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岛礁是南海海上合作和海洋治理的重要支点。南海岛礁的可持续发展是实现南海域内协同发展、合作治理的基石。为了多维度诊断南海岛礁可持续发展的现状，辅助岛礁科学规划，提升海洋治理能力，文章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熵权法与组合求权方法形成主-客观耦合求权的南海岛礁可持续发展评价方法，以永兴岛、赵述岛、南薰礁、美济礁、渚碧礁、永暑礁等南海岛礁为例，探究其可持续发展的潜力。结果表明，6个岛礁的可持续发展价值量排序为：永兴岛＞永暑礁＞美济礁＞渚碧礁＞赵述岛＞南薰礁。6个岛礁均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但各个岛礁的发展状态差异很大，各维度的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综合评价结果和岛礁实地状况，分析南海岛礁发展的优势领域与薄弱环节，为南海岛礁规划了区域性中心、综合保障、特色产业、国防维权的发展方向。建议永兴岛和永暑礁发展为区域性现代化与智能化的绿色示范岛礁；美济礁发展海洋产业与后勤保障，完善海上交通设施建设，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与服务；赵述岛与渚碧礁以渔业发展为中心，注重产业结构与布局规划，形成特色产业模式；南薰礁提升安全维护能力，完善岛礁建设，提升国防维权功能。
“人类世”以来，南海海域因周边或域外大国等地缘行为体的介入，使地缘环境变得错综复杂，中国海洋权益不断遭受限制、挤压和挑战。文章从自然和社会基因子系统的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出发，以地名为逻辑起点划分古代-遗传形地名DNA、近代-变异形地名DNA和现代-复合形地名DNA三种类型，构建南海诸岛海域地名国别地缘环境分析框架。结果表明：1）南海诸岛海域地名是在自然基因子系统和社会基因子系统交互耦合作用下形成的。2）因果关联作用下，南海诸岛海域地名遵从“主人―他人―主人”的历史演变规律，导致地名基因在转录和表达上呈现遗传、变异和复合的过程；建构作用下，周边或域外大国以非法手段构建多边争夺南海海洋资源和海洋权益的新型地缘关系。3）南海诸岛海域地名基因在转录与表达上是空间与物质显性基因和理念与历史演变隐性基因的交互耦合过程。
结合研究期内热点地缘事件，利用GDELT数据库中新闻事件数、平均语调值及戈登斯坦分值分析南海周边主要国家地缘关系时序演化，并根据合作和冲突事件探讨地缘关系网络结构特征。结果表明：1）1997—2020年，美国提出“重返亚太”和“南海仲裁案”的结束成为整个时期内的两大标志性事件，分别以2009和2016年为时间节点，将南海周边主要国家地缘关系划分为特征差异显著的3个阶段。2）在第一阶段（1997—2008年），各国保持稳定关注，和平发展成为主旋律，地缘关系相对缓和平稳；到第二阶段（2009—2015年），稳定与不安因素此消彼长，地缘关系动荡，消极态势初显；进入第三阶段（2016—2020年），各国间仍保持高位关注，但争端对抗充斥不断，地缘关系亟需维护缓和。3）中国在前个两阶段主要扮演合作与冲突事件接受国角色，从第三阶段起发起的合作事件明显增多，节点加权出入度显著增大；而中国、美国、越南和菲律宾在网络结构中相对活跃，尤其在冲突平均网络中经历了“中―美―越”到“中―菲―美―越”再到“中―菲―美”小团体组合过程；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在区域中与他国联系有所下降；文莱以接受合作或冲突事件为主，与他国地缘关系稳定。
2010年以来，南海争端呈现扩大化和复杂化的态势，形成环南海周边国家侵占岛礁、域外国家广泛介入的局面，进而推动南海问题日益走向“国际化”。分析南海问题中的国家（地区）间合作与冲突关系，挖掘南海问题“复杂化”的深层原因，这是理解当前南海局势、避免战略误判的重要支撑。文章借助GDELT新闻媒体数据库，提取2013—2021年有关南海问题的事件数据，利用年代约束聚类方法将南海问题划分为矛盾上升期（2013—2018年）和域外介入期（2019年以后），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南海问题中的国家（地区）间合作与冲突关系以及背后的信息生产网络。研究发现：1）矛盾上升期，围绕南海问题的合作与冲突主体主要为环南海国家；2）域外介入期，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结盟合作并围堵中国，中国在与域内国家紧密合作的同时，却成为冲突关系网络的核心，冲突关系复杂、合作关系萎缩与当前人们对南海问题有所缓和的认知形成矛盾，反映信息权力的作用愈发深远；3）信息生产网络中，美、英、澳等国家主导信息制造和加工过程，表明南海问题成为各信息行为体博弈的角力场。
