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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 Vol. 45 >Issue 12: 2132 - 2144

DOI: https://doi.org/10.13284/j.cnki.rddl.20250526

社会文化地理

场景理论视角下城市孤岛空间生产的文化逻辑与转型路径——以广州车陂村为例

  • 唐夕汐 ,
  • 夏青 ,
  • 李胜超
展开
  •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管理学院，广州 510303
夏青（1970—），男，山东胶南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文旅融合，（E-mail）。

唐夕汐（1990—），女，湖南邵阳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文旅城市更新，（E-mail）；

收稿日期: 2025-08-05

  修回日期: 2025-11-03

  网络出版日期: 2025-12-29

基金资助

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2025WTSCX082)

收起

Cultural Logic and Transformation Pathways of Space Production of Urban Isla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cene Theory: A Case Study of Chebei Village in Guangzhou, China

  • Xixi Tang ,
  • Qing Xia ,
  • Shengchao Li
Expand
  • School of Managemen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Guangzhou 510303, China

Received date: 2025-08-05

  Revised date: 2025-11-03

  Online published: 2025-12-29

Fold

摘要

融合场景理论与空间生产理论，以广州车陂村为典型案例，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与多源文本分析等方法，剖析城市孤岛空间生产的文化逻辑与转型路径。研究发现：1）基于构建的“文化要素-文化场景-文化空间”三重对应的分析框架，揭示城市孤岛在文化真实性、戏剧性与合法性的场景化驱动下，分别形塑出文化身份空间、文化展示空间与文化韧性空间。2）三类空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与“表征的空间”之间的动态耦合与相互强化，共同推动空间从“文化滞存”向“韧性再生”转型。3）车陂村存在“物质存真―制度展演―精神韧性”的渐进式转型路径，在坚守物质载体原真性的基础上，借助制度赋权与节庆展演实现文化符号的价值转化，并通过社群创新、情感认同与“精神入籍”等机制提升文化系统的适应性与可持续性。

关键词： 城市孤岛; 空间生产; 场景理论; 文化逻辑; 城市更新; 广州车陂村

本文引用格式

唐夕汐 , 夏青 , 李胜超 . 场景理论视角下城市孤岛空间生产的文化逻辑与转型路径——以广州车陂村为例[J]. 热带地理, 2025 , 45(12) : 2132 -2144 . DOI: 10.13284/j.cnki.rddl.20250526

Abstract

In China, urban development is transitioning from "incremental expansion" to "stock optimization." Due to this transition,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urban villages in the country have evolved into spatially and culturally fragmented enclaves within the modern urban fabric, while retaining their unique socio-cultural structures. Focusing on this phenomenon, this study integrated scene and spatial production theories to systematically deconstruct the cultural logic and transformation pathways that underlay the spatial production of urban islands in China, while considering Chebei Village in Guangzhou as the study area. This region is characterized by cultural preservation amidst rapid urbanization. A mixed-methods approach was employed, including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in-depth interviews, and multi-source textual analysis. The results revealed a dynamic correspondence mechanism comprising two core systems: a "cultural elements-cultural scenes-cultural spaces" system that formed a tripartite cultural logic system and a "material authenticity-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spiritual resilience" system that formed a concret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pathway. The "cultural elements-cultural scenes-cultural spaces" system comprised three aspects: 1) cultural identity spaces shaped by the authenticity of material culture (e.g., dragon boat practices and ancestral halls) and sustained through everyday spatial practices of residents; 2) cultural exhibition spaces produced through the theatricality of institutional culture, wherein power entities (e.g., local government) employed institutional labeling and festive performances to symbolically reconstruct and commodify cultural symbols; and 3) cultural resilience spaces generated through the legitimacy of spiritual culture, wherein community innovation, emotional solidarity, and inclusive mechanisms (e.g., youth alliances and "spiritual naturalization" for migrants) fostered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regeneration. The "material authenticity-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spiritual resilience" system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preserving physical heritage and authentic daily practices, leveraging institutional empowerment and staged cultural events to enhance visibility and economic value, and strengthening community-based innovation and reconstructed identities to ensure cultural adaptability and sustainable regeneration. The three spatial types interacted dynamically, driven by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cene Theory (authenticity, theatricality, and legitimacy) and the three moments of Spatial Production Theory (spatial practice,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and representational spaces). The novelty of this study lies i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cene and Spatial Production theories, providing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hat captures both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values and the socio-spatial processes of space production.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gap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ndogenous cultural dynamics of urban islands, while offering evidence-based insights into culture-led urban regeneration, demonstrating how culturally stagnant enclaves can transform into resilient and actively engaged cultural spaces. Notably, Chebei Village provides a replicable and expandable model for balancing heritage preservation, economic vitality, and social inclus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urban regeneration, while presenting valuable empirical and strategic references for enhanced cultural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Key words： urban island; space production; scene theory; cultural logic; urban renewal; Chebei Village, Guangzhou

