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和本土化是中国地理学当代发展重要的议题。平行对比中、英、美三国地理学的发展特征，有助于摆脱从西方视角下审视中国地理学发展的“偏见”，同时也有利于透析“西方”地理学内部的异质性、复杂性和多样性，总结中、英、美三国当前地理学的发展阶段，并溯源其发展历程，对于在国际知识交互和融合的过程中，保持、挖掘和凸显中国地理学发展特色，具有一定意义。文章分别对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三本期刊在2010—2020年的文献进行分析，揭示三国地理学在近年来的知识演进、历史热点和主题脉络。研究发现：1）美国地理学自然与人文并重，近年来对于“自然—环境—人文—社会”要素的综合地理研究比较活跃；2）英国在人文地理研究上更为“专注”，特别是社会文化地理学的发展极具特色；3）中国则以自然地理和区域研究为主，人文地理学和地理信息科学呈后起之势。中国地理学和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地理学在过去几十年间有着深刻的知识交互和影响，同时也基于各自社会基础，形成了不同的发展特征。中国地理学需要抓住中国时代变迁的重大需求牵引，加深和强化中国地理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研究，实现各分支学科的多样化发展和研究范式的转型融合，在与全球同行的对话中，讲好“中国地理故事”、总结“中国地理经验”，展现“中国地理理论”。
作为一个在中国发轫较晚的人文地理学分支，社会文化地理学逐渐成为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随着研究话题的日新月异以及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推陈出新，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在近年（2015—2020年）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同时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学科现象和值得反思的问题，如话题的多样性、研究方法的交叉性、研究科学性的反思和质疑等。因此，从延续学科自省的视角出发，有必要坚持从中、西对比的角度，不断度量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的发展趋势，定位学科的特点，以期为国内社会文化地理研究提供一定的方向和启示。借助文献分析工具对2015—2020年中、英文领域主要学术期刊的社会文化地理学文献进行采集和分析，辅以德尔菲法对学科专家进行咨询，尝试结合客观和主观数据，综合辨析当前中外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研究特色，以及未来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可能的发展方向和潜力所在。从分析结果上看，国外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话题涵盖：1）从移民研究到流动性研究；2）从文化景观研究到超越人类的地理学研究；3）弱势人群研究与关怀地理学等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话题包括：1）理论引介与反思；2）城镇化、流动性与多元移民；3）旅游与地方；4）乡村转型与乡愁等方面。综合国内外社会文化地理研究成果可知，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作为社会文化地理学的重要发源地，在学科知识“生产—消费”循环中保持优势地位；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重点关注国际大政治和日常政治话题，而中国社会文化地理研究与旅游和乡村话题结合紧密，与西方形成明显区别，反映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国际化趋势明显，但中、西方知识交换程度不高，知识边界依然明显。另外，专家咨询意见也凸显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者的学科归属感有待加强、研究范式系统化不足与共识不充分等问题。未来中国社会文化地理学需要不断推进学科交叉和方法创新，探索其地理学本质，在国际化进程中讲好中国故事，总结中国经验，发展中国理论，服务国家，对话世界。
文章通过梳理在WOS（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集、谷歌学术、中国知网（CNKI）等平台筛选出的较高引用率、方法比较规范、与留守儿童主题相关性强的国内外文献159篇，从理论层面总结了儿童地理学研究的新转向：关注儿童与空间的关系，强调儿童在空间使用中的主体性，重视不同情境下儿童地理体验的差异性。并梳理了跨国迁移背景下留守儿童的3个研究主题：从空间视角探讨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实践；从主体性出发探讨儿童在迁移链中的体验；在童年的差异性基础上讨论本土儿童的问题。同时从问题视角和积极视角分析了国内城乡迁移背景下留守儿童的研究主题，指出因现有研究范式中的经验主义和成人中心主义而存在的局限性。尝试勾勒出符合中国情境的留守儿童研究新范式，提出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空间，留守儿童的能动性、异质性和多样性是国内留守儿童研究亟需关注的内容。呼吁学者采用历时和动态的研究设计，充分展现儿童如何理解、体验和应对复杂的流动背景下的日常生活。
