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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 Vol. 43 >Issue 6: 1199 - 1210

DOI: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003663

旅游地理

背包旅行与身份构建：一名已婚女性背包客的自我民族志

  • 孙琼 , 1 ,
  • 李林 , 2 ,
  • 黄先开 3
展开
  • 1. 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北京 100101
  • 2.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北京 100101
  • 3. 北京工商大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北京 100048
李林（1981—），男，山东海阳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与旅游信息化，（E-mail）。

孙琼（1984—），女，北京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与旅游者行为，（E-mail）；

收稿日期: 2022-09-03

  修回日期: 2022-10-04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7-10

基金资助

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优秀青年人才培育计划项目(BPHR202203211)

北京工商大学数字商科与首都发展创新中心项目(SZSK202237)

北京联合大学校级科研项目(SK10202201)

收起

Backpacking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Self-Ethnography of a Married Female Backpacker

  • Qiong Sun , 1 ,
  • Lin Li , 2 ,
  • Xiankai Huang 3
Expand
  • 1. Management College,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China
  • 2. Tourism College,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China
  • 3.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Received date: 2022-09-03

  Revised date: 2022-10-04

  Online published: 2023-07-10

Fold

本文亮点

文章借用自我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讲述了一名已婚女性的背包客旅行之路。研究发现，父母的旅游行为是背包旅行代际传递的主要方式，也是父辈对子女身份构建隐形影响的体现；在传统家庭观念中，已婚女性因其“依附者”角色而被排除在背包客之外，已婚女性背包客之路象征着已婚女性对社会角色刻板印象、文化观念和消费主义的抗争。研究表明，已婚女性背包客身份构建，打破了传统社会角色认知，塑造了新的社会角色特征，发展了背包客身份构建理论。背包客身份的构建不仅发生于与普通旅游者对立的“不同”，也产生于个体对自决的追求。现代背包客可以通过自决，实现对幸福感的追寻，反思消费主义。

本文引用格式

孙琼 , 李林 , 黄先开 . 背包旅行与身份构建：一名已婚女性背包客的自我民族志[J]. 热带地理, 2023 , 43(6) : 1199 -1210 . DOI: 10.13284/j.cnki.rddl.003663

Highlights

The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a "backpacker"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topic in research on backpacking. Most current studies analyze the backpacker group as a whole, with insufficient investigation into the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groups. Western scholars found that female and male backpackers had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ourism patterns.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t social situations and differences in backpacker' behavior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we must examine whether the Western research conclusions are applicable to China. Particularly, married females in China are the core members of the family. Compared with unmarried females, they shoulder more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There is insufficient research on their identity construction as backpackers. This study introduces a married female backpacker's journey through self-ethnography. The study found that parents' travel behavior was the main method of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backpacking, and it was also the embodiment of parents' hidden influen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s identity. In addition, the will of parents was affected by traditional culture on the cognition of social roles, while the family shouldered the pressure to resist the traditional role concept of society. The disobedience of the owner of the family's power regarding the traditional role norms was a resistance to the traditional power system, which enabled children to break through the social stereotypes and prejudice and practice backpacking. In the traditional family concept, the married female was excluded from backpacking because of their "dependent" role. The path of the married female backpacker ran through the struggle against social role stereotypes, cultural concepts, and consumerism. The research proposed that the breaking of traditional social role cognition and the shaping of new social role characteristics were the important concept origi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rried female backpacker identity. Meanwhile, it also developed the theory of backpacker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argu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rried female backpacker identity not only occurred in the "difference" against ordinary tourists, but also in the individual's pursuit of self-determination. Through backpacking, in a unique way, the married female could participate in behaviors that reflected their personal interests or values, and had the capability to engage in valuable or challenging behaviors. Thus, they established close ties with others, broke the role shackles under traditional social concepts with their actual behaviors, controlled their travel consumption decisions, integrated into the backpacker group, and shaped new social roles, and then realized the improvement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ccordingly, modern backpackers are capable of realizing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and reflecting on consumerism through self-determination.

“背包客”由英文backpacker翻译而来（解佳 等，2020），指一类在旅行过程中以背包（通常指高过头顶的背包）作为主要行李的特殊旅游者（Pearce, 1990；陈钢华 等，2021）。与其他游客相比，在旅游动机上具有典型的逃避、求知、寻求刺激及自我身份再确立等特征（Pearce et al., 2007; Ooi et al., 2010; Hindle et al., 2015），在旅行中表现出突出的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Larsen et al., 2011; Tomazos, 2016）、追求自我发展与自我再认识（Canavan, 2018; Collins-kreine et al., 2018）等行为模式特点。由于背包客形成了独特的群体风格并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和行为，他们通常被学者视为是社会建构中的一类特殊群体（Adkins et al., 2007；解佳 等，2020）。对大多数背包客而言，背包旅行不仅是一种旅行方式，更是一种自我身份的表达，其身份标签包含了独立、自由、冒险、自我转变和个人发展的精神追求（Cohen et al., 2015；刘鲁 等，2018）。目前，背包客身份建构相关研究被学术界视为背包旅行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余志远，2014）。
受益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践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人拥有了比以往更多的旅行机会。进入90年代，背包旅行被视为一种充满“异国情调”的旅游方式，在中国年轻人中开始流行（Zhang et al., 2018）。过去十年间，国内和国际旅行中的背包客数量显著增加，背包旅行已成为当代青年的重要亚文化（余志远 等，2022）。近年来，背包客群体人数在国内逐渐增多，但女性参与者仍是少数（Xu et al., 2021）。虽然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背包客行列中，但女性背包客大多被视为男性的附属品出现，其中已婚女性数量更是稀少。通过梳理“背包客身份构建”这一主题的文献后发现，多数研究都将背包客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展开分析（Zhang et al., 2017），很少关注其性别差异，对女性背包客群体及其身份构建的关注稀少。在为数不多的背包客旅游研究中，西方学者发现女性群体与男性群体在旅游模式上有明显不同，她们往往将背包旅行视为暂时从烦琐的日常生活中撤退的“中场休息”（Elsrud, 1998），并将其作为在遭遇个人危机（尤其是感情破裂）后重建独立角色的途径（Hillman, 1999）。考虑到中西方不同的社会情境及中西背包客行为的差异（Luo et al., 2015；朱璇，2018），西方的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中国仍有待进一步的检验。特别是中国已婚女性群体，他们是家庭中的核心成员，相较于未婚女性承担着更多的家庭责任，他们在背包旅行中是如何实现身份构建，尚缺乏专门研究。基于此，本文将深入探究中国已婚女性背包客的身份构建问题，以期发现中国已婚女性背包客身份建构的根源和途径，剖析家庭对其身份构建的影响，拓展背包客身份建构理论。