运用文本分析，从中美关于南海制图的特点及差异着手，探讨了中美制图所表达的南海领域化过程以及地图对于领域化实践的作用。研究发现：1）中美制图中南海海域范围、岛礁地名及海疆边界表达的演变，是国家权力影响制图的表现。2）中美南海制图差异源于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需求：中国通过制图（再）领域化，对内加强南海海域管控，强化国民海权意识，对外宣示南海主权；美国通过制图（去）再领域化，强调南海的公海和多国属性。3）地图作为领域化工具，能够在国际舞台上讲述中国人的南海故事，也能清晰表达中国对南海诸岛和附近水域拥有主权的一贯和明确立场。应从地图维权、地图创新、地图宣传等方面加强对南海的领域化表达，使地图在南海海洋国土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选取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37个集装箱港口为研究对象，选用全球前八名船公司航线数据，就其现有航线分布构建二向网络，采用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介数中心度及权利指数等复杂网络中心性指标和网络结构模型对其港口体系特征和网络结构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有：1）近年来，南海沿线国家和地区间贸易愈加频繁，相关港口吞吐量不断增加，在世界集装箱港口体系内地位总体呈上升态势；各港吞吐量排名总体相对稳定，南海周边7国集装箱港口运力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中国与新加坡沿线。2）深圳港、新加坡港、香港港、高雄港、青岛港与上海港等港航线较多，可与较多区域直接进行贸易往来，受其他港口联系影响较小；上海港、深圳港、宁波舟山港、广州港等在国际集装箱航线中起重要的串联中介作用，对航运网络控制能力较强。3）基于港口吞吐规模与中心程度分异情况将港口网络地位分为4层。第一层为国际航线母港，包括上海港、新加坡港、深圳港、宁波舟山港、广州港、青岛港与香港港；第二层为国际航线枢纽港，包括高雄港、丹戎帕拉帕斯港、厦门港、天津港、林查班港、巴生港与胡志明港，中心性发育程度较好；第三层为国际航线挂靠港，包括海防港、钦州港、大连港、丹绒布鲁港、马尼拉港、丹戎佩拉港、连云港、盖梅港、烟台港、营口港、日照港与福州港，港口相对中心度偏低，吞吐量相对受限；第四层为区域性喂给港，包括锦州港、太仓港、台中港、东莞港、唐山港、南京港、泉州港、南通港、珠海港、嘉兴港与海口港，因其地理区位特点成为较热门转运港口。4）整体港口网络可划分为4个港口社群。其中，社群一中心属性明显，社群二与其联通关系紧密，社群三是其喂给港群，社群四小世界属性明显，群内港口航线相对独立。
以海南渔民海神信仰为研究对象，结合南海诸岛考古发现和海南岛方志等文献，及笔者2012―2020年在海南持续做的田野调研资料，从谱系理论出发，运用文献分析及田野调查等方法，对海南渔民海神信仰谱系及仪式活动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海南渔民海神信仰谱系包括海洋水体本位神、航海保护神、渔商专业（行业）神、镇海神与引航神等海神家族谱系，岸上―岛屿―船上―东南亚移民社会等空间谱系，出海前―归航时―捕鱼前―海难―日常等时间谱系；海神信仰仪式活动主要有做海仪式、南海诸岛仪式以及日常实践中的仪式。在参与仪式的过程中，海南渔民通过一系列的情境展演与活动等互动，触发自身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并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与秩序：1）树立了船长的绝对权威；2）形成先登岛拜庙者享有优先捕捞权的传统；3）众神合祀突出，其中拜“108兄弟公”出海仪式是最隆重和最受渔民重视的；4）海南渔民的地方性海神信仰是海南籍华侨的身份象征和地域认同的重要标志。
流动背景下，传统固定的家不断受到挑战，家的定义和内涵也因流动而更加丰富。现有研究多从陆地视角关注流动对家的多维影响，较少探讨海洋语境下流动与家的潜在联系。此外，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空间“家”的营建也成为可能。文章借鉴家的地理学相关理论，基于深入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文本分析等方法，探讨海南潭门渔民在南海耕海实践中生产空间家的营建和情感体验。研究发现，潭门渔民在流动渔船中利用类“家”的功能进行日常生活实践，从而模糊渔船生产空间与家的边界，产生“在家”的体验；在长期的耕海过程中，渔民之间通过彼此之间的关心、照顾、互助等行为增进感情，从而产生家的团结、温暖等情感体验；渔船在长期的海上流动过程中，渔民逐渐对南海的岛礁、物产、边界等自然、人文环境产生熟悉感、安全感和归属感等情感体验，实现了对南海“祖宗海”的家园想象。