随着城市知识经济转型，各个城市越来越重视对知识人才包括青年知识人才的吸引。以广州市高校大学生为例，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城市与个人的双重视角探讨高校青年知识移民就业城市选择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青年知识移民总体上倾向于选择其本科或研究生就读地所在的城市和比其户籍地与就读地更高等级的城市（如一线、新一线城市）就业，这反映了他们向上空间流动和社会流动的意愿与动机；2）他们的就业流动是城市因素和个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城市经济、城市环境、城市政策与城市文化，以及青年知识移民来源地的户籍类型与户籍地的城市等级等；3）城市经济发展（工作机会）是吸引高校青年知识移民的最重要因素，但与此同时，生存舒适度（生活机会）在青年知识移民的就业流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愈发重要，城市环境建设需要关注公共文化设施、社会舒适程度、交通便利程度、卫生服务设施以及城市自然环境和居住环境等方面的问题。个人因素方面，高校青年知识移民来源地的户籍类型与户籍地的城市等级对其就业流动决策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细致探究青年知识移民就业流动规律及其影响因素是新时期理解和建构基于中国语境的知识型人才流动理论的需要，也是人才政策制定与知识人才实现自身价值的关键。
在明晰国内艺术介入乡村内涵与典型模式的基础上，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建构并解析艺术介入乡村的效益层次体系，并选取广州市小洲村、凤和村为典型案例，通过田野调查等方法识别艺术家主导型与资本主导型两种艺术介入模式的效益特征与问题。结果表明：1）艺术介入乡村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政府、资本、艺术家与文化团体等主体，通过艺术实践实现乡村景观重构、综合经济效益、社区营造治理、地方文化传承等多级效益的乡村振兴典型模式。依据不同的驱动主体，可将艺术介入乡村模式主要划分为艺术家主导型和资本主导型两种类型。2）艺术介入乡村具有物质、经济、社会、文化四级效益，呈现逐级递进的特征。3）艺术家主导型在实现高层级效益方面作用显著，低层级效益有所欠缺；资本主导型在实现低层级效益方面作用显著，高层级效益有所欠缺。4）构建资本与艺术家协同、政府支持、村民参与的多方合作模式，能够综合两种模式的效益优势，使艺术介入的乡村实践更具推广性。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三地不同的媒介社会结构，以媒介、社会学交叉学科视角，创新性提出区域协同下四种维度三大类别的媒介传播框架，以此探索在“一国两制”跨界联系下和区域协同发展过程中，粤港澳大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及区域协同演进的阶段性特点。研究发现：随着区域一体化发展加速，粤港澳三地媒介互动的维度及深度不断增强，但在“社会-文化”层面的连结型社会资本仍较为薄弱。在区域对话中，由于缺乏能贯穿粤港澳三地日常生活、适应三地民众媒介使用习惯的区域性媒介平台，粤港澳大湾区内尚未形成有效的底层监测及反馈机制，导致跨界空间联系项目中社会成本高企。以媒介及社会学等交叉学科视角，探索区域空间协同实践中媒介传播状况和社会资本的形成机制，有助于促进湾区建立更为灵活有效的对话机制，来回应区域民生需求，提升区域协同效率，以及推动区域共识的达成。
基于A股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行为所构拟的资本流、人口迁徙大数据所构拟的交通流和搜索引擎指数所构拟的信息流构建“流空间”网络，对珠三角城市空间联系特征与演进趋势进行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并对城市群内流空间网络结构进行探讨。研究表明，珠三角城市群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紧紧围绕广、佛、莞、深这一南北纵深的区域发展走廊，在信息流上呈现广州、深圳双核，交通流上呈现广州、深圳与东莞三核，资本流上呈现深圳单核发展的态势；城市网络呈现显著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的非均衡结构，珠江东岸成为珠三角地区功能集聚、要素流动与城镇联系的高地，在城市网络中具有较高的资源配置能力；发展要素在湾区城市间自由流动仍存阻碍，城市间呈梯度发展差异，广州、深圳不论在流要素的吸引还是输出上均大幅超出其他城市。要实现珠三角地区城市群物理层面真正的同城、协同或融合，一方面需要打通阻碍要素自由流通的壁垒，另一方面需要打造城市核心竞争力。
利用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乡镇卷）和中国GDP空间分布公里网格数据集等各类数据，采用因子分析、莫兰指数和GIS分组分析法，对广东省市际边界城镇发展的空间类型进行定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市际边界城镇空间结构由公共服务设施与旅游资源类、企业与人口集聚类、生态本底资源类、人民生活水平类以及边缘艰苦类5个主成分因子构成，不同主因子的空间关联性存在差异，其中生态本底资源类和企业与人口集聚类主因子的空间关联性最强，而边缘艰苦类主因子的空间关联性最弱。市际边界城镇的空间发展类型可以划分为高生活水平型发展强镇、产业与人口集聚型发展强镇、产业与公服配套型发展强镇、公服滞后型发展强镇、生态发展型一般镇、生态与旅游型发展一般镇、边缘山区型发展弱镇7类。自然资源禀赋与区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历史基础、政府政策和文化差异为影响市际边界城镇发展空间类型的5大因素。
利用珞珈一号夜间灯光数据对夜光强度进行多尺度分割提取潜在中心范围，结合POI数据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加权回归，识别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多中心分布，并从多角度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结果表明：1）粤港澳大湾区具有广佛、深莞、香港、澳珠、中山5个主中心和花都、增城、从化、惠城、端州、新会、石岐等14个副中心，5个主中心的功能结构均以混合功能区为主，14个副中心围绕主中心外围分布；2）基于珞珈一号夜间灯光数据计算的5个城市群主中心与9个城市+2个特别行政区的关联强度呈现“东强西弱”的特征，并形成“内强外弱”的圈层结构；3）基于城市群主中心分布及其空间关联强度特征，以及主中心服务的三个组团范围（广佛肇组团、港－深莞惠组团和澳－珠中江组团），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年）》的规划要求，建议粤港澳大湾区通过构建“五心一带三组团四轴”的区域空间结构，实现极点带动、轴带支撑、组团合作，促进湾区区域协调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城市群。
