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外交作为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深化互动关系的重要动力与鲜活表征，正日益凸显其战略价值，也为探究双边跨境旅游的影响与机制提供了崭新视角。文章基于1992—2019年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扩展引力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城市外交对双边跨境旅游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外交规模越大，其对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跨境旅游的积极影响越显著；城市外交对跨境旅游的影响呈现显著的非对称性，表现为其对中国赴南方国家出境旅游的推动作用明显强于南方国家来华旅游，每增加1对友好城市，预计将推动中国赴南方国家出境旅游增加约2.252万人次，而南方国家来华旅游仅增加约1.184万人次；制度距离对上述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且该调节效应对中国出境旅游的影响显著强于对南方国家来华旅游的影响；城市外交对跨境旅游发挥稳健促进作用，其通过提升政治互信和经济共生的双重路径实现旅游促进效应；受全球南方国家属性特征差异的影响，城市外交对跨境旅游的促进效应存在多元差异。

南沙天后宫作为华南地区重要的妈祖文化载体，在数字媒介的推动下，正经历由“历史性场域”向“流动场域”的转变。文章以游客感知为切入点，将其作为理解空间体验与文化传播效果的重要线索，基于3 838条网络文本与22份半结构式访谈，运用扎根理论、词频分析与情绪识别方法，构建了由内容转译、空间承载、体验反馈与传播创新组成的场域转化模型。研究发现，游客关注重心正由参与祭祀转向建筑景观、视觉呈现，文化资本在数字平台中被重组为更具符号化特征的传播内容，传播动力由线下在地参与逐步转向线上再传播。场域转化呈现“视觉强化−仪式弱化”的结构特征，文化内涵在传播中被压缩为景观符号，线上传播热度与线下信仰体验之间出现脱节；平台算法与流量机制加速了文化资本的转化，使传播更趋向可见性与互动性。在此基础上，研究揭示内容呈现、空间使用与游客反馈之间的循环关系，即线下实践为传播提供内容来源，线上再传播反向影响空间组织与活动策划，形成持续演化的场域运行机制。在理论层面，研究将“媒介资本”纳入场域分析；在实践层面，为文化内容表达与空间优化提供参考路径。

流动性背景下以乡村避暑旅居为特征的新兴家空间受到关注。在候鸟旅居者往复迁徙的时间作用下，其家空间的建构逻辑及演化过程为理解家与地方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乡村旅游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支撑。文章以乡村避暑候鸟旅居者为对象，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探索了乡村避暑候鸟旅居者在历时性变迁时间点下的家空间建构及其在不同时间域下的家空间演化。研究发现，乡村避暑候鸟旅居者的家，由流入时间点的物理栖居、适应时间点的情感积累和融入时间点的生命历程共同建构。乡村避暑候鸟旅居者家的建构呈现动态的时间域差异和演化特征：短时域以气候适应性为主导，中时域伴随稳定社交关系的形成，长时域则体现为持续回归的城乡两栖居住模式。

在人口老龄化与空间流动性增强的双重背景下，老年旅居者的季节性迁移行为构成了独特的“休闲−志愿”实践场域。文章基于流动性视角，以海南省三亚市25名老年旅居者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度访谈方法，探讨老年旅居者志愿服务行为的影响因素、过程变化及生成意义。研究发现：1）老年志愿服务行为体现了个体追求、社会联结与空间赋能三者之间的互动，是个体能动性与地方社会空间相互建构的结果；2）以休闲体验为切入点，老年志愿服务行为实现了从偶然自发、零散无序向规范有序、常态开展的转型，在地域情感驱动下，逐渐形成参与深入、行为自觉的鲜明特征；3）老年志愿服务行为背后存在“人−地”互动机制，即需求−资源弹性匹配、跨地域社会资本积累、个体−社会价值耦合与地方依恋驱动。

文章利用2013—2022年海南省乡镇尺度统计和地理数据，采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检验村庄规划对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海南省各乡镇的村庄规划编制实施随时间不断完善，其空间分布呈“西聚东散中疏”的格局。2）海南省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程度随时间平稳递增，呈现“双核心、块状聚集”的空间特征，且研究期内南北两侧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保持优势水平。3）乡镇尺度是否存在村庄规划编制实施对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正向影响。村庄规划不仅通过资源识别、有效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等规划编制和实施内容促进本地乡村旅游资源开发，而且通过规划政策扩散、资源流动和技术学习促进邻接地区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然而，乡镇尺度的村庄规划数量对乡村旅游资源开发的影响相对有限，资源约束条件下，规划政策制定应当由数量导向转为质量导向。