1 理论来源

1.1　自我民族志

自我民族志是一种自传体形式的民族志研究，通过对意识、思想、情感和信仰等多个层面的“剥离”，系统地描述和反映个体的文化体验（Ellis et al., 2011）。不同于书写他人故事的民族志，自我民族志要求研究者既要充当“局内人”，也要成为“局外人”（Anderson et al, 2012），其独特性在于将自我意识作为第一手经验数据的来源（Chang, 2016）。有学者指出：相较于其他民族志，自我民族志凸显了自我的主体性，研究者通过描述个人层面的认知和实践，强调了权力关系在塑造个体现实中的作用（吴建兴 等，2022）。所以，自我民族志是一种情感唤起性叙事，呈现了高度个人化的特征，其利用个体经验来探寻新理论，从学理角度重新思考个体生命和文化意义。
自我民族志的书写多源自生活中的感悟或触动。我的“感悟”是对已婚女性背包旅行代际传递故事的反思。有学者指出自我民族志与个人叙述的不同之处在于：1）可以向外部群体揭示内部群体的隐秘行为（He et al., 2022）；2）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形成理论贡献；3）有意识地接受“脆弱”；4）唤起外部群体的同理心（Chang et al., 2016b）。自我民族志不应仅仅停留在“讲述研究者个人的故事”，还应是研究者通过剖析自我经历或体验进而验证或提炼理论，并对相关群体提出建设性意见（李方圆 等，2022）。在当下提倡多元研究方法的时代，自我民族志日益得到旅游学者的重视，但相较于国外学者，国内旅游学者对自我民族志的认识和使用刚刚起步（吴建兴 等，2022）。自我民族志运用自传式的描述方式，相较于传统定性研究方法在旅游体验等研究主题上更具深描的品质（Miles, 2019），特别是在并不常见的旅游场景研究中更具优势（Komppula et al., 2013），其提供了一个有价值、可持续的旅游体验观察窗口（费孝通，1994）。鉴于此，我将继续深描我的故事，从学理角度反思我作为一个已婚女性背包客的历程。

1.2　对已婚女性背包客和社会角色的再思考

1.2.1　背包客身份构建

背包客通常被学者们认为是一类社会建构的社区，群体风格独特，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和行为（Cohen, 2011）。对于多数背包客来说，背包旅行不仅是一种旅行形式，也是一种身份表达。旅游学者提出背包客群体热衷于通过身份标签将自己与“大众游客”区分开来，并将其旅行身份视为“意义创造”的重要来源（O'Reilly, 2005）。背包旅行本质上是代表价值取向和社会分化的标志（Zhang et al., 2017）。长期以来，背包旅行被认为是一种独立组织的旅行，其不仅具有灵活的旅行安排，还具有长期旅行、低预算、脱离常规、追求真实性和冒险性、愿意与他人互动的显著特征，带有明显的独立、自由、冒险、自我转变和个人发展的理想特征（Elsrud, 2001; Noy, 2004; O'Reilly, 2005）。为了获得和维持特殊的群体身份，背包旅行者必须至少遵循以上规范性特征中的一个，以区别于大众游客。因此，背包客的身份建构一直被视为背包客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Cohen, 2011; Currie et al., 2011）。Muzaini（2006）提出，背包客遵循规范性行为的重要动机之一就是在群体内确立地位和赢得声誉，将背包旅行中的“偶然经历”当作象征性资本，将背包客固定于社会建构的身份之中，他们在旅行中会重点寻求“原真性的旅游体验”，进而采用多种策略来“寻找当地人”。关于冒险和冒险行为的叙述被认为是背包客在群体中获得更高等级的另一个重要策略（Elsrud, 2001），说明旅行方式标志了旅行者价值取向，影响了社会分化。这种观点强调了背包客的身份标签区别于普通游客。与此同时，背包旅行被认为与普通旅游截然不同，是为获得和维持等级制度中更高地位的场域，往往与男性主义、文化霸权和势差等权威元素相关；背包旅行是维持群体中个人声誉和地位，争夺控制权的显在具象。有研究认为，Muzaini背包客身份理论仅关注“低预算、长期旅行、愿意与他人互动和白人男性”，而没有考虑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女性可能产生不同的伦理观念。民族和文化不可避免地影响背包客身份建构的方式和形式（Maoz, 2007），因此有必要深入了解不同地区群体之间背包客身份构建的过程。此外，背包旅行的研究通常面向西方，研究人员主要关注“西方”背包客及其身份构建问题（Teo et al., 2006; Cohen et al., 2015）。Muzaini的背包客身份构建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女性有待考究。
在中国，背包客被称为“驴友”，与已知的西方背包客行为相比，具有显著的不同。尽管中国背包客群体在过去十年中经历了显著增长，但该领域的研究却相对迟缓。近年来，背包客作为一种重要的旅行类型受到了中国学者的关注，学者主要聚焦于背包旅行相关的动机和行为研究（Luo et al., 2015; Chen et al., 2020）。研究发现，中国背包客在年龄结构上与西方同行相似，且以男性为主；不同的是其在实际旅行中往往有较高的旅行支出，且背包实践的成熟度较低，高度依赖互联网（O'Reilly, 2005; Ong et al., 2012）。与西方背包客一样，中国背包客也面临着制度化的困境，随着背包融入旅游业，背包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消费的象征（Zhang et al., 2017）。这一制度化过程，最初源于背包客的实践，不断构建与“背包客”相关的意义，以及“背包客”作为社会身份的意义。虽然大量关于中国背包客的文献已经开始了解其行为，但很少有研究关注背包客身份的社会构建问题。此外，迄今为止背包客的大多数研究基于客位研究方法，只有少数研究关注了中国背包客自身的意义建构（陈钢华 等，2021）。Muzaini提出该理论时所处的社会语境与当代中国社会不同。中国家庭生活有着强大的母职传统，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强调的“母职”是规定女性在父权制家庭中作为妻子必须承担和履行的职责，并非着力于维护母性，而是一种权利与责任的规定。中国传统对于已婚女性社会地位的印象已将其与“背包独游者”的角色天然隔绝。已婚女性被认为应该以家庭为重，承担相夫教子的责任，具备内敛、温顺和被动的特质，加重了已婚女性之于背包旅行的边缘性，忽略了她们对自我价值实现和精神需求的追寻。因此，本研究认为，对已婚女性身份的刻板认知是阻碍其背包旅行的关键。由此，本研究运用自我民族志的质性研究方法进行理论溯源。