在全球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多重驱动下，城市发展模式正经历由“增量扩张”向“存量优化”的深刻转型，更注重发展质量、文化氛围与创新能力提升（丁凡 等，2017）。然而，在此进程中，大批身处多元交叠特殊区位的城中村，因其独特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生态在城市化冲击下未能实现有效整合，致使它们在文化层面逐渐与周边现代都市文明割裂，演变为文化滞存的“城市孤岛”（Jia & June, 2025）。该类空间不仅承载着珍贵的地方文化记忆，也面临着空间挤压与发展困境，其更新改造远非简单的物质环境提升，更关乎文化基因的存续与再生，已成为当前城市研究与实践中亟待深入探讨的议题。在此背景下，国内许多城市更新实践正积极探索以文化为内核、以空间为载体的转型路径，呈现从“物理改造”向“场景营造”深化的显著趋势。如香港深水埗社区致力于存续市井文化，深圳在城中村改造中植入创客空间，上海石库门社区进行适应性文化调适，成都太古里营造传统与现代的对话空间，西安大唐不夜城开展数字化文化展演，福州三坊七巷通过非遗工坊激活传统工艺等。这些多样化的实践表明，通过有意识的空间干预来塑造兼具文化吸引力、社区凝聚力与发展韧性的新场景，已成为文化导向型城市更新的重要共识与前沿探索，也为理解城市孤岛这类特殊空间的文化转型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参照。
然而，对于广州车陂村这类在快速城市化包围中仍保留显著传统文化特征，并呈现“滞存”与“内聚”状态的城市孤岛，其空间转型背后复杂的文化作用机制尚未得到充分揭示。现有研究虽关注到城中村更新的文化维度，但多侧重模式总结或个案描述，对于文化要素如何通过系统性的场景化过程驱动空间生产与再生，仍缺乏整合性的理论框架与机制化解剖。这限制了对该类空间文化转型路径的深入理解与精准引导。
为回应上述理论与现实需求，本文选取广州市天河区的车陂村作为典型案例。车陂村是广州中心城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城中村之一，被誉为“千年古村落，百年龙船景”，其在外围现代化高强度开发包围下，龙舟文化、宗族文化等核心传统不仅得以存续，更展现显著的适应性与创新活力，是研究城市孤岛文化逻辑与转型路径的典型样本。本文融合场景理论与空间生产理论，构建“文化要素-文化场景-文化空间”的分析框架，综合运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多源文本分析等方法，旨在深入剖析：1）车陂村作为城市孤岛，其空间生产遵循怎样的内在文化逻辑？2）以车陂村为代表的此类空间，如何通过有效的场景营造与实践，走出一条可持续的文化转型路径？以期通过理论构建与实证解析，为理解文化驱动下的城市空间生产提供新的分析视角，也为当前城市更新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实践提供具体的经验借鉴与策略启示。

1 研究综述

作为描述特定城中村文化状态的这类“城市孤岛”，已被初步界定（Guo & Herrmann, 2023）为城中村中一个特殊的亚类（唐夕汐 等，2024a），它们并非物理封闭（Wise, 2022），而是因文化逻辑与发展路径的独特性，与周边城区形成了文化生态上的“断层”与“落差”（刘亮 等，2023）。其典型特征表现为文化层面的滞留性、社会层面的内聚性，以及发展层面的边缘性（王月涛 等，2021）。这与国外语境下的都市村庄、贫民窟、棚户区、非正规住区等“类城市孤岛”内涵有一定相似之处（Imperiale & Vanclay, 2016;Visser et al., 2020）。国外研究早期主要关注非正规住区的居住状况及土地利用（Stellenbosch & South, 2025），近年来更多关注其空间的多元形态、文化景观价值与居民满意度（Balbir, 2024）等主动城市化方式。国内关于城中村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城乡边缘地带的探讨（仝德 等，2009）；1993—2014年，研究多集中于概念界定、特征归纳、类型划分与评价等方面（李俊夫，2004），并开始关注城中村空间多元改造模式的探索（赵楠楠 等，2024）；2015年至今，研究视角更为多元，部分研究开始关注具有独特文化价值与转型潜力的城中村，认为其改造不仅限于人居环境提升，更承载着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功能（赖亚妮，2025）。在此背景下，部分呈现“文化滞存”与“韧性再生”特征的城中村，即本文所定义的“城市孤岛”，其空间功能和文化价值日益受到关注（唐夕汐，2024b）。但现有研究对驱动该类特殊文化空间功能转换的内在文化动力机制，即特定文化要素如何通过实践重塑空间结构，仍缺乏系统解析，这一不足制约了对更新实践的指导效力。
城市更新是当今世界各国城市发展中的重要实践活动之一。近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更新，起源于产业革命，迄今已经有200余年的历史（王如渊，2004）。在城市更新的初创时期，研究主要从物质层面对城市建设的反思为主，认为城市是“建筑物的集合”，并据此提出改造计划（段进，2000）。二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更新经历了以大规模推倒重建为主的城市改造，到以环境整治和邻里关系复兴为特点的社区更新，再到后工业化转型下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导向的旧城复兴（Archer et al., 2021; Ruming & Melo, 2024）。近年来，城市更新强调经济、文化、环境等多元目标的“文化转向”思想，成为国内外城市发展理论与实践过程的共识（Paolo, 2025），并从2000年开始，文化逐渐成为城市更新领域的核心议题（Wise, 2022），这种多业态融合的方式直接影响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中国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相关研究亦迅速兴起，认为文化是影响空间生产的核心手段与要素（Lee & Melo, 1997；刘易斯，2009），即文化通过各种表征形式能动地塑造空间的形态。其中，旅游引导的城镇化、城市化发展一直是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方向（保继刚 等，2015），且在文旅融合的大背景下，旅游体验引导的城市再创造深刻影响城市更新进程（宋洋洋，2024）。尽管这一理念方向已较为明确，但针对城市孤岛等特定类型空间的文化更新研究，尚未形成能解析其内在逻辑的系统分析框架，导致对文化驱动空间生产的机制理解仍不足。
场景理论是由以特里·克拉克（Terry N. Clark）为代表的城市社会学派提出的，认为“场景”是依托城市基础设施，在一定社区范围内映射大量的符号、价值观等文化意义的社会空间（Clark, 2004）。该理论指出，在城市发展进入后工业阶段后，文化与价值观对城市增长至关重要，从而通过场景塑造推动城市产业升级与用地空间转型（Mao et al., 2022）。结合国内外现有研究，发现场景理论不仅为认识城市发展和城市更新提供了新视角，而且构建了空间生产的全新话语体系（Silver & Nichols, 2015），将空间视为由多元符号元素交织而成的文化价值聚合体，并视文化为驱动空间功能重塑的创造性力量（牟伦超 等，2023），这为微观尺度空间的文化分析提供了有力的概念工具（陈溢晨 等，2025）。然而，现有基于场景理论的研究，对具有独特社会文化生态的城市孤岛，其空间生产中蕴含的文化深度场景化实证研究仍较为缺乏，限制了对城市孤岛空间文化价值生成机制及其转型潜力的精细化认知。
综上，既有研究在拓展城市更新理论维度与探索文化驱动发展模式方面形成了重要学术积累，但在理论深化与实践指导层面仍存在3个亟待弥补的研究缺口。1）解析视角的缺口。现有研究对城市孤岛文化动力机制的解析相对薄弱，缺乏对文化要素如何通过空间实践转化为文化空间的系统性阐释。2）理论工具的缺口。虽已关注文化要素在城市更新中的催化作用，但相关研究的理论建构尚显碎片化，未能有效整合文化符号系统与空间生产过程的分析框架。3）实证深化的缺口。从场景理论视角理解空间生产已有一定基础，但缺乏将场景理论与城市孤岛空间生产实践相结合的研究，限制了对文化转型潜力的深入认知。鉴于此，本文致力于从城市孤岛文化要素、文化场景与文化空间之间的关系，深入探讨其空间生产的文化逻辑，并结合广州车陂村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城市孤岛空间的高质量转型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2 理论机理