文章以马克思产业资本循环理论为引导，从融合的基础设施、社会主体、外部环境及成效构建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马尔科夫链等方法，测度分析2012—2022年中国31省市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的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时空演化规律。研究发现：1）中国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呈“星星之火”全域发展趋势，但发展水平较低，仅上海、北京、四川、安徽4省市处于“双高”状态；区域融合水平由高到低呈“东中西，南中北”过渡性特征，且地区间显现“追赶效应”；2）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总体差异逐渐缩小，主要差异来源为区域间差异，其中西北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间差异显著；3）整体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较为稳定，表现出4类“俱乐部趋同”现象，其中“低水平”“高水平”趋同明显，存在“马太效应”；不同区域存在稳定性差异，向邻近类型转移概率大于非邻近类型概率，一般不会出现跨类型跃升。

沙地作为一种特殊的风沙地貌类型，兼具景观多样性与生态敏感性，在旅游资源开发中具有重要潜力。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内陆沙地，对海岸沙地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的系统性评估仍较薄弱，尤其在区域异质性识别、主控因子筛选与模糊信息处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为此，文章以福建平潭岛5个典型海岸沙地为研究对象，从资源要素价值、环境条件与开发条件3个维度构建包含25项指标的评价体系，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与德尔菲法确定指标权重，结合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定量评估。研究结果表明：1）资源要素价值是影响潜力分异的主导维度（权重达0.620 9），其中沙地规模、沙丘类型丰富度与沙滩舒适度为关键因子。2）坛南湾与长江澳岸段因沙地规模较大、沙丘类型丰富且沙滩舒适度高，被评为一级开发潜力；流水镇和山岐澳分别受限于沙丘地规模不足和沙丘类型单一，被评为三级开发潜力；白犬山因资源禀赋较弱，被评为四级开发潜力。3）评价结果揭示了“资源驱动—环境保障—开发制约”的作用机制，并提出差异化开发策略。文章在理论上完善了海岸沙地旅游资源开发潜力的评估框架，在实践上可为中国海岸沙地旅游资源的科学开发与分区管理提供依据。

国民对儿童教育与健康成长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父母+儿童”“母亲+儿童”等组合已成为亲子旅游的主要形式。然而关于不同群体类型的亲子旅游流研究尚未得到关注和深入探讨。对此，文章采用复杂网络分析、地理探测器等研究方法，以成都为研究区域，旅游景区为节点，分析不同群体类型的亲子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并进一步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不同群体类型的亲子旅游流网络具有显著的等级层次性，武侯祠、锦里、宽窄巷子在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2）不同群体类型亲子旅游流网络总体较为松散，具有显著的小世界特征。其中，“父母+儿童”旅游流网络的小世界特征最为明显；3）各个群体类型亲子旅游流网络社团发育程度偏低，属于弱社团结构；4）旅游资源集聚度、旅游知名度是亲子旅游流网络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父亲+儿童”旅游流网络结构受旅游资源集聚度的影响最大，“父母+儿童”旅游流网络结构受旅游知名度的影响最大。最后，文章从构建多元化旅游线路体系、打造亲子旅游集聚区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文章以黔东南黄岗侗寨“抬官人”节为案例，采用实地观察法和问卷调研法，从“多重嵌入”视角出发全面审视农民价值取向和行为逻辑。研究发现，传统村落村民在节庆活动参与中，因为结构嵌入形成差序格局下的非经济行为，文化嵌入形成互惠规范下的非经济行为，认知嵌入形成生存理性下的非经济行为，制度嵌入形成惯习维持下的非经济行为。这将难以发挥特色产业带动共富的优势，村庄存在因市场化困境返贫的风险。尽管嵌入环境造就传统村落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和锁定，但利用得当可通过撬动地方性资源为共同富裕提供资源路径，通过再造集体经济为共同富裕提供组织路径，通过自我赋权为共同富裕提供社区参与路径，最终利用讲好传统村落故事获取文旅融合优势，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新动能。