1.2.2　已婚女性背包客与社会角色理论

有学者指出，旅行在自我身份构建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决定了个体对身份、地位和所在群体的找寻和认同。已婚女性背包客渴望在独自背包旅行中寻求自己的独立定位，并通过背包旅行寻求挑战，以打破传统社会对个体的角色期望（Cai et al., 2019）。研究表明，即使过去和现在的背包客群体中不乏已婚女性的身影，其在主流话语中的地位也逐渐显现（雷汝霞 等，2017），越来越多的已婚女性声称他们与“驴友”群体有密切联系，但其在背包客群体中仍处于附属地位。社会学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传统思维模式强迫已婚女性的气质、性格、职业及行为方式等必须符合所其所扮演的“已婚女性”角色（Park, 2019）。
角色是社会心理学研究者从戏剧中借用的概念，强调自我与“一般他人”的角色之间的相互关系，该概念与各个体在社会中的结构位置密切相关（Park, 2019）。社会角色是由一定的社会地位决定的一种权利义务、行为规范和行为模式，要求处在不同社会地位的个体做出符合社会期望的行为（乔纳森·H·特纳，1987）。社会角色是社会结构对其结构网络中的每一个具体节点的功能要求，它看似是把现实中的个体作为调节对象，实质并非针对个体，而是面向整个社会的结构和功能（乔纳森·H·特纳，1987）。这种功能要求并非社会针对个人的规定，而是由个人在社会网络的位置所决定（易伟芳，2015）。换言之，家庭中丈夫和妻子的社会分工、角色、能力以及身份、地位等不是由生理因素决定的，而是社会文化对不同家庭成员的期待和规范、资源和机会的分配，能力和特长的发展影响了社会对丈夫和妻子等社会角色的认知，形成了男女之间权力和地位关系的不平等，这种关系在文化习俗、教育、宗教、法律和政策等作用下得以巩固和加强。究其根本，社会角色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权力关系。传统的思维模式使女性在家庭关系中处于劣势，依附于丈夫和孩子而存在。在社会角色理论下，男性被必然地推向社会，女性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应留守家庭，其行为模式须符合社会权力者的期许。而已婚女性“背包客”恰好是把属于男性领地的“背包旅行”作为象征性资本，用以反抗传统思维里的父权和夫权。回顾我的亲身经历，本研究认为，背包旅行是我作为一个已婚女性对自主和自我发展（即能力）的追寻与共鸣。正是这种“自主的追寻与共鸣”，使打破传统社会角色认知、塑造新角色特征、实现自主发展成为已婚女性背包旅行的主题。此外，“场域”是自我发展抗争的场景。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的“场域”不仅具有时空观念上的意义，还关注了空间中的“位置”和“构型”（郭建斌，2008）。本研究将剖析不同场域下个人、家庭与群体的联系以及消费型构编织下的社会角色认知及其运行机制。

