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能源结构转型与可再生能源发展加速，稀土关键材料在风电产业链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文章基于2009—2022年52个主要国家（地区）的贸易数据，选取稀土矿、稀土永磁材料与永磁直驱风力发电机表征风电产业链上—中—下游关键环节，构建有向加权贸易网络并刻画其结构特征与演化趋势；进一步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稀土驱动的风电产业链贸易网络复杂性增强，且各环节均具有小世界特性，这意味着任一节点的扰动都可能通过产业链上下游快速传导，形成系统性风险；德国、美国和中国构成产业链核心三角且地位相对稳定，但角色分化明显——中国主导下游整机制造环节，美德把控中游关键材料及技术标准；“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政策协同效应、设施及贸易赋能效应，显著提升了沿线国家在风电产业链中的地位，其效应呈现三重异质性：产业链中游的提升效果优于上下游，发达国家受益程度高于欠发达国家，陆上丝绸之路国家的合作效应强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
在全球能源结构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背景中，中国已成为光伏领域的引领者，其装机容量与发电量均位居世界前列。然而，以往研究多集中于评估覆盖全部陆地表面的光伏发电潜力（PsolarPV），忽视了对已实际部署、正在运行的光伏设施所面临的气候风险，导致对现有光伏系统发电潜力在未来气候变化下的评估仍不够充分。为此，文章基于耦合模型比对项目第六阶段的多模型数据，模拟并分析了2015—2060年3种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中国现有光伏部署区域PsolarPV的时空变化趋势。结果显示，在3种不同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未来全国年均PsolarPV预计均保持增加的趋势（从0.6%±0.4%到3.4%±0.4%）。不过，随着温室气体排放情景的加剧，PsolarPV的相对增加量将减少约2.8%，同时亏电天数的相对变化将增加约3.4%。该下降趋势主要由气温升高所驱动，其负面影响的贡献率从低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的31.0%增长到高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的46.2%。此外，中国光伏系统的运行稳定性对未来气候变化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其中西北、华北和华东地区对气候变化最为敏感。在高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这3个地区的亏电天数平均增加0.8 d/10 a，且PsolarPV的年内短期波动和季节性波动幅度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在“双碳”目标驱动下，光伏发电成为实现能源低碳转型的关键路径。文章以能源消费大省广东为对象，构建融合“资源禀赋—发展需求—承载约束”的多系统协调评价理论框架及指标体系，评估广东省光伏用地适宜性及减排效益；同时，引入电力需求与开发潜力的空间聚类分析，在市域层面诊断光伏开发中的供需错配问题。结果表明：1）光伏用地开发的潜力巨大，广东省光伏高度适宜区达13 292 km2（占陆域面积7.3%）；Q4开发情景时（高度适宜区开发100%）发电量为9 606亿kW·h，可覆盖全省用电需求；2）光伏开发潜力空间分异显著，高适宜区集中于粤东丘陵及雷州半岛，而珠三角核心区因土地约束导致适宜性低；3）光伏发电潜力区与电力消耗区之间空间错位，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LISA）分析结果识别出珠三角“供小于求”，粤东“供大于求”的冲突格局，惠州市作为高−高集聚区兼具本地消纳与周边辐射能力，具备优先开发价值；4）潜在减排效益巨大，Q4开发情景时每年能够节省标煤29 374.58万t，减少CO2排放78 197.92万t，减排价值达532.9亿元；同时可削减SO2 646.24万t、NOX 293.75万t、TSP 499.37万t；光伏板下植被额外提供了2.79万t碳汇，具有不可忽视的减排及生态功能。最后，文章面向省级光伏用地统筹布局需求，构建“潜力评估—空间优化—效益量化”协同的省级光伏用地配置决策思路与优化建议，可为区域光伏规模化、差异化落地提供科学参考。