已有乡村绅士化研究强调土地私有制下中产阶层绅士群体对于推动绅士化的作用，而对于土地非私有制的国家和地区乡村绅士化过程中政府、市场及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多元模式缺乏足够探讨。文章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南京市江宁区龙尚村为例，探究乡建企业田园东方介入下龙尚民宿村的旅游绅士化发展过程与机制。结果发现，乡建企业介入的乡村旅游绅士化本质上是中国乡村振兴背景下，地方政府乡村旅游发展目标、乡建企业探索的乡村旅游绅士化发展模式、及绅士群体乡村生活或创业动机的契合。具体地：1）地方政府与乡建企业联合为乡村旅游绅士化发展创造制度条件；2）乡建企业打造具有绅士化审美特色的象征性和生活性景观，提升乡村土地和房屋的符号价值与商品价值；3）乡建企业招募多元绅士群体入驻，消费并再生产绅士化空间及差异化的旅游产品，使龙尚村实现从都市近郊普通村向民宿村的转变。乡建企业成为连接地方政府和绅士群体之间的桥梁。

厘清游戏产业助推文旅融合的特征和机制，对补充完善文旅融合发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黑神话：悟空》为例，运用场域转换理论，剖析文化符号在虚拟场域和现实文旅场域之间的流动和转换。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赋能不仅打破了文化资源的物理空间限制，还增强了文化资源的互动性与传播力，推动符号资本的增值和跨域传播，带动符号资本向实体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经济资本的转换。同时，游戏产业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了文旅消费模式的转型升级，提升了文化认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

文章基于景观感知理论的基本框架，以不同城市（成都、武汉、上海）Citywalk热门路线为基础，综合运用空间分析、多模态数据分析、内容分析等方法，探究不同城市背景下旅游者在Citywalk过程中的行为空间模式、感知差异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Citywalk在三城中表现为短途而深度体验的特质，具有综合性、小规模、相对自由的特点，旅游者偏好于具有文化与艺术氛围的城区目的地。2）认知—情感—文化多维感知差异塑造了独特的城市Citywalk体验。3）三城Citywalk模式各异：成都以文创街区为核心，融合创意空间与美食探索；武汉聚焦历史建筑，联动文化与自然景观；上海突出都市风光，交织人文艺术与现代时尚。4）城市的地理位置、规划理念、发展定位、历史背景的差异分别从自然环境、空间布局、发展方向、文化特征等维度影响Citywalk旅游体验，产生不同的地方感知。

民宿产业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女性民宿主作为乡村民宿产业的重要参与者，既推动也获益于乡村旅游和民宿产业发展。文章以广东省30位女性民宿主为研究对象，结合生命历程理论的4个核心原理，运用访谈法和主题分析法探究女性民宿主成长与乡村民宿发展的双向互动机制。结果表明，在民宿主成长与乡村民宿互动发展过程中，女性民宿主在乡村振兴、乡村旅游、乡村民宿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挥个体能动性，运用过往积累的资源与家庭、社会、政府等社会关系网络融合获得精英身份，响应了不同阶段的乡村发展需求，带动了乡村民宿发展，从而使女性民宿主在实现自身成长的同时反哺乡村旅游和民宿产业发展。同时，乡村民宿发展也加快了民宿主的社会关系网络构建，提升个人能力，积累更丰富的发展资源，助力民宿主个体快速成长。

文章以川藏旅游廊道为研究对象，从资源禀赋、接待水平、基础设施、安全保障4方面构建旅游廊道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法和障碍度模型，对川藏旅游廊道的成熟度和主要障碍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川藏旅游廊道成熟度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沿线大多区段成熟度较低，且大部分集中在西藏地区；2）川藏旅游廊道成熟度呈现“高—低—高”的空间分布特征，成熟度高的地区分布在廊道两端的成都和拉萨，成熟度低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廊道中部的波密—芒康段、理塘—雅江段；3）接待水平、基础设施、安全保障、资源禀赋是川藏旅游廊道成熟度的主要障碍因素，其中接待水平的障碍度最大；4）川藏旅游廊道沿线各区段的主要障碍因素各不相同，其中安全保障是大多区段均存在的障碍因素。

游憩空间是保障国民生活质量、身心健康和社会互动的重要载体。以往研究侧重从供给侧刻画城市游憩空间供给结构，对基于社会感知的城市游憩空间“图谱”刻画不足。文章以广州市为例，利用马蜂窝与携程网上采集的社会感知大数据，基于机器学习方法识别游憩情感，并结合GIS空间分析与热度-情感匹配性分析，探讨城市游憩空间结构与体验特征。结果表明：1）广州市城市游憩空间分布呈现“核心集聚、边缘分散”“一核多中心”的特征，与水系、交通要素具有依存关系；2）广州市城市游憩空间热度两极分化特征较突出，空间上呈现“核心—边缘”递减特征，“性价比”是广州市城市游憩空间的核心感知因素；3）广州城市游憩空间热度-情感总体匹配性较差，空间上分为中心城区“两极分化”型，花都区、番禺区、白云区、从化区“体验提升”型以及增城区、黄埔区、南沙区“供给不足”型3类。