2.1　城市孤岛文化要素

纵览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在传统农业社会阶段，土地作为基础性生产资料，与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共同构成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框架，工业革命后人力资本要素被纳入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吴军，2017），20世纪80年代后工业社会时期，创新驱动与知识经济成为主导力量，文化要素日益重要（徐晓林 等，2012）。然而，过去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常忽视传统文化潜力，造成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割裂，形成具有文化反差的城市孤岛。
本文探讨的城市孤岛，并非泛指所有城中村，而是特指在快速城市化包围下，其传统地域文化未因冲击而彻底瓦解，反而呈现一种“文化滞存”状态，并在此基础上展现再生能力的特殊空间类型。它们与那些文化脉络已断裂、纯粹沦为物理空间隔离的普通城中村形成对比，是蕴含独特文化动力与转型潜力的“价值空间”。具体地，可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3个维度，剖析城市孤岛的文化要素，三者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物质文化是城中村最直观的表现形式，体现在其物理空间、建筑形态和生活方式上，既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异类”，也是城市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载体，为城市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记忆和历史延续。制度文化是城中村运行的内在机制，体现在其社会组织、管理方式和规则体系上，既是传统社会与现代治理冲突融合的产物，也是城市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提供了多元化的文化展演模式和文化资源。精神文化是城市孤岛文化的核心内涵，体现在居民的价值观念、身份认同和文化心理上，既是城市化进程中文化基因断裂与重构的反映，也是城市社会韧性与文化包容的重要源泉，为城市提供了独特的精神动力与心理归属。

2.2　文化场景与文化空间

场景理论为解读空间中的文化动力提供了价值维度的分析工具。场景理论秉持“城市文化支撑着城市发展”的理念，强调文化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动力，集中体现了文化要素在重塑后工业城市更新与发展路径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吴军，2014）。文化场景是场景与文化的结合，是以文化为核心驱动力，以场景为载体，把空间看作是具有符号意义的文化价值混合体以及社会空间（Wang & Zhou, 2024）。从这个层面理解城市空间，认为城市更新是功能属性和文化价值融合构建的产物，也是文化空间特色挖掘、文化价值呈现的重要行动逻辑。已有研究对文化场景理论进行诸多剖析，认为文化场景理论可从真实性、戏剧性和合法性3个维度进行结构化理解（郭晨 等，2022）。其中，真实性指文化元素的历史延续性与地域特色，解答的是“文化是否本源、是否独特”的问题，是对个体文化身份的探究和理解；戏剧性强调文化实践的表演性、可视性与符号化，解答的是“文化如何被观看、被体验”的问题，是自我对文化展示的感知和表达；合法性指文化实践在社会结构与社群心理中被接纳、认可与遵从的程度，解答的是“文化为何被认可、被遵守”的问题，是对文化意义的认同和接受。
空间生产理论为解读空间的形成过程提供了过程维度的分析工具。该理论是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最早提出的（殷洁 等，2012），其理论体系构建包括“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和表征的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3个层面的“空间三元论”（spatial triad）（Lefebvre, 1991）。空间生产理论将空间视为一种重要的要素资源，强调生产过程的阶段性与动态性，指出空间生产是对空间资源的重新配置及再生产（Pollio，2020；窦银娣 等，2022）。该理论将分析焦点从“空间中的事物”转向“空间的生产过程本身”，强调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者。这是在文化场景理论的基础上，对城市孤岛空间生产的进一步补充。场景理论与空间生产理论均关注于文化与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都重视文化在空间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秦晓楠 等，2023）。文化场景作为空间生产的动力机制，通过符号编码、实践解码与意义再生产的三重作用，推动文化空间从物理载体向价值载体的跃升（图1）。具体地，首先通过节庆展演等具象化场景激活空间的文化记忆，继而形成乡规民约等制度性约束框架，最终在持续的空间使用中完成文化基因的再生产。这种转化遵循“具象化―制度化―再生产”的递进路径，且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3个维度也形成结构性对应。在该过程中，文化场景承担价值传递的中介功能，而文化空间则演变为承载社会关系的物质化文本。
图1 文化场景与文化空间关系框架

