港澳大湾区都市发展现状高度一致。同时发现：1）科技创新潜力的空间集聚显著，其中知识创新向核集聚，技术创新呈轴带式外溢，但创新环境存在较大协同缺失；2）热点分布呈现出点群集聚、组团联动、多中心并存等特征，形成智慧科研型、产业科技型、环境孵化型、综合发展型等16个创新集聚区，受到“亲水性”布局与传统行政力量的重要影响；3）微观视域下同时体现了空间上的功能性分异及较强的边界模糊效应，广－莞－深－港创新廊道基本成型，不过区域多层次非均衡分布与创新深度融合仍需改善。根据研究结果，需要进一步加大创新的环境营造与三维融合，增强重要创新节点的辐射，明确创新产业差异化定位，深化创新活动的无界互动融通，从而推动湾区创新协同发展。
基于珠三角六城市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数据，划分流动人口就业类型，从职业布局和多样化指数的角度比较了新生代、中生代和老一代三代流动人口职业结构差异，利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1）珠三角流动人口整体就业水平不高，就业结构在代际间分异明显。新生代在技术型就业和公司文员型就业上表现出优势，中生代在各行业就业相对均衡，老一代多被束缚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基础型部门；就业多样化水平随代际的升高而下降。2）代际就业结构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方式存在共性和差异，共性因子为受教育程度、月薪水平和性别；外出务工时间正向影响新生代服务型和管理型就业，工作环境稳定的职业对已婚新生代更具吸引力，中生代对户籍和工作保障因子更为敏感。政府可从代际就业特征出发，为流动人口制定有针对性的就业政策；针对就业市场中女性和农村户籍人口的弱势地位，为其提供就业引导，创造健康的就业环境，提高流动人口整体就业水平。
以2014年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24个街道、50个社区进行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资料为数据源，从住房需求意愿与区位选择方面分析了广州中产阶层住房选择，并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向中心城区”性；2）现居住现状（人均住房面积、现小区区位、现小区建成年代、现居住时间）、家庭生命周期（年龄、家庭规模、子女数量）和经济水平（家庭年总收入、个人年总收入、私家车拥有量）等因素对中产阶层住房需求意愿具有显著影响；3）家庭生命周期（年龄、家庭规模）、个体因素（教育程度、户籍地）等要素对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4）制度因素、区位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影响着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
以农户福祉和生态系统服务关系为研究视角，选取地处南方丘陵山地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广东省乐昌市的8个地形地貌相似、但发展存有差异的村庄为研究对象，基于实地调研、问卷访谈等，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其2005及2018年农户福祉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福祉与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关系进行耦合分析。结果表明：1）2005—2018年，农户福祉水平各指标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其中农户收入水平、居住条件等显著增加，其评价值分别由2005年的0.294和0.245增加到2018年的0.385和0.422，同时农户对生态保护的意识逐渐加强。2）农户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认识程度整体呈上升趋势，特别是对文化服务功能的感知有较大的提升，其感知值由2005年的0.251增加到2018年的0.370。3）生态系统四大服务功能与农户福祉水平均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其中供给服务、文化服务与农户福祉的关系密切。