文章以丽江大研古镇为例，借助多源数据和多元空间分析方法，剖析其线上线下游客集聚热度特征及转化机制，结果表明：1）大研古镇线上线下热度的空间关联程度高、整体分布极不均衡，线上热度排名前10%的空间单元汇聚了超过90%的浏览量与签到量，呈现幂律衰减特征。线下热度排名前10%的空间单元汇聚了超过33.6%的总游客量，呈现以四方街为核心向外围递减的“核心—边缘”格局。2）游客集聚行为是线上线下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游客移动行为、数字内容打卡行为和数字内容浏览行为之间形成正向促进效应。3）旅游古镇在注意力经济的影响下，通过数字媒介流量传播实现线上线下热度的转化。在这一过程中，地方特色资源通过游客的打卡行为转化为数字内容，高质量数字内容通过媒介传播实现注意力资本的积累，从而吸引游客移动与消费行为的集聚，塑造出新的“网红打卡地”。

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早已被学界证实，但其空间效应范围有多大、是否存在边界以及有何规律性亟待深入研究。基于旅游经济促进经济发展假说（TLGH）和“地理第一定律”两大假说，利用2010—2020年贵州省88个县域单元的面板数据，基于SPDM双重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县域旅游经济增长对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探测其空间衰减边界。研究发现：1）贵州省县域旅游经济增长本地和邻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受贵州旅游经济增长发展阶段影响，间接效应低于直接效应；2）贵州省县域旅游经济增长对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空间溢出衰减边界，空间溢出效应随着地理距离变化形成“倒V型”曲线。90 km为贵州省县域旅游经济增长空间溢出的最小空间溢出边界，350 km是最优溢出边界，450 km是最大空间溢出边界。

生计旅游转型是滨海渔民实现生计策略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改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及支持目的地旅游业发展的有效策略。文章以可持续生计理论和前景理论为基础，结合滨海渔民特殊属性，搭建滨海渔民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并构建生计资本、风险认知和生计旅游转型意愿之间的关系模型，进而利用对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捕捞渔民开展调查获取的310份有效问卷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滨海渔民可持续生计总体水平较低，维度差异较大。其中自然资本水平较高，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水平中等，金融资本水平较低，社会资本水平最低。2）生计资本对渔民生计旅游转型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其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自然资本和金融产生显著负向影响。3）风险认知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对生计旅游转型意愿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而在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影响中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近年来，革命老区红色旅游的热度持续上升。旅游地居民作为旅游发展的主要承载者和利益相关者，其对旅游发展的支持表现出多样化和动态化的特征。然而，现有研究对于居民的红色文化敬畏在旅游发展中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的探讨尚不充分。文章基于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构建了包含红色文化敬畏、红色文化认同、政府信任和旅游发展支持的研究模型，并运用准实验研究和实地调查法进行检验。研究表明，红色文化敬畏作为一种积极情绪有利于塑造个体亲社会行为，对旅游发展支持具有正向影响，该影响分别通过红色文化认同和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以及二者的链式中介作用实现。具体而言，红色文化敬畏加深了居民对红色文化价值的理解，使居民倾向于对红色文化产生认同，进而更关注当地旅游发展；同时，红色文化敬畏能够增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减少了对旅游发展的担忧，从而提升对旅游发展的支持；此外，红色文化认同加深了居民对政府推动旅游发展的积极认知，提升了对政府的信任，从而形成旅游发展支持。文章丰富了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的应用领域，阐明了红色文化敬畏对居民认知和行为的影响机制，为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实践建议。

文章从旅游者视角出发，深入探讨非遗标签的概念内核及其在目的地感知中的作用机制。通过深度访谈和扎根理论分析，研究表明：1）非遗标签是由地方政府认定的、以地方文化为基因、内外价值相统一、兼具可靠性和独特性的地理标志；2）文化赋能是非遗标签形成的基本因素，而价值和属性是地方文化赋能非遗标签的2个重要维度；3）多元利益相关者参与非遗标签的认定与规范，通过多样化的市场活动和营销策略，对旅游者的非遗资源、非遗旅游体验以及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等感知产生影响。