2 叙事缘起：背包旅行的代际传递

2019年，尼泊尔喜马拉雅山徒步旅行成为热门旅游线路，我正在家中打包行李准备前往尼泊尔背包旅行，这次我选择走安娜普尔纳大本营线（Annapurna Base Camp），在路上徒步8 d。先生坐在沙发上一脸不高兴地盯着我打包行李，看着我将睡袋、雨衣、登山扣、手电、充电器等旅行用品放入背包中，有一搭没一搭地问我尼泊尔好不好玩，喜马拉雅徒步旅行累不累，有没有请向导等。看到我整理好的旅行背包，他淡淡地说，结了婚就不应再和小姑娘时候一样独自一个人跑出去玩，问我为何不干脆报个旅行团带着老人、孩子一同出行，云云。我把之前我在各地背包旅行的照片拿出来给他看，无论是层峦叠嶂、无边无际的龙脊梯田，抑或是深居西藏山南地区洛扎县境内神秘的库拉岗日圣湖，里面都充满了普通旅游者不曾领略的风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让我内心悸动，但这些在他看来却不值一提。我不顾先生的反对，仍然在为人妻、为人母后坚持每年都要实践一次“说走就走”的背包旅行。与先生的反对不同，我的母亲看到我在婚后仍热衷背包旅行，很是欣慰，并未责难我没有与家人一同出游。
背包旅行的传统可以上溯至我母亲那一辈。母亲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一个生活条件优渥的家庭，并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母亲的父亲在机关工作，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母亲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还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一名大学生。母亲毕业后从事与旅游相关的管理工作，一直非常热爱旅行。70年代后期，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母亲拥有了比以往更多的旅行机会。同时，在90年代，背包旅行被视为一种富有浪漫情调的旅行方式，中国女性变得比以往更加独立，母亲经常背包到各地旅行，成为国内最早的一批背包客。母亲一直认为背包旅行不仅可以开拓眼界、增长见闻，还可以锻炼自己的生活能力和应变能力。与父亲结婚后，母亲仍然坚持一有机会便和三五好友一同背包旅行。
母亲热衷背包旅行，在我很小的时候也带我一同出游，稍大点还送我去参加专门的背包夏令营。因为能吃苦，又熟练掌握了一定的野外生存知识，我很快便钟情背包旅行，并对人迹罕至的神秘之地充满兴趣。背包旅行成为我工作和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种休闲活动。从祖国西北的的喀纳斯到西南的苍山洱海，从法国的香榭丽舍大道到柬埔寨的吴哥窟，都留下了我背包旅行的足迹。随着我成家添幼，父亲和先生开始对我背包旅行略有微词。父亲认为“为人妻后，应当以家庭为重，哪里有自己跑去玩的道理”；先生认为闲暇时间我应优先在家照顾老小，尽可能少地离家独自出行。全家只有母亲一直支持我婚后坚持背包旅行。
这个背包旅行代际传递的故事开始让我思考，为什么家庭会对已婚女性的背包旅行行为赋予特殊的阐释和判定？我的已婚女性背包客之路又意味着什么？

3 家庭场域下的背包旅行

3.1　家庭背包旅行的起点

20世纪50年代，母亲出生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首都北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女性强调独立自主发展，母亲有机会背包到各地旅行。但背包旅行在90年代的中国才开始兴起，作为“舶来品”，其主要在年轻人中流行。从历史文化层面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家思想也是中国旅游文化的重要基石。儒家思想下的旅游实践强调主观的内心感受，“乐因乎心，不因乎境”以及近游传统、尚古意识、“与民偕乐”（喻学才，2004）。中国传统的旅游观念不同于西方鼓励探险的旅游精神，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背包旅行作为一种旅游形式进入人们的视野也只是近十年的事情。在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使得家庭不仅是一个决策单位，也构成了家庭成员个人的决策环境，已婚女性在继续教育、职业发展、社会生活等众多领域的参与程度深受家庭决策过程的影响（吴帆，2014）。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已婚女性多以温顺、文静，以丈夫和孩子为绝对核心，甚至是缺乏个人主见的形象出现，所以已婚女性长期被排除在背包旅行之外。从社会现实来看，不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无法为民众提供良好的旅行基础，在中国背包旅行除了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还需要获得家庭的支持。幸运的是，自近代以来，中国民众一方面出于对西方英雄浪漫主义生活方式的推崇，开始出现鼓励已婚女性走出家庭通过背包旅行以获得独立人格的新兴审美标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从性别平等的角度大力提倡提高已婚女性的家庭地位，号召“提升已婚女性的家庭权利意识和参与能力”（李超海，2013）。正是在家庭支持和中国社会文化观念变迁的双重影响下，母亲得以成为一名背包客。不难看出，当时只有部分已婚女性可以背包旅行，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逐渐改善，更多的已婚女性背包客被纳入大众旅游时代的浪潮中。

3.2　家庭背包旅行的延续

研究表明，家长会带孩子一同旅游或鼓励孩子参加旅游，以从小培养孩子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思想（邓绍秋，2009）。这说明父母往往扮演着孩子参与旅游活动的引路人和资助者。在我的家庭中，母亲扮演了这个角色，从而实现了家庭背包旅行行为的代际传递。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出生在一个机关干部家庭。因为父母都是大学生，他们对我的教育比较重视，很早就鼓励我多去参加旅游活动，在大自然中收获知识，开拓眼界。我依然记得我第一次背包旅行是同母亲前往距离北京348 km外的五台山。我们坐长途大巴最先抵达台怀镇并一路搭车前往鸿门岩，沿着山路一直徒步攀爬，从中台一路向西台走去。由于我年龄小，速度慢，抵达西台的时候已是晚上11点左右。当时的我又累又饿，询问母亲为什么要背包旅行。母亲指着我们刚刚翻越过的中台方向说道：当我站在浩瀚无垠的星空下，感觉自己是如此地渺小，任何烦恼都抛到了九霄云外，看着自己一步步走过的路，感受到了凭借自己的力量征服一座山的成就感。当时我的父母并没有以“小姑娘不要一个人跑出去背包旅行”为理由反对我成为一名背包客，反而耐心地给我传授各种野外生存知识和徒步技巧。他们从未要求我留在家中做一个温顺、文静的女孩，而是鼓励我继续前往我不曾抵达的未知领域去探索。和母亲一同背包旅行满足了孩子渴望被关注和平等对待的情感需求，也成为一项家庭仪式。
母亲鼓励身为女儿的我背包旅行是希望女儿能够传承家庭的传统，希望年幼的我能够真正理解背包旅行的意义。学者郑雄飞等（2022）提出：“个体或被动卷入或主动参与，根据所处的社会位置采取符合身份设定的行动，血缘共同体为集体行动提供情感和物质支持，也为个体行为提供角色扮演的舞台与活动空间”。母亲通过带我进行背包旅行，希望女儿能够像她一样热爱背包旅行，凭着自己的力量自主抉择生活，构建属于自己的“角色”。