Fig.1 Framework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scenes and cultural spaces

2.3　空间生产的文化逻辑

融合场景理论与空间生产理论，旨在构建一个更具整合性的分析框架，以系统回应“空间如何被赋予文化意义”以及“如何实践”的核心问题。场景理论提供了文化动力的内在维度解析，精准刻画了文化价值的符号化内容与导向作用。而空间生产理论提供了空间社会生产过程的外部实践，深刻揭示了文化空间得以形成和演变的社会实践。二者的融合，超越了单一理论的解释局限，既避免了空间生产理论可能过于强调宏观权力结构而忽视微观文化动力的不足，也弥补了场景理论可能偏重静态符号分析而弱化动态社会过程的缺陷，从而能更全面和辩证地揭示城市孤岛空间生产中文化逻辑的复杂性与动态性。
综上，本文构建了“文化要素（物质、制度、精神）-文化场景（真实性、戏剧性、合法性）-文化空间（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的三重对应分析框架。其中，真实性对应“空间的实践”，聚焦居民日常行为对文化历史延续性的维系，为城市孤岛赋予动态的文化身份空间，使其在城市化进程中保持文化活力；戏剧性对应“空间的表征”，关注权力主体通过符号化展演实现文化价值转化，为城市孤岛赋予静态的文化展示空间，使其在城市化进程中成为文化多样性的象征；合法性对应“表征的空间”，强调社群认同对文化适应性的支撑作用，为城市孤岛赋予交互性的文化韧性空间，使其在城市化进程中成为社会韧性的重要载体。
在这一对应关系下，城市孤岛空间生产的文化逻辑，具体呈现为文化身份空间、文化展示空间与文化韧性空间三者的耦合互动（图2）。其中，文化身份空间由具有真实性的物质文化要素通过居民的空间实践塑造而成，其功能在于维系社群的身份认同与归属感；文化展示空间由具有戏剧性的制度文化要素通过权力主体的空间表征建构而成，其功能在于推动文化的传播、对话与价值转化；文化韧性空间由具有合法性的精神文化要素通过社群表征的空间生产而成，其核心功能在于增强文化系统在变迁中的适应性、创新性与可持续性。
图2 空间生产的文化逻辑框架

Fig. 2 Cultural logic framework of spatial production

3 案例地与研究方法

3.1　案例地概况

位于广州天河区腹地的车陂村（图3），隶属车陂街道管辖，现有户籍人口约1.2万人，流动人口逾7万人，是广州中心城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城中村之一，是广州城市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文化交织的典型空间。村落北接中山大道，南临珠江支流车陂涌，形成“一涌两岸三街四巷”的空间肌理，保留有始建于明代的郝氏宗祠、晴川苏公祠等12处宗祠建筑群，承载着岭南水乡聚落“依水而居，因商而兴”的历史记忆。作为广府龙舟文化发源地之一，其“车陂扒龙舟”习俗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每年端午期间举办的国际龙舟竞渡活动吸引游客超30万人次，素有“千年古村落，百年龙船景”的美誉，先后获评“广东省历史文化名村”“广州市传统村落活化示范点”“粤港澳大湾区特色文化街区”等。
图3 研究区位

图注：①龙舟文化展馆，②车陂涌，③龙船坞，④晴川苏公祠，⑤隆兴苏公祠，⑥西华牌坊。

注：该图基于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天地图）下载的审图号GS（2024）0650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3 Research area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车陂村呈现的空间与文化形态的“飞地”特征、社会关系的“内卷”与“自治”、文化实践的“滞留”与“抵抗”等特征，使其成为观察城市孤岛文化逻辑的绝佳样本。外围被现代化高层建筑包围，内部保留密集的“握手楼”民居与宗族文化空间；传统龙舟文化与现代消费场景在800 m长的临涌商业街共生；原住民、租户、游客与文创从业者形成复杂的社会网络。面对空间挤压与发展困境，车陂龙舟文化、宗族文化不但没有被吞噬、淘汰，反而在传承中焕发出顽强的生命力，实现文化基因的“韧性再生”。这构成了车陂村作为城市孤岛的核心特征，即外在形态上的文化滞存与内在机制上的文化韧性相互交织。总之，车陂村以其传统宗族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的深度叠合、龙舟文化作为核心符号的系统性存续与演化，以及在外部压力下表现出的显著文化韧性，成为典型的“文化滞留与韧性再生型城市孤岛”。其孤岛特性并非表现为文化的消亡或被动封闭，而是体现为核心传统文化在城市化包围中呈现的滞留存续与自适应再生状态，这也正是本文理论框架所要解析的核心问题。