文章以乡村类世界遗产地宏村为例，引入图式理论，通过扎根理论对携程网的游记文本进行深度挖掘，探究乡村类世界遗产地旅游者的乡村性认知图式及生成机制。研究发现：1）旅游者通过具身体验和行为互动2种方式获取世界遗产地乡村性具象图式并使其与既有图式产生共振，既有图式深化丰富具象图式，实现图式的跨时空整合；2）文化背景和个体经验形成的既有图式是旅游者形成认知图式的本我基础，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乡土特征及代代积累的传统文化蕴含于个体既有图式中，旅游者的既有图式与乡村旅游地环境相互作用，经过预期对比、独特性对比、特征联想和跨时空想象进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认知加工；3）乡村性认知图式包括自然生态图式、日常生活图式、文化图式和场所氛围图式4类子图式，自然生态图式为日常生活图式、文化图式提供空间基础，后两者为自然生态图式提供一定外部力量，塑造乡村自然性和人文性特征，文化图式规训乡村日常生活图式，日常生活图式同时也践行和重塑文化图式，三者共同作用于场所氛围图式，形塑乡村性整体认知网络。

基于“投射-感知”和木桶等理论，以网络游记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网络文本分析和成分距离分析等方法，将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官方投射形象与游客感知形象进行对比，并采用二维四象模型对其形象进行优化路径探究。研究发现：1）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投射-感知”形象差异明显，投射类高频词主要涵盖生态与自然保护等方面，感知类高频词主要包括旅游体验和设施设备感受等方面；基于高频词特性研判，将10个试点区归纳为生态环境类、空间布局类、服务品质类和功能价值类4个形象主类目，且不同试点区“投射-感知”形象构成不同的组合类型。2）关系链方面，官方投射和游客感知社会网络语义呈现“核心—次核心”发散状的网络结构特征，分别构成“国家-公园-生态-保护”和“景色-景区-景点”2条关系链。3）形象结构差异方面，空间布局主类目成分差异较大，其作为木桶短板影响试点区整体形象的塑造。为此，中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形象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应从“整体-局部”视角出发，针对不同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的“投射-感知”差异区域，采取因地制宜的优化对策。

基于文献梳理及长期实地调研经验积累，提炼总结了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居民文化适应的过程机理，并根植积极心理学探讨文化适应的整合路径，结果表明：1）结合城乡关系演变的时代背景及“U型”曲线理论，可研判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居民文化适应的过程机理。外来文化进入期，居民外在行动积极配合，内在感知具有外来文化偏向和发展期待；文化碰撞调适期，居民外在行动上文化冲突与矛盾频发，引起内在心理负面情绪及文化同化；文化整合期，目标为经历磨合后居民在外在行为上积极主动配合，能传承自身文化并寻求进步，内在感知上心理满意度不断提高，拥有文化自信和积极开放的文化认知。2）援借积极心理学研究理念，基于过程机理的不同阶段，提出传统村落居民文化适应的整合路径。从政府的宏观调控、多元主体协调及预防监督机制3方面创建积极的社会组织系统；从跨文化互动技能、主人翁观念以及灵活开放的文化认知3方面塑造积极的人格特质系统；从文化认同、游客正向凝视和社区关怀3方面营造积极的情感体验系统。

现代社会的加速发展对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消极影响，通过旅游减速实现体能恢复和精神重塑成为生活潮流，但理论上在旅游情境中消费者如何体验和实现时间的减速尚未得到研究。文章选取在旅游者眼中独具慢生活体验魅力的丽江古城为案例地，结合网络游记和访谈的文本材料，采用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对慢生活体验的内涵和发生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古城旅游慢生活体验是旅游者在解脱需求、记忆和情感的唤起下前往古城旅游目的地，享受时间流逝的沉浸式体验过程；2）时间实践、空间实践和意义赋予是古城旅游慢生活体验的主要方式，贯穿旅游者慢生活在场体验的全过程；3）古城旅游慢生活体验包括精神唤起、状态松弛、生活沉浸和价值实现4个阶段，各阶段相互联系共同推动旅游者减速体验的实现。文章从微观层面的旅游者出发，构建了古城旅游情境下的慢生活体验模型，为深入理解旅游者的减速体验提供了新的思考，同时回应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旅游的对接。