3.3　家庭背包旅行的抗争

重新回顾母亲带我背包旅行的经历为反思家庭作为社会角色构建的舞台掀开了一道豁口，我意识到家庭成员对社会角色的认知影响着背包旅行的参与实践。虽然父亲支持我婚前背包旅行，但对我婚后特别是为人母后的背包旅行活动予以坚决的反对。父亲认为女性结婚后应扮演好一名“贤妻良母”的角色。自我民族志的叙述给了我反思父亲态度的机会。这已不是简单的“家长制”对已婚女性背包旅行的压制，而是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已婚女性角色认知的真实写照。夫妻轴一直是中国家庭关系的主轴（杨菊华 等，2014），妻子是丈夫身份的附属，很难独立作出人生规划。父亲的理由暗含了对已婚女性背包旅行的价值判断。选择独自背包旅行意味着家庭需要承担巨大的社会压力和被人猜忌、非议的风险；即使成为一名著名的背包旅行者，身体已不再属于家庭，而是变成群体内外部身份区隔的标志（樊友猛，2020），所以我不应该在婚后独自背包旅行。父亲是利用“在场”的家长身份压制我婚后在现实生活中的反抗。
从中国宏观阶层架构看，母亲和我两代人均是都市职业女性，拥有独立的经济收入、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母亲的个人经历让她认识到背包旅行的积极效用，在她看来，家庭不仅是背包旅行的起点，也是打破传统社会角色认知构建新角色特征的支点。在家庭内部，背包旅行的代际传递是一种具有象征性的行为隐喻，家长对孩子的希冀和已婚女性对家庭意志的遵从构筑了结构的边界。但子女背包旅行的“生杀大权”仍掌握在家长手中，子女能否独自背包旅行，去哪里背包旅行，去旅行多少天，赋予背包旅行何种意义，在何时何地如何践行背包旅行，都受到家长意志的影响。而家长的意志受到传统文化对社会角色认知的影响，这也展示出传统的角色特征对家庭影响的微观图景。从家庭与外部社会的互动来看，家庭承载了反抗社会传统角色观念的压力。家庭的权力拥有者不遵循传统角色规范是对传统权力体系的反抗，将有助于子女打破社会刻板印象和偏见而实践背包旅行。

4 同辈人场域下的背包旅行

4.1　背包客身份与自我抉择

结婚后，背包旅行已成为我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休闲活动。一是因为通过背包旅行可以不受大众旅行团线路安排的限制，前往少有人涉足的地域探秘，感受自然风光之美；二是因为组建了新家庭的我迫切希望可以自主决定个人的兴趣和生活。
通过背包旅行，我建立了自己背包客的身份标签。我会提前数月规划我的背包旅行，选择具有挑战性的目的地，登录各大背包旅行论坛搜集相关资料；一遍遍观看背包客拍摄的旅途纪录片，登录论坛与驴友们讨论最新的背包旅行装备，感受着关于背包旅行的独特魅力。从我居住的北京周边开始，每逢假期我都会背包旅行5~7 d，自主选择徒步的目的地，随身携带一个小型数码相机，沿途拍摄记录当地的风土人情，并在我完成背包旅行后将我的旅行经历整理成文字，配上图片，发布在“驴友”论坛上。我会津津有味地浏览别人在我帖子下的评论，认真回答每一条留言。这种自主决定背包旅行目的地、成功完成具有挑战的背包路线，并向他人成功传授旅行技巧的经验，让我对前往更远的地方背包旅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信心，强化了我的背包客身份标签，增加了主观幸福感。
作为已婚女性，我是朋友圈中的唯一一名背包客。一方面，我有与普通大众旅行者截然不同的身份标签，这无疑引来了很多异样的目光和非议，其中既有男性的藐视也有女性的怀疑。正如已有研究指出，女性背包客很难获得男性背包客的认可，还会遭受其他女性的责难，认为女性背包客的旅行行为是为了更方便其与陌生异性交往（Larsen et al., 2011）。但另一方面，背包旅行也是一个自我决定的过程。自决理论提出，三种特定心理需求的满足将有效提升个人的主观幸福感，这三种心理需求分别包括：自主性（即参与反映个人兴趣或价值观的行为）、能力（即有效地从事有价值和具有挑战性的追求）和关联性（即与他人建立密切和令人满意的联系，感觉被接受）（DeHaan et al., 2014）。我利用背包旅行，通过自决，对传统家庭观念中以男性为核心的霸权进行反抗，向那些拥有更多象征性资本的人所定义的制度秩序发起冲击，开启了一场新的身份构建之旅。