3.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课题组自2022年起持续关注城市孤岛的空间功能转换现象，因多项任务需要，与街道、企业商家及原住村民等多元主体保持常态化联系，收集了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包括现场观察资料、一手数据资料以及二手数据资料，并于2023年5月至2024年6月开展3轮田野调查获取数据。
本研究方法主要包括：1）空间场景观察法。通过历时性参与观察记录日常、节庆双重空间实践，运用GPS轨迹标记、行为注记图等技术，重点追踪龙舟坞、祠堂群、河涌市集等典型场景的空间使用情况；参与端午龙舟竞渡、祠堂春秋二祭等标志性场景实践，通过全景记录、仪式流程拆解等方法，捕捉空间符号的生产过程。2）深度场景访谈。采用阶梯式半结构访谈，围绕车陂村的演化、车陂村的人文环境和经济环境、龙舟景活动的组织与执行、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播等问题，对街道、龙船会、龙舟文化展览馆工作人员，宗族理事会成员，祠堂管理者等相关工作人员9人（A1~A9），小贩摊主、商户5人（B1~B5），本地居民5人（C1~C5），租户3人（D1~D3），游客4人（E1~E4），新村民2人（F1~F2），共28位关键行动者（表1）进行2~3轮的深度访谈。3）政策文本分析。构建“政策工具-空间效应”分析框架，对《广东省传统村落保护条例》《广州市河涌综合治理实施方案》《车陂村历史文化保护区详细规划》等30多份政策文件进行话语解构。4）数字足迹挖掘。运用Python采集美团、大众点评、抖音、小红书等平台中“车陂游”“车陂文化”“车陂龙舟”相关内容978条，通过LDA主题模型识别空间认知情况。所有质性数据均经过NVivo12的三级编码处理，并通过成员核查和专家验证确保研究信度。
表1 重点访谈样本资料

Table 1 Sample data of key interviews

编号 称呼 年龄/岁 身份信息
A1 马生 50 街道工作人员
A2 黄姐 43 街道工作人员
A3 冯生 39 龙船会工作人员
A4 关姐 32 龙船会工作人员
A5 麦生 41 龙舟文化展览馆工作人员
A6 张生 45 龙舟文化展览馆工作人员
A7 王伯 56 宗族理事会成员
A8 马伯 51 祠堂管理者
A9 梁婶 49 祠堂管理者
B1 罗姐 32 小贩摊主
B2 简生 38 小贩摊主
B3 小刘 30 商户
B4 李生 55 商户
B5 叶姐 48 商户
C1 郝伯 77 本地居民
C2 苏姐 57 本地居民
C3 黄伯 67 本地居民
C4 小王 28 本地居民
C5 梁生 38 本地居民
D1 小陈 29 租户
D2 杨生 24 租户
D3 小高 21 租户
E1 小袁 19 游客
E2 刘姐 37 游客
E3 小胡 22 游客
E4 杨姐 44 游客
F1 袁姐 36 新村民
F2 陈生 41 新村民