4）加强提升生态系统的文化服务能力，大力发展“特色种植＋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低影响经济发展模式，有利于生态系统服务维护与农户福祉的提高，促进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和农村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基于近现代地图与相关地理信息，结合历史文献与实地考察，通过GIS空间分析、核密度估算、欧氏距离、基尼系数等方法，以传统林盘聚落的核心区成都郫县为例，定量揭示了1947、1970、1985、2000与2018年郫县林盘居民点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场镇分布关系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1）不同时期林盘居民点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在改革开放前，林盘居民点的分布极易受到政治经济中心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后，其具有均质化快速发展的特点，但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从根本上改变了林盘居民点的散居特征，其聚集程度明显增高。林盘居民点高密度区始终具有围绕传统场镇及城镇建成区分布的特点。2）传统场镇的市场半径大致为3 km，交通条件是其选址的首要因素，民国时期场镇选址主要受水路交通影响，建国后水路交通为场镇带来的交通便利逐渐被陆路交通所取代。3）传统场镇的分布会随着林盘居民的自组织行为与相关政策的调控而不断趋于均衡状态，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场镇由乡村市场驱动的自由放任式发展转变为地方政府驱动下的固定场所。4）林盘居民点具有沿河流水系分布的特点；传统时期林盘居民点与主要道路之间的关联性较低，但当前其具有沿道路分布的特点。
基于气候情景数据与油茶标本，运用MaxEnt模型分析全新世中期、当代与未来阶段油茶生长的气候适宜性特征，将概率分布结果由不适宜到最适宜分为4个等级，分析了各时段空间分布变化与最适宜区北界变化、几何中心变化及位移情况。结果如下：1）MaxEnt模型的AUC值为0.848，评估结果达到“好”的标准，说明该模型可用；年降水量、最湿季降水量、最暖季平均温、温度季节性变化的标准差、最干月降水量、最湿季平均温和最冷季平均温等是7个主要环境因子。2）中国油茶主要适宜生长于长江以南、云贵高原以东，经纬度范围为30°N以南、107°E以东地区；适宜及以上等级占研究区面积的34.9%~61%；适宜性变化，空间上西南地区波动明显，面积上稳定和降低类占比较高。3）油茶最适宜区北界位于亚热带中部，不同年代、不同地区北界各异，长江中下游地区变化较小，而秦岭、渝、贵和桂等地变动较大，整体趋势为全新世中期至1980s向南推移，未来情景下2050s和2070s缓慢向北推移；几何中心在全新世中期时位于湖南郴州，至1980s时向东南方位移至广东韶关，至2050s时向东北位移至江西吉安，并相对稳定。4）基于气候情景数据和MaxEnt物种分布模型分析中国南方地区油茶气候适宜性时空分布与变化特征结果可靠。
以广东沿海红树林为研究对象，结合谷歌地球引擎（GEE）云计算平台，以1986—2018年32期3 359景Landsat系列卫星遥感影像为数据源，采用随机森林（RF）方法提取1986—2018年广东省红树林面积，比较全省沿海城市红树林年际时空变化特征，并从景观斑块角度分析广东省红树林斑块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1986—2018年红树林遥感分类总体精度均高于90%，广东省沿岸红树林面积总体呈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且其在2014年后变化幅度逐渐减小。2）从各沿海城市来看，红树林共分布在14个市内，其中湛江和阳江是红树林面积分布最大的2个城市；各市红树林面积变化可分为先减后增、波动增加和无明显变化3类。3）1986—2018年广东省红树林斑块数量总体呈减少趋势，但斑块平均面积（MPS）呈上升趋势，红树林破碎化程度减轻。获取年际红树林面积分布信息和空间结构变化趋势，可为红树林合理开发与保护提供数据和参考，服务于红树林生态恢复和精细化管理。
文章提出一种完整的全自动化处理框架，基于三维激光点云数据对高速公路和城市道路场景的杆状目标进行了检测和分类，主要包括3个步骤：数据预处理、杆状目标检测和分类。其中，在数据预处理阶段，采用基于布料模拟滤波算法自动分离地面点和非地面点，然后基于欧氏距离聚类方法对非地面点进行快速聚类，以及采用迭代图割算法进一步分割目标对象；在目标检测阶段，集成先验信息、形状信息和位置导向搭建滤波器，对杆状目标进行检测；在对象分类过程中基于多属性特征，利用随机森林分类器对目标的特征进行计算和分类。并使用3个道路场景数据集进行测试，结果显示，3个数据集的整体MCC系数为95.6%，分类准确率为96.1%。这说明文章所构建方法具有较高性能。另外，该方法还可以鲁棒地检测杆状目标的重叠区域，较为适应复杂程度不同的道路场景。