4.2　社会身份与精神通约

随着我生育子女，我已不再是刚结婚时那个特立独行的小姑娘，而成为一名母亲。由于我个人可支配的时间被各种家庭事务和孩子教育等占据，我可用于背包旅行的时间越来越短，频率也显著下降，因此我对长距离背包旅行的热情逐渐冷却。在我的三口之家中，我尽可能地履行好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承担绝大部分的家务和抚育孩子的事务。当我在网络上看到越来越多的同龄人加入背包客的行列，足迹遍布国内外的知名线路，羡慕他们可以在连绵不绝的群山中徒步穿行，拍摄绝美的风景照片，这时我通常会保持沉默，不再浏览主页信息。幸运的是，此时京郊游开始兴起，每逢小长假，我可以抽出一天时间在北京周边背包徒步，北京近郊的一日徒步旅行成为我的小小慰藉。
难道仅仅因为没有充裕的旅行时间，我就简单地喜欢上了短途的背包旅行吗？以德里达为首的后现代解构主义者认为事物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先在的、不变的根本性特征或本质，一切都是变动的、不确定的，而且与主体状况相联系，意义只存在于解释者的解释行为中，身份构建则是一个旧身份不断分裂，新身份不断形成的去中心过程（德里达，2001）。如果短途徒步旅行符合科恩背包客身份系统中的表面特征，是一种标签化的特征，那么它所代表的独立自主、冒险精神和英雄主义则是背包客身份的精神特征，是背包客标签的内核。那么，这样看来短途徒步旅行实际上是我希望打破身上带有的传统角色特征标签，重新夺回生活自决权、构筑新身份的解释行为。在短途徒步旅行本身的巨大魅力和生活福祉追寻的双重作用下，我成了一个徒步背包旅行的爱好者。因经常在北京周边小众旅游景区徒步，我还交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龄朋友。因此，精神化的背包旅行通约性帮助我完成了这场新身份的构建之旅。

4.3　身份认同的挣扎

与同龄人的交往使我经历了关于背包客和已婚女性身份认同的挣扎。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个体开始认识到自决是身份构建的重要手段。我开始主动规划每年的时间，尽可能地在春节前挤出两周时间进行每年一次的背包旅行，从素有北京“百慕大”之称的门头沟铁陀山，到甘肃张掖的喀斯特地貌——七彩丹霞，再到世界著名文化遗产地——柬埔寨吴哥窟都留下了我背包旅行的足迹。回顾我的新身份构建之旅，不论是以背包旅行为由自主掌控生活的行为，还是降低背包旅行频率，都是主体面对传统社会角色刻板认知时的策略。如果主体处于关系场域中较高的位置、拥有更多的象征性资本，其可在整个群体关系中处于核心，并重新定义新的群体身份；但当主体处于整个群体的边缘地位，那么主体可能放弃自决权，而去遵从大多数人的抉择，以求融入新的群体。是选择赋予背包旅行特殊的意义，通过自决掌握生活的“遥控器”，不再扮演传统观念下的已婚女性角色，同时塑造新的社会角色特征，实现主观幸福感的提升；还是选择以短途背包作为自己的私人空间，向传统的群体身份认知妥协，这取决于主体所处的位置和对个人生活福祉的追求。身份认同挣扎背后的社会角色固有认知，决定了同龄人关系的能指和实践。

5 旅游消费场域下的背包旅行

5.1　国内旅游消费的出行自由

2010年后，国内旅游消费迎来“井喷式”发展，新婚不久的我拥有了向往已久的名牌背包旅行设备和更便捷的国内出行机会，我从家长手中名正言顺地接过了旅游出行的“指挥棒”。我可以自主决定在国内各大城市和著名景区的背包旅行线路。这一阶段，我热爱上了国内山岳型背包旅行活动。和对短途徒步旅行的热爱一样，喜欢山岳型背包旅行活动是源于构建背包客新身份和赋予女性新社会角色特征的需求。从黄山绝美的莲花峰、嵩山主峰峻极峰到武当山金顶，都留下了我作为一名女性背包客的印记，无不是我在国内旅游消费黄金时代的狂欢。有学者指出，国内大众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就是一个收集照片、收集符号的过程，是对某特定景点意义符号的生产与消费”（Urry， 2011）。与此同时，男性在背包旅行中各个方面都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人们将女性背包客塑造为“桀骜不驯、特立独行、充满诱惑和性感的”（蔡晓梅 等，2016）。女性背包客也相应处于边缘地位。但2005年当代女作家芭芭拉·赫吉森在《女人旅行三百年纪事（No Place for a Lady）》里面记述了98岁的著名女性旅行家亚历山大莉娅·大卫·妮尔在中国的旅行故事，她直言：“我应该死在羌塘，死在西藏的大湖畔或大草原上，那样死去该多么美好”（芭芭拉·赫吉森，2005）。那些本该待在家中的已婚女性，已经开始冲破牢笼，脱下裙装穿上裤装，在旅行的同时开始学习独立思考，变得独当一面、勇敢无畏。已婚女性背包客渴望能够冲破长期以来男性和家庭对其背包旅行的阻碍以及女性背包客不被重视的传统。此刻的我已不再满足于以背包客来构建身份，而是以热爱一项男性主导的活动来打破传统社会角色观念的禁锢。
出于对背包旅行的热爱，2009年我第一次背包旅行进藏。这让我彻底认清了我对徒步旅行的偏爱。由于直接乘坐飞机抵达拉萨，没有逐渐适应海拔的提升，加之对西藏向往已久，抵达目的地后我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背包旅行，甚至最后引发了严重的高原反应，不得不提前终止旅行返回。在我看来，浅尝辄止的国内大众旅游“打卡”远不如一次短暂的深度背包旅行体验重要，所以我开始在北京周边进行短期背包旅行。当时的手机信号还没有现在便捷，经常会造成家人与我联系不便，此举惹恼了我的父亲和丈夫。这仅仅是关于背包旅行吗？这是对禁锢在身份上枷锁的反击。国内的大众旅游消费象征着权力和资本，同时也是一种反击手段。国内旅游消费时代的到来让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旅行便捷，我可以在国内自由规划我的旅行交通、时间，海量的旅行服务可供我选择。至此，我彻底投入到了背包旅行活动中，这是对传统权力拥有者垄断旅游资源的强烈“反抗”。