为探索残障人士在旅游景区就业的可能性，应用刻板印象研究中的BIAS Map（Behaviors from Intergroup Affect and Stereotypes Map）模型，基于对多个景区游客的问卷调查，运用方差分析和线性回归，剖析游客对旅游景区残障员工的态度及群际接触因素对游客态度的影响。研究表明，从游客态度角度看，残障人士在旅游景区工作有其可能性。其原因是：游客对旅游景区雇佣的残障员工总体上持高热情、低能力的刻板印象，会唤醒游客对残障员工的钦佩情绪及采取被动助长残障员工的行为；在排除人口统计特征的影响下，接受过残障人士的服务、与残障人士高频率接触会显著唤醒游客对残障员工的积极情绪。建议强化地方政府在促进残障人士就业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倡导景区雇佣残障人士，重视“全国助残日”等节日契机，促进公众与残障群体多方式、高频率的接触，从而减少社会偏见，构建和谐社会。
选取1990—2018年博物馆名录，运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1990—2018年中国博物馆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1990—2018年博物馆数量呈整体加速发展态势，东西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博物馆数量密集，且发展速度较快，中西部地区数量稀疏，且发展较为缓慢。2）中国博物馆空间上不断集聚，并呈现出“单核”向“多核”模式演化的分布格局。3）中国博物馆重心居于东部，重心移动轨迹呈“Z”形移动。4）中国博物馆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过程，形成“东热西冷”格局，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中国博物馆的热点地区，新疆和西藏始终处于冷点区域。5）博物馆的空间分异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受经济、社会、政策和文化教育的影响。其中，政策和文化教育因素是博物馆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社会因素次之，经济因素是一般因素。
采用水文气象长期定位观测数据，结合基于事件尺度的退水速率与流量关系分析方法，对2019—2021年典型南岭山地森林流域的退水过程变化进行识别，探索退水特征与同期土壤水分、地下水埋深、潜在蒸散发和实际蒸散发的关联程度，深入了解山地森林流域退水规律及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相同流量情况下，流域在枯水条件下比丰水条件退水速率更快；2）流域土壤入渗能力较强，降水能迅速补给土壤水和地下水，地下水对降水的响应较土壤水略有延迟；3）地下水埋深对流域退水有显著影响，土壤水分次之，与之相比潜在蒸散发和实际蒸散发的影响并不明显；4）地下水埋深是影响山地森林流域出口退水过程的最主要因素，由于地下水位低于河床位置，流域出口河段处于地下水补给区，因此地下水埋深越深，河道水向地下水渗失越快，从而导致流域出口退水速率加快。可见，地下水埋深是流域退水规律分析乃至枯水期径流模拟不可忽略的关键变量。
当前，橡胶收入不足于吸引农户继续种植橡胶，为保障国家橡胶战略安全，利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有效性边界，并对影响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的因素进行了敏感性分析。结果发现，依据2019年西双版纳18个样本村的947个截面数据及地区统计公报等测算得出，在橡胶价格为8元/kg时，应将目标补贴价格定位为12.8元/kg；橡胶树单产为影响目标价格补贴额度变量中敏感系数最大的因素；在当前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橡胶树单产提升10%可使目标补贴价格额度下降25%。建议采取积极稳健的财政补贴政策，利用浮动的目标价格补贴稳定橡胶产区的农户预期，同时辅以橡胶价格保险等配套政策激励农户提高橡胶树单产，在达到政策目标的同时降低财政成本。
基于联合国难民署的动态监测数据，对2018年1月至2020年9月期间的缅孟边境罗兴亚难民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及其对区域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缅孟边境罗兴亚难民规模大且呈不断增长的态势；女性难民多于男性，难民年龄结构趋于年轻型，以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为主，青壮年难民占总人口比重次之且增长快速；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典型的“距缅孟边境的距离衰变规律”，即难民营地向西部扩张，难民规模呈现自东向西递减的分布规律。2）罗兴亚难民的人口规模及结构对区域地缘政治关系产生了显著影响。一是深刻影响着缅甸的民主化进程；二是对缅孟边境安全形成挑战，导致缅孟关系趋于紧张；三是引发了多地缘行为体的介入与关注，进而引发了围绕难民问题的地缘政治博弈，导致东盟内部的分化及其地缘政治的外溢效应。3）相较于部分西方国家及国际组织，中国提出的“三步走”解决方案符合缅孟两国的实际情况，在中缅孟联合工作组机制下，罗兴亚难民问题正朝着合作共商的道路积极推进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