本文利用广州市范围内的350个表层土壤样品χlf、χARM/SIRM、HIRM等14个磁学参数的测试结果，在对各磁学参数分别进行统计特征分析和正态性检验的基础上，对满足正态或近似正态分布的磁学参数进行趋势分析。利用确定性插值法（包括反距离权重法和径向基函数法）和地统计法（包括普通克里金法和泛克里金法）对14个磁学参数进行空间插值并根据交叉验证法（比较不同插值方法的交叉验证参数）的结果，比较地统计法和确定性插值法的预测误差，从而确定14个磁学参数的最优插值方法。结果表明：1）地统计法中，χARM、χlf、χhf、S100、S300、S-100、SIRM和HIRM的普通克里金法插值效果最好；SIRM/χ的泛克里金法插值效果最好；χARM/SIRM和S-300的普通克里金法（OK）和泛克里金法（UK）的插值效果接近。OK法作为最常用的地统计空间插值方法，在表土磁学参数上也相较于UK适用范围更广。2）确定性插值法中，χARM、χlf、χhf、χfd（%）、χARM/χ、χARM/SIRM、HIRM的径向基函数法插值效果最优；S100、S-100、S-300和SIRM的反距离权重法插值效果最优；反距离权重法和径向基函数法均可作为χfd、SIRM/χ、S300的插值方法。3）综合比较地统计法和确定性插值法，发现χARM、χlf、χhf、χfd、χfd（%）、χARM/χ、χARM/SIRM、S300、HIRM的空间插值应采用径向基函数法；S100、S-100和S-300的空间插值应选择反距离权重法；而SIRM/χ和SIRM空间插值建议分别采用泛克里金法和普通克里金法。
以广州市为例，选取中心4个区6 670个采样点（涵盖121个社区）的百度街景图片，从城市建成环境特征探讨了城市贫困识别的可能。首先，训练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街景图片分类模型后，对街景要素进行语义分割，并通过缓冲区分析统计社区尺度的街景指标；其次，经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建筑围合感、植被围合感、天空开阔感和道路开阔感4个街景主因子，并验证其与多重贫困指数（IMD）的相关性；最后，通过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选取61个社区，构建街景预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剩余60个社区进行贫困预测，验证街景指标测度城市贫困的度量精度。结果发现，案例社区的多重贫困指数（IMD）与建筑围合感呈正相关，与植被围合感、天空开阔感、道路开阔感呈负相关；从整体看来，街景预测结果与传统城市贫困测度的空间规律基本相符，而且结果通常比传统测度的城市贫困程度高。这是因为受测度内容、社区类型、街道属性等方面的影响，街景识别方式比较适用于判断建成环境较差的贫困社区。街景图片预测有利于刻画城市贫困人群真实的生活环境，便于对城市建成区进行及时监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传统城市贫困测度相互校正、弥补不足。
城市大型会展事件对酒店业的空间差异化影响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现有研究多关注某一届展会造成的短期且静态化的经济格局影响，较少关注展馆迁址所产生的长期而动态化的格局变化。因此，文章以2008年秋季广交会会展业务整体迁至琶洲为例，探究了展馆迁址对广州市域星级酒店在展会期间营收格局的空间重构，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基于计量统计和ArcGIS平台，研究揭示了展会期间广州市域星级酒店营收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其背后逻辑。研究发现，在展馆迁址后的8年间，广交会期间的市域星级酒店：1）总体及平均营收均从“单核”转向“双核”格局，营收重心的“东延”“南拓”与展馆迁址在空间上具有相对一致性。展馆迁址改变了酒店与展会的空间距离，引发住宿需求在空间上的转移，推动市域酒店业“双核”营收格局的形成。2）营收变化率随时间呈现出由剧烈到平缓的趋势，且迁出地的变化率小于迁入地。3）迁入地酒店供给增长不足以消化会展期间巨大的住宿需求，而迁出地酒店供给格局在区域竞争中仍占优势，并且特殊的酒店购买模式使得原有住宿需求仍较多留在展馆迁出地酒店，抑制市域酒店业“双核”营收格局向以展馆新迁入地为中心的“单核”格局的演变，这使得在展馆迁址后，迁出地酒店业的总体与平均营收水平依然会保持较长时期的营收优势。
以粤东澄海玩具产业集群为例，探讨传统产业集群“脱域”创新模式的形成及效应。研究发现，在市场需求、内部创新基础、外部创新环境、企业战略及企业家精神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澄海玩具产业集群转型呈现设计研发与生产制造环节地域分离的“非本地化创新”，以及进军新兴产业并融合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跨产业拓展创新”两种模式。这些创新实践对集群企业及地区经济带来了积极的效应，不仅整合外部创新资源并内化为自身创新优势，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而且反哺传统玩具产业，促进地区经济的整体提升。传统产业集群的创新突破地域和原有产业边界，在更大的空间尺度和产业范围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