在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探究全球化进程中地方环境治理的转型机制，对于理解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有关于珠三角环境治理的研究多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或全球化因素等单一维度分析驱动机制，较少基于多尺度互动结构，系统识别不同要素在治理过程中的层级分工与阶段演化逻辑，尤其缺乏对港澳制度溢出在区域治理中中介作用的分析。基于此，文章在可持续转型地理学视角下构建“全球化输入—地方响应—环境治理”分析框架，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1990—2018年珠三角地区9个地级市环境规制强度的时空演变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发现：1）珠三角环境规制强度总体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并表现出明显的阶段跃迁特征，空间上形成以深圳、广州等高开放城市为核心的梯度分化格局。2）地方环境治理动力结构经历由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主导的内生驱动阶段，逐步转向全球化要素输入与地方制度响应协同作用的多尺度驱动模式。3）制度开放通道在治理转型中发挥关键桥接作用，其中一类口岸开放数量具有最强解释力，表明全球规则与治理理念主要通过开放通道嵌入地方治理体系，并在港澳制度溢出作用下促进地方制度创新与治理能力提升。研究表明，在高度开放区域中，全球规则输入、地方制度吸收与跨制度区域互动共同推动环境治理转型。
文章以实体经济和直播电商深度融合的苏州市为例，基于电商主播空间坐标数据，从经济地理学的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理论出发，分析城市尺度下不同类型直播电商的区位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分异。研究表明：1）苏州直播电商呈现“城区高度集中与郊区多点集聚”的分布格局，并表现出“产品基地导向与产业服务导向”并重的独特性，揭示了苏州直播电商是在传统制造业强路径依赖基础上，通过数字技术与政策干预实现路径创造的复合结果；2）不同类型直播电商的区位分布存在异质性，产地直播呈现“簇群+散点”特征、专职直播呈现“极核+多片”特征、实体直播呈现“轴向+分散”特征、档口直播呈现“核心+据点”特征、住区直播呈现“多片+分散”特征；3）产品生产、制度政策、产业基础、物流条件和产业服务对直播电商区位选择起主导作用，且不同类型直播电商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其是“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在不同类型中作用方式异质性的微观体现。
乡村旅游是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但长三角城市群特色乡村旅游的空间分异规律与协同机制尚不清晰。文章以长三角城市群5类国家级特色乡村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分析、XGBoost-SHAP模型和区位熵方法，系统解析特色乡村旅游的空间格局、驱动因素与分区优化策略。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特色乡村空间分布呈现显著的东密西疏不均衡集聚特征，文化类与生态类村落集聚区域差异显著。2）XGBoost-SHAP模型识别出高程、坡度、人口密度、道路密度和A级景区数量为长三角城市群特色乡村旅游发展潜力的关键影响因子；因子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增强交互效应。3）基于发展潜力分析与区位匹配度，长三角城市群可划分为特色发展区（7.5%）、协同优化区（10.8%）、提质增效区（46.5%）与潜力挖掘区（35.2%）4类功能区，从而明确各区差异化、协同化的乡村旅游空间优化策略。
为检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先行示范区——佛山市南海区集体建设用地市场与国有建设用地市场在不同阶段是否整合，文章收集佛山市南海区2010—2022年城乡建设用地交易数据3 127例，运用三因素裂区设计统计建模与差异显著性检验，探讨不同土地所有权、用途、区位对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价格的影响效应，同步采用两因素裂区设计，进一步解构用途与区位因素对国有/集体建设用地价格的独立效应及交互影响。研究发现：2010—2015年地方自下而上制度探索阶段，从价格维度看，南海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已初步整合形成；区位（乡镇街道）因素对集体和国有商服用地价格、集体工业用地价格影响显著，而对国有工业用地价格无显著作用，凸显不同产权与用途的土地价格对区位条件的响应存在异质性。2016—2022年中央自上而下制度改革阶段，集体与国有商服用地价格趋于一致，而集体与国有工业用地价格出现分化，反映改革政策下商服用地市场已实现价格层面的统一，工业用地则通过市场机制形成差异化价格，价格形成机制逐步趋同。研究证实，土地所有权、用途与区位的协同作用是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价格形成的核心逻辑，其实质是市场化制度改革和土地供需对价格形成机制的协同影响。