4 车陂村空间生产的转型路径

4.1　文化身份空间：物质存真与空间的实践

车陂村文化身份空间的生产，深刻体现场景理论中“真实性”维度的核心作用。村落以龙舟文化、宗族祠堂和岭南传统建筑群为载体，通过居民日常空间的实践所进行的物质性空间生产，构建了一个多层次、活态化，又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文化身份空间。车陂村的龙舟文化尤为突出，每年端午节举办的龙舟赛作为一种集体实践，不仅是民俗活动，更是对“龙溪”历史记忆的周期性唤醒，其价值根植于历史与地域的“真实性”。本地居民C1表示：“正是因为河水靓，位置好，车陂村明清时期就是官景了，很热闹的”。小贩摊主B3回忆：“整条河涌都塞满龙舟，鼓声震得连我们奶茶店的冰块都在颤”。龙舟竞渡作为日常实践，通过村民自发组织的龙舟队活动，将传统习俗转化为动态的文化符号，强化了空间的历史真实性与原生性。本地居民C2强调：“扒龙舟不只在端午那几天，我孙子十几岁，平常一有时间就训练扒龙舟，学校、社区都会组织的”。车陂宗祠建筑群沿车陂涌线性分布，其空间叙事通过族人的祭祀、议事等日常实践得以延续。祠堂管理者A8介绍：“每条龙舟都刻着祠堂名号”。本地居民C3分享：“你看看祠堂门口的石板路，每年端午龙舟鼓一响，全村人踩着这条路去河涌边”。车陂村以郝、苏、梁、黄、简五大姓氏为核心，形成“一村多姓”的宗族格局。各宗族通过祠堂（如郝氏宗祠、晴川苏公祠）维系血缘纽带，祠堂不仅是祭祀场所，也是族规制定、纠纷调解的公共空间。龙船会工作人员A3提及：“祠堂里的‘敬水惜土’祖训，现在变成垃圾分类督导岗，年轻人比老一辈还上心”。祠堂祭祀活动中，族人需遵循“三拜九叩”“族老训话”的传统流程。宗族理事会成员A7解释：“宗族理事会数据统计，2024年春秋二祭参与人数均超500人，其中30岁以下青年占比达40%左右”。这也表明真实性实践对年轻一代身份认同的培育作用。
居民日常“空间的实践”（龙舟训练、祠堂祭祀、生活经营）是文化身份空间生产的根本动力，它们顽强地维系空间的物质真实性与社群的身份归属感。然而，这种自下而上的空间实践并非总是在共识中展开。村民基于生活需求的自发搭建，如天台加建、巷道扩展等，时常与官方的消防规范、城市规划管理条例相冲突，面临被认定为“违建”并要求整改的压力。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摩擦，揭示了居民“生存优先”的实践逻辑与官方“秩序优先”的管理逻辑之间的张力。本地居民C5说到：“我们的有些巷子窄到要侧身过，但一砖一瓦都是祖辈建的。你看那些，楼上晾衣服，楼下卖牛杂，哪里像天河CBD”。尽管存在张力，村民在“握手楼”间保留的街巷格局、露天市集（如车陂夜市）等自发形成的空间实践，既延续了传统生活场景，又通过加建房屋、经营小吃摊等行为，赋予空间独特的烟火气息，抵抗同质化城市开发的侵蚀，这恰恰是车陂村文化身份活力的体现，并在与官方规则的不断博弈中，塑造独特的空间肌理。租户D1表示：“外面建再多商场，还是不如这里夜市的肠粉、钵仔糕、猪红汤好吃”。游客E3提到：“就是来这里找烟火气的，毕竟谁闻到蒜香豉汁蒸鱼不迷糊”。
总之，车陂村的文化身份空间生产，本质上是居民通过持续不断的“空间的实践”来捍卫文化“真实性”的过程。居民的龙舟训练、祠堂祭祀等日常实践，不仅是民俗的延续，更是列斐伏尔所言的“空间的实践”的生动体现，它们将抽象的文化认同具象化为可感知的、活态的空间肌理。而居民自发的搭建与经营，虽与官方管理存在张力，却恰恰构成对抗城市空间同质化、维系本土生活“真实性”的底层动力。这些实践正是真实性在空间生产中的微观体现。

4.2　文化展示空间：制度展演与空间的表征

车陂村文化展示空间的形成，是场景理论“戏剧性”维度的集中展演，即文化通过有意识的、可视化的、符号化的方式被展演和消费。该过程源于政府、规划者等权力主体通过制度设计与符号标签所进行的表征性空间生产。政府通过“历史文化保护街区”“非遗传承基地”等标签对车陂村进行制度性赋权，而这些标签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空间的表征，以高度“戏剧化”的方式重新定义和框定了车陂村的价值与发展方向，使其从“待改造的城中村”转变为“需要保护利用的文化资源”。街道工作人员A1表示：“车陂龙舟2022就纳入了广东省非遗名录，车陂村也是‘广州国际龙舟文化节’的分会场”。龙舟文化展览馆工作人员A5补充：“‘一水同舟’龙舟文化展览馆于2018年12月正式对外开放，是车陂村委会自发筹建的广州首个龙舟非遗文化传承馆”。除传统“起龙”“赛龙”仪式外，车陂创新推出“龙舟文化月”，涵盖非遗工坊、水上运动体验、龙舟IP文创市集、“舌尖上的文化IP”等业态，这一系列操作极大地增强了文化的“戏剧性”效果，使车陂龙舟节庆演变为融合文化展演、经济互动与社会动员的复合型场景。游客E1表示：“逛逛免费的龙舟文化展览馆，再去车陂涌边上走走，这就是天河的City walk”。小贩摊主B1坦言：“龙舟饭以前只是祭祀供品，现在我主要卖的南乳烧肉、冬瓜猪骨汤成为龙舟特色餐饮后，销量大大提高了”。
这种文化展示空间的重构，是“空间的表征”主导下的文化空间商品化生产，体现官方与资本合力对地方文化进行符号化萃取、包装并推向消费市场的过程。然而，空间的表征所主导的戏剧性重构过程，也蕴含着张力与矛盾。政府的“保护性开发”策略，与原住民坚守宗祠空间“神圣性”和“纯粹性”的诉求之间，引发了持续的碰撞与冲突。将祠堂长期作为旅游景点和文创市集，虽激活了空间，但也引发了部分长者关于商业活动是否冲淡传统仪式庄重性的忧虑。祠堂管理者A9提及：“有些祠堂啊，以前就是用来祭祖的，现在不光干这个，平时还变身成了文化活动中心”。此外，引入网红餐饮与高端文创业态的规划，与车陂夜市地摊经济原有的低成本、包容性特征之间，也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与业态竞争。这些摩擦表明，文化展示空间的生产是一个充满协商、妥协的动态过程。车陂村在传统村规民约与现代城市管理的双重作用下，车陂涌两岸形成了“传统文化-现代消费”“日间龙舟研学+夜间经济消费”的复合展示带。街道工作人员A2补充：“咱们村里专门给商铺装修立了规矩，门脸装修管得可严了，必须用那种带镬耳造型的墙头，青砖的纹路也得原汁原味保留”。
总之，车陂村的文化展示空间生产，是一场由“空间的表征”主导、以“戏剧性”为内在逻辑的文化商品化过程。它虽然有效地提升了车陂村的文化能见度与经济价值，但其内在的关于神圣性与商业性、原真性与标准化之间的冲突，也暴露了纯粹由权力和资本驱动的文化表征方式的局限性。这回应了对文化导向型城市更新中“迪士尼化”与“原真性”流失的担忧，并指出，文化展示必须在“戏剧性”展演与社区的文化主体性之间寻求平衡。