5.2　国外旅游消费的参与自由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出境旅游蓬勃发展，背包旅行由过去的国内大众旅游向国外深度出境旅游转换，个性化旅游产品和服务的出现给背包客带来了出国领略“异域风情”的旅行体验。面对陌生的异域他乡，我得以释放之前小心翼翼的身份焦虑和处心积虑构建的社会角色特征，实现全身心地享受背包旅行的过程。我会在携程上提前预订好特价机票，利用马蜂窝论坛提前联系当地的向导和司机，咨询有关当地旅行线路的问题，将沿途旅行的照片和游记发表在博客里。我发现，越是前往与国内生活环境不同、人迹罕至的国外小众景点并拍摄秘境般的风光或当地风土人情的照片，就越有可能在群体中受到关注，掌握更多的话语权。为了尽可能多地前往国外小众景点，拥有在背包客群体中更高的权威，我几乎投入了我的全部业余时间和金钱，我一有空闲就要查阅国外最新的背包旅行线路并辗转前往徒步，购买昂贵的摄影器材，前往毫无徒步价值的景点只为在博客中发布更多吸引人的照片。逐渐地，我的私人生活被背包旅行所反噬。消费水平的提升使得国际背包旅行成为可能，人们拥有了更多的旅行自由，可以前往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旅行。然而，姚延波等（2021）在分析旅游消费时提出，现代的旅游消费从过去更多关注景观对象，逐渐转向一种具有炫耀性质的消费行为，越来越多的旅游者喜欢在旅行途中或旅行结束后，将自身旅游体验或见闻向其关联用户呈现并与之互动，而忽略了在旅游中对真实（本真性）的寻找。由此可见，国际旅游消费浪潮的兴起驱使我们不断前往人迹罕至的新奇小众景点，拍摄各种绮丽的自然风光大片，被卷入这种“消费驱动的被迫旅游”中，而忽略了在旅行中寻找本真性，去感受当地真实的社会文化风貌和生活样态。

5.3　意义赋予的争夺

基于对我个人背包旅行经历的反思，我减少了对背包旅行不必要的消费。尽管我仍会出国进行背包旅行活动，偶尔也会和母亲一同背包旅行，但是炫耀性的定制化消费行为几乎戛然而止。我努力阻止消费作为中介物的僭越。我从当时那个迫切渴望借助背包旅行打破传统束缚的小女孩，到现在已为人母的旅游学者，背包旅行已成为我社会资本积累中至关重要的因素，而消费只是一种手段，是背包旅行的附属品。我认为我与背包旅行的关系应该回归到追寻旅行本身乐趣，满足内心自我幸福感。作为旅游研究者，我殷切希望获得意义自治，我对背包旅行的认知不应止于群体的标签行为，也不是消费本身，更不是我所期盼构建的某种社会角色。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证明自己作为学者的独立性和作为背包客的反思性，这是背包旅行消费符号能指意义的退场。
但是真的就这样退场了吗？打开我的购物车，近5年间，我一共购买了数十件与背包旅行有关的产品，从防沙围巾、登山杖、保温瓶到狼眼手电，仅是登山背包我就有5个，户外旅行产品是我最常购买的产品类型，我会以类型丰富的背包旅行产品拥有者来彰显我是一名专业的背包客。我时常反思，即使我已经拥有了足够的背包旅行产品，为什么还要不断地购买这些并不必需的商品？米德曾说：“自我是社会互动的产物，是通过‘扮演他人的角色’来反思性地构建的”（Morrow, 1935）。一方面，我希望获得新的身份构建，另一方面，在个性化旅游消费的惯性下，我仍不遗余力地穿梭于国外的小众景区，塑造我特立独行的已婚女性背包客身份。现在的我和当年那个身份焦虑的小姑娘并没有差别。大多数时候我会被贴上“与众不同”“离经叛道”的标签。我的经历印证了“自我是通过‘扮演他人的角色’来反思性地构建的，通过与他人的互动，个人学会与他人所扮演的角色相适应，通过这种方式构建和获取身份意义”（李方圆 等，2022）。我所树立的这些身份标签暗示了人们将背包旅行行为归属于男性范畴，还将对已婚女性社会角色的刻板印象强置于背包客的想象中。“不在场”的刻板角色认知强化了已婚女性背包客的边缘地位，这恰恰证明了我对社会角色和消费统制的反抗不成立。