文章以普达措国家公园为案例，整合空间正义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空间正义感知—心理转化—行为生成”的理论框架。运用建构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解构个体的空间不正义感知，反向建构空间正义维度，进而剖析游客与社区居民在空间正义感知及行为生成机制上的差异。结果发现：1）游客与社区居民的空间正义感知体现在分配正义、程序正义、承认正义与修复正义4个维度。游客的空间不正义感知导致其发生空间价值感知失衡、空间规训冲突与空间能动性消解的心理转化，进而引发负面口碑、消极参与、现场索偿乃至违规冒险等行为反应；社区居民的空间不正义感知导致其发生空间生存挤压、空间认同撕裂与空间赋权剥夺的心理转化，进而引发抵制与不合作、集体行动、外部求援、隐性对抗和策略博弈等行为反应。2）双方在空间正义感知与行为模式上的差异，源于“游客的乐园”与“居民的家园”之间的深层场域张力。游客基于体验权遵循市场逻辑而行动，而社区居民基于生存权、发展权与文化权遵循权利逻辑而行动。双方在国家公园建设中的错位与碰撞，构成双方空间正义感知差异的起点，并通过不同路径传导和产生影响。
为打破现有健康城市研究中存在的环境特征测度缺失和依赖线性关系假设等局限，文章以福州主城区为例，利用图像回归、目标检测等深度学习算法，测度以感知和失序为代表的环境品质特征；运用XGBoost机器学习算法和SHAP解释器，揭示建成环境物理特征及品质特征对居民跑步行为的非线性影响与空间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1）二维、三维环境物理特征与感知、失序等环境品质特征对跑步活动均有重要影响，仅考虑环境物理特征的健康行为效应是不全面的。2）各建成环境因素与跑步密度之间表现出6类非线性关系，各类环境因素的影响方向和边际效应呈不同变化趋势。3）建成环境对跑步活动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经K-means聚类分析，可根据各条街道上跑步驱动因素的差异，划分出5类街道类型。基于此，健康城市的环境优化策略须因类因地施策，以提高政策干预效率。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成为积极老龄化社会建设中的关键议题。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社区建成环境的客观特征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而对老年人对建成环境的主观评价及其利用行为的关注不足。基于在广州20个社区收集的老年人健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社区社会资本、社区依恋和社区参与在建成环境主观评价和利用与老年人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建成环境主观评价和利用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呈显著正相关，且建成环境利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积极效应更强。2）建成环境利用可以通过社区社会资本和社区依恋影响老年人的社区参与，并进一步影响其心理健康状态。但社区社会资本在建成环境主观评价与心理健康之间不起介导作用。3）建成环境主观评价和利用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在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的群体间存在差异。
在高密度城市环境中，通学路径不仅是交通走廊，更是儿童社会化与感知城市的关键场所。针对既有研究多依赖车行视角街景（GSV）而导致的尺度偏差问题，文章构建了自拍行人视图（SPPV）结合共情故事法（MEBS）的评估体系，利用语义分割技术提取微观环境特征，并结合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与弹性网络回归（ENR）算法，对通学路径的儿童友好性进行规模化测度与驱动机制解析。研究发现：1）广州通学路径儿童友好性呈现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由高到低依次为新建社区、老旧社区、城中村，不同社区的风貌基因决定其短板差异；2）微观要素驱动机制显示，步行道与自然元素是提升友好性的核心驱动力，而电动车侵扰及过高的空间围合度对儿童感知构成显著负面影响。文章揭示了成人视角与儿童真实需求间的错位，提出应从“车行尺度”回归“行人尺度”，从“工程思维”向“人本治理”转型，通过差异化的空间修补与“可供性”设计重塑儿童友好型通学空间。