4.3　文化韧性空间：精神再生与表征的空间

车陂村文化韧性空间的生成，关键在于场景理论“合法性”维度的重塑与巩固。社群面对内外部压力时，通过情感认同与社会创新所进行的空间生产，其成功与否取决于这些新实践能否获得广泛的认可与接纳。在该过程中，居民共同的情感、记忆与社会关系，构建了一个充满生命力的表征的空间，这是属于生活者自身的、被直接体验和活化的空间。车陂龙舟文化促进会提出“文化治理+生态保育”的双轨机制，通过“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龙舟漂移挑战赛”等标准化赛事体系，车陂村构建起全流程展演范式。既保留“龙船饭”“桡手夜训”等传统肌理，又创新性地引入救援辅助队专业保障、跨村联合巡游等机制。龙舟文化展览馆工作人员A6表示：“我们村内有12支注册的龙舟队，这些龙舟队每年都需通过体能和文化的双重考核，才能参赛的”。这些并非自上而下的规划，而是社群基于文化信仰通过自我协商形成的空间规则，是表征的空间对空间的表征的成功干预和修正，确保了传统文化空间脉络不被割裂。车陂村还通过培育青年创客社群，将龙舟精神转化为创新驱动。“一水同舟”青年联盟聚集了非遗传承人、数字艺术家、社区规划师等多元背景的青年力量，他们以龙舟文化为内核，开展了一系列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创新实践。如数字艺术家通过开发“VR龙舟竞渡”体验项目，让游客在虚拟空间中感受传统龙舟的沉浸式场景；社区规划师则主导了“龙舟符号街区微更新”，将龙舟桨、鼓纹样转化为公共艺术装置与导向标识，嵌入街巷界面。这些实践不仅延续了龙舟团结拼搏、协力共进的精神内涵，更通过技术赋能、设计转译与业态创新，推动龙舟文化从民俗仪式向创造性资源转化。新村民F1分享：“我去看过非遗文化课堂，印象比较深刻，希望这样的公益项目越多越好”。同时，使用者通过自身的实践，挑战固有的空间身份界定，为空间赋予包容、开放的新社会意义，实现文化精神的再生。车陂村外来务工者可通过参与龙舟后勤保障获得“新村民”身份，租客在夜市摆摊亦被鼓励学习并传播龙舟历史口诀，这些实践共同构建起一种“精神入籍”的文化融入途径。新村民F2表示：“我姓陈，但在车陂划了三年龙舟，今年族老特批我进苏氏龙舟队，这就是‘以船为籍’吧”。这一途径的本质，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为文化参与和身份认同重建“合法性”基础，超越血缘地缘的传统合法性来源，赋予外来者融入本地文化网络的新的合理依据。同样，青年创客对龙舟符号的现代转化，也是为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存续寻找新的合法性认同。
同时，表征的空间作为文化韧性生产的实践领域，其精神再生与适应性转换过程不可避免地衍生出复杂的结构性摩擦。庞大的流动人口在为社区注入活力的同时，其异质性的文化背景与短暂居留的特性，使深度融入以宗族和地缘为基础的本地文化网络变得异常困难。“精神入籍”途径虽具创新性，但其覆盖面与深度仍显不足，多数租户仍处于文化社区的“边缘”或“旁观”状态。租户D2坦言：“作为外来者，本来只是暂住谋生，现在好像也能通过看龙舟赛找到一些归属感，希望以后可以融入得更多”。龙舟精神的现代化诠释在吸引年轻一代的同时，也可能因其对传统的“祛魅”而引发代际间的认知隔阂。这些冲突与不适，真实地反映了文化韧性是在应对内部差异和外部冲击的持续调适中艰难实现的。
总之，车陂村的文化韧性空间，生动地演绎了“表征的空间”如何通过社会创新与情感认同，对官方的“空间的表征”进行能动的修正、补充甚至超越。“精神入籍”、青年创客的符号再创造、基于龙舟文化的社群网络，都是列斐伏尔所关注的“使用者空间”生命力的证明。通过案例分析进一步得出，这种韧性的生成机制在于社群能创造性地为变化中的文化实践赋予新的“合法性”，从而在变迁中保持文化系统的内核与活力。

4.4　三元空间的耦合互动与“物质存真—制度展演—精神韧性”转型路径

车陂村的转型路径清晰地印证并丰富了上文构建的理论框架。车陂村文化身份空间、文化展示空间和文化韧性空间的耦合互动，揭示了城市孤岛从“封闭空间”向“韧性空间”的转型。文化身份空间的生产深植于对“真实性”的坚守，文化展示空间的构建依赖于“戏剧性”的展演，而文化韧性空间的生成则立足于“合法性”的再造。这三者并非割裂，而是在“空间的实践”“空间的表征”与“表征的空间”的复杂互动中，共同演绎了车陂村空间生产的文化逻辑。且这一转型并非线性过程，而是持续应对内外部张力，不断进行协商、妥协与创新，最终实现文化系统螺旋式演进（图4）。
图4 车陂村空间转型路径实践

Fig.4 Practical pathways for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Chebei Village