5.4　传统社会角色认知和媒介主义的消费牢笼

国外定制化的背包旅行并非大众消费模式的延伸。消费者可以通过便捷的交通网络自主选择想要前往的目的地，这充分显示了国内旅游消费时代的大众性、聚合性特征，其聚合的对象是海量的旅游消费信息。国内旅游消费时代，背包客旅行的自主性有所提升，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背包客们又迎来了国外旅游消费时代。国外旅游消费的本质特征是定制化、展示和信息交互，它的出现填补了国内旅游消费时代产品种类、信息交流的匮乏（胡林，2017）。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背包旅行中。在诸如京津长城段和四姑娘山毕棚沟这类初级背包旅行线路中，大众旅游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背包客的性别均衡，因为已婚女性和各种社会阶层均可参加。但在夏特古道和喀纳斯大环线这种高级背包旅行线路上，参与者多来自核心的背包客群体，彼此之间大多相熟，熟人网络反而强化了已婚女性背包客的边缘地位，少有人参与其中，因为已婚女性自身可能以社会普遍的角色认知来构建自己的身份标签。此外，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新型传播媒介，在旅游发展中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它在潜移默化改变着旅游者的消费模式，使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的行为发生着明显变化（Amaro et al., 2016），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旅游者分享旅游体验的圣地，成为人们“晒”旅游的秀场。现代旅游作为一种具有炫耀性质的消费行为，是社交媒体的热门分享内容。社交媒体在传递背包旅行炫耀性符号意义的同时，消费则收割人们的金钱和关注度。社交媒体和消费主义使得社会角色特征和自我炫耀成为这一阶段的显性逻辑。

6 结论与启示

回顾我作为已婚女性的背包客之路。母亲对我背包旅行的支持源于其自身对背包旅行的认知和体验影响，背包旅行的代际传递实际上通过母亲的个人行为爱好和情感链接对子女的旅行行为产生作用，其本质上是母亲通过构建背包客身份，对传统的已婚女性社会角色认知的反抗。对于传统角色特征的打破和对新的社会角色的构建，始终贯穿在我的已婚女性背包客体验之中，已婚女性的身份天然地被认为与背包客相隔绝，在不同的旅游消费场域中，已婚女性通过背包旅行反抗传统社会观念强加在其身上的刻板角色印象。民族志学者Ellis等（2011）提出“文化的文本顿悟”这一理念，故本文的自我民族志叙事反映了已婚女性背包客的困境。泰格和伦德尔（Teghe et al., 2005）指出，幸福感是指过好生活或过好生活所需的实践和过程，是一种以心理和社会文化需求为中心的状态。我的背包旅行文本对于幸福感的追寻凸显了自我价值实现对当代已婚女性的重要意义。

6.1　社会角色特征的重构是构建已婚女性身份的重要路径

本研究叙事包含了社会经济发展、信息技术提升和个人人生阶段的变换、禁锢与反抗，伴随着作为已婚女性背包客的每一段经历。在这一过程中，我充分展演各种各样的身份和角色，实践着对父权、夫权、消费主义和媒介等的反抗，我仍然坚持在生活中自我抉择。旅游是一个典型的场域，通过旅行者自己来探寻生活的意义（Sharpley et al., 2011）。后现代语境中，传统和现代的框架不断消解，我所面对的禁锢也因语境而不同，但对于传统社会角色认知的打破是贯穿之中的永恒主题。正如社会角色理论研究所指出的，个体如同“演员”，必须按照剧本要求扮演不同角色，个体的行为也必然受到群体社会生活的规范和制约（奚从清，2010）。本研究自我民族志叙事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发展了对社会角色塑造永恒性认知，指出与社会角色塑造相伴的永远是抗争，这是构成现代女性身份的重要路径。由于对新社会角色特征塑造的动态性和日常性，加之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已婚女性可能不得不接受某些传统社会角色的认知，与某些身份特质“和解”，但打破传统社会角色茧房的“在场”是已婚女性追求自决的过程。
以往有不少学者指出，根据“形式”这种外在的客观标准来区分背包客和其他类型的游客不甚有效（Larsen et al., 2011; Zhang et al., 2017, 2018; Dayour et al., 2017），更重要的是通过内在的心理特征对背包客与其他游客群体进行有效的区分（Zhang et al., 2017, 2018；刘鲁 等，2018；Chen et al., 2020）。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人们通过“自决”获得反映个人兴趣或价值观的行为自主性，拥有从事有价值或具挑战性行为的能力，并由此与他人建立密切联系，进而在所从事的活动中获得幸福感（Sedikides et al., 2019）。已婚女性背包客正是通过背包旅行这种独特的方式，通过自决，用实际行为打破传统社会观念下的角色桎梏，掌控自己的旅行消费决策、融入背包客群体，塑造新的社会角色，进而实现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6.2　消费主义下生存需要追寻幸福感

本研究经历了背包旅行的代际传递，呈现了自我抉择和跨阶层的精神通约，在抗争中完成身份构建和社会角色重塑，是对主观幸福感的追寻，因为这种不可调和性具有洛佩兹（Lopez et al., 2017）所说的“自主和自我发展在整个领域产生的共鸣”。在这个消费高度发展的时代，人们与消费生活高度勾连，个体陷入了新的身份构建困境。但每个个体可以通过控制旅游消费的程度来调整自我的卷入程度，构建自我的消费认知。旅游是一种具有炫耀性质的消费行为（姚延波 等，2021），人们通过自我抉择在国内和国际旅游消费市场中选择分配。背包旅行相较于一般旅行的时间更长且行程更具弹性，更注重旅行过程中的社会交往，且活动的参与性更高（Pearce et al., 2007; 2009），可以获得更高的自我效能感和自尊（陈钢华 等，2021）。这是久在消费禁锢中重返自由的一种“真实”行为，体现了在现代消费社会中自在生活的可能。所以，人们应该通过自决来提升幸福感，并寻求内心的安宁，延展生命的价值，这也是给身处现代消费社会中的当代人的一点启示。

脚注

孙 琼：研究资料的分析，研究框架的设定，论文撰写与修订；

李 林：进度把控，论文修改与提升；

黄先开：协助文献资料收集，论文修改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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