如何通过关系营销激发顾客公民行为，是民宿高质量发展中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归因理论，以关系质量（信任和互惠）为中介变量，动机归因（利己与利他）为调节变量，探索民宿关系营销（信息沟通、人情投资）对顾客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通过Credamo平台收集322名民宿顾客的数据，结果表明，1）民宿情境中的顾客公民行为由帮助行为和容忍行为2个维度构成；2）民宿的关系营销对关系质量和顾客公民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关系质量对顾客公民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3）关系质量在关系营销和帮助行为的关系中具有中介效应；4）动机归因在关系营销对容忍行为的影响中发挥调节效应。研究在实践上拓宽了关系营销理论的旅游应用场景，有助于民宿维护好主客关系并激发顾客公民行为，为民宿旅游服务及产品开发提供参考。

基于自传体记忆理论和自我扩展理论，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在挖掘旅游记忆建构维度的基础上，探讨旅游记忆建构对旅游者自我概念扩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旅游记忆是旅游者在场体验后，经个体筛选和重塑所形成的难忘的自传体记忆，呈现深刻性和动态建构性，其建构维度包含认知评价、互动感知和情感涉入3个方面；2）旅游记忆中的认知评价、互动感知和积极情感涉入有助于促进旅游分享行为，旅游分享又进一步显著正向影响旅游者个体自我和社会自我的扩展；3）在旅游记忆建构对自我概念扩展的直接效应中，认知评价和互动感知对个体和社会自我扩展皆具有正向作用，而积极情感涉入仅对个体自我扩展具有正向作用，其通过旅游分享间接影响社会自我扩展。

基于国家高质量发展理念内涵，结合革命老区地方实践和地域特色，采用扎根理论进行三级编码，编译出革命老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科学构建了革命老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以赣州、闽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革命老区县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以传承、保护与利用红色文化和资源为任务，推动经济发展规模增长和结构优化为路径；2）评价指标体系由“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城乡协调-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内外开放-红色文化”7个维度40项指标所构成；3）赣州、闽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在县域高质量发展水平上呈现较为明显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特征，且省域边界县域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低；4）创新驱动是革命老区县域高质量发展差异的重要来源，而生态文明对于现阶段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尚未体现足够的驱动力。研究对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以海口北港岛为案例地，通过访谈、文本编码归纳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索村民生计转换意愿的影响因素、形成路径与机制。研究发现：1）政策引导、游客进入、人力资本、地方情感、生计满意、经济资本和家庭压力是影响村民生计转换意愿形成的主要因素；2）游客进入和地方情感是推动生计转换意愿形成的必要条件，但所有单影响因素均不构成充分必要条件；7个影响因素共产生4条组合路径，按其内在逻辑可将村民生计转换意愿形成路径划分为个体认知导向、家庭责任驱使和外部环境推动；3）旅游发展初期村民生计转换意愿的形成机制中，个体认知导向逻辑有最高解释力度，家庭责任驱使逻辑次之，外部环境推动逻辑最低。常驻与非常驻村民在主观层面对生计转换意愿形成路径上的差异造成不同村民群体在意愿上的强弱分异，成为当地生计转型受阻的主要原因。

选择处于探查阶段的海口市北港村为案例地，以决策行为理论为分析框架，构建了一个居民视角下由理性层面的旅游发展潜力认知、积极影响感知、消极影响感知和非理性层面的地方感组成的概念模型，使用AMOSS和SPSS软件量化探究上述因素对探查阶段旅游地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1）在旅游发展探查阶段，旅游发展潜力认知、积极影响感知、消极影响感知和地方感对居民支持度产生显著影响，其中旅游发展潜力认知不仅通过直接和中介作用对居民支持度产生影响，还对积极、消极影响感知和地方感产生不同程度作用；2）地方感强的居民对旅游积极影响的感知较易受旅游发展潜力认知调节，而居民对旅游消极影响的感知不易受其他因素调节；3）在居民的主观选择决策中，理性与非理性的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在同构关系下，理性与非理性因素之间各自独立又彼此交融。

以风险边缘理论和情绪评价理论为依据，以海南省万宁市日月湾为案例地，以风险偏好者为调查对象，引入情绪和体验质量作为中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效应分析方法，探究风险感知对冲浪旅游者重游意向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风险感知对冲浪者的情绪唤起有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且情绪在风险感知对冲浪旅游者重游意向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因此调动旅游者的积极情绪至关重要。2）体验质量在情绪对重游意向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略高于直接效应，因此，冲浪旅游经营者不仅要充分调动冲浪者的积极情绪，更要想方设法让冲浪者获得更高质量的冲浪旅游体验，才能更好地吸引冲浪者重游。3）为促进冲浪旅游可持续发展，日月湾应以风险偏好者为重点营销对象；建立冲浪俱乐部（店）管理规范和冲浪教练考核机制；加强安全监管，护航冲浪体验；助力成功冲浪，激励积极情绪。