其一，物质存真。车陂村通过物质文化真实性传承，构建了抵御城市化同质化的文化身份空间。龙舟竞渡、宗祠建筑群等活态化实践，将历史记忆转化为动态文化符号，形成“岭南水乡”身份认同的核心载体；而街巷格局、露天市集等自发空间实践，则通过“烟火气”维系传统生活场景的连续性；居民自发的空间实践与官方的管理秩序也在不断博弈中寻求动态平衡。其二，制度展演。制度文化的戏剧性重构推动车陂村从地方性民俗空间升维为城市文化符号。政府通过“历史文化保护街区”“非遗基地”等制度赋权，与民间的传统守护在协商中共同形塑文化展示的边界与形式，形成“日间研学+夜间消费”的时空分层模式，实现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创造性转化。其三，精神韧性。精神文化的合法性再生构建了韧性发展机制。以龙舟精神为内核，通过宗族网络重构、青年创客社群培育及“精神入籍”机制，车陂村在刚性保护与弹性生长间实现文化基因的现代性转化，本土文化的内核与外来文化的冲击在碰撞中逐步走向有选择的融合。其四，车陂村逐渐形成“物质存真―制度展演―精神韧性”的空间转型路径。文化身份空间的物质文化为韧性空间提供认同基础，如宗族活动强化社区凝聚力，助力应对拆迁危机；而韧性空间的社会网络反哺物质文化的存续。制度化的文化展演将车陂村的本土符号推向公共视野，提升文化身份的外部认可；文化展示空间吸引的游客与投资反哺祠堂修缮等物质实践。文化韧性空间的文化创新为展示空间提供新内容；而制度层面的政策支持为韧性实践提供资源保障。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在应对城市孤岛文化断裂与空间转型的挑战中，本文从理论构建与实证解析2方面系统回应现有研究的核心缺口。主要创新点在于，通过车陂村的实证研究，系统揭示了“文化要素-文化场景-文化空间”的动态作用机制。这一机制阐明了特定文化要素如何通过真实性、戏剧性、合法性的场景化过程，分别驱动文化身份空间、文化展示空间与文化韧性空间的建构与互动，为理解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提供了内在机理层面的理论解释。得出的主要结论有：1）场景理论与空间生产理论的交叉融合形成了创新性分析框架。既关注文化符号系统的价值转化（场景维度），又强调空间形态的社会生产过程（实践维度），为推动此类城市孤岛实现“被动封闭”向“主动转型”提供了理论工具。2）车陂村文化身份空间依托龙舟文化、祠堂文化与岭南建筑文化来强化历史真实性，并通过居民持续的“空间的实践”得以维系；文化展示空间通过制度赋权与节庆展演实现符号化重构，体现了“空间的表征”的主导作用；文化韧性空间则以宗族网络与社会包容促进文化基因可持续再生，是“表征的空间”能动性的体现。3）基于车陂村案例提炼出“物质存真—制度展演—精神韧性”的空间转型路径，不仅为破解此类城市孤岛发展悖论提供了样本，更为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中文化治理体系的构建贡献了本土经验。当然，不同城市的孤岛类型（工业遗产型、历史街区型等）的适配性也存在差异，具体实践过程中要采用分类治理策略。

5.2　讨论

尽管车陂村通过场景营造实现了初步转型，但深层矛盾依然存在：1）文化治理的可持续性问题。当前“龙舟经济”驱动的文旅融合模式虽具短期效益，但政府主导的商业化开发与社区居民对文化原真性的守护之间存在持续张力，过度商业化可能消解文化原真性，需探索商业化与文化保育的动态平衡机制。2）精神认同的包容性边界。外来者“以船入籍”等制度创新虽突破传统宗族壁垒，但其覆盖面有限且融入深度不足，多数外来租户仍处于文化社区的边缘，其身份合法性仍依赖文化实践参与度，需进一步考察非血缘群体的文化融入长效机制。3）技术介入的文化伦理。数字技术对龙舟文化的虚拟化重构虽拓展了传播维度，但也可能加剧代际间的认知隔阂，可能割裂实体空间与精神体验的共生关系，需建立虚实融合的文化传承评估体系。未来的文化治理，关键在于如何正视而非回避这些张力，建立有效的机制，使不同主体能在这一文化生产过程中进行充分的对话、协商与协作，从而在动态平衡中推动文化的可持续再生产。
结合本研究，尝试提出以下对策：1）引入文化敏感性分区理念。对祠堂核心区等文化神圣空间，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严格限制过度商业活动；对临涌商业街等过渡区域，推行社区受益模式，要求商家反哺文化保育基金，实现商业活力与文化原真性的动态平衡。2）构建多层次、制度化的社会融入通道。文化层面，设计由浅入深的文化浸润项目；社会层面，鼓励成立租户协会，并赋予其参与社区文化议事会的席位与话语权；经济层面，探索将夜市摊档等低门槛业态优先向长期租户开放，并将其合规经营年限作为社区贡献积分，与享受部分社区公共服务权益挂钩。3）推动技术的嵌入式应用。建立技术应用文化影响评估机制，在新数字项目立项前，评估其对代际传承、社区互动和文化神圣性的潜在影响，确保技术赋能符合文化伦理，维系虚实融合的共生关系。

唐夕汐：论文选题、数据调研、框架构建、全文写作、论文修改；

夏 青：理论与写作思路指导；

李胜超：图表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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