为验证哈尼梯田地区哈尼族村寨的氏族结构及传统观念在聚居空间演化中的作用，从而为遗产地的可持续治理提供新依据，文章以遗产地核心区内41个哈尼族村寨为研究对象，采用姓氏丰富度和姓氏信息熵来定量描述氏族结构的特征，采用姓氏定居点空间最邻近指数、姓氏定居点面积信息熵来描述聚居空间的特征，并通过对4个指数的相关分析揭示氏族结构与聚居空间演化之间的联系。研究发现，姓氏丰富度与姓氏定居点最邻近指数呈正相关，姓氏丰富度越小的村寨，最邻近指数越小，聚居空间越趋于聚集；姓氏信息熵与姓氏定居点面积信息熵呈显著正相关，村寨的姓氏信息熵越小，村寨姓氏越单一，各姓氏定居点面积越不均衡。尽管旅游开发的冲击对村寨的聚居模式产生一定影响，但氏族构成单一的村寨仍能保持聚集性；而氏族构成均衡的村寨更易受交通设施建设等影响而突破传统空间格局，由聚集转为分散模式。
游客时空非均衡分布的“潮汐现象”是乡村旅游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瓶颈。声景观作为一类长期被忽视的“感官资本”，具有破解这一困境的独特潜力。文章整合感官资本、文化声学和时空修复理论，构建“价值—意义—实践”贯通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典型案例地的深访、观察与文本分析，系统阐释声景观疏解潮汐现象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声景观通过“感官激活—文化认同—时空重构”的递进路径发挥作用，并内嵌“深度体验—认同强化—主动错峰”的反馈回路，形成具有自我增强效应的疏解机制。具体而言，感官资本（使用价值、符号价值与交换价值）构成行为改变的底层动力，文化声学完成地方意义的编码—解码—内化传导，时空修复则通过空间分流与时间错峰实现客流重塑。基于此，文章提出针对生态型、民俗型与城郊型乡村的差异化声景实践路径。文章重新审视了将声景观视为“辅助要素”的传统认知，将感官资本与时空修复理论延伸至非视觉维度，为破解乡村旅游潮汐困境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思路。
文章关注乡村旅游的夜间环节，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论的编码分析方法，对城市游客在乡村夜间的旅游体验进行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城市游客的乡村夜间旅游体验是一种特殊的阈限体验，对立的认知、情感及动机同时存在并动态转换，呈现出明显的悖反取向。具体而言，夜晚的乡村是一种阈限时空。当夜幕降临，乡村景观转变成一种模糊的阈限景观，城市游客成为更具敏感性的阈限的人。阈限时空下的游客感受到既陌生又熟悉的认知张力和既怀旧又恐惧的情感张力。这2种张力感知使游客最初的“逃避城市、归属乡村”的动机被解构，呈现逃避与归属对象的动态转换与动机强度的动态浮动，并最终体现为3种结果：因达成功利性目的或情境依赖的畅爽体验而形成的对乡村的短暂归属，通过群体身份认同、自我身份认同和诗性创造强化联结而形成的对乡村的精神归属，以及由负面体验及对城市现代性的依赖导致的对乡村的逃避。
文章通过Citespace，对2000年以来中外劳动力地理学领域的高质量文献进行计量分析，梳理了该领域研究热点、中外差异与发展趋势。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劳动力地理学研究不断发展，中外研究虽然在部分热点问题上表现出相似性，但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的差异导致研究在理论基础、主题导向和研究方法上呈现明显分异。国内研究聚焦劳动力空间分布与流动、劳动力对产业与区域发展的影响、劳动力市场格局与就业特征等，农村劳动力在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背景下也备受关注；国外研究同样关注劳动力分布，劳动力能动性、劳工的尺度政治与地方治理、移民与难民劳动力等均为热点话题，性别与种族问题交织的就业不平等问题也被广泛讨论。2000年至今，劳动力地理学在研究的对象、主题、尺度、方法上都发生变化，且中外研究在理论借鉴、方法应用上相互影响。这些变化有助于深入认识劳动力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及其空间格局的深远影响。基于全球化进入调整期的现实背景，劳动力地理学未来仍需平衡中外研究视角差异与理论争议，加强对本土特殊议题的探索，深化全球生产网络与地方劳动力市场的互动并增强多学科融合与综合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