渔民是天然流栖性群体，不仅需要关注其流动性时空规律，更要关注其流动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文化意涵。文章从流动性与集体记忆视角出发，选取海南省东部典型渔村为案例地，通过访谈深入理解渔民在流动中的地方记忆建构，主要从流动、停泊、定居的3种不同状态归纳渔民流动中的时空盈缩、物质条件和流动路径节点，从时间、地方和权力三要素探讨渔民集体记忆的形成。研究发现：1）渔民跨界流动具有动态盈缩的特点，经历了从民间自觉到官方规范，从渔业生产到商渔复合，从局地到广域再到局地的动态过程。2）渔民的流动状态和过程赋予海洋以地方特性。人船组合拓展渔民自主流动的能力，“陆—海—岛”流栖空间中的地物和景观凸显集体记忆的物质依赖性。3）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迁，代际更迭削弱了原有的人海关联，流动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集体记忆结构性消退，渔业村镇的全球—地方的跨区域色彩逐渐被剥离，回归到同质化的域内流空间。
为保障船舶海上航行安全，结合GIS与模糊层次分析法，从海上搜救的自然环境和人文搜救力量2个方面选取9个因子建立海上搜救困难性评价模型，对南海海上搜救困难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自然环境影响下，南海海域搜救困难性具有“V”字形分布的特点，由东北向西南难度等级逐渐降低。2）在人文搜救力量影响下，南海海域的搜救困难性整体呈“东北－西南条带式”，难度最大的区域主要位于南海东北―西南的连线上，呈不规则环状向连线两侧递减。3）综合两方面因素，南海部分岛屿周围搜救难度偏高，主要受台风等恶劣天气及远离搜救基地的影响，而远海海域搜救难度在整体上为“东北－西南递减式”空间分布格局，最高和较高的区域由研究区东北延伸至西南，然后向西北、东南两侧递减。总体而言，南海研究区中近21.1%的海域搜救难度≥7级，仍需加强对搜救力量的部署与建设。
为预防和减少海洋旅游安全事故，运用卡方列联表分析与残差检验、时间强度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不平衡指数分析中国海洋旅游安全事故的类型、特征与时空分布规律。研究发现：1）中国海洋旅游安全事故类型主要分为溺水、被困、交通事故、自杀、意外受伤、动物咬伤、疾病突发、火灾、食物中毒等9种。2）事故发生的主导因素存在类型差异，涉事旅游者个体特征、旅游活动与事故发生的关联性较高。3）事故在大（年）、中（月）、小（日）时间尺度分布呈现差异性和集中性。事故发生数量呈上升趋势，7―8月为高发期，5―6、10月为次发期，下午（T 14:00―18:00）为一日高发时段，上午（T 08:00―12:00）和晚上（T 18:00―21:00）为一日次发时段。4）事故在大（海洋旅游圈）、小（海洋旅游城市）、微（海洋旅游活动点）空间尺度分布呈现聚集性和不平衡性。其中，大空间尺度集中在闽台海峡西岸区域和环渤海区域，小尺度（闽台海峡西岸区域为例）集中在厦门、泉州和福州，微尺度集中在沙滩、海礁与海上区域。因此，建议从高发事故类型及其发生特征、时空分布规律等方面强化安全防控与监管工作，预防和减少海洋旅游安全事故发生。
在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视野下，海南岛的岛屿特征、海洋属性与离岛空间特质以及自贸港的特殊制度安排，为推动区域一体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文章提出海南—南海的经济地理新概念，构建由空间理念、空间机制与空间行为3个维度组成的分析框架，并探讨自贸港发展推动海南—南海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和前景。结果表明，空间理念、空间机制、空间行为在自贸港发展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发挥文化理念动力、规则制度动力、行为利益动力的作用。