运用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与弗雷泽社会正义尺度理论，借助结构方程模型的因子分析方法，基于原住民这一旅游供役地权利人（弱势群体）的主位感知视角，构建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感知测度模型。以洱海西岸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及访谈法，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感知测度模型可由承认正义、分配正义及参与正义维度3个维度共13个测量指标进行表征；2）村民对洱海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感知处于中立范畴；3）破解湖滨旅游地空间不正义症结，关键在于对湖泊及其湖滨区旅游供役地权益的制度性“确认”，并通过建立向旅游经营者开征“旅游供役补偿费”制度，并经由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在旅游供役地权利人、需役地权利人与旅游者等利益主体之间建立起共建共享共治命运共同体，才能真正实现湖滨旅游地的空间正义。

纪念性恐惧景观是人类珍贵的记忆遗产，但因灾难事件存在非亲历性和时空距离感，公众可能会对其产生负面的地理想象，纪念性恐惧景观的社会意义不断陷入困境，如何建构纪念性恐惧景观的神圣性成为重要的研究问题。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案例地，运用扎根理论探讨了媒体话语下纪念性恐惧景观神圣性地理想象的建构过程与机理。研究发现：1）网络媒体将南京大屠杀记忆扩展至更宽广的时空语境之中，叙述重点呈现由宏观历史向微观生命意义演变的趋势。2）国家及媒体通过命名规范、法律尊崇、象征物建构、仪式互动等方式，自上而下地将纪念馆建构为一个神圣的和平纪念地与新时代国家形象的传播地。3）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神圣性建构的过程中，纪念仪式扮演着联结主体、记忆与空间的重要角色。公众通过参与纪念仪式将自身与记忆场域和集体身份相连接，产生强烈的使命感与意义感。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斐济和瓦努阿图的华侨民宿为例，对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爱彼迎化实践模式进行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1）爱彼迎化形成了偏离型、游离型、磨合型和契合型4种实践模式的连续轴，在群体属性、行为意向和短租实践方面呈现异质性；2）跨国民宿主利用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维持中产阶层地位甚至实现阶层的向上跃迁，展现了基于数字平台支持的资产经济民主化进程，在此进程中没有引致直接最后居民失所；3）短租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共享经济，并逐渐转向非标准在线住宿代理商。

从旅游经济联系视角提出城市群生命周期理论，运用修正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对2011—2019年北部湾新兴城市群旅游经济联系空间结构演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北部湾城市群旅游经济联系逐步加深，2019年联系总量是2011年的37.42倍，旅游经济联系结构由松散发展为多核心网络结构。2）北部湾城市群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密度翻了6.01倍，网络结构从松散联系型转变为较紧密联系型，旅游经济核心区范围不断扩大，边缘区内部的旅游经济联系仍较弱。3）城市群中心性由严重两极化及城市间发展地位悬殊，演化为较均衡发展态势；从以南宁为单一中心，演化为“3中心-7节点-5边缘”的网络型空间结构。南宁、湛江和海口是北部湾重要的旅游中心和增长极。4）北部湾城市群历经雏形期进入成长期，目前尚未成为成熟期城市群，研究提出“政府推动+交通联动+产业互动”的北部湾城市群优化发展机制，以期促进城市群高质量协同发展。

运用内容分析法，基于15个典型海洋国防旅游景区的相关网络文本数据，从官方投射和游客感知2个角度对中国海洋国防旅游形象进行解析，并在Jaccard距离分析的基础上，应用霍尔编码解码理论对其传播模式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北部沿海地区的文化和军事形象更为鲜明，东部沿海地区的航海与教育意义较为突出，南部沿海地区的历史性和国际化特征尤为显著；2）中国海洋国防旅游的投射形象与感知形象均聚焦于旅游范畴，同时二者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各景区侧重对完备形象的塑造，强调自身社会教育价值，而游客则对互动体验性高的活动项目感知印象更为深刻；3）主导型和协商型为中国海洋国防旅游形象的主流传播模式，其中主导型模式主要体现在国家认同方面，并通过具体的文化资源、教育活动等加以呈现，协商型模式则在旅游活动和旅游基础设施节点上较为显著。