在空间理念层面，自贸港发展过程中应落实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新发展理念；在空间机制层面，自贸港发展过程中要加强制度创新、完善海洋治理；在空间行为层面，自贸港发展过程中要构建海南—南海空间内的循环经济圈，强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总体而言，面对国际体系转型与贸易保护主义，把握自贸港建设与区域一体化的内在逻辑、影响机制与实践路径，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当前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全球化发展正面临重大挑战。在此背景下，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既是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需要，也是在全球治理语境下中国积极重塑地缘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举措。以海南自贸港为对象，采用话语分析和网络民族志方法，探讨基于国家品牌的地缘政治实践，审视政府、媒体和国内外普通受众如何参与海南自贸港地理意义的（再）生产，并讨论了其背后的地缘政治运作机制。研究发现，国家品牌建设涉及国家、媒体和普通受众之间的互动，政府利用媒体工具构建宏大叙事，塑造国内外受众对海南自贸港的地理想象，进而支持和强化中国作为全球治理的建设者身份。然而，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受众群体形成了差异化的情感体验，普通受众对海南自贸港的认同等积极感知支持了国家身份叙事，质疑和感到威胁等情感则对自上而下和由内而外的话语营建提出挑战。不同行动者的建构和表征作用使国家品牌意义不断被想象、表达和重塑，导致基于国家品牌的地缘政治运作复杂化。
通过梳理和界定海洋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倡议的具体内涵与外延，发现南海在为国家间海洋争端友好协商和平解决创造范例，给区域蓝色伙伴关系建设提供经验，探索构建以规则为基础的区域安全新秩序3个方面肩负着特殊使命。具体到海南，其在南海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承担着空间、功能、角色3个方面的特殊定位。海南虽然面临内生性挑战和外部干扰因素的双重阻力，但通过合理的空间布局和创新性的产业规划，有望把自身先天具有的地缘优势、深化改革开放和建设自由贸易港赋予的制度创新和政策红利等转化为参与南海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实际成效。
立足于中国哲学与地缘政治相融合的视角，通过解构地缘政治视角下的南海海洋治理问题，对比分析百家争鸣中墨家哲学对南海治理的价值作用，针对南海海洋治理提取墨家哲学的理念要点，尝试构建墨家哲学在南海海洋治理上的实践指导体系，研究表明：1）域内治理目标的不清晰和治理保障的不落地，以及域外大国的介入和国际组织发挥的作用有限，共同造成南海海洋治理的困境。2）南海海洋治理以自然海洋与人文海洋的统一为治理客体，以主权国家为最主要的行为主体，需要国家主体间的协同治理。3）从墨家哲学中提取1个核心要点、3个指导要义和4个关键要素，应用于南海海洋治理。在战略功能上以“兼爱非攻”和“义利一体”为价值取向，打破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局限，以“功利主义”和“志功合一”为行为标准，促进新型国际关系合作；在实操路径上，要嵌入墨家哲学的“法”要素，以规范和标准为牵引，并嵌入墨家哲学的“求”“节”“巧”要素，以科技创新为驱动。
基于注意力政治学的领导人注意力分析框架，对自2012年以来建设海洋强国这一国家级海洋战略的启动和实施进行分析，探讨建设海洋强国的作用机制。文章提出：1）领导人与政府有限的注意力是国际体系结构变化与国家行为产生之间的中介变量。2）国际局势变化、地方政府竞争、突发事件刺激和以往的从政经历是建设海洋强国的触发因素，驱使领导人和政府的注意力发生转移。3）领导人通过讲话、批示、视察等活动推动政策实施，这是测量领导人及政府对于建设海洋强国的注意力依据。注意力对建设海洋强国的作用机制体现在：1）国家海洋战略重置后，领导人与政府的注意力继续作用于新海洋战略的实施过程；2）领导人通过自身一系列的活动，如视察、批示，加快海洋战略的运行；3）通过设立高级别机构，高位推动建设海洋强国；4）通过国家媒体对海洋事务的持续议程设置，固定公众和社会注意力。上述作用机制有效地引导并锁定了中国对海洋事务的关注方向与重点，改变了传统中国“重陆轻海”的战略文化与社会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