截取武汉解封前后共1个月的微博数据，探讨因疫情带来的共情、目的地形象变化对后疫情时期旅游意愿的影响。通过文本分析和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后疫情时期，人们对武汉的共情以积极情绪为主，占比85.09%，武汉的目的地形象要素除了“热干面”和“樱花”，还因为在疫情中体现出的顽强精神及巨大牺牲，被赋予新的“英雄”形象；总的来说，人们对武汉的旅游意愿较为强烈，疫情本身转化为一种特殊吸引物。假设模型检验结果显示：共情能直接影响旅游意愿，但在目的地形象加入模型后，共情对旅游意愿的作用被完全中介，其效应量为0.191。综合来看，在面对突发公共危机时，需要做好积极情绪引导，对旅游业而言，积极情绪意味着较高的旅游意愿，但是，在共情和旅游意愿之间，需要重视目的地形象的完全中介作用，其在联通情绪与行为意愿的过程中起非常关键的作用。

为充分把握新冠疫情发生前后乡村旅游游客的行为变化，利用网络游记，基于旅游进展的时间逻辑构建乡村旅游行为模式，通过扎根理论对新冠疫情发生前、后浙江省乡村旅游者的行为变化进行比较。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行为包括行为动机、体验行为、评价感悟行为3个阶段，其框架可从行为时间、行为环节、行为内容、行为层次4个方面组织；2）新冠疫情的暴发给乡村旅游造成危机的同时也带来发展机遇，疫情下催生出包括疫情压抑反弹、逃离疫情阴霾、门票特价诱惑、寻求安全区域、出行时间限制和出行空间限制在内的六大新兴乡村旅游动机；3）旅游实际体验中，疫情背景下乡村旅游游客体验行为呈现一系列新特征，体现在交通选择行为、拥挤感知程度、消费行为、管理体验行为上，景区游客数量、景区管理措施、景区消费场所的改变能相应地影响旅游者行为；4）疫情下出行需求与现实矛盾激烈影响旅游者的情感，游客的情感表达更为复杂。

为探究后疫情时期“城市―郊野”旅游流移动态势及旅游发展趋势，以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网络为对象，搜集疫情发生前后各两年（2018年1月―2021年12月）的网络游记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对疫情前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郊野”的旅游流分布状况及游客选择偏好进行比较。研究表明：1）疫情后大湾区整体旅游网络密度相对疫情前大幅度下降，特大城市尤其境外城市旅游受疫情影响更为明显；旅游网络联通性弱化严重，聚集效应变差，更趋向于分散和割裂。2）疫情后旅游网络“核心-边缘”结构弱化，核心区和边缘区的界限变得模糊和淡化，部分郊区、乡野景区在网络中的重要性明显增强，成为新的核心区。3）疫情后港珠澳及广州等传统核心城市节点在网络的联通性、控制力弱化，景点凝聚子群从疫情前呈现广州与佛山、珠海和澳门等珠江口西侧旅游城市群的高凝聚性，转变为疫情后多点化发展的趋势，郊野凝聚子群强化，旅游呈现郊野化趋势。4）景点网络从疫情前的广州―香港―澳门3核心的发展模式转变为疫情后的广州―澳门―深圳－佛山4核心的“四驱多动”关系，港珠澳大桥在网络中的联动性下降。流动性限制与旅游驱动力是后疫情期旅游结构变迁的双向动力，疫情后大湾区旅游流空间网络是在疫情作用下发生的“城市―郊野”双向动态变化的双环结构，可能会逐渐呈现去中心化的散点发展态势。最后，提出后疫情时期应结合乡村振兴发展郊野旅游，加强城市―郊野旅游合作、打造联动性旅游融合圈，加强境内外旅游合作、建立旅游营销数据库精准引导出游等对策建议。

通过网络文本分析法，探讨中国大陆游客在赴日旅游前后如何重构对日本的国家旅游形象认知，并梳理其赴日旅游活动对日本社会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1）以赴日旅游为媒介的中日间直接接触，有助于中国大陆游客打破媒体构建的日本固有形象，形成较为积极的对日旅游形象认知，这主要得益于日本将入境游作为主动的地缘战略，推行对华“观光外交”政策；2）赴日旅游给日本带来可观经济效应的同时，其带来的社会问题也降低了日本国民的对华好感，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出境游尚未成为输出中国价值观和民族文化的战略工具。随着旅游全球化的深度发展，需要重视旅游地缘政治战略，提升中国出境游在改善他国国民对华印象的作用。